我在外面学了一句俏皮话：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觉得颇能概括某些人的特征，就记住了。周末的晚饭桌上，凭良心，我是无意中说出来的，却当场激怒了大哥和大嫂。
又一个周末，也是在晚饭桌上，爸爸正在感叹地说着中央为马寅初老先生平反的事情，大哥也是无意的吧，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的事儿呀，错批一个，多生两亿！”说罢，全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和小弟身上，好象假如当年不批判马老关于节制人口的学说，我和小弟就不会错误地出生了！
“真是岂有此理！”我冲着大哥大嫂说：“难道你们这垮掉的一代不是多余的，我们这读书的青年倒是多余的啦？”
小弟没吭声儿。因为他这个“黑小三”是全家公认的“多儿”——这是他的乳名，“多多！多儿！黑小子儿！”从小叫大的，听惯了。
然而，小弟现在也是个高中生、共青团员啦，门门功课都优秀，因此你再说他是多余的，也会伤害其自尊心吧。
当然，家庭矛盾并非只有这么一丁点儿。不过，我们兄妹、姑嫂之间，却从此闹开了别扭。
差异就是矛盾。我是电影学院表演系的高材生，穿着花裙子、高跟皮鞋，开口“蒙太奇”，闭口“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可大哥呢，是农机厂的一名铸工。你了解铸工吗？我不是说大型钢铁厂的铸工，那里有机械化的流水线和降温设施；而是说全凭手工操作的铸工。如果按照工人们常说的“甜活儿”、“累活儿”、“脏活儿”依次往下排，那就是：打砂型的，抬铁水包浇铸的，开模和给毛坯剔毛刺儿的，烧通天（化铁）炉的，装料的，劈生铁块的，砸石灰石的……这后几种，严格说起来并不属于技工，而是壮工。
有一回我到农机厂去找大哥，亲眼看见他和几名工人一起，喊着号子把滑车一端的绳索用力往下拽，滑车另一端有个簸箕大的钢斧头（请原谅我叫不出它的名字）便被提升起来，他们一齐松手，那钢斧头就靠着地心引力自然下落，“咣啷”一声劈开了地下的一块生铁锭！然后大哥他们又拽绳索……难道这就是铸工吗？这种单调的往复动作需要什么文化吗？我真不敢问问大哥，他们为什么不搞点儿技术革新，不造一台什么破碎机来代替这个笨重的钢斧头？难道一年三百六十天，每天八小时，就只会“哼！嗨！”的来回拽那一根大粗绳子吗？
也许我的优点和缺点加在一起，就是爱提问题。我真想提醒大哥他们，要自己想想办法，改善一下操作方式和劳动条件……对啦，上次周末的晚饭桌上，我大概就是想说这件事，而不自觉地先说了那句伤人心的话。大哥立刻就瞪着眼睛跟我嚷：“我是壮工！四肢不发达行吗？要头脑干什么，想得越多越苦恼！”大嫂也冷笑着说：“壮工这个名词儿也是你们知识分子给取的吧？很妙，非常确切！抓住了要害——壮工的身子骨儿必须壮实！其它的嘛，再有个嘴巴会吃饭就够啦！”
我们这个家庭，每周团圆一次，就是周末的晚饭桌边半小时，哪怕你吃完晚饭撂下筷子抹嘴就走哩，也得按时来。否则妈妈就会伤心落泪。“见一次面少一次啦！”她老人家亲手做的冰糖肘子、红焖鸡、狮子头、千层糕，给谁吃的？没有我们这些爱吵架的儿女，二位老人半口也咽不下。
“可怜天下父母心吧！”爸爸有一次说了这么句伤心话，惹得我哭了好几分钟。
合家团圆，共叙天伦之乐，本应是个抒情的画面（请原谅我无法避免使用电影术语），色彩的基调是“暖”的。可惜爸爸接着往下说道：“我老啦，退休啦，与世无争，倒也平和安宁……只是大哥不学无术，叫我悬心！”
此时大哥说道：“爸爸，您甭操这份心啦！虽说都是一家人，可各个儿的运气都不同。谁叫我背了时，该念书的时候没念书，文化水平这么低哩！”
听了这话，妈妈又悄悄地抹泪了。
大嫂这人心眼倒也好，就是嘴巴尖酸，说话刻薄得很：“咱们家呀，知识分子工农化，化得可快啦！现在就缺工农分子知识化啦！”
这些话儿，都是在除夕守岁吃年饭的桌边上说的。窗外下着鹅毛雪，胡同里传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此时此刻，人们最容易思前想后，触景生情。
一九六八年的除夕，爸爸嫌我们年纪小，嘴不严，就用英语与妈妈密谈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惊讶地看见爸爸与妈妈握手、拥抱，相对流泪。我紧紧地搂着刚满两岁的小弟，叫他不闹，说也奇怪，他当真一声不吭。大哥这年十六岁了，这个全区初中数学比赛第一名和英语朗诵第二名的三好学生，已经作为“黑教授的狗崽子”陪着爸爸在大学校园里挨过斗，并且承受过中学红卫兵“红色恐怖”的洗礼……他过早地品尝了人生的苦酒。他很懂事，而且听懂了父母密谈的若干单词，象个早熟的小大人似的，不哭不惊，使劲咬住下嘴唇，又用手绢悄悄地擦掉血迹，走过去对父母说：“爸爸，妈妈，你们放心走吧！我也走……中国大得很，我就不信活不下去了！”
过完那个无言的春节，爸爸就到江西干校“劳动锻炼”去了；妈妈抱着小弟到北大荒的农场“焕发青春”去了；大哥也到京郊插队落户接受“再教育”去了。北京城里，只留下了我这个十岁的“大姐”看家和上小学。
在这八年之中，只有大哥每隔两三个月就回城看我一次。可爱的大哥啊！他每次回家住个三四天，不仅给我买粮食、买煤球、安炉子、糊窗户、拆炉子、交学费，还要给我补袜子、拆洗被褥和棉衣，领我去看一场电影，买一根又甜又凉的冰棍儿，而且象个家长那样，每次都要去拜访我的班主任，听听老师的意见，查查我的分数，然后回来对我进行一次十分严肃的批评和教导。可敬的大哥啊！他小小年纪，“又当爹、又当妈”，坚定地承担了保护妹妹的全部责任！每当我想起他那粗大的手指捏着小针，笨拙地给我缝补衣裳的时候，想起他用橡皮膏粘补自己肩头上的补丁的情景，我就再也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了……
可是，这么好的大哥也渐渐地发生了变化。除了对我的关怀没变之外，许多方面都变了。他学会了抽烟、喝酒、骂人、打架，甚至在衣兜里揣半把剪刀。我惊恐地偷了那半把剪刀，扔进了下水道。这却惹得他暴跳如雷地吼骂：“这种年月，要想活着，全靠自己保自己！不能手无寸铁！谁再欺压我，就跟他拚命！”
大自然的风刀霜剑，田野里的五谷杂粮，社会上的爱爱仇仇，农民们朴实勤劳的优点和狭隘守旧的缺点，以及书报广播中的假大空话，都对大哥起到了“脱胎换骨”的再造作用。他二十二岁的时候，已经身高一米八十，直眉瞪眼，硬肌肉，紫皮肤，粗手大脚，满嘴脏话，动辄挥拳，浑身散发着烟酒和汗酸的混合气味儿了。
由于缺少文化，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尊心和自卑感，两个极端的东西，在他心里奇怪地糅合在一起，相反相成，育出了无知加狂妄的性格。有一次回城，我劝他先去理个发、洗个澡，他却把钱往桌上一拍，命令我立刻去买一瓶“二锅头”和一斤猪头肉……傍晚，我说：“你无论如何也得先洗洗脚吧！”你猜他怎样回答？他瞪了我一眼：“连你也快变成臭老九啦！脚上没有牛屎，哪儿来的大米白面养活你们城里人？”
这时，一个男同学来给我送作业本儿，大哥接过去一看，大概因为看不懂，那种嫉恨知识的狭隘心理立刻膨胀起来，无端地指着我的同学骂道：“小白脸儿！你要敢再来，小心我打断你的腿！”
男同学吓跑了。我也委屈地哭了起来……他却摆出了十足的家长架子，专横地说：“不准自己搞对象！赶明儿长大了我给你找一个！”
一九七五年，妈妈带着小弟回到了北京。打倒“***”之后，爸爸也回来了。虽然父母都恢复了工作，然而，“劳动锻炼”却使爸爸永远丧失了劳动能力。“焕发青春”也使妈妈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的小老太婆。不久，大哥也回城当工人了，他还带回来一位怀了身孕的未婚嫂嫂。
大嫂与大哥同岁，经历也基本相同，只是她的父母不需要再回北京了，连骨灰也找不着了。巧吗？她父亲与爸爸还是早年哈佛大学的同窗哩。爸爸一句话也没说，就含着眼泪承认了这个新来的家庭成员。
爸爸怎样看待大哥？我不知道。只发现骨肉团圆之后不久，没几个月，他们父子之间可谈的话越来越少了。最少的一天，爸爸对大哥只说了三个字。这天大哥工休，在家无缘无故地喝了很多白酒，先是满地吐痰，随后又呕吐了一地。爸爸气极了，扔给他一把苕帚，大声说了三个字：“扫……快……滚！”
大哥一个字也没说，就真的“滚”了。他住进了工厂的集体宿舍，据说酒喝得更多了。大嫂也一样，住在另一家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只把她尚未断奶的男孩“刘浪儿”扔给了奶奶。从此，妈妈又拥有了一个新代号：奶奶。
为什么给孩子取名叫“刘浪”呢？首先因为我们家姓刘，其次，我这个可怜的小侄儿出生之后，大嫂每天抱着他上下班，白天放在工厂的哺乳室里，晚上丢在奶奶身边；有时候奶奶病了，或是集体宿舍的女工们多得了几块钱奖金，大家心情愉快，忘记了骂人的那几天，大嫂也就敢于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让他半夜也能吃上几口母奶；工休的日子，大哥大嫂便带着这个孩子到公园里去团聚一整天，直到晚上十点多钟，“清园”的时间已过，民警手电筒的光柱照在了他们脸上为止……否则，他们宁愿在公园里度过仲夏之夜。因此，这孩子实际上成了个流浪儿。“刘浪”这个名儿，就是大哥大嫂走出中山公园派出所的时候，灵机一动，商量着给取的。那天深夜十一点了，公园派出所的一位小民警，在“清园”的时候“抓”住了大哥和大嫂，认定他俩有不轨行为，就带到了派出所里去询问，幸亏有一位富有经验的老民警在场，他发现两个青年工人抱着的孩子会叫“爸爸！”“妈妈！”于是鼻子一酸，说声“对不起！”就把大哥大嫂放了。
“刘浪儿”也不能老是流浪呀，难道仅仅因为父子不和，就长期把大哥轰出去吗？其实并非如此。主要原因还是房子太小。当年抄家之后，我们只保留了一间东厢房，十四平方米，如今实在难于三世同堂呀。因此，一考上大学，我也搬进了集体宿舍。
“刘浪儿”四岁了。领导上按政策照顾爸爸这位退休的老教授，在前三门新建的居民楼中拨给了一套住房。原先那间东厢房当然就由大哥的小家庭继承了。
社会在变，人也在变。此时我二十九岁的大哥又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毅然戒烟、戒酒、戒掉了满嘴“他妈的”，从而赢得了大嫂赠送的“刘三姐（戒）”的爱称。他也不再挥拳打架了，自己解释说：“如今国泰民安，民警敢管坏人了，也就用不着我在兜里揣半把剪刀啦！”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这间东厢房，“总算有了个窝罗！”他欣喜若狂，逢人便说：“再也不会被人家当作流氓从公园里往外赶啦……唉，我也是个当爸爸的人了，没别的本事，就好好照顾一下小家庭吧！”
大哥和大嫂反复商量妥帖之后，把孩子送进幼儿园，甩掉了这个活累赘，就晃开膀子大干了！小两口下定决心，豁出去累掉十斤肉，也要把各自工厂里明文规定的奖金项目，诸如什么超产奖、安全奖、节约奖、全勤奖、年终奖、加班费、夜餐费等等，只要能争到手的，统统拿回来！做什么？建设自己的“安乐窝！”
“三十而立！”爸爸当着全家人的面，说了这句颇带讽刺意味的话，又用犀利的目光逼得大哥大嫂红着脸低下了头……
在大哥三十周岁生日的这天晚上，爸爸、妈妈领着我和小弟来到了他们的“安乐窝”里。一切都使人出乎意料之外。我们的第一件事，好象不是向大哥祝贺生日愉快，而是不得不首先参观这间彻底改造过的东厢房！
老式的木棂纸窗换成了新式钢架大玻璃窗，又挂上了孔雀绿的丝绒窗帘儿。大嫂讲解道：“这是我们厂的最新产品，专供高级宾馆做窗帘儿用的！”
新打的水泥地面又刷了深红色的油漆，踩上去颇有地板铺地毯的那种柔和感。小弟高兴地跳了跳，试试它的弹性。大哥赶紧介绍工艺流程：“在水泥地面上先抹一层一厘米厚的腻子，拍得又平又光，再刷三道油漆……”
银花纸裱糊的顶棚，悬着莲花瓣型的小吊灯；四面墙壁都用塑料花纸裱糊一新，一花落地，大嫂抢着说：“这可是个好东西，光溜溜的不挂灰尘，连苍蝇也会滑一跤的！”
屋檐下新扩张出去一间六平方米长条形的小厨房，也被裱成了个花窝窝儿！
更叫我们吃惊的，是原先留下来的旧家具一件也没有了，换成了全套水曲柳的新家具，连风格款式都是统一的！
大哥解释道：“盖房、抹地、做家具，全靠小哥儿们换工互助。青年工人里边，艺术天才有的是！做家具成风……”
爸爸双眉紧锁，问：“你们哪儿来的这么多钱？”
大嫂象是受了委屈，立刻急了，口齿伶俐地回答：“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借，第四也没朝您老人家要。全凭自己卖力气，多劳多得！还靠勒紧裤腰带，窝头就咸菜，毛儿八分的从牙缝里往外抠！问问您的小孙子吧，这一年，除了幼儿园给点好吃的，回家以后他吃过一块糖球儿吗？”说着说着，她眼圈儿一红，泪珠儿“啪啪”的滴在了人造革绷面的大沙发上。
大哥也说：“现在的工人就是这样儿，钱比从前多了，可也还有限，衣食住行四件事儿，只能顾一半：讲穿不讲吃，顾家不顾车——宁可走路上下班，也得穿好、住好。您留神看看吧，北京城里穿得最漂亮的，家里摆设最洋气的，多半是青年工人。”
妈妈最富同情心，见大嫂哭，自己也陪着抹泪儿，当场许愿：“明天我就去取三百块钱，给你们两人一人买辆自行车。”
大哥立刻拒绝：“不用！别灭了我的志气。自行车好办，明年我自己买。”
爸爸半天没出声，现在才说了那句“三十而立”的古话。他告诉大哥：“成家立业，决不仅仅是建立一个小小的安乐窝呀！中央提倡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这四件事你们可不能也只顾一半呀！你的理想是什么？想过没有？文化低，还能不能学？我看必须学！把丢掉的十几年时间再夺回来嘛！”
大哥大嫂红了脸，低头不语。只听见爸爸在耳边感慨地说道：“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把丢掉的十几年时间再夺回来，谈何容易啊！是的，我已经办不到了，妈妈也办不到了，可是你们俩还办得到！要知道，没有文化，就是一个不合格的工人！有了自动化的机器你也不会用！”
这次谈话之后，大哥呀，你能不能再来一次新的突变呢？
如果说爸爸的谈话还带有亲子之情，那么农机厂即将停产整顿的消息就是“铁面无情”的了。大哥所在的那个农机厂，由于技术落后、连年亏损，又无人订货，实际上已处于半停产状态。最近，上级机关决定，把它的一部分优秀职工先调往兄弟工厂。而这些进人的工厂又按照规定，要对调入的人员进行文化技术考核，择优录用。这些消息，在大哥心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谁要壮工呢？”大哥私下里托人到各厂去打听，答复都是：“技工还要经过考核哩，壮工一个也不缺！”
“难道端在手里的铁饭碗还会丢了吗？要不，就泡在停了产的农机厂里白拿工资，实际上等于吃社会救济……我真的就成了卖不出去的处理品了么？！”大哥的自尊心受到了莫大的打击，他声音颤抖地对大嫂说着，两行热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又是一个周末团聚的日子。我由于课程上的需要，在家里随着录音机学唱一首从前的歌曲：
“太阳下山明天还要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会一样开，
青春小鸟飞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别唱啦！”大哥瓮声瓮气地吼了一声。
他和大嫂带着刘浪进屋之后，听明白了这几句唱词，当即涨红了脸，揿停了我的录音机，象跟谁辩论似的嚷着：“什么鬼歌，听了让人丧气！我的青春小鸟飞走啦，还没飞太远，我有办法叫它再飞回来！”
小孩说大人话可笑，大人说孩子话就更可笑了。三十岁的大哥，一米八的汉子，居然跟录音机吵架，立刻惹得全家人大笑起来。
这是一次很愉快的周末聚餐。大嫂帮着妈妈炒了几个时鲜菜，爸爸拿出来通化葡萄酒，主动叫我们兄妹几人都喝一点儿。
饭桌上，大哥喃喃地说：“从前我最不爱听回炉、补课这些话。只有废料才回炉，不及格的学生才补课……现在想通啦，不怨天、不恐地，正视现实吧！孙猴子还进过老君炉哩，怕什么？回炉出来也是钢，补课及格也毕业嘛！”
爸爸听着这些顺心的话，多喝了几杯酒，脸色红润，鹤发童颜，显得更慈祥了。
饭后，大哥把小弟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以后每天晚上，你到我那儿去一趟行吗？”
凭良心说，我与大哥相依为命熬过的苦日子最长，感情也最深。那他为什么偏要跟小弟说悄悄话，而不告诉我呢？
几天之后，一个晚上有了空，我立刻从学校赶到了大哥家里，不进门，扒着窗子往里瞧。只见大哥和大嫂对面趴在方桌上做功课哩！桌上摆着的高中课本我认得，都是我和小弟用过的！而小弟则坐在书桌前，俨然一名小教师，正握着红笔给两个老学员批改作业……
我跑进屋里，叫了声：“大哥！我也可以分担一份儿责任啊……”一语未毕，止不住的泪如雨下……
从此以后，我和小弟分了工，除了帮助大哥大嫂学习文化之外，还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多干点儿家务事儿，就象大哥当年给我买煤球儿、补衣裳一样。
我亲爱的大哥又变成一个勤奋好学的老青年了。我坚信，他和大嫂，以及他们千千万万的同龄人，必将重新插上科学智慧的翅膀，急起直追，飞到新时代的最前列！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