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回放】

在一次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会场，有位听众给爱因斯坦递上一张纸条：“你知道音速是多少吗？”大家满心希望爱因斯坦的脱口而出，可是没想到他实事求是地回答“不知道”。

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一个顶级科学家竟然连这个简单常数都不知道。可是爱因斯坦却“狡辩”道：“如果在任何一本中学教科书上都可以查到，我为什么还要记住它呢？”

【扪心自问】

爱因斯坦的回答，实际上牵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考试应当怎样考、考什么？学生应当怎样学、学什么？

爱因斯坦的言外之意是，凡是可以随时查到的知识，就不需要记忆，只要知道从哪里能找到就行了。也就是说，人的脑子不是用来盛装各种死知识的容器，而是用来思考、创新的发动机。

按照这个观点来看待考试，我们的考试形式就必然需要进行巨大改革。

考什么与国情有关

许多西方国家上大学都没有全国性统考，要上大学很简单，主要根据中学阶段的整体成绩进行衡量，分数只是衡量学生入学的一个标志，而且不是最重要的标志。

例如，美国的高等教育已有360多年历史，甚至比国家历史很长；美国有6000多所大学，每所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都非常注重塑造自己的个性，课程设置、选课范围方面各不相同。他们以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来参与大学竞争，招生特色也是他们的办学个性之一。

比如某年有位学生申请哈佛大学，各方面条件并不很突出，可是这位学生把自己画的一幅油画附在简历上，哈佛大学就录取了他。美国大学招生的完全自主性，使得他们有条件容纳各种不同人才，甚至是怪才、偏才。

我国的全国统考制度，用一把统一尺度来衡量，其实有许多不合理之处。一些教育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几乎从来就没有人考入北京大学；即使在教育水平很高的地区，学生因为一分之差而被淘汰出局，实质上也是一种不公平。

有鉴于此，2003年我国首先对22所大学实行自主招生办法改革，允许在招生总额5%的范围内自主确定招生条件。但显而易见，要一下子与国际接轨还有很大难度。

考基础应当是基本要求

不容否认，我们的考试正在走向死胡同，偏题、怪题层出不穷。其实任何时候，考基本功都是考试的基本要求。

苏步青教授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宣言”：“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要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这里的“语文”是什么？是基础。从北京大学档案室中翻开北京大学1932年的国文考试卷，只有薄薄的一张，一共6道题。1922年的试题更是简约得“不像话”，居然只有2道题：一是给文章加标点，二是作文《试述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所得之教训》。

1946年“国立北大清华南开联合招生试题”同样只有两道题：一是解释4条成语，二是作文《学校与社会》。就是凭着这张试卷，要从3万名考生中录取1千人。当年的考生英若诚先生说：“国文考试嘛，肚子里有多少东西就考多少，没法准备的。”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试卷根本就无法解释“覆盖面”、“知识点”、“分值”、“区分度”等时髦概念，更没有必要专门成立一个国家考试中心。

有人以为，今天的社会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考试规模、考生人数、考试制度等都已经今非昔比，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可是不要忘记，它们都是中国语文试卷哎！

对于“不可同日而语”者来说，1997年华东师范大学招收保送生的一份语文试卷也只有5道题（其中包括一篇作文《我看流行》，45分），这又怎么解释呢？

命题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巢宗祺是这样解释的：“试题的设计意图在于观察学生的智慧、情趣、想象力和语文基础。题目的设计，要考虑减少审题障碍，减少由于学生在知识背景方面的差异造成的偶然影响。考生全凭平时的基础作临场发挥，考前的复习不起作用。考题留给学生发挥的空间尽可能大一些。”

上述试卷的共同之处在于，不需学生成年累月地进行应试训练，全凭考生平时的基本功如何。这样的考卷，绝不会像近年来的高考语文试卷一样，让大学中文系教授和作家们不及格。如果考试非要让学生进行大量的、专门的应试训练，这些训练除了能帮助考生应付考试以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考灵活应当是发展方向

我国某大学有一门选修课《哲学原理》，在考试说明中开宗明义表明“开卷考试”，同学们心中一阵窃喜。

期中考试前，老教授轻描淡写地说，考试很简单，请大家不要担心。考卷发下来了，只有一张白纸，要求学生自己命题、自己作答。老师将根据命题深度加以评分。没办法，同学们只好拼命翻书，担心没有“深度”会不及格。

果然，大多数人都因为题目缺乏“深度”成绩不理想。

期末考试前，老教授又说了同样一番话。为了有备无患，大家早就准备了有“深度”的命题，早早准备好自问自答。

空白考卷发下来后，老教授要大家首先写题目，然后按照一定规则在同学之间交换作答。

这下同学们懵了。辛辛苦苦准备的答卷完全派不上用场，各人准备的“深度”，相应提高了彼此之间的答题难度。

有人诅咒这种琢磨不透（或叫灵活？）的考试方式，可是和国外的考试内容相比，它就小巫见大巫了。

例如在美国，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正在流行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不但已经蔚然成风，而且彼此引以为傲。

这股风最早是20世纪80年代末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刮出的，当时的考题是“你刚完成了300页的自我介绍，请交出第217页”，这种考试方法一直沿用至今。之后的霍普金斯大学入学考试题目是“写一篇用铁丝、汽车贴纸、蛋糕盒、木工工具来解决问题的文章”；美国人大学要求学生“假设自己是杂志编辑，为2010年元旦撰写封面故事”。其他诸如“癞蛤蟆是否有听觉？试证明之”、“试说出一种根源在外太空的东西，并为你的理论作一完整的辩论”、“请以下面的句子开头，写一个故事：在多年以后，他想起自己第一次与冰有关的经验……故事须提及一双袜子、一个纪念碑、一串钥匙、一头家畜和莎翁全集”等等，更是令人眼花缭乱。

如果学生答不出来，那么对不起，虽然美国的大学相当普及了，可是你同样可能跨不进这个门槛——因为上述问题都是他们目前的流行试题。

为什么要这样考？芝加哥大学教务部院长奥尼尔认为，刁钻古怪的问题更能刺激学生思维，产生极富想象力和有趣的答案，老师阅卷不烦闷，学生也欢迎，这是考试的方向。

看看，他们把“刁钻古怪”的题目和答案当作考试方向，我们却在追求整齐划一的标准答案，差距不是很明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