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一词，最初出现于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焚书》卷三《杂述》，原文释道：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李贽所言“童心”当然非儿童文学。证诸当时文坛景观，其锋芒所指乃为虚伪的道学，“童心说”的核心是去伪存真，但他将“童心”释为“真”，可谓精悍之至。“真”字在《说文解字》中训为“仙人变形而登天也。从匕，从目，从乚，八所乘载也。”段玉裁注：“此真之本义也。经典但言诚实，无言真实者。诸子百家乃有真字耳。然其字古矣……非仓颉以前已有真人乎，引申为真诚。”所以，“真”字的首要语义为“诚”，表示主体对客观真挚诚信的态度。这一解释与我们祖先最初对世界的认知偏重于审美性的特点是相一致的。因此，“童心”者，“真诚之心”也。然而，李贽当时对这一“真诚之心”在实质上是将其作为文学家应该具有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品格来强调的，他不仅大呼“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而且指出若失却了“童心”，人成了假人，文也成了谎言了。同篇中他继而写道：

盖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没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者，又岂少哉！

李贽是将“童心”、“真人”、“至文”与“失却童心”、“假人”、“假文”相对应而论的，实质上是将人品与文品结合了起来，说明了人品决定文品，“文如其人”。进而推演开去，将人品与文学作品的生命力结合起来，说明了人品与文学作品传播流传的关系，“至文”，只有在“真人”中间才得以传布。李贽将人品与文学生产、文学传播联系起来考察，这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对我们今天的启示也是深刻的，它告诫了人们，凡文学家都要有一颗“童心”，做一位“真人”，这样才有可能写出“至文”来。“童心”品质应该成为文学家的一种人格素质。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中国古代已如此强调‘童心’品质之于文学家的重要性，宣扬‘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又为何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家呢？”这问得极是。我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古代所讲的“童心”还不是现代“儿童文学”意义上的概念，即它不是以尊重儿童人格的独立为前提的对儿童的理解，而只不过作为人心之一种的“真诚之心”罢了。诚然，古人对“儿童状态”的崇拜其心不可谓不诚，如孟轲的“赤子之心”说，老子的说，而这种“童心”境界却还只不过是对人生至善至美境界的一种玄想的追求，它非但不能够以尊重儿童生命本体的需求为前提，反而是以牺牲现实儿童人格的独立为代价的。长期以来，儿童的地位，正如《周易》中所释，“童”从“僮”，指奴隶与愚昧、幼稚。很显然，在这样一个儿童的基本人权惨遭剥夺的社会里，关怀儿童，使儿童得到欢乐的儿童文学，又怎么能够产生呢？

我曾尝试着从儿童文学家的角度来考察中西儿童文学的发生，结果发现这样一种很有意义的文学现象，即在“作家创作作品”这一因果恒式中，中西因文化氛围之异而又有不同的变式。可惜这里囿于篇幅，我只能先将结论写出来，向大家请教。

我以为，欧美儿童文学作品的产生最初与社会儿童观的关系并非像今人所强调的那么密切，倒是与作家自身的生命经历休戚相关。作家如不能首先真诚地正视自己，“为自己而写作”，就不可能使作品产生永恒的价值。因而，儿童与文学的关系，是儿童首先主动走进文学，文学家才注重到儿童的存在，在文学意义上的儿童也就因之被发现了。换言之，先有被儿童接受了的作品——这作品后来被追认为儿童文学作品，写这作品的作家也因之被称为儿童文学作家，后人就是以这样的作家与作品为楷模来继续供给儿童阅读的文学，进而发展为一种被称为“儿童文学”的事业。所以，儿童文学家与儿童读者是以作品为中介在相互选择的认同中而产生的。至于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认同，就在于作家在作品中隐含了这样一个契机：作家的人格与儿童的人格能够发生撞击而迸发出情感共鸣的火花，即两颗“童心”的交流与融合。换言之，儿童文学家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作家，他有一颗“童心”——儿童式的真诚之心，儿童文学家的内宇宙是作家的“童心人格”与儿童人格的变奏统一。

中国的儿童文学家的诞生则是走着另一条道路。它不同于欧美诸国实践的儿童文学，是在理性光照下的一种人生与社会的启蒙文学。它与社会儿童观密切相关，先有儿童观的解放，才有在儿童观指导下的儿童文学运动；先有自觉的儿童文学家，才有儿童文学作品的产生。因而中国儿童的被发现与欧美源于自然儿童生命本体的需求相比，更多地具有社会学的意义，是在理想的人生状况中，而在现实中不复存在所寻求的一种社会精神寄托与社会生存状况。这就铸成了儿童与文学的关系中，文学逼近儿童，儿童承受文学，它有别于欧美的以儿童接受为前提，成为以教育儿童为天职的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然而，这种文学之所以能诞生于五四时期，还因为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具备了两种品质的统一，即文学家的“童心人格”与对儿童人格的尊重的统一，这两者的结合就产生了儿童文学家。不过，它不同于欧美由实践而理性，而是首先从理论上解决了“什么是儿童文学家”，然后再还原到实践中去的。但这又正好从儿童文学家诞生的具有正、反性质的两条道路昭示了人们：“童心”应该被看做是儿童文学家所必备的人格素质。

至此，应该对儿童文学家的“童心人格”作一界说了。“人格”一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另一方面指个人的道德品质。平时我们说某人“丧失人格”中的“人格”就是这个意义。儿童文学家的“童心人格”在内容上兼有上述两方面的意义，可以简单地分析为作家对儿童的真诚热爱与创作思维的合儿童性两个方面。

真诚地热爱儿童，一要描写真实的儿童；二要以真诚的态度为儿童创作。这两者在安徒生身上有着最好的体现。比如，安徒生创作了童话《皇帝的新装》，其中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并非是他敢于这样说，是他比大臣们要认真，比大人们要聪明，或具有不畏昏君的反抗精神，实在只因他是个孩子，是个没有被尘世污染的比世故的大人要真诚的孩子，无欺于自己的眼睛，如是而已。这就是童心。再说，安徒生如果不能真诚地对待“为争取未来的一代”（安徒生语）而创作，他也就难以与“儿童的心灵”相沟通，也不用说“透过儿童的眼睛”切入《皇帝的新装》那个时代精神的本质——无诚实可言。这也是一颗“童心”。是否可以说，没有这两颗“童心”的撞击，也就产生不出童话大师安徒生。“童心”之于儿童文学家实是一种必备的人格素质。

正如文学家们在情感上所热爱的东西，同时也应该是他在创作中所表现的东西一样，儿童文学家对儿童的真诚热爱，必然会使他们自觉地去认清儿童的本质，以儿童读者的接受能力为前提，将儿童文学建筑在“合儿童的思维”上。不管现代科学对儿童思维特征的理解是“原始思维”，还是“儿童中心主义”，我以为，最关键的还是一个儿童文学家必须具有这样的才能：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这样，他才能写出儿童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

能够将上述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儿童文学家，他必然是以庄严的职业道德感与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把儿童文学作为一种伟大的事业来耕耘。他能够在作品中抒写真实的“童心”，给儿童读者的心灵以伸展的艺术领地，而不是一味地以成人的观点来锻炼儿童的知性。即使他要训练儿童的知性，也会自觉地顺着儿童的心理，以文学的技巧达成，绝不以压迫幼稚的心灵为代价。而且，这样的儿童文学家必然是忠实于儿童文学的本质，自觉献身于儿童文学事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甘受孤独，不怕歧视与误解，不为一时的名利所诱惑，禁得起荣辱考验，出淤泥而不染，以自己坚定的人格力量，与一切有害于儿童健康成长的文学作毫不留情的斗争，为优秀的儿童文学的产生愿洒满腔热血。因而，将“童心”作为儿童文学家的一种人格品质来强调，它既不同于片面注意儿童精神需求的“儿童本位主义”，也不同于成人感喟下的“儿童之象”，更有别于宗教中的“儿童崇拜”。耶稣曾指着天真的儿童说道：“天国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这是因为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儿童才是真正的人。文学追求与人生追求本质上并无二致。天国既然是子虚乌有，留给现世的儿童文学家的启示，就是应该将“童心”作为自己追求的人格，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人性的真实再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