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初接触到“幼者本位”概念，是在20多年前准备报考蒋风、韦苇教授儿童文学的研究生时。当时复习备考的教科书是蒋风教授的《儿童文学概论》（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韦苇教授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这两部重要著作我都读到可以背诵的程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学术营养。我坚持儿童文学立论基石的“幼者本位”观，就是师承蒋风的“儿童本位说”和韦苇的“儿童的被发现”。

蒋风认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之所以诞生于五四时期，这是历史的必然，其中儿童观的进步是中国儿童文学走上自觉阶段的最直接原因。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新的儿童观，其基本内容是：把儿童看作一个独立的人，承认他们的人格，尊重他们的意志，保障他们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应有的各种权利。

韦苇在他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中，有一节标题就是“儿童的被发现”。韦苇认为，虽然自从有了人类起，儿童这个生机勃勃的存在就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儿童并没有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生阶段给予精神上、文化上的重视。直到1658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发表《世界图解》，才标志儿童开始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生阶段来认识、来对待、来重视。但比较充分、系统地讨论儿童问题，还是在此后100多年，在卢梭《爱弥儿》里第一次出现了值得用大字来书写的话：“要尊重儿童！”随着此后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儿童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人类文明史发展到这里，已经可以说：儿童被发现了！

“儿童的被发现”这一来自翻译的“被”字句式，内含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和文化意蕴，给现实以更多的启示与警醒。正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儿童文学”词条所说：“儿童一旦被认为是独立的，一种适合于他的文学便应运而生。”

二

我曾经认为，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观”的确立，与五四运动爆发前三天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一年宣传他的“儿童中心说”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凡对儿童及儿童文学感兴趣的人，几乎全接受了杜威的学说”。我很长一段时间，也习惯用“儿童本位”这个词组，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接受美国学者杜威的“儿童中心说”联系在一起。但我越来越怀疑这一结论的科学性，时常质疑杜威的“儿童中心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意义究竟有多大。甚至臆测，杜威有没有来华讲学并不是很重要，在“发现儿童、发现儿童文学”已经进入了中国“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的文明进程，杜威的“儿童中心说”来到中国，应该是顺应中国变革之趋势，满足中国文化启蒙之需要。给中国儿童文学之发现，送来一种武器，让批判更有力；添了一把烈火，让破坏更彻底；立了一个标杆，让建设更明确。

诚然，“‘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但中国“儿童的被发现”情形更为复杂，在杜威实用主义的“儿童中心说”之前，至少还有鲁迅接受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学说的“幼者本位”思想、周作人接受美国教育家霍尔儿童学学说的“儿童本位”思想，各种学说竞合交融，催生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文学特色的新文学——儿童文学。如果说鲁迅、周作人关于儿童问题的思考更多注重于形而上的思想启蒙的世界观意义，杜威的“儿童中心说”更多具有形而下的操作层面的方法论意义，他们的思想在“收纳新潮，脱离旧俗”（鲁迅语）的五四思想大解放时代汇聚在一起，形成巨大的理论武器，使中国儿童文学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与世界先进的儿童理念接轨，有较高的理论起点和发展的世界眼光。这是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2004年写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开篇，按照自己的臆测，对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发生作了如下描述：

一百年前，也就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中国历史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儿童文学从古代自发的自然状态走向现代自觉的文学时代所不可或缺的转型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像严复、黄遵宪、梁启超、周树人、周作人、陈**、胡适等，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当时中国文化启蒙的利器，在进化论的视野里发现了代表民族未来与人类希望的“幼小者”——儿童，接受了“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鲁迅语）的“幼者本位”思想，反叛的矛头直指千古不变的中国传统的旧道德一一“父为子纲”的“长者本位”思想，从儿童观上为中国儿童文学的萌生做了特别重要的思想准备。这一“幼者本位”的进化论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精神相整合，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这里说“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表明我将中国儿童文学的起点从五四时期前移了近10年，也就是辛亥革命（1911年）前后。在这篇文章里，我有意不提杜威的“儿童中心说”，而特意强调鲁迅的“幼者本位”思想，就是要尊重中国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尽管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倡导和稍后儿童文学理论建设，都以“儿童本位”为理论武器和立论基石，尽管当时的“幼者本位”与“儿童本位”也是相互通用、相互替代，但作为两个不同的思想概念，传布有先后，接受有浅深，在百年后的今天，还是应该还其固有的不同的思想内涵、学术价值和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学上的意义。

如果把中国“儿童的被发现”放到人类文明进程这样一个更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考察，会更坚信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顺应了从“人的发现”到“儿童的发现”、从“人的文学”到“儿童的文学”的历史必然趋势。我一直认为，“人的文学”和“儿童的文学”一脉相承地成为五四时代汹涌澎湃的文学主潮。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运动是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中国儿童文学从她自觉的那一刻起就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

中国儿童文学能够在五四时期完成自觉的历程，与六位先驱者的贡献息息相关，他们是陈**、胡适、鲁迅、周作人，以及送来“儿童中心说”的杜威、童话大师安徒生。其中，对中国儿童文学直接启蒙、贡献最大的，无疑是鲁迅、周作人兄弟。

从鲁迅的《人之历史》（1907年）、《儿童观念界之研究》（1913年）到《狂人日记》（1918年）、《我们现在这样做父亲》（1919年），从周作人的《儿童研究导言》（1913年）、《儿童问题之初解》（1914年）到《人的文学》（1918年）、《祖先崇拜》（1919年）、《儿童的文学》（1920年），可以清晰看出，鲁迅、周作人在本世纪之初就开始了对“儿童问题”的思考，都是从“儿童与国家之关系”入手，在人类进化论视野里发现了儿童作为“未来之国民”的存在；继而从“人之发展”视角关注到儿童由“人类童年”到“人的童年”的双重属性，将儿童从“小国民”的神坛上还原为生命个体的“小儿”，重视儿童期对于“人之发展”的意义；同时借用儿童学的新观念，解析儿童问题，强调儿童在生理、心理上有别于成人，有其内外两方面的需求，儿童期生活对生命个体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儿童的文学》），将“儿童的发现”视作“人的发现”的内容和深化，将“儿童的文学”视作“人的文学”发展的新主题新方向。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里，以“儿童本位”思想，提倡“儿童的”文学，成为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觉的“宣言书”，其“儿童本位”思想集中体现在“儿童的”提法上，“儿童的”所指有三层含义：

一是人类学意义。周作人说，我对儿童的兴趣，最初“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由此得知“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于是沿着这条路径一拐弯便又一直引申到进化论与生物学那边去了”，明白了“人类的个体发生原来和系统发生的程序相同，胚胎时代经过生物进化的历程，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达的历程，所以幼稚这一段落正是人生之蛮芜时期”，儿童即“小野蛮”，他的成长有其既定了的不可改变的程序。这是周作人从人类学得来的结论。（《苦口甘口·我的杂学》）

二是儿童学意义。周作人说：“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这是我们从儿童学所得来的一点常识，假如说救救孩子，大概都应以此为出发点的。”（《儿童的文学》）

三是文学意义。周作人肯定“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提醒人们思考“怎么样能够适当地将‘儿童的’文学供给与儿童”，坚持从“儿童的”与“文学的”观点理解儿童文学，强调“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依据儿童心理发达的程序与文学批评的标准”，将“儿童的”文学划分为“幼儿前期文学”、“幼儿后期文学”、“少年期文学”三大层次。

尽管鲁迅、周作人在五四退潮后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追求与理想日渐产生分歧，但兄弟俩在五四初期确是遥相呼应、合力同心，共同倡导并确立了那个时代的“幼者本位”思想，为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芽、开花、结果、生长，培育了“适宜的土壤”。周氏兄弟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应该得到尊重。以“幼者本位”为核心的儿童观、儿童教育观、儿童发展观、儿童文学观，对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儿童、重新发现儿童、建设儿童文学有着十分迫切而现实的意义。

四

回到一百年前，从晚清西学渐进、近代辛亥革命、现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入手，我发现鲁迅、周作人兄弟倡导的“幼者本位”思想是中国儿童文学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拐点。“幼者本位”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的历史概念，应该放到诞生它的那个历史原点去考察，应该用发展的观念在历史进程中去评判。当然，如果抛开历史渊源，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辨析，在今人看来，“幼者本位”与“儿童本位”也是互相联系又不尽相同的两个观念。一般“幼者”用来指称比儿童还要小的孩子，与“幼儿”相近；有时“幼者”用来指称与成人相对的未成年人，包括幼儿、儿童、少年，与“年轻人”、“晚辈”、“下一代”相近；也可以说，“儿童”是有明确指向的群概念，“幼者”是相对模糊的类概念，运用中，又有因语境语感、习惯爱好等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选择。

我这里所说的“幼者本位”自然有我自己的理解。“幼者本位”是一种文学观点，是我对儿童、儿童文学及儿童问题认识的出发点，站在幼者的立场，代幼者立言，把属于幼者的文学还给幼者，营造幼者可以逍遥的心灵乐园；“幼者本位”是一种社会主张，是我提倡并希望社会能认同“幼者优先”原则，“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养成“幼者本位”的社会道德；“幼者本位”是一种人类理想，是我梦想颠覆祖先崇拜、“长者本位”的人类发展观，一切应以幼者为本位，带着“对于一切幼者的爱”，以未来为目标，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人类和谐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