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心”的提出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积极引导下，儿童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后来被称为“黄金时期”的繁荣局面，“一年比一年出版并发行了质量较高、数量较多的儿童文学书籍。特别是在量的方面发展得更加显著，仅以少年儿童出版社来说，1954年发行数字为上年的四倍半，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两千八百多种，发行了六千多万册（发行数字不包括少年儿童阅读的连环画）的相当巨大的数字的儿童书籍”。这些读物，从思想内容方面来看，有关于革命英勇斗争的，较优秀的作品如《鸡毛信》等；有关于学习和纪律的，较优秀的作品如《罗文应的故事》；有关于集体主义、团结友爱的，较优秀的作品如《吕小钢和他的妹妹》等；有关于儿童生活的，较优秀的作品如《小胖和小松》、《海滨的孩子》等；有关于科学知识的，较优秀的作品如《我们的土壤妈妈》、《森林的故事》等；此外还有关于英雄模范的，关于国际主义和平与友谊的，关于爱国卫生的……所以在主题和题材的广度上，已经逐渐摆脱了狭隘的窠臼，走向了广阔的平原。然而就算这样，也仍然“不够广泛，不够少年儿童要求书籍来满足他们自己的好奇和求知的愿望”，因为“儿童读物有它的特点，在读者年龄的特征上不仅要有‘分类’，更有‘分年’的必要，在这样的规律之下，两千八百多种书就像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岛屿，显得更加单薄而寥寥可数，远远地落后于客观的殷切的需求，与祖国在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飞跃前进的形势，在比例上感觉到太不相称了”。数量是如此，质量上又如何呢？陈伯吹认为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第一，“科学知识技术结合着劳动生产的科学文艺读物非常少，现有的一些，只是一般知识的硬邦邦的叙述，缺乏文学因素，不能很好地用艺术手段来传授知识技术和启发对科学事物的热爱和兴趣。十岁左右的小学生爱看的‘科学童话’几乎没有。”

第二，“关于描写英雄模范人物的斗争事迹的书籍，也是比较弱的一个部分。一般地说，内容写得不丰富、不细腻，不能把英雄人物写得有血有肉，这样就不能使小读者获得深刻难忘的印象，起着典型示范的教育作用。又因为一般都只是罗列事迹，平铺直叙，写得干枯单薄，不但不能激动小读者的心灵，反而把英雄形象和卓越事迹‘贬值’了。于是他们只能超越年龄地去硬啃那些翻译的大部头的有关英雄人物的传记文学作品了。”

第三，“对少年儿童进行社会主义的劳动教育的作品又是一个较弱的部分。”

第四，“从艺术形式上来看，虽然文学的各种体裁已经具备，达到了多式多样的境地，可是十岁以下的儿童所心爱的‘童话’，却是连年歉收”。“诗歌的产量虽然较多，但还不是陌上青青、红杏出墙的春天原野的景象，少年儿童还很少能从我们的诗歌里获得清新的诗意和审美的感觉，多半是一些押了韵的标语、口号式的‘诗的语言’，难怪小读者们不能朗朗上口，不能达到‘口而诵，心而惟’的意境。我们写的诗歌没有把政治思想溶化在作家的优美的思想感情里，水乳交融地通过美丽的想象的具体形象，从笔端上表达出来。对于艺术加工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应有的注意。”

第五，“还有讽刺小说、惊险小说、科学幻想小说，作品在这方面也是绝无仅有的。”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的明显不足，陈伯吹认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新中国成立后将近六年来，我们的儿童文学工作是肯定有成绩的，但是它的现状还是不能令人满意。为了满足全国不同年龄和不同程度的一亿两千万的少年儿童对于精神食粮的‘嗷嗷待哺’，必须就从今天起大力改善它，并且立即用切实的办法来推动工作。”为此，陈伯吹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

首先是繁荣创作。有成就的作家们必须把创作儿童文学的计划列入创作日程中去，当作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接受，要认真地保证质量，超额完成。儿童生活不理解，可以下去体验；儿童语言不熟悉，可以深入学习……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推诿的理由。应该说没有一个作家是会在困难面前低头却步的。

其次是原来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同志们，不论过去在搞创作、搞批评研究，或者在编辑书刊，甚至在学校担任教学儿童文学的，现在应该更加发挥潜力，群策群力地搞好这个工作。

再次，教师和辅导员无疑是最了解儿童心理、最富有儿童生活的人，如果有人（当然不限于教师和辅导员）爱好儿童文学、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学修养和创作基础的，在提出了创作计划以后，通过一定的步骤，应该得到积极的帮助。报纸、刊物对于繁荣儿童文学创作，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也就担负巨大的责任，要经常注意选刊有关儿童文学的作品、研究、评介等文章。那些与儿童文学有血缘关系的文学、教育刊物，在编辑和选题计划上，应该把关于儿童文学的稿件，考虑作为重点之一来组织、审读。

上述关于“儿童文学的现状”的认识与分析，所引文字，均见陈伯吹写于1955年9月10日的《关于儿童文学的现状和进展》，发表于1955年第11期《新华月报》。此后，陈伯吹又陆续发表了《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1956年）和《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58年）两篇长文，对r“繁荣创作”作了进一步的研究。陈伯吹再一次指出发展中国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抓住‘繁荣创作’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没有儿童文学作品，就没有儿童文学，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繁荣创作的主要责任，落在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的肩上，尤其是后者。所以培养和组织建立起一支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是和提高作品的质量（当然也关系到扩大作品的数量，从量中求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如何才能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呢？陈伯吹认为，首先是要能正确地、深刻地理解儿童文学的特殊性：

怎样正确地、深刻地理解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对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来说，是极端必要的，并且是有益的。

有一些同志，相反的，过于把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看得深奥而神秘，认为这是一种专门知识，因此小心谨慎地在“专门”的前面，不敢“破除迷信”，怅然而去，这就使得儿童文学门前冷落，这情形是阻碍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的。

其实，儿童文学在业务知识上除开特别要钻研“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以外，也很难说再有其他特殊之点。它既然是文学领域中的一个部门，它的理论根据也就是一般的文学理论，也还同样要学习政治，使具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深入生活，求得丰富的积累；提高文学修养，掌握艺术技巧，才能创作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所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作家既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然比儿童站得高、听得清、看得远、观察得精确，所以作品里必然还会带来那新鲜的和进步的东西，这就是儿童精神食粮中的美味和营养。正如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它应该一直在这一综合（指一定年龄的心理综合）的前面，把儿童带向前进，到他还没有到达的那些目的。”专给儿童喝乳汁是不可能成长得正常健康的。

如果作家以为创作儿童文学，必须和儿童站得一样高，比如我们有这种情形，尽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学小娃娃的话，装“老天真”，学“孩儿腔”，这对于作家来说，显然是一种“委屈”，也显然是对于儿童文学特殊性的一种误解。

在充分重视儿童文学作家在繁荣创作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的同时，陈伯吹还看到“繁荣创作的另一个原动力，是要由编辑，特别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各地人民出版社儿童读物编辑室的编辑同志来担负，应该说，他们也支撑了儿童文学天下的‘半壁江山’。首先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赞扬他们在繁荣儿童文学创作这一工作上，几年来所做出的相当巨大的贡献。……要知道光有作家，没有编辑是不行的，他们是在向文艺进军中的两个相辅而行的轮子。而作家往往由编辑的发现、推荐、赏识并爱护，甚至于在培养提拔中起来的”。陈伯吹在肯定编辑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为了改进工作”，“站在‘与人为善’的基础上，以‘乡人献曝’的诚意”，对他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六个方面的批评，或者说希望。其中第二个方面是：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和成人文学作品同属于一个范畴的两个分野，尽管真正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成年人也喜爱读，并且世界上也不缺乏好的成人文学作品同样适用于儿童而列入儿童文学，然而由于它的特定的读者对象的关系，究竟具有它自己的特点。因此，编套同志在审稿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它虽然也是文学作品，而在某些地方必须分别对待，甚至应该有另外一种尺度去衡量。可惜事实上并不能如此。一般来说，编辑同志在不知不觉间，有意无意地把它们等同起来看，这种主观主义的“一视同仁”式的看法，难保不错误地“割爱”了较好的作品。虽然这种错误是谁也难以完全避免的。然而如果能够“儿童本位”一些，可能发掘出来的作品会更加多一些。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而被发表和被出版的作品，很可能得到成年人的同声赞美，而真正的小读者未必感到有兴趣。这在目前小学校里的老师们颇多有这样的体会。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它们是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品啊！

细心的读者可能要问笔者为什么这样详尽地介绍陈伯吹对当时儿童文学现状的看法及其意见，并不厌其烦地做起文抄公，大段引录陈伯吹的文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清楚陈伯吹为什么要写《关于儿童文学的现状和进展》等三篇论文，才能明白陈伯吹为什么要对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和儿童读物的编辑提出那些建议与要求，正是在这两段文字里，陈伯吹提出了儿童文学创作与编辑过程中的“童心”问题，也正是因为提出了“童心”问题，后来被作为资产阶级的“童心论”受到批判，陈伯吹也因为“童心论”成为资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的反动权威，遭到残酷迫害。

二　对“童心论”的批判

1959年4月，陈伯吹将《儿童文学简论》再度增订为21篇，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6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报告文学《虎满堂怒打金钱豹》。8月，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11月，小说《中国铁木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2月，散文集《三门峡工地上两少年》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此时已55岁的陈伯吹，感到心情无比舒畅，为着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1960年春天，陈伯吹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漕河泾深入生活。没想到，6月份，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观点突然受到批评，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并与资产阶级的“童心论”画上等号。

原来，1960年春天，上海正大规模地开展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批判，4月批判了18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批判了蒋孔阳、钱谷融和任钧等人。6月便在儿童文学界批判“童心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作家协会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面，一连开了几次会，还编印了批判材料。批判很快波及全国，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重要文艺报刊，都发表了批判文章，其中专论性的批判文章有：

宋爽《“儿童本位论”的实质》（载《文艺报》1960年第10期）

左林《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方向》（载《人民文学》，1960年第5期）

杨如能《驳陈伯吹的“童心论”》（载《上海文学》，1960年第7期）

徐景贤《儿童文学同样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批判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特殊论》（载《文汇报》，1960年7月7日）

何思《什么样的翅膀，往哪儿飞？——破陈伯吹童话之“谜”》（载《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

贺宜《坚持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兼驳陈伯吹“童心论”、“主要写儿童论”》（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期）

蒋风《资产阶级“儿童本位论”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中的传播及其流毒》（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期）

里方《不能对孩子们灌输宿命论思想——评（一只想飞的猫）》（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期）

此外，同年发表的涉及对所谓“童心论”的批判还有：

郭钧《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载《河北日报》6月5日）

邹尚禄、任德耀等《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代》（载《上海戏剧》第6期）

胡一元《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载《东海》第11期）

袁静《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载《文艺哨兵》第3期）

严恭《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接班人》（载《电影文学》6月号）

陈伯吹在上海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批判，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不过北京负责方面明确地告诉我（即陈伯吹）这是一般的‘批评””，但从上海方面的情形看，“显然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读者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就其批判的内容，“归纳起来说：在创作方面运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方法，写儿童生活的身边琐事，不重视大题材，是为艺术而艺术。在理论方面主张估量儿童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以及他们的阅读兴趣，借以起更大的教育作用，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所以是童心论者，又是本位论者，艺术至上论者，外国儿童文学移植论者，名目繁多”。正如陈伯吹后来回忆的，“把我有关儿童文学特点的言论，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把有关儿童文学的特点，与资产阶级的‘童心论’画上等号，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表现，并指责我的文艺思想是与美国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存在着血肉联系，也与胡适和周作人的思想一脉相承”。

对陈伯吹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理论集《儿童文学简论》和童话作品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上，从理论到创作对陈伯吹的儿童文学活动进行了全面否定。批判者一致认为：“陈伯吹先生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资产阶级观点，不是在个别问题上的、局部性质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体系；他还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整套理论。”“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论》是一本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观点的儿童文学‘理论’，而他的创作就是他的理论的实践。他除了在‘童心论’问题上和我们有着根本分歧外，在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儿童文学的教育目的和作用、如何对待儿童文学遗产、如何对待外国文学等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都和我们有着原则性的分歧。”所以，“它们宣传的理论是有害的。如果以陈伯吹同志的理论来指导创作，就会把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如果以他的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为例，“通过陈伯吹的童话创作，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理论’实质”。“这种论调的实质在于：企图在儿童文学领域内，以资产阶级的‘童心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以资产阶级庸俗的、低级的儿童趣味，来代替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这种论调，目的在于使儿童文学事业从党的文学事业中游离出去，从而取消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方向，服务于资产阶级教育儿童的目的。这种论调的出现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后代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如果真的按照这种‘理论’去做……势必要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儿童文学领域甚至有变成‘独立王国’的危险”。

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为什么一夜间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东西了呢？陈伯吹提倡在创作与审稿过程中需要“童心”的意见又如何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童心论”或“儿童本位论”了呢？这里以一篇批评文章——宋爽的《“儿童本位论”的实质》为例，来看看批判者是如何“层层深入”揭批出来的。

《“儿童本位论”的实质》写于1960年5月3日，发表于1960年第10期的《文艺报》，可以说是第一篇批判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并为这一批判定调定性的重要文章。文章开篇指出：“近几年来，陈伯吹同志写下了不少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收入《儿童文学简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这本书包括前言后记共有23篇文章，它涉及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各个方面，是一本比较自成系统的儿童文学理论书籍。关心儿童文学、儿童教育的同志们不妨研究研究这本书，它宣传的理论是有害的。如果以陈伯吹同志的理论来指导创作，就会把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我不想全面评论这本书，只就几个重要问题，谈一些意见。”这几个重要问题是：

（一）关于培养新一代的问题；

（二）关于题材问题；

（三）关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

在第一个问题上，批判者认为陈伯吹借鼓吹“儿童本位论”来“宣扬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思想”，培养“资产阶级的下一代”：

在陈伯吹同志看来，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特殊性”。怎样“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呢？如果他指的是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应该力求生动活泼，适合不同年龄儿童心理和要求，容易为少年儿童所理解和接受的话，这“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是存在的，这样讲也是对的。可是陈伯吹同志所指的是不是这一点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他一再强调儿童文学作家要“好好研究儿童的本质”，说什么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还呼吁编辑在审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有另外一种尺度去衡量”，说什么“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又提出不要“把儿童生活中的小故事提高到原则性的高度，而强调着‘社会意义’”。

很明显，这种理论，已经大大超越了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的范围，也就是说，他在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的幌子下，抹杀了儿童文学的阶级性，抹杀了儿童文学培养、教育社会主义新一代的重要作用。按照陈伯吹同志的这种“理论”，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就可以不必进行思想改造，不必熟悉和掌握党的政策，在观察、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时候，也不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准绳，而是只要“好好研究儿童的本质”，有了“儿童立场”、“儿童观点”，“儿童的耳朵、眼睛、心灵、情趣”等等，就“万事大吉”了。而在审读评论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也不必过问它是否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不要强调儿童文学作品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只要具备“儿童立场、观点、情趣”等等就行了。这套有系统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一种反映，企图以“人性论”代替阶级分析，企图抹杀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提倡一种超阶级的抽象的“儿童立场”；这从他的许多篇论文中闭口不谈阶级观点对作家创作思想的重要作用，也可以反证这套“理论”的实质。且莫说这是一套荒谬得不值一驳的“理论”，它潜在的危害性，却不可等闲视之，因为他这一套会符合某些人的口味，按照他这套“理论”去指导创作实践，即以“儿童立场、观点”去观察、理解和反映客观世界，儿童文学就可以逃避现实，作者就可以不必改造思想；这样，儿童文学就不可能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有力工具，只能成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工具，只能使儿童文学事业从整个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中分离出来，并拒绝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批判者在将陈伯吹有关“童心”的文字“转换”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后，又进一步批判了“儿童本位论”在题材方面的表现（即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并得出结论：“儿童本位论与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是一脉相通的，骨子里都是否定儿童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批判者又着重批判了陈伯吹在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上所散布的“谬论”，且性质十分严重。批判者这样写道：

***教导我们在评价文艺作品的时候，应该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同时，***就两者的关系也做了极为精辟的解释：“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本来***的这些著名的论点已为大家所熟知，并且已成为指导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原理。我想陈伯吹同志不会不知道这些论点。可是他却做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即反对政治标准第一，强调艺术为第一标准。比如他说：“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被认为十分道地的艺术品。”又说：“从理论上来说，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比成人文学作品更加艺术。”陈伯吹同志对儿童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怎样谈的呢？可怜得很，连从属的第二标准都被他否定掉了，而是干脆把它消融到艺术性里去，他居然说：“高度的艺术性往往体现了高度的思想性。”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儿童文学作家能使自己的作品有“高度的艺术性”，一切便都有了，什么儿童文学作家要思想改造，什么要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什么要深入生活，什么要政治标准第一，这些都是多余的，因为“高度的艺术性往往体现了高度的思想性”！试问，这和“艺术即政治”的论调有什么不同？

批判者为着不给被批判者（陈伯吹）任何辩解的机会，接着写道：

如果陈伯吹同志说：“这是你们从我的几句话里推论出来的，我本意并不是要反对政治标准第一，并不是要反对儿童文学作品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呀！”那么，我们不妨把他谈到的有关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的地方摘几段吧。

批判者摘录了陈伯吹五段“有关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的文字，并在摘录的一段话中夹注了评语式的批评文字，最后得出结论：

我们说陈伯吹同志反对政治标准第一，反对儿童文学作品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就并非只从几句话，而是从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具体论点）中得出来的了！陈伯吹同志虽然在某些论文中，也常引用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但这也只是为了装饰自己的“理论”而用的外衣，其内容实质，仍然是一套资产阶级的论调。

批判者将陈伯吹“关于思想性与艺术性关系”的论述与***关于评价文艺作品“两个标准”的指示对立起来，又说得那样“有理有据”，陈伯吹儿童文学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他是如何也抹不掉了。然而，批判者似乎感到批判还不彻底，又一定要“追根究底”挖出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的“来源”：

追根究底，陈伯吹同志所宣扬的“儿童本位论”，实际上是美国反动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的一种翻版。……在杜威生存的美国，能够享受教育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儿童，按照杜威的教育观，自然也只是把资产阶级的儿童逐步培养成剥削无产阶级的“嗜血鬼”；即便是无产阶级儿童有幸能够进入资产阶级的学校，也将按照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奴才”而被培养，这难道还有什么需要辩论的吗？陈伯吹同志以“儿童本位论”等论点代替“儿童中心论”，提法不同，本质一样：反映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杜威的反动的教育思想，经过1955年在我国的批判，影响不大了，而陈伯吹同志在儿童文学领域中所翻版出来的这套“理论”，却不可轻视，它会像毒菌一样腐蚀儿童文学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和广大的儿童文学业余写作者，会引导他们拒绝思想改造和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拒绝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拒绝儿童文学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从而沿着“儿童本位论”的创作实践的道路，走进资产阶级的文学阵地——成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

从上述大量引录的批判文章上看，尽管批判者当时仍称陈伯吹为“同志”，但在批判过程中却“毫不留情”。首先，抓住陈伯吹儿童文学论中的某一点（譬如关于“童心”的两段文字），加以生发，片面而不是全面地进行批判，从而肢解与歪曲了陈伯吹的原意。其次，无限上纲，把学术性论辩转变为一种政治性批判，尤其将陈伯吹的观点与***的指示相对立，从而把被批判者置于政治上的绝境，这是十分危险的。再次，肆意联系，把陈伯吹的观点与美国杜威的教育理论相联系，把“同志”划入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的阵营。

1960年，对陈伯吹来说是一个黑色的年头。然而，陈伯吹为什么突如其来地受到这样大规模的批判呢？这还有其更大的政治背景，因为这场批判的发生并不是独立的、偶然的。

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一些人更坚定地相信，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仅要在政治、经济领域消除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基础，而且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对资产阶级的批判，铲除一切可能隐藏、孕育资本主义复辟因素的土壤，这一认识还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变化而得到特别的加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破裂是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实际生活的最重大的事件，这种破裂在1960年前后已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不仅由于前苏联在中国经济困难时期撤走了全部专家，更由于双方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系列重大问题都出现分歧。中国批评前苏联是修正主义，认为国内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修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反映，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当时有一种理论，认为修正主义的要害是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其理论基础是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修正主义必须从批判“人性论”开始，而“人性论”的主要阵地之一便是文学艺术领域。于是，文艺领域顺理成章地成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突破口和重点清理对象。这一批判在1960年前后达到高潮。

1960年新年伊始，《文艺报》第1期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提出要批判文艺界的“人性论”观点。接着，各地报刊陆续发表文章批判李何林的《十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的一个小问题》一文和巴人（王任叔）的理论观点，由此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人性论”的运动。在儿童文学界，批判者“理论联系实际”，终于“联系”上了陈伯吹和所谓的“童心论”，于是，大势所趋，一场关于“童心论”的批判就由宋爽的《“儿童本位论”的实质》拉开了帷幕。

1961年，形势有了转机。这一年，为克服政策、工作上的失误及三年自然灾害和中苏关系破裂造成的国民经济困难，党中央、国务院对国民经济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相应的，对文艺政策也作了适当的调整。1961年6月，中宣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1961年6月号的《上海文学》发表了茅盾的《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的长篇评论文章，在全面、深入、细致地分析了1960年儿童文学创作实际的基础上，肯定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例如茅盾在分析儿童文学语言文字的艺术个性时指出：

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文字是否应当有它的特殊性？我看应当有，而且必须有。是怎样的特殊性呢？依我看来，语法（造句）要单纯而又不呆板，语汇要丰富多彩而又不堆砌，句调要铿锵悦耳而又不故意追求节奏。少年儿童文学作品要求尽可能少用抽象的词句，尽可能多用形象化的词句。但是这些形象化的词句又必须适合读者对象（不同年龄的少年和儿童）的理解力和欣赏力。毋庸讳言，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作品，从文字上看来，一般都没有什么特殊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去年的产品不及前数年的，这也许是反“童心论”的副作用。

茅盾进一步将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概括为：“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

1962年3月，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在广州召开，陈毅副总理到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其中讲到当时的儿童文学时，也作出了与茅盾一致的评价：

现在有些小人书有个很大的缺点，净是些生硬的政治概念，把儿童的脑筋搞得简单化，将来我们的儿童——下一代，恐怕也难免犯粗暴之病。儿童应该有许多幻想，很多美丽的故事、神仙的故事，很多童话故事——好像《天方夜谭》那样的故事。儿童的幻想多，智慧就开阔，眼界就扩大。不能净是一些政治名词、斗争故事，还要写一些有趣的。这一方面的任务，义不容辞，值得我们有些作家作为终身事业。

茅盾、陈毅对儿童文学现状不尽如人意的批评，应该说，对当时的儿童文学界起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引起了儿童文学界对批判“童心论”的反思。联系到儿童文学创作的实际，人们感到近一年来对陈伯吹及其所谓的“童心论”的批判很有不妥之处。于是，为了调动陈伯吹的积极性，也是向陈伯吹表示歉意，1961年11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任命陈伯吹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1962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由领导同志当众说明‘这次批评有错误’而得到解放”。同年，陈伯吹被选为第三届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又被推举为上海市政协委员，这样，“童心论”批判也就不了了之。陈伯吹本人也于1962年撰写了《谈幼童文学必须繁荣发展起来》一文，小心翼翼地为自己作了辩析：

1960年有人认为：强调儿童文学上的由于“儿童年龄特征”的作用所形成的“儿童文学特殊性”，就是主张“儿童文学特殊论”，这只会使我们儿童文学游离出社会主义文学的百花园，流浪出去成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深入到实际上，具体到工作上，却并不是完全正确的，经不起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也便告吹了。……如果形而上学地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儿童文学上的“儿童年龄特征”问题，有意无意地取消了儿童文学的特点，实质上是取消了儿童文学。如果以“儿童本位主义”、“儿童中心主义”、“童心论”等帽子，乱扣在儿童文学的基本因素的“儿童年龄特征”上，试问这种思想、工作方法是不是马列主义的呢？难道儿童文学真正不过是成人文学短一些浅一些的翻版罢了？

然而，好景不长，1962年以后，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中国对修正主义的批判全面升级。“在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于是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事实上，文艺界的批判活动，“迄于1965年11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破门而出之前，未尝真正停止过。其间对一本书、一出戏、一首诗、一篇论文、一部影片……不论其是属于文学的，还是属于音乐的、美学的，乃至于哲学的，所谓‘小批判’、‘小整风’，像海洋底下的那股潜流，水面上是看不出来的，却从来没有中断过，直到1966年5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伯吹成了首当其冲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童心论”成了“革命大批判”的“活靶子”。这一次批判的规模更大，时间更长，对陈伯吹的政治迫害也最为严重，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陈伯吹才得到“解放”。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陈伯吹遭到了迫害。8月31日，陈伯吹被造反派抄家，全部藏书及有价值的资料均被抄走。陈伯吹后来回忆说：

1966年8月31日，一伙人来我家里抄家，把我的全部藏书和有价值的资料都抄走了。隔了两天，又召开批判会对我批判。会上，带头的一个头头铁青着脸，责问我在十年前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一只想飞的猫》说：“猫会飞吗？猫会说话吗？”这时候，我手里擎着小红本——《***语录》，其中的第22节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中，清清楚楚地印着“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

从此，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遭到了更加莫须有的批判。批判者将陈伯吹及其理论与当时批判***及其修正主义路线挂上了钩，而在理论溯源上，这一次却是与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艺术至上论”发生了关系，又与当时***叫嚣反攻大陆联系在一起，文学批评变成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这里仅以一篇批判文章——肖学森的《评陈伯吹反动的儿童文学“理论”》为例，就可见当时气氛。

首先，批判者把被批判者定性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吹鼓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

《红旗》杂志《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重要文章中指出：“宣传哪一种文艺理论，执行哪一条文艺路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改造谁，谁专谁的政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儿童文学界在***的大小喽啰霸占下，执行的就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这块地盘中，群魔乱舞，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威、胡适的幽灵从来就没有被驱散过，各种奇谈怪论泛滥成灾。陈伯吹，这个自诩为儿童文学界的“权威”，就是继承了这些古今中外僵尸的衣钵，充当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吹鼓手。

接着，批判者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清算”出陈伯吹的历史就是“反革命的历史”：

在阶级社会中，绝无超阶级的个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是纯文化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陈伯吹当然也不会是单纯的文化人，他的历史就是反革命的历史。早在1930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时候，陈伯吹就已经堕落为跟在帝国主义后面摇尾乞怜的走狗。他跟着国民党御用文人胡适狂吠：“中国的敌人只是贫穷、愚昧、疾病、贪污……”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疯狂镇压人民革命运动。这时候，陈伯吹利用所主编的《小朋友》，呕心沥血地帮独夫民贼***脸上贴金，麻痹人民，鼓吹什么“抗战胜利，努力建设，实现三民五权的好主义”，妄图实现***的反动宪政。他还在国民党反动的文化特务机构中任要职，专门从事扼杀进步书刊的万恶勾当。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派还从他家里抄出了各种反动罪证和变天账。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庇护下，陈伯吹摇身一变，披上了“进步文化人”的外衣，戴上了“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面具，窃取了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上海市作协书记等职务，利用“合法地位”，变本加厉地贩卖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大肆吹捧外国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作品，反对儿童文学的工农兵方向。陈伯吹之流所一再鼓吹的“为儿童服务论”、“童心论”之类，实质上就是他积极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在儿童文学领域中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破烂武器。

批判者在这单所说的“陈伯吹之流”又是哪一类人呢？批判者在后文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注释：

***及其一伙，他们的魔爪就直接伸进了儿童文学领域，拼死拼活地向我们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在“为儿童服务”的幌子下，***要人们继承《葡萄仙子》《麻雀与小孩》的传统；陆定一提倡写“天上的仙人，会说话的禽兽”；胡**则主张出版“各种寓言，小说笔记上的各种故事，孙行者、包公、济公的故事，民间流传的徐文长的故事，呆女婿的故事”，又是什么“《三个火枪手》是世界名著，都可以编写出版”。周扬更大力鼓吹“要表现童心”、“母性爱是客观事实”、“要有专门适合儿童、表现他们的文学”等等。一句话，就是要让封、资、修黑货大量出笼，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陈伯吹凭着他的反革命敏感，紧紧地跟在他新主子***的脚后，亦步亦趋。

接着，批判者为陈伯吹开列了“三大罪状”：

（一）以“为儿童服务”来反对“为政治服务”，“向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使之（儿童文学——引者注）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代理人的重要工具”，其实质是要儿童文学“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二）抛出“童心论”（又叫“儿童本位论”）对抗“阶级论”，“其目的就是反对***革命文艺路线”，“和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相对抗”。“陈伯吹之流的所谓‘儿童立场’也就是这样一种掩盖了资产阶级反动实质，掩盖了资产阶级反动内容的‘全民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

（三）鼓吹“艺术标准第一”，反对***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其实质是“主张资产阶级文艺，反对无产阶级文艺”，“反党反社会主义”。

从上述对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的批判与所列罪状可以想见，在“文革”特定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陈伯吹，其政治境遇的险恶了。陈伯吹一面受到非人的迫害，一面还在“扪心自问：‘在儿童文学的创作道路上，童心啊童心，你是一只拦路虎，还是一匹千里马？’”甚至还一厢情愿地作了善良的幻想：“在文艺领域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各抒己见，各陈理由，畅所欲言，集思广益，这本身是一件正常的大好事，对繁荣创作，提高质量，是非常必要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于实事求是，认真分析研究，千万不能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否则作家们就不敢写作品，写理论，更不敢写童话了。”可是在那个疯狂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哪里有陈伯吹辩解的地方呢？

当时陈伯吹的同事，也是同时受到批判的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少年文艺》编辑部主任任大霖后来有一段回忆准确地记录了当时人们对“大批判”的惶惑：

在那场名为“业务思想批判”而实质上是政治批判的“群众运动”中，一张大字报否定一批作品，一篇文章扫掉一批作家，完全没有一点儿学术讨论的味道。少年儿童出版社遭了殃，儿童文学事业也遭了殃。……对“童心论”的批判，则认为“童心论”就是“儿童本位论”、“儿童立场论”，也就是“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具体反映，并扣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甚至“帝修反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代理人”等等帽子。

在那“一浪高一浪”的批判声中，很多批判者是儿童文学界的年轻人或虽非年轻人却并不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群众”，他们革命热情有余而对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的基本规律认识不足，因此他们所写的文章，张贴的大字报，会上的发言，以政治斗争代替学术讨论，存在着简单化粗暴化倾向，是可以理解的，并不使我感到惶惑。

使我惶惑的是，那些平素思想学术水平很高，非常受我尊敬的领导干部和文学界（包括儿童文学界）的前辈们，竟也在那里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发表着类似的批判文章和意见，而被批判者却完全得不到辩解、抗争的机会……

“童心”也不许讲了，那是“超阶级”的，是“人性论”的具体表现，而“人性论”在当时是很可怕的一条罪名。“用儿童的眼睛去看，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也不许讲了，应当“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感受”。“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也不许讲了，也是属于“儿童本位论”的表现。有人提出了“儿童文学主要写工农兵”的主张，也就是说，“儿童文学主要写成人”。那么，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总之，经过这一系列的大批判，蓬勃的中国儿童文学事业受到极大的伤害，严重地衰落了。概念化、成人化、浮夸风的读物充斥于儿童读物领域，《少年文艺》变成了一本通俗的政治读本，根本失去了文学性与儿童特色。我这位年轻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带着惶惑的心情，离开工作岗位，奉命下乡去劳动锻炼了。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不仅全国唯一的一份儿童文学理论刊物《儿童文学研究》于1963年4月出版了公开发行以来的第8辑后就停刊了，而且到了1966年，全国仅有的两家专业出版社——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北京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都停止了出书，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走入了它有史以来的最低谷。

三　关于“童心论”的大讨论

20世纪60年代关于“童心论”的批判，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把文艺问题无限上纲到政治思想斗争，对陈伯吹进行政治陷害与打击的错误行为，但在当时也还有不同的声音，如1961年6月，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中写道：

资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中那些借自儿童心理学的论点，是不是完全胡说八道？这也要分析对待。……我们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儿童文学理论家的虚伪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根本不相信）儿童超阶级论，可是我们也应当吸收他们的工作经验——按照儿童、少年的智力发展的不同阶段，该喂奶的时候就不应硬塞高粱饼子。十分遗憾，我不得不直言不讳，照去年的少年儿童文学的创作和评论的实际表现看来，我们的办法真有点像一句欧洲的俗谚：泼掉盆中的脏水却连孩子都扔了。

茅盾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敢于对“童心论”批判提出直言不讳的反批评是难能可贵的，这不仅需要有科学的艺术批评、态度，还要有批评的胆识。这在当时也是对陈伯吹的支持。18年后的1979年初春，茅盾在与参加儿童文学讲习会的青年作者的谈话中，又重提“童心论”问题，指出：

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也要来个百家争鸣。过去对于“童心论”的批评也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再看看资产阶级学者的儿童心理学是否还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倒。

茅盾的意见开了“文革”后重新评价所谓“童心论”的风气之先河。3个月后（1979年6月），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儿童文学组就专门开会讨论“童心论”，对其作了重新分析和评价，从政治上和理论上否定了过去对陈伯吹及其儿童文学理论的批判。当时任大霖在讨论会上的发言——《儿童文学特点要大谈特谈》，表达了儿童文学界对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的渴望。任大霖说：

在***、“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统治中国文艺界的时候，人们一听到有什么“问题讨论”，便不免心惊肉跳。因为这些所谓“讨论”，开场时往往倒也相当文雅，用些“商榷”呵“争鸣”呵之类的词儿，还“鼓励”不同意见的发表，真像有点儿“学术空气”的样子；但接下去，“学术空气”便渐渐被“政治空气”所代替，纲越上越高，“讨论”变成了“批判”，“商榷”变成了“斗争”，而且总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之间的“严重斗争”，接着，还往往演变成为一场“运动”，于是，帽子乱飞，棍棒交加，然后自然是“揪”出了“代表性人物”，整出了“代表性论点”，把他“深入批透”，最后便是“得胜回朝”……至于当初提出来“讨论”的那个“问题”呢，却就此搁在一边，谁也不敢多想多说，鸦雀无声，天下太平……

***、“四人帮”对“童心论”的“讨论”“批判”，也就是这样一场把学术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搞的政治迫害。……所以我觉得作协儿童文学组今天发起对“童心论”的讨论，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工作。我认为这次讨论，首先应当肃清***、“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拨乱反正，把那些无限上纲的、诬陷不实的、断章取义的、颠倒黑白的……种种帽子、棍子、辫子，来个彻底的清除，把有关“童心论”的各种论点，实事求是地整理出来，还它一个真面目，为政治上受到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澄清事实，解除顾虑，消除余悸，然后才能真正进行实事求是的学术讨论。

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儿童文学研究》自1979年第2辑开始，就“童心论”展开笔谈，接连发表了20来篇文章，人们本着学术探讨的精神，发表各自对“童心论”的看法，陈伯吹也在这场大讨论中发表了长篇文论《“童心”与“童心论”》，与大家交流。排除了政治之争的因素，剩下的便是学术性的争鸣了。儿童文学界对什么是“童心”、什么是“童心论”在理解上仍有差别，可说是各抒己见，莫衷一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种意见：

（一）“童心论”批判在政治上应推倒，但在理论上，“童心”的说法却很不科学。持此意见的有贺宜、鲁兵、刘守华等。贺宜认为：“伯吹同志的这个见解，仅仅从儿童角度来谈如何审读儿童文学作品，照实说，我认为确实是不妥当的。因为，对待任何文艺作品的估价，如果离开作品的思想而只着眼于艺术性，那就有陷入‘艺术至上论’的危险。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也是一样。只谈‘儿童立场’、‘儿童观点’、‘儿童情趣’、‘童心’等等，而不把作品的思想性、教育意义作为估价具体作品的前提，也有陷入‘艺术至上论’或‘儿童本位论’泥坑的危险。至少，这样来谈儿童文学作品的好坏问题，是片面的。”“如果现在有的同志当真认为‘童心’对儿童文学作者和编者如此重要，以至没有‘童心’就写不出儿童能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就编不出孩子们感兴趣的作品来，那也未免过于天真了。‘童心’一词，本是古人所创造，词义玄妙一点，倒也不足为怪。现在我们要为现代儿童文学做一些理论探讨，或阐明儿童文学的科学定义，或总结一些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或解释一个原理，或指出几条原则，或阐述编创儿童文学作品的某种经验，如是等等，我认为总是用比较准确和比较科学的语言为宜。你说得明明白白，别人当然也只能循着你的文意作符合你原意的理解，这就不至于引起无谓的争论或误解了，那岂不好吗？把‘童心’当作儿童文学作者和编者进行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的必备条件，我看，这就有点强人所难。因为，这根本办不到。而且，这样的提法看来也是很不科学的。”

鲁兵认为：“一个人既已成长，还像孩子那样来认识世界，思索问题，头脑充满有趣的然而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幻想，这大概是很难的。不知哪位儿童文学作者有过这种实践经验，达到过这种非凡的精神境界。”“孩子在不断成长，不断成熟起来，儿童文学作者，怎么倒是返老还童呢？”

刘守华认为：“儿童文学同样是人类社会生活在作家的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作家在进入创作过程之前，先要观察、体验、分析、研究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许多生动的生活，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儿童的心灵’怎能担当这个任务呢？这需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作家的头脑才能做到。至于要作家‘化身为孩子’，更是做不到的事。在有关文章里，‘化身为孩子’云云，显然不过是一种强调的说法，夸张的说法，不应该咬文嚼字去理解它的意思，但作为一种指导性的理论，我们应该要求把主张表述得更严密一些，把既适合儿童心理，又比他们站得高、看得远的辩证统一关系讲清楚，把适合儿童心理的问题放在适当的位置上，避免绝对性、片面性。真理向前跨一步就成了谬误，这是常有的事。”这种意见多多少少都有些为批判“童心论”辩护的意思，因为依他们的观点，陈伯吹所说的“童心”，提法很不科学，给人以误解与误导，所以才会招致批评，于是说来，陈伯吹自己也应对其所受的批评负有一定责任，这是不合事实与情理的。关键是陈伯吹提出“童心”时，只是说他的创作与编辑体会，并没有要“作为一种指导性的理论”，而且确实说得“明明白白”，也没有要求作家、编辑都“化身为孩子”，从生理、心理都“返老还童”。总之，这种意见仍是对陈伯吹“童心”说的一种误解。

（二）“童心”对创作并无实际意义。黄新心认为：“具有文学意义上的‘童心’，不是对儿童文学作家的特殊要求，也无从借以说明儿童文学的特点。具有心理意义上的‘童心’，不是儿童文学作家所能做到的，同样也无从借以说明儿童文学的特点。”于是得出结论：“童心”一说，“并不是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中产生的。它对于儿童文学创作当然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这种全面否定“童心”的意见，显然也是片面的，因为，他否认了儿童文学创作中确有“童心”这一现象的存在。

（三）“童心论”是借自儿童心理学的资产阶级儿童文艺理论，其中是否有合理的东西，要分析对待。持这类意见的有茅盾、蒋风、陈子君等。茅盾认为：“过去对于‘童心论’的批评也应该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要看看资产阶级学者的儿童心理学是否有合理的核心，不要一棍子打倒。”蒋风认为，陈伯吹所说的“童心”与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是有根本区别的。“‘儿童本位论’者从迎合垄断资产阶级需要出发，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而陈伯吹所说的‘童心’，虽用了某些相似的语言，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观点，但出发点还是为了掌握儿童心理，更好地发挥儿童文学在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事业中的战斗作用，与‘儿童本位论’有本质的区别”。陈子君认为：“‘童心论’或‘儿童本位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教育理论的要害，主要是在于它否认‘童心’的阶级性，否认一定的阶级对于儿童的有意识的教育作用；而其主张了解儿童、熟悉儿童心理特点的思想，则是这种理论的合理部分。我们应当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对其谬误的部分，必须坚决抛弃，而对其合理部分，则必须当作一种历史遗产而加以继承和发展。”

（四）所谓“童心”问题，其实就是儿童文学特点问题。持这种意见的有任大霖、魏同贤等。任大霖认为：“在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的大前提之下，儿童文学作家是否需要一颗‘童心’？是否要用儿童的思想感情去感受？儿童文学要不要提倡‘儿童情趣’？……这一些都是创作思想，或者创作方法的问题，我觉得，总的是一个‘儿童文学特点’的问题。”魏同贤认为：“对于这些论述，如果进行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的话，那么，就不难看出：第一，他所讲的‘童心’，仅仅是基于儿童的年龄特征所表现的特有的生理、心理特点；第二，这种特点对儿童文学的要求，就形成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第三，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不是否认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而是为了卓有成效地、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第四，作为教育者的儿童文学作家（包括编辑），不要忽视这种特点，而是应该设身处地地熟悉、了解乃至揣摩这种特点，这就是为了更好地塑造文学形象，进行创作，也是为了使作品更适应接受者的阅读要求。”

（五）“童心”意味着热爱儿童，等于跟儿童交朋友之心，所以要精心培育“童心”这棵长青之树。持这一观点的有胡景芳、贺嘉等。胡景芳认为，儿童文学作家在对待生活、对待创作和在编辑、评论作品时，“‘童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它虽然不能包括创作理论的全部，但至少是非常关键的环节”。所以，他认为：“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应该大力开掘‘童心’这眼甘露之泉，让它浇灌儿童文学园地的百花，让花开得更多更艳；在儿童文学研究中，应该精心培育‘童心论’这棵长青之树，让它为儿童文学园地的百花挡风遮霜，使儿童文学之花开得更加茁壮。”贺嘉则认为：“人类生理上的‘返老还童’是不可能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童心却永不衰竭。我们不是常听到这样的话：‘当我和孩子们在一起，就变得更加年轻。是的，作家童心的取得，不是靠几句‘小儿腔’或模拟几个孩子的幼稚动作，作家要具有童心，关键在于熟悉、了解儿童。”

关于“童心论”的大讨论，前后大约经历了两年时间，除《儿童文学研究》比较集中地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外，在一些报刊、儿童文学理论专著或其他学术论文中，也有人对此发表意见。而这次大讨论与“大批判”的另一最大不同，除了严格在学术范围内讨论外，就是过去被批判的对象——陈伯吹有了发言权，他可以和大家一起平起平坐、平心静气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意见了。这一时期，陈伯吹写下了《“童心”与“童心论”》这一重要的长篇论文，发表在1980年3月出版的《儿童文学研究》第3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回顾自1960年开始的对所谓的“童心论”的批判。陈伯吹指出：“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不论其为批评也好，批判也好）”的关键在于：论争中是否发扬了民主，既有批评的自由，又有反批评的自由，艺术民主是否得到了保障？论争中是否遵循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论争是否划清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限，不混为一谈，不乱扣帽子，不乱打棍子？对所谓“童心论”的批评在这三个方面都没有做好，所以，“这场思想学术性的文艺批评，竟变质成为一场政治性的整风运动”。

（二）回顾自己提出在创作和编辑中要“怀有一颗童心”的背景、原因。陈伯吹指出：“其前提无非是重视儿童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特点，要求编辑同志心中有儿童，尽量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的身体成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兴趣爱好，从而有可能也有保证在大量的稿件中，选用真正为儿童喜见乐闻的作品。但绝没有要求编辑同志在任何时间里，任何工作上，都以‘童心’为主，一以贯之地以此去思考问题，处理业务，甚至在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日常生活中，听凭‘童心’主宰一切。看得出来，我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图。简单地说，我主观上只是认为作为担负起儿童文学这一特定工作的编辑同志，能以具有儿童思想感情的‘童心’，作用于编辑工作上，才有可能比较深刻地理解，正确地选择，为广大的小读者们提供良好的精神食粮。这些话中的‘童心’，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从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不属于原则论的领域，不能把方法当作原理原则来批。”同时，陈伯吹还指出：“‘童心’与‘童心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间是画不上等号的，这好比有人谈论自由，就给他插上‘自由主义’的标签，这可以吗？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要的是‘童心’，不要‘童心论’；实实在在说，要的是‘儿童特点’。”

（三）历史辩证地批判接受“童心论”的合理内核。陈伯吹认为：“退一步说，‘童心论’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产物，但是如果它还有合理的成分，可取的内核，把它放在积极的前提下，正确的方向性和目的性上，起到更有助于、有利于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作用，那又有什么不好呢？‘童心’是不搞阴谋诡计的。在今天，可以光明正大地说，世界上那些资产阶级的物质产物和精神产物，为我们所需求，为社会主义所利用并限制的，多着呢，应该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四）“童心”是儿童思想与感情的集中表现。陈伯吹通过大量摘引“中外古今文学大师们妙语如珠的口头上，或者他们生花彩笔的笔尖下”出现的关于“童心”的语录，阐述了自己对“童心”的理解：“‘童心’，从字面上理解，简单说，是儿童的心。儿童的心是怎么样的？从自然科学方面说，是儿童的心脏，主管血液循环的器官；但是从文艺方面说，却是个丰富的多义词，正如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写道：‘东望于邑，裁书叙心。’这心，指的是心思、心情、心意，所以童心也就是儿童的思想与感情的结晶体。”

（五）儿童文学作家需要有一颗“童心”。陈伯吹以安徒生、都德、金斯莱、马克·吐温、巴利、高尔基、盖达尔、鲁迅等大作家的言论及作品为例，驳斥了一些人这样的说法：“作家是不会关注到童心不童心的，特别是那些写出世界名著的杰出的大作家”。并指出，这些作家的“作品所以不仅受到儿童的欢迎，并且也被成人喜爱阅读，是因为作品写出了那些具有好奇心、模仿心、冒险心理、勇敢行为，并且性格坚强、聪明机智、动作活泼的孩子们——真正的孩子们的缘故。而这个，正是作家要有一颗童心，才能游刃有余地描画孩子们的心”。

（六）强调“童心”有益无害。陈伯吹在上述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后，对全文作了小结，指出：“作家在进行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时，为了写好儿童的艺术形象，怀着一颗童心，善于以儿童的眼睛去看，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充分地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寓教育于娱乐之中，实在也没有什么好坏，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童心”与“童心论”》一文，较为系统地阐明了陈伯吹对“童心”的理解，总结了对所谓“童心论”批判的历史教训，是陈伯吹“文革”后一篇最为重要的论文。此外，陈伯吹在同期为《我和儿童文学》一书所写的自传性文字《蹩脚的“自画像”》中，也对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作了反思，其中有两段文字很能说明陈伯吹当时的心情与态度，值得人们思考：

我认为我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上，不可能没有错误之处，问题看得不全面，说譬不深不透，观点没摆正确，也还夹进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在旧社会成长，在旧学校学习，必然是难免的。但绝不像批评者们所指责的那些，而且不是实事求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所以我只接受批评本身对我的帮助，却保留了同志们对我提出的意见，留给自己作为儿童文学的科研的课题，而慎重、认真仔细地思考着。

我认为文化是积累、继承、发展的。在发展过程中，汲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然后形成新的文化。所以，不论什么思想、主义，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地全新的。有人批评我所说的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新货色，都是有所胚胎，只要在不断的变革中利用其固有的旧的然而是有用的合理的部分，结合着新的，就能是创造性的发展，被认为是新的了。如果在微观世界中作定性分析，仍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世界就是这样不断运动发展着的。难道儿童文学理论就不如此吗？“金无足赤”，何必求全责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