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的发现比西方晚了一个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至今不过一百年。大约20世纪初叶，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肩负起历史的重任，推动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终于在人类的曙光里发现了儿童，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

对人的发现、对妇女的发现、对儿童的发现，并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三大发现”。在欧洲，16世纪发现了人，结出了宗教革命与文艺复兴两大成果；18世纪发现了妇女，19世纪发现了儿童，产生了女性研究与儿童学两门学科。在中国，妇女与儿童的发现，要比西方晚一两个世纪，直到20世纪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才有女性解放与儿童文学的产生两大进步。

中国儿童观的发展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尤为缓慢。“三纲五常”的封建纲常伦理桎梏着人们的思想，妇女与儿童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所谓“三纲”就是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君对于臣、夫对于妇、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与威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所以，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评判道：“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儿童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哪里有享受文学的权利？

中国古代儿童之所以受到重视，是源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把孩子作为光宗耀祖和自己享受福气的工具。男孩被重视，因为是祖宗的香火延续；女孩受重视，是传宗接代的生育工具。这一封建旧观念根深蒂固，虽然经历了近代民主解放思潮的冲击，但一次冲击不可能将其完全摧垮。

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者，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发起猛烈攻击，宣扬个性解放、女性解放，要求人格独立，一时形成汹涌的时代思潮，冲击长期禁锢人们精神的封建罗网——“三纲”之说遭到彻底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为祖国与民族前途着想，一开始就把儿童教育与深刻影响年幼一代成长的儿童文学作为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的重要问题提出，热情支持和推动儿童文学的建设。这其中贡献最大的有陈**、胡适、鲁迅、周作人、孙毓修，没有这5位先驱的拓荒奠基，就没有中国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的走向自觉和新生。

陈**（1879—1942），安徽怀宁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期主要领导人。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开始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反对旧道德、旧理论、旧政治，反对“父为子纲”的观念。1918年第1期《新青年》刊登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1918年4月开始，《新青年》设立“随感录”栏目，儿童问题和儿童文学成为“随感录”主题之一，鲁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在这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里，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救救没有被旧道德旧礼教吃掉的孩子！后来《新青年》又发表了鲁迅、周作人等倡导儿童文学的重要文论《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人的文学》、《儿童的文学》。陈**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在于开启了一个“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的五四新时代，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提供了“科学”与“民主”的思想武器，提供了《新青年》这样具有巨大影响的舆论阵地，没有陈**发动并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中国儿童文学的应运而生。

胡适（1891一1962），安徽绩溪人，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童年时最爱听《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受赫胥黎《天演论》和梁启超《新民说》影响最大，接受进化论学说，寄希望于人类“新民”。1910年，胡适抱着寻求救国真理的想法，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1914年，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受业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门下。1915年9月，陈**在《新青年》举起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胡适在美国积极响应。1916年9月，《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就是胡适翻译的俄国小说《决斗》。1917年i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举文学革命大旗，得到陈**、鲁迅、周作人的响应，很快成为《新青年》最有影响力的撰稿人。1917年8月回国，与陈**、周作人同任北京大学教授，共同编辑《新青年》。陈**和胡适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倡导者、组织者、领导者，时人称之“陈胡”。

1918年7月，胡适发表《贞操问题》，把批判矛头指向虚伪的孔孟之道。1919年7月发表《我的儿子》、8月发表《再论我的儿子》，反对封建的儿童观，与同时期鲁迅、周作人的主张相呼应。（1919年，鲁迅发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反对封建的妇女观、儿童观；1918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倡导“以人为本”的新文学；1919年，周作人发表《祖先崇拜》，向封建的礼教、道德开炮。）1921年10月8日，胡适在给安庆教育界讲演《国语运动与教育》时，提出“国语运动当注重‘儿童文学’”。12月31日，在北京教育部国语讲习所同学会讲演“国语运动与文学”时，胡适再次专门讨论儿童文学，认为近来也有一种趋势，就是“‘儿童文学’——童话、神话、故事——的提倡”。

五四时期，坚定地与陈**、胡适站在同一战线的还有鲁迅、周作人兄弟，他们步调一致地向着共同的敌人——封建旧道德开火，向着共同的目标——倡导儿童文学呐喊。鲁迅、周作人兄弟，浙江绍兴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兄弟作家，他们兄弟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半壁。鲁迅方向、周作人方向成为两种不同的文学道路，一直影响了中国文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反封建的斗士，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如前所述，是鲁迅第一次在文学中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并且多次强调：“救救孩子，这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极大！”并在小说中塑造了双喜、阿发、闰土等充满朝气并被寄予希望的儿童形象。在浩如烟海的文论中，对儿童、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的关注是其思想亮点之一。

周作人（1885—1967），中国研究儿童学第一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拓荒者、建设者。他的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批评标准、儿童文学发展理论，具有世界视野、学术价值、中国意义。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人的文学》，强调“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1921年，周作人在《小孩的委屈》里更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人”的理解：“人类只有一个，里面却分作男女及小孩三种；他们各是人种之一，但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小孩是小孩，他们身心上各有差别，不能强求统一。”1920年10月26日，周作人在北京孔德学校讲演“儿童的文学”，阐述了“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观，指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管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周作人肯定“儿童有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生活上有文学的需要”，强调儿童文学必备的两个要素：“第一须注意于‘儿童的’这一点”，但关于“文学的”这一层，也不可能将它看轻，“因为儿童所需要的是文学，不是商人杜撰的各种文章，所以应当注意文学的价值”，要求依据儿童心理发达的程序与文学批评的标准来为儿童选择文学，并且根据儿童学上的分期，将儿童文学分为三个层次，即1—3岁的幼儿前期文学、3—10岁的幼儿后期文学、10—15岁的少年期文学。这一儿童文学“三层次说”，与我们今天通行的将儿童文学划分为幼儿文学、儿童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是基本一致的。

正当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1919年5月1日，五四运动爆发前3天，胡适的老师、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宣扬他“以儿童为中心”的实用主义教育观，为正在批判封建儿童观的中国觉醒者送来了理论武器。此后两年时间里，杜威讲学的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儿童中心论”成为冲破“父为子纲”封建儿童观与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文学的理论依据。

一旦儿童文学的观念深入人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拿什么给孩子们阅读。儿童文学作品从哪里来？创作需要有个过程，自觉为儿童写作的作家还没有来得及产生，怎么办？当时无外乎两条救急之路：一是改编已有的故事；二是翻译引进国外作品。

改编儿童文学，影响最大的是孙毓修编选的《童话》丛书，其中的第一部是《无猫国》。童话成为当时儿童文学的代名词。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影响最大的是以周作人为代表最先翻译的安徒生童话，童话故事也几乎成为当时儿童文学的全部。对比编选与翻译的儿童文学读物，孩子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安徒生童话很快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典范，被广泛传播、竞相模仿，最后推陈出新，原创儿童文学呼之欲出，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刊物如《儿童世界》（1922年）、《小朋友》（1922年），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如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1921年）、黎锦晖的童话剧《葡萄仙子》（1922年），研究儿童文学的理论著作如魏寿镛、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1923年），热心推动儿童文学的集体如《新青年》杂志社、文学研究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儿童文学一时成了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往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

回顾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正如茅盾在1935年所回忆的：“‘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大概是五四运动的上一年吧，《新青年》杂志有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问题’和‘儿童问题’的文章。五四时代的开始注意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这观念很对。记得是1922年顷，《新青年》主编陈仲浦先生（陈**——笔者注）在私人谈话中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他不很赞成‘儿童文学运动’的人们仅仅直译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指出：“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叶圣陶在《文艺谈·三十九》中写道：“我们最当注意的还要数到儿童。”正是由于陈**、胡适、鲁迅、周作人、孙毓修，还有茅盾、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大家都对儿童问题投以极大关注，才爆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令人瞩目的儿童热，引发了颇具声势的儿童文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