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是因为我对住房的事儿特别敏感吧，所以……浮想联翩。

一户五口之家的农民，住一幢广东人称之为“别墅式楼宇”的房子，面积约200平方米，造价3万多元，在深圳特区的附城渔民村大队已经普及了（占总住户的90%以上）。我们在深圳市管辖的蛇口区、沙头角镇等别的农村，也见到了许多这样的农舍，据导游的同志说，大多是这两年新建的。

不是火柴盒式的小楼；而是多层次、多阳台、多回廊、多面采光、玲珑剔透的小洋楼。不是红砖清水墙；而是水刷石墙面，乃至五彩瓷面砖贴敷的外墙。不是四棱见方的门窗和廊台；而是方、菱、圆、椭圆、宝瓶、盾牌、月洞等美术线条组成的图案。不是纸糊的窗户；而是钢架密封窗、大块钢化玻璃、轧花玻璃、彩色窗纱和尼龙布窗帘儿。不是土坯或枣针围墙；而是水泥花栏院墙和油漆的铁栅门……这种房屋，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被称为“花园洋房”；在八百年古都的北京城，从前没见过，现今的“部长楼”也比不上，只有城东的使馆区才新建了百十幢吧。然而，在这里它是农舍！是渔民、农民们个人所有的，独门独院、独家独户居住的农舍！亲爱的朋友，这不是吹牛，而是我亲眼所见的现实。

这些农民、渔民，是靠走私发了横财吗？不是。全靠劳动致富。我在深圳新园招待所巧遇梁信同志，他刚到大山沟里去作过详细调查，说那些山民一不过境，二不出海，全凭双手劳动，在专业承包的形式下，种植粮菜水果，养殖猪牛鸡鹅，“万元户”比比皆是。我也询问了附城渔民村大队的收入情况，1981年人均分配为2530元。建一幢小洋楼，社员户交现金1万元，那两万余元则由大队统筹支付。可见，社员富，集体更富。

同行的谢璞同志，在长沙虽然有“三室一厅”的单元住房，对农民的小洋楼也惊羡不已。我说：“你这个省文联副主席，住房可不如社员呀！”他笑了：“岂只住房不如……”于是，他又追问我家的房子了。真是“哪把壶不开单提那把壶”呀！说来惭愧。我这四口之家，一间14平方米的无瓦泥顶平房，外加小厨房一个，自然只能彼此埋怨几句了。其实就是发发牢骚吧。大女儿23，她的床顶上常漏雨，所以她的牢骚话儿便是：“咱这房，大雨大漏，小雨小漏，外边晴天，屋里还漏！”二女儿21，当工人，所以常常挖苦我，说：“作家，就是坐在家里写文章嘛。可你连个书桌也没有！我们钳工还有个钳工案子哩！”妻子今年40多岁，她的牢骚又不相同：“咱们家呀，唉，老的不老，小的不小，挤在一屋，唉……”至于我这个一家之长嘛，觉悟比她们稍高一点儿，就公开向电影厂和杂志编辑部的朋友们声明：“有房就是娘。谁给我提供一间斗室，只要能放下一床一桌一凳，我就为谁写字。”于是乎敝人便溜了，在北起黑龙江、南迄广东的辽阔大地上，处处为家，五年多了，四个春节不回京，曰之“躲年”。

富有同情心的谢璞听了，颇感不平，说：“作家只要求一张书桌，这是最起码的工作条件嘛……”

我还是乐观的，告诉他一条亲身经验：“桌子的多少与文章的多少，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而是关系不大。”

牢骚发到此为止。顺便申明一点，我并非买不起书桌，我买得起两张，或者十张，只因为这书桌既不能放在床上，也不能放在床下，所以还是暂时把钱存入银行好。今后一定要买的！买个“一头沉”，不，买个“两头沉”的大写字台，还要买几个书架……

我曾在京郊平谷县下放劳动锻炼和长期蹲点，一气儿整十年，上上下下熟透了。平谷的农民，在京郊15个区县里是最讲究盖房的，没过门的新媳妇儿除了“相亲”之外，还要“相家”，其实就是看房，男方如不事先盖好一至三间新瓦房，那媳妇儿双泪一流便要退定（金）的。平谷县的姑奶奶（15岁以上大小姑娘的统称）有句口头禅：一嫁军，二嫁干，就是不嫁庄稼汉。然而，庄稼汉也有一张王牌——盖个“四破五”的新瓦房。何谓“四破五”？四梁八柱的四间瓦房“破”（隔）成五小间。北京人论房子，不讲平方米，而是论间数，一间，大约14平方米。谁家的儿郎拥有“四破五”，那竞选能力就很强了，姑奶奶们准能爱上他，甚至由他挑。因此，作父母的庄稼人，为了给儿子娶个媳妇儿，谁也逃不脱盖房的劳累和责任，通常情形是“紧三年，备三年，欠三年”，才能完成一栋“四破五”。这紧，自然是全家紧缩吃穿；备，是准备砖瓦木料、沙石白灰，以及请客送礼，求干部批给“宅基地”；欠嘛，则是还债，钱债、粮债、盖房帮工的劳务债（社员户盖房是互相帮工、换工，不支工钱，却要管饭，吃肉喝酒，所以新房的烟囱冒烟之后，主人是要逐年还债的）。有些“多子多福”的父母，竟然要从大胖儿子呱呱落地的当年就开始“紧、备、欠”了，如果有三四位“犬子”，哈哈，作父母的只能鞠躬尽瘁，至死方休。可见，衣、食、住、行，这个“住”字也颇恼人哩！

于是，有人便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的革命高见。实在是亏心呀，我在平谷县劳动和蹲点期间，身为下放干部，也不得不向社员们宣传此种革命高见，尽管我自己很想有个能放得下一张书桌的窝。当时，大约是十一二年前，京郊在使劲宣传王国福同志的“长工屋”，组织大家去参观。我有幸被组织去接受再教育，得知王国福是一位农村基层干部，他生前全家人始终住在一间低矮阴湿的“长工屋”里，只为革命种田，不为自家盖房。王国福当然是好样儿的。可是那种大张旗鼓的宣传，所造成的声势及后果，却是个形而上学的悲剧。你嫌房子挤吗？三世同堂不舒服吗？你要申请盖房吗？你家里还想摆一张书桌吗？那好，干部只消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请你学习王国福！

如果这样便能把衣食住行之中的“住”字勾销，那可真变成灵丹妙药啦！应授予特级发明奖。但是，今年不盖房，明年不盖房，二三十年不盖房或少盖房，自然就积累出了个“住房难”。当今领导要扭转此种比例失调，也须有很大的魄力和恒心吧。

平心而论，王国福的长工屋曾经感动过我；今天，深圳的新式农舍小洋楼也感动了我！不知道这两种感情（说确切些是豪情）在同一个脑袋里是怎样融合起来的？检讨一下思想根源，我是个“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跨过江”的人，亲眼见到许多战友流血牺牲……我敢断言，这些战友，一定乐于见到农民们住进小洋楼！

感谢编辑部同志们的热情邀请，今年又来广州，而且到深圳参观，实在兴奋。早就听过不少有关经济特区的传闻。今天亲眼看见了这些拔地而起的高层楼群，到处都在加紧施工的繁荣景象，新辟马路上川流不息的各式汽车和它们扬起的黄土尾巴，以及中外合资工厂、超级市场、著名酒家、宾馆别墅、展览馆、画廊、乡村俱乐会、水库度假村……虽属走马观花，心里却凝成了两个字：亮点。是呀，这儿是我们经济起飞的一个亮点！我毫不怀疑导游者的预言：深圳，将在短期内建成一座最现代化的城市。

我对同车的粤籍女作家小何说：“假如我会广东话，又像熟悉北京那样熟知广州，就申请到深圳来住10年。”

“为什么？”

“为了写一部长篇小说，50万字，或者150万字，从这生机勃勃、尘土飞扬的建设写起，一直写到她超过广州、上海和香港！”

“能超过吗？”

“当然！后来者居上。”

“10年就能超过？”

“那就住20年嘛，或者更久些，你也不一定再搬回羊城了呀！”

旅伴们笑着。我悄悄观察，小何真有点儿动心了哩。是呀，大文豪曹雪芹只能描绘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的荣宁二府；尊敬的茅公，他在蜚声中外的传世之作《子夜》里也无法预言今日深圳。“小何，树个雄心，写深圳起飞还要靠咱们这些晚辈后生呀！”

听说，有些早年跑到香港去谋生的人，如今又自动迁回深圳来了。为什么？因为香港社会不安定，生命财产无保障，加之栖身棚户区，远不如这边的农舍小洋楼好啊！

我突然想起了“安居乐业”这四个字。谢璞也有同感，他说，来穗近一月，没看见吵架、打架的，也没听说谁被扒了钱包。是啊，乐业、安居不可分，妄分先后近愚庸！别忘了小洋楼的辩证法哟。

1982.12于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