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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蝴蝶 第五章 小洋楼断想

一定是因为我对住房的事儿特别敏感吧,所以……浮想联翩。

一户五口之家的农民,住一幢广东人称之为“别墅式楼宇”的房子,面积约200平方米,造价3万多元,在深圳特区的附城渔民村大队已经普及了(占总住户的90%以上)。我们在深圳市管辖的蛇口区、沙头角镇等别的农村,也见到了许多这样的农舍,据导游的同志说,大多是这两年新建的。

不是火柴盒式的小楼;而是多层次、多阳台、多回廊、多面采光、玲珑剔透的小洋楼。不是红砖清水墙;而是水刷石墙面,乃至五彩瓷面砖贴敷的外墙。不是四棱见方的门窗和廊台;而是方、菱、圆、椭圆、宝瓶、盾牌、月洞等美术线条组成的图案。不是纸糊的窗户;而是钢架密封窗、大块钢化玻璃、轧花玻璃、彩色窗纱和尼龙布窗帘儿。不是土坯或枣针围墙;而是水泥花栏院墙和油漆的铁栅门……这种房屋,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被称为“花园洋房”;在八百年古都的北京城,从前没见过,现今的“部长楼”也比不上,只有城东的使馆区才新建了百十幢吧。然而,在这里它是农舍!是渔民、农民们个人所有的,独门独院、独家独户居住的农舍!亲爱的朋友,这不是吹牛,而是我亲眼所见的现实。

这些农民、渔民,是靠走私发了横财吗?不是。全靠劳动致富。我在深圳新园招待所巧遇梁信同志,他刚到大山沟里去作过详细调查,说那些山民一不过境,二不出海,全凭双手劳动,在专业承包的形式下,种植粮菜水果,养殖猪牛鸡鹅,“万元户”比比皆是。我也询问了附城渔民村大队的收入情况,1981年人均分配为2530元。建一幢小洋楼,社员户交现金1万元,那两万余元则由大队统筹支付。可见,社员富,集体更富。

同行的谢璞同志,在长沙虽然有“三室一厅”的单元住房,对农民的小洋楼也惊羡不已。我说:“你这个省文联副主席,住房可不如社员呀!”他笑了:“岂只住房不如……”于是,他又追问我家的房子了。真是“哪把壶不开单提那把壶”呀!说来惭愧。我这四口之家,一间14平方米的无瓦泥顶平房,外加小厨房一个,自然只能彼此埋怨几句了。其实就是发发牢骚吧。大女儿23,她的床顶上常漏雨,所以她的牢骚话儿便是:“咱这房,大雨大漏,小雨小漏,外边晴天,屋里还漏!”二女儿21,当工人,所以常常挖苦我,说:“作家,就是坐在家里写文章嘛。可你连个书桌也没有!我们钳工还有个钳工案子哩!”妻子今年40多岁,她的牢骚又不相同:“咱们家呀,唉,老的不老,小的不小,挤在一屋,唉……”至于我这个一家之长嘛,觉悟比她们稍高一点儿,就公开向电影厂和杂志编辑部的朋友们声明:“有房就是娘。谁给我提供一间斗室,只要能放下一床一桌一凳,我就为谁写字。”于是乎敝人便溜了,在北起黑龙江、南迄广东的辽阔大地上,处处为家,五年多了,四个春节不回京,曰之“躲年”。

富有同情心的谢璞听了,颇感不平,说:“作家只要求一张书桌,这是最起码的工作条件嘛……”

我还是乐观的,告诉他一条亲身经验:“桌子的多少与文章的多少,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而是关系不大。”

牢骚发到此为止。顺便申明一点,我并非买不起书桌,我买得起两张,或者十张,只因为这书桌既不能放在床上,也不能放在床下,所以还是暂时把钱存入银行好。今后一定要买的!买个“一头沉”,不,买个“两头沉”的大写字台,还要买几个书架……

我曾在京郊平谷县下放劳动锻炼和长期蹲点,一气儿整十年,上上下下熟透了。平谷的农民,在京郊15个区县里是最讲究盖房的,没过门的新媳妇儿除了“相亲”之外,还要“相家”,其实就是看房,男方如不事先盖好一至三间新瓦房,那媳妇儿双泪一流便要退定(金)的。平谷县的姑奶奶(15岁以上大小姑娘的统称)有句口头禅:一嫁军,二嫁干,就是不嫁庄稼汉。然而,庄稼汉也有一张王牌——盖个“四破五”的新瓦房。何谓“四破五”?四梁八柱的四间瓦房“破”(隔)成五小间。北京人论房子,不讲平方米,而是论间数,一间,大约14平方米。谁家的儿郎拥有“四破五”,那竞选能力就很强了,姑奶奶们准能爱上他,甚至由他挑。因此,作父母的庄稼人,为了给儿子娶个媳妇儿,谁也逃不脱盖房的劳累和责任,通常情形是“紧三年,备三年,欠三年”,才能完成一栋“四破五”。这紧,自然是全家紧缩吃穿;备,是准备砖瓦木料、沙石白灰,以及请客送礼,求干部批给“宅基地”;欠嘛,则是还债,钱债、粮债、盖房帮工的劳务债(社员户盖房是互相帮工、换工,不支工钱,却要管饭,吃肉喝酒,所以新房的烟囱冒烟之后,主人是要逐年还债的)。有些“多子多福”的父母,竟然要从大胖儿子呱呱落地的当年就开始“紧、备、欠”了,如果有三四位“犬子”,哈哈,作父母的只能鞠躬尽瘁,至死方休。可见,衣、食、住、行,这个“住”字也颇恼人哩!

于是,有人便堂而皇之地提出了“先治坡,后治窝”的革命高见。实在是亏心呀,我在平谷县劳动和蹲点期间,身为下放干部,也不得不向社员们宣传此种革命高见,尽管我自己很想有个能放得下一张书桌的窝。当时,大约是十一二年前,京郊在使劲宣传王国福同志的“长工屋”,组织大家去参观。我有幸被组织去接受再教育,得知王国福是一位农村基层干部,他生前全家人始终住在一间低矮阴湿的“长工屋”里,只为革命种田,不为自家盖房。王国福当然是好样儿的。可是那种大张旗鼓的宣传,所造成的声势及后果,却是个形而上学的悲剧。你嫌房子挤吗?三世同堂不舒服吗?你要申请盖房吗?你家里还想摆一张书桌吗?那好,干部只消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请你学习王国福!

如果这样便能把衣食住行之中的“住”字勾销,那可真变成灵丹妙药啦!应授予特级发明奖。但是,今年不盖房,明年不盖房,二三十年不盖房或少盖房,自然就积累出了个“住房难”。当今领导要扭转此种比例失调,也须有很大的魄力和恒心吧。

平心而论,王国福的长工屋曾经感动过我;今天,深圳的新式农舍小洋楼也感动了我!不知道这两种感情(说确切些是豪情)在同一个脑袋里是怎样融合起来的?检讨一下思想根源,我是个“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跨过江”的人,亲眼见到许多战友流血牺牲……我敢断言,这些战友,一定乐于见到农民们住进小洋楼!

感谢编辑部同志们的热情邀请,今年又来广州,而且到深圳参观,实在兴奋。早就听过不少有关经济特区的传闻。今天亲眼看见了这些拔地而起的高层楼群,到处都在加紧施工的繁荣景象,新辟马路上川流不息的各式汽车和它们扬起的黄土尾巴,以及中外合资工厂、超级市场、著名酒家、宾馆别墅、展览馆、画廊、乡村俱乐会、水库度假村……虽属走马观花,心里却凝成了两个字:亮点。是呀,这儿是我们经济起飞的一个亮点!我毫不怀疑导游者的预言:深圳,将在短期内建成一座最现代化的城市。

我对同车的粤籍女作家小何说:“假如我会广东话,又像熟悉北京那样熟知广州,就申请到深圳来住10年。”

“为什么?”

“为了写一部长篇小说,50万字,或者150万字,从这生机勃勃、尘土飞扬的建设写起,一直写到她超过广州、上海和香港!”

“能超过吗?”

“当然!后来者居上。”

“10年就能超过?”

“那就住20年嘛,或者更久些,你也不一定再搬回羊城了呀!”

旅伴们笑着。我悄悄观察,小何真有点儿动心了哩。是呀,大文豪曹雪芹只能描绘封建社会濒临崩溃的荣宁二府;尊敬的茅公,他在蜚声中外的传世之作《子夜》里也无法预言今日深圳。“小何,树个雄心,写深圳起飞还要靠咱们这些晚辈后生呀!”

听说,有些早年跑到香港去谋生的人,如今又自动迁回深圳来了。为什么?因为香港社会不安定,生命财产无保障,加之栖身棚户区,远不如这边的农舍小洋楼好啊!

我突然想起了“安居乐业”这四个字。谢璞也有同感,他说,来穗近一月,没看见吵架、打架的,也没听说谁被扒了钱包。是啊,乐业、安居不可分,妄分先后近愚庸!别忘了小洋楼的辩证法哟。

1982.12于羊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