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出版的《作家》杂志曾刊载一篇《赵大年自传》，开篇写道：我来到人间的第一件事便是放声大哭。别的婴儿为什么哭我不知道，但我出生于“九一八”事变后两个月，这就注定了我有一个苦难的童年。

1937年的“七七”芦沟桥事变使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小难民。1938年寄居香港，1939年又逃到了贵阳。这是我第一次入黔，正赶上日寇飞机对贵阳狂轰滥炸，市中心的大十字和小十字一带，街道两旁躺满了死难的同胞，在我这个七岁难童心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第二次入黔，遭遇的灾难就更多了。

1944年，中华大地上发生过一次不见经传的“湘桂大撤退”。为何不见经传？据说，***的嫡系部队都藏在峨眉山、长沙、衡阳、桂林、柳州、独山等兵家必争之地，湘桂城镇都变成了不设防的城市，使日寇得以长驱直入。要不是太平洋战争局势的变化，日寇简直要打到贵阳和重庆去了，因此，国民党决不肯对此加以宣传；而解放区的作家们，对此也知之甚少，便也无从描绘，然而，这却是一次百万难民行程千里的大撤退啊！按其规模和悲状程度而言，大概都超过了人类战争史、宗教史和民族史上任何一次大迁徙。

我就是这百万难民当中的一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从湖南出发，走到了黔桂交界处，因日寇骑兵已跑到我们前边，又弃路爬山。在山里，我们至少遇见过一百次土匪洗劫。不过后来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难民怕土匪，之后变成土匪怕难民——哪里出现了土匪，成千上万的难民便会一拥而上，穷追不舍。一直追进村寨，像遮天蔽日的蝗虫一样，任你打杀，全然不顾，几个小时便把一切都吃光，留下几百具尸体，长龙般的难民大军又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

这段路程，我整整走了一年，于1945年春天第二次进入了贵阳城。一家四口，全都患了重病，住在小十字附近国泰电影院（今贵阳电影院）隔壁一家糖果店的小阁楼上。说阁楼或者亭子间都不确切，它实际上是人字瓦顶之下、天花板之上的一段空间，支不得床，走路还得弯腰。糖果店的主人姓王，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免费供我们吃住。虽然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至今也是感恩不尽的。

日寇投降前夕，我们全家搬到了重庆。

转跟42年过去，我第三次来到贵阳。一下飞机，宽阔平坦的磊庄机场便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再不是“地无三尺平”的老模样了。花溪宾馆和云岩宾馆，更不是当年糖果店的小阁楼可以比拟的。到街上转了一趟，丰富的商品，漂亮的时装和民族服装，还有孩子们红苹果般的笑脸，都在告诉我：确实换了人间。

这次是作为“首都新闻界文艺界赴黔参加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的一员入黔的。因为团员中还有刘淑芳、李谷一等等明星，我也跟着沾了光，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在遵义八天当中，我们拜访了七家酒厂和一家电冰箱厂，除了参观学习、座谈采访，还天天与当地职工群众开联欢会和举行演出活动。在湄潭县体育场演出时，正逢赶场天，各族观众多达三万余人，这景象，真令我感动万分。

由于活动多，时间紧，我们实际上在贵阳市区只住了一夜。对我来说，想去看看那个糖果店的小阁楼，拍几张照片，都未能如愿。忽又想起那个国泰电影院，当年我没钱买票，曾混进去看过三场电影：《人猿泰山》、《月宫宝盒》和《北极星》，那的确是小难民的最高享乐了，故事细节一直记到今天。我并不打算去补交三张电影票的钱，因为，近几年，这家电影院至少上映过我写的《模范丈夫》等六部影片，就这样“将功折罪”行吗？

在贵州我还有几位老同学、好朋友，这次都未能拜访，实在抱歉！临别依依，不胜眷恋之情。祈望着不久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