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过去了。大家伙儿好像都丢了一点什么东西。我也有同感。

这一年，我偷偷的租了佟大爷一间小耳房，把自己关在里边伏案笔耕。妻子女儿都不高兴，好像家里丢了家长，星期天改善伙食都没情绪。我自己也是有苦说不出，谁叫我没能耐，家里住房太窄哩。就在这儿忍着吧。城里不停地在盖大高楼嘛，希望在明天。

身藏小耳房，关起门来自成一统。正是：七平方米一斗室，窗高门小无人知，早晚三包方便面，两耳不闻伤心事。

可惜未能脱俗。也无法了却红尘。泡方便面要到佟大爷的厨房里去灌开水；排泄废物也须走进胡同口的公共厕所；买报、买烟，顺便在街上遛个弯儿……总之我还是没有变成鲁滨逊。

写长篇小说的同时，也要抓空儿写点散文和短篇，以还文债。债主都是好朋友，我吃过人家，花过人家，答应过人家，怎能言而无信哩。小耳房帮了我的忙。住在这儿，使我发现了一些趣闻：这一年，四合院里的六户近邻（紧邻），家家都丢失了几样东西。据说北屋的佟大爷为此还向居民委员会和派出所报过案，结果一样也没找回来。于是乎。邻里邻居的，全都伤了心，彼此间增添了几分猜疑和怨气儿，好像我丢的东西落到了你手里，你丢的东西又是他拿了，真别扭。

咱北京人礼儿多。像佟大爷老公母俩这样的老北京旗人，礼儿更多。家里如此，四合院里，小胡同里，也如此。本来嘛，低头不见抬头见，全没个笑脸儿怎么活？因此，真也罢，假也罢，说相声逗闷子也罢，邻居见面，没话找话儿也得说上一两句见面词儿：“您真早！”“您吃啦！”“您遛弯儿！”“您解手！”“您晌午觉儿睡得舒坦！”“您硬朗！”“托您的福！”要是见面不说话，您就不像北京人。

外地人说咱是京油子，舌头甜，嘴皮儿薄。可是这一年，京油子的嘴儿不甜啦，见面词儿也变啦：“您挤车！”“您排队！”“您抓药！”“抓药？晋江假药！谁敢买？”“又涨价儿啦！”“唉，连臭豆腐都涨价儿！”“全涨价儿，就他妈的人不涨价儿！”于是乎，笑脸儿少啦。发副食补贴，理顺工资，气儿也不顺。

果真是“人不涨价”吗？说这话就不嫌亏心？不。东屋里的双职工，全院尊称为张老师和李老师的，今年照旧自嘲为穷教员。打倒“***”之后，连提四级——两口子共调工资八级，气儿还没理顺。张老师常用鼻音嗤哒着说这是“空调”，大概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他家里还安不起空气调节器。李老师是女人，厚道点儿，赶紧纠正丈夫：“这是微调！”家里的电视机是进口散件国内组装的，不如原装货硬邦，所以她经常扭动微调旋钮，也就对“微调”这个新名词儿更感兴趣些。

他们说这话自有他们的道理。虽然报纸上高呼尊师重教；虽然今年还破天荒的过了个教师节，张李夫妻双双进了人大会堂；但是，总觉得不实惠。在这对儿中年教师心里眼里，还是那句顺口溜：“南屋里有权，西屋里有钱，北屋里天天过年！”只有我们东屋里“相对”清寒。

这句顺口溜是我们四合院的土特产。外人不知底细，听不懂。要想弄明白，得先从北京的四合院说起。四合院者，顾名思义，是东、南、西、北房，共同圈围着一个比天井大些的院子。除了院门朝外，所有房屋的门窗一律朝向院里。借用个流行的新名词儿，它属于封建性闭锁型内向结构的家庭建筑。自从四世同堂式的大家庭解体之后，儿乎所有的四合院都变成了大杂院，但依然维持着内向的格局。形象地说，它的门窗好比各家各户的嘴巴和眼睛，互相瞪着，监视着。家家都吃窝窝头，可以相安无事；如若谁的窝头上多了一块臭豆腐，那可不行！

这可不是不讲理呀。咱北京人最讲道理。这个道理极明显，小秃的虱子明摆着的：你多吃一块臭豆腐，哪儿来的？我怎么就没有？还不是你把我那半块吃掉了嘛！

按照这种逻辑学，二位教师最瞧不起对门西屋里的暴发户。那是两户人家，两兄弟和两姐妹，各住一间西厢房，共用一间小厨房，吃喝不分（也许还有点别的什么不分），亲热得很。他们先卖大碗茶，后摆衣服摊儿，谁先回家谁做饭，晚回来的就自动带一只脱骨扒鸡。

为啥瞧不起这四位待业青年——个体户呢？大概因为教师的辞典里还印着“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的条文。下九流变成了万元户，你那钱是从哪儿来的？还不是赚了我们的！

“先富起来的是什么人？都是不三不四的家伙！”

二位教师不止一次地这么说。

一天，摆衣服摊儿的姐妹把我堵在院里，没头没脑也说了一大堆。尖酸刻薄，流利洒脱，实实在在，指桑骂槐：“大作家，有个电影是您写的吗？《街上流行红裙子》，不对！应该是《街上流行红眼病》！哈，个体户怎么啦？不偷不抢，照章纳税，减少无业游民，补充社会主义，繁荣市场，方便群众，照样为人民服务！赚钱又怎么啦？您给我发个铁饭碗，我就把这一摞大茶碗交公！嗐，摆衣服摊儿也不容易呵，风吹日晒，无冬无夏，赔了活该，所以赚了也活该！哪碗饭是好吃的？美术学院缺不缺裸体模特儿？谁给介绍一下，姑奶奶我去！脱光衣服往那儿一坐，比穿着衣裳站大街省劲儿。”

经她姐儿俩这么一嚷一骂，我才发现，年轻人的气儿也不顺。晚上，两位男性个体户拿着烧鸡、烧酒走进我的小耳房，要聊聊。

“社会上瞧不起老师，就来个老师节，咱没意见。可这老师刚有了一丁点儿地位，何苦又反过头来踩挤我们，瞧不起我们哩！”

“别这么想，”我劝着，“张老师他们也没说什么嘛。”

“说啦！那天几个学生到他家来补课，张老师就大嗓门儿说过：中学毕了业，一定要上大学……否则，当了待业青年，再站到街上去卖大碗茶，不但给家长丢人，母校也不光彩！”

“哦？……那也别往心里去，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譬如，我就不那么看。”

“一样！你们文艺单位办舞会，单单不准我们个体户进去！好象我们都是小流氓……”

“哦？……不会吧！”

“哦个啥！北京就是不如广州开明。公开卖舞票嘛，十块钱一张，咱哥儿们掏得起！”

另一位啃着鸡腿，大口喝烧酒，闷声闷气地说：“咱个体户就是没地位！有钱都没处花……”

地位……唉，原来这年轻的万元户，也认为自己丢了点儿什么。

“你们作家协会要不要资助？”他眼睛一亮，狡黠地笑笑，“吸收我当个作协会员，哥儿们一次性捐款：五千！干不干？”

这种慷慨，使我暗自吃惊。夜里，吃惊变成了愤慨，5000块钱就能买一个作家，我的天，谁敢说作家不值钱！

朋友，请原谅，我不便提名道姓，然而，我愿发誓，这种事儿是真的，不是编的。

北屋里佟家历来讲究吃。今年把酱肘子都淘汰啦，专门倡导吃鱼，包括虾米、海参、新鲜蔬菜、南美洲香蕉，为了保健，不论价儿。结果在全院落了个“天天过年”的话把儿。可是，佟大爷也认定自家丢了点儿什么东西，心里忿忿然。我们都是满族，容易套近乎，几次聊天便把他的话儿套了出来——这是我的职业病，专门爱琢磨人。

原来，他整整打了八年官司，终于大获全胜，从本院南倒座（我现在住的）这间小耳房搬回了北屋。三大间呐，全是四梁八柱的青砖细瓦房，丈八进深，座北朝南，门高窗大，君临全院。豁亮，痛快，胜诉，房归原主，人争一口气啊！

佟大爷是去年八月八号收回北屋的。这有明证：房契的大红印就盖在“8月8日”这几个字上。他越看越爱，甭提多高兴啦。八是个吉祥的字眼儿，八月八也就是黄道吉日——逢八则发。您瞧，马拉松式的官司虽然劳力伤神，却是打到八年头上就胜诉了！当年多尔衮也是仗着八旗兵打进关来的呀。八好！赶紧摆正了八仙桌，八只红木小方凳，八角座钟，八仙过海的成套泥人儿，切成八瓣的红瓤大西瓜……这才猛然发现，全家八口不团圆。……唉，要不是当年的“红五类”逼迫咱家迁出大北房，又动员孩子们上山下乡，如今咱家老少三辈儿不又凑出来个“八”嘛！

归还这三间北房的时候，房管所派人重新裱糊了，从顶棚到四壁，一白落地，相当漂亮。可是，从那挤挤插插的小耳房里往这边一搬东西，顿时显得空空荡荡，怎么摆也占不满这三大间了——佟大爷从此认定是丢了东西。后来，把女儿女婿叫过来一起住，还是有点空得慌。儿子在外地工作，回不来……又把小耳房租给我当写作间，佟大爷心里仍然窝着一种失落感。

失落感，是我们文人杜撰出来的新名词儿。佟大爷老公母俩的感觉则是丢了什么东西。究竟丢了什么？啥时候丢的？当年抄家时候丢损的东西，该还的还了，该赔的折款赔了，早就结啦；如今又退还了三间大北房，心里本应产生一种充实感呀，怎么反而觉得发空呢？

被这种失落感紧紧蒙住心窍的，是南屋里的黄处长。此公今年刚离休，虽然“提一级”享受了厅局级待遇，出门看病或者检查身体什么的都可以叫小汽车了，他却觉得自己丢的东西比谁都多。他的妻子甚至觉得丢了丈夫；子女觉得丢了爸爸。否则，唉，在这年根底下，何须自家花钱去买烟、买酒、买茶叶哩！

在我们这个比天井大不了多少的小小四合院里，家家都添了几“大件”，都有几张定期存款单和活期存折——这些贵重物品一样也没有丢，然而，人们心里的天平却是倾斜的。您究竟丢了什么？谁也说不大明白。连我这个深居简出的笔耕者也受了传染，说不清自己丢了稿纸、墨水还是钢笔，又确确实实感到自己也吃了亏，想发发脾气。

回首往事，忽有一得之见：也许咱们大家正在被迫抛弃一些早就应该丢掉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