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世前的两个月，祖国大地上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这就注定了我有一个苦难的童年。别人为什么生下来就哭？我不知道；但我出生第一件事就是大哭，颇有道理。

我出身于北京一个教师家庭。据说我的祖先是300多年前跟着多尔衮打进关来的，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从《百家姓》里选了这个“赵”字。这件事，“查三代”的时候我实在说不清楚，只能建议“专案组”的人去提审我早已入土的祖父。又据说，我有三个哥哥都夭折了，所以我的名字叫大年，并非生于大年初一，而是父母想让我多活几年。我惟一的弟弟叫大业，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一个无能，另一个自然应该做一番大事业。他现在是建筑工程师。中国的建筑业已经上马，至少还要兴旺一百年，弟弟是不会失业的。

由于母亲是小学校长，我读书甚早，五岁上学，可是六岁就赶上了“七七”事变，从此变成了一个小难民。十四岁以前，坐车乘船，有时干脆是徒步，我已经跑遍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大半个中国。什么日寇的大屠杀，狂轰滥炸，百万难民的湘桂大撤退，瘟疫流行，哀鸿遍野，等等，我都见过，或亲身受过。这些死里逃生的灾难，给了我第一个教育，而且终身“受益”——不论再遇到什么磨难，我也不以为奇了。

我在重庆南开中学读书五年，这是一段相对稳定的校园生活。南开的功课、体育、学生的社团活动，当时是很著名的。仅以话剧为例，天津南开的“新剧团”就带了头，我看在中国的话剧史上也应写它一笔。南开至少给了我三条好处：坚实的功课底子；喜爱文学、演戏、打球、游泳、唱歌，以及身高一米八十。虽然南开“默退”（不挂牌的开除）过我；我仍然感谢母校给予我的启蒙教育。

1949年重庆解放，我十八岁，就从学校直接参加了野战军。两年之内，父母病故，弟弟参军，我们那个四口之家便不复存在了。

我在部队生活十年。包括湘西剿匪一年，抗美援朝四年。我打过仗，立过四次战功。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以及小知识分子的种种小毛病，始终是个挨整的对象。直到1957年，这年国内发生了什么事，任人皆知，但我却“福星高照”，正因病住院，又在医院里谈恋爱，而且谈昏了头，什么“鸣放会”都没参加，因此而“漏网”一年。人家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我，便凑了点平日的材料，终于在1958年底将我“复员处理”回家。使我感到惭愧的只有一点——我实在是无家可归，只好硬着头皮回到原籍北京市待业（请原谅，当时人间还没有发明“待业青年”这个词儿）。

1959年，我28岁，全年待业，我决定报考北京大学文学系。或者中央戏剧学院，可惜，事不如愿，我的女儿呱呱落地，彻底粉碎了我升学的梦想。我是没有“复员费”的，几百元“安家费”怎禁得坐吃山空！“贫而为文”，我连续发表了不少小说和诗歌，靠笔耕糊口。这又是因祸得福吧？它使我在文学上得到了一些锻炼，建立了一点自信心。那时发表文章，需进行“作者情况调查”。为了一首长诗，北京市文联主席老舍先生亲笔写信给《新港》编辑部：“作者是一个可靠的青年，与我相识多年了。此信权作一证明吧。”结果还是不行，非要“组织证明”不可。我只好去求转建委员会。幸亏他们工作“马虎”，没看我的档案，就开具证明：“该同志系复员军人，政治上无问题。”我的作品才得以问世。

使我第二次感到惭愧的事，颇有戏剧性。我曾借用妻子范季华的名字改编过六本“小人书”，皆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采用，每本可得几十元稿费，也可顶一月工资用。该社责任编辑老周同志因此常与“范季华”通信，夸她文字优美，鼓励多多写作。20年后，老周作为《广州文艺》的小说组长来京组稿，特意到家看望老作者时，才发现“范季华”原来是须眉！我赶紧设酒赔礼。他却揪住不放了——这也是我六年来连续给《广州文艺》写了三个短篇和三个中篇小说的原因之一。为那六本“小人书”，我用六篇小说“还债”，这也是人生的一段插曲吧。

虽然部队对我作了不大公正的处理，我还是热爱它的，平心而论，我是在革命军队里长大成人的。十年生活不算短。何况又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哩。在部队，除了战争和艰苦环境的锻炼之外，严格的集体生活，毫不容情的纪律，政治理论学习，以及对小知识分子过火的思想改造等等，不论你事后怎样褒贬，它还是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影响了我的性格和气质，譬如，拿得起，放得下，决不婆婆妈妈。

1959年底，我到北京市农机局报到的时候，遇上了一位爱才的人事处长。本来，研究了我的档案（那里面必定写了许多很糟糕的玩艺儿），是打算叫我当伙食管理员的。我不愿意，又不敢拒绝，灵机一动，就送给她四本杂志——上边刚发了我四篇小说。两天以后，女处长果然改变初衷，派我到农机研究所去当秘书了。此事对我后来的道路影响较大；也使我懂得了人生还有个机遇问题。

到了研究所，我才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工作。这里有两个秘书职位：一个协助书记管党务，可我不是党员；一个协助所长管科研，我又不懂专业，不懂装懂，凑合着干，那不符合我的性格。怎么办？不能向命运低头，才28岁嘛！我咬紧牙关，把家务统统推给妻子，用五年时间，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了农机专业的大学课程，把自己“改造”成了一名科技人员。这件事，给我自己的启发很大：只要横下一条心，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喜欢农业机械，但我也有自知之明，老老实实地在农机研究所和农机局工作了20年，放弃了写作。这主要因为我自身的政治条件不好。而农机，是个又苦又土的行业，制造机具下车间，推广使用下农村，20年间，我跑遍了京郊200多个公社，常年累月与农民和黄土坷垃打交道。既不接近边防要塞，又不涉及机密情报，更没有人来抢这个土饭碗。在政策越来越“左”的时候，农机的优越性就更突出了，好就好在机械并不具有阶级性，我成天跟铁牛作伴儿，不是可以远离阶级斗争的漩涡么。

“文革”开始，我的避风港里也掀起了惊涛骇浪……直到铁牛变成武斗的“土坦克”时，我目瞪口呆了。谁还敢说机械不具有阶级性？

至于我本人，自然是在劫难逃。运动一开始，就被抄家。这使我有生以来第三次感到非常惭愧——对不起研究所的红卫兵老将们——我家实在太穷了，让人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只抄到了三元七角现金，一条麻绳和一把菜刀。据说菜刀也能杀人，麻绳可以上吊，都属于武器之列。他们用这条麻绳将我五花大绑，装进吉普车，连夜运回研究所去写交待罪行的材料。我忽然发现，衣兜里的香烟和火柴也被搜身时搜走了，便故意大喊大叫：“不让我抽烟，什么材料也写不出！”红卫兵老将（本所的职工）毕竟比小将可爱些，知道我烟瘾大，便把香烟火柴物归原主。此事虽小，但在我一生中是个转折点——从此学会了玩世不恭。

等这种玩世不恭渐渐转化为一种幽默感的时候，我痛苦的心情便求得了可以解脱的药方。我的表妹，就是因为做人太认真，才在运动中被迫轻生的。若干年以后，她的孩子长大了，问我：“妈妈为什么死了？”我曾认真地告诉孩子：“你妈妈缺少幽默感。”

1969年，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亲自动员我们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劳动一年以后就挣工分过活了。而且要“四带”：带户口、工资、档案、家属。我便把家中所有的科技书刊资料统统“八分钱一斤”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下乡去傻吃、傻睡、傻干活。开下放干部座谈会时，我乐呵呵地发言：“60多岁的局长也来了嘛，老弱病残都能焕发革命的青春，我30郎当岁儿怕个啥？”

后来，我在一部电影里，写了个农机工程师把自己积累20年的科技资料“八分钱一斤”全当废纸卖掉了，写他当场流了泪，这不真实，也不大胆。真实的感情我知道，他当场应该笑！而且，我还昧着良心编造了一个情节：这位工程师卖掉的科技资料，被废品收购站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偷偷保存下来，研究所的所长又将这些宝贵资料赎回来，由所长的女儿偷偷地送还给工程师。这更不真实！电影上映时，我第四次感到惭愧——不该欺骗观众！

1972年，我从平谷县农村被调回市农机局工作，但我主动要求，仍然留在农村蹲点。因为我已经结交了一批农民朋友，想用较长的时间把农村“吃透”。领导上正因为派不出人下乡蹲点而发愁，遇上了我这么个傻瓜，自愿长期蹲点，当然一口答应罗。于是，包括下放劳动和蹲点工作，我在平谷县农村一气儿生活了十年。这是我性格中的另一个侧面——并非事事都玩世不恭。直至此时，对文学的爱好并未在我心中泯灭。这些生活积累，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是有用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对自己又进行了一次“改造”，放弃了我根本就不喜欢的农机专业，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并于1980年底调北京作协分会从事专业创作。为了实现这次转业，回到自幼喜爱的文学道路上来，我曾废寝忘食地写了两年。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党的政策调整了，否则，个人努力等于零。

当北京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请我去讲课的时候，我真想大哭一场。20年前，我多么渴望走进你的教室啊……那就哭吧，哭也是人生的一种权利呀。可是，念头一转，突然想起我出世的时候，已经百无禁忌地哭过了嘛，于是，我便乐呵呵地向同学们作了一点自我介绍：

“本人的前半生，最高军衔少尉，最高职务团小组长；打倒***以后，有幸连提三级，工资高达78元。从来没有犯过错误，却长期低头走路，可惜也没有捡到过钱包。一家四口，住一间14平方米的房子，优点很多，比较热闹，20多年至少节约了1000元房租。每次政治运动都挨整，所以也就从来没有整过别人。”

还没讲课，仅仅这半分钟的开场白，就博得了全场掌声，有些同学事后还给我写信。可见，说实话的威力相当大。

自传到此搁笔，因为我还健康地活着，没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如果再补充一点儿“最新消息”的话，领导上已经给我调整了住房，两间，连过道28平方米，一下子就扩展了一倍！我立即买了一张书桌，并且给亲友拍了电报。绝对真实的电文如下：敝人53岁已进入有桌阶级了。

1985、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