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由于水平和篇幅所限，只能“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先写点零星儿的小事情，汇报一些个人的粗浅看法。
今年我往广东跑了三趟，盘桓四个多月。为什么？广东新事儿多。所以愿意去参观学习。说“深入生活”，那还不够深入。
有些朋友在议论，说“广东认钱不认人”。这话显然夸大了。因为他们所指的，大体上是广州市，经济特区，以及珠江三角洲那些“富甲全国”的县市。至于粤北山区，靠近江西、湖南等老革命根据地的群众，生活相对贫苦一些，则仍不失我们看惯了的那种“淳朴之风”和“朴素感情”。可见，“认钱不认人”的只是一部分“富贵之乡”，而不是全省全体。
这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偏偏在“富贵之乡”出现了“认钱不认人”的现象？是不是富出毛病来了？
这个问题很复杂。还是先说具体事儿。据我看，所谓“认钱不认人”，大致指的是：出租汽车招手就停；高级的宾馆、餐厅、度假别墅、游艺乐园、外币商店等场所，不论级别，不用走后门拉关系，不分官民，只要你有钱，就可以随便住、随便吃、随便玩、随便买；自由市场很多（附带说一句，我们大概是出于某种忌讳、改称农贸市场，其实它的商品已经远远超出了农副产品的范围），商品极其丰富，当然更是任君选购啦；服务态度甚好，例如深圳的某大酒家，打出了“仿膳”的旗号，女经理带班站在二门给顾客鞠躬，她虽然穿着“国粹”旗袍，却涂了“洋式”红嘴唇、红指甲、黛青色眼圈儿，会说京腔、粤语、英文，“中西合璧”，落落大方，特别是她手下的众服务员也都尊顾客如“衣食父母”，绝不敢冷落甚至训斥顾客……当然，所有这些场所，都是要赚钱的。
上述这些“认钱不认人”的事例，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谁都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来。
我采用了“比较法”。请原谅，我选择了一个与广州大体相当的省会××市作比较对象。我在那里闹过一次急性肠炎，要去医院，怎么也叫不到一辆出租汽车……那时候，出租汽车如果也能招手就停，或者一个电话就来，10块钱一公里我也心甘情愿啊！简言之，在那里，无论吃饭、住旅馆、乘车、还是买东西，低档的，大路货，你有劲儿就去挤，有时间就去排队吧！中档的，紧俏货，多半要靠熟人，拉关系，走后门。高档的，对不起，那可就要讲级别了！级别不够，连大门也不让你进。车船、宾馆、雅座、商品……宁可停着、闲着、存着，你有钱，他不赚！假如把这种现象叫做“认人不认钱”，那么，岂不是“认钱不认人”还要进步一点吗？还要多一点民主色彩吗？这就是我的看法。也许有人指责我在宣扬“不讲级别”的无政府主义或极端平均主义吧？不！别忘了我说话的前提——我说的仅仅是出租汽车、宾馆、酒家、商店，这些本应面向全社会的东西，本应赚钱的东西。而且，今天大家手里的钱，绝大多数都是劳动所得吧？劳动致富是件光荣的事儿，它与旧社会的剥削发家，“有钱的王八大三辈”，有着本质的区别嘛！
再说一件小事儿。我在广州参加笔会期间，和一群作者同去参观一家陶瓷厂。一位朋友看上了“窑变”的彩釉花瓶，却又舍不得花钱买。陪同的经理善于察颜观色，便把花瓶包好了送给他。文人脸皮儿薄，不好意思收礼。经理却讲出了一段为何要送礼的道理来。那大意是：凭您的名气，收下这只花瓶，是我们的光荣。这花瓶要是摆在了您的书架上，被您的客人们看见了，而您又夸了几句，说这是某某陶瓷厂做的，这就是替我们作广告了！许多工厂仅仅为了在电视上露一下厂名或产品名称，就肯花成千上万的赞助费，因为他们懂得，名牌产品就是要出名才行。所以，您收下这只花瓶，实际上是帮助了我，我要感谢您！
事后，我们议论了一番。得出的结论，这位经理是真诚的，聪明的，不吃亏的。我们这位收了花瓶的朋友，也不是白占便宜。因为他的确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而这名气，在经理的眼里，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投资”。
不久，另一件事也证实了上述看法：广州新建的“四星宾馆”中国大酒店，正式开业那天，耗资几十万元，宴请两千位各界知名人士（连吃带拿），借名人之名气壮自家之名气，可见这“名气”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财富哩。这么说，也许有人又会指责我在宣扬资本主义那一套了！至少也是宣扬“大吃大喝”或“不劳而获”吧？其实，我们有些刊物，聘请名人当挂名“顾问”而又赠送“××费”的，不也是很重视这“名气”吗？我的政治经济学学得不透，记不得理论上有没有“名气”可创造财富这么一条。不过，现实当中的确有“花钱买名”的，而且名牌商品就是比一般的商品销路好、赚钱多。如果单讲质量，茅台酒与五粮液，我看差不多。但是茅台的名气大得多，所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它的“价值”也就高得多。
我无意研讨经济理论。而是说，如果我们写了这样一位善于“请客送礼”的经理，到底是褒还是贬呢？
有一位，一位乡长（珠江三角洲人口密度大，乡就是京郊的生产大队）请我们吃午饭，还有几位乡干部作陪，酒宴甚丰。这使我想起了农村干部“多吃多占”的毛病。酒后失言，竟然把这话说了出来。那乡长笑了，反而给我上了一课。其论点大致归纳如下：一，客人们远道而来，我不招待谁招待？二，我们有这笔招待费，如今收入多了，花这点儿钱不算啥；三，会计是我任命的，她要是用“财务制度”卡我，我就撤掉她，否则，我这个乡长怎么工作？四，干部陪客，已经算不得“多吃多占”了，一个人的肚皮就这么大，吃饱了，为啥还要多吃呢？说句实话吧，我们几个都是万元户，回到家里比这吃得舒服！所以群众根本没意见，反而认为干部受累了，中午都不能回家吃饭；五，干部陪客人吃饭，是工作午餐，边吃边谈，完成了接待任务，属于加班加点，我们都发加班费；六，不要小看了中午这两个小时，我们这几个干部，家里都有副业，无论是采桑、喂鱼、喂鹅，还是修剪金桔盆景和花卉，创造的价值，都比这顿饭钱和加班费多！所以，肯出来陪着客人吃午饭的，恰恰是先公后私的好干部！
美哉，乡长！他头脑清楚，讲话条理，说得有根有据，合情合理。我想，假如我也是万元户，也住在这鱼米之乡、桑蔗之乡、荔蕉之乡、鹅乡、花乡，家里的饭桌上有红虾白藕，米酒陈酿，我肯定没有他们觉悟高——决不愿意陪着客人在外边吃午饭。
富了，许多事理就变了。当然是往好的方面变罗！我也曾经看不惯、想不开。但是，客观现实生活总会逼迫着我进行观念的更新。今后，这个观念更新的问题一定会更加咄咄逼人。
上述这些小事儿，都没离开一个富，或者一个钱字。那么，钱，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我曾在一篇小说里，让几个农民进行过一番争论。他们说：“钱是万恶之源”，“是铜臭”，“是钓饵”，所以我们“只要红旗不要钱”！另几个人有异议，说：“一分钱逼死英雄汉”，“不花钱也办事儿，是句空话，因为他不搞经济核算”，“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有钱能使鬼推磨！争来争去，也没统一看法。”不过，两千多年以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民，10年前还叫孩子捧个鸡蛋到供销社去换半斤大盐或者三合“洋火”的社员，今天居然争论起“钱到底是个啥东西”来了，不也是在进行着观念的更新吗？没有这种观念的更新，谁还敢理直气壮地去经商赚钱，集资办厂，投资扩大再生产哩？当然罗，小说里的话是“文学语言”，不科学。“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也有毛病，因为地球上没有鬼。不过，要是真有钱，倒是可以使机器人去“推磨”。
写到这儿，又使我想起了深圳蛇口工业区的一条大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个口号，据说争论好几年了。今年春天才被***同志肯定下来。不久，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又进一步肯定了它是我国相当长时期内的一个核心口号。
为什么有人怀疑、反对“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呢？无非是认为它带有“资本主义味道”吧。其实，中国自古就是这样的格言：一寸光阴一寸金！我想，大概是多年来“左”的思想作怪，吃“大锅饭”的情况难改，才忘了先人总结出来的至理箴言：一寸光阴一寸金！
近几年，我多次访问深圳和珠海特区，有一件有意思的小事儿：没遇见过打架或吵架的。这是为什么？据说除了精神文明抓得好，就是特区人没功夫吵架玩。因为吵一架或者打一架，耽误了宝贵的时间，少挣许多钱，很不合算。另一方面，特区商业发达，买卖人多，又都实行了责任承包等等，生意好坏与每个人的经济收入直接相关，所以谁也不愿意得罪人，更不敢像北京的一些售货员、服务员，动不动就把顾客骂一顿儿，那还了得！
我举这些小事例，并不精当，看法也不见得正确。只是想说明，经济建设突飞猛进，现实生活日新月异，像我这样一个中年人，不能不随时注意自己头脑里的观念更新。至于知识的更新，那也同样是个十分迫切的任务。20多年前，我学过“机械化，电气化”专业，在当时是个知识分子。但是，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用今天的尺度来衡量，我的知识结构十分狭窄，内容又相当陈旧和落后，如不加紧学习，予以拓展和更新，还算得上80年代的知识分子吗？诚然，我今天改行写小说了，但是，作为常识（而不是作为专业研究）来讲，有关信息革命、电脑、宇宙空间、通讯卫星、光导纤维、遗传工程和绿色革命等等全世界每天都在谈论的东西，我究竟懂得多少？又如，我在军队、工厂和农村，大体上各干过10年，可是对眼前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中涌现的大量新人物、新事物，又有多少是我看得准、看得透的呢？这只是举例而言，实际上还有更多的问题哩！如果我在这些问题面前，采取“鸵鸟政策”，不学不问，固步自封，那肯定会在思想上、感情上、创作上酿成一种“未老先衰”的悲剧。我当然要尽一切努力，防止此种现象在自己身上过早地发生呀！
1984.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