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书老舍二字，在我这个作晚辈儿的来说，是不恭敬的。打从我记事儿的时候起，就管他叫二爹，这是北京人的称呼，就是二叔。他并不是我的亲叔叔，但这也无妨，反正是挺亲近的。他如果还在人间，今年该是整80岁了。近年来，剧院接连重新上演他的话剧《女店员》、《茶馆》等等；出版社在排印他的书，多种刊物也在不断发表他的文章和诗歌；北京的群众在街头巷尾谈论着自己的作家，因此，我打心眼里觉得，二爹还活着哩！是啊，他还在龙须沟的大杂院里跟市民们谈心，他还在人艺给演员们说戏，他还在书桌前写稿子——当那只花猫卧到稿纸上不肯走的时候，才点燃一支香烟，休息片刻……他还在人间！至今还在歌颂新北京啊！

幽默的语言

记得周扬同志曾经称赞人民艺术家老舍是语言大师。这话很中肯。他的小说，特别是描写北京地方的话剧，语言之生动、准确，真是字句珠玑，掷地铿锵！又写得那么符合人物的身份，听，祥子的话就只能是祥子说出来的，虎妞的话就是虎妞的，程疯子的话就是程疯子的——如果不是被黑旋风欺负到了家，他就不会说这样的“疯话”！这些人物呀，各有各的脾气禀性，台词全是自己的腔儿，一句话、一个字，念起来准上口，连抑扬顿挫都写出来了。关于这一层，是广大读者、观众和演过他的戏的演员们所公认的，不用我多说。

我本来不大懂得什么是幽默。现在回想起来，二爹日常生活中的谈吐，就是很幽默的语言。1946年，我在重庆南开中学念书的时候，读了《骆驼祥子》，暑假就领着弟弟从家里步行20多里路，到北碚来向二爹请教：“祥子现在还活着吗？”他认真地告诉我：“活着！也逃难到重庆来啦，就是重庆的路不平，他没法拉车，改行抬滑竿啦！”由于他是绷着脸说的，我也就信以为真了。这天午饭，胡絮青二婶捏的是碎子油韭菜馅包子，我走饿了，一口气吃了七八个，二爹怕我撑着，就小声地像说秘密似的告诉我：“孩子啊！咱可还有下顿儿哪！”说得满桌子都笑了。其实，二爹二婶他们家，当时生活也很清苦，并不是经常都能吃上白面的呀。我见过一位作家给二爹题的纪念册里，就有这样两句：“换他肉二斤，写稿三千字。”记得有一次，来了客人，二爹就找出来一套旧西装，悄悄地拿到街上去卖了，然后才买了点酒菜，可巧遇上一个卖猫头鹰的，大概因为他爱猫，或者是嫌四川的耗子太多，就把猫头鹰也买回来了，惹得全家大笑，以后都当笑话说。

二爹喜欢说笑话，常用笑话抨击时政，或批评当时一些拙劣而冗长的文章。那时的重庆，有些个所谓的“作家”，专捧国民党的臭脚，写了些又臭又长的滥文章，还登在报刊上，谁也不要看的。一次，我听二爹当着多人的面，讽刺那种所谓的“作家”，讲过一则《王大妈的裹脚布》，大意是：有一位老爷子，岁数越大越怕死，规定家里的人一律不准说“死”字，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就用“喜”字代替。一天，三个女婿来给他拜寿，在寿筵上逐个说几句吉祥话儿。大女婿先说：“我祝岳父寿比仙鹤，能活千年！”老爷子挺高兴，可是想了一下，问：“那么，一千年后呢？”大女婿答道：“就喜啦。”老爷子生了气。二女婿赶紧说：“我祝岳父寿比仙龟，能活万年！”老爷子转怒为喜，又间：“一万年后呢？”二女婿只好说：“就喜啦。”老爷子还是不满意。轮到三女婿了，他最会奉承，认真地说：“我祝岳父大人长寿，就好比王大妈的裹脚布一样——永远不喜（洗）！”

还有一则《白脱弗来》，他说：英文管蝴蝶叫“白脱弗来”（butter-fly），第一个单字是奶油，第二个单字是飞，形容蝴蝶像奶油飞起来一样好看。可是老蒋一打内战，咱们中国人的“白脱”就全都“弗来”了！

朝鲜“战地大学”

当***的特务暗杀了闻一多、李公朴之后，老舍同志被迫出国讲学去了。等他回国时，我又参了军，因此有几年音信不通。在朝鲜战场上，当我在平壤附近幽密的松树林里第一次看到电影《龙须沟》的时候，非常高兴！就连夜给二爹写了一封信，可又不知道地址，灵机一动，就寄给了《人民日报》——请他们代转。信里，我提了一个（当时我感到最迫切的）要求：想得到一本刚刚出版的小说《牛虻》。过了不久，他的大女儿舒济就给我寄来了，真使我和我身边的不少志愿军青年战士们喜出望外！我们在坑道里如饥似渴地轮流着阅读。（顺便说一句，我的一个现在当师政委的战友，去年在北京相遇，谈起了短篇小说《班主任》里的谢惠敏不敢看《牛虻》时，颇有感慨地说：“咱们在坑道里不是抢着看《牛虻》吗？并没中毒，照样打仗、立功！”）二婶胡絮青还给我回了信，信里说：“二爹非常关心你！在我们的记忆里，你还是南开中学时候的小模样，可现在竟然是一名志愿军战士了！……你还在学习的年龄，今后有什么困难，缺什么书刊，随时来信吧。”当时，我只有20岁，把每个月领到的津贴费，全数寄给北京王府井的新华书店邮购部，几乎每月都能收到一两本新书，从此，我的背包里就再也没有棉被了——一块雨布裹的全是书。我热爱文艺，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幻想着战后能够进戏剧学院去学习。于是，我利用战斗间隙，写了一个反映中朝军民战斗友谊的独幕话剧《一家人》，军文工团居然演出了，还得了甲等奖，发给我奖金10万元（旧币），我全部买了书，而且自认为有戏剧天才了。紧接着我又写了一出反映部队生活的湖南花鼓戏《送背包》，得了战士业余汇演一等奖；写了一首歌词《坑道之歌》谱曲演出后也得了奖。自此，我骄傲了起来，更想进戏剧学院去“深造”了。这时，我还大胆地向国内杂志投稿，居然登了几篇，包括老舍同志主编的《说说唱唱》也登了我的小作品，画家苗地同志还用我的叙事诗《鸭绿江水为什么碧绿》绘了连环画……我简直有点想搞文艺创作了！就在这时候，老舍同志来到了朝鲜，狠银地批评了我一顿，今天回想起来，仍然很有教益。

那是1953年10月，我从报纸上得知老舍同志作为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的总副团长，来到了朝鲜战地。我在某师司令部工作，估计见不到他，就写了一封信，委托军文工团的同志转交。在这封信里，我把前面说过的自己在文艺上所谓的“成绩”罗列了不少，然后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要求——请他设法送我进戏剧学院去学习。虽然当时已经停战，而且组织上也动员参了军的高中学生回国报考大学，但是二爹却回信严肃地批评了我。他信中写的几段话，语重心长，我一直记到了今天！他写道：“你要是真的喜爱文艺，想写东西，那就必须打下深厚的生活底子。你正年轻，到底是进戏剧学院好？还是朝鲜战地大学好？对于搞文艺创作的人来讲，哪一个机会更难得呢？……谁想当作家，都好，拿出货色来！这事，只能自己从战斗生活中提炼，别人帮不了忙。”他在结尾写道：“大年，我已是55岁的人了，不还是要到朝鲜来，向志愿军同志们学习吗？你应十分珍惜这战斗生活环境啊！”

“文艺学徒”

过了半个月，老舍同志在军政委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师。我们师部驻在五柳洞的一座山上，每个科都住在自己挖的挺宽绰的防空洞里。在一片高大茂密的赤松林中，我们还盖了一个半掘开式木结构的礼堂，有舞台，经常演出文艺节目，台下也铺着光滑的地板，可以跳舞。老舍同志和赴朝慰问团的部份同志，与我们师的营以上干部和宣传队的同志们，就是在这个礼堂里开的联欢会。他们来之前，我就听说，老舍同志虽然患有寒腿，但还是拄着手杖坚持着爬上了我部最前沿阵地马良山，深入到战士们当中去慰问大家，并且进行战地采访，体验生活（回国后，他用这次采访的素材，写了《无名高地的战斗》一文）。因此，我早就渴望见到他了！我在想：志愿军的部队多得很，而他恰巧来到了我们师，也许二爹是想看看我吧？但是，我只是个排级干部，不够资格参加这次师部的联欢会，这可怎么办呢？我正急得抓耳挠腮，军政委派人来叫我了，说：“老舍同志在咱们军有个侄子，是你吧？快来！”我欣喜若狂，跑进了礼堂，大家都在跳舞，一名宣传队的女队员，正陪着老舍同志跳慢四步哩，只见他精神奕奕，舞步虽小而慢，却跳得很好、很高兴。一曲舞罢，师宣传队的孙副队长（他也是北京人，是老舍同志许多作品的热情读者）赶紧提议：“请老舍同志给咱们说个笑话好吗？”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二爹又用他那幽默的地道北京话，一连说了两个笑话，大家的笑声像热浪般地涌来，我也跟着大笑了好一阵子。

军政委拉着我的手来到老舍同志面前，我立正行了个军礼，叫了一声“二爹！”他就从头到脚地打量我，然后把目光停在我的胸前——我左胸佩戴着红边黑字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符号，上方还有四枚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颁发的银质军功章（我真有点不好意思了，这可不是我自己要戴的，而是为了欢迎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光临，队列科规定我们戴上自己的奖章）。二爹看着点了点头，感慨地说：“你就是大年哪！七年没见，长成了大高个儿啦！”他拉我坐在身边，又说，“你都长胡子啦！不，还不能算真正的胡子，只能算一层茸毛。”我赶紧说：“在二爹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他高兴地笑笑，却又说：“哦，是个孩子，不是个作家！”我窘得脸上发烧，低下了头，只听他亲切地说着：“我给你回的信，是请你们政委看过的，他也表示同意我对你的批评。不知道你想得通吗？怕你想不通，所以老惦着来瞧瞧你呀！”我立刻说：“想通啦！”又把自己的思想，详细地报告了一番，听得军政委都笑了。最后，二爹与我达成了个“协议”——我还是要坚持业余习作；他则是不论多么忙也一定帮我看稿子。然后，我才高高兴兴地回去睡了个香甜的觉。

1959年，我从部队复员回到北京，还念念不忘地想搞戏剧工作，二爹说：“好吧，我介绍你到人艺去，帮着搬搬布景，当个文艺学徒吧！”说实话，这一次我可真的想不通了——怎么熬到现在还要当“文艺学徒”呢？于是我干别的工作去了，间或也写些诗文，送给二爹看，他都百忙分神，——指教。一次，经他介绍，《新港》杂志发表了我的一首500行的长诗，我很得意，没想到二爹却对我说：“你没有诗才，以后别写诗了。你的工作经常下厂、下乡，这很有利！就挤业余时间，学着写点短篇吧。”

一转眼20年过去了！打倒“***”之后，我又拿起笔来从事业余文艺习作，当写了一点东西时，才痛感大有再当“文艺学徒”之必要！

1979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