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什么时候发明了墙？我无从考证。但是谁都知道，号称人类一大奇迹的，地球上最长、最雄伟的大墙——万里长城，是中国人修建的。假如真有“外星人”，他们一定看得见，而且还有若干的传说，就像我们传说月宫里的桂花树和玉兔一样美。

墙，或曰围墙，它的起因，从其自身的功能来考察，总是为了挡住点儿什么。墙有双重功能。对外可抵御风寒、野兽、盗贼、奸细、乃至入侵的军队；对内可防止家禽、家畜、家奴或囚犯外逃。但这还不是墙的全部特点。仔细一想，任何的墙，不分高矮厚薄，都必须开门——城墙有城门；寨墙有寨门；院墙有院门，住房的墙壁有门窗；监狱有牢门；猪圈也有栅栏门。就连定陵这座坟墓，埋在地下的金刚墙也有砖拱门；通入地下官殿的巷道也有巨大的汉白玉石头门。由此可见，既要筑墙，又要开门，这就是墙的辩证法，矛盾的统一。

我未曾周游世界，也没钱租用人造卫星扫描全球。但我有个直感，总觉得北京城是世界上围墙最多的城市。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因为北京是我的故乡，我太爱北京了！君不见，从北京西面的太行山，到北面的军都山，再到东面的燕山，直抵濒临渤海的山海关和“老龙头”，这环城三面的高山脊梁上都蜿蜒着万里长城么？还不是一条，而是内长城、外长城，好几条。北京这“四十里城池”本身，又有内城、外城、土城，中心还有皇城——紫禁城。皇城里边还有东宫、西宫、御花园等等高墙圈围着的禁区。我很希望哪位旅行家不吝指教，说说某洲、某国、某市的城墙比北京更多。

即使有人指出了某个城市的城墙更多，我还是不服输。摆事实、讲道理嘛。遍布北京的四合院，个个都以房屋的后墙把自身圈起来，变成无数个小小“方舟”，密如蜂窝、筛底，哪个城市敢比？还有哪，较四合院略为“先进”的各种大院——机关大院，家属大院，工厂大院，各兵种总部大院，各使馆大院，学校大院、仓库大院，以及不可思议的商店大院等等，无不建有围墙。还有许多园中园，院中院——大院里边套小院，哪个城市敢比？

这些内城和外城，大院和小院，高高矮矮的围墙，究竟用了多少砖石灰土和劳力？如果能够统计，那数字一定十分惊人。一位建筑部门的工程师半开玩笑地对我说，粗略地估算一下，如果把各单位建造围墙的砖，统统用来盖宿舍楼，北京市住房难的问题早就缓和了。

那么，多年以来，各个单位的领导人，为什么宁可建围墙而不肯盖宿舍呢？原因很多。依我看，说好听点儿，是为了便于管理，防火防盗防特，加强诸如此类的保卫工作；说难听点儿，则是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关起门来发号施令，独霸一方。如果平心静气地找找社会和历史的原因，这种“围墙主义”，或曰比“锁国主义”小若干倍的“锁厂主义”、“锁校主义”……实在是一种封建残余，是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思想在城市建筑方面的反映。借用一位领导同志的话，就是“农民进了城，想把城市也建设成农村”。

请看事实。北京解放35年来，在我们各个单位努力修建围墙的同时，古老的北京城墙则在不断地被我们拆除。因为这城墙早已失去了军事上守卫城市的意义，而且妨碍了经商，妨碍了交通。此事可以追朔到更远的年代。北京这个三面环山、座北朝南、君临华北平原的古都，始建于800年前，逐步建成了元大都的规模；直到明朝永乐年间，城市建筑日臻完善，仅就城墙而言，是个逐步加高、加厚、加固的过程，达到了“九城十八门”的最佳状态；此后，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交通需要，这固若金汤的城墙便渐渐变成了障碍，不得不陆续增开许多“便门”和“豁口”了。其中，包括废弃土城（北面齐家豁子至小关一线），向南迁移了几华里，修筑外城，移到右安门、永定门和左安门一线，拓展出来现在的宣武区和崇文区——这也是南方和南城商业发达造成的结果。最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坚固的城墙已被全部拆除，连同护城河，都被地下铁道、环城公路和不断增多的大型立体交叉桥所代替了。墙变成了路，河变成了桥，这不是很有哲理的事情么？

保留下来的几座城门楼子，就象古长城和烽火台一样，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意义，变成了历史文物和旅游胜地。请***和里根等等洋人游览长城，就足以证明它不再是军事禁区了。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北京的城墙如此，四合院也如此。所谓四合院，最典型的，就是三大间北房，两间西房，两间东房，两间南房外加一个大门洞，共同圈围着一个比天井大些的四四方方的院子。除院门之外，所有房间的门窗都朝着院内，面面相觑，好象一家人围坐在一张方桌的四边，对着脸儿吃团圆饭。它们的背全都朝外，给人一种冷漠的“排外”感觉；它们的脸全都朝内，眼睛也是盯着院子里边这块小小天地，坐井观天，完全是一种安分守己的“内向”姿态。大门常关，天地四方，自成一统。这四和院的内幕，也颇多讲究和规矩：北房又名正房，座北朝南，向阳门窗，冬暖夏凉，是长辈居住的上房，西房又名厢房，是二等住房，向东开门窗，上午可纳阳光，由长子长媳或长孙居住；东房虽然也是厢房，却因向西开门窗，夏遭西晒，冬天又面对蒙古刮来的西北风，冬冷夏热，属于三等住房，由次子次媳或孙子辈的居住；南房俗称“南倒座”，是下房，向北开门窗，常年不进阳光，低矮阴湿，由丫头、老妈子等“下人”或者嫁不出去的闺女、寡妇居住，还兼做厨房使用。这四合院内也是长幼尊卑、等级森严的呀！较大的四合院，所谓深宅大院的官宦人家，有三进、五进、七进院落。进，就是进门——进了大门，一座院子，进了二门（也叫腰门），又是一座院子……其实就是一长串四和院，颇象一串冰糖葫芦。更大的院子，则是那些“侯门深似海”的王爷府了。譬如我们都熟知的“大观园”，其中除了花木山水和亭台楼榭之外，还有怡红院、潇湘馆等等许多小院落，那就是大院里边套小院的园中之园了。总之，北京的这些四合院，无论大小，都是封建社会的“细胞”，是封建制度下的家庭结构在住宅建筑上的反映。是封建大家庭“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和家长制等等伦理道德在建筑学上的反映。简言之，四合院是封建家庭的躯壳。因此，北京的四合院现在已经大量的遭到破坏、解体和走向消亡。现在的四合院，除了极少数高干、名人尚能维持独门独户之外，基本上都变成了若干个“小家庭”共同居住的大杂院：每户一两间，自建一个小厨房，已经把那院子“瓜分”殆尽。住东厢房的，大都在门前种树或搭个小小瓜棚、葡萄架，以防西晒；住南房的则开了“后窗户”，面向太阳和院外较大的天地。更多的居民楼和公寓楼房，在成片拆除四合院的旧址拔地而起，大都是按照三口之家、四口之家的新式小家庭建造的。毫无疑问，这些单元楼房，是新式家庭结构在城市建筑上的反映。如果让贾母率领她的几十名儿孙和儿百名丫头小厮们来住单元楼房，那个王熙凤再能干，再泼辣，也是无法管理的。

可惜的是，我们许多单位的行政领导和基建部门，对北京城墙和四合院正在消亡这个事实视而不见，熟视无睹，或者不肯承认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才在大家拆城墙、分院子的同时，依然醉心于修建各种围墙和大院！修建园中之园和院中之院！还象各路诸侯似的扩展本单位的“封建领地”，还在建立许多大大小小的封闭式的“土围子”，有意无意地划地为牢，做茧自缚，隔绝群众，妨碍交通，妨碍商品生产，妨碍现代化，妨碍城市改革。

有些大院，他们修建围墙和院中之院的最主要的理由是加强管理和保卫工作。然而，通过这两年深入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动来看，哪儿也不是“世外桃源”。某些大院还变成了犯罪分子的庇护所，某些院中之院则是藏污纳垢的特殊化地盘。有些生长在“大院里的孩子们”，恰恰是作恶多端的罪犯。

许多工厂被称作“大而全”或“小而全”。指的是从铸造毛坯直到组装成机的全部工种无所不包，一切工种、工序和零配件制造全都“自力更生不求人”不愿搞分工协作和专业化生产，总认为所有的生产环节全都抓在自己的手里才放心，才牢靠。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反映在工厂设计和厂房建筑上，则是一道围墙圈锁着的工厂大院，甚至门卫森严，摆出一副拒绝社会交往的面孔。

更有趣的是某些商店、餐厅、宾馆、招待所、影剧院、小卖部，也用围墙圈着，或是设在某些大院里边，美其名曰“内部商店”等等，在商品、服务与顾客之间设置层层障碍，以显示其高级和特殊，“你有钱，我不赚”！夫复何言？

当然，真正的要害部门，保密单位，的确需要有围墙、岗哨乃至电网加以保卫。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我说的是那些自命不凡的、并非要害的单位，也要把自己圈锁起来的大院。更令人遗憾的是，它们一旦建起围墙，就“占山为王”了。不论大院里有多少空地、荒地，有多少不合理的建筑物；也不论它们多么妨碍交通，妨碍城市总体规划，都会像“钉子户”般的坚守“领地”，像中世纪大大小小的城堡，很难攻破。

近几年，在改革的浪潮中，确实也有许多振奋人心的喜讯不断传来！譬如，某电影厂和某文化部门，已经撤除了大门口那令人望而却步的武装岗哨；某些“内部礼堂”已对外开放，卖电影票和戏票了；某些军队招待所和医院已接待老百姓了；某些“高级”餐厅和宾馆、俱乐部，也开始考虑经济核算，谁肯花钱就让谁进了；某些“友谊”商店不但欢迎洋人，也准许华人同胞与它建立友谊了；某些“保密”单位突然发现洋人并不想偷它的远非世界先进水平的图纸，多年来它实际上仅仅是对华人同胞保密而已，所以也愿意与兄弟单位交流经验、互通有无了；某些工厂大院已经拆除围墙，欢迎顾客来厂参观其新产品和工艺流程，还开展了当场订货、配套、代客运输和安装、维修等多种经营项目，因为他们发现用户来厂参观往往比个什么局长来厂视察更重要、更实惠，某些“内部”商店、食堂、小卖部的职工搞了责任承包之后，也坚决要求对外开放，招徕八方顾客，广开生财之道了。

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了这些明智的行为，即可断言：在城市经济改革和首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一方面，紫禁城、若干城门楼子、某些王爷府和四合院，还有正在修复的长城，将会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长期保存下来，另一方面，那些“土围子”般的院墙、封闭式的四合院，将被拆除。北京必将建起千万幢开放式的大厦、美丽的街心花园，大片大片的绿地和四通八达的康庄大道！

1985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