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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蝴蝶 第十一章 配眼镜遭遇记

我患近视眼,大概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毛病。因为,我的父母都戴眼镜。如今我的女儿也戴上了一副黑边的“秀郎镜”。唉,在遗传工程学还不发达的当代,我和我的直系亲属,都与眼镜结下了不解之缘。

眼镜这小小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几乎给我全家每一个人都带来过喜怒哀乐。我父亲是个教书匠,在抗战时期的逃难途中,土匪抢了他的金丝眼镜,结果在黔桂之交崎岖难行的山路上几乎摔死。在朝鲜战场上,炮弹崩起来的土块碰裂了我的眼镜片,大约整整三年的时间,我便透过碎玻璃片去看天、看地、看人脸,全是怪模样,至今想起来也哭笑不得。我的女儿上大学了,爱漂亮,不肯戴眼镜,只在上课和看电影时勉强戴一戴,有次去看《庐山恋》,忘了带眼镜,如堕五里云雾,瞪大了眼睛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这些事,都不能怨眼镜。只能怨土匪,怨炮弹,怨我女儿自讨苦吃。

然而,我也有怨恨眼镜的时候。那是因为它的制造质量不高,坏了又没处修理。于是乎,我这个年过半百的作家,眼镜架上便常常贴着一圈白色的橡皮膏;有时断了眼镜腿儿,还要用猴皮筋挂到耳朵上。我这个人不值钱。但是,堂堂中国的文化人,会见外宾,耳朵上却挂着一条猴皮筋儿,似乎有伤大雅,丢人吗?又有什么办法呢?君不知,偌大的一个北京城,要给眼镜架上配一个小小的螺丝,却是很难很难的事情。从我家跑到西单和王府井,再跑到前门大街,往返20余里,罚站排队两点钟,得到的回答却只有两个字:没货!干脆换一个眼镜架吧,也要排大队耐心等候。由于旧镜片与新镜架不“配套”,没戴多久,过新年的时候向来宾一鞠躬,那镜片便自行脱落,掉在水泥地上摔碎了。北京人的老规矩,过年时如果摔碎了茶杯饭碗,都要按照“碎”的谐音说一句吉祥话儿,“岁岁平安!”我是个老北京,自然这样说了,也获得了“平安”,但那眼镜却不能再用,只能破财。赶去配一副新的,罚站排队自不待说,七天取货,戴上之后天昏地旋,赶紧跟眼镜行的女营业员办交涉。

“同志,这副眼镜是验光不准呢,还是加工有问题呀?”

“我怎么知道啊!谁给你验的光?”

“就是在你们商店验光室里验的。”

“说出张三李四来嘛!”

“我不认识他呀……”

“嘻嘻,管验光的好几个哩,我倒都认识,可是给你去揪哪一个呀……算啦,没准儿是车间加工的毛病哩,磨镜片的工人更多,你打算抓哪一个?”

“哟,小同志,别这么说话呀!你就说这件事该怎么解决吧?”

“解决?好办,交钱,再配一副!”

“那,这一副呢,先把钱退给我吧。”

“退?不行。这钱早入帐了,上交国库啦,懂不懂?算啦,老同志,把这副眼镜拿回家去,给孩子们戴着玩吧!”

我没发脾气。因为我深知,跟她吵两个钟头也没用,白生气。倒不如用这两个钟头时间去写2000字稿子哩,挣它20块钱稿费,那配眼镜的钱不也就回来了嘛。

我到另一家眼镜行,重新配了一副眼镜。自然是排队如故,七天取货。戴上一试,略好一些,头仍然是晕晕的。

“同志,这眼镜……”

没等我把话说完,年轻的女营业员(真倒楣,营业员全是女的,而且是年轻的)抢先拿话儿封住了我的嘴,“知道,全这样!新眼镜嘛,眼睛也有个适应它的过程,戴两个月就习惯啦!”

“小同志,你这种说法太不科学啦!”

“你戴过眼镜没有哇?新眼镜,全这样!你买双新鞋还硌脚哩!”

“我戴眼镜的时候你还没投胎哪!”这句摆老资格的狂言我并没说出口。只好委屈一下自己的眼睛了,让它向脚巴丫子学习,“削足适履”——去适应“新鞋,去经受磨练吧!”

不幸,竟然被女营业员言中了——新眼镜没戴到两个月,我的眼睛就“适应”了,脑袋也不晕了。只不过眼睛近视的度数又加深了若干而已。

我们北京人,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爱听相声,会说笑话儿。但我愿对天发誓,我这个北京人,在眼镜的问题上压根儿就没有情绪说相声逗笑儿。我说的全是亲身经历的事实!

今年4月,与梅君等几位北京的作家结伴去珠江三角洲参观。事先我便打定了主意,要在广州配一副上等的眼镜,因为,据说广州的服务态度好一些。到了广州,当地的朋友又劝我到深圳去配。他的理由是,深圳洋货多,服务态度比广州更好一些。

到了深圳,梅君便陪我上街,进了一家门面不大的“电脑验目配镜服务中心”。说实话,我并不相信它是什么“中心”,试试看吧。

店内只有两名年轻的女营业员(糟啦,又是女的,而且年轻),见我们进门,立刻笑容可掬地站起来,说声英语welcome!大概是把我这个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八的北方大汉误认为洋人了。

“我想配一副好点儿的眼镜。近视、散光,要大镜片,可变色的。”

“谢谢!”

“能配吗?”

“谢谢您的信任!由马小姐陪您去验目。”

这个女营业员听我说的是北京话,便用广东官话与我交谈。我知道广东有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广讲官话!”果然不假,这位女营业员的官话讲得实在不好听,但她讲得如此认真,斯文多礼,我和梅君也就不忍心笑话她了。

马小姐把我领进了验目室。

“请坐!”

她用同样不好听的广东官话对我说着。我刚坐下,又听到一声“谢谢”,谢什么呢?我有点纳闷儿。想了一下,才弄明白,原来连我入座她都要谢谢呀!

先用电子仪器测目,随后又动用了各种度数的验光镜片和视力表等等一整套玩艺儿。这些招数儿并不新鲜,在北京也是一样的。所不同者,马小姐的动作极其轻巧、敏捷,始终面带微笑,像只笑面猴儿般地在我身边跳来跳去;又极耐心,连我自己都认为已经很合适、很满意了,她却不肯罢休,继续挑选着更合适的镜片让我试用……足足测试了半个小时(在北京的眼镜行验目则不超过三分钟)。

“我太高兴啦!”她擦着汗说,“总算为您选到了最合适的镜片和加工的数据!”

“麻烦你啦!”

“不不,为先生服务,是我们的天职!”

当我从验目的座位上站起身来时,马小姐又诚恳地说了一声“谢谢!”

走出了验目室,我情不自禁地计算了一下,自从进得店来,生意尚未成交,两位女营业员已经郑重其事地说过四次“谢谢”了!

“你们太客气啦,马小姐,应该是我谢谢你呀!”

“不不,先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呀!”

我已经不觉得她的广东官话难听了。而且,我们虽然以“先生”、“小姐”相称,我却从心眼里觉得和她是同志。退一万步讲,至少在“配一副合适的眼镜”这一件事情上,我和她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而在我的故乡——北京城里眼镜行的那两位女营业员,虽然说的是地道的乡音,却是真正难听的语言啊!至少在“配眼镜”这一点上,她俩绝非我的同志。其实,我(一个素不相识的顾客)与她们这几位天南地北的营业员之间,除了“配眼镜”这一点之外,还有什么相干哩!

陪着我的梅君也受到了感动。他曾多次出国访问,此时悄声对我说:“这里的服务态度超过了东京。”

马小姐又在忙乎着为我选择眼镜架了。她先后摆出来十几种样品,不是任我挑选,而是架到我的鼻梁上,由她和梅君仔细地商讨着,用小姐和作家的审美眼光来替我挑选,向我推荐。

说起来也怪可怜的。我这个人天生的方头大脸,几十年来竟然没有戴过一副稍为宽容点儿的眼镜——跑遍了北京、上海,也买不到一副横向尺寸够宽的眼镜架。只好忍气吞声地常年带着那种统一规的国产小眼镜,好像生了一对儿小小的母狗眼。特别是脑袋两侧太阳穴的部位长期受夹,夹出了两道深深的沟;鼻梁上也压出了两个小而深的凹坑。让人脑袋去适应商品的尺码,真不明白这是哪家子的“刑法”呀?据我的亲身体会,戴小眼镜比“穿小鞋”还难受。

今天终于选到了合适的货色。镜片是从美国进口的超薄型可变色大块镜片;镜架是香港造的,两支耳腿不但结实,而且装有弹簧,可以自动调节宽窄。晤,提起了美国和香港,使我想起不久以前,一位北京朋友说过的话,“深圳特区已经有点儿资本主义的气味了!”那么,我今天对深圳配的眼镜如此满意,是不是也受了“资本主义气味”的熏染呢?且慢,同志哥,大可不必为我担心。30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曾真刀真枪地跟美国兵打过几仗,立过四次军功,我们是胜利者!难道今天就被这一副薄薄的镜片征服了么?况且,镜片本身又不带阶级性,戴在谁的眼上它就为谁服务,它,何罪之有?

我倒是在想,国产的通讯卫星可以被送入宇宙高度“定点”同步运行,为什么国产的眼镜和国营的眼镜行却如此不争气呢?

马小姐和另外那位女营业员已经为我结帐了,材料费和加工费共计136元。这数目相当可观。但我和梅君都没感到惊讶,相反,倒是觉得应该花这笔钱。我慷慨解囊付了款。

“谢谢!”

这次是女声“二重唱”,优美动听,笑容可掬。她俩真会做买卖呀!

其实,自打我们跨进商店门槛的第一步,她俩热情而周到的服务态度,已经决定了我的这笔钱非花不可啦。我心里也跟明镜一样,明知道这营业额越大,她俩的奖金提成也越多。什么是“资本主义气味”?这明明是“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嘛!

走出店门,我笑着说,“周瑜打黄盖。就算被她俩敲了竹杠,我也心甘情愿。比在北京花钱买气受,痛快!”

梅君也说:“不算敲竹杠。咱们整天整夜写文章的人,不就靠着这么一对儿眼睛嘛!年过半百啦,为了保护眼睛花点儿钱,两百三百也应该。”

“是啊!”我颇有感触,“在咱们笔下,常常出现‘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爱这爱那,今儿个就破天荒地奢侈一次吧,也像爱这爱那一样地爱护一下自己的眼睛吧!”

10天之后,我在北京收到了这副“多功能”的眼镜。它不但解除了我的近视、散光、夹太阳穴、压鼻梁等等苦楚;还能随着光线的强弱迅速变换镜片颜色的深浅,起到太阳镜的作用。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的,是戴上了这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连老花镜也用不着了。一副眼镜顶两副、三副,多花点钱也值啊!

同时,我还收到了马小姐的一封信,附有一张小小的卡片,上面有一串号码。她在信中写道:“尊敬的赵先生,看了您留下的姓名和收货地址,我们才发现原来是一位北京的作家光临敝店了。我是您的小说读者和电影观众。我能为您服务,感到十分荣幸!今后,如果您的眼镜丢损了,只须将卡片上的号码抄来,我们在10天之内一定再为您配制一副同样的新眼镜。请多多关照!”

最近,我又来到广东采访。听说我亲爱的家乡——北京市服务行业的小姐们,以及小姐们的领导们,也在酝酿着要学习深圳特区的先进经验和服务态度啦,并且提出了“顾客是皇上”的伟大口号。我真为此而感到十分庆幸!遥祝北京小姐们的改革成功。谢谢!

1984.6.21于从化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