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80年代才从事专业创作和开始写散文的。前几年以写电影剧本为主，插空儿写几篇散文；后几年主要写小说，还是插空写散文。虽然散文占用我的写作时间不多，但它绝不是什么“副产品”。就文学性而言，散文更能抒发作者自己的情感。“文如其人”，如果这个“文”指的是散文，我以为更确切些。因为它既不受“编剧法”的约束，不受导演摆布，不必演员去再创作，也不用像小说那样去虚构，去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散文是不需要梳妆打扮的赤子。

“文无定法”这句话我也认为用于散文写作就更确切些。说实话，我恨透了“编剧法”。譬如电视连续剧每一集的结尾，都必须设计一个“钩”，把观众钩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不如此若干集连续剧就连不下去。还要有铺垫，有高潮，有贯穿全剧的大悬念和无数小悬念，有戏剧性……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戏怎么办？那就只能“编戏”了。请原谅，我无意贬低电视剧。它的影响比小说、散文大得多。我自己也写电视剧嘛。只是我这个“两栖作者”的个人体会，写散文比写戏自如得多。

关于抒情，据说青年读者喜欢抒情散文。我看每个人的感情都不会完全一样。几年前，我在图书馆的旧杂志上无意中读到了我父亲的一篇抒情散文《花》。他写自己如何爱花，讲课归来，在北平的花店里见到了好花，总要买两盆回家，院子里摆满了各种花。后来，由于我的三叔病故，三婶改嫁，我父亲又要到外地去教书，搬家前，只好把花送给邻居和朋友。当别人把他亲手修剪浇灌的大盆夹竹桃抬出四合院的时候，他“潸然泪下”了。读完之后，我默想了许久。我父亲已过世多年。半个世纪之前，这位大学教授由于搬家和爱花（当然是爱花及人啦），在散文的结尾仅仅是“潸然泪下”，使我感到茫然，甚至觉得父亲的胸怀太小了一点儿。如若这样的“小事”放到我身上，肯定不会落泪。但我也是很重感情的文人。

“有其父必有其子”吗？不，我的经历比父亲“强烈”得多，因此，我比较注重“大感情”，常常压制自己的“小感情”。我出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两个月，这就注定了我会有一个苦难的童年。“七七”事变后，作为一名小难民，13岁便跑遍了大半个中国。特别是经历了1944年惨绝人寰的湘桂大撤退（40年后我写了这部长篇小说《大撤退》），日寇的狂轰滥炸，骑兵的冲杀，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无数次洗劫，饥饿和瘟疫，难民的长龙大队绵延千里，死伤数十万，遗尸遍野，苍蝇扑面，乌鸦翻飞……有了这九死一生的经历，我的神经和情感坚强得很。我还当过10年解放军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发着高烧急行军也不掉队，可是一到宿营地，浑身便像散了架子似的站都站不住了，这使我懂得了精神支柱的神奇力。所以在“文革”中被抄家，被深夜捆走的时候，我还有胆子跟暴徒们开玩笑。

我喜欢开玩笑，说笑话，这也是个人经历决定的吧。譬如，从59年到83年，我家只住一间14平方米的无瓦小平房，两个女儿都长到20多岁了，还挤在一个窝里。我这个作家连张书桌都没有，上百万字的作品是趴在床上写的。你越老实，越谦让，他就越觉得你没困难。这本身就够幽默的了。生活迫使我产生幽默感。作协分给我一个小单元房之后，头一件事便是买张书桌，而且给亲友们拍电报：赵大年52岁已进入有桌阶级了。

在当专业作家之前，工、农、兵，我大体上各干过10年，了解人民疾苦。还念过10多年书，只是未曾经商。这些经历也决定了我的作品题材比较杂。说好听点是生活面儿较宽。

我写散文的优点和缺点似乎是共存的。我很重视真实的情感，有感而发，自认为“童心未泯”，北京人的俗话叫做常冒“傻气”。缺点往往是写得太实，乃至划不清散文与特写的界限，有时发些议论，又沾了杂文的边儿。就说这个集子吧，大体上收入了近10年间我的尚可称之为散文的作品。自己选掉了许多写得太实的篇目，还得烦请编辑同志再作筛选。

新时期的散文究竟怎么写？风花雪月肯定是不合时宜的。从我个人来讲，也不喜欢华丽的词藻，不喜欢那种淡淡的哀愁，纤细的悲伤。我赞成这样的意见，散文家要开阔视野，要有热情和激情，关注这百年不遇的经济建设好时机，领略和把握住这科学文化飞速发展，信息爆炸，知识更新，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

每个人的喜爱都不尽相同。我还是喜欢那些抒发开拓之情和豪迈之情的散文。不论现实生活中还有多大的困难，还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只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我仍然是个乐观主义者。

在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候，请允许我向《随笔》、《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香港《大公报》副刊和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散文编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