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七次到湖南了。从第一次到长沙算起，42年过去，也是“弹指一挥间”啊！
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同志，叫我到长沙来修改一个暂时称为《青果黄花》的剧本，来得十分匆忙。正月初七由北京飞到上海，与我的合作者震遐老弟商讨了一天修改方案；又去拜访了刚拍完我的电影《车水马龙》的老导演鲁韧同志；初九一清早就经南昌飞抵我阔别23年的长沙了。啊，长沙！当客机在盘旋下降，我一眼认出了浅黄色的湘江时，我在心里默默地喊道：“湘江！你的弃儿又满怀激情地飞回来了！”
《青果黄花》写的是新老厂长交换班的故事。那新厂长好比尚未成熟的青果；老厂长又像傲霜的菊花。是呀，我的祖国正处在新旧交替、除旧布新的伟大转折时期。而早春的江南，也恰是新柳绽绿，细雨濛濛的季节。步下舷梯，淋着毛毛雨，握着朋友热情的双手，我一下子变得年轻啦！像当年一样……我离去时，只有27岁……
目睹“长沙大火”
谁都有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年华如流水，却又因为凝聚了许多甜酸苦辣的记忆，好比在小溪中钉下一些木桩，不会随水流失。记得我初来长沙，也是从北京（那时叫北平）出发，在天津坐上英国招商局的轮船，经过青岛、上海、厦门、汕头，在香港小住，然后从广州乘火车北上进湘的。为何要去绕这么一个大圈儿呢？因为那是“七七事变”的第二年，日寇侵占了华北，陆路不通。
当时我才七岁，只记得家住长沙大王家巷，不久又搬到了小吴门附近。据我的妻子（她是个医生）说，童年的记忆，虽不完整，却最牢固。看来这话是对的。我清楚地记得大王家巷的那所房子，二层楼，都铺着地板，楼梯也是木质的（这种以木结构为主的房屋，在北京是不多见的），院子里有树，树旁边还挖了个简易防空洞，一拉警报，大人就牵着我和弟弟往里钻；有时警报解除了，我跟弟弟还躲在防空洞里玩。楼上住着房东，他家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叫大毛，经常讥笑我的北京话，一次，她问我院里的山茶花叫什么？北京没有茶花，我更叫不出名字，只说了个“花儿”，她笑得像只喜鹊，以后就索性管我叫“花儿”。一次，不知为何故，楼下的孩子跟楼上的孩子吵架了，我曾堵住楼梯不准大毛下楼，理由是楼梯属于楼下的住家户。如此争端，孩子们还认真地向大人告状，要求评判楼梯究竟属于谁……还有一次，睡午觉的时候，大毛光着脚丫从楼上悄悄下来，躺在我的床上，要我讲鬼故事……过了一会儿，她又眨着圆眼睛对我说，妈妈和爸爸都是睡在一张床上的，等以后长大了，她要和我一起“当妈妈爸爸”！
可惜的是我不久就因水土不服，住进了湘雅医院；出院时已经搬家住到了小吴门。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大毛，那个圆眼睛的“细妹仔”。说来也奇怪，以后每次到长沙，我都无例外的想起那个大毛来！我甚至想过，要到大王家巷去看一看，哪怕偷偷地看一眼那幢木结构的二层楼哩……可是这个打算始终没有实现，包括这次又来长沙，也没有找出任何实际上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去一趟。人们常说，文人重感情。此话大概不错，我就是一个嘛！也许会有那么一天，我退休之后，白发苍苍，拄着手杖，走进大王家巷，果然认出了那栋木结构的二层楼，果然打听出来一位也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婆，而她童年的奶名叫大毛……算了吧，我宁愿让那圆眼睛的小女孩永远活在我的心底，切不要被那白发老太太所取代……
迁居小吴门不久，就遇上了震惊全国的“长沙大火”！据说是“日本兵已经打到了捞刀河”；据说是国民党要“焦土抗战”；据说，后来***也不得不找替罪羊——枪毙了“长沙警备司令”等几个“惊慌失措的将领”。但是啊，事实上，“焦土”有之；草菅人命有之；“惊慌失措的将领”有之，而且***就是头一个，“日本兵打到了捞刀河”却没有；正的“抗战”也没有！
年仅七岁的我，对此事知之甚少。但我也是一个“长沙大火”的目击者。我亲眼看见国民党军警张皇地沿街纵火，根本不顾房中有人！我清楚地记得那满城火光，难民们哭声震天，扶老携幼沿江南逃。抖动的湘江闪烁着红光，数十丈高的火舌砥着黑沉沉的夜空……。
回到了耒水之阳
母亲拉着我和弟弟逃难到了桂林，又遇上了日寇的“大轰炸”……。去年12月初，广西影协在桂林举办了一次“电影剧作家漓江聚会”，邀我与会。因为桂林刚映过我的《玉色蝴蝶》和《琴童》，不久，《桂林日报》的记者同志就非要我给报纸写篇散文不可。我答应了，可是写什么呢？晚上，住在山水秀丽的阳朔，我又想起了罪恶的“长沙大火”，以及此后的难民生活……对照着眼前居住的（豪华的）甲山宾馆、榕湖饭店；联想着白天的泛舟漓江，笑语欢歌，我真是百感交集啊！给报纸写点什么？有了，就给青年读者写点儿我亲身经历的难民生活吧！也许有的青年朋友不爱看此种文字，说它仍是“新旧对比”，歌颂新中国，诅咒旧社会。但我还是要写！应该让青年人知道旧社会国破家亡的民族悲剧！我那篇散文的题目是《我爱恋着漓江啊》，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但只有在国富民强的情况下，这山水才美！难道不是吗？美丽奇观的七星岩，当年正是我这个小难民住过的藏身洞、防空洞。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在难民的眼里却很像同胞的累累白骨……
八岁的时候，母亲又带着我和弟弟，从贵阳坐汽车经过湘西来到了耒阳。那时我还没有学过地理课，所以如今也说不清是走的哪条公路。但我记得在湘西住过的一家旅店，因为它的墙很厚、门很窄、窗户又高又小，活像是牢房。白天在车上就听大人们纷纷议论“湘西多土匪”，所以当地的旅店盖成那种模样！那一夜我几次被母亲拉起来穿衣服，因为窗外有什么动静；而可怜的母亲，则是一夜根本没睡觉。
当时，国民党的“省政府”迁在耒阳县城里。这个小小的县城，真是异常的“繁华”呀，许多“沙脑壳”（耒阳人对长沙人的称呼）和很多“下江人”（对北方人的统称）都挤进了这个耒水南岸的古城（当年庞统就当过耒阳县令嘛），长期居住和短期路过的难民，把难民棚和卖衣物的地摊，从县城里一直搭到了灶市街（火车站），建起了一条数里长的难民街。这些地摊，不仅卖（难民们自己从前穿用的）旧衣物，也卖珍贵的书籍、首饰、瓷器、古玩、男孩、女孩……凡是他们千里迢迢从老家带出来的细软，为了吃饭活命，都得割爱贱卖！这些地摊上，还有山东人卖大饼和酸辣汤的；天津人卖包子的；山西人卖削面的；长沙人卖米粉的；上海人卖假药的……当然也有卖淫的和发“国难财”的。
我家住在距耒阳县城约20里的小水铺，附近的村子里，租了一家姓谭的地主的三间楼房。这房子很结实，青砖灰瓦，高门大窗，内有天井，外临池塘，特别使我喜爱的是房顶上镶有“明瓦”（几块玻璃瓦），直露蓝天，大雨天还可以躺在竹床上看屋顶流水……
我在小水铺的“精忠小学”读完了六年级。说起来也可怜，我六岁时在北京的师大附小念了一年级之后，因为逃难失学，八岁反而“跳班”进了四年级；十岁就进了初中，却又因逃难而读了三次初中一年级——那是后话了。在小水铺，我学会了满口的湖南话，下雨天就戴着斗笠、披着蓑衣、穿着“木屐”（一种只有在湖南才见过的、高齿半截套靴），完全像个湖南孩子一样去上学。我家离小学校足有三里路，脚穿“木屐”，走在石板小路上，“嘎嘎”直响，一天往返六里，也不知道累。
小水铺风情
小水铺给我留下了大量美好的记忆。这个小镇子只有一条带房顶的小街（街两边房屋的瓦顶，在盖房时就搭成了一体，使得雨天照常好走路，照样生意兴隆）。这条小街上，有饭馆、小酒店、百货店、杂货店、卖水烟丝的和卖炸臭豆腐的……当然也有米粉和糍粑。我在这儿读了三年小学，几乎是在这条小街上吃了三年午饭，养成了我至今还喜欢吃辣椒和吃米粉的习惯。这里还有一种我走遍全国也没见过的凉粉和紫酱（这是我后来给它取的名字，当时我只爱吃，却没打听过名称）。先说凉粉吧，它是从野地里采集的一种草籽，叫做“凉粉籽”，擦出淀粉来，又在小木桶里用泉水制成透明的粉膏，比豆腐脑儿还嫩，撒点红糖，清甜可口，大概是奶油冰淇凌也无法与之比美的呀！那种紫酱，也是耒阳的特产吧，是当酱油用的，有点像北京的甜面酱，却是另一种味道，一种鲜美的味道，我这支秃笔再也无法形容了！小水铺有一种家常的名菜（但我叫不出菜名），是用切碎了的鲜辣椒、切碎了的大蒜瓣儿，加上紫酱炒鸡蛋。我敢断定，北京“仿膳”的名厨师，也绝对炒不出如此美味的鸡蛋来！
你看，一想起小水铺，我真要“返老还童”变成个馋嘴的孩子了。这是真情。由于它与我早熟的少年时代紧密相联，与我的逃难生活中相对安定的学生时代结为一体，所以我对它的幽林和农舍、秧田和池塘、一花一草、一溪一桥，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40年以后，在成都与峨眉电影制片厂的老导演曾未之同志偶尔谈起耒阳来，越谈越近，谈到了小水铺，又谈到了我住过的谭姓地主家的房子，啊哈，原来曾导演的老家就是离谭家不过两里的曾家坳！
十岁，我考上了耒阳县城里的湖南省立第二中学，住校读书，由于年纪太小，又睡双层床的上铺，半夜滚了下来，摔伤了左臂而休学。但就是在二中，一位姓程的女老师教我读了苏东坡的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38年之后，我把这首词写进了《玉色蝴蝶》，不查原著，一字不忘，可见她教给的印象有多深了！惟不知程老师今在何方？是否看过您的学生写的电影？而他的诗词受业于您……。
我十二岁的时候，由于母亲换了一个学校教书，我就跟到冷水滩的“扶轮中学”去重读初中一年级了。离开小水铺，不知为何我哭了起来。谭家的老板娘把我们送到了小水桥头，扶着石栏干，呜咽地呼喊着：“步步高升啊！步步高升啊……”此时我心里冒出了两句并不切题的诗：“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我一直没有忘记那座小水桥。小水是耒水的支流；耒水是湘江的支流，湘江北去，注入洞庭，汇流扬子江……所以我每到江南，饮了长江水，心里就有一个怪念头：此杯中该有小水的涓滴吧？我是九岁时在小水河中学会“打刨泅”的（北京话管这种最初级的游泳姿式叫“狗刨”），我非常具体地知道小水桥下有一股冰洁的泉水，卖凉粉的人就是用这眼泉水冻凝那透明粉膏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谭家楼前那个颇大的池塘，塘中放养着草鱼和白鲢，每年中秋，新谷登场，甜酒初酿，他们都要拉网打鱼，等那网逼岸边、鱼密成群的时刻，刹那间就会有千百条银鳞窜出水面，惊慌跳跃，闪闪照眼，“啪啪”击水，浪花飞溅……果然有少数漏网之鱼——跳到了网外的池中，悄然遁去，拉网的男子见了却哈哈大笑，高声喊道：“逃不脱的！让它再活一年嘛，也变不了鱼精！”这天的晚饭。总是对月喝甜酒，新米泡鱼羹，名之日“尝新”。不仅地主家如此，那些佃农、长工，由于割禾大忙，给地主家卖了力气，也要吃这么一顿儿的。我总是从楼上端下一碗蛋炒饭来，与地主的小女儿换那放了辣椒的鲜鱼尝尝。谭家地主的几个女儿和侄女儿，小名叫姣姐、兰兰、树月、衡姑的，都是我的小学同窗，我们一起打酸枣、踢毽子、下跳子棋和捉迷藏，到小溪边去“钓”青蛙，夜晚点着松明子下田捉黄鳝，以及躲在大门后边亲过嘴儿……我一直没有忘记这些小水铺的小儿女之情，却不知她们以后的际遇如何？
逃离冷水滩
在冷水滩的“扶轮中学”读书不久，正值日寇大举进犯湘桂，我们就又当难民向大西南逃走了。先是坐火车，经过桂林、柳州，可是还没到金城江，火车就走得比人还慢了，30多天才走一小站，不过30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全国的铁路，只剩下这条未完工的黔桂线了；所有的兵车、客车、货车，和“光屁股”从沦陷区逃出来的火车头，全都挤到了这一条单轨线上，彼此堵得死死的！先是“高等难民”乘坐的客车还能走；架着机关枪的兵车还能走；我们这些“三等难民”的列车被甩在道岔子上靠边站……后来，倒也“一律平等”了——谁也走不动啦！于是难民们纷纷弃车登山，与铁路大体上保持着几里距离，徒步向贵阳行进……为什么要与铁路平行前进呢？又保持着几里距离呢？那是因为难民们不认路；敌机轰炸；以及“关东军”的骑兵沿着铁路线已经跑到我们前面去了！
在由金城江到独山的这段路上，我们至少遇见了一百次拦路抢劫的土匪。这些土匪，既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又有广西军阀白崇禧等人的“民团”（地方武装）；真正的（手执鸟枪火铳的）上匪并不占多数。他们不去抗击日寇，却专门残害难民！奸淫掳掠、杀人如麻，把手无寸铁的难民洗劫一空，无恶不作！光天化日之下，土匪在路边轮奸妇女的事经常发生。有一个路口，土匪抓了十几名女人，剥得精光，捆在寨栏上，成心叫难民们看，以禁止难民进村……。可是，陆续涌来的难民越来越多了，事情终于发生了变化：先是难民怕土匪，后来是土匪怕难民了——上百万人的难民群啊！见了土匪就追，一直追进村寨，就像铺天盖地的蝗虫一般，任你打杀，全然不顾，进村之后，在几小时之内，把一切都吃光！
这段乘火车只需十小时的路程，我们几乎走了半年。什么是国民党？什么是旧中国？什么叫做陈尸遍野、饿殍当道、一贫如洗、饥寒交迫……？我十三岁时就已经看得够多了。可惜的是，我的子女，二十多岁了，却不愿意听听父辈的遭遇，认为这些都是没意思的宣传和说教！
1981.5.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