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发誓，且有照片为证：本人也曾有过一头浓密乌亮的美发。

由于青年时期不懂得爱护，也不相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莫大焉”之类的古训，所以进入中年便开始谢顶了。每次洗头，脸盆里都飘浮着一层断发；每天梳头，衣领和肩上也有许多落发。竟然产生了“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悲凉之感。

落发萧萧。我开始向家庭医生请教了。妻子是正牌医生。她对正牌病人的态度如何，姑且不论；这次对我的训斥却是劈头盖脸，有如倾盆大雨。

“早八百辈子就告诉过你，不要用洗衣裳的碱性劣质肥皂洗头，你偏不听，艰苦朴素，把好好的头发都洗成枯草啦，脱脂棉！”她为自己语汇丰富的即兴演讲感到好笑，憋不住地噗嗤一声，又立刻瞪圆了眼睛：“脱光了才好！去当个大秃瓢，苦行僧，对，比和尚都节约，节约理发钱！今天就去买中性的洗头膏吧，洗发香波也行，比三五牌香烟便宜得多，对啦，赶快戒烟！你这是脂溢性皮炎，要想不当大秃瓢，最彻底的处方是戒烟戒酒戒辣椒，不吃生葱生蒜，不开夜车，不着急，不发愁，不吃肥肉……”

禁戒太多。我掰着手指头数了一下，比猪八戒还多一条，九戒！八戒的善果是官复原职，回到玉皇大帝身边去当天蓬元帅；就算我执行了九戒医嘱，前途也仅仅是不当大秃瓢，这值得吗？

不过，从此以后，我对脱发问题有了长时间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从一些科学的半科学的乃至伪科学的小书小报上得知，成年人大约有8万根头发，每天自然脱落40来根，还能重新长出来一些，否则六年就全都变成大秃瓢了。有落有生，曰新陈代谢，是正常生理现象。据说（下同，都是据说），慈禧皇太后非常害怕脱发，梳头的时候掉几根儿都要大发雷霆，西宫上下悚然。只有李莲英最聪明，给慈禧梳头，手疾眼快，不等老佛爷看见，在她背后早把挂在木梳齿上的落发塞进自己马蹄袖的卷边儿里去了。这也是他得宠的原因之一。那时候，哪位太医如果敢说老佛爷每天也要掉40根头发，多半要犯欺君之罪，遭灭族之灾吧。

除生理脱发之外，便是病理脱发了。中年胖人，大多属脂溢性脱发，也就是头皮冒油，堵塞了毛孔，沾染了灰尘细菌，造成毛囊炎。这就要经常洗头，但是，太勤了不行，碱性肥皂不行，用力挠头皮也不行，诸多麻烦。此外还有头癣（癞痢头），神经性斑秃（鬼剃头），伤寒脱发，药物（如放射性治疗）脱发，以及老年性脱发等等。

我读了不少书刊，还是未能治愈和制止自己的脂溢性脱发。在新时期的十年，随着生活改善，我也有了闲钱，买过多种洗头膏，护发素，药性发蜡，营养型发乳，结果却是头发日日渐疏，再高贵的发乳也“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苦恼之余，忽然读到白居易老先生的一首长诗《嗟发落》。那简直是情真意切的咏叹调。一开始，他因自己一根又一根的青丝脱落而伤心，惋惜，太息，悲愤，哀鸣，惶恐，怨恨，骂大街，朝朝暮暮，陷入了不断脱发的失落感之中，越写越凄凉，突然间，有一天他对着镜子看见头发掉光了，立刻产生情感的解放与升华，他笔锋一转，历数秃顶的优越性，大唱赞歌：洗头方便，毋须理发，不用梳头，也不用买梳子篦子，不用桂花头油，不污染头巾帽子，挠痒痒顺手，特别是不生虮子，冷水浇头见效最快最易清醒，而且，永远不会再为脱发而烦恼了！

白居易到底是大手笔啊！我自愧不如。非但思想不如他老先生开朗，行为上也不如他果敢。大概因为我的残发尚未脱净，未能斩断尘缘。所以我还在梳“一边倒”的发型，用颅侧之长发横盖秃顶以遮羞，理发师傅美其名日“搭桥”。

就在此时，我忽然在电视广告里发现了一种“大宝牌生发灵”。同时还有一位秃顶的中年男子，现身说法：用过此种灵丹妙药之后，果然长出了满头青丝！加上“有效率97%”和“欧美为之震动、关注”等等解说词，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谁能不信？

赶紧到西单一家百货商店去买，价码可真贵呀，比圆珠笔稍粗点的那么一小瓶，竟然敢要27元！女售货员主动推荐：“真的有效，卖得很快，半天就卖了100多瓶，这儿有专家的证明书！”她笑眯眯地指柜台玻璃板下一张张复印的北京某医学学会盖着公章的鉴定书，内容与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大致相同，还从医学角度说明这是植物型的妙药，无副作用。

我犹豫了几分钟。身边争相购买者接二连三。瞧瞧，这些秃顶顾客也都达到了“不惑”之年，还有“知天命”的，难道都是傻瓜？拿过一瓶来细看，说明书上写得真切：七天头皮发痒，十天便可看见新生出的头发。买！国家刚刚大张旗鼓地惩办了“晋江假药”的案犯嘛，量他也不敢前后脚儿以身试法！

我严格地遵照说明书上的指示用温水擦洗秃顶和用药水早晚两次涂抹“患处”，比医生还细心，比教徒还虔诚，心中甚至时常萌动对“大宝牌生发灵”再造之恩的感激。可惜呀，七天头皮不痒，十天未见新发滋生，十五天药水用光，又等了十五天，还是一根毫毛也没有增加。当医生的妻子居然劝我再买一瓶，“在戒烟戒酒……的情况下再试一个疗程吧！”我没听她的。甚至怀疑她是否参加了那个医学学会？

大凡文人都有一种傻气，时不时地就会犯傻。这种傻气对于写散文写小说是有好处的，可使你保持一点童心，天真、纯洁、可爱。如果人世间连点傻气都荡然无存了，岂不可悲？这回，我依然犯傻，对妻子说：“人家讲得明白：有效率为97%。我大概就属于那3%吧！但愿大宝牌生发灵对于别的病友还是灵验的。”

一天，《当代》杂志的副主编章仲锷告诉我，他们的主编孟伟哉买了一瓶大宝牌生发灵，结果也不灵。我说：“他也属于这3%。”

数月之后，老章大笑着说：“可以写篇有趣的散文了！”

“怎么？你发现有谁长头发了？”

“不！大宝牌生发灵是假的。报纸上已经揭发了。”

“电视台的广告哩？那个现身说法的秃头，不是长出头发了嘛！”

“他原本不是秃头，先录了像；剃成秃头，再录像。然后这么颠倒一下次序，向全国播放。”

我愕然了：“医学会的证明呢？”

“走后门搞来的！”

我这次真的感到头皮发痒了，不知道是不是要长头发的前兆？

现在，我真希望中央电视台再播一次广告，就像报纸上常见的那种“重要更正”一样，揭露假药炮制者和假秃头的卑劣嘴脸，以证明假秃头比真秃头更难看！

我进行过长期细致研究的另一件小事是火柴涨价的问题。由于我吸了30多年香烟，几乎天天用火柴，所以对火柴这小玩意便有了深切的了解。这决不是吹牛。

物价上涨，表面看来不是好事；但若不准涨价，就会限制生产发展，阻碍改革。这是经济学的大问题，物价改革的大问题，应由赵总理和经济学家们去论述。我只为火柴鸣不平。您想想，什么都涨价，惟独不准火柴涨价，这多不公平！

自从我学会抽烟的时候开始，火柴就是两分钱一盒。此后，香烟可是经常涨价，都涨疯了，上月在成都的烟摊上一打听，一包过滤嘴“云烟”，竟然要价四元五角。实在令人胆寒肝颤，真算不清它比30年前涨了多少倍（虽然那时没有过滤嘴）。国营商店的牌价没这么蝎虎，但却长期缺货，除了高干“特供”之外，普通百姓谁个买得到官价的“云烟”哩！即使是官价，它也涨了好多倍。

据说国家有政策：烟酒不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多涨价也无妨；火柴却是家家户户天天要用的，所以不准涨价。

不准涨价，就真的不涨了吗？

我愿出庭作证：30多年前的火柴，是长支的；后来说是为了节约木材，改成了短支的；短了1/3，仍卖两分钱一盒，等于涨价。从前的火柴，每盒约装110支，鼓鼓囊囊；后来变成了每盒90支，70支，装不满一平盒，拿的时候必须小心，如若竖着拿，就会像拉抽屉似的一吐撸，“小抽屉”自然滑落，撒一地火柴，费事往回拣吧。这又是一种涨价儿。还有，火柴的质量逐年下降，木杆的材质变次，药头也蘸得不饱满，我数过，一盒之中总有几支至十几支断杆、小头或无头的火柴，划不着，也是变相涨价儿。

更有甚者，是火柴缺货。1981年我去广州，偌大的城市买不到火柴，被迫买打火机用。据说火柴工厂生产得越多越赔钱，只好惩罚老百姓了。不久，广东省火柴提价，三分钱一盒，虽然一次涨价50%，总比缺货好得多呀！此时我因事到长沙，发现长沙也买不到火柴。据朋友说，本来还有，但是邻省一提价，湖南的火柴就“流”到广东去了。后来湖南也调了价。

回到北京，火柴问题更有趣。一是市面上买不到两分钱一盒的，要凭户口本每户每月供应半包（五盒），二是打火机大量上市，几块钱乃至几十块钱一个，坏了还没处修；三是“高级火柴”敞开供应，六分钱一盒。长杆，大药头，盒面图案印刷精美，一扁盒却只装30支。质量相当好，可供外宾使用。一支火柴能连续点燃两三支香烟还烧不到手指头；火柴杆又经过药水处理，燃过之后自动变成一条黑色木炭，不掉火星儿，不小心也不会烧地毯，实属“信得过”的优质品！外宾有的是洋钱嘛，六分钱只相当两美分，还不是两分钱一盒吗？反正北京的火柴没涨价儿，比广东、湖南等省市物价平稳。但我这个天天用火柴的烟客心里明白——我的实际帐目如下：抽屉里放着七八个没处修理的坏打火机，还要经常使用六分钱一盒的不烧地毯的高级火柴，尽管我家里和我工作的场所从来也不铺地毯。

我多么希望北京的火柴也卖三分钱一盆呀，那样，不仅买着方便，我还可以省钱。也不会烧坏地毯。可惜，北京市这种物价平稳的局面一直维持到了1984年，就是不准火柴涨价儿！又是据说，市委或者市政府几位领导干部，在建国35周年大庆前夕，为了火柴等几项关乎家家户户的小商品涨价的问题，足足开会研究了几个钟头，决心难下，“咱是首都哇！”“首都的一举一动都将产生特殊的影响！”最后还是把火柴提价一分钱的问题推到了国庆以后再办。

我由衷同情这几位市级领导。“京官难当”嘛。但我希望他们对待火柴也公道一点才好。我想，他们一定不知道，北京国营菜市场的大虾已涨到44元一公斤，国营饭店的茅台酒100元一瓶。当然，普通百姓可以不吃大虾，不喝茅台。不过，5000盒火柴才抵上一瓶茅台酒，我总觉得有欠公道。

有人说我的秃顶是用脑过度造成的。像火柴这样的小事，何必由我这个无权的文人去作如此长期细致深入的研究哩！这当然是我在犯傻罗。他瞧，我甚至还在同情那几位市级领导，他们为火柴涨价问题操心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不知会不会因此而脱发？

我长期研究过的第三个问题是房子。此事真是一言难尽，我曾经怨恨过自己为什么是人而不是蜗牛——天生就背着一间房！

20多岁的时候，我们小两口儿在北京租了一间房，万万没想到，等两位千金出世并且长到20多岁了。我家还是这一间房。

那时候北京市出了个大名鼎鼎的模范人物王国福。他一家三代七口人，挤住在一间矮小阴湿的“长工屋”里。王国福当了干部不忘本，仍然不盖新房也不向上伸手要房。此事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首都，立刻就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等人抓住不放，发文件登报纸，编歌演戏，大肆宣传。“革命舆论”造足了之后，还要组织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参观学习，“斗私批修”。我有幸被组织去了三次，效果是嘴上贴了封条——还想要房吗？请你学习王国福！

当时还有一位从大寨晋京的大干部，公然提出响当当的革命口号“先治坡，后治窝”，进一步从理论上阐发了“长工屋”的精神和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之必要，其威慑力更强。

不错，那是历史。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则是现实。长时期不盖房或者少盖居民住房所积累下来的问题，也够当今北京市领导人挠头的了。

新时期以来，北京每年都要新建住宅数百万平方米，成群成片的居民楼拔地而起，然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或者说还没有走上真正解决住房问题的正道。

我对房子问题的敏感，首先直接来源于我那间无瓦的泥顶平房。它给了我丰富多彩的感性知识，文学的素养。大雨大漏，小雨小漏，外边晴天，屋里还漏。屋里摆着八九个大盆小罐，叮叮当当，高音低音，赛过催眠曲。经常挪床，搬箱倒柜，苫雨布，可以减肥。一个雨过天晴的星期天，我所在单位市农机局的局长坐小汽车到我家取讲话稿，还剩个尾巴，我正俯案疾书。他坐等。我女儿赶紧走到局长身边，当然是在屋里罗，站着给他打伞半小时。局长大人一言不发。

我很伤心，便将此事如实地写成小说，发表之后送给局长一册。过了几天，他笑呵呵地对我说：“写得很真实嘛！”

1980年底我调到北京作协当专业作家，成天趴在家里唯一的饭桌上写作。女儿为我鸣不平：“我们工厂，钳工还有个钳工案子哩，您也该有个书桌呀！”我并非买不起书桌，只因为屋里实在没处放，既不能摆到床上，也不能放在床底下嘛。有人给我出主意，便舍着脸请作协一位领导来家吃饭。饭后，她提了个合理化建议，吓我一大跳：“房子实在是小一点儿，你买个双层床吧，腾出个地方来放书桌。”我赶紧冲着她笑：“谢谢！这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双层床也难买，请领导上帮帮忙吧！”

“好，我帮你打听着点儿。”她的态度还是真诚的。

三年以后，领导上组织我们讨论什么是人道主义？我立刻想到了妻子常嘟哝的一句话：“唉，咱们家呀，老的不老，小的不小，挤在一屋里，唉！”我终于发了火，大声说：“请到我家里去看看，您就懂得什么是不人道啦！”

于是，我得到了两间房，总共23平米。把两个女儿塞进一间，而且立刻买了一张书桌，发了几封电报通告亲友：“赵大年53岁进入了有桌阶级。”

又过了两年，新的矛盾继续发生。大女儿结婚一年多了，分不到房子。仍在“打游击”，28了还不敢要个孩子。我们市文联今年有一幢小楼竣工，我想再要一间，真是人心不知足啊！私心太重。

此事又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文联的这幢小楼，除拨一部份给“拆迁户”之外，仅剩20个单元，上百户申请，怎么分配？整分了半年还没分下去。于是便出现了“分房比盖房还难”的绝妙局面。

此事使我联想起王蒙小说《高原的风》里的一段精彩文字，写的是一位中学教师申请住房的情景：“经过了一系列的申请、扯皮、推托、变卦、变脸、摊牌、虚惊、奔走、等待、失望、再等待和再希望之后，他终于拿到了这个单元房门的钥匙。”可见此种绝妙的局面，教育界也有。这篇小说里写的另一位女教师，家里有一张三层床。

为什么文教单位如此寒酸呢？清水衙门嘛，一无权，二无钱。

北京新建的高层居民楼当中，有些竟然被群众称之为“鬼楼”。它虽然早已分配完毕，有了户主，却是白天不见人，黑夜不亮灯，长期锁着门。好在城市户口管理相当严密，到派出所一查户口本，这些单元楼房的户主原来都是“祖国的花朵”。并非高干子女，而是孙子辈的小皇帝和小公主，有的年方三岁，实在离不开爹妈，所以新房只能暂时空着。为了破除迷信，这鬼楼的名称最好改成孙子楼。

于是便出现了一个经济问题：他们不怕白白地按月交房租吗？

据说上级早就研究透了这个问题。解放前北京的房租，约占一般职工月薪的1/3；解放后为了体现某种优越性，大幅度降低了房租，每平方米只收一两毛钱，其余的由国家“暗补”，这也是一种大锅饭。从个人手里收的房租，非但解决不了再投资建新房的需要，连现有房屋的维修费都不够。国家背着“暗补”的沉重包袱，居民也并不感恩戴德，反而怨声载道。

一位同样关心住房问题的朋友告诉我，上级已经有了改革方案。总的方向是住房商品化。第一步则是改革房租制度，变“暗补”为“明补”，同时提高房租。譬如（这位朋友说的，并非红头文件，您只能当做个人的议论看待），一个四口之家，每人住房准标假定为五平方米，就每月“明补”给你20元房租补贴；同时，不论你实际住房多少，都按每平方米一元二角的房租收费。他说完之后，我立即高举双手表示拥护！

以我为例，一家四口，现住23平方米，改革之后要多交三元房租；如果再要到一间十平方米的住房，把“打游击”的女婿召回来，不久再添个外孙，六口人，还是多交三元房租，多好哇！有人问，多交三块钱还好？是的，因为如此改革之后，有些人就得多交30块、300块……那些霸占“孙子楼”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到底是心疼“祖国的花朵”呢，还是心疼每月二三百块钱？也必须做个选择吧。二者不可兼得哪，实在对不起您啦。我还敢说句气话：如果谁愿意每月多交300元房租（多住300平方米），我也愿意每月多交30元（多住30平方米），而且“奉陪”到底！谁顶不住了谁就自动把房让出来！

还是据说，这样的改革方案，或者比这更完美的方案，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不敢贸然“出台”，怕群众“承受”不了。我想公开进一言：到底是谁承受不了？每月多交三元房租的还是多交三百元的？但愿市级领导们，别再像对待火柴涨价那样谨小慎微了，更不要为房租涨价而愁得白了头、脱了发。

我大声呼唤改革方案早日出台！

1986年10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