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犯人的行列里有一个女的，这在远处我也辨得出来。因为在火车站广场正中央的观众圈里，她不仅和其他几个男人列成一队，站在了居于中心位置的长条椅上，她胸前挂着的那个大牌子，也和其他几个站在长条椅上的男人胸前挂的大牌子一样，中间写着名字的地方，被打了一个红色的大。黑色的名字模模糊糊，红色的大却清清爽爽。至于另几个胸前挂着牌子的女人，也就是牌子中间黑名字上没打红的那几个女人，则和其他几个牌子上没打红的男人站成两行，降幂排列般地戳在长条椅两侧水磨石地面上。这些非死刑犯人虽然也处在观众圈里，但毕竟偏离了中心一点，这样的格局，对椅子上的死刑犯人能造成一种烘托的效果。广场上，围满了拎包扛袋拖儿带女的看客，虽然大喇叭里关于第几次严打又取得了怎样成绩的高调播音震耳欲聋，可还是很难盖住数千人的议论纷纷与闹闹哄哄。我并没有兴趣成为这议论纷纷闹闹哄哄中的一员，可出租车无力通过人群把我送到距车站货场最近的那个停车点，我只能下车步行。而要步行到达货场，除非我绕上一个大大的圈子，否则的话，我就必须穿过广场中央的人山人海。好在在这个人的山丘人的海洋中，夹带了大量的包包裹裹，包包裹裹支棱八翘，使人与人之间的密度受到了稀释，这为我的行走提供了方便，使我一抬头，就能找到前边的路径，并把广场中央的情形看个清楚。

当然越往前走人群越稠密，我的举步投足也就越加麻烦。可我还是很快又发现了一点规律，当我靠近人圈的中心时，我能看到，那些拥挤蠕动的看客们，似乎往两侧移动的多，往中间移动的少。我停下脚步略一分析，就想明白了，大部分看客更喜欢看的，其实只是女人，只是那些挂了牌子的女犯人，他们的交头接耳品评感叹，基本也是给予她们的。而那些挂牌子的女犯人们，大多都站在了椅子的两侧，站在与看客们等高的低处，这样，兴奋不已的围观者们要想把她们看得充分看得仔细，自然得不辞辛劳地从这边挤到那边再从那边挤到这边了。至于人圈中央高高站在椅子上的那些死刑犯们，由于其中只有一个牌子上打了红的女人，观众们看起来除了会感到不解渴不过瘾外，还会因为她的位置过于醒目刺眼，容易让人一览无遗，因而也就无须多加注目了。这从心理学上能找到解释，任何丧失了神秘感的事物，都很难再成为引人注意的事物。我继续抬脚向前走去，我把我下一段的行走路线确定为直插广场中央的那一条路线，让那个丧失了神秘感的女死刑犯当作我的目标参照。我这样选择行走路线的理由是，先尽量躲开一点他人的挤撞，等到了人圈的起始边缘后，再确定下一段的路程怎么走也来得及。我还想到，在通过那个被挂牌子的犯人们占据了的广场中心点时，我不妨径直往前闯闯，若运气好的话，万一遇到一个懒得管我的维持秩序的警察，我就可以少走一段冤枉路，快些取到在车站货场里等我的那两捆书了。今天是星期日，来人与书书屋买书的人肯定会比往常多。刚才从书店出来时，白茹还提醒过我，铁军取完书你可快些回来，总公司那边也打不开点了，没法派人过来帮咱。

我见缝插针地挤到广场中央时，头上已经渗出了汗水。我的面前是那些挂着牌子五花大绑的死刑犯人和非死刑犯人，在每一个犯人的身后，还都站着两个武装警察，男犯人后边站的是男警察，女犯人后边站的是女警察，长条椅上死刑犯人后边的警察也高高在上地站在长条椅上，双手搭着犯人的肩臂。犯人全都深埋着头，偶有风来，他们胸前的大牌子便像钟摆那样晃来晃去；警察则个个高扬着脸，英气勃勃的面庞毫无表情，只是目光炯炯地望着前方。在犯人和警察的前方，是我，我的身后才是其他围观的看客，所以我觉得，警察们的视线如同都是射向我的。我有点进退两难，意识到我为了抄近道而直插广场中央是个错误。犯人也好警察也好，我都是不该与他们如此靠近的。我顾不上抬手擦擦汗水，也顾不上看看往左边绕路近还是朝右边走人稀，当然我更丧失了浑水摸鱼的勇气，不敢再试图从站满犯人和警察的广场中心地带直穿而过了。我逃命般地斜着膀子向人丛外挤。结果就是这个时候，在我的目光从警察的注视中逃脱开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了姜明秀的脸，也看到了姜明秀那个重叠在红后面的名字。

姜明秀就是死刑犯中那个唯一的女人，她小巧的身子即使站在了长条椅上，也并不特别惹人注目。在她抬头之前，她的头垂得很低，好像是不胜胸前那个大牌子的重负。她头上的长发已经不复存在，新长出来的寸许毛发为她塑造出了个遵守校规的中学生形象。我想，刚才在远处时，我之所以还能从其他几个男人中一眼就认出她是个女人，主要是通过她身后那两个女警察来做出判断的。当然了，她身上女性化的衣着和女人那特有的形体，也可以把她与其他身穿肥大单色囚衣的男犯人区别开来。我看到她的脸，不是因为先看到了她牌子上的名字才等她抬头的。如果我已经先看到了她牌子上的名字，我估计我肯定会在她抬头之前就逃之夭夭。也许那样做过之后，我会责骂自己卑劣无耻下作懦弱，但那样的做法必然是我唯一的选择。可我没能先看到姜明秀牌子上的名字。尽管在我靠近广场中央的犯人们时，在我的视力能够够得上写在他们牌子上的字迹以后，我也好几次地浏览过他们的罪名与名字，可不知为什么，在我的浏览中，偏偏“姜明秀”这个名字以及名字上边的“杀人犯”那几个字每回都从我的眼前溜了过去。也许我这样说不够准确，其实那六个字早已进入了我的眼睛，只不过是没有进入我的脑袋和心。于是，我和姜明秀的互相发现，便有了点狭路相逢的味道。

姜明秀的偶然抬头只能是下意识之举，她一定是由于低头太久，脖子发酸或者脑子发晕了，她抬一下头，看一下前方，是企图缓解一下身体的疲累。她歪着脑袋抬了抬头。处在她的那种地位，也许只能在很短的时间里侧歪着脑袋抬一抬头，才不会受到身后警察的干涉。可是她歪着的脑袋向起抬时，恰好正是我的目光扫过她和她身边的犯人以及犯人们身后的警察时，我想我的面孔肯定也是一下子就被她捕捉住了。本来我的目光在从犯人和警察那里收回来的同时，我已经开始斜着膀子向人丛外挤了。可在姜明秀做完那个把头抬起又迅疾低下的动作之后，我的双脚仿佛粘在了地上，无论如何也迈不动了。我猛然意识到，刚才那个侧歪着的脑袋上露出来的脸，虽然我没能完全看清，但那无疑是我熟悉的面孔。我再次把目光投向犯人和警察那里，或者说我并没看其他犯人和警察，我的目光只是固定在了一张曾经露出来过此时又已埋了下去的脸上。我当然已经看不到那张脸了，可那张脸下边醒目的牌子和醒目的字迹，却深深地扎进了我的眼睛我的脑袋我的心：杀人犯姜明秀。我顿时变成了一根钉子，被一把大锤钉在了原地。正像我再也看不到姜明秀的脸一样，我也看不到我自己的脸；但我可以想象得出，我若能看到我自己的脸，我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比姜明秀的脸色，比长条椅上其他七个死刑犯人的脸色，比分列在长条椅两侧那些男男女女十四个非死刑犯人的脸色，都要难看。

这时我看到，姜明秀又一次抬起头来，而且她这回的抬头，不是侧歪着脑袋只把一张倾斜的面孔送人我眼帘。她这回的抬头，是直冲着我的这个方向，正面地把头仰了起来，把一张仍然俏丽但却苍白的脸，完完整整地投到了我的视网膜上。而且她这一回的抬头，也不是在抬过之后自己又主动迅速地低下去的，这一回，是她身后扶着她肩臂的那两个女警察同时出手，把她的脑袋按下去的，一直按到了她胸前的那个大牌子上。姜明秀抬头时，她的眼神在说什么，我读不懂。但有一点我却明明白白，她也看到我了。

我脑子空空，四肢发软，一时有点神志不清。我是怎么挤出人圈的，我是怎么通过那些规划整齐的商店邮局饭店旅社的，也就是说，我是怎么通过站前所有的服务设施，来到车站货场的大门口的，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回头看了一眼被我抛在身后的人山人海，渐渐听到了大喇叭筒子里传出来的高调播音：

“伙同男友，经过长期密谋策划，残忍地杀害了著名青年企业家栾经纬同志，抢走现金三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元。此后两人先后流窜到锦州、石家庄、太原、郑州、西安等地。在我公安干警经过周密侦查，对该犯实施逮捕时，该犯又伙同男友负隅顽抗，用匕首刺伤我两名公安干警。后该犯被捕，其男友畏罪自杀……”

我真的再也站不住了，贴着货场大门的门垛子，我像稀泥一样瘫了下去。雅罗米尔死了，是自杀的，我念叨着，姜明秀也马上就要死了，将被人枪毙……我把点着的香烟捏在手里，任其燃烧，然后掉到地上。

“交十块钱，罚款！”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中年妇女突然出现，得意洋洋地指着地上尚未熄灭的烟头。

林志强主动辞去在人与文化实业发展总公司的职务和工作，这不仅出乎其他人的意料，也把高民生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不知道别人是否能看得出来高民生在打什么算盘，我觉得我是看出来了，甚至我一度觉得只有我一个人也看出了高民生打的是什么算盘，连白茹这个亲信高民生对她都是多有隐瞒的。可现在看来，至少还有一个人也看出了高民生的意图，并且他清楚地知道面对高民生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他根本不存在取胜的可能，于是他宁可舍掉在“人与文化”已经得到的一切和即将得到的一切，采取了激流勇退的规避策略，去重打鼓另开张地做他自己的事情。这个人就是林志强。

林志强辞职的消息，我是早上上班后听到的。

我和白茹几乎是前后脚走进人与书书屋的，卸下窗板擦完地后，电话铃响了。白茹拿起电话听了一下，冲在窗旁划挂钩的我说，铁军，高总找你。我急忙擦擦手接过了话筒，同时我注意到，白茹的声音不大对头。我联想到，自从早晨走进店门，白茹的脸上就阴云密布。我对着话筒说民生你好，然后又说有什么吩咐？高民生显得不太冷静，这倒不是我从声音上听出来的，而是从他的问话上分析出来的，因为他说，你昨晚怎么没在家住？我过半夜了给你挂电话还没人接。我说这么急，什么事？我本来不想对我的夜不归宿做什么解释，我希望别人用陈述句与我讲话，而不是疑问句。但是鉴于白茹的脸色，我还是说，在一个朋友那，喝酒聊天来的，朋友从英国回来探亲。昨晚我和米丽亚姆跑到一家通宵营业的娱乐中心，折腾到将近天亮才回的家。在桑拿房里，我把自己蒸得溶化了一样，在封闭包厢里，我把自己灌得哇哇大吐。我一遍遍地扒掉米丽亚姆的浴袍，让她摆出各种姿势与我性交。当然我一次也没成功，我的身体就像不是我的。我骂米丽亚姆，我说是她不行，我让她去给我找小姐，找最年轻最漂亮的小姐过来陪我。米丽亚姆哭了。开始她以为我是闹着玩呢，也很兴奋，我们从来没这么放纵。可后来她害怕了，她问我怎么了，她说我给你找小姐也行，可你别像疯了一样呀。我说生命这么短暂，不疯不狂有什么意思。后来我醉得都站不住了，是在包厢的沙发上睡了一觉，才恢复正常的。回到我家后，米丽亚姆问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流着眼泪把她搂在怀里说，我们还能在一起，我他妈的还能活下去……

高民生在电话中说，现在公司出了点麻烦，他那个破格使用我的计划，要提前实施。我的心一下沉了下去，我以为高民生已经把他说过的话忘了呢。我不想，我说，我还没想好民生，我现在……高民生说，铁军你别打断我。然后他说，林志强昨天上午给他来了个突然袭击，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这让他感到非常伤心非常不解也非常被动。我们可是合作多年的好伙伴呀，高民生用有些动感情的声调说。接着他又告诉我，昨天整整一个下午，他一直和林志强单独谈话，交换意见，可林志强去意已定，不肯回头。高民生说，他急着找我的意思是，上次在“咏梅”我们商量的那个计划，要有一点小小的变化，即他想直接让我出任“人与文化”的第一副总经理，而不是再通过什么总经理助理来自欺欺人，并且他想马上宣布任命。

“你马上打车过来，咱们详细谈谈，”高民生最后说，“我希望你没有异议。”

“等一下民生，”见高民生想撂电话了，我知道我已不能再拖。“民生，我，我有异议。”

“什么？”直到这时，高民生的腔调才发生变化，“你说什么铁军？”

“我想——”我用一只手拿出支烟，点着，字斟句酌地说。“民生，我对你给予我的信任和重托，非常感激。真的，我不是挑好听的说，我知道你是真看重我，真欣赏我，能被你这种有智慧的人喜欢，我是感到骄傲和自豪的。可我，我不能接受你的美意，甚至，不光我不能去当你的副手，就是在这‘人与书’给你打工的日子，可能也该到结束的时候了……”

“怎么回事铁军？”高民生几乎喊了起来。

“是，是这样——”我灵机一动，忽然想到了我刚才提过的那个子虚乌有的英国朋友。“我是学外语的，可我从来没出去过。民生，你也知道，也看出来了，我是一个不安现状的人，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国内呢，我可能也就这样了。所以，我一直在操作出国的事情，只是怕办不成，才没声张。这回朋友从英国回来，已经替我办好了……”

“你等我铁军，”高民生说，“我过你那边去。”

放下电话，我的身体有些发虚，说不好是昨天晚上的一番折腾还没缓过劲来，还是忽然为我自己找到了一条出路而如释重负。

“铁军你，要出国？”我听到白茹在我身后怯怯地发问。

我扶住柜台把脚跟站稳，冲白茹笑笑。“我一直想出去，可没有机会。最近，机会来了……其实我很舍不得咱‘人与书’，舍不得与你、与高总分手。可——”我说着话眼睛就有点发湿，真的没有丝毫伪装。

“有机会出去是好事。”白茹往我这边靠近几步，好像是要安慰我。“咱们在一起工作也一年多了，真挺愉快的。”白茹也显得挺动感情。“高总对你特别满意，他经常在背后夸你，认为要是你俩精诚合作的话，可以做成许多大事。要是你留下，他肯定会重用你的，他早就有用你的想法……”白茹一时忘记了她的身份，忘记了哪些话她并不该说。

“我对民生确实非常感激。”我急忙打断白茹的话，我可不想在这种时候，还利用别人的真诚去套人家秘密。“我这也是没有办法，要是别的事，我也不会在林志强辞职这个关头说出来的。”

“你——得什么时候能走上。”

“我想夏天走，暑假的时候，好赶上下学期上课。虽然岁数大了，可也得打一个学习的旗号呀，上几天课后再琢磨在那边的活法。不过在书店上班，我也许坚持不了几天了，得跑签证，跑各种手续，有些亲戚朋友，还得告别。”

“高总来了。”白茹抬手指指门外。

把米丽亚姆送走以后，我回屋整理洗漱用具和换洗衣服，还把那个有一个长方盒子的磁性旅行围棋也装进了包里（是高民生让我带的。本来我应该带上正规的云子围棋，可是那棋我已无法从阿×家取回）。那天我和高民生在人与书书屋的办公室里长谈以后，我答应他，不立刻从“人与书”抽身撤出，而是再坚持几天，待到五月上旬，陪他参加完五四期间将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大型活动后再正式脱身。本来那个由全国各路优秀青年代表参加的活动以前没有高民生的份，可栾经纬死了，空出来一个名额，上级机关便做出了由高民生顶上去的决定。高民生说，他希望他这回的北京之行有我陪同。高民生让我陪他堂皇晋京，有何深意我不明白。他只说，他想好好下几天棋，又真诚地说，现在他迫切渴望对人说点什么，对一个他认为配得上听他倾诉的人说说他这些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许这的确就是他邀我的真实原因。我俩下棋是否能棋逢对手我不知道，但我对我能配得上听他说点什么，倒很有自信。当然我早已没有了兴趣去了解别人，可他这样要求了，我能拒绝吗？反正我要离开他了，我应该遂了他这个并不过分的小小心愿。

明天早晨我就要和高民生一起飞往北京了，未来的几天里，没准他会夜以继日地与我说话和下棋，或下棋与说话。现在还不到半夜，我得抓紧时间多睡一会。

躺到床上，好长时间后我才进入梦乡，可好像我刚刚睡着，一阵毫不客气的敲门声就把我惊醒过来。我听了听，显然是在敲我家门。我点灯看表，还不到三点。崔昌浩要是这么早就来接我，那可真是疯了。当然如果发疯，主要还是高民生在发疯，能参加上北京的这个大型活动，他太得意了，也许他真的是睡不着觉，跑我这里下围棋来了。可不管是崔昌浩还是高民生，他们能这么个敲门法吗？

“谁呀？”我问。

“是我，唔——”

“是我”的后边报出了一个名字，可即使那个名字不报出来，那种特殊的沙哑嗓音一传进来，我也就知道门外是谁了。我的睡意一扫而光，我坐起身子，下到地上，慢吞吞地往身上穿戴。

“你干嘛呢，怎么不开门？”外边好像有些急了，而且我估计，有些觉轻的邻居也早被惊醒了。可我还是不急不慌。

“我总得穿上衣服吧。”

后来我以一身出门远行的装束出现在门口。从门外进来的，是三个男人，两个年轻的警察走在前边，虎视眈眈地钻进屋里这瞅那看，而那个为首的便装胖子则面带微笑，没开口先递我支烟。我也不开口，只和为首的胖子相对抽烟。

“又来打扰你了。”胖子虽然心宽体胖，但看上去，依然面露倦容。当然了，他的最主要特征还是声音沙哑，比在电话里听着要沙哑多了。“有些事情，我们想问问你。”

“没什么，什么事都要慢慢习惯嘛。”我掐灭了烟头。“是在这问呢，还是要带我走？”

“得走。”

“又得平白无故地关我三个月吗？”

“为了安定团结，为了保卫改革开放的成果，你得支持我们工作。”

这时那两个年轻警察已经把我的两间屋子看了一遍，回到我和胖子身边，垂手而立。我不看他们只看胖子。

“怎么不搜呢？”

“没有搜查证。”胖子哑着嗓子如实回答。

“又是什么倒霉事扯到我身上了？”

“到我们那说去吧。你找几件换洗衣服带上。”

我指了指椅子上我那个装好的包，玩笑着说，早准备好了。说着我把长方形的旅行围棋盒拿了出来，扔到墙角。可胖子和他身后的警察对我的早有准备似乎也早有准备，让我的噱头带不出笑料。我只好讪讪地对胖子说，我要先给我的老板挂个电话，通知他一声，天亮后我无法陪他去北京了。“原计划我们六点钟出发去桃仙机场的。”我说。

胖子说：“你的电话不用挂了，你的高老板跟你一样，也不能去桃仙机场，去北京了。没准，一会你们倒能在另外的地方见一面的。”

我愣了一下，但并不是惊讶，我只是觉得命运这个东西太神奇了，面对它，你除了要充满敬畏别无选择。我拎起椅子上的背包向门口走去，可还没走到门口，就又停下了，回身来到电话旁边。我的动作有点旁若无人，我按电话机上的数字键时也从容不迫。你要给谁挂电话？一个年轻警察厉声喝问。我没理他，我继续把我的电话号码一个一个地全按出来：8-5-0-1-3-1-4-那个年轻警察想上前制止我，被胖子拦住了。铁军，胖子哑着嗓子轻声说，你能不能按下扩音键，配合一下。我顺从地按下了扩音键子，把话筒重新放回机座。于是，整个房间里，经久不息地回响起了“嘟——嘟——”的振铃声。

“谁，谁呀？”好长时间后，电话里传出一个惊恐的女声。

“是我梅花，你别害怕。”

“你真吓死我了，这才什么时候？”

“对不起梅花，我只能现在给你挂电话，我可能又遇上麻烦了。”

“怎么了，你——”

“我不知道，他们就在我身边站着呢，可他们不告诉我。”

“你——要我把貂蝉叫醒吗？”

“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听她说几句什么。可这个时间——”

“没关系，我叫她。”

好一会后，貂蝉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里。

“我都困死了，干吗呀？”

“听妈妈话，对着电话，背爸爸给你写的信……”

“爸爸？爸爸在哪？”

“你快背吧，抓紧时间。”

“可你说我背爸爸的信是为了给爸爸听的，爸爸在哪，是在电话里吗？我要爸爸，我要爸爸站在我面前听……”

我的泪水止不住了，顺着脸颊向下淌去。但我什么也不能说，也说不出来，我的呼吸都停止了。屋里的三个警察也和我一样，没有制造半点噪音。

“等你背完妈妈告诉你爸爸在哪。好貂蝉听话，来，喝口水，背出感情来。”

“我背了爸爸能听到吗？”

“能，貂蝉，爸爸能听到，爸爸一听到就喜欢你了。”

“我没听到过爸爸的声音，也没见过爸爸，可我也喜欢他……”

“背吧……”

“倘若你如期而来——写给我的孩子……”

在这之前，在貂蝉开始背诵我离家出走时写给她的那封信之前，我已从抽屉里找出那封信的副本，铺在了桌上。现在，我的耳朵里能听到貂蝉清脆的童声，屋里的其他三个人也能听到；但能看到我写给我孩子的信上那些文字的，这屋子里边，只有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