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透过窗纱洒在床上身上，那种温热的感觉使人如同回到了童年。米丽亚姆俯到我耳边说八点多了，该上班了。其实我也醒了，只是黏滞的眼皮不愿睁开，摊开的四肢也都东扔西甩地想多懒一会。正赶上米丽亚姆凑过来推我，我虽然仍闭着眼睛，可还是顺势把她拦腰抱住，拽到我身上。她压着我，我垫着她。别来了吧，不赶趟了。米丽亚姆说。不来了，我只想搂搂你。我说，但眼睛依然紧紧闭着。

就是这时，刘小竹把电话挂了进来。

电话铃声一响起来，我就松开了米丽亚姆，米丽亚姆也把上半截身子从我胸前斜挪出去，把床旁边桌子上电话的话筒拿了起来。当然她拿起话筒并没吭声，只是像以前那样，屏气敛声地把话筒递到我手里。我把身子歪了一歪，迷迷糊糊地问，谁呀？对方说，我是刘小竹。电话里的声音像一盆凉水，一下就把我的倦意给浇掉冲没了。我忙把下半截身子从米丽亚姆的覆盖之中抽了出来，往床旁移移大声叫，小竹你在哪，你怎么样？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我的激动是自作多情了，因为电话里的刘小竹，平静得就像以前在单位时领导通知我去班上开会。我在家里，刘小竹说，能麻烦你来一趟吗？我说家，你是在——刘小竹说，在沈阳，在我自己家里。我说好的我立刻过去，你别离开就在家等我。米丽亚姆大概听到了话筒里与我说话的是个女人，如果她没听到声音，她至少从我的表现上感觉到了我马上要去看望的是个女人，且关系肯定非同一般。米丽亚姆不是那种胡搅蛮缠的肤浅女人，她明白我们之间关系的本质是怎么回事，正常情况下，即使她心中有什么不快，也不会轻易表示出来。可是这会，不知怎么搞的，她却一下子就变成了个喜欢吃醋的小姑娘，她居然突如其来地冲着送话器喊了一句：谁的电话呀，你要去哪？对米丽亚姆的这个举动我毫无防备，要把话筒挪得远点已没有用了。以前我若接听电话，米丽亚姆向来是大气不出的，可现在她却不计后果地要向我的通话人（与我关系密切的女人）公布她的存在了，着实打了我个措手不及。

我和电话里的刘小竹都很尴尬，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片刻，刘小竹说，你要是忙，再找个时间……我说不，你等我，我马上去。我放下电话，狠狠地瞪着米丽亚姆，想起身穿衣。米丽亚姆意识到了她的这个祸闯得不小，她抱住我，不让我起来。对不起铁军，她用牙齿轻轻咬我，弄得我皮肤痒酥酥的。我不是不让你有别的女人，我不知道我刚才怎么的了。我说，你这等于是干涉我生活，你破坏了游戏规则。我早就告诉过你，我离开我老婆孩子，就是担心她们对我的生活发生影响，使我的生存原则出现动摇……米丽亚姆说，我不是要影响你、动摇你，我也不是不让你有别的女人，我只是不希望知道她们也存在。我宁愿你瞒我骗我，造成你只和我好的假相……我从米丽亚姆的搂抱中挣脱出来，跳到地上，很难说心中是气愤还是得意。就我对米丽亚姆的了解来看，在她那里，最初的逢场作戏早结束了，现在的她，已经进入了爱情状态。王红旗他们喜欢嫖妓，理由之一是没有麻烦。所谓没有麻烦，就是不会陷入爱情状态，自己和对方，都不必在爱情状态里喜怒哀乐。可我喜欢那个“麻烦”的爱情状态，我喜欢有喜有怒有哀有乐。我俯身去拥抱米丽亚姆，与她亲吻，以此表示对她的原谅。她的嘴里有一股异味，淡淡的发咸，可那味道也像她的爱情一样让我迷醉。照我的习惯，我松开她说，我不该对你解释什么，我不愿意向别人解释自己。我的口气已经不再严厉，同时我示意她也穿衣起床。可是现在，我想告诉你一句，挂电话的这个刘小竹，不是我的什么女人，她只是一个朋友的妻子（我没说死去的朋友），她从外地刚来。至于咱俩之间的事，我最后说，找个时间咱们得好好谈谈。

米丽亚姆也看了出来，我舍不得对她过分责备。化妆的时候，她撒娇地说，那我等会再走行吗？你先走。不行，我不留余地地说，连我在家时我都不愿意有别人在，我不在家，别人独自待在我家就更不行了。米丽亚姆阴沉了脸，我也是别人吗？我说是的，除了我自己，都是别人。米丽亚姆说，你是看我离不开你了，就不再把我当回事了。我说不是这样，你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只是没有我自己重要。接着我往白茹家里挂了个电话，我说实在抱歉，我上午大概不能去了，你现抓个人替我半天吧。挂断电话，我和米丽亚姆一同离开了我家。

刘小竹说的自己家，是指她和王红旗以前住的太平庄小区。

说实在的，我不大喜欢刘小竹这个女人。我的意思不是说作为女人她是否招人喜欢，而是作为一个人，她让我反感。不说别的吧，就冲王红旗事发之后在外潜逃期间，她连续两次把王红旗约她见面的事情通知给警方，足见她的为人多么可怕。我理解她怕担上隐瞒包庇知情不报的罪名，因为王红旗必死无疑，而她刘小竹还得活下去呢，她不是那种为男人殉葬的女人。但她完全可以对王红旗的约见置若罔闻嘛，她怎么可以像奸细一样去引蛇出洞呢？要不是王红旗诡计多端，他的死期肯定会大大提前。当然了，刘小竹恨王红旗，要是没有王红旗这几年的折腾，她说不定出息到什么份上了。她是一个能力超群而又工于心计的女人，念书时是校学生会主席，工作后当党办主任，是沈阳地面上新三届大学生中最早升正处的。就比如这太平庄小区的房子吧，当初单位给她和王红旗时说是照顾双职工，那时候王红旗的确还没离开他们共同工作的那个机关。可连王红旗自己都承认，要是没有刘小竹只有他，单位决不会分他房子；要是他的双职工关系是与另一个也在那个机关工作而非刘小竹的女人构成的，他也仍然得不到房子；要是他不在那个机关工作而只有刘小竹自己在那个机关工作，没有双职工这样堂皇的理由，刘小竹也照样能够住上这套房子。说到底，这套房子只是刘小竹的，与他王红旗毫无关系。我记得王红旗学习算命看手相那会，我问他是不是也了解了自己的命运。王红旗说，我只能看出来，要是晚年我摊上什么不能自理的病，那可就惨了，刘小竹不会管我；我最好的结局是“咔嚓”一下就死掉。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红旗得到了最好的结局。

我敲开刘小竹家房门，看到的是空空荡荡的三室房子，除了一张破床和一只破沙发外，屋里的东西都搬净了。刘小竹站在空旷的屋子中央，微笑着指指沙发让我坐下，她坐在了床板上。

“怎么，都搬走了？”我没立刻坐下，为了显得随便一些，我四处看看，然后又去看刘小竹。“这么说你回来些日子了，怎么早没和我联系？”

“回来一周了，马不停蹄地忙了一周。办工作调动手续，把房子买下来，又租出去。”刘小竹把她事先准备好的可乐递我一听。“我本来不想打扰你的，可今晚就走了，还是忍不住挂了电话——果然打扰你了。”

我没搭她后一句话的茬。“在天津那边，进什么单位？”

“能有什么好单位，”刘小竹叹了口气，“王红旗把正道都给我堵死了，我只能到一所中学当教员。”师范学院毕业的刘小竹对当教员毫无热情。

我说：“也好，也是本行嘛。一个女人混官场，也挺难的。”我的话里带出了揶揄的成分。

刘小竹说：“可再难我也愿意从仕途上往前走。你应该了解我的，我这人喜欢挑战，乐于知难而进。”刘小竹给我来了个针锋相对，一点便宜也不让我占到。

这之后，刘小竹给我讲了她和儿子在天津的简单经历，我也说了说我的大体情况，我们的对话都绕开了王红旗。来这里之前，我是想多说说王红旗的，没准这是我最后一次有兴致和人谈论王红旗了。可刘小竹的态度，却让我很难把王红旗堂堂正正地摆上桌面。她是怕提到王红旗心里难过呢，还是王红旗在她心中没有位置？我不敢去想。我几次打算抽身告辞，可还有件事，让我很想再留一会。

“小竹，”我说，“你弟弟现在干什么呢？”

“我弟弟，刘小松？”刘小竹稍微愣了一下。“你怎么想到他了，认识他？”

“不，”我说，“我记得当初你还想让他跟我和红旗做书呢，我随便问问。”

“那小子，没出息，一直没个正经工作，是我回天津后才帮他找个公司安顿下来的。你为什么问他，有什么事吧？”

“真没什么。”我不知道刘小竹是否真像她表现出来的一样清白无辜。但我不想如实告诉她刘小松找我的事情，倒不是怕把她弟弟的讹诈揭露出来，主要是不愿意涉及到讹诈的理由。“只是有一回在车站，我听几个天津口音的小伙子说话，别人管一个我这么高个留大鬓角的小伙子叫刘小松，我以为是你弟弟呢。我还想，你弟弟要是来沈阳，你应该让他找我呀。”

刘小竹不易察觉地笑了一下。“小松倒是经常出门，也来过沈阳，不过那时候我没有你的任何消息，让他上哪找你去。另外，小松也没留大鬓角，个子也没有你这么高，他和我差不多。”

我松了口气，可也更糊涂了。我顺嘴问她这回是怎么找到我电话的。当然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我的问题有多多余了。这段时间，我已看明白了，在这个说大就大说小也小的世界上，任什么人都没法隐迹潜形，就是你躲到地洞里，人们也能把你找到。刘小竹并未正面回答我问题，而是反问我能不能想到这几天她住哪。我知道，她肯定不是住在我们现在说话的这个地方，要不然她不能这么问我。我就说想不到。可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她说她和梅花住在一起。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一口气把易拉罐里剩下的饮料喝个干净，站起来说，咱们找家饭店吃点东西吧，也是给你饯行，然后下午你再到梅花那里休息一下，我去书店再站半天柜台，晚上我去送你上站。刘小竹摇头拒绝了，她说现在还没到吃午饭的时候，而她下午还有另一个约会。至于晚上，也不必麻烦你了，她说，我要带走的东西全让集装箱托运走了，随身背的，只是这只小皮包。

“那咱们就再见了，我得走了。”我说。

“别急，咱们的谈话还没进入正题呢。”刘小竹说。

我们聊了快两个小时，居然还没进入正题，我有一种被这个女人耍弄了的感觉。

“还有正题？你说吧。”

“你不提醒我不要把我早晨在电话里听到的声音告诉梅花吗？”

“就这事？”我向门口走去，“随你便。”

“别生气××，”刘小竹叫着我以前的名字，把我拉住。“开玩笑呢，我不是要说这个。”

“那你要说什么——我再说一遍，我现在叫铁军。”

“是这样铁——军，真别扭。是这样，王红旗有记日记的习惯，你知道吧？”

“知道。”

“他的日记失踪了几本，你知道吗？”

“他日记不是抄家的时候给搜走了吗？”

“那是以前的日记，已经退回来了，天气冷暖收入支出还有和我吵架什么的。我说的日记是他近几年的日记，四本或五本，我想知道在不在你手里。”

“红旗说他放我这了吗？”

“没有，他不说，我去探监时……”

“你去探过监？”

“当然了，为了能看他一眼我费尽了心机。”

“你见到他了？为了赶上那个严打大会，判完不几天可就执行了。”

“我是在他被判之前去见他的，当时我特意从天津跑了回来。等他判完，到执行，时间太短，我赶回来时他已经……”

“可红旗从进看守所到判决，是没有可能见人的，他想人都快想疯了。”

“可你不也是判决之前去看的他吗？”

“没有，你——”

“你现在怎么胆小如鼠了。我知道你也去看过红旗，我什么都知道。真的，你要信任我，我不会把帮你探监的朋友卖出去的。另外你也应该明白，既然你有门路去看红旗，我就也能找到关系。”

我只能不再说话。一般来讲，在看守所，一个警察即使敢冒险帮一个轻罪犯人逃出高墙，也不敢帮一个“准”死囚的亲人进入“小号”（王红旗就是一个被关在“小号”里的“准”死囚）。我那次为了与王红旗见上一面，不光花去了大把大把的疏通费，从定计划找内线到冒险探监，时间就搭进去近一个月，可与王红旗的交谈，只有短短的三五分钟。

“我以为你在天津，”我说，“从未回来过。”

“你们这些人哪，我毕竟是他老婆呀。”刘小竹的声音有些哽咽。“我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爱情，是外人无法理解的。不最后看他一眼，我这心里能安生吗。”

“那红旗他——”我说不好刘小竹的感情是真是假，便没去呼应她的激动与伤悲。“没说日记在哪吗？”

刘小竹捂着眼睛摇了摇头。“他这个人，一上来那股劲就不正常了。我问他日记在谁手保存着，他就是不说，他总以为他死不了，在断头台上也能得到赦免，他希望出来后能借助那些日记写文章写书。当然我们也不是希望他死呀……我的意思是，如果那几本日记在你手里，你最好给我。因为王红旗这几年越来越变得神神鬼鬼的，他写日记好像是写密电码，除了我，是没人能看懂他写了些什么的。”

“你要替红旗写书？”

“也很难说。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那是你不了解我，连王红旗和我做了这么多年夫妻，他对我也有许多误会。但你知道，两口子的事，有多大的误会也是两口子，所以——这么说吧，至少我很想从王红旗的日记里知道他最后这些年是怎么看我的，至少他的遗物我都应该收集到一块保存起来。”

“你，真会这样想？”

“他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

“红旗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那人从来说话口不对心。”

“可日记确实不在我手里。”

“我有点相信。”

“什么叫有点？”

“别忘了，我和梅花同住了一个礼拜，而我并不是没有其他地方可住的。我知道你一向和梅花无话不谈。”

“你这人可真是精到家了，不混官场不去与人奋斗，的确也是屈了材料。不过这回你却失算了，梅花现在对我一无所知。出来之后，我和她倒是通过几回电话，可见面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我把她约出来的，第二次是我到幼儿园偷偷看貂蝉，正好梅花送完孩子没立刻走，我也就顺便看到了她。”

“你才失算了呢。梅花从来都对你了如指掌，现在也是。同时我也知道，梅花在你那里的重要程度已不会变化，如果有一句话你只能去对一个人说，那么这个人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只能是梅花。所以，我认为，王红旗的日记若交你保存，你唯一可放的地方还是梅花那里。”

“那好吧，梅花可以证明，红旗的日记不在我这。”

“是的，可一定在某一个你们朋友的手里。与红旗真好的，就你们几个人，我想求你，帮我找找，好吗？”

“我不一定找得着。”

“真的求你了。你在朋友中最有面子，只要你用心，一定能找到。别人不了解我，你对我还是应该有点数的。我还不至于像你们感觉的那么糟糕，要是那样，我和红旗也早分手了。求你答应我铁军，这也算你最后帮一次王红旗吧。那日记别人留着也没用，它只对我才有意义。”

“可当初，红旗不把日记给你保存，不是说明了他的用意吗？”

“不，他的秘电码文字风格只教我掌握，正说明了他对我的信任与期待。”

“那——我试试吧。”

丁梅斯代尔兴冲冲地推门进屋，身后跟着孟秘书。还像以前他俩同时出现在书店那样，丁梅斯代尔径直来到我的身边，而孟秘书，则好像漫不经心似地凑近了白茹。我对丁梅斯代尔和孟秘书能交成朋友感到奇怪，但我并无兴趣去关心他们的友谊有怎样的基础，我只是搭讪着问丁梅斯代尔什么事情这么高兴。

“我们计划搞一个展览。”丁梅斯代尔声音压得挺低，但双眼放出了刺人的亮光。“孟秘书真是个干实事的人，这么年轻——”

“展览？什么展览？”我顺嘴问道。

“文革展览，”丁梅斯代尔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幸好他没注意到我，只顾说他的宏伟构想。“一个民间行为的文革展览。把那些罪恶和耻辱，展示出来，让人们都看看想想，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点工作……”

我只能点头说好好对对，不知该怎样变换话题。我想到了王红旗的雄心伟愿，后悔以前和丁梅斯代尔交往得太深了。

“哎，那个发言记录，你看完了吧？”结果是丁梅斯代尔变换了话题，可他是把话题变到了让我更加难堪的方向上。“我还想听听你的看法呢。”

我一下子就被丁梅斯代尔逼进了死角。“也，看完了，”我看了一眼别的顾客，假装很认真地说，“我感触挺大，觉得，觉得挺深刻、挺犀利、挺……”

但丁梅斯代尔不是傻子，他看出了我的虚与委蛇。“铁军，我是信任你尊重你才把它给你看的，你也是个有见地有想法的人，可你却敷衍我。”

我说：“你别误会，我真的——我只是不太清楚你们是怎么回事。”

丁梅斯代尔说：“你倒是够谨慎的，担心我们是什么反动组织吗？我跟你说吧，我们这个小组成立于1989年7月1日，每两个月左右活动一次，成员百分之百是共产党员，百分之百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百分之八十是副处级以上干部。”

我说：“可我既不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了任何职称，还不是国家干部……”

丁梅斯代尔说：“你干嘛这么敏感，我没说过要拉你入伙呀。我只是觉得你要是对文革问题也有兴趣，也关心我们民族未来命运的话，可以去听听我们的讨论。”

我忙说：“要是有空，我愿意去。只是你也看到了，我这边一般脱不开身。”

丁梅斯代尔摆摆手说：“这么长时间里，我在感觉上认为，你也是个渴望自由思想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是个追求真理热爱科学的人。可为什么你要拒绝与同道握手呢？也许你也会说看透了什么的，可那恰恰是没看明白……”

恰在这时，赫索格打来的电话把我给救了。他说他在肿瘤医院住院，让我有空带着围棋过去一趟。我忙问他怎么了，他说没啥大事。在医院养养，他说，要不是想下棋了，就不惊动你了。虽然他这么说，可肿瘤医院这个名字，还有赫索格那强作欢颜的虚弱声音，依然让我惴惴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