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的布告上划了一串红，不用细看我也想到了，昨天下午在三台子法场吃枪子的，除了王红旗，还有一串人。我停在距法院布告几米远的地方踟蹰不前，溜一眼法院布告，又溜一眼布告旁边人与书书屋的铝合金玻璃门，想不好是否该改变主意。王红旗的黑体名字缩在白纸上边的红后头，是邀我进屋呢，还是要拒我于门外？我觉得王红旗的名字出现在此时此地，对我有一种暗示的意味。可我已经没时间把王红旗的暗示琢磨清楚了，站在布告旁边铝合金门口的那个小伙子，正招着手冲我哎哎地叫唤。你不也应聘的吗？他说，来吧。我的主意改不了了，我现在能做的，只是随小伙子跨过人与书书屋低矮的门槛。

走进了人与书书屋，也就等于是走进考场了。

考场设在营业室里边的办公室，除了引我进屋的小伙子，还有三位主考官。我刚走到办公室的门口时，听到坐在办公桌前首席位置上的那个人正冲他身边的两个副手发着脾气。不行不行，她差远了，咱“人与文化”的人都得……由于他的面相比较柔和，即使发脾气，也并不给人凶蛮的印象，只能暴露出一种锱铢必较的认真劲来，当然在认真之外也有一点滑稽。见我进屋，这位首席主考官急忙把话咽了回去，得体地把身体欠了两欠，面露（恢复了）友善。他一边跟我打着招呼，一边就飞速完成了对我的审视。我的注意力也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了过去。看得出来，这个大权在握的白面书生精明强干。若干分钟后我将知道，这位只是偶尔才发发脾气的首席主考官，便是人与文化实业发展总公司的总经理高民生。

高总经理虽然姓高，但个子较矮。他皮肤白净，文质彬彬，戴了一副金属框的眼镜，有点像六七十年前的文人书生。除了刚才说“不行不行，她差远了，咱‘人与文化’的人都得……”那几句话有些火气，在跟我说话时，他始终表现得慢条斯理，和蔼亲切，谴词造句还颇具文采。貌不惊人的高总经理让我有了几分先入的好感，看来，这“人与书”的上级领导似乎货真价实，起码从表面上看能跟书的概念沾着点边。我觉得我未来的东家（如果他们接受我的话）已经先通过了我对他的暗中考试。这时我的情绪已经基本稳定，我也猜到了刚才高总经理那句“不行不行，她差远了”说的是谁。刚才我迈进书店的铝合金门口时，有一个怒气冲冲的妙龄女郎与我擦肩而过，大概她像我一样，也是个愿意来书店站柜台的应聘者。

应聘的详细过程我就不说了，虽然繁琐但却务实。高老板的确出类拔萃，提出的问题很有水平。由此我能进一步认定，他是个颇有文化修养的生意人。这样一来，我与他便是货遇识家了，我不仅比那个与我擦肩而过的妙龄女郎幸运一些，比这一上午前来应聘的其他十二个男男女女也都幸运。王红旗早就给我看过手相，说我这人命不错，比较走“点儿”，只要是自己想干的事，至少在理论上会获得成功。看来王红旗所论并不为过。人与文化实业发展总公司的正副老板都相中了我，二十分钟后，他们当场就拍了板，我转眼之间就成了人与文化实业发展总公司下属人与书书屋的营业员。他们告诉我，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是九个小时，早九点至晚六点，月薪三百五十元钱，中午管顿盒饭。每周有两天法定休息日，休的话，尽量提前打个招呼，书店这边好跟总公司那边联系安排别人来打替班；如果放弃休息，将按加班计算工钱，每天八元。对这样的条件，我表示可以接受。我把我带来的身份证明材料的原件收起来，复印件装进另一个口袋，交给了高民生。在这之后，高民生率先起身与我握手，并连说“欢迎欢迎”，其他两个副手和那个引我进屋的小伙子以及被那小伙子喊进屋来的一直坐在外间柜台前的女营业员（书店经理兼会计白茹），也如法炮制，都用力（白茹没用力）和我握手，说“欢迎欢迎”。

高民生总经理长得短小精悍，有点少相，但我估计，他的年龄比我小不了几岁，也该快四十了。他的两个副手，一个叫林志强一个叫齐颂，年龄大约在三十出头，那个引我进屋的小伙子比较年轻，也就二十多岁，叫崔昌浩，估计是朝鲜族人。我与他们一成为同事，就变得随便起来，按我以往的习惯，分别叫他们民生、志强、齐颂和小崔（白茹与我打完招呼又回营业室了）。他们先都愣了一下，但很快也就接受了下来，答应得还算比较爽快，并亲亲热热地叫我铁军，也省略了我的姓氏。我们互相谦让着点烟抽烟（高民生没抽），说了几句闲话，时间就过了十一点了。

“走吧，吃点饭去。”高民生看看我，站了起来。

其他几个人也站起来，应和着高民生的话问我想吃点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们对高民生的这项建议缺少心理准备。我明白，高民生对我是另眼相看了。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仔，老板毫无缘由地请打工仔吃饭，哪也没有这个道理。我不希望东家对我另眼相看，可遇到高民生这样的精明人，我无法掩盖住所有的破绽。

“不吃不吃。”我也站起来，摆着手说，“我早晨吃得晚，还不饿。”

“怎么这么客气。”林志强说。

“就是嘛，以后咱可是一家人了。”齐颂也说。

“不是客气，”我说，“真不饿。”停了一下我又说，“要不这样，等我拿了第一个月的薪水，我请你们——得感谢你们给了我个活干。”

高民生笑了。“那好吧，到时候再说。我们还有些别的事，先走一步了，你明天就过来上班，行吗？”

“没问题。”我随他们一道走出书店，忽然说，“今个下午我就在这吧，回家也没事，早点进入情况。”这样说着，我心里真的就兴奋起来了。

“也好，”高民生说，“有什么不清楚的，问小白。”

我说着行行行行，看着他们钻进了崔昌浩开的那辆银白色大屁股轿车里。

我挥手送走高民生一行，打量起门楣上方镌着“人与书书屋”几个隶书大字的横匾来（我故意没看门旁边贴着的法院布告）。那几个字写得马马虎虎，但字下边的署名比较值钱，那是一个刚刚卸任不久的省内要人的大号。我从那个要人名讳下收回目光，返回营业室，问白茹我该干些什么。白茹警觉地眨眨眼睛，说你就先熟悉一下各种图书摆放的位置吧。白茹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少妇，个子不高，容貌姣好。我想她做会计才是主职，而当人与书书屋的经理，肯定属于老虎不在猴子称王那种类型——这个小小的书店里，除了她就再没别人了（现在才刚刚又有了个我）。要不然，为什么为书店招聘营业员的事她这个书店经理却不参与呢。

人与书书屋，租的是军区大院的一处临街房屋，正门面对沈阳市新近铺竣的北环城路，后门是军区大院的内院。也就是说，我们的书店等同于镶嵌在军区大院院墙上的一个特殊门户。如果有人无法通过壁垒森严的军区大院正门（事实上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军区大院的正门虽然有荷枪的军人双岗把守，但那只是聋子耳朵，长给人看的。过往行人即使为克格勃或者cia工作，也可以畅行无阻长驱直入。这便是家属楼与机关楼并置一院留存的隐患），尽可以把我们的书店门市当成出入的通道，当然书店的后门不对外人开放。只是这个地点作为书店，未免冷清。北环城路分上下两层，下层又被分出快慢车道，护道栏外侧是跑自行车的，护道栏内侧是跑机动车的。北环城路的上层是书店东边那个大立交桥的西引桥，过往的就全是风驰电掣的机动车了，而这些机动车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跑长途的。那些在北环城路上往来的车辆，不管上层的还是下层的（自行车除外），在书店附近一般不停，即使停下来，也总是错过我们书店，再往东一点或者再往西一点，为的是打尖吃饭。所幸的是，在人与书书屋周遭三公里内，还有几所大中小学校，大中小学生们时常来走走，才使得书店里有了点生意买卖上的热乎劲。我知道人与书书屋招聘营业员，就是有一天我去这附近的沈阳师范学院图书馆看杂志时，从书店门口的大红“启事”上受到了启示，才辗转思谋好几天后，报了名的。

由于我喜欢出入书店，所以与我居所相距不远的人与书书屋尽管开张不久，我对它还是很快就有了一点小小的了解。这家书店的主人似乎品味不低，开张伊始，便使书店呈现出一副精英面孔，所售图书，一半以上都有资格被摆进大学的图书馆里。但我也早就发现了这里存在着的一个突出问题：开张不足半年，已经更换了好几次营业员，且历任营业员不论男女老少，皆业务素质较低，只会拿书收款记账，对他们经手的图书却一无所知。我想，也许这便是书店老板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营业员的主要原因吧。作为一个有头脑的老板，必然希望在他的书店里，人与书的精英面目能够统一起来。

作为一家个体书店，这里的营业面积大小适中，约有五十平方米。周围摆满了铝合金书架，在书架的前边，是一溜铝合金玻璃柜台。也就是说，“人与书”不搞开架售书。在两个没有紧紧挨上的书架之间，挡了个布帘，即使没有我刚才出入过一次这个布帘的经历，我也能够猜测出来，布帘遮住的，是个两壁堆满木头书柜的小走廊，在小走廊的尽头，是一间大约十四平方米的办公室。办公室就是我刚才受聘的地方，也堆了一些书（尚未来得及分门别类地装入小走廊里的书柜内），空下来的地方，是几把折叠椅一张办公桌和一个三人长沙发。

刚才我还是应聘者，现在我已是主人了。

可刚一坐到营业室左边的柜台里，我主人的感觉就一扫而光，刚才与高民生在一起时的兴奋也不翼而飞了。我知道，这与白茹带给我的无形压力有些关系。白茹似乎在埋头看书，又似乎是在注意我的动静，即使不与她对视，我也能发现她的目光充满猜疑。我想不好是不是要再与她说几句话，我知道我性格的改变也应该开始了。我挤出笑脸抬起头来，清了清嗓子，润了润嘴唇，用贼一样的目光去揣度白茹（她也正用一种闪烁不定的怪异目光在揣度我呢）。我先是想说“请多关照”，可害怕白茹笑我酸腐；接着想问“你家住哪”，可担心挂着碰着白茹的隐私；最后想感慨一句“在这书店工作真挺好哇”，可又觉得这种没话找话的套近乎过于无聊。结果，正在我一筹莫展张口结舌时，书店的玻璃门被推开了，有位老者走了进来。

老者虽然头发斑白，但身板笔直，气色很好，看上去好像踌躇满志。他看看书架，又看看白茹，然后把目光向我投来。

“你老——”我几乎是激动地站起身子，准备开始微笑服务。

“你们的招聘，”他说，“结束了吗？”

我没想到他问的会是这个。我去看白茹。白茹在另一边的柜台里也站了起来。

“结束了。”白茹本来也是准备微笑服务的，可一听老者不是要买书，就又坐下了。坐下之后，她大概是害怕冷落了应招老者的满腔热情，就又站起来，也挤出笑脸。“你老看明白招聘条件了吗？你要是条件都符合，把联系电话留下来也行，等我通知我们老板，没准他还会需要人的。”

老者想了想，对白茹说：“我不太明白，你们一个小小的书店，怎么招聘店员跟招考研究生似的，条件那么苛刻？”

白茹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老者说：“我只是好奇。”

白茹沉吟不语。犹豫了一会，咕哝道：“还有人对我们租这房子不开饭店开书店好奇呢，可我们没闲空解惑答疑。”

老者面露尴尬之色，但他不甘服输。他在柜台前边浏览许久，又往白茹那边凑了凑，指着一本书问：“我这看不大清楚，那本《阅微草堂笔记》，作者是谁？”

白茹站到老者指的地方，看了看。“纪……纪……”她的脸红了起来。

“yun，”我说，“纪昀。”

白茹把书递了过去，同时感激地看我一眼。

老者没有理我，翻翻书，继续问白茹：“这是小说还是随笔？”

白茹再次满脸茫然，这时我也凑了过去。“这位老先生，如果你要了解纪昀纪晓岚的情况，要了解《阅微草堂笔记》的情况，咱俩可以慢慢探讨……”

老者摆了摆手，用鼻子哼了一声。“我只是要提醒你们，如果我做一个卖书的店员，并不是最差的。”

可白茹不能理解老者的意思。“光不差可不行，我们要的是最好的。”

我说：“那你老就留下电话吧，也许我们老板对你会感兴趣的。”

“不用，”白茹喊，“我说了算，不用人了。”

老者走后，白茹对我说，“我对你有印象，以前你来买书，那天你来报名，我都有印象。”我急忙点头微笑。白茹继续说，“我记得有一天你买书时遇到一个熟人，那人好像不是管你叫铁军。”

我“啊”了一声，无话可说。

从正面（北面）的玻璃门玻璃窗平望出去，是宽阔的北环城路和北环城路上边逐渐升高的立交桥引桥，偏东一点，就是立交桥了。环城路上只有风驰电掣的往来车辆，比较热闹的，是立交桥下边。在立交桥庞大的桥洞子里，麇集着各种小商小贩，叫卖之声此起彼伏。下午一点钟，白茹站到书屋的前门口，冲立交桥那边看，看了一会，扬着手喊，今天两份。过了片刻，一个穿着俭朴脸蛋赤红的小姑娘拎着四个白色一次性饭盒（两菜两饭）来到书屋。白茹对那小姑娘说我是新来的叔叔（你好，小姑娘很有礼貌地与我打声招呼），并让小姑娘跟她妈妈说一声，以后没特殊情况的话，我们就每天还要两份（行，小姑娘高兴地答应着）。小姑娘离去后，白茹告诉我，小姑娘的妈妈是立交桥底下那几个卖盒饭的人中最讲卫生的一个，每天一点钟，这个小姑娘若是来给她妈妈帮忙，就会把盒饭给我们送来，饭钱是每月一算。这之后，白茹让我先吃，我让白茹先吃，我俩谦让了几句，她就钻进办公室里先吃去了。白茹吃饭很快，我一支烟还没抽完，她就又回到柜台前了，并让我趁饭没凉赶紧去吃。我嘴里说着不饿不饿，慢吞吞地转身钻进了办公室里。

从办公室这面（南面）的窗户望出去，能看到军区大院里一幢家属住宅楼的背面横在眼前。那幢家属住宅楼很长，估计要有六个单元，但高仅四层，已经老旧，冲北的这面全是窗户和阳台。从家属住宅楼到我们书店，是一片二十来米宽的狭长荒地，在杂物丛中，覆盖着一个废弃的洗车场。只有我们书店后门这里，有一条似有若无的泥土小路，在杂物之中通往军区大院的大门。可以想象，这是荒芜已久后又被人新踩出来的，或者是曾有人行但久已荒芜了的一条小路。我站在窗前朝家属楼那边看了片刻，才钻进厕所撒泡长尿，洗洗手，坐在办公桌前吃起了盒饭。

像在家里一样，我没大注意盒里的饭菜都是些什么，我一边吃饭，一边顺手把扔在办公桌上的一本书摆到了眼前。那本书并不太厚，被踩脏了，名字叫《现象学的观念》，德国人埃德蒙德·胡塞尔写的。这本书以前我曾读过，挺枯燥的。可现在手头没别的书看（周围的书都打在包里），而我又有就着字词用餐的习惯，也就只能用它充数了。我信手把它翻开一页，从“在认识批判的开端，整个世界、物理的和心理的自然、最后还有人自身的自我以及所有与上述这些对象有关的科学都必须被打上可疑的标记”开始，一直读到“陷入到所有以这种思维和判断方式为基础而形成的错误和诱人的问题之中”。把如此冗长的文字连续读完，在别人，可能需要两顿甚至三顿饭的时间，可对我来说，一顿饭的工夫也就够了。把油腻腻的白色一次性饭盒扔到地上的垃圾袋中，我心满意足地打了个饱嗝。我点着支烟，再次站到朝向军区大院家属住宅楼的窗前，苦苦琢磨胡塞尔写下那些拗口的文字是想表述什么。可是不行，站在窗前，望着外边的景致风光，实在不适于进行纯理性的思维活动。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外边的景致风光多么迷人，其实外边的景致风光也很枯燥，与胡塞尔的著述不相上下。使我无法进行纯理性思维活动的唯一因素，只是对面楼上的一个阳台，居然是那个阳台，为我呈示出了一幅美不胜收的风景画。

在对面楼那个封闭完好的阳台窗玻璃后边，我看到，此时正有一个白色的身影在上下闪动。虽然闪动的时间比较短暂，闪动的次数也非常有限，可那个身影从阳台上消失的时候，我还是一针见血地作出了判断：那个身影之所以很白，是因为那是一个没穿衣服的人的身影。我的身体抖了一下，刚刚过完春节，眼下可还是冬天。与此同时，我又注意到，有一根碗口粗细的老绿色蛇皮管从那个人影晃动的阳台玻璃里伸了出来，显然那是脱排油烟机上的烟囱。我明白了，一定是那户人家的厨房设在阳台上，而刚才那个没穿衣服的人在阳台上闪来闪去，是在匆匆忙忙地从灶台上拿东西或者烧开水——从他（她）的动作上看，更像是烧开水。我对这样一种方式的观察素有经验，不用犹豫，我就能认准，阳台左边那个房间窗户和这个阳台同属一体，现在我该做的，是把目光盯在偏左一些的那扇房间窗户上。此时是下午，太阳正朝西南方向倾斜下去，北窗户基本没有反光。我盯着那扇窗户不错眼珠，以看三维立体图画训练出来的目力，一眼便看进了窗玻璃的里边。当然我说的这个里边不像平视时那么深入，这个所谓的里边，只局限于窗内一尺左右的深度，且是仰角。我的目光停留在那里，片刻之后，我果然看到，有一头黑色的长发涌动起来。黑色的长发浓密而凌乱，贴着窗玻璃向上升浮，并且很快就牵引出了一张女人的脸、一片女人赤裸的上身、一部分同样赤裸着的女人的下身……也就是说，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借助床或者椅子的托举支撑，使她身体的高度接近了窗框的上沿，从而把她膝盖以上的大部分身体，全都一览无余地展示在了透明的窗玻璃上。当然这一切只是一瞬。随着裸体女人的出现，裸体女人也就即刻消失了。因为她贴近窗玻璃的目的，不是展览，而是为了挡上窗帘（似乎窗帘的拉环不够灵活，她挡得稍微费劲了一点）。太短暂了！我意犹未尽地继续盯着那个已经挡上了窗帘的房间窗口，想象着窗内的热闹景象（应该还有一个男人吧？）。不过我的失望并不强烈，毕竟我在这个窗口向外眺望的日子才刚刚开始，俗话不是说来日方长嘛。况且，这还只是一个依然寒冷的冬末日子，若是到了溽热难耐的炎夏时节，那屋里的女人，上演的节目还不一定有多精彩呢。

“铁军，你午睡吗？”

白茹的声音传了进来，吓我一跳。我急忙应了一声，向外间屋走去，同时没忘记向南窗外最后看了一眼，我记住了，刚才我注视过的阳台窗户和房间窗户，属于四楼的一户人家，估计是东边数第二个楼门。

“我不午睡，”我不好意思地对白茹说，“我以为是在家，就看上书了。”

其实营业室这边并无事可做，我在人与书书屋度过的这小半天，与我在家时的情形的确相仿，大部分时间就是坐着看书。此时我与白茹间的陌生感已经渐渐消除，她主动问了些我的简单经历，也给我讲了她的丈夫孩子，我们散漫的聊天进行到将近四点。四点钟的时候，白茹腰里的传呼机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在我们书店我这一侧的柜台上，就有一部公用电话，白茹从她那边绕到我这边拿起了电话。我注意到，白茹的电话挂得很简短，好像唔唔两声就完事了。挂完电话，白茹问我自己盯会是否能行。我连忙点头说行行行行。白茹顺嘴又说，高总找我过去一趟。我想了想说，你告诉高——总，我这半天挺适应的。

白茹走了，我得独自面对陆续进来的挂电话人和看书买书人了。我这时才感到了真正的兴奋以及紧张。但我终于开始独立工作了。

我在这天回家以后，坐到桌前支颐静思，觉得我所选择的新工作新职业的确如我所料的那般理想。我低下头去，一字一句地读出了压在玻璃板下边那张纸条上写着的话：“不论以后你干什么，我希望你也不要抛弃书。书这东西的好处在于：它既是你之外的别人、社会、世界，同时它又什么都不是。”读着这句往昔的忠告，我慢慢凑到了电话机前。我想我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与我之外的一切发生关系的媒介，又是书了，而且只是书，那种始终对我来说亲近有益的东西，我理当对忠告我的人有一个交待。

可我的手还没触到话筒上面，电话铃声就先响了起来。我拿起话筒。

“怎么样？”对方问，“可挺长时间没联系了。”

“谁呀？”我问了句，表示出对这种唐突口吻的极度反感。可还没等对方那沙哑的声音不太高兴地咕哝完一个名字，我就急忙收回了反感。我低声下气地连忙应道，“挺好挺好，谢谢你关心。”

对方说：“你不用总整虚头巴脑知识分子那一套。”

我说：“好，不整。”

对方说：“你要主动多和我联系。”

我说：“是，联系。”

后来我们又说了几句废话，就道了再见。说再见前，我没提及我工作的事情；放下电话后，我也没再挂我计划挂出去的那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