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荡荡的房间好像刚刚遭到洗劫，我站在门口，眼望屋里，却不敢抬脚。我担心我一动弹，就会有地雷炸响，或者干脆就掉进一个无底深渊。当然我的犹豫和担忧只是瞬间的事情，即使屋里真有地雷或者深渊，既然来了，我也必须听听地雷的响动探探深渊的深度。

“雅罗米尔，你在屋吗？”

我将身后的房门关好锁死，在这间空空如也的单室房子里低喊了一声。其实喊不喊这屋里也没有别人，走上两步，整幢房子我就一目了然了。这个狭小的房间里，活物只有我这一个，再有的，就是地上散扔着的一些破书旧物和一个显然是故意摆在门后的牛皮纸档案袋。那个牛皮纸档案袋朝上的一面，用毛笔写着“红旗笔记”四个大字。虽然牛皮纸档案袋已经陈旧，四个毛笔黑字也都色泽黯淡了，但这个档案袋，无疑是整个房间里最抢眼的一样东西。

昨天晚上，姜明秀把电话挂到我家，说她今天上午要去商业城采买，十点钟，我可以在“女性世界”柜台前见到她。说完她就放下了电话，都不容我多问句什么。她这样一种谨慎的态度，并无异于掩耳盗铃，让我感到可气也好笑。当然了，气笑之后，更多的我还是给予了理解。神经质的雅罗米尔，自然要训练出一个神经质的姜明秀来。只是姜明秀选择的地点我不太满意，“女性世界”，是卖胸罩短裤口红眼影的女人用品专柜，我一个大男人跑到那里站着等人，怎么着也是不大得劲。我只能希望姜明秀会先于我到达那里。今天早晨，我向白茹请了假，差五分十点赶到了设在商业城三楼的“女性世界”柜台前。可左等右等，始终不见姜明秀露面，使得我这个大男人在那些五色缤纷莺歌燕舞的靓女群中，刺人眼目。我看明白姜明秀的雕虫小技了。不过尽管这样，我并没生气。说心里话，我还很有兴致。我一直喜欢“玩的就是心跳”这句话，我觉得，生活里只有多一些神神秘秘，惊惊诧诧，危机四伏，险相环生，那才叫有趣有味有意思呢。也正因为如此，这许多年里，我对各种异常都能见怪不怪，甚至身体力行，不仅能与王红旗雅罗米尔这样的人打得火热，还能赢得他们这类人的喜爱好感。我平心静气地在“女性世界”柜台前欣赏女人用品；直到十点半钟。我估计，姜明秀不是临时有事没来赴约，就是在暗中观察我呢。由于我更认定可能是后一种情况，我也就毫无顾虑地离开“女性世界”，从三楼下到二楼，再下到一楼，跑到商业城门口的台阶上，抽烟去了。

果然，我这里一支烟还没抽完，姜明秀就出现在了我的视野之内。但我看出，她虽然也已看到我了，却装作与我素不相识，只是随着熙来攘往的人流从另一侧走下台阶。可还没等我做出反应，是不是要随她而去，她就像忽然又想起了什么事情那样，猛然掉头，再度走上台阶，朝商店里折返。只是这回她走的是台阶的我这一侧，路过我身边时，速度奇快地把一个纸条塞到我手里。我接过纸条也是什么表示都没有，坚持着把烟抽完，才慢慢悠悠地靠近一个垃圾筒，扔掉了烟头。等我再回头时，商业城门口处的人流依然熙来攘往，但姜明秀的身影已经杳然不见了。

姜明秀塞给我的纸条非常窄小，只写了三行字，第一行是“日记找到，他想见你”，第二行是“虎石台镇站前新风街三号楼二单元四楼二号”，第三行是“小东门站328路汽车直达虎石台”。

虎石台我没有去过，但我知道，因为有煤矿，那里从来都是沈阳郊区一个挺大的小镇。那里的交通也比较方便，以前不通公共汽车时，从沈阳往北去的火车和长途客车，大多要在那里停靠，所以不论现在还是过去，去一趟虎石台都非常容易。可要和雅罗米尔见面，却让我不免心中忐忑。如果他确是贩毒嫌疑人，我的罪名可就大了。我犹犹豫豫地往小东门走，想不好应不应该完成我的虎石台之行。恰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停到我身边，司机还殷勤地把车门打开。上车吧大哥，司机的口气非常亲切。我坐进车里。去哪？司机又问。虎石台，我说，说完我才意识到，我的虎石台之行只能开始了。司机说声好嘞按下计价器，又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我在想的是，并没人告诉过我雅罗米尔有贩毒嫌疑。

“去虎石台办事还是住在那里？”这回我听清了司机的问话。

“是——去看朋友。”我说完仰在座位里闭上了眼睛。

到虎石台站前下车后，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新风街的三号楼，这是一座陈旧的建筑，四楼最高。我进了二单元，爬上四楼，敲二号室的房门，里边没人应声。我认为是我敲门的声音太小，就加了点力量，可这一使劲，门板却无声地朝里开了。我吓了一跳，后撤一步看看周围，才迈进屋去。于是我所看到的，便是一座空空荡荡的、仿佛刚刚遭受过洗劫的破屋子。不用深想我就猜到了，警觉的雅罗米尔改了主意，他不想见我了，他甚至是刚刚搬家离开这里。

我松了口气。我认为雅罗米尔的做法很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若见了面，对他对我都没好处。我点了支烟，把那个写着“红旗笔记”几个黑毛笔字的牛皮纸档案袋拿到手里，捏了捏，放在了门口我离去时的必经之路上。然后我在地上走来走去，看雅罗米尔遗留在这间屋子里的东西杂物。一个墙角堆着几本书，还有一个墙角扔着一只袜子和一件被撕去了一半的衬衫，地中央是两粒和水泥地的颜色差不了多少的遗落的药丸。我蹲到那一小摞书堆前，先不动手，从两个侧面打量书（书的另两个侧面贴在了墙上）。上面的几本书都是三十二开的，平装，只有最下边的一本是十六开的，精装，有半本《辞源》那么厚。有几本书的书脊暴露在外边，它们的名字分别是《新编家庭医疗宝典》、《茫茫黑夜漫游》、《墓床——顾城谢烨海外代表作品集》、《佛经故事选》。我小心翼翼地把书堆中的《茫茫黑夜漫游》抽了出来，准备把它带走。这是法国人塞利纳的长篇小说，我非常喜欢。虽然我家已经有了一本，可好书，我向来不拒绝多留几本。我习惯性地把《茫茫黑夜漫游》折弯回翻，让书页在我眼前刷刷闪过。里边什么也没夹，大体看去，也没有阅读它的人写的眉批脚注一类的文字。我把《茫茫黑夜漫游》放到一边，又轻巧地将整摞书掉了个个。也就是说，让书原来朝向我的那两个侧面，转向形成夹角的两面墙壁，而让以前贴近墙壁的那两个侧面，暴露出来。结果，还没等我细看其他三五本三十二开本书的脊背上写的都是什么名字，我就看到了最底下那本当底座的精装十六开本的大书的名字：《达利作品选》。我当然要想到把这本书也带走，它无疑属于那种值得多留几本的书。我没急着把《达利作品选》先抽出来，我继续看剩下的那几本书书脊上的名字。那几本书，要么是我已经有了，且有一本也就足够了的，要么是没什么意思，我没必要将其收留的，只有一本《画布上的泪滴》被我抽了出来。它的作者拉波特当过毕加索的情人，这本小册子我家中没有。从《画布上的泪滴》里，我翻出两只塑料包装袋的边缘还连在一起的避孕套，我把它们取出来，夹进一本《中国当代女诗人抒情诗集》里。然后，我才抽出给书堆当底座的《达利作品选》，沉甸甸地托到手上。

这本书，跟前“画苑”女店主龙坤送我的那本，跟我从“画苑”批发回“人与书”的那几本，如出一辙，连新旧程度都差不太多，显然属于同一版次。可这本书刚一被我拿到手里，就让我觉察到了某种异常，好像问题出在书的重量上。我那本《达利作品选》，已经被我翻过多遍，我的手感应该有准。我手忙脚乱地将《达利作品选》垫上膝盖，从中间部分把它翻开。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这本《达利作品选》，竟是本“病”书，一个神秘的洞穴，从书页之中赫然露出。也就是说，这本装帧考究纸张上乘的《达利作品选》，也是一本被人从心脏部位掏去了“内容”的书，和我曾在人与书书屋朗读过的那本《白鲸》所受到的解剖一模一样。

除了“红旗笔记”，我什么书也没拿，连再抽一支烟都顾不上了，我匆匆离开了这个虎石台站前的新风街三号楼二单元四楼二号房。房门我依然没有锁死，只让它像我进来时那么虚掩着，同时我没忘记，把我踩灭在室内水泥地上的那个烟头也带出室外，扔在了楼下的花坛子里。

“铁军老师。”

当我大步流星地走到站前宽阔的大街上时，忽然一声轻唤传进我耳朵。我忙扭头，却见我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个人来。

“是你——”我看看周围，见姜明秀微微喘息着站在我身边。但她的身旁，并没别人，没有那个我既想见又怕见的雅罗米尔。

“你也来了？”我问姜明秀。

“我的疑神疑鬼，让你生气了吧。”姜明秀的脸上挂着愧色。

“没有，”我说，“我能理解，谨慎点对。”我的口气里，没有丝毫责备的意思，姜明秀能看出来我没撒谎。

“我去小东门车站等你，可等了半天也没你影，我才估计到你是打车过来的，我就也打车赶来了。”姜明秀回头看看新风街三号楼的方向。“你这么快就走，也没多聊一会。他呢？”

“我没见着雅罗米尔，他好像搬家了。”

“他，他又换地方了……”

“我得回去了，你走不走？要等他吗？”

“日记你拿到了吗？”

“拿到了，门是虚掩着的，他好像没走远，没准他现在就在附近看我们呢。”

姜明秀犹豫了一下，看看周围。周围当然没有雅罗米尔。“你别怪他，铁军老师。”姜明秀显得可怜巴巴。然后又说，“我也没时间等他了，也得回去。”说完她又补充道，“他会设法和我联系的。”

我们最后朝四面八方又看一圈，便坐上了同一辆出租轿车。

在出租车上，我和姜明秀都不再说话，只看窗外。窗外是一片冬日的景色，很荒凉，很冷清，没什么看头。后来我的手就闲不住了。我把手中的牛皮纸档案口袋平放到腿上，慢慢地旋开背面的线绳。那条已经发黄的白色线绳，连接在口袋盖与口袋腰之间的两枚纸壳圆纽上，纸壳圆纽由于屡经挤压，周边已经翘了起来，似乎随时会从口袋上脱落。我细心地打开口袋盖后，拎着两个口袋的下角，把里边的本子轻轻控出。我看到，落在我腿上的本子，一共有四个，是那种格式统一的备课笔记。它们比一般十六开本的杂志略小，灰色封面，竖着翻的。我想起来了，王红旗的爸爸妈妈，都在铁路子弟中学当过教员。我的目光先投到四个本子中最上边那个本子的封面上，在这个本子的封面上，印着一则“***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把前一个本子挪到底下，第二个本子的封面又露了出来，在这第二个本子的封面上，印着的是“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四个字上被人用红笔划了个大。这使我想到，在“林副主席”被人划了红的多年以后，王红旗自己的名字也被人划上了红）：***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第三个本子的封面上，印的是“马克思语录”：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最后一个本子的封面上印的是“斯大林语录”：无产阶级不仅善于破坏资本主义，而且善于建设社会主义。这些“语录”，我都曾会背，现在重温，颇觉滑稽。从我这个年龄往上的人，对这几个本子一望可知，像这样的备课笔记，一套凑齐应该有六种，这里缺少的两种，显然是带“***语录”和“列宁语录”的。翻过封面，我接着看到，在我手头这四个备课笔记的第一页上，都写有“王红旗”的名字。虽然字迹稚嫩，但仍可辨出，那样的字体，只能出自早年的王红旗之手。在王红旗名字下边，每个本子还都标着日期：“1974年3月”、“1974年9月”、“1975年2月”、“1975年5月”，应该是王红旗开始使用它们时的日期吧。看完这些日期我感到困惑，如果刘小竹找的就是这几个本子，那它们也不是王红旗近几年的日记呀，它们的使用时间，只能是王红旗1975年下乡插队当知青之前。好奇心驱使着我，把那些本子向后翻去，我倒要看看，当年十七八岁的王红旗，是不是就已经开始用一种神秘的符号自创的密码来从事写作了。

可我随手翻开一本备课笔记，从里边看到的，只有一丝不苟的中文汉字；再翻开一本，那些字词句段也都毫不特别，能让任何一个粗通文墨的中国人看得一目了然。也就是说，在这几个本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可王红旗，他有那么多的笔记本都放在家里，为什么偏偏要把这几个本子藏到家外，他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举呢；而刘小竹，如果她想找的就是这样几个陈年旧簿，那她把它们找到是要派何用场呢，以至于还煞有介事地为它编造了一个离奇的神话。这两口子，搞的都是什么鬼把戏呀？

我已看出一切都源于政治，而且，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解释，一个民族的面貌也完全由它政府的性质来决定。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人类不是仅以衣食住为其一生之目的的。他的物质的需要一经满足，其他的可以说是带有艺术性质的欲求，便会立刻发生。这样的欲求种类很多，而且是因人而异的；社会愈文明，个性愈发达，则欲望的种类也愈多。

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

政党统治，类似于教会统治，因为政党也教条式地接受某些政治信条。这种统治形式的重大缺点是对自由采取敌视态度。由于寡头政治相信他们持有真理，所以他们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他们也不能允许发生足以威胁他们权力独占的制度改革。

艾耶尔：《贝特兰·罗素》

“否”和“是”一样，是对生命的肯定。只有虚伪才是死亡。自欺，是一种精神缺陷。

罗曼·罗兰：《心灵的历程》

一个共和国，如果小的话，则亡于外力；如果大的话，则亡于内部的邪恶。

一切官职，如果权力大，任期就应该短，以资补救。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

这时出租车司机在前边说话了。往哪走呀？到沈阳了。我抬起头来，看到了车窗外边的望海立交桥。一过桥，就是沈阳市区了。我看了看姜明秀，想问她是不是先送她。可姜明秀说，往北陵走。然后又对我说，先送你回家。我掏出一百元钱递给姜明秀，姜明秀刚想拒绝，但和我对视一下目光，她只是说，用不了这么多。我说你就拿着吧。姜明秀没再客气，默默把钱接了过去。后来出租车就停在了北陵小区的东门口，我在开车门时，忽然感到姜明秀在我身后拉了我一下。

“红旗老师他爱人，”姜明秀指了一下我手里已经重新封好的牛皮纸档案袋，说，“要的是这个吗？”

“是——”我迟疑了一下，但立刻肯定地回答，“对，正是这个。”

颗粒状的雪霰像泪珠一样浑圆晶亮，使人很难把它们称之为“雪”。可它们又不是雨，不是冰雹，也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们不“像”雪但确实是雪，是雪霰。我就是顶着这种荒诞不经的雪，跺着脚等在北陵小区的东门口的，等着兰花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一小时前，我忽然接到兰花的电话，她问我来我的住处怎么走，说想过来看我。听她的口气，好像很快活的样子，我不能拒绝她的造访。而且我也知道，即使她的口气是愤怒的或痛苦的，因为她是兰花，我也不能拒绝。

兰花坐的出租车停到我身边时，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晚了十七分钟。要是以前，不管来人是谁，我顶多等到超过约定时间十五分钟。现在我多等了两分钟，不过我没表示不满，如果兰花再晚来十七分钟，我相信我也会等下去的。还是那句话，因为她是兰花。兰花从出租车上下来，先挥手赶了赶天上滴落（不是飘）的颗粒状雪霰。当然那雪霰密密麻麻，用手是根本赶不开的，兰花的手势只是徒劳无功的做样子。兰花款款地走在我旁边，身上穿了件毛领外翻长及脚面的银白色裘皮大衣，那裘皮大衣下摆宽大，由于没系纽扣，飘飘洒洒把井然下落的雪霰打得零乱翻飞。她脚上蹬了一双黑色高筒靴，踩在细薄的积雪上，能发出说不上是好听还是难听的呻吟声，反正挺有节奏的。我侧脸看她，她不看我。我想，她的这种打扮，不大像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年轻处长，倒很像一个正被纪检部门攥在手心里掂量着如何处置的人的年轻太太，甚或是正室之外的偏房太太。

“兰花小姐怎么这么得闲，来光临寒舍。”直到我们上楼进到了我的房间，我才蹦出来一句废话。

“礼贤下士嘛，看看你是怎么活的。”兰花的回答不卑不亢，还是让我对她的来意无从把握。

兰花进到我的房间，先四处看看，然后脱掉大衣，摘下眼镜，坐了下来。兰花做出的这么副样子，的确像闲来无事，随意串门消磨时光。但我知道，这不可能，她越是漫不经心随随便便，越让我感到她是有备而来，且来者不善。我问兰花从哪过来，她装作没听见我的话，自顾用她的话头岔开我的问题。她先问我现在图书市场景不景气，新书多不，又问我在北陵小区租这房子一个月得交多少房租，房主是不是常来骚扰，然后评价说这房子暖气烧得实在一般，她建议我，天气转暖后，应该把房子拾掇拾掇，刷刷油，喷喷浆。别觉得为租来的房子干点什么就不值得，她一句接一句不停地说，毕竟是你在这里住嘛，哪怕只住一天，也应该住得干净舒适，住出家的样子来。兰花尽管已经成竹在胸，可我看得出来，她对把我们的谈话引入正题依然心存顾虑，只能靠没话找话来烘托气氛。我就也学她没话找话，问白如玉那件事情进展如何，是不是查得很难。我问这话，没别的意思，只是恰好想起了这个茬口。可兰花对我的提问却表现反常，她警惕地看我一眼，问我是不是听到了什么。见我确实茫然无知，她才放松下来，反问道，白如玉她侄女没跟你说？说什么？我摇摇头，我不能给人家带去让人放心的回话，人家哪好意思总盯着问。兰花的脸红了一下，但很快就又恢复了正常。这种事情，挺有难度哇……可是兰花的官话只说了一句，就又打住了，有些撑不住地开始嬉皮笑脸。我说哥，这回我算是被你抓住把柄了，你该说我是天桥的把势，是卖大力丸的了。我说哪能呢，官商结合，这是最了不得的一股势力，有权有钱，也就有了一切，你一个小人物要铰断这根由两股本身就很粗的绳子拧在了一起的粗绳子，有多困难我可想而知。但兰花，我诚恳地说，如今这个时候，你还能有在其位谋其政的心，也算是尽力了，我很敬重你……兰花的脸这回真的红了，她把脑袋低了下去。哥，你别说了，兰花的表情里满是尴尬，你再说，我就羞死了。我不解地问，怎么了？兰花不敢正视我眼睛，去看挂在衣架上的裘皮大衣。裘皮大衣立在墙角，旁苦无人趾高气扬，在日光灯的照耀下皮泛冷光，毛溢清辉，显得高洁而又华贵。这大衣——兰花嗫嚅着说，是白如玉送我的……这大衣……送你的……我说话的声音一下高了八度紧接着又低了八度。我点支烟，笑了笑缓解气氛似地走到衣架前，触了触大衣柔软的皮毛。没事兰花，我说，不是人皮的咱就穿它。我以示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得不得几千？隔了一会，我打趣地问。一万，一万零八百……兰花的声音越来越小，以前她可不会小声说话。一万零八百这个数字让我身子一紧，我不知道应该再干些什么。我知道，如果我立刻改变话题，那肯定会让兰花更加尴尬。我又过去摸摸大衣，调侃地说，一零八，一定发，这个钱数挺吉利的。然后我又说，她发货票也给你了吧？兰花你也不用心里不安，这种事情，谁都司空见惯了，关键是这白如玉短时期内能不能垮。兰花说，她长时期内也不会有事，一是上上下下都得了她好处，最主要的是，她挺明智，已经开始往二线撤了。我说那咱收她八件大衣也不用心虚。我又说，我搞书那阵子，不也到处送礼嘛，比你官大的也见了不少，没有不收的。俗话说得好，官不打送礼的，钱多钱少都是礼，礼大礼小都是情嘛。兰花不自然地笑了笑，你还会这么一套一套的。我说，学呗，活到老学到老嘛。兰花说，你也送礼？我才不信呢，我怎么也想不好你这万事不求人的人也会送礼。我说，倒不是我亲自送，是王红旗送，他会，给什么人送什么礼，怎么送，他全会。可他送礼，不也有我一份呀。说到这里，我看兰花的情绪也恢复过来了，这才慎重地换了话题，股票行情房改政策啥的，边说我还边动作很大地看看手表，快九点了。

“兰花，你来找我，到底啥事？”终于还是我憋不住了，“你要不说，我这心里可没法安生。”

看来兰花也是憋到头了，我一发问，她立刻就近找到了台阶。虽然她还有点难以开口，可她终究不能不说了。“是我姐，让我来的。”话一出口，她似乎感到轻松了许多。没准她同时还在想，既然说明来意如此容易，真不应该兜了那么大的一个圈子，把裘皮大衣的事情还告诉了我。

“你姐——啥事？”尽管事先我已想到，兰花来找我，只能是为梅花而来，可听了兰花的话，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

“也没啥事，她让我，给你送来一万块钱。”兰花把个信口袋放到桌上，可并不看我。我认为，她这又是因为心里发虚而不敢看我。“这不快春节了嘛，我姐她，怕你没花的。”

“怕我没花的？”我把信口袋里的钱掏了出来，不是为了数，是为了看看还有没有信笺纸条什么的。可只有钱，没别的。“你姐她，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也没说什么。她只是给我讲，说你挺有远见的，前些年陆续挣了点钱，不胡花，都放她那了，为没钱的时候留了后手。”

“那钱，我是给她和貂蝉花的。”

“我姐说，她们娘俩钱够花，你的钱，她都给你存着呢。”

“我的钱？给我存着？”我越听越觉得话不对味，抻长了脖子去看兰花的眼神脸色。“她什么意思……哎兰花，你姐要给我钱，怎么不自己送来或让我去取？我前几天还跟她通过电话，她也没提……”

“我姐说，你要没事，以后最好少挂电话，貂蝉也大了……”兰花努力让眼里无神，脸不变色。

“我，我也没多挂电话呀……好好说兰花，你姐她怎么了？”

“没怎么。”

“没怎么？要是她没怎么，就是你撒谎。你说的这话可不像你姐的话，这只能是你的话。对吗兰花，这是你的话，是你爸你妈让你说的……”

“是我姐让我说的！”

“她让你说的？那好，她在家吧？我现在就挂电话问问她……”

“你别——你听我说，是我的话还不行吗。哥，你知道我姐那人，她一接你电话，她就不知道该跟你怎么说了。”

“怎么说？说什么怎么说？”

“一接你电话，她就又拿不准主意了！”

“拿主意？拿什么主意？”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笨呀，你是真傻还是装傻！”兰花终于发起急来，她站在地中央，下意识地把眼镜卡上鼻梁。“我都这么说了，你还不明白吗？我姐处男朋友了，她和那男的谈恋爱了，他们都交往两三个月了。那人个没你高，可比你长得帅气，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硕士生，是搞电脑的，自己在南湖三好街有个门市。他和我姐同岁，以前也结过一回婚，因为他的身体原因，没孩子，就离了。但他也喜欢孩子，他对貂蝉很好。他老家在大鹿岛，是那种家有小洋楼的渔民，家里什么负担也没有，如果他需要，他家还能资助他。他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喜欢养花喂鱼，还什么家务都会干，对我姐可好了。前几天，元旦的时候，他已经向我姐求婚了，我姐也已经心活了……”

兰花一鼓作气把话说完，额上都渗出了细细的汗珠。我的额上也冒汗了，抹一把，手指就像戳进了冰里。但我努力控制住情绪。在兰花说话的过程中，我始终面带微笑注视着她，鼓励她尽可能多说些什么。直到兰花住嘴了，匆匆忙忙地去穿她那件银白色的裘皮大衣时，我才感到浑身乏力，瘫了一样陷坐在椅子里。为了不使自己真的瘫倒，我攥紧了拳头，咬紧了牙齿，闭紧了眼睛，从内向外地运气发力。

“你怎么了？”兰花问我。

“没怎么。”我站起来做出送客的样子。

“我姐还问你，”兰花站在门口小声说，“你放在她那里的钱，要不要现在就全都拿走？”

“放屁！”我突然变得气急败坏起来，凶神恶煞地对兰花喊，“那是我留给我女儿的钱，我为什么要拿走，我往哪拿，拿给谁？”

我和白茹正一边一个地应付一群刚刚放学的小学生和接他们回家的家长，丁梅斯代尔走了进来，他身旁仍然跟着孟秘书。我很想对他们开句玩笑，问问是不是丁梅斯代尔成了省政府的大员，垄断了孟秘书。当然我不会那么说，我只是主动和丁梅斯代尔打了声招呼。可丁梅斯代尔只冷冷地看我一眼，连头都不点，就站到白茹那边去了，这样孟秘书只好站到了我这一边。在柜台里，丁梅斯代尔大概没发现他需要的书，又心有不甘地问白茹，那本《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还有没有？听着丁梅斯代尔的问话我心里不大好受，没想到他会这么小肚鸡肠，还孩子似地记仇。以前他见到我，即使也不说话，从他眼睛里我也能看到一种友好与尊重，那样的目光交流，是两个成年知识男人之间理解的默契。可现在，他不但视我如同陌路之人，连需要说话时，也就是在打听一本书的情况时，也拒绝和我发生接触，却去问白茹。过去不管我怎么忙，白茹怎么闲；他也是只把我当成谈书对象的。

忙碌为我找到了借口，我就也不理丁梅斯代尔，而是给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讲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是一本多么有趣的书。

“既是儿童读物，也是成人读物，”我说，“对于孩子，它是浪漫的，而对于成人，它是现实的……”

孟秘书也无所事事地从柜台上拿起一本《格列佛游记》翻了起来。

我把那两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打发走后，孟秘书把嘴贴近我耳边，笑嘻嘻地问我对张兴向老师做了什么，使他那么伤心。我问了声谁，紧接着我就想到了他在说谁。我看了丁梅斯代尔一眼，还没想好该怎么回答，就见丁梅斯代尔已经捏着几本书离开了白茹。但他不是朝我走来，他是走向门口。“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没有了，”丁梅斯代尔边走边说，“回头我把我那本借你。”他是在对孟秘书说话。可见孟秘书没立刻跟上他，他就停下回头大声说，“走哇孟秘书！”

他们走出门口后，我也追了出去。“嗨——”我冲他们喊了一声。

他们同时回头看我。我发现丁梅斯代尔的眼里隐约闪出一缕光泽。我心软了。丁梅斯代尔眼中那种与我曾有过的理解的默契，又出现了。我很想按照我刚刚对上号的那个名字叫他一声“老张”甚至“兴向”，我很想向他推荐一本叫《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书。那是一本“文革”上书集，是一个个普通的或不那么普通的中国公民在“文革”期间写给中央主要领导的信件汇集。那本书摆在靠我这一侧的书架上，刚才丁梅斯代尔没到我这边来，他一定没有发现这一本他肯定很需要的书。

“那本，那本《格列佛游记》，”可从我嘴里冲出来的话，却是说给孟秘书的，“你还没交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