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黑龙在我的白阵里苦苦挣扎，坐在我对面的赫索格说，哥们，穷寇莫追呀，他那只举棋不定的右手悬在空中微微哆嗦。可我手（棋）不让份嘴也不让份，我咬牙切齿地回敬他，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同时用一手单关把他左冲右突的黑龙彻底囚住。其实，如此凶悍并非我的棋风。我一向认为，棋理如人理，不管什么时候，谁对谁，也是不该赶尽杀绝的。可这一回我却一反往常，面对赫索格并非咄咄逼人的象征性进攻，我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赫索格把他的黑龙又打量一番，长叹一声，投子认输了。

“你好像疯了，像亡命徒。”赫索格陷在沙发里，身体弓成了一只螳螂。“是你长棋了，还是我掉棋了？”

我也长长地吁了口气，得意地摇了摇脑袋。“是我跟以前下棋不一样了，可你还那么下。”以前我和赫索格互有胜负，势均力敌。

“你总下吧？你有得是时间，可我不行，忙得啥似的。”

“我是下得多点，平均一个礼拜一盘。”我撒谎了，其实我也久不摸棋了，只是每个礼拜我都要看中央电视台的“纹秤论道”节目。

“其实你不拼命杀死我的大龙，我好像也不够。”

“你是不够。我点目了，你的大龙要是不死，棋挺细，可你贴不上目。”

“那你干嘛非杀死我不可？刚才多悬，我要是算得再准一点，把那手尖换成小飞，完蛋的可就是你了。”

我笑着深深吸了口烟，又拈起枚棋子。

在大学时，我们有几个热血每天都要沸腾好几遍的志同道合者结成了一个松散集体，我和赫索格就是那个集体中的好朋友。我们那种三天一见面五天一聚会的友谊，不仅贯穿了整个大学时代，并且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的两三年后。后来我们那个小小的集体土崩瓦解了，可我和赫索格的友谊却在时断时续中保持了下来。这回赫索格找我，是前几天晚上挂的电话。他问我怎么总不着家，说他找我好几天了。然后他说要来看我。我说我忙，又问他是从哪找到我电话的。他说你忙个屁，你小姨子（我提醒他前妻妹）说你现在终于又如愿以偿地当上无业游民了。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你这是怎么了，还问我什么事，没事就不能见见面？我想了想，说那我星期日去看你吧。赫索格说不行，他说要来我这里，他说他要看看我现在是怎么生活的。没办法，我只能告诉了他我住处的详细走法。

我们的第二盘棋下完了，以我的失败告终，而且败得很惨。

赫索格说：“你说从棋看人这话准不准？”

我说：“你想说什么吧？”

赫索格说：“以前我一直以为这话挺准，可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

我说：“为什么？”

“就说你吧，”赫索格说，“以前你为人做事全都一往无前，性之所至不计后果。可那时你的棋，好听点说叫扎实稳健，难听点讲是屈辱忍让。现在倒好，你悠然自得与世无争了，可你的棋却横刀跃马一杀到底，连点后路都不留。你说，你这棋与人的反差是不是大了点？”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就说，“走吧，吃饭去。”

让赫索格来到我的住处，这是个错误，不仅破坏了我给自己定的不领别人来我家的规矩，还把已经中断了的我的过去与我的现在又接续上了。我现在的目标，是做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不论是遥远的过去（与赫索格相交的那个时期）还是晚近的过去（与马上就将出现的雅罗米尔相交的那个时期），我都希望能够忘记。可是赫索格，他毁了我的全部努力。

我和赫索格从我家出来后，如果按我的意思随便吃点什么，而不是按赫索格的意思非去吃新疆烤肉；如果虽然决定了吃新疆烤肉，但不按赫索格的意思去沈阳日报而是按我的意思就近留在北陵公园（沈阳日报附近的新疆烤肉店是主店，北陵公园附近的新疆烤肉店是分店）；如果虽然决定了去沈阳日报，但不按赫索格的意思非等桑塔纳而是按我的意思坐拉达夏利哪种出租车都行；如果虽然等了许久后坐上桑塔纳了，但不按赫索格的意思中途路经阿×家时即兴下车去邀她而是按我的意思不找别人直奔沈阳日报（因阿×没在家未能同往）……那么我肯定不会与雅罗米尔邂逅相遇。可惜以上“如果”都未成立，雅罗米尔从天而降般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和赫索格在一个胡同口钻出桑塔纳时，抬脚便往胡同口对面的烤肉店走，出租车司机也把他的桑塔纳重新发动了起来。可就在这时，胡同深处有人“嗨”地叫了一声。我应该想到，那一嗓子并无特异之处的“嗨”声，只能与出租车有关，而与我无关。也就是说，出租车司机可以回头，我不必回头，赫索格就没回头嘛。可遗憾的是我回头了。我在车外，出租车司机在车里，我们一起回头了。出租车司机问：“去哪？”而我和来人则同时叫道：“是你？”

来人便是雅罗米尔。在红色的桑塔纳出租轿车两侧，我望着雅罗米尔，雅罗米尔望着我。

雅罗米尔快步从车屁股后头绕了过来，用双手紧紧握住了我伸出去的一只手。“我找你好多天了，××老师（我现在叫铁军。我说）。”显然，雅罗米尔是发自内心的激动不已。我只能也做出激动的样子，与雅罗米尔紧紧握手。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我声音很小地问，我怕让出租车司机听见不好。

“红旗老师太惨了。”雅罗米尔的声音也小，此时他心中似乎没有自己。

司机把脑袋探在车门上说，“你要不走我可走啦。”

“走吧走吧，”雅罗米尔不耐烦地挥一挥手。

“别走别走，”我对司机叫了起来。“你走吧，”我对雅罗米尔说，“今天我有事不能耽搁，咱们找个机会再好好聊聊。”正好这时已经走到马路对面的赫索格回头喊我，叫我快点。

“你找不着我，我出来才两个多月，现在居无定所。”雅罗米尔说。“要不这样吧，××老师（我现在叫铁军。我强调），过几天我找你。我怎么找你？”

“我——”我卡了下壳，我不知道我脸上的表情是否还正常。“我也挺不好找的，”我又说，“还是那句话，随缘吧。”

“那怎么行！”雅罗米尔犹豫了一下，回头指指他刚出来的那条胡同。“头一幢楼，三单元五楼一号，有个叫姜明秀的姑娘接济我生活。她一般上午可能在家，你找她吧，她有时候知道我在哪。”

“我明白了。”我说。说完我们又握手。雅罗米尔恋恋不舍地上了出租车（他肯定看出来我不想跟他再说什么了），我转身准备穿过马路。可就在桑塔纳即将开走的一瞬，我又转回身子，从兜里掏出一把钱递进车窗。“给你。”我把钱扔到了雅罗米尔身边的座位上。

“别，我不——”雅罗米尔把钱拿起来要还给我。

我没再说什么，疾步离开了出租轿车。我听到雅罗米尔在我身后说谢谢，“谢谢你——铁军老师。”

我没回头。

在酒桌上，赫索格说他已经了解了这几年里我的经历。我警惕地看着他一声不吭。赫索格一脸诚恳地劝我不要这么一蹶不振，自消自灭，并说我有能力有机会重塑辉煌东山再起。我仍然一言不发，等待着赫索格接近实质。果然，不一会他就憋不住了，他先问我兰花是不是对我说过他什么。我说我上一回见着兰花还是八年前她到你家去教训我的事呢。赫索格掰着指头算了算，又问我梅花是不是对我说过他什么。我说没有，我说我和梅花偶尔通话只是说说孩子，顾不上你，我又说你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吧。赫索格这才开始了他的正式发言。他说他前几年仕途走得不大顺畅，一赌气，就也下海了。不过他不是像我这样破釜沉舟地下到一个没有际涯的大海里去，而是下的本机关那片小海，和两个关系较好的同事一块经营他们机关的服务公司。本来他们机关门头大，势力强，公司也就跟着搞了个红红火火富甲一方。可现在，他和那两个原来关系较好的同事闹崩了（那两人之间也你争我斗），那两人要吃独食，想把他排挤出公司，使得机关领导对他们三人的矛盾重重感到头疼。现在领导下了决心，要么掰开他们的三人组合（他们三人都不甘心退出公司），要么他们三人都还留在公司，但得从其他地方聘个能人来统领他们（他们都表示可以勉强接受远来的和尚）。赫索格的意思是，让我去应聘接管他们公司。他说他已做过可行性研究和试探性斡旋，如果我出山，以我的声望，再加上他通过某特殊关系到他们机关的诸领导那里去进一步游说，我成为他们公司新统帅的可能性有九成把握。这样，在不久的将来，我和他就可以联手把他那两个以前的朋友现在的敌人掀翻在地。如此下来，不用太久，两三年以后吧，那个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公司就会彻底成为他和我的了。我笑着说我可是蹲过三个月看守所的人，你们那种衙门口是容不了我的。赫索格说，别说你还是清白无辜的，就是真有点什么，冲你以前在这地面上的影响和口碑，他们也能忽略不计的，他们求贤苦渴都快求疯了。我说他们是求钱若渴吧。赫索格说，就是那么回事嘛，贤才和钱财是划等号的。赫索格本来没我能喝，可这时我都有些头大身子小了，他还在一杯一杯地比着和我干杯。

“哥们，我，我想，咱们得先研究一个，你进入我们公司的具体操作办法。”赫索格最后说。

“不——”我说，“我，没有兴趣。”

铁栅栏里圈着一群孩子。我站在铁栅栏的外边，看那些孩子。

铁栅栏很高，被涂抹得花花绿绿，上面有长矛状的锋锐枪尖，中间是一个个圆铁环组成的图案，下端是尺把高的水泥基座。铁栅栏扎根在水泥基座里，结实、牢固、威风凛凛。铁栅栏里边有一幢三层小楼，窗明墙洁，色调柔和，透过窗子，能部分地看到屋里双层床上铺以及床上被褥的某一边或某一角。在小楼的一侧，立着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一群孩子站在旷野里仰首望天，天空中，一轮旭日正冉冉升起。在画的底边，纵贯全画写着几个掉了色的红美术字：托起明天的太阳。在小楼与宣传画的前边，是一片没花没草也没树的空地，空地上紧紧挨挨地设置着滑梯秋千和跷跷板，再有的，就是那群欢呼喊叫跑来跑去的孩子，和几个站在铁栅栏一角正前仰后合地笑着聊天的年轻姑娘。当然铁栅栏里边还有歌声，一只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的喇叭里传出来的歌声……大自然中，我们幸福地成长，我们快乐地歌唱，奔向共产主义前方……只是这歌声不光飘在铁栅栏里，铁栅栏外边的人也能听到。

铁栅栏外边的人几乎都聚集在我这一侧（这一侧能够俯瞰整个院子），也几乎都是大人，与我年龄相仿的大人和比我这种年龄的人要再长一辈的大人。这些大人都伸头探脑地朝铁栅栏里看，有的招手叫“这呢这呢于慧子”，有的摆手喊“玩吧玩吧王妙甜”，他们的手势是做给铁栅栏里边的孩子的，他们的话也是说给铁栅栏里边的孩子的。也有些大人把自己的手势和话送给了铁栅栏外边的孩子，因为在铁栅栏外边大人的脚下裆间，也活跃着几个上窜下跳的孩子。这些孩子也像铁栅栏里边的孩子一样玩得无忧无虑，乐不可支，但他们的玩法明显是在模仿铁栅栏里边的孩子。他们坐在地上往前蹭是滑滑梯，举着两只胳膊前跑后跑是荡秋千，而两个孩子对面站着你原地跳一下我原地跳一下则是压翘翘板了。对他们做手势和说话的大人们，没有对铁栅栏里边的孩子们做手势和说话的大人们那么态度好，他们的手势是恐吓的手势，他们的话也是斥责的话：“混蛋，看衣服弄脏了！”“小兔崽子，跟他们学个屁！”

后来院子里那几个聚在一起说话的年轻姑娘分散开了，她们中的一个站到小楼前边的台阶上吹响了哨子。立刻，铁栅栏里的孩子们停止了游戏，挤来窜去地排成了五支队伍，五支队伍的队前，各站了一个年轻姑娘。每个年轻姑娘都在对自己那支小小的队伍做例行训话，训完话，每支队伍里都传出一串忽高忽低长腔短调的报数声：一、二、三、四……那报数的声音参差不齐，奶声奶味，让人听上去不知是该觉得悦耳还是刺耳。在年轻姑娘们训话和孩子们报数的过程中，不时有孩子兴奋地叫一声“爸爸我在这呢”或“姥姥我看见你了”，随着孩子们的叫声，又会响起年轻姑娘们突兀的制止声：“别溜号柳月江”，“往这儿看宁芙儿”，“回来张菩提”，“站住乔小乔”……在这样的你喊我叫中，年轻姑娘们的训话和孩子们的报数都告一段落了，按照惯例，孩子们早晨的三十分钟户外活动也就到了结束的时间，他们该回到他们身后的那幢小楼里去了。我周围的人们开始纷纷散去，先是那些没有户外活动时间约束的孩子，然后是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大人，最后是那些比我这种年龄的人要再长一辈的大人。

我低头看表，已经八点过了，不知不觉间，我在这中山路实验幼儿园的铁栅栏外都待半个小时了。我最后又往铁栅栏里看了一眼，看到五支队伍已经合成一支长队，曲折逶迤地鱼贯消失，好像是被那幢窗明墙洁色调柔和的三层小楼吞吃了一样。那些明显不情愿结束游戏回到屋里的孩子们，那些或者叫于慧子或者叫王妙甜，或者叫柳月江或者叫宁芙儿，或者叫张菩提或者叫乔小乔的孩子们，虽然都有着迥异的个性和不同的爱好，但在一个统一的命令下，他们的行动取得了一致。

“貂蝉，”忽然，我听到一个年轻姑娘的声音骤然响起，“你跟着左顾右盼地找什么，”那个年轻姑娘在呵斥走在队伍后边的一个女孩子，“又没人看你。”

随着那个年轻姑娘刺耳的呵斥声，铁栅栏里不仅再无人迹，也无人息了。我恨我没像铁栅栏外边别的大人孩子那样，提前几分钟离开这所幼儿园，我想，如果我也提前离开，那我就不会听到那个年轻姑娘刺耳的呵斥了。

我在心里边开始骂娘，一边骂着不知什么人的娘一边离开中山路实验幼儿园，拐个小弯，来到了中山路二十号院的甲十七号门前。为了避免我心里边的骂人话一张嘴不慎溜达出来，站在那张看不出本来颜色的门板前我没立刻叫门，而是平静一下情绪，才举起手来。

可我发现，门里的人其实非常该骂。因为我敲了好一会门也没人吭声，而不论是我敲门的时间还是敲门的音量，都足以使里边的人听得到的。我都要转身走了，年轻的女主人小宋才把门打开。不过一看她的样子我就不敢生气骂人了，她面容憔悴，眼睛红肿，好像哭了一宿没有睡觉。我不知道出什么事了。我只说才起床呀小宋，小何在家吗？小宋垂着脑袋往屋里退，咕哝句什么我没听清。幸好这时屋里有人接茬问，谁呀？我能听出来是男主人小何。我忙说我是铁军，就进了屋里。

小何还在床上躺着，见进屋的是我，脸上的表情不够自然。他胡乱把衣服穿了起来，说每天的工作实在太累，只能偷空睡个懒觉。可他话音刚落，女主人小宋忽然在我们身后喊了起来。她的声音异常尖利，像用刀子在玻璃上刮磨。

“你臭不要脸，是工作吗？连玩麻将都不是，你是去酒店找小姐，耍流……”

小宋话没说完，小何已经窜到她身边，“啪”地一声给了她个嘴巴，嘴里骂，“操你妈的，有外人你也不老实！”小何的动作非常迅速，我几乎没看到他是怎么越过我接近小宋的。

小宋号啕大哭起来，“操你妈的，你又打我……”两人随即扭成一团。

我没想到一进屋就会遇到这样的场面，心里感到非常别扭，我大声呵斥他们赶紧住手。小何还算给我面子，先松开小宋；小宋大概没有想到，有我这个外人在场小何也敢动手揍她，便不再接着以身试法，而是隐到厨房间去独自哭泣。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和小何对着抽烟。小何坐在铁床一角，没拿烟的那只手支在身后，拄着他屁股后边的双人枕头。他说结婚真他妈没劲，还用力踢了下床旁的梳妆台。我咧了咧嘴，没置可否，双眼不好和小何对视，就去看他屁股后边的双人枕头，又看他刚刚踢过的梳妆台，再去看离小何的屁股和梳妆台都很近的那根床腿，以及那根床腿下边的那条地板。整个房间的地板相当陈旧，每两条地板之间的接缝都裂开了口子，看上去，这些地板已不堪重负，随时都有塌陷的可能。而距离小何屁股和梳妆台都最近的那根床腿下边的那条地板，尤其显得岌岌可危，因为它直接处在床腿的压迫之下，自身已经出现了裂痕。我想，坐在它上边的小何要是再一用力，它可能立刻就会受到洞穿。我替小何和地板都捏了把汗。压在床腿下边的这条地板，以前曾经被洞穿过一回，现在铺在那里的板条，是后补上去的。可现在看来，似乎应该再补一次了。我不由暗自责怪王红旗，他的木匠活不仅糟糕透顶，而且还非常的不负责任，当初修补地板时，他居然懒得找一条硬木板子。我正想哈腰去查看一下那条板子的木质，却见小何从床上磨了下来。他大概是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他欠起屁股也去看身下，看床腿下边那条处在洞穿边缘的劣质板材。他抬头时脸色微红，踢着床腿说，这种铁床腿，像钎子似的往下扎，太不科学了。他转向我，又说，等有了空，我去找几块砖头，把四条床腿都垫起来。我说主要是地板太糟，然后我又开玩笑说，你们新婚不久，床和床下的地板受力自然都要多一些。小何也笑了。

小何按灭手里的烟头，来到窗前的桌子旁，从抽屉里掏出一捆子钱放我面前。“你点点，铁军大哥，”他赔着笑脸说，“晚了几天，请你原谅。”

我的目光从床腿下边的地板上收回来，看看桌上的钱又看看小何，但是并没伸手拿钱。我觉得我是忽然之间变了主意的，主意一变，我的心里就不别扭了。“小何，很对不起，”我做出难以开口的样子说，“我不是来收下季度钱的，我是来通知你，这个房子，我得，收回了……你听我说，我只能给你十天时间，下个周六我必须收回钥匙，我希望你们，能动作快点。”

“为什么？”小何的表情十分困惑，我还看到，小宋也从厨房间里探进头来。她已不再哭泣，只是怔怔地看我。

“我……我和我前妻，要复婚了。”我这么解释。

那个瘦高个的男人，我私下里叫他丁梅斯代尔。我对白茹说他很像《红字》里的丁梅斯代尔。白茹还真把《红字》读了一遍，但读完后白茹说，他也不像呀。有时丁梅斯代尔并不买书，但愿意耗在人与书书屋，在柜台前默默浏览静静思考，间或与我说几句话。丁梅斯代尔是个教养良好的人，这从一些小事上就看得出来。他与我说话，从不在我忙碌的时候，甚至我空闲时，若显得没有说话欲望，他也绝不开口。他通过察言观色审己度人来把握自己与他人的交往。在那些经常出入书店的人里，他是少数没问过我“你到底是干什么的”的人。他外表给人的感觉清高傲慢，但稍加留意不难发现，他的清高傲慢只针对那些不学无术而又好为人师者；经常的情形是，他对来书店的年轻人包括小学生也很耐心，有时他帮助我对读者解惑答疑，其学养的深厚和观点的新鲜让我十分欣赏。

丁梅斯代尔说话，声音不高，表情单一，但总是突如其来，让你一时不得要领。

“武则天天授年间，有一回，武则天亲自批准了一个太学生请假回家的申请。狄仁杰就上奏说，太学生请假，按程序应由国子监丞、主簿来决定，劳不着天子亲批。现在天子发敕批准，这是侵犯了有司权。”

一般情况下，丁梅斯代尔这样开场后，我无需应答，只须静静地等待下文也就行了。现在也是这样，我知道，丁梅斯代尔引出这一小段故事，绝不是为了让我赞扬狄仁杰的大胆进谏。果然，丁梅斯代尔随之就发表起了他的观点。

“越权不只是表现在平级之间或者下级对上级之间，上级对下级的越权不但更普遍，更可能，而且危害也更大。日理万机是一种可疑的领导行为，事必躬亲是一种不正常的工作态度。一个大权在握者频繁代替具体部门或具体领导者下指示做决定，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集权者。当然了，大部分权力持有者，都有当一个集权者的野心，这合乎人性，难断对错。问题的关键是，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门，都应该有一种健全的体制来限制集权的最终形成，如果大事小情全由官最大的人来定夺，那就糟了。”

也有的时候，丁梅斯代尔对他提出的问题尚无比较完善的思考，他的发问就需要我回答了，他大概是希望从我这里得到点启发。比如这天他买完一本《疯狂岁月——“文革”酷刑实录》后，忽然不大礼貌地抓住我手腕。

“铁军，对于文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有记忆？”丁梅斯代尔大我几岁，难免有时摆老资格。“我想说的是，像你这样年纪的人，并不能算作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参与者，因此也可以算是文革的局外人。你能不能说说，譬如你，是如何理解那种举国上下一片疯狂的可怕现象的。”

对于这样的问题，若放在王红旗时期，我倒有兴致参与探讨。可王红旗时期已成历史，我也没热情重蹈覆辙。当然现在丁梅斯代尔的问题提出来了，我又不能充耳不闻。我若顾左右而言他，也有点对不住他对我的重视和信任。

“你要了解一个局外人对文革的理解，应该找一个比我再小一些的人。”我不能顾左右而言他，我却能巧妙地把他引入歧途。“最好是那种出生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甚至七十年代的人，这种年龄的年轻人对文革基本上一无所知。而我，1966年，我都十岁了，关于文革的一切，我都有一种亲历的记忆，我觉得我也和你那种年纪的人一样，是置身其中的。”

果然，丁梅斯代尔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了他的问题，转而被我牵到了我的思路上来。“你能记得文革？唔——你记得的只是后半段吧，比如***事件以后，评《水浒》批宋江以后。”

“不，”我说，“好像什么事情我都记得。比如最初的停课闹革命与武斗。”

“武斗？”丁梅斯代尔眼睛一亮。“你说说，武斗在你的记忆中什么样子？”

讲故事可就是我的专长了。我自鸣得意地微微一笑，点了支烟，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可我一节文革轶事尚未讲完，丁梅斯代尔却一言未发地转身离去了，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白茹这时正好刚卖出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也扭过头来像我一样愣愣地看着他背影，说，这家伙是不是有病啊。

我不喜欢白茹这样评价一个人，便没搭她的茬。可接着我就意识到这样冷场不大合适，我便冲着书架上空出来的那块地方说，这《莎士比亚全集》柜里还有吗，我再拿一套摆上去吧。可白茹说，不用你了，我自己拿。我以为白茹是因受了我的冷淡不高兴了，凑上去说，挺大一堆呢，还是我去吧。白茹却固执地还是说不用，而且她的表情也没不高兴。我就只好看着她掏出兜里的一串钥匙，隐进营业室通往后边办公室的那块布帘后边，在小走廊的书柜里鼓鼓捣捣。

一般架上缺书，都是我上。我身高臂长，力量也大。我上书时，总是白茹把书柜门先打开，在一个本子上记记数，大约是上架几本库存几本吧，然后让出身子，站在门帘旁，看我把书搬出来，插入书架。有时她也帮我一把，有时不帮，大多数时候上书都是零零星星地上，不用帮。每回我拿完书后，她就赶紧把书柜锁好，还抻抻锁头。我对她的做法有些反感，明显的这是在防贼嘛，哪家书店的书柜也不用上锁呀，又不是金库。可我的反感从未表现出来，我能理解，这都是习惯。我来之前，她这么干，我来了，不能因为我像个良民而不像贼，她就得立刻卸御撤防呀。

我背冲由营业室通往后边办公室的那块门帘布，有一句没一句地答对着两个拿不准主意要买什么书的顾客。我能听到白茹掏书的声音，但看不到她的动作。当然我知道，即使我面朝白茹，也还是什么都无法看见，因为我们中间隔了块布帘。大概《莎士比亚全集》被压在了某一个柜子的底下，我感到白茹拿得比较吃力。过了好一会，她才从布帘子下端叫我一声，从她的发声角度我分析得出，她是蹲着拿书的。我转身把布帘掀起来一点。白茹果然蹲着，她怀里抱着一套《莎士比亚全集》，像抱着一个分量不小的孩子，正想往起站。我把《莎士比亚全集》接过来，同时瞄一眼白茹面对着的西墙上那九个长方形书柜。虽然每只书柜都毫无区别地紧关严闭，并且它们挂着的黑色锁头也彼此雷同，但从白茹蹲着的方位上我能判断出来，她刚才开的，不是八号柜就是九号柜。

“我有点低血压，”白茹扶着门框慢慢站起，“眼睛一黑，差点没摔倒，身上一点劲也没了。”

我一边举着双臂把《莎士比亚全集》塞进书架上那一条子空隙里，一边叫道，“你先别动，一动更要迷糊了，等我扶你到里边躺一下。”

看样白茹确实头晕得厉害，她顺从地靠着门框站在门口，一半身子在门帘外边，一半身子在门帘里边。我腾出手后，凑近白茹，一手搀住她的一条胳膊，一手托住她的后背，扶她穿过小走廊，进到办公室里，帮她躺到长沙发上。

“有药吗？”我问。

“不用了，”她说，“常这样，躺一会就好。”

我又回到前边柜台旁，柜台前那两个顾客仍然迟疑不决地定不下来买什么书。我在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时，听到有一串微弱的“嘟嘟”声从办公室里传了出来，紧接着，白茹出现在布帘那里。

“怎么样了小白？”我问。我还想说你就躺着吧，别回传呼了，或者由我替你复机。可我没有多嘴，我甚至都没朝电话的方向看上一眼。

“没事了。”白茹虚弱地说，然后她拨打电话。

我庆幸我没有要求去替白茹复机回话，因为白茹的“是我，说吧”一出口，我就知道了对方是谁。白茹说完“是我，说吧”后，没再说话，只是在挂断电话之前又说了声“明白了”。这时我已经把那两个一张纸都没买的顾客打发走了，我看到白茹的身体又隐进了布帘后边。但从声音上我听得出来，她没有又躺回到办公室的沙发里，她是在布帘后边的小走廊上鼓鼓捣捣。又是过了好一会，差不多相当于拿一套《莎士比亚全集》的时间，她才从布帘后边走了出来。她肩上背着她那个每天上下班都背来背去的白色坤包。

“你自己看一会铁军，”白茹对我说，“我有点急事得出去一趟，也许很快就能回来。”

“你行吗？”我这么毫无意义地问了一句。

“我心里有数。”白茹步履艰难地走了出去。

我想，要不是高民生找她，这一个下午，天塌下来她都不会离开沙发。

白茹走出店门以后，有气无力地冲马路上招手。隔着铝合金玻璃门，我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到她身边的马路牙子下，她钻了进去。在白茹哈腰朝车里钻时，我忽然发现，她每天背在身上的那个白色坤包，好像装了不少东西，上面的细褶都被撑平了，沉甸甸的很有分量。而从那个坤包被撑开的形状来看，里边装的东西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书，是一本差不多与《白鲸》或数本《莎土比亚全集》中的一本同样薄厚轻重的书。我不由联想到，以前每次回完高民生的传呼，如果白茹立刻出去，她总要在小走廊里或者办公室里忙活一会，然后才背上沉甸甸的白色坤包匆匆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