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四本“红旗笔记”寄走以后，我以为我与刘小竹的交道就算打到头了，此后我们无需再有往来。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与王红旗的交道也告一段落了，王红旗罩在我身上的那个巨大阴影，应该渐渐烟消云散了。可是我错了，那四本几乎可以说是荒诞不经的“红旗笔记”，把刘小竹再一次从天津引到了沈阳。

刘小竹的电话是早上打来的，我问她在哪，她说在沈阳，还说想与我立刻见面。我以为她是要质疑王红旗的笔记本呢，就说，那几个本子我也粗粗翻过，可能不是你想要的，但没办法，我能找到的只是它们。可刘小竹却坚持见面再谈。我说那就下午一点到友好宾馆地下室的咖啡厅吧，上午我得去车站取书。

其实取书用不了多长时间，主要是中午我想送米丽亚姆上火车（她不用我送，可我愿意送），她要去大连看她丈夫（她丈夫的父母家在大连，她丈夫的几番戒毒也都是住在大连戒毒所）。

我来到友好宾馆时，一点已过了，我估计刘小竹肯定在等我，我就从那个地洞形咖啡厅的入口处向里搜索。这个时间，咖啡厅里人还挺多，大部分桌台旁坐的都是一对对男女，而那些男女则多为外国男人中国女人，外国老男中国少女。据说这附近几所大学里那些有些姿色的女学生，勤工俭学的重要项目之一就是来这常有外国人住宿的友好宾馆守株待兔，陪老外聊天喝酒直至睡觉。不过我对那些成双结对的人并不注意，我注意那些或埋首枯坐或东张西望，没人陪伴独占一桌的人。有一个身穿黑皮短裙的姑娘在用眼睛斜觑她对角线上的一个外国老头；有一个穿毛衣的少妇在焦急地看表；有一个在黑呼呼的角落里依然戴着宽框墨镜的中国小伙子在打量过往行人；有一个学生打扮的姑娘在目不旁视地慢呷咖啡……就是这时，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接着，我看到了刘小竹。

“你怎么才来？”刘小竹把一杯啤酒推到我面前，低声埋怨。

“忙呀，”我说，“要不是和你见面，我就不来了。”

刘小竹看我一眼，又说，“既然你那么忙，我也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有件事情你得帮我。”

“我已使出了浑身解数，”我说，“我再猜不出红旗的本子还能放哪了。”

“我并没说是本子的事呀。”

“不是本子的事？”

“我最近有些事情要在沈阳处理，想让你帮我解决个住处。”

刘小竹找我不是为了“红旗笔记”，是为了借房暂住，这可出乎我的预料。在我看来，即使她自己没有房子（她的房子租出去了），即使她不想再去打扰梅花，她也是可以找到无数个栖身之处的。在沈阳，她的许多朋友都能量十足。

“小竹，你怎么——你知道，我住的房子还租的呢。”

“别跟我打马虎眼，我又不会跟你去北陵小区睡一间屋。”

“是呀，正因为咱们不能睡在一块，我才没办法呢。”

“你非要我揭你老底吗？”

“我没什么老底怕你揭的。”

“好铁军，你中山路那套房子可一直是瞒着梅花的。”

刘小竹一箭中的，让我哑口无言。

“怎么，我不是诈你吧？”刘小竹得意地晃着脑袋。“那套房子是你和梅花离婚以后到你手的，对不对？而且它的来路不那么磊落——你别心惊，我不是说你私占了公房什么的，你没那本事，是送你房子的人吞下来的。所以你不愿意住那，也不敢卖，只能等着动迁，我没说错吧？”

这刘小竹，简直成了高民生了，可她的方式比高民生下流。中山路二十号院甲十七号我的那间平房，在熟人里边只有两个人知道，一个是送我房子的旧日友人，一个是王红旗。再有一些知情者，都是女人，都是与刘小竹不会发生任何联系的女人，她们要么是我当年的女友，要么是王红旗当年的女友。

“求你了××哦铁军，我只住几天，我给你租金，我真的需要那房子。”刘小竹的态度急迫而诚恳，使我联想到我以往也遇到过的那种棘手问题。也许她是有了个男人，又不想让别的朋友知道（我是一个嘴严的人），所以她需要一个秘密的居所。她的要求我难以拒绝，我下意识地伸手摸兜。我的兜里有一串钥匙，可摸到钥匙我才想起，那套平房的门钥匙我并没有带在身上，毕竟那里我不用常去。

“你怎么对我那套房子这么了解？”我顺嘴问。

“我信息多灵呀。”“我是调查加分析呗。”如果刘小竹只这么含糊其辞地应付我两句，或只是笑而不答，我也许就领她去北陵小区取钥匙了。可刘小竹却自作聪明地做了正面回答：“你们不要以为王红旗什么都瞒我（大概一看到我的下意识动作，她以为片刻之后就能钥匙到手了呢），王红旗总说，要是跟我离婚的话，就去你那里住。”可刘小竹没想到，她这种过于明确的解释，倒把我那沉睡中的警惕性给唤醒了。王红旗的一贯说法是，这间平房是我俩的最后堡垒，既不能让朋友知道（比如雅罗米尔），也不能让能够威胁到我们的女人知道（比如梅花或刘小竹。虽然我和梅花已经不是夫妻，但王红旗清楚，我不愿意让梅花听到关于我的任何绯闻）。那时的我，对外是干脆宣称睡办公室的（我和王红旗的那个办公室）。事实也的确如此，没有女伴时，我更愿意吃住都在办公室里。

“可红旗没说过吗，那房子我可是一直租给别人住的。”

“不对，是你从看守所出来之后才租出去的，而且现在租房人又被你赶走了。”

我不吱声了，聪明过人的刘小竹还是言多语失了。“小竹，”我一口干掉了一杯啤酒，刻薄地说，“我还不够聪明，猜不出你要打那房子的什么主意。可有一点我看明白了，对那房子，你可比王红旗了解多了。”

刘小竹立刻脸色发沉，无言以对。我站了起来，刘小竹气急败坏地伸手拉我，你别走。我说我不走，没弄明白你的来意呢我怎么会走。然后我说我去趟厕所。我转身的时候，看到在距我们不远的拐角处，有一个小伙子正吃力地探出身子看我们这里，见我转身他也急忙回头，可又斜眼偷觑着我。他是独自坐在一张桌台前的，手里玩着一架宽框墨镜。我想，他怎么没留大鬓角呢。

我心事重重地回到人与书书屋时，白茹正专心致志地看着什么，好像是几幅照片。见我回来，白茹放下手里的照片，从钱匣子里拿出一张汇款单递给我。有你笔大钱铁军，白茹说，那个邮递员小伙子送来的，我又是用我姑妈的戳替你领的。我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我的汇票，而且还是大钱。白茹仍然看着我，你有什么大作发表呀，给这么多稿费。这时我已从白茹手里接过汇票，我本来想说我已经好多年没写过任何东西更没发表过任何东西了。可我没有草率开口。我知道，如果汇票上这笔钱的确跟我有关，我得给它找一个能自圆其说的说法才行。我只是哼哼哈哈笑着去看汇票，以此来赢得我了解事情真相的时间。我先看汇款单中间横栏里大写的金额：“伍仟柒佰捌拾元整”，算是笔大钱。我又看汇票一侧的附言栏：“稿费。780+5000=5780”。我刚想从稿费的角度去猜测一番，可后边两组数字的组合却率先提醒了我，一种不祥的感觉袭上我心头。我再看汇款人地址：“郑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财务室蒋铭修”。我彻底明白了。我急忙又看汇票上方的圆形邮戳，邮戳里“郑州”的字样清晰可见。这么说，姜明秀已经人在郑州了，她是替雅罗米尔还回了我送给他们的钱。那雅罗米尔呢，也跟她在一起吗？我估计此时我的脸色一定挺难看。

“他妈的，真欺负人，才给这点。”我把汇票揣进兜里，做出不满的样子。

“怎么，这还少？”我认为白茹是被我的表演蒙住了。

“好几年前了，我给他们编了本名人名言那种书，他们赚了不少钱，可稿费迟迟不给我。现在我倒是把稿费催来了，可才五千多块，我以为得八千多呢。”

白茹说：“公家也是出血就心疼。哎铁军，你编那书还有吗，咱也进点。”

“早就没了，我自己连样本都没有了。”我怕白茹还跟我谈论那本乌有之书，就凑向她说，“你新照的照片呀，我看看照得怎么样？”

“哪呀，”白茹把她手里的三张照片递给我，“是以前的照片，我再看看。”

在白茹说出“我再看看”时，我也拿起了她递我的照片。只一眼，我就认出了那个男人，那个在两张照片上和白茹合影的男人，那个在一张照片上和白茹和高民生还和其他几个我没见过的人一块合影的人。尽管照片上的那个男人和白茹和高民生一样，都要比我认识或者见到他们的时候年轻一些，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他和姜明秀一起出现在火车站的候车室时，他在姜明秀后来那个单室房子的墙上从相框里望向我时，差不多也就是这么个样子。

“你家先生呀小白，挺有风度嘛。”我希望我的声音没有发抖。

“哪呀，”白茹也凑过来和我一起看那照片，“是‘经纬集团’的总裁，也是我和咱们高总以前的老板。”

“哎，‘经纬集团’？我刚听人议论它的老板——”

“对，传得满城风雨了。”

“就是他吗？”我故作惊讶地指着照片问。

“就是他，栾经纬。”白茹说着收回了照片。“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他怎么会死得那么惨呢？”白茹的口气平淡如常，让我听不出是遗憾惋惜还是幸灾乐祸。

管我叫以实玛利吧。几年前——别管它究竟是多少年——我的荷包里只有一点点、也可以说是没有钱，岸上也没有什么特别教我留恋的事情，我想我还是出去航行一番，去见识见识这个世界的海洋部分吧。这就是我用来驱除肝火，调剂血液循环的方法。每当我觉得嘴角变得狰狞，我的心情像是潮湿、阴雨的十一月天的时候；每当我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在棺材店门前停下步来，而且每逢人家出丧就尾着他们走去的时候；尤其是每当我的忧郁症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以致需要一种有力的道德来规范我，免得我故意闯到街上，把人们的帽子一顶一顶地撞掉的那个时候——那么，我便认为我非赶快出海不可了……

这天晚上，我正站在地中央朗诵《白鲸》的开头部分，米丽亚姆来了。她问我怎么这么高兴，我没回答，我郑重其事地把三个封死的信封交给了她。有一个信封上写着她的名字，还有一个信封上写着安娜的名字，再有一个信封上写着梅花与貂蝉两个人的名字。

“都是给女人的，”米丽亚姆咕哝一句，“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我声音平静地告诉她，“安娜是一个与我没有过性关系的女朋友；梅花和貂蝉，是我前妻和女儿；而你，我就不必再作介绍了。”

“为什么都给我？”

“在给你的遗书里有交待。”

“什么？遗书？”

“对，遗书。”米丽亚姆看了出来，我不是跟她开玩笑呢。“你写遗书？你怎么了铁军？”

“没怎么。人固有一死嘛，如果我死了，我这屋子书，还有这么多年存下的几个钱，最好能给你们派上点用场。你们还得活下去，在我看来，钱和书是一个人能活下去的基本保证。”

“你吓死我了铁军，你到底怎么了？”

“真没怎么。”

“那你为什么忽然说到这个，还写遗书？”

“就是——我以前有个朋友，他会看手相，他说我四十一二岁……”

“别说铁军！你不会信手相，你不是那种迷信的人……我不让你死！”

“好了好了，听我说，别哭。我可以不真信，但我做点准备总没错吧。如果我没事，这遗书你也不用拆不用看，就放你那，你替我好好保存着，直到你不想保存了或者我不想把它再给你保存了。”

“那你躲躲。”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可铁军——我希望这遗书永远不会被拆开。”米丽亚姆扑进我怀里，紧紧地抱着我，好像怕我忽然消失。“我还希望这遗书永远都保存在我手里，你不会改了主意把它从我这里拿走交给别人保存……”

我终于顶住了刘小竹的频繁骚扰，没有把中山路二十号院甲十七号的大门对她敞开。不光那天在友好宾馆我一走了之了，在那之后，我还连续三次拒绝了她的约见，即使她在电话里对我冷嘲热讽乞求谩骂，我也不为所动。这样，直到两天两夜没有听到刘小竹的任何音讯，我估计她已对我不存幻想了，我才借助夜色潜入中山路二十号院甲十七号，潜入了真正意义上的我自己的家。

我的这个破家座落在一个居民大院的角落里，虽然狭小破旧，但也有个长处，就是既相对僻静又属于整幢居民大院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般来讲，在安全方面也不成问题。所以，这几天里，尽管我猜到了刘小竹会对这处房子怎样的垂涎三尺，但没有门钥匙，她的窥视觊觎也是枉然。现在我来到了我家的门外，借着月光，我看到紧关的窗和严锁的门果然都保持着我上一次过来时的原样。自从我将小何小宋夫妇清走之后，这幢房子也成了我一个小小的负担，至多隔上一个月，我就要过来坐上一会，这瞅瞅那看看，在心里盘算着它距离动迁的日子还有多远。

进屋以后，我拉亮电灯，像往常一样，溜溜达达地这瞅瞅那看看。但与往常不同的是，我这回的瞅与看很有针对性，我针对的对象是这幢房子里我也不知为何不知所在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机关秘密。而且这回我的瞅与看不那么坦然，有点像一个入室的窃贼，紧张得心脏一个劲狂跳。这个由一室一厨一厕所三块空间组合而成的房屋里，一切都是老样子，由于久无人住，厕所没有粪便的气味，厨房没有油烟的气味，卧室也没有人体的气味，到处有的只是灰尘，长期积落的稠密的灰尘。我先看厕所，那是一个最不起眼也最简洁的地方。厕所很小，呈长方形，除了一面墙上开了个门外，另三面墙壁皆无窗子，即使是白天进入厕所，也需要点亮头上的红色灯泡——那个红色灯泡还是当初王红旗拧上的呢。当初为了给一本什么书配些黑白照片，王红旗把我家当成了洗相片的暗房，正好洗完照片后厕所灯坏了，他便顺手把曝光箱里的红灯泡拧下来安在了厕所。我在模模糊糊的红色光线中打量厕所，发现厕所里的一切都很正常：白色的搪瓷便池子里积满了漆皮般的黄色尿碱，水泥抹成的地面从四周向居中的便池子形成一个浅缓的坡度，一个墙角立着一支刷厕所用的棕毛刷子，还有一个墙角立着一支冲澡时放香皂毛巾的小木架，小木架的上方是与便池子同一种质地的白搪瓷水箱，水箱周身也如同包了层漆皮，只是这层漆皮不是由黄色的尿碱凝成，而是被黑色的灰尘涂就，斑斑驳驳，深浅不一……我的目光停留在水箱上，我拉了一下水箱一侧的细麻绳，水箱发出一种嘶吼般的声音，把一股积蓄已久的污秽黑水从便池子里排了出来。水箱没有人使用，是小何小宋他们离开以后的事，那时候，王红旗已经早就不在了。我在厕所里又站了片刻，放弃了搬个凳子踩上去朝水箱里边探头看看的念头。

正在这时，在我耳畔还响着厕所水箱注入新水的哗哗声时，我听到了敲门声。

我没有道理不去开门，尽管我立刻就意识到敲门的肯定是刘小竹了。我没想到刘小竹会如此锲而不舍地跟踪我监视我，她可真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哇。我站到离厕所远一点的地方，说刘小竹吗。刘小竹说是我。然后隔着门板就开始夸我，你真是个料事如神的人。我把房门打开，看到站在门口的除了刘小竹，还有那天在友好宾馆咖啡厅我注意到的那个戴宽框墨镜的小伙子。我一点都不惊讶，我把他们让进屋里（我不让他们也会破门而入的）。

“这位就是令弟刘小松吧。”我没看刘小松，只看刘小竹。

刘小竹自然不会听不出来我的讥讽，连刘小松都听出来了，因为他被我说得有点手足无措。刘小竹的脸上微微发红，可她一向是个吃屎也要拣热屎吃的角色。她迎住我的目光，嬉皮笑脸地说，“我说过刘小松长得这样吗？”

我说：“是他自己告诉我的。”

刘小竹说：“那我要说他不是刘小松呢？”

我没有闲心跟她斗嘴。

刘小竹也不是跟我斗嘴来了，她迅速地进入了正题。“你可能什么都想到了，以前我低估了你——当然了，也是我高估了你，我以为你已腰缠万贯，不屑与我这个女人分那杯羹。可既然你这么贪得无厌，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虽然是王红旗留给我的生活费，可找着后，不管多少，都给你百分之五的提成，怎么样？”

想不到刘小竹张嘴就来了这么一套，听上去，比当年我和王红旗雅罗米尔遇到的那些官员商人还要赤裸。我依然对我这个别无长物的家里存了什么机关藏了什么秘密不甚了了，但刘小竹的话已经等于告诉我了，在这里将会发掘出什么。我一言不发，连对刘小竹说我贪得无厌也不反驳，只是死死盯着她的眼睛。刘小竹被我盯得发毛，看来她到底缺少泼皮无赖的实战演练。

“你——”原来她一定以为她的先发制人能将我一举击溃呢，可她没想到，我在装泼皮耍无赖时比她在行。“——铁军……”刘小竹只能软了下来。

“说呀，说，”我把没吸完的半支烟一点点碾碎，仍然乜斜着刘小竹，“说得挺好，让我长见识了。”

刘小竹去看刘小松，刘小松回避了他姐姐的目光。我估计，这刘小松并不是一个身经百战的职业打手，在刘小竹身边，他充其量只能起一点站脚助威的作用，倘若我与他交起手来，他很可能要成为我的手下败将。但万一他受过某些拳脚方面的系统训练呢？并且他和刘小竹可是两个人呀。我不能不想到事情的最坏一面。据一些社会学学者调查，在所有种类的杀人案中，谋财害命的比例最高。我身边没有什么防身的家什，把烟扔掉后，我一点一点向窗口靠去。窗口那里，被一大块花布窗帘遮了个严严实实，但我知道，在窗帘后边，在玻璃窗里侧，还有镶在窗框上用于阻止有人以窗为门的六根铁条。那六根铁条皆有手指粗细，一米多长，其中最左边的那根，如果我需要，只要我抓住它往上一提再往下一抽，它就会从窗框的槽口里脱离出来，成为我自卫的应手武器。

“铁军，你可能很瞧不起我，”刘小竹又开始以情感人了，“可我要生活，我不能对王红旗留的钱无动于衷。况且王红旗毕竟和我夫妻一场，他也不能不想到若他有个三长两短，要为我和孩子留点什么。他的密码记录只教会我认，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当然了，如果他的笔记我没找到，我不了解他的钱藏在这屋里，那我也就不会来麻烦你了。但你帮我找到了他的笔记。而且你说他的笔记你也看了，可你却没能发现那上边的密码记录，这就说明王红旗藏起来的钱只能是给我的。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但不管多少，我都给你提——提百分之十还不行吗？铁军，我是红旗的未亡人，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可不能因为他死了就不认我呀……”

我把目光从刘小竹身上移向刘小松，不光自己又把一支烟叼到嘴上，还想着递给刘小松一支。刘小松操着天津口音说了声“谢谢”。看来事情的奇谲部分已经过去，开始变得无聊起来。“话说明白不就得了，是你自己搞复杂了。”我四处打量着肮脏的房间，脸上的表情有所缓和。“红旗没跟我讲过他在这屋给你存了钱，你要是看哪像有钱的样，就找吧，别把这房子推倒就行。”

“是我不好，我太贪了，光想着独吞……”刘小竹的眼睛左顾右盼，因而使她的检讨缺乏诚意。可我已没闲心再挑她毛病了。

在我的指点下，刘小竹姐弟很轻易地就把他们的寻找目标确定在了梳妆台旁边的床腿底下，那块与整个房间的地板都不甚协调的补钉过的地板那里。我还记得，那回我从外地回来，到家就发现了这块新补钉上去的地板。我逗王红旗说，这屋的地板都该换了，为什么只换这一块呢。王红旗得意地告诉我，他新结识的那个女编辑特别能干，在床上折腾起来比大老爷们还不惜力，结果有一回两人正干到山摇地动的关键时刻，只听“咔”的一声响，发现床竟向一角倾斜了下去。他们急忙下地查看，见是地板被一条床腿戳了个窟窿，那条床腿已经陷进了地板。在倾斜的床上做爱也挺好玩，但安全系数有所降低。王红旗只好花了半天时间，大动干戈地给那只床腿下边换了块地板。当然我对刘小竹姐弟没做这样详细的介绍，我只说那块板子是我不在时王红旗钉的。

床腿下边的板子撬起来后，一只黑黝黝的洞口露了出来。刘小松从他随身携带的皮包里摸出一只手电筒，屏息静气地向里照去。手电筒的光柱明亮而直截，约半米深的地下黑洞里，一只方形包裹显露出来。这时候，刘小竹刘小松还有我，都紧张得心脏激跳却呼吸已断了，使屋里静得有点吓人。

刘小松把洞中那个方形包裹够了出来，刘小竹迫不及待地接在手里，蹲在原地就去撕扯包裹外边的灰白色包皮。那个灰白色的包皮我看得出来，曾是王红旗的牛仔短裤。牛仔短裤已经被地板下边的潮气沤糟了，刘小竹只轻轻一扯，它便裂成几片，露出了里边一只方形的不锈钢饭盒。方形的不锈钢饭盒我更熟悉，那是赫索格的，是我从赫索格家搬走时带出来的。

这时刘小竹已经把不锈钢饭盒的盒盖掀开，把垫在盒盖下边折叠过好几层的一张报纸拿了出来。由于我一直站在刘小竹和刘小松身后，最初并没看清饭盒里边装了什么。待我听到蹲在地上的刘小竹姐弟同时“啊”地惊叫一声时，忙低头去看，却见从饭盒里边倒出来的，既不是纸币，也不是存折，更不是戒指项链珠宝钻石；从饭盒里边倒出来的，只是一些大大小小方方长长的黑白照片。不用把头压得很低，我也看清楚了，那些照片上的人物皆为一个，即刘小竹，且都是她梳辫子年代的赤身裸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