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因地处太行山以东而得名。又因春秋时这里是齐国和鲁国的所在地，所以又称齐鲁。

山东的地形主要是丘陵，西部有座泰山，其实并不算高，只不过在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上，显得很高。泰山加上它附近的鲁山、沂山、蒙山、尼山，大多数山体海拔在几百米，尼山的主峰海拔才三百多米，鲁山、沂山、蒙山的主峰也才刚刚突破千米，只有泰山的主峰玉皇顶突然增长到1500多米，所以站在泰山顶上才会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正因为周围大片的山体不高，所以泰山历来也只是作为象征意义，比如皇帝封禅之类，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最早生活在山东的土著，是东夷人。山东靠海，有渔盐之利，这里的耕地不如中原松软肥沃，种地的收成不如经商，所以东夷人会经商，使得这里商业发达。

东夷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商朝。商人是被华夏化的东夷人，对于仍在山东未被华夏化的东夷人，商人的策略是抚剿并用。武王伐纣的时候，纣王的主要兵力其实正在讨伐淮夷。山东的夷人称东夷，两淮的夷人称淮夷，其实都是夷人，以地域区分而已。

周朝时，姜子牙被封到齐国，也就是现在的临淄，实际是回到他的故乡。姜子牙原本就是东夷人，他到了齐国，并没有像其他诸侯那样，大力发展农业，而是因地制宜，尊重东夷人的风俗习惯，发展商业。到了春秋时期，齐桓公拜管仲为相。管仲经过一系列的改革，齐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国力达到鼎盛，称霸诸侯。管仲甚至开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妓院，当然是国营的，用妓院的税收充军费，发展军事。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春秋时，凡是称霸的国家，都有蛮夷血统：齐国有夷人血统，晋国有狄人血统，秦国有戎人血统，楚国有三苗血统，吴国有百越血统。相反的，地处中原的郑、宋、卫、曹、陈、蔡，这些正统的华夏族占据着最好的中原腹地，战斗力反而弱。而这些地处边缘的国家，一边与周围的蛮族战斗，一边融合，既吸收了别人的战斗经验，也继承了蛮族好战的性格，自然比中原那些整天只知道讲礼仪的国家战斗力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齐国和鲁国，鲁国的文化发达，但战斗力远远不如齐国。在周朝，征伐周边的蛮族是得到周王室的支持的，周王室分封诸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挡住周边的蛮族，拱卫王室。地处中原的国家，没有蛮族的侵扰，天长日久，战斗力也下降了。

齐桓公在管仲的建议下，第一个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孔子评价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祍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会像周边的蛮族一样，披头散发，穿左祍的衣服。华夏人的衣服是右祍，成年之后要束发，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辈子都不会剪，断发和披发，都是蛮夷的风俗。

北边的山戎进犯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北上抗击山戎，一直打到山戎的老巢——孤竹（也就是现在的山海关一带），把征服下来的土地都送给了燕国。燕君感激不尽，齐桓公回国的时候，一直把他送到了齐国的土地上，齐桓公说，我不是天子，国君相送不能出了自己的土地，于是把燕君走过的地方都割给燕国。所有的诸侯听说了这件事，无不佩服。燕国是召公的后代，召公与周公曾同朝辅佐天子，齐桓公还劝燕君向召公学习，要向周王纳贡。

华北平原还有不少狄人，狄人南下灭了邢国（邢台），齐桓公帮邢国在夷仪（聊城）复了国；狄人又灭了卫国，卫国国君战死，全国只剩5000人，齐桓公自己出钱出力，帮卫国在楚丘（河南滑县东）筑城复国。

齐桓公不以大欺小，不恃强凌弱，处处体现王者风范，中原诸侯在他的带领下，迅速征服和同化了周边的蛮夷。后世的称霸者都以他为榜样，却没有一个比得上他。齐桓公的称霸以武力为基础，但并不诉之于武力，只要能达到目的，能不打仗就不打。当时对齐国称霸威胁最大的是楚国，齐国带着联军前往问罪，但并不想真的开战。因为楚国很强大，一旦开战，损失无法估量。齐国千里迢迢地赶来，楚王说了一句话：“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涉吾地，何故？”这句话就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成语的出处。风，就是发情，意思就是，马发了情，也不会去找牛，你齐国离我这么老远，跑到我楚国来干什么？齐国就找了个借口，说楚国没有向周天子进贡。楚国也不想打仗，于是答应了向周天子朝贡。两国签了盟约，就退兵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从此无人能撼动。

在山东，与齐国以泰山相隔的是鲁国，鲁国的都城在曲阜。鲁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始终是个配角。鲁国是正宗的姬姓诸侯国，齐国姓姜，两国经常通婚，也经常打仗，齐国强大，鲁国总是被欺负。鲁国的成就是在文化上，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制定了周礼，鲁国很好地继承下来了。在整个周朝，除了周王室的图书馆（老子工作的地方），各种图书最全的就是鲁国了。古代的竹简书，不容易带走，很容易毁于战火，如果君王不重视，很容易遗失。我们知道，当时夸一个人有学问，叫“学富五车”，就是读过五车竹简，如果按字数算，五车竹简大概也就在一百万字左右。当然，一百万字用文言写的策论和一百万字的通俗小说差别很大。鲁国出了个孔子，这和鲁国一贯的保守作风有关，也是鲁国一贯以来文化建设的最大成就。

东周时各国都有自己的历史，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各国的史书都被烧了，只有鲁史幸存下来。这可能得益于孔子的弟子众多，抄写的附本多，其他国家的历史，只有一份，毁了就没了。晋朝的时候，盗墓者无意中在一位魏王的墓中挖出了《竹书记年》。《竹书纪年》前半部是晋国的历史，后来三家分晋，后半部就记录了魏国的历史。《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之间的很多事，与我们所了解的历史大相径庭，观点也相左，对全面正确了解先秦的历史非常有价值。所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灭百家之言，不是没罪过，罪过大了。

鲁史分春、夏、秋、冬记述，简称《春秋》，这本史书记载的年代大致与某个历史时期相当，于是后来我们就把这段历史时期称为“春秋”。而战国，则是当时对七个争霸的诸侯国的称呼，后来用来代指这一段历史时期。

鲁国的编年史只是按时间记述事件，作者并无明显的偏向性，孔子将《春秋》重新编辑整理。一字之差尽显褒贬之意，这就叫“春秋笔法”，也叫“微言大义”。从孔子开始，中国的史书不只是记事，还负有教化的作用。孔子还把当时的流行歌曲集《诗经》进行了删减，只留了三百篇（可惜啊，删掉的部分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叫“诗三百”。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是说没有阴谋诡计，全是真情流露。《诗经》里有很多古人谈恋爱的诗歌，孔子并没有反对，而是赞扬了他们的真性情。儒家一开始并没有那么迂腐，是后世的程朱理学提倡“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才把儒学搞成了假道学。

孔子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凡是上古的就是好的，凡是现在的就是坏的。礼和乐，是周朝维护秩序的两套法宝。在周朝，什么地位的人用什么样的礼，奏什么样的乐，都有严格规定。春秋时正是周礼被一步步破坏的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就是要恢复周礼。春秋早期，人们还相对单纯，没有那么多阴谋诡计，即使是打仗也很有骑士风度，举个例子：

邲之战的时候，楚军追击晋军，晋军的战车陷在泥地里出不来，楚军士兵就教他们把车前的横木抽掉，这样车就能跑了。晋军照做，车果然能动了，可是没跑多远，车又不动了。楚军又说，你把车上的旗子拔掉，把车辕上的横木扔了。晋军照做，车又能动了。晋军一边逃跑，一边对后面追击的楚军说，楚国果然是大国啊，仗打得多，逃跑也有经验。

孔子评价春秋的两位霸主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春秋时期战争中的君子风度正是从晋国开始被丢弃。齐桓公一生比较顺利，国事都交给管仲处理，虽然好色，但心态正常。而晋文公重耳，在外逃亡近二十年，吃尽了苦头，也看透了人生，做事讲现实，什么礼仪在他眼里都不能当饭吃。

宋襄公曾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意思就是说，在战场上，对已经受伤的士兵，不要进行二次伤害；头发花白的人，不要去抓他。古人打仗，不靠关隘险阻。我虽然是亡国的商朝后裔，也不会去进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

宋襄公一心想学齐桓公称霸，所以在战场上还要讲究这些谦谦君子之风，可惜时代变了，他这一套已经不管用了。孔子的祖上就是宋国人，也是商朝后裔，两人的想法倒是惊人的相似！

周礼内容繁杂，仅仪式程序这部分，就有祭礼、葬礼、婚礼、冠礼、笄礼，以及国王之礼、国君之礼、贵族之礼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只有专家才能搞得清楚。专门研究周礼的专家，被称为“儒家”。

即使是当时的国君，也搞不清在各种场合中该用什么礼节，演奏什么音乐，于是要聘请专人来帮忙，这个人随着国君出现在各种正式场合，叫“傧相”。孔子在鲁国担任了二十多年的傧相。“傧相”的职位很重要，后来演变成了国君的重要助手，也就是丞相。现代结婚时的伴郎、伴娘也叫傧相，正是借用了这个词。春秋时并没有丞相一职，战国时才有。只是我们有时习惯按后世的职位称呼，比如说“管仲相齐”，其实管仲的职位是大夫，并不是丞相，齐国还有两位比他职位高的卿，只不过实权都在管仲手上；还有“将相和”，蔺相如的职位是上卿，已经是诸侯国中最高职位的官了，相当于后来的丞相，但当时并不叫丞相。

孔子批评的乱世，也正是中华文明最灿烂辉煌的时候，我们叫“百家争鸣”，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受这些文明成果。与孔子几乎同时，也就是公元前5世纪，全世界的聪明人都诞生了，略举几例：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死后10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诞生；古希腊最聪明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只差了7岁。

山东与中原相连，地势平坦，没有任何山川险阻可以据守，所以在秦朝以后，山东历来都是中原政权的一部分。这里有渔盐之利，任何政权在取得了中原以后，都不会忘了把山东收入囊中。也正因如此，在历史上，山东并没什么特别大的战事。相反，在山东的南面——两淮地区，经常是中原和江南拉锯战的战场。

淮河南北，统称两淮。宋朝在这里设淮东、淮西二路，也称两淮。大致范围是，南到长江，北接山东，西连中原这部分。其中淮河到长江这部分称淮南，也称江淮。淮东的形成也是近几千年的事，时间短，还不稳定，沼泽密布，不利于行军打仗，战事主要发生在淮西，淮东同样也有渔盐之利。

在南北两朝对峙时期，江淮地区通常被江南政权占据，而淮北往往被中原政权收入囊中，所以淮河两岸就是南北政权拉锯战的主要战场。

淮北，以徐州为代表；淮南，以寿春为代表。

徐州原称彭城，因上古时这里有个彭国，彭城因此得名。三国时，曹操设徐州，治所设在彭城，这是徐州这个名字第一次和彭城有交集。到唐朝时，彭城就改称徐州了。

徐州虽然地处华北平原，没什么高山险阻，但徐州附近有一些低矮的山丘，依山筑城倒是十分方便。这些山丘不能跟太行山、秦岭相比，但是比一般的城墙还是要高，在阻挡敌人进攻方面，多少还能起一些作用。

白居易的《长相思》里写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这几句诗用来形容古时徐州的地形再合适不过。汴水，从荥阳北面的黄河，流经开封（也称汴梁），过商朝故都商丘，然后在徐州这里与泗水汇合。泗水发源于山东，流经鲁国的都城曲阜，过沛县，在徐州收汴水，然后向东南流入淮河。淮河有邗沟与长江相连，从长江南岸的京口（镇江境内），经江南水系，可直达苏州和杭州。瓜洲在扬州境内，是长江北岸的古渡口，“京口瓜洲一水间”指的是扬州和镇江境内的两个渡口隔长江相望。吴山，当然指的是古时吴国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江南。这几句诗的总体意思是，通过汴水和泗水，徐州可以向西直达中原古城开封，入黄河，通洛阳；向南，可以直达江南水乡，吴越之间。汴水、泗水，构成了隋朝大运河的南段，从江南一直到开封，最后在洛阳东北方的汜水镇入黄河，与北运河相连，北运河可直达涿郡（北京）。南宋的时候，黄河改道，经汴水夺淮河，汴水泥沙堆积，从此废弃，淮河也从此堵住了出海口。元朝修建京杭大运河，正是在徐州这里沿泗水北上，不再向西以洛阳为中心，有两个原因：一是元朝定都北京，洛阳不再是天下的中心；另一个原因，正是因为黄河改道，大量的泥沙让汴水成了土埂，今天徐州以西的废黄河就是以前的汴水。这条土埂把徐州以西的水系一分为二，北面的水汇积在一起形成了后来的微山湖，也就是铁道游击队出没的地方，微山湖里有芦苇沼泽，便于藏身；南面的水汇积在一起成了洪泽湖，洪泽湖在淮河的下游，淮河没了出海口，大量的水汇积在这里，所以洪泽湖很大，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前三名是鄱阳湖、洞庭湖、太湖，都是很早就有，只有洪泽湖是后来形成的。

徐州的北面有个沛县，刘邦起事的时候，一开始就占据了沛县，所以人称沛公。沛公并不是说他有公爵，在战国的时候，楚国最开始设县，县城的长官就叫县公，实际就相当于后来的县令或县长，沛公的意思就是沛县的县长。三国时，陶谦占据徐州（治所下邳，彭城以东），将刘备收留在小沛，小沛就是沛县。

徐州的南面，在今天的宿州市东南，有个大泽乡，这就是陈胜、吴广起义的地方。陈胜、吴广召集的是乌合之众，稍有成就就迫不及待地称王，手下也纷纷效仿，只要占据几个城池也学样子称王，所以死得也很快。但陈胜、吴广起义的意义不在这里，而在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在此之前，农民很松散，隶属于不同的卿大夫的封地，他们只和卿大夫有关系，和国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样全国的农民被分割成零星的小块，很难组织起来。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封建领主没有了，农民直接面向国家交税、服劳役，这样所有的农民都有了统一的服务对象，在暴*的年代，也就有了统一的仇恨对象，所以很容易被组织起来反抗。尤其在国家修建大型工程的时候，这些农民被组织到了一起，只要有人煽动，仇恨的种子就很容易蔓延，最终形成燎原之势。也正是陈胜、吴广的表率作用，刘邦才得以在乱世中趁势而起。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以往的帝王，都是贵族出身，改朝换代也是贵族之间的战争，和庶民没什么关系。一直到战国，平民才开始参与战争，以前都是贵族在前面作战，平民在后面搞搞后勤。先秦时，最早打仗的人称甲士，或武士，“士”代表的是贵族；到春秋战国时出现了步卒，“卒”就是平民了。再往后，士卒就不分了。先秦时流传下来的象棋，其实很明显，士和卒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刘邦在徐州一带折腾一通之后，毕竟没有根基，始终无法立足，后来投靠了项羽才算有了起色。项羽有江东作后盾，冲出江东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占领徐州。

徐州这个地方很难守，中原的势力、山东的势力、江南的势力，只要站稳了脚跟，都会来抢徐州。抢下徐州虽然不能定鼎天下，但如果徐州在别人手中，就相当于自己家门的钥匙在别人手上，令人寝食难安。所以我们看到，三国的时候，曹操平定了中原之后，就来抢徐州，兖州的吕布，也来抢徐州，淮南的袁术，也来抢徐州。到最后，即使是像吕布这样的人，也难以守住，实在是惦记这个地方的人太多，而徐州又无险可守。

徐州往南，在淮河的南面，就是寿春。寿春就是现在淮南市的寿县。战国的时候，楚国的都城郢都被秦国攻破，就迁都到了寿春。楚国虽然丢了荆襄地区，但还占据着江东，寿春是进攻中原的桥头堡，江东是大后方。汉朝的时候，这里是淮南王的封地，其中有一任淮南王叫刘安，是刘邦的孙子，召集手下人编了本书叫《淮南子》。胡适说《淮南子》是集道家之大成。当时的皇帝刘彻，也就是汉武帝，是刘安的侄子。汉武帝这时候还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正是风头正劲的时候。汉武帝前两任皇帝，尊崇的都是黄老之学，无为而治，所以给汉武帝积攒了很多钱。道家讲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但淮南王刘安最后还是造反了，可惜他碰上了汉武帝，最终失败自杀。

淮南顺淮河往东，就是淮阴（2001年更名为淮安市）。汉朝的开国功臣韩信就是出生在这里。韩信一开始被封为楚王，刘邦总担心他造反，后来找了个借口降为淮阴侯。淮阴和淮南其实是一个意思，都在淮河的南岸。中国地处北半球，山的南面和水的北岸都能照到太阳，所以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所以淮南和淮阴字面上意思是一样的，两地的命运也几乎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淮南（即寿春）更靠近中原，战事更激烈。淮阴正是大运河与淮河的交汇点，泗水（即大运河）在淮阴注入淮河。春秋的时候，吴国在这里开凿了最早的运河，从淮阴到瓜洲，称为邗沟。古人打仗，水路是最便捷的方式，吴国修邗沟，连泗水，是为了去打山东的齐国。所以淮阴是运河和淮河的交汇点，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淮河原本流过淮阴北面，向东注入东海，南宋时黄河夺淮，正是从淮阴这里开始，整个下游都被黄河的泥沙堵了，所以现在淮阴看不到淮河了，但运河还在。

不管是在三国还是在南北两朝对峙的时代，淮河以南通常被江东占有，而淮河以北就被中原占有。南方要防止北方进攻，必须全力守寿春。一旦寿春丢失，北军进入淮南，那么从寿春到庐州（合肥）一带的整个江淮地区都会被北军控制，北军就与南京隔江相望，剩下的就是渡江战役，也不会有什么悬念了。而对于北方来说，南方最有可能从寿春进攻中原，所以也必须死死盯住寿春的军事动向。

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明白了，寿春就是整个中国由北向南进攻的东线。最西线在四川，轻易用不上；中间的襄阳，易守难攻，谁先占着谁得便宜。而寿春，四处无险可守，仅仅北边有条淮河，很容易被突破，在军事上称不上壁垒。所以但凡乱世，寿春一带就是个绞肉机，附近一马平川，双方可以最大限度地在这里投入兵力，附近的城池都是几易其手，今天你抢过去，明天我抢回来，士兵死伤无数，最后谁也没讨到便宜。

对北方来说，襄阳易守难攻，同样近的寿春似乎更好攻。但好攻也意味着不好守。而对南方来说，一般大本营都在南京，如果要进兵中原，襄阳太远，不利调度，只要能守住就行，进攻的最好路线就是寿春，这里不但离南京近，而且还有水，便于运兵，运粮，运攻城器械。南方一旦突破淮河，必北上取徐州，先安定两淮；徐州可向西取中原，向北取山东。项羽就是这么做的，可惜他把四战之地的徐州当首都，忽略了关中、汉中和巴蜀这三个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寿春和徐州的东面，河网太密，不利于用兵，尤其是骑兵，难以施展优势。

两淮也是鱼米之乡。在历史上，山东的价值主要是经济价值；而两淮，不仅有经济价值，还有战略价值。尤其对于南方来说，要想北定中原，这里是最好的进攻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