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我们讲河北。

这里所说的河北不是河北省，而是黄河以北（主要以今天的黄河为参照物）。

这里正好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没有按照省份来讲各地的历史，而是按照历史上重要的地理单元来讲。这是因为从元朝设行省开始，统治者为了防止地方拥兵自重搞独立，有意将不同的地理单元打散，重新组合。蒙古人天生就会打仗，深知地形对战争的重要性，后来的王朝更是强化了这一点。比如皖南、皖北，比如苏南、苏北，地理位置不同，文化习俗也不同，被强行捏到了一起，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山西，自成一体。最典型的例子如汉中，历来都是作为巴蜀的附属单元，但统治者有意把它划到陕西，那意思就是，假如你四川想搞独立，你必须把汉中也拉下水才成，但汉中又属于陕西，它不会听你的，反而会监视你。从纯地理的角度讲，汉中在秦岭以南，属于南方，而陕西最北边已经到了河套地区的沙漠地带了，这么一大片地方想搞独立是绝不可能的。类似的例子很多，所以按行政区划来讲历史没有意义。况且，行政区的划分是人为的，每朝每代都在变化，地形地貌却基本没变。这些大的地理单元，几乎在每一次改朝换代中都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了解了这些地理单元的特点，你就会发现，历史上一些大事件的走向，脱离不了这些地理因素，各个割据势力的争斗，其实都有相同的规律。历史往往都有惊人的相似，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言归正传。

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这片地方，因为在黄河以北，所以称为河北。

河北有时也称河内，这个比较好理解，我们的帝王讲究面南背北，用他们的眼光看，河北在黄河里面，当然就是河内了。在中国古书上，如果看到河内，一般指的就是河北，绝不是越南的河内。越南的河内，虽然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属于中国，但直到1831年它才有河内这个名字，那时它已经脱离了中国。

汉朝时，在河南焦作市这个地方曾设过河内郡，在黄河北岸，对岸就是虎牢关。三国演义里有个方悦，号称河内名将，虎牢关之战时，一出场就被吕布给斩了。这个河内郡，从地理位置看，也在黄河以北，所以得名。

河北是古燕国、赵国所在的地方，所以河北也称燕赵之地。黄河在古书中称“河水”，所以历史书中的河南、河北、河西、河东都是以黄河为参照物来命名的。

燕国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北京，历史上一直离中原腹地太远。不仅远，还很弱，一直到战国的后期，燕国才登上历史的舞台。燕国后来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得益于燕昭王的“金台纳贤”，就是高筑一个台子，重金招揽天下有识之士，其中就有一个叫乐毅的投奔而来。这个台子就在现在北京金台夕照地铁站那个地方，金台夕照曾是燕京八景之一，现在除了这个名字外什么都没剩下。乐毅后来率燕国等五国联军一口气连下齐国七十多城，差点灭了齐国。战国后期，除了楚国之外，七雄之中有一东一西两个国家最强，就是齐国和秦国，乐毅打败齐国，一战成名，燕国也一举成为强国。

此后很多年，燕国也一直没有什么作为，一直到战国末期，因为荆轲刺秦王的事，又让燕国火了一把。不过燕太子丹的这一举动只是引火上身，加速了燕国的灭亡。

相反的，赵国从战国一开始就很活跃。赵国一开始的重心在山西北部，后来把都城迁到邯郸后，重心就放在河北了。赵国灭掉中山国之后，一举成为河北地区最大的国家。整个河北的形式是，燕国占领北部，赵国在中间，魏国占领南部一小部分，这中间还夹着一个卫国。卫国原有的土地已经被魏国占领，卫国公室跑到了野王（沁阳），只是保留了一个卫国的名分。

燕国和赵国的界线就是易水。易水发源于涞源，位于河北省的易县境内。荆轲刺秦王时，赵国已经被秦国占了。从易水到燕国的首都蓟城（北京）中间，就是督亢，荆轲刺秦王时带的就是这个地方的地图，太子丹送到这里，算是送到头了。督亢地区产粮，是燕国最好的一块地方，所以秦国垂涎。督亢就是后来的涿县，刘备和张飞就出生在这里。涿县后来改名叫涿州，依然是河北最好的产粮区。赵国和魏国的界线就是漳河，漳河发源于长治，东出太行山后过邺城，魏文候任命西门豹到邺城（今河南安阳以北）任县令（当时叫县公），当时漳河水经常泛滥，地方豪强拿少女祭河伯，西门豹到任后，惩治了地方豪强，治理了漳河，发展农业，使邺城发展壮大。后来曹操就是在邺城修建了铜雀台，曹植在《铜雀台赋》里就说：“临漳水之长流兮，望园果之滋荣。”可见当时漳河的水很大。邺城也是建安文学的大本营，南北朝时有六个朝代在这里建都，现在只剩下一个遗址。现今的漳河也是河北省与河南省的界河，相比古漳河（漳水），在东出太行山以后往南偏移了不少。

在荆轲刺秦王之前，晋国也出了一个有名的刺客，这就是豫让，他行刺的目标是赵国的开创者赵襄子。晋国一直是六卿掌权，这六个大家族都有可能独立为国，一开始赵、魏、韩还不是最强的，经过一番争斗后，只剩四家，智伯最强，经常欺负赵、魏、韩三家，后来三家在赵襄子的鼓动下，联合起来灭了智伯。赵襄子对智伯恨之入骨，就拿智伯的头盖骨当酒杯用。豫让是智伯的家臣，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智伯死后，豫让一心想杀赵襄子替智伯报仇，于是改名换姓混进赵家，结果被发现了，赵襄子念他是义士，放了他。第二次，豫让又是毁容，又是吞炭把嗓子烧哑了，连他老婆都认不出来了，然后又去行刺赵襄子。这次是在一座桥上，没想到赵襄子还是发现了他，又被抓了。豫让求赵襄子脱件衣服给他，让他刺了几剑，算是替智伯报了仇，然后自杀了。豫让死前说了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豫让行刺的这座桥后人管它叫豫让桥，在现在河北省的邢台县。豫让的事迹传遍赵国，燕赵大地的侠士们为之唏嘘不已，这就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开端。河北这块地方，总的来说地薄人众，人们好侠任武，悲歌慷慨。荆轲去刺杀秦王时，高渐离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闻者无不动容。

赵国最伟大的人物要算赵武灵王了。赵武灵王之前，赵国还算不上强大。赵武灵王最大的改革就是胡服骑射，一项简单的改革，让赵国国力大增。此后赵国北击匈奴，占领了阴山南北地区，向东灭掉了中山国，使赵国的领土东西连成一片，在全国排第三，仅次于楚国和秦国。胡服骑射不仅改变了赵国的国运，也改变了战国时各国的作战方式。春秋时，各国主力部队是战车，一辆战车就是一乘，由四匹马拉着，后面再配大约七十二名步兵，就是一个战斗单元。战车冲击力强，步兵只能当配角，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国就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实力。但战车有两个问题，一是造价高，二是机动性差，只适合平地，路不平或太窄就跑不了战车，而且驾驭战车是一项高难度的技术，各国贵族从小就要练习，称之为“御”。赵武灵王在跟匈奴的作战中，发现匈奴人的骑兵比战车好使，机动性强，来去如风，特别是在山地；而且造价便宜，训练起来也比驾车容易。胡服骑射的效果立竿见影，各国纷纷效仿，不再发展战车，而改用骑兵。但骑兵真正成为各个战场的主力还要再等几百年，项羽就是擅用骑兵的猛将。战国时车骑混用是主流，除了赵国，其他诸侯的骑兵规模都不大，反而是更便宜的步兵得到了大力发展，孙膑灭庞涓主要用的就是步兵。一个原因是中原地区不产马，另一个原因是马镫还没有发明出来，要训练一名士兵在马上冲杀而不掉下来不容易。这时候骑兵的主要作用是突袭，向敌人射箭，所以叫骑射，射完就跑，还不能骑着马和敌人近身格斗，没有马镫很容易掉下来。

胡服骑射还改变了中国人的穿衣习俗。传统的华夏服装是没有裤子的，大袍子下面是空的，只有腿上绑了两个绑腿，叫胫衣，穿这种衣服骑马磨屁股磨腿，很不舒服。所以武将都是站在战车上打仗，平时席地而坐也不会走光。胡服让华夏人有了裤子，一是可以骑上马打仗，二是到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高腿的桌椅进来之后，中国人也就不再席地而坐，改坐椅子了。

战国后期，在齐国、楚国相继衰落之后，赵国成了抵抗强秦的中流砥柱，出现了蔺相如、廉颇等一批人物。长平之战后，赵国元气大伤，紧接着又是邯郸之战，赵国几乎垮掉。谁知赵国又出了个李牧，还杀了十万秦军，赵国又挺了好几年。如果要认祖归宗的话，其实秦赵两国是一家，都是源自商朝一位嬴姓猛将飞廉。飞廉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恶来，小儿子叫季胜。季胜这一支，因为给周穆王驾车有功，被封在赵地，就以赵为氏。大儿子恶来这一支后来因为给周天子养马有功，被封在秦地，以秦为氏。这两家本是同根生，相爱相杀几百年不断，所以也有人推测说，赵高就是赵国公族之后，后来秦国亡在他手里，也算是替赵家报了仇。

从整个战国后期来看，与强秦抗衡，最悲壮的就是燕赵两国。齐国虽是大国，却一直没有作为，只贪图小便宜，忙着吞并附近的小国，对抗秦没有积极性。楚国自从丢掉了郢都，迁到寿春后，春申君把持国政，也没有什么作为，大多时候都在自己的封地申（上海）享乐。反倒是赵国表现得最猛烈，不停地在和秦国争斗。燕国虽弱小，却也发出最后绝命的一击。

秦统一中国后，燕国的都城蓟城改为蓟县，属广阳郡；汉朝，蓟县属幽州。

东汉末年，一个卖草鞋的平民，在乱世中崛起，这就是刘备。刘备是涿县人，张飞也是涿县人，关羽是解良（今山西运城）人，因杀了人逃到涿县避官司，三人就凑到了一起，桃园结义。涿县属于涿郡，而涿郡又属于幽州，幽州的治所在蓟县（北京），涿县离蓟县很近，不到一百千米，而当时据有幽州的是公孙瓒，所以刘备哥仨后来就投奔了公孙瓒，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近。在公孙瓒那里，认识了赵云。赵云是常山郡真定县人（今石家庄正定县）。三国里面，只有这个团队是草根出身，曹操和孙权都有家底，孙权更是个富二代。这个出自燕赵之地的草根团队起步很糟糕，没有资本，没有根据地，一路流亡，但最终竟三分天下，可以说是最了不起的一个团队。袁绍四世三公都把家底折腾没了，刘备白手起家却开创了一番事业，这就是差距。

曹操占领河北后，还北征过乌桓（乌桓也叫乌丸，都是音译，意思一样）。这更让人感觉到做人的差距，曹操一边和中原诸侯抢夺地盘，一边还顺手把北方的游牧民族给平定了，而后来的西晋，窃取了曹家的天下，却让游牧民族进来把中原搞得一团糟，差点让整个汉族消失了。

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人的慕容氏先后在这里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四个政权。北燕是被鲜卑化的汉人建的，南燕在河南和山东一带。而前燕和后燕就在河北，一个定都蓟县，一个定都中山（河北定州）。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慕容复一心想着要恢复燕国，原型就来自这里。但北宋离当年的慕容氏燕国太久远，中间还隔着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五代十国，慕容氏早就不复当年了，不可能还想着恢复曾经的那个燕国。

河北这个地方，在宋代以前，一直被冷落。那时候的游牧民族主要从北方来，首当其冲的是山西和陕西。从五代十国开始，东北的游牧民族崛起，北京这个地方就成了重中之重。

北京的东方，从山海关到锦州，是一条狭窄的通道，称为辽西走廊。走廊北面是燕山，南面是大海，易守难攻。在秦汉时期，辽西走廊还很不稳定，加上那时的海平面比现在高，辽西走廊的通行条件并不好，曹操一开始本想走辽西走廊追击乌桓，正好赶上雨季，道路不通，只好翻越燕山。那时从华北到东北的主要通道就是过了山海关以后北上，从大凌河的源头顺河谷而下，到达辽河平原；或者先走无终道，也可以顺大凌河而下。一直到五代十国时期，辽国割走了燕云十六州，辽西成了腹地，辽国俘虏了大量的汉人到这里开荒种地，当然也包括修路，才彻底打通了辽西走廊。

北京的北边，从居庸关开始，到张家口，也是一条狭窄的通道穿过燕山和太行山之间的缝隙。而整个北边，有燕山阻隔，燕山以北是蒙古高原。所以北京是整个华北平原的北大门，不管是从东北还是蒙古高原过来的游牧民族，主要就是从这两个地方进入，只要守住这两个地方，中原就安全，而守这两个地方的大后方，就在北京。

刚才提到过，五代十国时期，辽国割走了燕云十六州，相当于整个中国的北大门把控在契丹人手里。燕云十六州就包含了北京和大同，契丹人可以随时进入河北和山西北部劫掠，北宋朝廷为此头痛不已。特别是河北，与中原之间没有任何屏障，游牧民族又都是骑兵，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北宋和辽国背后的金人结盟。完颜阿骨打对北宋还真是不错，灭了辽国后把燕云十六州还给了北宋。但是好景不长，阿骨打死后，金人立马南下，于是就有了“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一隅。一直到蒙古人入主中原，北京突然就不算边疆了，而是处于整个元朝的腹地。元朝人把北京（当时叫大都）设为首都，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这里处于元帝国的中心，二是这里正好是北方草原和南方农耕平原的分界点，一旦中原有变故，蒙古人可以从这里迅速退回草原，不至于被人截断了后路，事实上他们后来也是这么做的。

蒙古人定都北京，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国的政治中心原来在中原腹地洛阳、开封一带，蒙古人定都北京后，弃用了隋朝时修建的大运河，截弯取直，直接从江南修到了北京。这一举动使洛阳、开封从此失去了中心的地位，中国的政治、文化就集中在北京和南京这两京之间，整个中国的重心东移，也造就了天津这座城市。天津作为京杭大运河到北京的前站，成了一个物资转运中心，明朝时朱棣从这里上船走运河南下争夺皇位，后来当了皇帝，就把这里命名为天津。天津，顾名思义，就是天子的渡口。

蒙古人还取消了科举。在隋朝开创科举之前，官员都是贵族出身，但贵族和贵族还不一样。在先秦，实行的是分封制，贵族治理的地盘是自己的，没有理由不想办法把它治理好。秦以后，实行郡县制，地盘是皇家的，治理得好不好和贵族没关系，贵族只要利益就行，这时与其称他们为贵族，不如说是门阀，世代相袭，拼命攫取皇家和百姓的利益，这样整个官僚体制就出问题了，社会阶层固化，国家缺少活力，最明显的就是两晋。隋朝发明了科举，给读书人一个上升的通道，同时也打击了世袭门阀，形成一套自我更新的官僚体系，整个国家也泛发出活力。

蒙古人把这个取消了，士子们失去了上升通道，心底有怨气无处发泄，为明朝的崛起埋下了伏笔。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没什么文化，但一大批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愿意跟随他，就是这个道理。蒙古人取消科举后，读书人没官做，只能到底层的戏班子里去和歌伎打成一片，结果创造了戏曲。要知道，希腊悲剧早在2500年前就有了，中国在这方面却一直是片空白，到元朝才总算把这一缺憾补齐了。

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和别的少数民族不一样，不但不汉化，还搞种族歧视。蒙古人把全国人按人种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第三等北方汉人，第四等南方汉人。又按职业把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读书人是第九等，比妓女还低一等，这就是“臭老九”这一词的来历。当官的只能是蒙古人，色目人能做个吏，北方汉人实际包含了以前的金人，真正的汉人地位最底，只能任人宰割了。在这种严酷的制度下，社会阶层极度固化，迟早要出问题。果然，才九十多年，蒙古人就退回大漠放羊去了。

蒙古人带来的好处，主要是世界性的。蒙古人统治的元朝和其他几个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很容易就促进了世界的交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马可波罗游记》，正是蒙古人的影响力，才有了这本书，这本书促进了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最终导致了人类海洋文明的到来。欧洲正是从大航海时代开始，日益发达，最终携海洋文明的成果，带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正是从蒙古人开始，中国的历史不再是单独的历史，而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明朝一开始定都南京，实际上是一个仓促的选择，朱元璋还派儿子到关中考查过，想迁都，但没几年他就死了。定都南京有个问题，蒙古人虽然退回了草原，但依然强大，作为北大门的北京是最好的防守地，北京离南京太远，如果边关有事，就是八百里加急，也会错失战机。如果派重兵镇守北京，又容易尾大不掉，形成割据势力，另立中央。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驻守北京的燕王朱棣兵强马壮，把侄子建文帝干掉了，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样，天子守国门，北方边关才算稳定了。

明朝后期的实力已经很弱，边关防守都退回到了长城一线，远不如汉唐。但防守也容易，重兵都在北京，只要防住了山海关和居庸关就可以。这两个关口从地形上看也好防守，关外都是长长的狭谷，敌人用兵、运粮都不方便，适合快进，只要守住关口，敌人攻关不下，只能退出，不能久留。而从关口到北京都是平原，调兵运粮都方便。明朝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这时候西方已经进入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在南美洲发现了大量的白银，白银流入中国，导致中国经济通货膨胀，中央财政出现赤字。打仗是非常费钱的，白银不像钞票，可以开动印刷机。崇祯帝死时，国库基本是空的，所以李自成要在北京城里打土豪充军费，结果就打到吴三桂的老爹头上了。

满族人进入北京后，采取了和蒙古人不同的政策。满族人比蒙古人更了解汉人，他们以前叫女真人，后来改叫满人，有一个原因就是怕汉人记仇。满人入关后，一开始打出的旗号就是替崇祯帝报仇。满人的政策总体来讲可以总结为：内心汉化，外表满化。就是心里全面接受汉文化，但在面子上，所有汉人都要剃发易服，清朝征服中原的主要矛盾就在这里。其实从周公制礼仪开始，中国人的华夷之辨从来都是用文化来区分，而不是种族。周朝时四周的蛮夷，有些并不是少数民族，而是先朝比如夏、商时期的诸侯国，只是他们不服周，以夷狄自处而已，姜子牙就是东夷人，匈奴人还说自己是黄帝的后裔呢！华夏是个文化概念而不是血统。所以这就造成一个固有的观念，不管你什么人来统治，只要接受我们的文化，实行儒家治国那一套就行，管你是汉人还是满人呢！

满人一开始打北方很顺利，不顺利的是后来颁布了剃发令，即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现在影视剧里都对清朝的发型进行了美化，实际上一开始清朝的发型并不是这样，剃发后只留脑后很小一部分，不是只剃前额一点点，整个脑袋顶都是光的，即所谓的“铜钱鼠尾”，确实很丑。你想想看，即使是现在，如果让你马上剃成这样的头你也受不了。一直到晚清，清朝的发型才逐步妥协，剃得少了，变成了阴阳头，辫子也粗了。服饰和发型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汉文化，对这两样都很讲究，我们称衣冠，代表的是一种身份，我们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怎么能随便剃掉呢？

说到江南一带的抗清斗争，很多人都会误解，说你看，每次北方的游牧民族一过来，北方人都不抵抗，看似柔弱的南方人反而抗争得最激烈。这其实是个误解，你只要看看北方的地形就知道了，从北京开始，河北到河南都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山川险阻可以固守，面对游牧民族的铁蹄，北方人再怎么抵抗也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倒是江南，水网密布，每下一城都很困难，这是地形的因素，不是人的因素。每一次游牧民族入侵，北方人总是首当其冲，第一个站起来反抗的也是他们。燕赵多慷慨之士，因为慷慨，多有悲歌，河北大地一次次地被蹂躏，又一次次地站起来，正是他们血性的证明。沧州成为武术之乡，是有历史原因的。后人到了易水，还是会感叹：

此地别燕丹，

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

今日水犹寒。

——【唐】骆宾王《于易水送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