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指的是渭河下游，从宝鸡到咸阳、西安，以及渭南这一带。这是一个盆地，号称八百里秦川，东临黄河，其余三面都是高山险阻，北面是黄土高原，有黄龙山、子午岭，西面是陇山，南面是秦岭。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难攻。

为什么叫关中？因为在过去，进出秦川只有四个险要的关口：东面是函谷关，南面是武关，西面是散关，北面是萧关。

东面，隔黄河相望的是山西。黄河在华阴这里拐了个弯，向东流去，在黄河的南面，有一条狭长的通道通往洛阳，在这条通道上，有个有名的关口，就是函谷关。函谷关北面是黄河，南面是崤山（xiáo shān），最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辆战车。所以守关中，主要就是守函谷关。秦始皇统一中国，正是从这里出兵中原。后来刘邦、项羽灭秦时，与楚怀王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刘邦一开始是打算从函谷关入秦的，不料洛阳久攻不下，只好往南从武关进攻。项羽因北上救赵，耽误了时间，等他赶到函谷关时，才知道刘邦已经攻下了咸阳。

函谷关在秦汉以前，都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重要关口。但这里毕竟离关中腹地太远，补给相对困难。位于黄河拐角处的潼关，离长安很近，补给方便，到了东汉后，逐渐取代了函谷关的地位。

潼关还有个好处，能防止位于山西的敌军南过黄河包抄后路。黄河不同于长江，长江冬天也不会结冰，所以称为天堑，黄河在北方，冬天河面会结冰，结冰后就和平地没什么区别。春秋时期著名的“崤之战”就是个例子。秦国千里迢迢，出函谷，过洛阳，去攻打中原的郑国，结果被郑国一个商人弦高施了一计，以为郑国有防备，只好回来。当时正是冬季，黄河已结了冰，在回来的路上，过崤山的时候，遭到了晋国军队的两面夹击，秦军被堵在峡谷之中，进退两难，最后全军覆没。这一战，让秦国很多年都不敢再图谋中原，只能向西发展，秦*两国也从此结下了世仇。

当然，“崤之战”发生的时候，这里只有峡谷，没有关隘，“崤之战”让秦国认识到了函谷对秦国的重要性。后来秦国占领了函谷后，就在这里修建了函谷关。从那时候开始，进出秦国都要经过函谷关。齐国的孟尝君从秦国逃脱的时候，走的就是函谷关，鸡鸣狗盗的成语就出自这里。最有名的要算老子骑青牛西出函谷了。老子（李耳）原来在洛阳周王室的图书馆工作。那时候书都是竹简做的，很贵也很重，一般人接触不到这么多书，老子有这个工作便利，读了很多书，学问很高。从洛阳去秦国，路过函谷关的时候，关令尹喜知道老子学问好，一定要他留下点什么才肯放他走。老子无奈，只得在那里停留了半年，写下了五千字的《道德经》，后来被道家奉为经典，老子被奉为道家始祖。

潼关取代函谷关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黄河下切，道路日益狭窄，影响交通，这里就不细说了。

武关，其实在关中的东南方。从陕西的蓝田，到河南的南阳盆地，有一条狭长的通道穿过秦岭，武关就在这里，位于今天的丹凤县。丹水也发源于这里。丹水也叫丹江，是汉江的第一大支流，汉江又是长江的第一大支流。丹江和汉江交汇的地方，就是丹江口，1958年这里修建了一个水库，就是丹江口水库，南水北调中线的水就是从这里调到北京的。这里的水比长江的水干净很多。

前面说过，刘邦攻秦的时候，本来是打算从函谷关进攻的，后来改从武关进攻。武关是咸阳、长安的南大门。出了武关就是南阳盆地，往南直叩襄阳，往北就是中原。秦楚两国的交往或争斗，走的都是这条通道。春秋时，武关属于商於，也就是今天的丹凤县。商於原本属于楚国，后来秦国因变法而强大，占领了商於之地，秦君就把这块地封给了变法的功臣，称为商君，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商鞅。商鞅原是卫国人，称卫鞅；同时又是公族之后，所以又称公孙鞅；被封为商君之后才称为商鞅。

散关在宝鸡以南，是关中通往汉中的咽喉要道。汉中是块小盆地，紧邻巴蜀。从关中到汉中，要穿越秦岭，所以这里山高水险，极其难走。在古代，这里根本没办法修路，多用栈道。曲折的谷道大致有四条：自西向东，分别是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

过了散关往南，就是陈仓道，韩信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楚怀王曾对项羽和刘邦说，先入关中者王之，结果刘邦先到了，项羽怀疑刘邦有取代自己的野心，就摆了一道鸿门宴，想杀刘邦，最终还是心慈手软没下手；项羽后来自称西楚霸王，故意封刘邦为汉中王，让秦国的三个降将守关中，监视刘邦。刘邦为了表示自己无意争霸中原，在前往汉中后就把从关中通往汉中的栈道都烧了。等刘邦攒够了实力，要与项羽一较高下的时候，韩信就让樊哙、灌婴等人率兵从祁山道佯攻陇西，韩信偷偷从陈仓这里进了关中。

褒斜道，或者叫斜谷（斜水的河谷），因为汉中是商朝褒国（烽火戏诸侯的那位褒姒的出生地）所在地，这里还有条褒水，褒水连接斜水的谷道，所以也叫褒斜道。从斜谷出去就是关中的五丈原，诸葛亮最后就是死在这里，这里其实离长安已经不远了。斜谷在战国时发生过一件事，秦国大将司马错认为，应该先取蜀国，然后顺江而下取楚国，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思维，用四川的粮和关中的兵，就可以横扫天下。秦国就是从斜谷道出兵，先占领汉中，然后占领巴蜀，最后顺长江攻占了楚国的郢都。

傥骆道极为险峻，难以用兵。当我在地图上试图画出这条道路时，发现它穿越了好几条分水岭，这种路，除了当地山民行走，一般不会用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子午道，或者说子午谷，就比较有名了，主要是因为魏延。子午谷正对着长安，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时候，魏延曾建议直接出子午谷，不用绕道祁山。祁山在陈仓的西面，现陇南市的礼县。魏延建议诸葛亮出子午谷直逼长安，后来的历史证明，这是个馊主意。明末闯王高迎祥就用了魏延的方法，结果遭到孙传庭的伏击，全军覆没，自己也被俘，押往北京，凌迟处死了。他死了之后，李自成才接过闯王这个旗号，打到北京。

下面我们来看看诸葛亮六出祁山的路线：

一出祁山

诸葛亮恢复与吴国的联盟、平定南中后，就准备北伐曹魏。第一次北伐在蜀汉建兴六年（228年）春，令赵云等作疑兵，摆出由斜谷（眉县南）进攻郿城（眉县北）的架势，以吸引魏军；自己则率主力向祁山（今甘肃陇南礼县祁山镇）方向进攻，陇西的天水、南安、安定相继投降。在这里，诸葛亮还收服了姜维，姜维后来成为他的得力接班人。可是马谡不听诸葛亮的劝告，被张郃打败，丢失了街亭；赵云也出兵不利，最后诸葛亮不得不退回汉中。

街亭在横贯陇山的番须道的西口。番须道开通于东汉光武帝时期。在此之前，从陇右到关中唯一的通道是关陇道，在番须道开通之后，关陇古道逐渐荒废。直到今天，番须道仍在使用，而关陇道已经废弃了，即使我们用现代化的工程手段，在这里修路也是困难重重，何况古人，由此可见关陇古道的险峻。在当时，番须道已经取代了关陇古道的地位，而街亭就是番须道的咽喉。

陇山东边是关中，西边是陇西，街亭是这两个地方的出入口。诸葛亮这次北伐，基本占领了陇右，可街亭一丢，等于大门被魏军占领，陇右也保不住。马谡丢了街亭不是一件小事，等于这次北伐成果全部泡汤，诸葛亮也只好挥泪斩马谡了。

二出祁山

第二次北伐是同年冬，陆逊在石亭打败曹休之后，诸葛亮趁机走陈仓道，出散关，包围陈仓，结果打了二十多天也没打下来，魏国的援军又已赶到，蜀军不得已又退回汉中。这一次，和当年韩信走的路是一样的，但结果差别很大，最终是无功而返。韩信面对的敌人是项羽，当时项羽的主力在攻打齐国，关中是由几个秦国的降将把守，而诸葛亮面对的都是曹魏的精锐主力。

三出祁山

第三次北伐是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进攻武都（今甘肃成县）、阴平（今甘肃文县），打败魏国援军，占了这两郡，留了些军队把守，自己率部回师。第二年，魏军从子午谷、斜谷主动进攻汉中，诸葛亮派兵防守，又由于连日大雨，子午谷、斜谷等道路不通，魏军无功而返。这次，诸葛亮只是打通了通往祁山的道路，他的战略目标还是先占据陇右，再由陇右向关中推进。

四出祁山

第四次北伐是建兴九年（231年），蜀军包围祁山，魏军统帅司马懿迎战。司马懿深知蜀军远来，军粮不多，于是凭险固守，根本不出来应战。诸葛亮想诱敌深入，但司马懿追赶得很谨慎，蜀军一停，他就扎营防守，也不追击。恰巧在这个时候，刘禅听信谗言，说诸葛亮早晚要称帝，于是下令诸葛亮退兵，加上蜀军粮草也快用完了，诸葛亮只好班师回朝，并在回去的途中用伏兵杀了魏国名将张郃。

五出祁山

第五次北伐是建兴十二年（234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口，到达眉县，在渭水南岸五丈原扎营。这次是诸葛亮比较冒险的一次行动，五丈原离长安只有一百多千米，算是深入关中腹地了。但司马懿也很谨慎，深沟高垒，不与蜀军作战。他还料定蜀军远来，粮草运输困难，难以久持，想把蜀军拖垮。但诸葛亮也有准备，在渭水分兵屯田，做长期作战的准备。诸葛亮在这次出兵前曾与孙权约定同时攻魏，结果吴军攻魏失败，撤回江东，蜀军只好与魏军单方面周旋。到了八月，诸葛亮积劳成疾，病情日益严重，不久就与世长辞。诸葛亮死后，姜维等遵照他的遗嘱，秘不发丧，全军退入斜谷。

诸葛亮出师北伐实际只有五次，其中真正出兵攻打祁山只有两次，一次走陈仓道，一次走斜谷，还有一次只是占领两座城池，打通到祁山的道路；至于第六次，就是三出祁山时魏军反攻的那一次，不是诸葛亮主动出击。后人为了叙述方便，就说成是“六出祁山”。

可以说，从汉中到关中的路，能试的诸葛亮都试了，唯一没走的是子午谷。子午谷正对着长安，这里有重兵把守，诸葛亮素来用兵谨慎，绝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诸葛亮的战略规划，还是想以祁山为基地，占领陇右，然后慢慢向关中推进。从五次北伐也可以看出来，最关键的因素是补给线太长，取粮困难，导致了最终的失败。如果能先占据陇右，就地取粮，胜算就大得多。这条路也是当年秦国的发展之路，秦国最早是在陇右养马，周王室东迁之后，才开始一步步向关中推进。

四关之中最北面的萧关，在六盘山的东麓，现在宁夏的固原市，是关中通往河西走廊的咽喉要道，也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经萧关，过河西走廊，入西域。所以萧关不仅是个军事关口，还是个商贸要道。六盘山又叫陇山，它的西边就是陇西，或叫陇右，也就是兰州、天水一带。“得陇望蜀”的成语说的就是这里。六盘山往东三百千米就是延安。红军四渡赤水后，穿云贵高原，过大雪山，一路人迹罕至，过了六盘山，才算看到了生的希望，所以当年***在此豪迈地写下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关中三面环山，东临黄河，中间是渭河平原，在中国的地形独一无二。这里可以养兵，好防守，离中原又近，所以极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一旦形成气候，就可以出函谷关进军中原。从西周到汉唐，绵延一千多年，这里一直是中国的首都所在地，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虽然中间有过几次东迁，但历来洛阳都是长安的副都，如果不是关中作为根基，洛阳也难以独存。

这里也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早在商朝的时候，周人就在这里繁衍。周人的发祥地在西岐（现陕西岐山），所谓凤鸣岐山指的就是这里。周人拥有关中，逐渐坐大，就有东进灭商的想法了。

商朝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这里长年受黄河改道泛滥之苦，所以商朝总在不停地迁都，最后迁到了朝歌（现河南淇县）。中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周人有关中作后盾，实力非凡，结果可想而知。牧野一战，周人大获全胜，纣王自杀身亡。武王灭商后，建立周朝。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只称王不称帝的朝代，之前的三皇五帝不用说了，后面的秦始皇大家也知道，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历史记载称帝辛，也是帝而不是王。周朝后来把首都迁到了镐京（今西安），同时在中原建了副都洛邑（今洛阳），以王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从这里开始。

周朝实行封建制，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几百个诸侯，自己坐镇中央，也就是说，从岐山到洛阳，都属于王畿。四周是诸侯作为屏障，再往外非华夏族人就称为蛮夷，即所谓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一开始诸侯国都很小，很多诸侯国与蛮夷杂处。当时的秦国更小，连个爵位都没有，只是个附庸，位置就在陇西的西犬丘。陇西产马，秦国就是给周天子养马的，是名副其实的“弼马温”。

转机就在周幽王身上。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历史上褒姒有没有烽火戏诸侯不知道，但周幽王对她百般宠爱倒是真的，以至于立褒姒为后，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原来的王后是申国人，就被废了。申国在哪里呢？就在宛城（今南阳），替周天子守着南大门。申侯一看自己的女儿被废，外孙也当不成王了，就不干了，于是联合犬戎，打入镐京。请神容易送神难，犬戎一来，就失去了控制，一路烧杀劫掠，一把火把镐京烧成了废墟。幽王、太子也被杀，褒姒失踪。申侯的外孙继位，这就是平王。镐京被毁，没法待了，周平王只好东迁到洛阳。这就是历史上的平王东迁，从此西周就变成东周。在这场变故中，秦国护驾有功，才被封为伯爵。周平王就对秦伯说了，反正镐京一带已经被戎人占了，是个烂摊子，你要是有本事把它收回来，这块地方就是你的了。后来秦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逐步平定了周边的犬戎，占据了关中，也就是周人的老家。就这样，周朝从此衰落，它的王者之气随着关中这个地方一并传到了秦国人手里。

秦国人继续演绎着周人的故事，在关中积蓄实力，一旦时机成熟，就东出函谷问鼎中原。

关中平原本来就很富有，到了秦始皇时期就更上一层楼。秦国总共搞过三大水利工程：都江堰、灵渠以及郑国渠。郑国渠就在关中，本来是个陷阱，不是秦国想修的。在当时，兴修水利是一件非常消耗国力的事，没有现代化的机械，只能靠民工，征调民工不仅会影响征兵，更会影响农业生产，这对于一个农耕国家来说是很容易动摇根本的。韩国是秦国的东邻，秦国东出中原首当其冲的就是韩国，于是韩国就想了个计策，派了一个叫郑国的人去帮秦国修水利灌溉工程，以消耗秦国的实力。秦国人上当了，修到一半才发现是个计谋，于是要杀郑国，郑国说：“修渠只是为韩国拖延几年寿命，却为秦国立下万世之功。”这话说得好，秦王于是命郑国继续修渠。花费了十余年总算修完，结果果然如郑国所说，为秦国立下了万世之功。有了郑国渠，八百里秦川更加富有。秦始皇能统一全国，郑国渠功不可没。

但真正让秦国强大的不仅仅是郑国渠。秦国能统一六国，关键还在于变法。而最先变法的，并不是秦国。

整个春秋时期，中原各路诸侯轮番称霸，秦国也一直想冲出函谷关在中原露个脸，却没能成功。秦穆公也只是向西拓地千里，东面有强大的晋国阻挡，秦国想冲出关中很难。

到战国时，魏国在李悝（kuī）的变法下首先称霸。魏文侯以李悝为相，以吴起为将，一度占领了河西之地，压得秦国喘不过气来。吴起是个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变态狂，杀妻求将，与士兵同吃同住。秦国在吴起面前，连战连败，毫无还手之力，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魏文侯死后，魏武侯继位，吴起功高盖主，受到权臣的猜忌，于是逃往楚国。秦国这才有了喘息之机。

吴起在魏国的时候，只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到了楚国之后，受到李悝的影响，吴起也开始变法。楚国在吴起的变法下更加强大，向南攻打百越，扩张地盘。楚国不像魏国，楚国是个传统的大国，贵族势力大；魏国是刚从晋国里分出来的，贵族势力的根基还不深。吴起的变法引起了楚国贵族势力的不满，等支持吴起的楚悼王一死，贵族们就联合起来要杀吴起。吴起一看走投无路，就躲到楚悼王的尸体后，贵族们向他射箭，也射到了楚悼王的身上。楚国的法令，伤害楚王的尸体灭三族。楚肃王继位后，把向楚悼王射箭的人统统处死，吴起的尸体也被车裂（五马分尸）。吴起在临死前想到用这个方法替自己报仇，确实聪明。但是，吴起一死，他在楚国立下的法令也就废止了，楚国又回到了老路上。

魏国和楚国因变法而强大让列国看到了变法的力量，于是纷纷效仿。秦国地处西部边陲，一直被中原诸侯看不起，更是对变法有强烈的渴望，这个时候商鞅就出现了。

商鞅的变法深受李悝和吴起的影响，其实他们的变法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商鞅做得更彻底，执行得更严酷。

商鞅变法的本质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改分封制为郡县制。

什么是分封制？周朝创立之初，除了王畿之外，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国，所以分封制也叫封建制；诸侯在自己的国家完全自治，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令，周王不干涉诸侯国的内政。同样的，诸侯国的国君自己留一块土地，剩下的土地就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的封地就叫家，在自己的家里，卿大夫有自己的家规，有自己的家兵；卿大夫往下就是士，士是最低一级的贵族，有贵族的身份，没有土地，只能自己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叫修身。士修身，卿大夫齐家，诸侯治国，王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意指的是这四个等级贵族的职责。

与分封制配套的贵族承袭制度叫宗法制，宗法制的核心就是嫡长子通吃，大意是：天子的嫡长子继承王的爵位和财产，其他诸子封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爵位和一切财产，其他诸子封大夫；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大夫的爵位和财产，其他诸子成了没有财产的士。

在诸侯国中，卿大夫既是爵位，也是职位，而且世袭罔替。这样一来，卿大夫作为诸侯国国君的臣子，势力越来越大，还不能随意撤换；这还是其次的，最主要的是卿大夫还占有土地，世代承袭，实力越来越强，有的已经超过了国君，像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就是例子。

商鞅的变法，就是要废除这一套。首先世袭的官位没有了，世袭的土地也没了，一切都以军功为准，功劳大的封爵，功劳小的，就算杀一个敌人也给你分田分地。可以想象，商鞅这么一搞，秦国的贵族会是什么反应。在以前，每打下一座城池，国君就会把这座城分封给功臣，现在这个也没有了，直接变成郡县，郡县的长官由国君任命，郡县的税收上交国库。郡县制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创造，第一个设郡县的是楚国，楚国在早期从丹阳向东扩张的时候，灭了权国，不分封，改为权县，设县公替国君来管理。不只是楚国，其他六国都设有郡县，只是比较少，分封还是占主流，只有商鞅把秦国一刀切地全部改为郡县。

商鞅的变法，让秦国空前强大，立下不世之功，被秦孝公封为君，拥有商於之地的十五城，所以称商君。这个封君和以前的分封不同，商鞅只拥有商於之地的税收权，行政权、土地权还是国家的，而且封君只传两代，过了第三代就得交回国家。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富不过三代。战国时很多国家都有封君，像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俗称战国四公子，都是封君，是列国为了吸引留住人才搞的特殊待遇。

郡县制的结果就是贵族势力减弱，国君势力增强，实际上就是由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分封制的结果是分权，国家实际是由贵族联合统治，国君一个人说了不算；而郡县制的结果就是集权，全国的权力集于国君一身，其他的官员全都成为国君的打工仔，国君可以任意裁撤杀罚。

这样一来，秦国的贵族开始消亡，国家的实力却大大增强。可以这样说，秦国是集全国之力在打仗，而其他六国，只是贵族在打仗。其结果可想而知。

商鞅的变法，受损最大的是原有的贵族。和楚国一样，等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死，秦国的贵族就起来讨伐商鞅；和吴起一样，商鞅最终也被车裂。但和楚国不一样的是，秦国并没有因为商鞅一死就把他那一套制度废弃了，而是延续下来继续执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又把这个制度推向全国。

与郡县制配套的还有愚民、弱民政策。商鞅认为，要让人民好管、听话，跟着国家的政策走，人民最好都傻一点，像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太聪明了，不好管，你让他杀人，他会跟你讲仁义，你让他使诡计，他骂你没道德；还有，老百姓最好别有钱，“民富则国弱，民弱则国富”，有钱了就没人玩命上战场了，利益的刺激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才会为了生存去种田，或者去打仗，也没闲工夫去琢磨国家的政策是否合理。所以后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是一个偶然的举动，这个行为和商鞅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为了控制言论，实行愚民政策。后世的帝王鉴于秦朝亡得太快，没有像秦始皇那样赤裸裸地祭出法家的大旗，而是采用了“外儒内法”的政策，外表用儒家的那一套安抚人心，骨子里还是法家那一套。商鞅的那一套，并没有随着秦朝的灭亡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到清朝时达到了极致。

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汉朝，项羽想要恢复分封制，刘邦想搞郡县制却又怕走了秦始皇的老路，最后在汉初立国的时候，搞了个折中的半分封半郡县的国家。这种斗争，最终以汉武帝的推恩令为止，分封制彻底消亡，中国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

到底是分封制好还是郡县制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洲自罗马帝国覆亡后，没有实现大一统的集权政府，在封建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民主国家，日本的封建制也一直延续到近代，现代民主政治很容易在这里生根发芽。相反的，中国的中央集权之下只会带来政权的更迭，不停地推倒重来，陷入一个死循环。有人说，中国在明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不是清军入关，也许中国就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妄想。明朝末年的那个不叫资本主义，顶多算是小作坊。集权的土壤也产生不了民主思想。就算清军不入关，李自成当了皇帝也只是又一个循环，还是一切推倒了重来，并不会比明朝进步。

封建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天然地会产生资本主义，而民主也是各种势力角力后妥协的产物。汉武帝的推恩令废除了嫡长子继承制，改为诸子平分，这样资本被分散，越来越小，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只能产生小作坊；周朝的时候，国君会经常跟卿大夫妥协，而在中央集权下，所有权力集于皇帝一身，皇帝绝不会跟大臣妥协。秦始皇还带了个坏头，那就是谁有实力谁就可以当皇帝，不像日本的天皇万世一系，也不像武王伐纣那样，需要一大套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行动，比如顺应天命，有道伐无道等。陈胜、吴广就更直接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赤裸裸就是我要替代你，丝毫不加掩饰。秦国攻入楚国郢都的时候，一把火烧了当时世界上最华美的楚王宫，这也开了一个坏头，后来项羽火烧阿房宫不过是以牙还牙。只不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把六国的书都给烧了，我们见不到楚宫的华美以及火烧楚宫的惨状，项羽的行为却被人记录并流传下来了。

在秦国这套法律体系下，伴随着贵族的消亡，从前的诗书礼仪不见了，什么一诺千金、士为知己者死也不要了，人们往往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为达到各种目的不择手段。

比如商鞅本人。魏国曾经占据着河西之地，一直压得秦国喘不过气来，秦国是什么时候把河西之地收回来的呢？就是在商鞅的手上。这个时候的魏国刚刚在马陵之战遭受齐国重创（马陵之战孙膑打败庞涓），秦国趁魏国实力尚未恢复之际，大举攻魏。秦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九月，秦孝公派商鞅进攻河西之地，魏国派公子卬迎战。两军对峙时，商鞅派使者送信给公子卬说：我当年在魏国的时候，和公子相处得很快乐，现在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要不咱俩见个面，订个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怎么样？公子卬念在旧情的份上，就去了，结果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虏。魏军群龙无首，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魏惠王被迫割河西之地求和。商鞅也是因为这次功劳才被封了商於之地，有了商君这个称号。

后来秦惠文王继位，商鞅被诬告谋反，被迫逃亡。逃亡路上，他想住店，结果店主说，商君有令，没有凭证（最早的身份证，商鞅的发明）的客人不能住宿，否则连坐。这就叫“作法自毙”。秦国不能待了，商鞅只能逃亡邻国魏国。还好，魏国没有把他骗进来杀了，魏惠王只是怨恨商鞅当年背信弃义，将商鞅驱逐回秦国。商鞅走投无路，只能回到商於之地，真的起兵造反了，结果兵败被杀，尸体被车裂，家人被灭族。真是自作自受。

商鞅欺骗朋友还只是在战场上，两军阵前，兵不厌诈，也还说得过去。与张仪相比，商鞅只是使诈，而张仪就彻底不要脸了。

当时魏国被齐国打败后，开始衰落，秦国趁机而起，开始东扩。六国一看势头不妙，合纵对付秦国，楚王是纵约长。六国中最强的是齐楚，只要这两国联盟，秦国的东扩计划就寸步难行。于是张仪出使楚国，说楚国只要与齐国断交，秦国就把商於六百里地割给楚国。楚怀王就答应了，于是和齐国断交。等楚怀王派人去秦国交割土地的时候，张仪直接耍赖，说是六里，不是六百里。楚怀王气坏了，于是两国就打起来了。

楚怀王这么容易上张仪的当，这不是笨吗？其实不是，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楚怀王是礼乐文明培养出的最后一代国君，他认为张仪是穷苦人出身，从小没有接受过贵族教育，所以不懂得做人要讲诚信。楚怀王的悲剧很像当年的宋襄公，宋襄公当年讲求礼仪，败给了还有蛮夷之气的楚国。但在楚怀王时代，楚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不但吸收了华夏文明，而且青出于蓝。楚国的衣服、楚国的舞蹈、楚国的音乐，还有楚王好的细腰，都是中原诸国追捧的时髦东西。为什么我们有个成语叫“楚楚动人”？因为楚国的一切东西都是美好的，楚成了美好的代名词。

更让楚怀王想不到的是秦昭王。秦昭王就更过分了，直接把楚怀王骗到武关，然后要楚怀王割地保命。楚怀王宁死不从，秦国就一直扣留着他，三年后，楚怀王在咸阳郁郁而终。

秦国这种做法，在楚国人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项羽起事的时候，拥立了楚怀王的孙子为义帝，仍以楚怀王为旗号，在楚地起事，一呼百应，楚国的故将纷纷来投，正是利用了人们对楚怀王的同情心。

孔子说春秋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那是他没有看到战国时发生的事。春秋时虽然王室衰微，但秩序还在，从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称霸中原开始，各路诸侯都得给周王面子，也得给霸主面子。到了战国，这些都不要了，一切以利益为重。孟子见梁惠王（即魏惠王，魏国把河西之地割给秦国后，为避免秦国的锋芒，把都城从安邑——山西运城迁到大梁——河南开封，人们习惯称他为梁惠王），梁惠王就直接问他，你能给我带来什么利益？孟子大失所望，感叹仁义道德已经没有市场了。六国都这样了，秦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秦国一直向戎狄学习，而不是师法中原，所以对华夏礼仪那一套东西抛弃得比谁都快。话说回来，秦国这种只顾利益的做法，倒是很合刘邦的胃口，所以他全盘接受了秦国法律制度以及法家的那一套内核。项羽反而干不来这种事，他要搞分封，想回到过去那种礼乐文明的社会。项羽最终兵败自杀，不肯回江东，正是士人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体现；如果是刘邦，肯定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刘邦和项羽都是楚国人，正应了那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汉朝最终实际上是个秦制和楚文化的杂交体。汉朝的音乐、舞蹈、服饰、漆器等软性的东西都是楚国的，但硬性的东西如法令、制度还是秦国的。

秦国的郡县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让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成为令中原诸侯闻风丧胆的超级大国。但也有个问题，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人民的财富，终归是要还的。老百姓的大部分粮食都用于交税，还要服兵役，法家讲究的是严刑峻法，一切不利于战争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像经商啊，游手好闲啊，都被禁止，违反了就杀头。唯一的上升之路就是去战场上杀人，杀人越多获得的回报就越多。在这种激励政策下，整个国家就是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军国主义。秦国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是这台机器上的螺丝钉。这种体制缺少人文关怀，缺少对生命的尊重。以军功为奖励的政策把人类最血腥和自私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同样的，在这种体制下，秦国需要不停地战争，不停地兼并土地以维持这台机器的运转。一旦战争结束，靠立军功的激励方式无效了，整个国家就会出问题。

所以，秦始皇统一全国，仅仅维持了十五年，两个楚国人（项羽、刘邦）就起来把秦国灭了。

这里我花了大量的笔墨说商鞅变法，不仅因为商鞅变法发生在关中，还因为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太大了。

说完了商鞅，我们还是回到关中这片土地。

刘邦继续复制着秦国的统一之路，从汉中暗度陈仓夺取了关中，然后向东进兵中原，统一天下。

刘邦的这一举动再次证明，拥有关中，才能问鼎中原。相反，项羽称霸后，定都彭城（今徐州），说明他根本没想当皇帝，只想做个春秋时代的霸主，否则关中和洛阳他是不会放弃的。彭城是个四战之地，附近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谁都可以打过来，一旦四面受敌，守都守不过来，还怎么号令天下？项羽后来果然疲于四处征伐，刘邦却在蜀汉两地偷偷发展，积蓄力量。

刘邦更是进一步证明了，拥有巴蜀，再取关中，然后问鼎中原，这个套路是成熟可行的。有了巴蜀的粮、关中的兵，就可以横扫天下。诸葛亮后来的三分天下，就是想学刘邦的样子，光复汉室，所以他让刘备先打巴蜀，再取汉中，而他自己后来六出祁山，就是为了夺取关中。如果能夺取关中，就算荆州丢了也不会影响大局，可惜诸葛亮六出祁山皆无功而返。诸葛亮的伟大，不在六出祁山的鞠躬尽瘁，而在于隐居隆中时，未出茅庐就已经看清了天下的形势，三分天下是完全按照他的规划来的。只是后来，有两件事他没料到：一是关羽失荆州，那时离《隆中对》已过了十二年；二是第一次出祁山，刘备不在了，失去了后方强有力的支持，更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了。诸葛亮能料定天下十年之内的政治走向，已经非常了不起，管仲、乐毅远远比不了他。

汉朝定都长安，中间王莽篡汉，东汉定都洛阳。三国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定都许昌。西晋又搬回洛阳。紧接着，永嘉之乱，东晋南渡，躲到江南偏安一隅，北方乱成一锅粥，但长安和洛阳仍是北方的中心。东晋亡后，南北朝时期，南方宋、齐、梁、陈继承东晋的华夏正统，始终以南京为首都，北方政权的首都时而长安，时而洛阳。一直到隋唐，长安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刻。

唐朝的开创者李渊，是隋朝的唐国公，负责守太原，和隋炀帝杨广实际是表兄弟。李渊趁杨广下扬州的时候，先取关中，然后以关中和河东地区（山西黄河以东地区）为根据地，逐步剿灭群雄，统一中原。唐朝继承了隋朝的一切，包括科举，也包括首都洛阳和长安。

唐朝的长安城，不仅是中国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当时全世界大约有一亿人，而长安就有一百万人，也就是说，全世界百分之一的人都在长安。即使在今天，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比拟。

但最辉煌的时刻也意味着即将衰落，关中毕竟只是个小盆地，只有五万多平方千米，养活不了那么多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多，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关中显然力不从心。关中作为四塞之地，固然好守，但同时也有个弊端，全国各地的物资要运往关中十分困难。这个时候，洛阳的地位逐渐显现出来。洛阳地处中原，交通方便，把全国的物资运往这里就方便得多，特别是隋炀帝修建了大运河之后，洛阳更是成为天下中心。但洛阳也是三面环山，北临黄河，平地比关中还小，所以后来，开封又进一步取代了洛阳。到了北宋，开封就成了首都，称为东京，洛阳还是作为副都，称西京。之前长安称西京，洛阳称东京。

其实早在唐朝之前，随着社会人口的发展，关中这个地方太小的问题就突显出来了。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并不是为了下扬州去游山玩水，而是为了解决首都人民的吃饭问题。隋朝的大运河分南北两条，中间在洛阳交汇。其中南方这一条，从江南运来的物资，首先到达济水边上的汴梁（开封），再由这里运往洛阳或长安。所以，随着大运河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汴梁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

江南的粮食物资，到了开封或洛阳，再运到长安，只能通过黄河。黄河虽称为母亲河，只是针对上游的人民来说的，比如陇西和河套；陇西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河套就不用说了，四周都是沙漠，只有黄河滋养出了几个绿洲，那里号称塞外南江，所以又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黄河经过黄土高原，到了中下游时，对人们来说却是百害而无一利。通常大江大河有三利：航运、渔业、灌溉。这三样黄河都没有：黄河的上游经过黄土高原松软的土质，含沙量巨大，造成河水浅，难以行船；渔业就不说了，这么浑的水，能存活的鱼十分有限；又因为含沙量高，不能直接灌溉农田，必须要修建特殊的沟渠才能利用；也因为泥沙量大，它的下游河床越来越高，比普通人的房子还高，河水常常冲出河床改道，泛滥成灾。黄河泛滥的害处，在中国的历史上比比皆是，大禹一辈子都在治水，是因为黄河泛滥；商朝的首都一迁再迁，也是因为黄河泛滥。黄河几次改道，都给当地人民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所以，要把洛阳的物资通过黄河运往关中，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黄河泥多水浅，行船困难，又是逆流，冬天还结冰，难度大，时间也保证不了，其效果可想而知。实际在唐朝的时候，皇帝们就经常待在洛阳，很多人也把洛阳当作首都。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洛阳产牡丹，刘禹锡称洛阳为京城。

从宋朝以后，首都进一步东移到了开封，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出，当时开封的繁华阜盛，无与伦比。这个时候，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到了江南，再把江南的物资费尽周折运到关中，损耗大，吃力不讨好。宋朝又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努力发展文化经济，对山川险要之类的军事要塞也不太看重。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关中失去了它以王天下的地位。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进一步向东、向南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