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知道山西简称晋，是因为东周时这里有个强大的晋国。其实这里最早不叫晋，而叫唐。没错，大唐的国号就是从这里来的。

山西这个地方开发很早，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尧帝，一开始在临汾，后来又在太原建都，当时就叫唐，称陶唐氏，所以尧又称为唐尧。

西周时期，周成王灭了古唐国，把自己的弟弟叔虞封在这里，仍称唐。以国为氏，叔虞也称唐叔虞。如果你不知道叔虞是谁，大概知道“桐叶封弟”的故事，说的就是成王和叔虞的事。这个典故出自《吕氏春秋》，说有一次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在一起玩耍，周成王把一个梧桐叶剪成圭玉的形状，给他弟弟，说：“我把这个封给你！”我们知道，周公之所以辅政，就是因为成王年纪小。当时成王和叔虞两个人都是小孩子。叔虞当了真，拿着桐叶就去找周公，说我哥哥封我了。周公（旦）就问成王是不是有这事，成王说：“我们是闹着玩的！”周公说：“天子无戏言！”于是成王就把唐国这块地封给了叔虞。

后来叔虞的儿子继位后，因为境内有条晋水，就把国号改为晋，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晋国。现在太原市西南的晋祠，一开始就叫“唐叔虞祠”，是后人为纪念唐叔虞而建的。就像唐国改成晋国一样，唐叔虞祠后来也改称晋祠，晋水的源头就在晋祠内。

春秋时诸侯争霸，主旋律就是晋楚争霸，其他三霸偶尔亮相，众多诸侯“打酱油”。齐国从齐桓公死后，一代不如一代，最后被田氏篡了权；宋国算不算霸主存在很多争议，因为宋国除了爵位高之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秦国只在秦穆公时昙花一现，此后又沉寂了很多年；吴国不用说了，刚当上霸主，屁股还没坐热，就让越国给灭了。只有晋楚，两个大国长期抗衡，持续一百多年，左右着春秋到战国的格局。

楚国的强大好理解，地盘大，人才多，又占据着长江、汉水之利，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单是雨热条件就比北方好，粮食的产量也就比北方高，自然能比北方养更多的兵，不强大都没道理。那晋国为什么会这么强大呢？其实跟它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系。

有一首歌唱得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短短几句歌词，就把山西的地理特点勾画出来了。山西南面是王屋山、中条山，山外是黄河，与中原地区隔河相望；东面是太行山，从黄河向北一直延伸到北京，与北京北面的燕山相连，直接把山西和华北平原隔离开来；西面是吕梁山，吕梁山外又是黄河，所谓表里山河指的就是这里，这一段黄河把黄土高原从中间切开，隔开了山西与陕北，谷深水急，难以通行；北面有恒山，再往北还有大阴山和燕山的余脉，历朝历代在这里修筑长城，以阻挡从蒙古高原过来的游牧民族。

如果仅仅是外面有山川阻隔也就罢了，两条大山脉之间还有河流，河中又有山，形成五六个肥沃的盆地，随便一个盆地拿出来，都可以与关中媲美。这种地形既容易让山西形成一个强大的割据势力，同时也因为内部不是一个单一的平原，平原之间还有山脉阻隔，又容易造成山西内部的分裂。三家分晋和山西的地形有很大的关系。

先说山西两条有名的河。这两条河都发源于宁武县，一条叫桑干河，一条叫汾河。桑干河由宁武向东北流向大同，中间经过黄土高原，像黄河一样，含沙量大，经常泛滥成灾。所以桑干河又叫无定河，无定的意思是说河床不固定，经常摆动，其结果就是河水经常泛滥，造成沿河两岸人民受灾。无定河折向东南，沿着太行山北端的一条峡谷流到北京，进入平原，更是经常改道。金代这里称卢沟，卢沟桥的名称由此而来；康熙年间，大力疏浚河道，加固堤岸，才改变了无定河泛滥的历史，于是改名为永定河。永定河最终流入天津的海河。

另一条汾河，全部在山西境内，向南流经太原、临汾、运城三个盆地，从西南流入黄河。这三个盆地是山西最早开发的地区，尤其是临汾盆地，唐尧定都平阳（临汾），叔虞定都唐（翼城），晋国的活动中心就在曲沃、侯马、襄汾一带，赵简子在三家分晋之前，才开始往北拓展，着手建晋阳（太原）。山南水北谓之阳，晋阳因在晋水之北而得名。晋阳又在汾河的上游，这一带是汾河出了吕梁山后的第一个冲积平原。春秋末年，三家分晋，赵国定都晋阳，后来迁到河北的邯郸；魏国定都安邑（夏县），后迁到河南的大梁（开封）；韩国第一个跑出了山西，在中原的阳翟（今河南禹州，大禹建立夏朝定都的地方）建都，后来迁到新郑。三家分晋是春秋进入战国的标志性事件，山西又称为三晋也是因为这个。整个晋国的活动范围基本在汾河流域。

说到三家分晋，就得说说曲沃代晋这件事。可以说，正是曲沃代晋，为后来的三家分晋埋下了隐患。

曲沃代晋（也叫曲沃代翼）发生在春秋早期，起因是晋昭侯继位的时候，他的叔叔桓叔权势过大。晋昭侯为了摆脱桓叔的控制，就把他封到了曲沃。问题是曲沃的土地比国都绛（翼）还大，晋昭侯解决了眼前的燃眉之急，却给国家留下了动荡的因子。曲沃一天天发展壮大，渐渐地就想取而代之了。晋昭侯是大宗，曲沃桓叔是小宗，现在小宗想取代大宗，于是双方发生了一场长达六十七年的战争。最后，公元前678年，曲沃武公灭掉了晋侯一系，用抢掠来的珍宝器物贿赂周天子，周天子得了好处，就册封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就这样，曲沃小宗彻底打败绛（翼）城大宗，夺得晋国正统地位。

曲沃代晋给了晋国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那就是只要用武力，小宗可以取代大宗，宗法制也可以不遵守了。连周天子都承认了，大家也别不好意思。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夺取正统地位的曲沃一系为了防止别人效仿，对公族一向排斥，宁可重用外姓人。

这个排挤公族的传统到晋文公（重耳）时发展到了极致，以至于后来晋国形成了六卿专权、公室架空的局面。什么是六卿？晋文公回国后建立的军事政治制度，将晋军分为中、上、下三军，每军设将、佐各一名，共六人，称为六卿，按地位高低依次是中军将、中军佐、上军将、上军佐、下军将、下军佐。这六人按照“长逝次补”的原则，轮流执政。这六卿也是世代传袭，最后形成了六大家族：赵氏、韩氏、魏氏、智氏、范氏、中行氏。后来范氏和中行氏败落，只剩下四卿。四卿里智氏最强，经常欺负赵、魏、韩三家，到春秋末期，赵、魏、韩三家联合起来灭掉了智氏，直到最后三家分晋。

补充一点，所谓的公族，就是由国君一脉传下来的直系亲属。我们看先秦的文章，只要看到某人称公子某的，就知道他是国君的儿子。按周朝宗法制，国君死后，嫡长子继承君位——嫡长子就是正室的大儿子，嫡在前，无嫡子再选长子——其他的儿子就是公子，封为卿大夫，协助国君管理国家。所以周朝各诸侯国的政体实际是贵族联合执政，国君的权力有限，像鲁国的三桓，完全把鲁侯给架空了。公子这个称谓，后来泛指王公贵族家的孩子，但在先秦，特指国君的儿子，国君尊称为公，国君的儿子就是公子，公子的儿子就是公孙。商鞅曾称公孙鞅，看称呼就知道他什么身份了。公孙后来演变成为一个姓，就是以身份为氏的例子。

春秋时期，大多诸侯国的政治都把控在公族手中，职位也是世袭，但晋国却是个例外。重耳逃亡十九年，跟随他的都是外姓人，这些人后来都得到了重用，外姓的权力越来越大，公族进一步被排挤。引进外姓有一个好处，就相当于引进了竞争机制，总有能干的人冒出头来。所以晋文公虽然只当了九年国君，他死后，晋国依然强大，和楚国争霸近百年，即使后来三家分晋，赵、魏、韩每一家拿出来都是战国一雄。引进外姓也有一个坏处，外姓的爵位也是世袭的，总有一天会坐大，国君一旦被架空，国家也得改姓。像鲁国，虽然三桓当权，但好歹三桓也属于公族，也是姬姓鲁氏，国家不至于改姓。三桓是鲁桓公的三个儿子传下的分支，所以称三桓。但晋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其结果也大相径庭。

说到晋文公，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节日——清明节。中国有两个最古老的节日，一个是端午节，纪念楚国的屈原；另一个是清明节，纪念晋国的介子推。这两个节日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清明节纪念的介子推，就和这个晋文公有关。

还记得诸葛亮给刘琦出的主意吗？“申生在内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当时刘表已经老迈昏庸，荆州的大权都掌握在蔡氏手中，蔡夫人一心想让刘琮继位，作为长子的刘琦就有生命危险了，于是向诸葛亮求救。诸葛亮本不想掺和别人的家事，无奈刘琦再三恳求，才说了上面这句话。刘琦听从诸葛亮的建议，离开荆州去守江夏，保全了性命。刘琮继位，很快曹操大军南下，刘琮被杀。

诸葛亮提到的两个人，申生和重耳，都是春秋时晋国的公子。当时晋国内乱，也是因为年轻的夫人要扶自己的儿子上位，发生了夺位之争。申生留在晋国，因为是世子，无端被卷入了夺位之争，后来死了。重耳出逃，不仅活了命，后来还回晋国继承了君位，成为春秋一霸。

重耳和清明节有什么关系？这得说说他逃亡路上发生的一件事。

重耳这一逃，就是19年，辗转数个国家，奔走几万里，风餐露宿，凄惶苦楚自不必说，后面还有晋国派来的刺客追杀。话说这一年重耳逃到卫国，卫国是个小国，不敢得罪晋国，没有收留他。重耳流落郊野，饿得两眼昏花，这时手下有个人给他呈上了一碗肉汤，美味之极，重耳一口气喝光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介子推，是他割了自己大腿上的肉熬成了汤，救了重耳一命。这就是“割股啖君”的故事。

后来重耳回了国，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对跟随他一起流亡的臣子论功封赏，独独忘了这位介子推。重耳经人提醒才想起来，于是派人去找介子推，可谁知介子推归隐了，躲在绵山（也称介山）上不出来。于是有人出了个馊主意，放火烧山逼介子推出来，哪知道这个介子推很固执，宁可烧死也不出来，结果真的烧死了。重耳后悔不迭，下令以后每年的这天不许有烟火，当然不是怕污染环境，而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可人总得吃饭，没有烟火怎么做饭？只好吃冷饭冷菜，“寒食节”就是这么来的。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但我一直怀疑它的真实性，尤其是割股啖君那一段。古文里的股指的是大腿，不是屁股。如果是屁股我还好理解一点，大腿上那么多血管，割掉一块肉，以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可能活下命来。且不说当时他们还在逃亡的路上，就算有随军郎中，也不具备外科手术的条件。古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臣子可以为国君卖命，但绝不可以随便戕害自己的身体。在当时，舍生取义的事很多，但残害自己身体的事鲜有耳闻，除非是为了更大的目的，比如豫让。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把国君排在父母的前面。

根据《史记》的记载，重耳流亡到卫国时，已经快六十岁了，这个时候的重耳，要说还有多少志向和豪情那都是假的，他唯一想的是能活下来，过两天安生日子。接着，他逃到了齐国，齐桓公给他送房子送车，还把公室的一个女儿嫁给他。对于一个快六十岁的人来说，在当时，就是大半截身子已经埋进了黄土，好不容易苦尽甘来，天天有如花美眷陪着，有好吃好喝养着，还冒杀身风险回晋国干嘛呀？果然，后来狐偃他们几个怕他沉迷于温柔乡，丧失了斗志，于是把他灌醉了偷偷运出齐国，老婆不要了，房子车子都不要了，重耳醒来时气得差点杀死狐偃。

所以说，这逃亡的路上，如果没有这些忠心耿耿的大臣，重耳就不可能安然回国，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霸业。这些大臣吃了多少苦，难以数计，我们只知道，当初一群人跟出来，19年时间，死的死，逃的逃，能坚持到最后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介子推也是其中之一。

介子推后来不受封，倒是可信。从《史记》的记载来看，这人的性格有些清高，不愿与权贵们同流合污，功成之后退隐江湖也是正常的。想想后世的范蠡，不也是这么做的吗？只是介子推更绝，死也不受封，就留下了一个寒食节。

那么寒食节跟清明节又有什么关系？

清明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只关乎农事，并不是什么节日，因为在寒食节后，就相差一天，渐渐的，二者合一，寒食节的习俗，如祭祖、上坟，变成清明节的习俗，寒食节反而被遗忘了。

我们再把目光放到晋国的邻居身上。

山西东面是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相隔。太行山绵延千里，从华北平原进入太行山只有八条狭窄的通道，俗称“太行八陉”。这里易守难攻，历来从北方来的游牧民族，在占领华北后，都不会马上去进攻山西，而是直接南下取中原。日本人是个例外，日本人占领平津后立即进攻山西，是为了抢占山西的煤炭资源。赵氏一族在春秋后期开始建设晋阳，非常有战略眼光，但独立后把首都迁到邯郸我就不理解了，邯郸地处华北平原，四面一马平川，向外拓展地盘固然方便，但想防守就难了。而且邯郸离晋阳太远，中间隔着太行山，交通不便，两地难以互相接应。

晋国在整个争霸的过程中，东面由北而南依次是燕国、中山国、卫国。

燕国（首都蓟城，现北京）北邻山戎，主要精力在北面，无暇南顾，本身实力也一般，晋国不打它就不错了。卫国（建都朝歌，后几次迁都）是个不着调的国家，国君只知道吃喝玩乐，但作为殷商遗民，卫国出人才，李悝、吴起、商鞅、鬼谷子、吕不韦、荆轲都是卫国人；卫国又很弱小，所有人都没把它放在眼里，所以一直到秦二世，卫国才消亡。当时，晋国的心腹大患是中山国，中山国是白狄人建的国家，赵国后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吞并，但在春秋时期，有太行山挡着，它对晋国的威胁有限，反而时时要担心晋国过来打它。

晋国的南面，在王屋山与太行山之间，有个小缺口，出去就是黄河谷地（河内，即现沁阳一带），对岸就是东都洛阳。《愚公移山》说的就是这里的事，因为有神仙的帮忙，把王屋、太行二山挪了挪，才有了这个通道，让晋国人可以直达河南，南至汉水。故事虽是虚构，道理却是没错，从山西往南，这是最方便的通道。要说挟天子以令诸侯，晋国离首都洛阳这么近，最方便做这事了。晋国如果不分家，这条通道就是晋国问鼎中原的通道之一，虽然山路不太好走。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说长平之战。长平之战的发生地就在愚公他老人家住的地方，今晋城市北边的高平附近，现在这里有个长平之战的遗址。当时这里属上党郡，上党郡包括两部分，韩国占的这部分就在长平，赵国占的这部分在现在的长治。长治附近是平地，当时这里有赵国的一个城池屯留。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就称韩国的上党郡为长平，赵国的上党郡为屯留。屯留向北直通赵国的重镇晋阳，向东通向赵国的都城邯郸，屯留的位置很重要，是晋阳和邯郸之间的中转站，守长平其实是为了保屯留，更是为了保晋阳和邯郸。长平一带有山，屯留一带是平地，平地难以防守，如果长平被秦国拿走，屯留根本保不住。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韩国比赵国弱，长平在韩国手里，赵国还比较安全，秦国进攻韩国，韩国投降，就把长平割给秦国，但守长平的将领不干，改向赵国投诚，用这种方式保长平，赵国为接不接收长平分成了两派。这里不怪赵国的贪婪，如果知道长平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就不难明白，这块地对赵国有多重要，所以赵国最终还是接收了，不费一兵一卒得了十五座城池。

后来的结果我们知道，长平一战，赵国被坑杀四十万。至于赵国为什么会败，争论的焦点都放在赵国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替换了老将廉颇。这里我们不讨论这个，我们说说另一个原因——地形。我们知道，即使是赵括替换了廉颇，也只是打了几个败仗，赵国真正崩溃是因为后来断了粮。秦军从两路进攻，一路从西边的临汾，这一路也是山道狭谷，不好走；另一路从黄河北岸的沁阳，这一路就好多了，刚才说了，王屋山和太行山之间开了个缺口。而赵国的粮道，就异常艰难了。赵国把都城迁到邯郸之后，晋阳就没怎么发展，长平之战的粮食主要从邯郸运来。邯郸到长平，只能走太行八陉之一的滏口陉（现邯郸市涉县一带，309国道穿过的地方）。太行山大部分海拔在1200米以上，这里山高谷深，道路狭窄，取粮极其困难。赵国四十万大军屯兵山谷，耗费巨大，邯郸的粮食经过这里到达长平，损耗也是不计其数。况且都城的粮食也不是取之不尽的，消耗完了之后还要去征粮，征粮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把粮食收上来的。所以时间一长，赵国就断粮了，士兵没饭吃，很快，不用别人打，自己就先乱起来了。当初赵国如果不是把首都迁到了邯郸，仍待在山西，大力发展晋阳，虽然发展受限，但防守有余，也就不会有长平之战的惨败。

长平位于山西的东部，而且地处高原，到战国的时候才具有地理上的价值。在春秋时期，晋国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汾河谷地，还没有向东部高地拓展。早期的晋国要想南过黄河，只能翻过中条山。中条山在运城这里恰好有一个缺口通往崤函之地，崤函往东就是洛阳，往西就是关中，后来的函谷关就是建在这里。但在晋国还很弱小的时候，这里有两个更古老的国家挡住了去路，一个是虞国，一个是虢国。

虞国位于平陆县的北部，正好把着中条山的出口，晋国要南下，必须经过虞国。虞国往南，是地跨黄河两岸的虢国。虞国和虢国都是姬姓诸侯，而且都是公爵国。

周朝的历史上有四个虢国。周武王灭商后，周文王的两个弟弟分别被封为东、西虢国国君。位于陕西宝鸡的称西虢国，位于河南荥阳汜水（虎牢关）的称东虢国。宝鸡是关中的西大门，由西虢国看管；汜水镇是洛阳的东大门，由东虢国看管。可以看出来，这两个虢国和周天子的关系。东周初年，周平王东迁，西虢就跟着迁到了三门峡这里，称为南虢国。与平王一同东迁的还有一个新封的郑国，原本在陕西郑地（华州），也往东迁到了中原，作为洛阳东部的屏障。郑国新建了一个都城，称为新郑，还灭了东虢国，占领了制（虎牢关）。被灭的东虢国跑到了三门峡的黄河北岸（平陆），建立了一个国家，称为北虢国。北虢国太弱小，依附于南虢国。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虢国。

晋国要与中原王室交往，虞国和虢国是个绕不过去的坎儿。于是假途灭虢的故事发生了：晋国先是挑拨虞国和虢国的关系，让虞国对虢国心生不满，然后重金贿赂虞国国君，借道虞国，翻过中条山，过黄河灭掉了虢国，在回来的时候，顺道把虞国灭了。这就是假途灭虢的故事，也是唇亡齿寒的典故。晋国这一仗，打通了南下的通道，还给我们创造了两个成语。假途灭虢为晋国打开了通往中原的窗口，也为晋国后来称霸奠定了地理上的基础。

我们再说西边。晋国最主要的威胁，主要来自西边的秦国，这里只有一河之隔，河岸两边又是大片的平地，两国经常在这里上演抢滩登陆战，谁先抢到了对方的岸边，谁就把握了胜算。但黄河又不同于长江，水面很不平静，又没有大的河湾停靠船只，所以渡口很少，黄河的三大古渡都在秦*之间。这三个渡口是：

龙门渡：龙门是黄河的咽喉，在韩城北三十千米，其北面是黄土高原，南面是平原。鲤鱼跳龙门说的就是这里，可见其难。这里也曾是大禹治水的地方，所以又称禹门。黄河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都是很深的峡谷，水流急，渡河很难。黄河流到这里，进入平地，流速放缓，可以停泊船只，且河面还不至太宽，所以从这里渡河，相对快些。

龙门渡是秦*之间最早最大的渡口。韩原之战，那还是在崤之战之前，秦穆公一度取得晋国河东之地，就是从龙门渡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后来秦穆公送重耳回国，走的也是龙门渡。两国频繁交战，走的主要就是龙门渡。隋朝的时候，李渊从山西取关中，走的是龙门渡；明末李自成，从关中出发，也是过龙门渡，入山西，直逼北京。

风陵渡：在潼关附近，黄河流到这里，被华山挡住，折向东流。风陵渡就很有名了，“风陵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只恨我生君已老，断肠崖前忆故人。”这首诗道尽了郭襄的心声。

风陵渡的上游，其实还有一个蒲坂津（也叫蒲津渡；津者，渡口也），离风陵渡大概三十千米。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两者的重要性和关系，那就是曹操西取关中的故事。

当时守关中的是马超和韩遂。三国英雄数马超，马超善战，曹操知道，所以智取。当时潼关已经修起来了，曹操领军从中原来，向西过函谷，佯攻潼关。马超集合关中各路兵马来守潼关。与此同时，曹操派徐晃领四千步骑从上游的蒲坂津过河，占据黄河西岸。等徐晃的四千人全部过河后，曹操就撤离潼关，从风陵渡过黄河，一路北上。马超一面领兵追赶，一面派兵北上堵住蒲坂津的西岸，他已经看出曹操的意图是要从蒲坂津西过黄河。但为时已晚，徐晃已经在黄河西岸安营扎寨，以逸待劳，轻松击退了马超派来的军队。在徐晃的掩护下，曹操的部队全部安全渡过黄河，最终南渡渭水，占有了关中。

茅津渡：在平陆县城南四千米处，不远处就是函谷关。

这里发生过两件事。第一件，晋国为了夺取崤函重地，借道虞国，灭掉了虢国，就是从茅津渡过河的。第二件事，崤之战，晋国伏击秦军，也是从这里过河。也是因为晋国有了崤函之地，才有可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崤函之地既是晋国南下的通道，也是秦国东进的唯一通道，所以后来秦国强大之后，就占领了这里，修建了函谷关。当然，函谷关如果把晋国南下的路堵死了，晋国也是不干的。函谷关的具体位置，在今天的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王垛村，也就是当年虢国的西面，这里既没有堵住晋国南下的道路，也可以防止崤之战的悲剧重演。因为关城既可以作为部队中途修整的场所，还可以派出军队接应远途奔袭的部队。

但秦*之间的对战，重点还不在这里，双方的对抗焦点主要集中在两国交界的黄河两岸。战国时，魏国第一个称霸，重用吴起，吴起占据河西之地，令秦国寝食难安。后来魏王听信谗言，弃用了吴起，秦国又夺回了河西。秦灭六国，最先灭掉的就是韩、魏、赵这三个从晋国分出来的国家，因为不占据山西，秦国就没有安全可言。

山西的北部，主要的重镇就是大同。大同原是游牧民族聚集的地区，后来被赵国逐渐占领。阴山山脉的东端，地貌破碎，不能形成有效的屏障，每适乱世，这里就是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拉锯战的前沿阵地。“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龙城指的太原，大同一旦失守，太原就直接暴露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了。

大同盆地的北部山脉很破碎，有很多小缺口可以进来，在早期，这里经常是游牧民族的天堂，但大同盆地的南边，有一条恒山山脉，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把山西中南部和北部完全隔断，中间只有一个出口，就是雁门关。所以雁门关成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所谓的关口，通常就是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而山西有名的关口就特别多。这些关口，虽然各个朝代名字可能不一样，但位置没有变，战略意义也不会变。比如：

娘子关：从石家庄到太原，穿过太行山的必经之地，也是战国时中山国到赵国的必经之地。

平型关：如果说雁门关是太原北大门的话，平型关就是太原的东大门，位于恒山与太行山的交汇处，从平型关往东，穿过太行山，就是华北平原的易水，当年晋国和燕国的交通要道，也几乎是唯一的通道；平型关位于太行山的西麓，这一段太行山很宽，在山的另一边也就是太行山的东麓，还有一个关口就是紫荆关。

宁武关：原称楼烦关，因为在赵国打来之前，这里曾是楼烦部落的领地，明朝称宁武关。位于恒山与吕梁山的交汇处，同样的，它是太原的西大门，过了宁武关，就是大同盆地。

所以在大多数时候，大同地区经常是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中原王朝要反击，也主要是从这里出发。

大同古称云中，很诗意的名字。五胡十六国时期，这里是鲜卑人的地盘，北魏在这里建都，叫平城，后来推行汉化，才迁到洛阳。鲜卑人，应该说主要是拓跋氏，心胸宽广，不光接受汉文化，也接受佛教文化，云冈的石窟和洛阳附近的龙门石窟，都是从北魏时期开始建造的，到唐代达到极致。应该说，正是鲜卑人的心胸，开创了一个包容时代，才有了后来大唐帝国兼收并蓄的精神。五代十国时，燕云十六州被契丹人割走，宋辽两国为了燕云十六州争斗百年。燕指的是北京，云指的是云州，也就是大同。大同和北京，历来就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重镇，互呈犄角，一方有失，另一方就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大同盛产煤，现在变成了煤都，我们现在很难把大同和“云中”这么诗意的名字联系起来，那里曾经是阴山脚下，跃马边关，驰骋疆场的边塞，寄托着很多热血男儿建功报国的梦想。

山西最自豪的事，就是成为大唐帝国的龙兴之地。李渊守太原时，承袭了祖上唐国公的爵位。但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这里是唐国的故土，是唐尧的地盘，李渊和唐，有着故国的渊源。为什么这么说呢？皋陶是和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皋陶曾做过尧的“大理”，掌管刑狱（唐宋的大理寺，掌管刑狱，也是从这里来的，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他的后代就以“理”为氏，再往后，“理”改为“李”。所以说，李姓的始祖曾和唐国的首领共事，共同开创了尧天舜世，李姓和唐国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李渊封到太原做唐国公时，感觉就像回到了故国祖地，一心想着要仿效唐尧，做千古名君。李渊建立唐朝后，封太原为“北都”“北京”。李渊死后，他的尊号就是神尧皇帝。由此可见，他想仿效唐尧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他以唐为国号也不仅仅是因为身上有唐国公的爵位，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想仿效唐尧。

山西这种四塞之地，因为有太行山的阻挡，交通不便，每逢战乱年代，这里就成为人们躲避战争的天堂。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中原连年战乱，人们流离失所。朱元璋北伐，一路北上，中原汉人纷纷解囊相助。蒙古人反攻时就实施疯狂的报复，大肆屠杀平民，中原地区经常赤地千里。蒙古人治理国家的水平又很差，元末时又是各种水灾蝗灾不断，人们流离失所。天灾加上人祸，到朱元璋登基的时候，河北、河南、山东、两淮这些常年作为战场的地方人口骤减，农业生产几乎停滞。明朝初年，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稳定，朱棣在北京称帝，建文帝派兵北伐，中原地区的人民又遭了殃。在老百姓的心中，从南京打来的官军自然代表正义，朱棣是个造反的，所以自然就站在了官军的一边。朱棣南下时，就对支持官军的人进行报复，又是大肆屠杀平民。经过元末的农民起义战争加上“靖难之役”，从河北、河南到山东、两淮，中原地区几乎成了荒地。而这个时候的山西，由于太行山的阻隔，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大量增加。当时全国的人口有五千多万，山西就占了四百多万，差不多十分之一。于是明朝先后十几次从山西往河北、河南、山东和两淮移民。移民从明洪武二年持续到永乐十五年，前后差不多五十年，涉及一千二百三十个姓氏。所以现在的河北、河南、山东，很多人的祖籍就在山西。当时移民的中转站就设在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很多人的家谱就是从大槐树记起。经过了六百多年的开支散叶，从大槐树下走出来的移民后代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人数已经上亿了，大槐树成了他们心中的圣地。

山西本是个好地方，山水相依，自成一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它处于黄土高原的东端，黄土高原的特点是生态脆弱，承载力有限，养活不了那么多人。到了清朝的时候，中国的人口爆发式增长，山西人开始外出讨生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走西口。西口指的是右玉县境内的长城关口——杀虎口，与之相对应的当然还有一个东口——张家口。走西口就是山西人从这里走出去，到河套一带谋生，所以内蒙古的很多汉人祖籍在山西，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走西口是为生活所迫，但带来了另一个群体——晋商，晋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全国，晋商的票号也开到了全国各地。八国联军向清政府索要赔款，慈禧就向晋商中的乔家借钱还债，真正的富可敌国。现在山西，遍布着这个大院那个大院，都是曾经的晋商留下的足迹。晋商后来因为战乱，又在现代化银行的冲击下，衰落了；更重要的是东南沿海开发出来，中国的经济重心东移了，于是晋商渐渐消失了。

山西是个四塞之地。战乱时期，太行山是山西的屏障；但在和平时期，太行山又成了发展经济的阻碍。

但从战略上来讲，山西始终是华北的护身符。历朝历代，山西北部既是中原王朝反击游牧民族的前沿阵地，也是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地。一旦山西失守，华北也保不住。特别是从元朝以后，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山西的地位更显得重要。明朝末年，李自成从关中出发，进入山西，正是因为山西的防守薄弱，李自成轻而易举就拿下了山西，北京也就成了囊中之物。一直到今天，山西仍是北京的西北屏障。保北京，除了保东面的山海关之外，另一个重中之重就是保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