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这个地方，随便一锄头挖下去，可能会碰到好几个朝代的文物，有上古时期的陶器，先秦的青铜酒杯，秦汉的古剑，唐宋的刀，还有元明清的青花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中原。

上古时期，中原一带生活着大大小小上万个部落，其中有三位带头大哥。有一个部落发明了车子，我们称他为轩辕氏，首领是黄帝；有一个部落庄稼种得好，还发明了中草药，我们称他为神农氏，首领是炎帝；还有一个九黎部落，属于东夷的一支，有九个氏族，首领是蚩尤。九黎不是少数民族，伏羲、女娲都出自九黎。

这三个人的位置，刚好是一条线，黄帝在西，定都轩辕之丘（今新郑西北）；炎帝在中间，定都陈丘（河南淮阳）；蚩尤靠东，位于山东大野泽（今巨野县北）一带。从地形上看，蚩尤的位置最好，背靠泰山，西向中原；黄帝的位置也不错，西靠嵩山，北倚黄河；炎帝处于河南的中心地带，是当时天下的共主，看似位置最好，实际处于两大巨头的中间，容易腹背受敌。

黄帝瞅准时机，先发制人。他麾军东进，打败东边的炎帝，两大部落最终合并在一起，这就是华夏族的雏形，我们也因此称为炎黄子孙。

然后，黄帝乘胜追击，带着炎黄联盟继续向九黎部落发起进攻，两军在涿鹿发生了一场大战，黄帝战胜，蚩尤战死。九黎部落大部分融入了华夏族，这就是“黎民”的来历；黄帝和炎帝原本手下就有许多氏族，称“百姓”——黎民百姓一词就是这么来的。黎民是没有姓的，处于被统治地位，百姓处于统治地位，所以在早期，平民没有姓氏，有姓氏的都是贵族。

九黎一部分南逃至汉水，融入了三苗部落。尧帝时，三苗作乱，尧发兵征讨，在丹水打了一仗，三苗逃到了洞庭湖和鄱阳湖一带；舜帝时，三苗不服，又打了一场历时七十天的大仗，一部分三苗留在当地，融入后来的楚国，另一部分继续南逃，钻入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之中，形成了现在的苗族。

黄帝统一中原后，传了五代，帝位到了尧、舜、禹手上。尧、舜、禹的帝位据说是禅让的，其实是儒家的美化，从他们的都城变迁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帝相当于一个部落联盟的盟主，谁有实力大家就听谁的，所以当了盟主的人还是在自己原来的地盘上号令天下，并没有搬到上一任盟主的地方去住。到了大禹，他把帝位直接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开创了世袭制的先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夏朝的都城频繁变动，但主要还是在河南一带，受黄河泛滥的影响。

夏朝传了四百多年，被商取代。商部落也是东夷人的一支，东夷人主要聚集于山东丘陵地带，山东有渔盐之利。商部落已经被华夏化了，处于东夷与中原的交汇地带（商丘）。这时的“夷”并不是指外族，只是生活习俗不一样。“夷”是个象形字，指一个人背着大弓，夷人就是擅长射箭的人，他们不种田，以打猎捕鱼经商为生。后羿就是东夷人，他的箭法高超，传说中能射下天上的太阳。姜子牙也是东夷人，姜子牙被封到齐国，是最早的“以夷制夷”。周朝以后，夷才指外人，比如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称日本人为东夷，后来英国人从海上来了，我们称英夷或洋夷。华夏也是指文化而非血统，例如朝鲜作为明朝的属国，在明朝被清朝灭亡后，一直用崇祯年号，穿明朝的衣服，并以华夏正统自居，称清人为蛮夷。民族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兴起来的思潮，中华文化这么强大的同化能力，正是因为它的包容性，从来不以血统论，只要你认可我的文化，咱就是一伙的。汉族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如果以血统论，汉族的血统可能是最不纯的。从一开始，华夏文化就是各部族融合的成果。

商朝定都于亳（bó，今商丘北），也是几经变动，后来迁到殷（今安阳）才稳定下来，纣王时商朝的实际首都是朝歌（今河南淇县）。牧野之战就发生在这里。

在殷地发现的商朝遗址就是殷墟，这里最大的发现是甲骨文，将中国有文字的历史又向前推了一个朝代。甲骨文是象形文字，与我们现在用的汉字一脉相承。文字是文明传承的载体，在其他的古文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早已消失的今天，中华文明能一直传承到今天，汉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今天能读懂先秦的文章，得益于汉字的独特性。字母拼写的文字是表音的，随着语音的变化，拼写也随着变化，时间一长，后人难以看懂前人的文字；汉字是表意的，无论读什么音，即使外国人用（如日本、朝鲜），也无论语音怎么变化，意思大体不会变。比如一个北方人，让他听客家人说话（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汉语），和听外语没什么区别，但写出来的文字，是相通的，这在用拼音文字的国家很难想象。有个外国历史学家打了个比方，他说汉字就像阿拉伯数字一样，比如“1”，不管你是用英语念“one”，还是用法语念“une”，或者用德语念“ein”，意思都不会变，这对于用拼音文字的人来说，太神奇了。中国的方言这么多，如果用拼音文字，简直不可想象。今天，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文字，只有专家才能解读出零星的片段，而我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又有记录历史的传统，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而那些古巴比伦人、古埃及人，早已不知到哪里去了。

虽然从仓颉造字开始，到商朝开国，中间经历了一千多年，但这一时间段的文字，至今没有考古发现。中国有文字的历史，现在能证实的，是从商朝开始。老外至今都不承认我们之前有个夏朝存在。

商朝传了五百多年，最后武王伐纣，来自西边的周取代了商。纣王是周朝对商朝末帝的称呼，史书称为帝辛。帝辛实际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领袖，武王伐纣的时候，商朝的主力军队正在征讨淮夷（淮河一带的东夷人），武王钻了个空子。

周朝建都镐京（西安），同时在洛阳建了副都。

公元前841年，周厉王出逃，周公、召公执政，史称“共和”。这一年也是共和元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进入“信史时代”，一直到今天，将近三千年，都有文字记录，在全世界独一无二。以前的历史，要么是传说推测，要么是后人的引用转记，要么就像甲骨文那样，只是一些文字片断，没有确切的年代。

我在关中那一章里讲过，西周末年，周平王东迁，首都在洛阳，这就是东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各诸侯争霸的主战场就在中原。

洛阳是个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往西，有函谷关与关中相连；往东，出虎牢关入中原腹地。周王迁都洛阳的时候，关中已被犬戎占据。东边是他的亲戚——郑国。那时候虎牢关还不叫这个名字，叫制，控制在郑国手上，所以第一个上来欺负周王的是郑国。郑庄公几战下来，让周王室颜面扫地，从此周王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周王室也从此不再过问诸侯的事，老大不管事了，诸侯就开始起来自己争当老大。

周王室的衰落，主要在于镐京之乱，伤了元气，又丢失了关中那块地，养不活那么多军队。按照周制，天子有六军，诸侯最多三军。到了洛阳，王室连养三军都困难。洛阳虽是个盆地，有山有水，但毕竟面积比关中小多了，出产的粮食有限。

虎牢关是洛阳的东大门，在现在荥阳市的汜水镇，唐以后称汜水关。荥阳也是个产粮的地方，刘邦出关中争天下的时候，和项羽在这一带打了很久，处于胶着状态，后来就以鸿沟为界，也称楚河汉界。虎牢关的南面是嵩山，北面是黄河。历来取洛阳必走虎牢关。东汉末年，董卓把持朝政，十八路诸侯讨伐，打到虎牢关，于是就有了“三英战吕布”这一场精彩战斗。

在洛阳南边，嵩山和熊耳山连接处，有一个非常狭窄的小缺口，叫龙门，我们熟悉的龙门石窟就在这里。龙门本可以成为洛阳的南大门，但恰好伊水从这里流过，这道门就被堵死了，这样也恰好保证了洛阳的安全，免却了后顾之忧。

再往南，过了伏牛山，就是南阳了。南阳也是个盆地，但比洛阳盆地大多了，而且直接锁住了襄阳的北大门。楚国进军中原时，首先就占领了这里。楚国在这里设了宛邑，所以南阳也称宛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宛就是南阳，洛是洛阳。诸葛亮的意思是说，可以带着荆州的兵马，先取宛城，然后北上中原打洛阳，洛阳历来都被尊为天下的中心。而且南阳是个大盆地，可以种粮，可以驻军，就算一时半会打不下来也退守有余。诸葛亮想到这个，曹操肯定也想到了，南阳北上不远就是许昌，是曹操的首都，他当然会派重兵把守这一带。

南阳的东北方是方城山。方城山不高，但楚国最强大的时候，以方城山为城，随时进入中原腹地，令中原诸侯如芒在背。

南阳的南面就是荆州的门户襄阳。襄阳东边是桐柏山，然后是大别山。桐柏山也是淮河的源头，淮河从这里一直向东延伸。桐柏山和大别山相接的地方，有三个关口：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这三关在信阳的南面，信阳古称义阳，所以称为义阳三关。中原军队南下，如果打不下襄阳，可以打这里。不过义阳三关连接的是几条狭长的谷道，连克三关太难，容易困死在山谷。春秋末，伍子胥和孙武率领吴国军队攻入楚国，出其不意，走的就是这条道。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走的也是义阳三关。三关历来属于荆襄，元朝时划归河南，相当于荆襄的命门把握在中原。这就是我说的蒙古人划分行省互相制约的又一例子。

中原的地形，除了洛阳和南阳这两个盆地外，其他的地方都是平地，东边与山东和两淮直接相连。平原地带便于交流，也促进了文明的发展，而春秋正是中华文明最辉煌灿烂的时期。

周王室的东面是郑国，郑国的都城在新郑。新郑现在属于郑州，是一个县级市，但比郑州的历史辉煌得多。郑州在周朝时称管邑，直到近代修铁路才真正发展起来。郑州正好处于南北（京广）和东西（陇海）两条铁路的交汇点，是个因交通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才一百多年的历史。郑国的首都原本在陕西的华县（渭南市华州区），后来搬到这里，取了个名字叫新郑。

春秋初期，郑国在郑庄公手上的时候风光了一把。郑庄公创造了两个成语，“多行不义必自毙”“不到黄泉不相见”，一个说的是他弟弟，一个说的是他母亲。郑庄公虽然被称为春秋小霸，但历史评价不高。一是他对周王不敬，让手下人用箭射伤了周王，算是不忠；二是对母亲不太好，算是不孝；三是没让弟弟早点悬崖勒马，算是不悌。郑庄公确实比较腹黑，特别是与后来的齐桓公比。齐桓公打的是“尊王攘夷”的旗号，不管是不是真心，面子上处处把周王摆到前面，一下子让诸侯心服口服，尊他为霸。郑国是个四战之地，在庄公死后，成了诸侯欺负的对象。郑国也破罐破摔，干脆做个墙头草。楚国来了他投降楚国，晋国来了他投降晋国。同样的弱国，鲁国就做得比郑国好，鲁国夹在齐楚之间，采取的对策是：齐国你要打我我就投靠楚国，楚国你要是欺负我我就投靠齐国。最后齐楚都不好欺负他，这就叫“间于齐楚”。弱国无外交，但也可以用智慧最大化保护自己的利益。战国时，郑国是第一个被灭掉的大国，韩国占领了这块地盘。韩国也是第一个被秦灭掉的七雄之一。

郑国的东面是宋国，北面是卫国。宋国的都城在商丘，是商人的故地；卫国的都城也在商朝故地——朝歌。这两个国家都是殷商的遗民。而且宋国的爵位在诸侯中最高，是公爵，因为周人曾经是商人的臣子，爵位低了不合适。

宋国出了个宋襄公，因为他不肯在敌人渡河的时候打人家，一定要等别人过完了河，摆好了阵式再开打，结果一败涂地。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后，也想称霸，但没成功。生于乱世，像他这么教条的人很难生存。宋襄公成了兵法上的反面典型，孙武总结了他的事迹，在兵法里强调说：“军过半渡而击之。”

宋国还是孔子的故乡。宋殇公时期，宋国的司马孔父嘉，娶了个漂亮的老婆。有一天，太宰华督在郊外碰到了孔父嘉的老婆，惊为天人，就想据为己有。于是华督找了个借口杀了孔父嘉全家，抢了他的老婆。孔父嘉有一个小儿子，被家臣抱着偷偷跑了出来，逃到鲁国，后来就在鲁国生活，以孔为氏，世代繁衍。这个小孩就是孔子的五世祖先。

战国末，宋国被齐国吞并。齐国吞并宋国引起邻居们的恐慌，于是五国联军在乐毅的带领下，差点把齐国灭了。

卫国虽说也是殷商遗民，但只是底层百姓，贵族还是姬姓，是周王室的亲戚。卫国实在太弱，也没什么作为。北方的山戎来时，卫国被灭了国，后来在齐桓公的帮助下才复了国。但卫国出人才，李悝、吴起、商鞅、鬼谷子、吕不韦、荆轲都是卫国人；卫国又活得最长，直到秦二世时才彻底消亡。

郑国的东南方，还有两个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一个是陈国，一个是蔡国。陈国定都宛丘（淮阳），妫（guī）姓，是舜的后代。蔡国定都蔡（上蔡），姬姓，是周王的亲戚。这两个国家，在楚国进军中原的时候一直充当楚国的马前卒，后来被楚国吞并，改成了县。

不过陈国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改变了齐国的历史，怎么回事呢？陈国曾经发生过一次内乱，公子完跑到齐国投奔齐桓公。齐桓公给他封官封地，陈完就在齐国安了家，后来以田为氏（古时陈和田同音）。这个田氏到了第九代田和的手上，势力很强，就篡了齐国的权，史称田氏代齐。战国时的齐国，从齐威王开始，已经不是姜子牙的后代，而是陈完的后代了。

郑国的南面，还有个小国，许国。郑庄公时代，郑国吞并了许国。许国的位置就是后来的许昌，三国时汉献帝落难，曹操把他接到许昌，并以许昌为首都，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

从春秋到战国，几乎所有的争霸战都围绕着中原展开。作为霸主的标志，就是要得到中原诸侯的认可，因此中原这些诸侯成了各位霸主争取的对象，同时也是打击的对象。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春秋五霸，齐、晋、楚、秦、吴，都是在中原的外围，处于中原腹地的诸侯，如郑国、宋国，虽然也折腾了一阵子，但还称不上霸，这说明中原是个四战之地，身处中原容易四面受敌，自身很难发展，但要想取天下，夺取中原是必走的一步。

秦统一中国的细节就不说了，说说郡县制的事。郡县制其实是楚国最先实施的。怎么说呢？比如以前吧，某位大将立了功，抢到了一块地，比如黄国，通常的做法就是把黄国封给这位功臣，黄国就是他的封地，黄国内所有的事务楚王不得干涉。后来楚王不干了，说：我不给你封地，我把黄国改成黄县，让你去当县公。于是理所当然的，黄县所有的税收都归楚王，军队也是楚王派驻的。这样一来，楚王的实力增加了，卿大夫们的势力相对就弱小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其他贵族的权力。这就是郡县制替代分封制。郡县制的结果说白了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制度必然会遭到贵族们的反对，以前打完胜仗是可以得一块地的，现在变成个县长，有什么稀罕的？贵族们不稀罕，平民却稀罕，所以士族兴起。

但是楚国并没有把这套制度贯彻下去，也不好贯彻，仅仅是在一些新抢来的地盘上实行过，像黄国、邓国、息国，都改成县，但对于大夫们原有的封地，却不敢动。战国时各国招贤纳士，变法图强，本质上都是要搞郡县制。郡县制搞好了，国家自然就强了。但来自贵族的阻力是非常强大的，郡县制的本质就是削弱原有贵族，把贵族兜里的钱变成国家的钱。商鞅变法让秦国强大了，但是他为什么会被车裂？就是因为他侵害了贵族的利益，让他们恨得牙根痒。所以到战国后期，各国基本上是没有封地的，功劳再大也就封个君。君和以前的卿大夫不一样。西周的贵族等级是：王、诸侯、卿大夫、士。嫡长子继承身份，其他的儿子降一级。王只有一个，就是周天子，掌管天下。王给诸侯封块地，让诸侯去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叫封建。诸侯再把自己的地分给卿大夫（卿比大夫地位略高），这叫家。士是没有封地的，那时候都没有俸禄一说，全靠地，所以士是最低等的贵族，但没有收入来源。但士是卿大夫的孩子，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可以到公室或大夫家里做事。战国时那些到处游走、谋取功名的人大多都是士。其实他们和平民没什么两样，不同之处就是受过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就叫修身。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是这四等贵族的事。后来用士指读书人就是从这里来的，读书人也以这四样东西为人生目标。

战国后期的封君，比如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平原君，号称战国四公子，都是宰相级的人物，他们也有地，但不是封地，叫食邑或者采邑，这块地还是国家的，你只有收税的权力，其他的权力都没有，而且不能世袭。商鞅后来被封为商君也是一样的道理。这和春秋时的分封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贵族不干。但士子们愿意，所以到了战国，出现了很多布衣卿相，就是这个道理。

各国的改革都不彻底，因为有贵族的阻挠。只有秦国把这个做到了极致，而且严格执行。所以我们可以算笔账，秦国是集全国之力在打仗，其他六国，只有国王出钱打仗，下面的贵族该贪的贪，该捞的捞，结果可想而知。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全国的贵族一网打尽，这些贵族后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弹力量。我们千万别以为这当中平民会感激秦始皇，没了贵族，平民也没了工作，要自谋生路。秦国一倒台，没有人为它唱挽歌，几乎所有人都恨秦国，所以它才会亡得那么快。

所以，项羽反秦的时候，打的就是分封制的旗号。后来的汉朝，是半分封制。到汉景帝的时候，发生了七国之乱，中央感到分封制对皇权的威胁。汉武帝搞了个推恩令，才逐渐削弱了诸侯国的势力。推恩令说白了，以前是嫡长子继承制，其他的诸子没有继承权，推恩令让所有的儿子都来平分老子的封地，几代下去，诸侯国越来越小，最后也就相当于一个小县城，对皇权没有任何威胁了。这样，中央集权才巩固下来。

汉朝定都长安，东汉时迁都洛阳。三国时，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昌。西晋又定都洛阳。五胡十六国时，北方的政权更迭频繁，中心始终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摇摆。北魏一开始定都平城（大同），后来迁都到洛阳。隋朝统一了全国，修建了大运河，洛阳是南北运河的中心。从此，洛阳和开封逐渐取代了长安的地位，成为政治中心，天下的物资也集中到了这里。宋朝时更是到达鼎盛，洛阳称西京，开封称东京。到了元朝，定都北京，运河改道，绕开了中原，直接从江南通两淮过山东运往北京，洛阳和开封一下子就落寞了。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清明上河图里的景象描绘的就是开封。“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从周朝起，洛阳一直作为长安的副都。周天子有九鼎，传说是大禹治水后集九州之青铜铸造的。平王东迁后，九鼎也随着搬到了洛阳。春秋时，楚庄王打败了晋国，顺道跑到了洛阳，问周天子，你这鼎有多重啊？从那以后，问鼎中原就有了特别的含义。中原有我们的历史，中原代表的是正统，历朝历代的皇权争夺者，无不以中原为目标，夺取中原，才能拥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