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年，就是民国三十七年，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公元1948年。局势好像越来越趋向于明朗化，共产党势若破竹，国民党节节溃退。

此时，国民政府所属军队及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开始陆续向长江以南撤退。鲁西一带广大地区相继被共产党攻克，仅存菏泽一座孤城还驻有少量国民党兵力。

战云密布，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随时都有可能发起攻城之战。

还是在春天的时候，国民政府宣布，在江南设有流亡学校。凡“沦陷区”中学以上学生前往就读，均属公费，并供食宿。

宋书玉是在儿子就读的菏泽南华第二小学大门外的墙壁上看到的这则公告。当时，她就有些心动。儿子再过几个月就考初中了，到那时也就符合了这公告上的条件。国民党大势已去，丈夫又是让共产党给枪杀的，要是儿子留在菏泽，想必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境。

可儿子只有十二岁，放他一个人去江南，又多有牵挂。宋书玉的一颗爱子之心，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定夺了。

放学了，儿子从学校里跑出来。

“娘，你又来看我了，李大姐怎么没来？”

“李大姐在家陪奶奶和弟弟，我来给你和姥姥送些吃的。”

“娘，前几天我和姥姥没有吃的了，二姐和二姐夫给我们送来了粮食，柴火也没有了，我和姥姥就去公柴储存库附近捡。”

宋书玉脸上又划过一丝凄悲，内心里就想，去南边读书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不光是安全可以保障，还可以衣食无忧。

看到一些人都挤在那则公告前面看，高秉涵就问：“娘，他们在看什么？”

宋书玉忙拉着儿子就走：“没什么，我们回家，今晚娘给你做胡辣汤喝，咱们吃烧饼喝胡辣汤好不好？”

事情没有确定下来之前，宋书玉不想让儿子知道这些事情。

高秉涵突然说：“娘，我今天挨老师的擀面杖了。”

挨擀面杖就是体罚挨棍子，只有犯了错的学生才会挨棍子。

宋书玉心里一惊：“为什么？”

“因为做题做错了。”

“那就该挨混子。”

“但老师只打了四下就不打了，本来他说是要打五下的，另外两个同学也都打了五下。”

宋书玉忙问：“那后来哪？”

“我站在讲台前伸手等着，同学们都挤眼让我下去，但我没有离开，告诉老师少打了一下，让他补上。”

“那老师补了吗？”

“补了，但没使劲。”

“你是个好孩子。”

“娘，你不是说做人要诚实吗？我不想欺骗老师。”

宋书玉的眼窝又湿了，这么一个心地纯良简单，又有些性情懦弱的孩子要是去了南方，她可怎么放心的下？

儿子又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来，打开：“娘，你看！”

宋书玉一看，原来书里精心地夹着一张照片，拿起照片一看，是一张南华第二小学排球队的合影，合影的右下角，蹲着眉清目秀的儿子。

南华第二小学排球队在当时的菏泽赫赫有名，宋书玉惊喜地问：“你也参加了排球队？”

儿子用自豪的眼神看着宋书玉。

“你是主攻？还是二传？”宋书玉又问。

儿子说：“都不是。”

宋书玉纳闷：“那你干什么？”

儿子丝毫也不自卑地说：“我不上场，是球队的服务员，他们都叫我‘总务长’。”

“服务员？都服务些什么？”

儿子又自豪起来：“事情可多了，赛前准备，赛中给队员递毛巾，塞后清理卫生。”

儿子的话让宋书玉是又心酸又欣慰，从儿子充满稚气的小脸上他已经看到了一种可贵的品质：淡泊名利，勤勤恳恳，乐于助人。

她知道，无论将来儿子去了哪里，这都会是陪伴他一生的财富。

到了7月，参加完初中考试，小学的学业就算是结束了。高秉涵对姥姥说想回高庄看娘和李大姐。姥姥不让回，说这是他母亲宋书玉刻意交代过的，并说等过些天母亲会亲自来接他回去。

高秉涵闲着没事，要么去帮姥姥捡柴火，要么去城东二姐家开的果子铺打下手。

7月10号这天一大早，高秉涵的小学同桌刘凤春就来宋隅首找他。刘凤春是安徽人，他父亲刘兴远是国民党181旅派到菏泽守城的541团的团长，说白了就是菏泽的城防司令。

刘凤春初来菏泽时，班上的同学对这位高官子弟又羡慕又嫉妒，再加上刘凤春有时听不懂菏泽话，一时间很是有些郁闷和孤独。随和的高秉涵却很快就和刘凤春成了朋友，帮助他很快适应了环境。后来，当大家知道这个高官子弟其实并无傲慢态度，相反却对人和蔼乐于交友，也都渐渐和他成了哥们。

刘凤春是个体育健将，高个子的他很快就成了学校排球队的高手，杀球和封球又狠又准。

刘凤春有活力，只要他一走近，隔着两米远就能感觉到他身上冒出的那股子热气。

刘凤春说要请几个同学到他家里吃饭，并说这是他父亲的意思。

城防司令部很气派，像战场又像迷宫，高秉涵已经和几个同学去过好几次了，每次都玩得很尽兴。

高秉涵当然也不肯错过这次玩耍的机会。

那天，被邀请的一共是七个孩子，他们都是刘凤春的好朋友。

他们在城防坑道里奔跑游戏，玩得不亦乐乎。快到中午的时候，一个勤务兵过来说团长叫他们去司令部吃饭。

以前都是跟着刘凤春偷偷的来玩，从来没有见过城防司令，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大名鼎鼎的城防司令了，孩子们心里不由的有些紧张。

刘凤春当然不紧张，他笑哈哈地吐出一股热呼呼的气流，说：“走吧，吃饭去。”

在高秉涵的心目中，城防司令一定是个威风凛凛，能够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心里也不由的有些紧张，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会引得司令不高兴。

但通过那天的亲眼目睹，高秉涵改变了自己的原有看法。

餐厅的大桌子上，摆放着丰盛的饭菜，孩子们围成一圈坐在桌子四周。高秉涵突然想方便一下，就离席出去进了茅厕。方便完，从茅厕里出来，正往餐厅里走，就见一个愁眉苦脸的汉子正在和几个人在大厅里聊着什么。

高秉涵贴着墙边走，并没有引起几个大人的主意，但他们的对话他却听得一清二楚。

那个愁眉苦脸的汉子惊慌地问旁边的一个人：“什么，济宁也失陷了？”

汉子虽说是愁眉苦脸，但却是个大嗓门，一说话，吐沫星子像无数颗银色的小剑般射出去。

“是的，国军大多都让共党给灭了，剩下的不是去了南京，就是北上和济南的弟兄们会合了。”

愁眉苦脸的汉子吼道：“妈的，这样下去，怕是连济南的王耀武也支持不了多久！”

那汉子更加的愁眉苦脸起来，一边的几个人也都显得忧心忡忡。

高秉涵听不太懂这些话，还在惦记着大名鼎鼎的城防司令的接见，就赶忙回了餐厅。刚坐下，门就被推开了。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刚才的那个愁眉苦脸的汉子。

刘凤春站起来对着这个汉子叫了一声爹。

高秉涵大吃一惊，原来刚才这个愁眉苦脸的汉子就是城防司令刘兴远。正在高秉涵为自己的发现而暗暗吃惊的时候，只见城防司令豪爽快乐地大声笑起来：“各位小朋友，你们都是我家凤春的好兄弟，今儿我把你们这些小秀才请来，就是想让你们和凤春做一辈子的好兄弟，先吃饭，等会吃完了饭就磕头做个仪式。”

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刘司令一直都是很高兴的样子，但只有高秉涵知道他这是装出来的。

刘司令说话时不时的爆发出阵阵朗朗的笑声，坐在他对面的高秉涵几次被他飞溅的吐沫星子打了眼睛。

高秉涵记得，饭桌上刘司令反复说的一句话就是：“以后你们就是亲兄弟了，不论到了什么时候都要互相扶持和提携。”

当时，高秉涵不理解刘司令为什么要这么做，但后来每每回想起这段往事，心头总能酸酸的体会到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

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军官领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进来了。那男孩很瘦很黑，样子可怜巴巴的，有点害羞。

刘师长看到这个孩子就问：“许副团长，你儿子？”

541团许副团长拉着孩子走到刘司令眼前：“不是，这是朱营长的儿子，从单县来的，今年10岁了，朱营长去世后，这孩子他妈就带着他改嫁了。后爹不待见这孩子，动不动就打他。朱营长的兄弟不干，就把这孩子给偷了过来。谁知，这孩子他妈也不干，天天哭着到朱营长兄弟家要人。怕这孩子去了再受委屈，朱营长的兄弟就干脆把这孩子送到了咱这里。”

刘司令走到那孩子面前，拉起他脏兮兮的小手，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那孩子不说话，眼睛呆呆地看着破了鞋头的脚尖。

许副团长说：“他叫朱大杰。”

“朱大杰，像个男人的名字，可你长得怎么这么小啊，来，大杰，咱们来和这些哥哥们一起吃饭。”说着，刘司令就把朱大杰拉到了桌子跟前。

一看到桌子上的饭菜，朱大杰立刻就忘记了害羞，不管不顾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看着朱大杰的这个样子，刘司令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好样的，像你爹，能吃！”

刘司令又对许副团长说：“你是知道的，朱营长救过我的命，就让这孩子留在这里吧，随便有口饭就够他吃的。”

高秉涵拿到菏泽乡村简易师范学校初中部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宋书玉已经在心里打定了让儿子随国民党流亡学校南下的主意。

宋书玉是硬着心肠做出这个决定的。为此，整整一个夏天，她不知道默默流了多少眼泪。

在南下求学的学生中，高秉涵是年龄最小的。南下学生中高中生居多，初中生大多是些初三的大孩子。他们生活基本能够自理，也略懂一些人情世故，出门以后家中大人可以放心。高秉涵却只有十二岁，刚考上初中还没来得及进校门，是简易师范学生中的一个未曾谋面的小学弟。

但思前想后，宋书玉还是决定让十二岁的儿子南下读书。与其说是南下读书，不如说是南下保命。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她不得不狠心做出这个决定。

促使宋书玉最后做出这个决定的是一个细节。一天，宋书玉去镇上买东西，路过一家商铺时，一个手里拎着几个耿饼的孩子正从商铺里走出来。那孩子刚出门，就有几个孩子围上来把他手里的耿饼哄抢一空。不光是抢了他的耿饼，几个孩子还围上去把他狠狠揍了一顿。宋书玉上前去拉架，那几个打人的孩子一点也不觉理亏，直着脖子说：“他爹是国民党，该打！”

打人的孩子们哄笑着跑了，被打的那个孩子从嘴里吐出了一颗带血的牙齿。孩子的眼里含着泪。那一刻，宋书玉心里一阵发紧，觉得眼前这孩子似是一下幻化成了自己的儿子秉涵。

不能让孩子留在菏泽，把孩子留下来就等于是害了他。

宋书玉做出这个决定后就到城里带着秉涵去报了名，回来的路上碰到了菏泽南华第二小学的女校长李学光。同在教育口，宋书玉本来就和李学光认识，又加上李学光的丈夫张文光是菏泽国民政府的县长，宋书玉就把自己的打算说给李校长听，想让她给拿拿主意。

李学光也是对国民党的前景表现出一种忧虑，她十分赞同宋书玉的决定。

“去吧，读书不读书先暂且不谈，起码能留下一条命，这国民党在菏泽肯定是长不了的。”

离开李学光，宋书玉的心情更加阴郁。

一股浓浓的烧饼的香味传过来，宋书玉觉得儿子脚下的步子明显变慢了。想到也许不久之后年幼的儿子就要离开自己独自出门远行，一种深深的牵挂和无奈涌上心头，心境也顿时凄凉起来。

宋书玉低下头，问儿子：“想吃烧饼吗？”

高秉涵点了点头。

宋书玉拉着儿子就向旁边的一家烧饼铺走去。

菏泽烧饼不是用铁锅烙的，而是放在用泥巴制成的特制的炉子里烤出来的，味道香甜松软，散发着一种特有的来自泥土的本色香味。

正赶上烧饼出炉，肩上搭着白毛巾的伙计哈着气忍着热把胳膊伸进圆圆的烧饼炉里一个个往外掏烧饼。

一边掏，一边吆喝：“烧饼！烧饼！馋死乾隆，羡煞神仙的烧饼出炉等你来吃了！烧饼！烧饼！正宗的菏泽烧饼！”

看见宋书玉，伙计二话不说就照例把一个热乎乎的烧饼砸进高秉涵的手里。

“宋老师，你可有日子没来了，是不是最近乡下不太平？”

宋书玉付了钱，含混地应了一声，拉起儿子就走。高秉涵迈着快步，脸上带着喜色，把滚烫的烧饼在两手间倒换着。

“春生，你喜欢吃烧饼吗？”

高秉涵咬一口烧饼，看着母亲说：“喜欢！”

“除了喜欢吃烧饼，你还喜欢吃什么呢？”

“还有耿饼、核桃和大枣！”高秉涵朗朗地说。

宋书玉心里又是一阵难言的心酸。儿子离开家乡，就吃不到菏泽烧饼了，也吃不到菏泽的耿饼、核桃和大枣了。

“娘，你也吃！”高秉涵掰了一半烧饼递给宋书玉。

宋书玉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说了声不吃赶忙把头扭了过去。

南下求学之前，宋书玉又带着高秉涵回了一次高庄。一路上，宋书玉把自己的打算好好跟儿子说了又说，生怕儿子会不从。想不到，儿子却很听话，一直不停地点着头。

最后，宋书玉又叮嘱儿子，回家后先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奶奶，免得奶奶会伤心不同意。

这之前，宋书玉已经和婆婆沟通了，婆婆坚决不同意孙子离开家乡去南边。没有办法，宋书玉只得先斩后奏。

回到家，宋书玉只是对婆婆说儿子考上了初中，回来歇几天就回去。

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宋书玉拉着儿子去了丈夫的坟上。这是高秉涵第一次来到父亲坟前，他幼小的心一下沉重起来，在黑暗中回想着父亲活着时的音容笑貌。

母亲说父亲是让共产党打死的。父亲是个那么好的人，共产党为什么要打死他呢？母亲还说告密的人是金鼎叔，金鼎叔平日里和父亲那么要好，为什么要出卖他呢？母亲还说共产党也不会放过他的，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呢，怎么共产党连他这个小孩子也不会放过呢？

这些问题，高秉涵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

看着黑黑的飘着玉米缨子香气的故乡的夜，高秉涵感到有些忧伤。

他对着父亲的坟磕了三个头，就听到母亲对着坟中的父亲说：“金锡，过两天咱秉涵就去南京读书了，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你在地下有知，一定要保佑他，千万不能像秉洁、秉浩那样，一去就生死不明的再也没了音讯，你要保佑他平安归来！”

高秉涵看见母亲又对着父亲的坟磕了三个头，每一次都把头伏在地上停留许久，似乎是真的听到了父亲在地下的回应。

黑暗中，高秉涵湿了眼睛。夏日夜晚的风拂过树枝，乌蒙蒙的夜空让他感到一种肃杀之气。

早晨，天还没亮，宋书玉就带着几个孩子瞒着婆婆上路了。她要让秉涛和李大姐也去城里给秉涵送行。

出门的时候，宋书玉又让秉涵对着奶奶歇息的那间屋子磕了几个头，算是和奶奶告了别。

奶奶还被蒙在鼓里，一直都以为宋书玉把三个孩子带进城里为的是给他们买新衣裳。

快过八月十五了，该换季了。

昨天晚上奶奶还在嘱咐高秉涵，让他今年的八月十五一定要回高庄过。

1948年农历8月5日，高秉涵在菏泽城里宋隅首的姥姥家度过了在家乡的最后一个晚上。

上午，早就知道高秉涵要去南京的刘凤春前来告别。刘凤春送给高秉涵十块现大洋，以便让他路上急用。现大洋被刘凤春充满活力的手握的热呼呼的。

高秉涵想约刘凤春一起到南边读书，刘凤春呼出一股热气，斟酌了一下，说：“家父让我跟着他，等他们在这里坚持不下去了，就会南撤，将来我们肯定是要见面的。”

想了一下，刘凤春又说：“父亲早晚会去南边，要是有一天你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不要忘记了去找181旅的541团。”

当时，高秉涵是把刘凤春的这句话当成一句客套话来听的，后来才知道其实他的命运从那一刻起，就已经和国军181旅这支队伍有了一种冥冥中的联系。

二姐和二姐夫也来送行，他们给高秉涵带来了烧饼、耿饼和红枣。

二姐夫挽着袖子问：“秉涵弟弟，你想吃什么就说，姐夫马上就去给你买。”

高秉涵冥想了一会说：“我想吃白米饭。”

二姐夫哈哈一笑，说：“到了南方，怕是天天要吃白米饭，要想吃上我们菏泽的烧饼可就难了。”

姥姥暗暗的在抹眼泪，一边抹眼泪一边给高秉涵缝补裤脚。

晚饭是宋书玉和李大姐一起做的，做了很多花样，吃饭的时候把样样数数的都摆在了高秉涵眼前。

高秉涵没有对以后的事想的太多，只是觉得眼下大家都对他这么好，心里很惬意。

晚上是和李大姐一床睡的，和以前一样，他睡里边，李大姐睡外边。李大姐不停的在哭，她耸着忧伤的肩膀说：“春生，你要是混好了，可不能不要我啊，你要是到外头再和别的女人好，我可饶不了你！”

高秉涵对李大姐的这句话没什么反应，他只是觉得李大姐身上的气息很好闻。李大姐一哭就不好看了，他不想看到李大姐哭泣的样子，于是就说：“放心吧，我会回来找你的，到那时候咱们再藏蒙蒙，让你找不到我。”

李大姐不哭了。十六岁的李大姐比刚结婚那阵子有了一些不一样，眼神里带着一种火辣辣的东西。她拧着高秉涵的耳朵，叮咛说：“到时候你要是不回来找我，我就饶不了你！”

高秉涵还是个懵懂少年，不明白李大姐眼神里的东西，依偎在李大姐的怀里很快就睡着了。

次日一大早，高秉涵就被母亲叫醒了。

母亲先是送给他一支他父亲用过的派克笔。

母亲叮嘱他说：“不管到了什么时候，都要好好的读书。”

高秉涵点头答应着，接过了那支亮闪闪的派克笔。

母亲又把他叫到院子里，突然就狠下心来用戒尺抽打着他的手心，使劲拧着他的耳朵叮嘱他要牢记一件事。要他一定要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让他也一定不要回来。

“听明白了吗？”宋书玉又使劲提着高秉涵的耳朵问。

高秉涵疼得嘴都歪了，说：“知道了，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我就不回来。”

说这话的时候，浮现在宋书玉脑海中的是丈夫惨死时的情景。作为一个母亲，他不能眼看着儿子重蹈他父亲的旧辄。

一边是年幼懵懂的儿子，一边是残酷莫测的政治争斗，这个身心憔悴的女人的心都要碎了。

为了保住儿子的性命，她必须狠下心来把他送走。

而做这一切的时候，她的内心始终在流血。

一家人在宋书玉恶狠狠的叮嘱声里，也都醒了。

姥姥把一碗面端过来，一家人看着高秉涵把面吃下去，又把他送到东关的小广场。

事先已经约定好了，去南京求学的学生们在东关的小广场上集合一起上汽轮马车。

汽轮马车是家长们凑份子雇的，一共有六辆，每辆马车上都坐着十几个学生。临上车的时候，高秉涵又被母亲拉到了一边。母亲交给他一个布包，布包里是那根曾经捆绑过父亲的带血的绳子。

母亲伏在他耳边最后叮嘱他：“你年幼无知，出门在外要多听老师的话，要跟着流亡学校走。如果学校解散了，你要跟着国军走，国军不回来，你千万不要回来，回来就会被杀头的。”

正说着，高秉涵听到有人叫他，一看，原来是小学时比自己高三个年级的管玉成。高秉涵和管玉成很熟，每年冬天他们都在一起打陀螺。管玉成虽然不爱说话，但他亲手制作的陀螺总是转得又稳又快。

一边的母亲又最后叮嘱他：“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有个五星的是八路，你可千万要分清楚了。”

高秉涵记在心上，点头应着。这时，他看见了一个熟人，已经在简易师范读初三的孔庆荣。高秉涵和孔庆荣是以前在街上一起玩的时候认识的，这会遇上了就显得格外亲热。

孔庆荣脸上笑嘻嘻的，看上去像是觉得这次出行很有意思。

又有一个叫韩良明的同班同学也来了。韩良明家是个地主，前些天听说他自己不想去是父母逼着他报的名。这会韩良明哭得什么是的，一双脚像是变成了三寸金莲，一点一点的往前挪，他父母一边一个把他押了来。

韩良明的父亲说：“哭什么哭？你要是留在家里，这以后哭的时候可就多了！”

韩良明的母亲把丈夫推到一边：“瞎说些什么，咱儿子就是去南边读书，什么哭多哭少的？”

韩良明的父亲又凑过来：“孩子，记着回家的路，等上完学长了本事就回来。”

他母亲的眼圈已经红了，把一个用红绳穿的小石佛挂在了韩良明的脖子上：“明子，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想娘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看看，老天一定会保佑你的。”

宋书玉听了心里也酸酸的，她又给高秉涵整了整衣服，眼泪也不由地流了下来。

“上车了，上车了！还想不想走了？”赶车的车夫大声吆喝。

坐在汽轮马车上的高秉涵渐渐地远去了。清晨朦胧的光线里，家乡一点一点地远了，远处的亲人们也渐渐模糊了。

当时，十二岁的高秉涵不曾想到，前面等待他的是无数次难以想象的生死轮回，而家乡的亲人们却在梦境般的情境里一个个消失在这片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