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丘裸奔

司马迁说纣王喜欢看人裸奔，他在自己的一处风光旖旎的名叫“沙丘”的园林景区，“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这个“裸奔”的事情怪怪的，似乎不是所有的日子，而是纣王在这里搞party的时候。这似乎也不能算纣王的专利，我看电视剧上演古罗马的古史，其贵族聚会上，也是弄些奴隶男女，趴在中间，裸相舞戏，虽然是电视剧，但想来古罗马如此，当不是虚妄的。

另外，还有一点要说的是，商朝的时候，相对远古，婚姻和夫妻家庭还不很普及，有些人终生不结婚，从考古发现看，半数以上的商朝人不见“死则同穴”的夫妻合葬现象，推测可知当时很多人是仍是终身打着光棍，换句话说，有一半以上的终身不结婚的人。社会上大量的男人女人，都是一辈子自己过的。这不光是因为穷，结不起婚，也跟历史风俗有关。那时候的人，就是没有结婚的习惯。这是原始时代的特点。越是原始时代，男人女人就越是不去结婚。更早的原始社会甚至根本不知结婚是何物。

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终生不结婚的单身者，总得有个地方去解决一下自己的性问题和完成传宗接代，于是，“欢乐谷”的远古习俗就继续发挥作用了。纣王让男女裸体相逐其中的“沙丘”，很可能就是一个被官方指定的欢乐谷。所谓“沙丘”，是河北省南部邯郸附近一个美丽的自然风景苑囿，正适合当欢乐谷。

司马迁说，纣王在“沙丘”苑囿里大聚乐戏，又准备酒肉，悬肉为林，灌酒为池，然后令一帮男女裸体相逐于酒池肉林之间，一边看着这个，一边做长夜之饮。纣王使这些人“裸相逐”，也许是纣王通过这种安排，帮助这些男女寻找性伴侣，建立或长或短一段同居关系，顺应历史风俗，并且传延后代。从司马迁的描述上看，似乎是在一些“大聚乐戏”的日子里，这就跟欢乐谷也是在特点的时节举办活动，是近似的。

其实，一直到后来的大周朝，《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就是政府命令很多男女相会，去“奔”呢，和纣王的“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何其相近。也就是说，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节，周的各级政府会指定某些地方作为欢乐谷，命令不在结婚状态的男女们聚到这里，互相认识、挑选，找到合适的性伴侣，然后不必履行结婚手续，就可以开始同居，所谓“奔者不禁”。

这些“奔者”，大约奔到某个地方去进行同居。但二人同居，关系并不稳靠，等到下一次欢乐谷开放的时节到了，可能又跑回去重新挑选性伴侣了。总之，他们并不结婚，也不建成稳定的长期的家庭关系，而永远是寻找临时的，建立一阵子同居关系，随后又换了——现代一些西南地区落后部族里的男女，仍然是这样的。这不光是财力或者道德的问题，更多是历史习惯使然。

这种“终身不婚”“一阵子又一阵子的同居”“得过且过”的生活方式，历史上曾长期流行过。譬如从前的大禹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大禹“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就是说大禹和涂山女不履行结婚手续，也不想组建家庭，而只是在台桑“通”，俩人happy，“嗜不同味，而快朝饱”——俩人就为了爽一把，尝试不同的滋味，这就是大禹的生活方式。这都是屈原的诗《天问》中说的。俩人就以这种不尴不尬的形式，生下了个孩子启。大禹又通过打架，硬把孩子从涂山女手中抢去了。事实上，大禹甚至不能断定这个孩子是他的，因为她也是蛮“自由”的嘛，这也就是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部分原因了吧。

不结婚，“嗜不同味，而快朝饱”，这种潇洒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社会上的很大人口比例都是这么生活的，这当是很多商周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当时半数以上的商朝人，死后都是自己孤睡在坟墓里。他们活着的时候，就是靠着屡屡去欢乐谷，来找到短期partner，获得性的慰藉和满足的。纣王使这些人“裸相逐于欢乐谷”，是顺应时俗的自然而然的事情。正是因为当时社会中“终身不婚”的习俗普遍存在，社会存在大量终生独身的男女，故纣王通过上述安排，帮助这些男女寻找性伴侣，建立或长或短一段同居关系。这是纣王在做好事，纣王肯拿出自己的王家苑囿给他们“奔”用，还算是孟子说的“与民同乐”呢。即便纣王用意不在于解决他们的性生活，但既然当时民间的欢乐谷很多，纣王在自己的王家沙丘苑囿里也搞一个，能算是多么“荒淫”呢？不过是效法风俗罢了。而汉朝人少见多怪，把这个视为纣王淫荡。

说炮烙

据说纣王有炮烙之刑，就是让罪犯在一个烧热的铜柱子上走，掉下来就落入火炭中。而西方社会，一直流行火刑，把犯人绑在柴堆上烧死，或者让他在火炭上走。相比之下，大约半斤八两。而西方使用火刑，是非常司空见惯的。

实际上，远古时代的刑罚一般都是严酷的。周人虽然号称仁义，入主中原以后，一样也用酷刑。大周朝包括其中的春秋战国时段，还流行一种鼎镬之刑，就是把犯人活活放在大鼎里煮了——周夷王就曾烹过齐哀侯。郑大夫叔詹，也曾经手攥着重耳给他预备的大鼎的耳朵，叫唤，差点也被放进去。

总之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烹人的事不绝于史书，“就鼎镬”成了一种臣子的常用语，说明这种刑罚比较普遍。那么，鼎镬之烹和炮烙相比，恐怕难受程度是一样的。此外还有车裂和肢解，更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司空见惯，受刑的名人有商鞅、吴起等等，与炮烙相比，又如何呢？

还有一种醢刑，就是剁成肉酱，大周朝也一直有，宋闵公曾经醢了造反的南宫长万，及至到汉朝刘邦，还把功臣彭越醢成肉酱，全国诸侯传吃。到了后代，朱元璋还有剥皮、抽肠。明清还有磔刑，就是在农贸市场把罪犯千刀万剐。我个人体会，磔刑比炮烙更疼。

历代皇帝和统治者，对于敌对势力、造反者、违法者，都是毫不手软的，腰斩、凌迟、剥皮和钉十字架，都是常用的，炮烙绝不算是其中最残忍的。

对犯罪者进行虐杀，也未必全是君主们的变态心理，一部分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具体就是以儆效尤。当时印刷业还不发达（甚至干脆没有），一些君主的理想或者对臣民的要求，没法用铺天盖地的文字反复灌人人们的眼睛，为了避免人们健忘，就需要搞一些耸动视听的虐刑来强调自己的主张。刘邦把功臣醢成肉酱，然后传给各地诸侯们吃，战国君主们把车裂后的肢体拉给民众巡看，都是为了宣传和恐吓别的势力的，是政治性的，不能单视为统治者心性残暴。纣王即便预备了残酷的炮烙，也是和其他皇帝预备了磔刑、鼎镬等等酷刑一样，是一种政治手段，似乎不能全部断言是他个人内心变态，非常欣赏这种残暴刑罚才过瘾吧。

那些使用磔刑的明清皇帝，使用鼎镬的战国君主们，都没有人责问，而纣王的炮烙却变得臭名昭著，这是不是不公平呢？是不是因为纣王是个倒霉的失败者而挨了这样的骂。而且，磔刑、鼎镬之事，是确凿的，而炮烙之事，是否真的有，还是聚讼纷纭的呢。

在周武王给纣王开列的罪状里边，读《尚书》可以知道，并没有提到炮烙。

炮烙这个东西，最早是从战国学者那里说起来的，韩非子在文章中首次提到，说纣王设炮烙。不知韩非子是根据什么知道的。是考古依据，还是前代典籍？如果是前代典籍，为什么春秋时代那么多诸子的作品里却都没有提到呢？这么有趣的东西，这些为了“争鸣”都不惜编造古史的诸子们，不会不愿意言及吧。

事实上，考古发现，商纣王时代，杀掉的人殉数量远低于前代，则说明他并不嗜杀人。而关于纣王无故杀人的说法，史书上其实也没有确切的记载。

“血流漂杵”

在古书《尚书》里有一篇《武成》，其中描写了牧野之战等周武王对商朝的进攻过程，但是这篇古文后来失传了。

战国时代的孟子倒是看过这篇《武成》，并且在看完之后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我只信其中的一两段）。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说的意思是，《武成》说的不可信。因为他觉得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打“至不仁”，何以要闹得血流漂杵呢？言下之意，仁者是老百姓拥护的，不仁者是老百姓反对的，所以最仁的人打最不仁的人，应该很容易，不会闹得血流漂杵。

显然，在孟子看到的当时的古文《武成》里，周对商进行的牧野之战等战役，对商军或商人杀戮是非常血腥的。但是孟子不相信。

大约是受孟子的启发，或者是另有所本，后代的司马迁于是在《史记》上说：“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这里也不提血流漂杵了，而且明确说纣军全部倒戈。

一经司马迁的认可，于是这就成了一种“说法”了，教科书里目前也这样写了。

那么到底是《武成》一文说的，牧野之战非常惨烈，还是司马迁说的，商军全部倒戈，因而也没有多大血战呢？

我认为，应该还是很惨烈的，屠杀很多。后来，商人还在纣王的儿子武庚领导下爆发反周叛乱，如果前面牧野之战商军全部倒戈，那现在的叛乱又何苦呢？前后不一致啊。

后来战国人所编，但篇章内容成书于西周到春秋时期的《逸周书》记载，武王伐纣，杀死一亿零七万人，俘虏三亿人。今人不敢保证《逸周书》所有文字都可靠，但也无法说这个数字是后人伪造。当时亿的概念是现在的十万，那就是杀死了十多万人啊。总之《逸周书》的记载和《尚书·武成》总体倾向是一致的，牧野之战的杀戮很重，非常血腥。

孟子的说法，是以道理来揣测事实。孟子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至仁，讨伐纣王这样的至不仁，何至于会出现血流漂杵？意思是，不仁的人把自己的民众搞得饥寒交迫，民众早就不想跟着他了，而都盼着仁的人来，所以仁的人带兵来打，应该很轻松，根本不需要打得那么惨烈，就能战胜敌人。

不过，即便是仁者打不仁者，也未必就会兵不血刃。希特勒算是很不仁的人了吧，美国政府算是仁的了吧，但是美国兵自诺曼底登陆之后打德国人，一样是双方打得流血漂起机关枪。

并且，周文王、周武王到底是不是至仁呢？我们看些佐例。

第一，《孟子》中还有这么一段对话，齐宣王问孟子：“我听说，周文王的囿，方七十里，有这种情况吗？”

当时齐宣王的苑囿四十里方圆，老百姓都觉得太大，因为这种苑囿，都是国君私有的，属于与民争利。而齐宣王问，周文王的苑囿方圆七十里，比我的还大，真不是真的？孟子一下子特尴尬，说：“于传有之。”从传记上看，有这么回事。孟子没法撒谎，但是孟子立刻找辙，说文王虽有七十里的大苑囿，但是也不算专利，因为那些砍柴的打野鸡野兔的都可以进去，与民同用。孟子说的不知是真是假，是不是“传”上所没有的，就不知道了。但是，它既然叫作“文王之囿”，总得是文王在里面有点特权啊。也就是说，就算民可以进去砍柴打兔子，大头的资源还可能是由文王垄断着啊。总之，这句话暴露了孟子在自己书里描述周文王是“至仁”的一些例证如“（周文王）泽梁不禁（不禁止民众去湖里山上捕鱼打猎），耕者九一（只收百分之十的农业税），仕者世禄（给公务员世代发工资），关市讥而不征（不收过路费），照顾鳏寡孤独”这一串描述周文王的仁者的“仁政”话的可信性有折扣。既然“泽梁不禁”，怎么还会有“文王之囿”呢？

另外，也不一定收税少就是好事，收税应该有合理的标准。收得少的话，政府没有财力，无法搞好公共事业和大项目，更无法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所以孟子说的周文王“泽梁不禁，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这些薄税的话既不可信也未必有理。

所谓“仁者”，按照孟子的定义，就是实行仁政，对民众好的国君。这种仁政，孟子想出来的办法，主要就是少征税，多给老百姓福利，也就是孟子以周文王举例来说的“泽梁不禁，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照顾鳏寡孤独”什么的。《荀子》中也有类似的话，但不是冠以周文王的主人公，而是作为施政纲领要求讲的，从描述的内容对象来看，它倒确实只是针对战国时代的社会现实。梁泽圈禁、关口和市场征税，这该只是战国的情况。

第二，《左传》上说：周文王有“对于逃亡者进行大搜捕”的法令，因此而得到天下。

这就说明，有人会从岐山地区逃亡，离开周方国。那是不是因为周文王税敛太重，战事频仍，兵役劳役太多，给人民负担太重，导致人们逃亡？如果是这样的话，周文王在自己的地盘周方国里，就不是用仁政了。如果用仁政，人们怎么会逃亡呢？既然他照顾鳏寡孤独，人们为什么会逃亡呢？所谓逃亡，就是脱离自己的户籍，迁徙去别的地方。我们知道，户籍的设置，是为了依照之征收粮食、赋税、劳役、兵役的，人们脱离户籍逃亡了，离开老家了，就没有人上税和服兵役了，所以周文王禁止人们迁移和逃亡。这一方面说明周文王治理下的周国百姓可能过得并不好，并没有得到仁政，一方面又搜捕逃跑的人，这就是非常凶巴巴的，不是仁义了。后来的商鞅也下过令捕捉逃亡者，后代帝王们也禁止人们逃亡，譬如曹操就曾经被当作“亡者”（三无人员）被中牟县亭长抓住过，其目的都是一样的，是强迫这帮人待在老家户籍上完税、交粮、服役、当兵。其实周文王可能正是靠着类似这样的法令，而取得了国力的发展，有能力去进攻商王朝。而未必是靠着少收税，让民众去湖山打猎和不收过路费，来获得国力发展，或者说，不单单是靠着这个。周文王当靠的是综合的多种有效治国之术乃至改革之策，而仁政和至仁未必是周文王唯一的标签或最大的标签。

第三，伯夷、叔齐两大廉正的人也反对周人所以取代商朝的方式，宁可与周决裂，跑到首阳山上菜薇而食，饿死不食周粟。如果周统治者是“至仁”，两位贤士为什么要与他决裂呢？伯夷、叔齐死前作歌的歌词中还有一句“以暴易暴”，这当是他们作为当事人的观感吧。

《孟子》说：“伯夷，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既然伯夷如此耿介，他不食周粟，和“不立于恶人之朝”是不是一致的呢？周就是“恶人”。

第四，据《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六韬逸文》《说苑》等书记载，灭商以后，“天下惶惶未定”，于是姜子牙提出，把所有商人都杀死，“使靡有余”——一个种都不留下。这简直是要搞种族灭绝。这固然也是不仁的了。而且这也说明很多商人对周是不合作态度，才逼得姜子牙提出这一建议。既然商人对周人如此不肯合作，令周人都想杀光他们，那么说前面商人在牧野之战中全都倒戈，就前后不一，因此也不可信了。

第五，周公后来花了三年时间东征东夷，有“践奄”——在奄国搞大屠杀的举动。奄国是东夷国家中的强国，抵抗周人最凶，抵抗了三年，所以给奄国来了个扬州十日。这样的残暴之举，应当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吧。

第六，《管子》谈到远古刑罚的时候说：“周公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死民不服。”周公执政的时候，砍断的人手、人脚和人头堆满台阶，可人民还是不驯服。周公也是够狠的了。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可能不是恶人，但用“至仁”来简单地定义和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是有片面性和勉强的。

那么，孟子为什么非要说周文王是“至仁”呢？

孟子喜欢推崇仁政。推崇仁政没有错，总比推崇暴*要强。但是孟子向君主们兜售“仁政”这一治国药方的时候，就打广告说：“行仁政吧，你就会无敌于天下的，仁者无敌！”并且就举例说：“周文王一行仁政，就灭了商王朝。”于是，就去赶紧包装周文王怎么行仁政，写在了《孟子》的书上，就是“泽梁不禁，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照顾鳏寡孤独”什么的。又看了《尚书》“武成”一篇说周武王把商军杀得血流漂杵，也不符合自己的仁者（对老百姓施行仁政的国君）攻不仁者（对老百姓不行仁政的国君）会易如反掌，敌人不会反抗的理论。既然行仁政者无敌于天下，何至于遭遇这么激励的反抗和战斗呢？这跟孟子在其他地方说的“商汤一行仁政，各个诸侯国都盼着商汤来打自己”，也是不一致的啊。所以孟子不喜欢“武成”这篇文章，说不信它。

攻破商王朝后，姜子牙的杀光商人的意见没有得到采纳，商朝的大批遗民，最终都交由纣王的儿子武庚统领，继续待在原朝歌地区，作为封国存在。这也说明，商人还是愿意跟着纣王的儿子，纣王家族还不算是众叛亲离。

最要命的是，纣王的儿子武庚，随后又领导商朝遗民，再次进行了军事起义，规模相当大，引得周公发兵来剿灭之。这也再次说明，人们还是愿意跟着纣王的儿子的，乃至是跟着他去冒险起义。这就更把前面牧野之战的“全部倒戈”一说逼得没有退路了。

起义失败后，大批商人被贬称为“迷民”“仇民”，迁往洛邑安扎，由周人和洛邑八师紧密地看起来。如果商人曾是积极欢迎周武王的，周人何至于要用这种提防和集中管制的办法对付他们？并且从尚书《多士》来看，周人还不肯把商朝贵族旧臣录用到自己的朝廷，并引发了商朝旧贵人们的质问。接下来，周人又采取迁徙的方式，把另外大批商人遗民分遣到各个姬姓封国里去，比如周公的儿子被封到鲁国时就带去了“殷民六族”，卫国又有“殷民七族”，这些人的地位当处于近乎战争俘虏也就是奴隶的地步。这也是为了削弱原商朝王畿地区的商人力量。种种迹象表明，周人与商人之间颇是对立的，商人大规模倒戈迎接周武王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孟子为什么不反着考虑一下：武王伐纣之所以打得血流漂杵，那是因为武王不是什么“至仁”，纣王也不是“至不仁”，商人民众虽然对纣王有不满但是也没有丧失对纣王父子的追随之心，周人国内也并不是全部民意都愿意去进攻商人，所以二者相打，血流漂杵，也就势不可免了。

一个人的血液大约是五升，纣王的十数万大军也得有一百万升，能把三个边长三十米的游泳池灌出一尺深的血，漂起杵来没问题——杵是木棒子，军人武器。并且当时战场还下过雨，更能帮着漂起来了。这个“血流漂杵”从技术上讲也是可行的。

总之，牧野之战，商人“血流漂杵”，在我看来，是可信的。商人“临阵倒戈”，领着周武王轻易就占了朝歌，是不可信的。

不过，从战争技术角度来讲，周武王是突然奔袭到商朝腹心的朝歌地区的，并且这是大商朝百多年间第一次有外寇直接兵临城下，这种突然来袭，所能造成的人心理上的惊慌是相当巨大的。以后来三国的例子为例，曹操率军抄小道，突然潜进到刘表的荆州，一下子抵达州治不远的新野（当时刘表已死），吓得刘琮只能投降，连比较久经战阵的刘备在旁边都落荒逃跑，这是荀彧或给曹操出的突然掩至敌人面前军事策略的巨大成果。同样，后来邓艾以一万不到的兵力，突然翻山越岭，出现在刘禅的成都以北，吓得各地的蜀人迸走山林，地方官不能制止，刘禅只得出城投降——虽然，当时的刘琮也好，刘禅也好，都还算不上多么失去人心，而本国的战斗力，也是有一点的。

商朝一直对西方的周国疏于防范，周人突然在某日凌晨杀到城外，列阵求战，商朝人的惊慌是可想而知的。在勉强进行战斗的时候，稍遇挫折，发生溃奔，是可能的。特别朝歌这里，百多年歌舞升平，人们安于享受，从事商业服务业为主，爱喝酒，说明也爱游浪，可谓浮靡，这些浮靡之人，是不可能对当蛮夷地区一直靠着战争挣扎发展的周国人的。犹如大清兵杀到北京，北京不战而降。都城人，只会享受，哪敢玩命。这跟崇祯皇帝多么失人心，没有关系。恰恰相反，一个皇帝不管多暴虐，对京城的人们往往很慈爱，因为这是他生活的地方，人们很容易报复他。商纣王搞“酒池肉林”，其实沾光的还是本地人——虽然，外国诸侯或者外地城邑要为此付出赋税的高额代价。

总之，即便牧野之战，商军不堪一击，可能发生溃奔，与其非要从周王的民心角度去分析其缘由，不如说这跟周武王的突然掩至和都城人的战力脆弱，关系更大。从后来吴国人攻楚都，燕国人攻齐国临淄来看，都是没有经过多大战斗就拔取了，而主要战斗是发生在边地要塞的会战。大国的都城人的战力本来不可指望，这时关键是能否还有主力军前来救援。而商的主力显然未能及时调至，否则战斗也就不会发生在都城郊外。

正是发生溃败，周军追杀，才有可能形成极大的杀伤。而这种溃败，也许会被人记录成倒戈，促成了司马迁的写法。

周武王杀灭纣王后，没有定都在朝歌，而是跑回自己的老窝，后来干脆朝歌地区变成了废墟，说明周人通过军事上的一次成功策略可以占领这里，但未必等于能征服这里。

最后再说说孟子所谓的“行仁政”。孟子对战国列国国君兜售的仁政，内容也非常简单，就是轻徭薄税什么的，也就是他说的周文王“泽梁不禁，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之类，对农夫只收十分之一的税，苑囿山林随便民众开采，对商人也不收税，以及他对魏惠王说的不要因为征兵打仗而伤害农夫的民时（影响种地的时间）。他认为，搞这样仁政的国家，也就会“无敌于天下”了，即他所谓的“仁者无敌”，因为你行仁政，你的老百姓舒坦，其他国家不行仁政，老百姓饥饿冻馁，你带着自己的人去打他们，肯定对方民众特响应，你也就极其轻松地战胜和兼并了对方的国家了。

我觉得，轻徭薄税固然比横征暴敛强，但要想“无敌于天下”，还要更为积极的手段和改革措施。关于这个，可以参考法家。

说“封建”

周武王、周公、周成王把许多亲戚、功臣封到各地做了诸侯。随着时日推移，各诸侯国国君们也不断生出儿子，于是国君也分土地给他们，命之为卿大夫。因为都是国君的儿子，于是卿大夫多是同姓的。但是有些家族，在某一个诸侯国内越混越惨，比如犯了错误，经人介绍，跑去别的诸侯国做卿大夫，这种情况也常有，于是他在新国家内成为异姓卿大夫。

卿和大夫没有什么实质区别，上大夫就是卿，他们都有自己世袭的城邑和土地，是诸侯国君封给他们的。卿大夫封邑土地上的民人也可以征发出军队，就是属于他本家族的私家军队，作战时配合国君的直属部队一起出征。卿大夫派家臣治理自己的封邑（其封邑数量往往不止一个），所以当时并没有“县”的概念。县，是流水的官，而封邑，是世代属于一家。

当然，更多城邑则是国君直辖的，属于国君私有，上面征发的军队，则是国君的直属军队，也相当于是国家的军地。

就这样，周天子把弟兄、功臣、友邦部族君长们，分封到周的直辖地区以外，建成诸侯，诸侯又分城邑土地给卿大夫，当时就没有郡县的概念了。郡县的概念，则是郡县全属于国家，或者可以理解成，全属于皇帝直接派人（并且是流官）来管理。而周朝这种模式，各个诸侯和城邑，是属于私人世代拥有的，这些私人并非流官，该城邑也不被叫作郡县。周的这种政体模式，就叫作封建。

“封建”一词来源于《左传》，原话是：“昔周公吊二叔（管叔、蔡叔）之不成，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周之有懿德也，犹日莫如兄弟，故封建之。”这就是“封建”一词的来历，原意就是指把亲戚们封为诸侯。

“封建”一词随后也就指分封建出诸侯的意思。在清朝以前（含清朝）的中国所有史书和史论里，“封建”一词都是指夏商周三代时的社会结构。譬如《元史·地理志》中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

所以，真正的封建时代，却是商周时代。

但是为了免于与当代书上的“封建”二字相混淆，我们还是叫它分封制吧，虽然它最接近西方中世纪英法德意等地区的封建社会——领主把土地封给附庸，各级附庸要向各级领主效命。但是无论如何，后来秦汉唐清这些书本上所谓的“封建社会”，其实是中央直接控制地方，并没有通过分封，所以叫它“封建社会”不合适，可以叫皇权专制社会。

有人说，不对啊，在皇权专制社会，也就是你说的秦汉明清时代，也是有一层层的官僚，譬如州长、郡守、县令什么的，这和分封制的诸侯、卿、大夫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呢？不同在于，在分封制下，被分封的诸侯、卿、大夫们对于封给他们的土地城邑民人，是全权拥有的，拥有高度的政治、经济、军事自治权，其家族可以世代将其相传，因此他们都是贵族，而不等于后代意义上的官僚——县长、知府什么的。这些诸侯、卿、大夫，对上一层领主，是比较游离的。总之，天子对一层层封下去的诸侯、卿、大夫什么的，管控力度是相对弱的。而皇权专制下，州长、郡守、县令什么的，是没有这样大的独立权限，他们被皇帝管控得很紧。州长、郡守、县令，对于州、郡、县，是绝对不能视作私家所有物的，他们的官是被皇帝随时任免和迁换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管它叫皇权专制社会的原因了。而普通的地主虽然对自己的田地是世代拥有，但也并不拥有田地上的政治权力和军事权力。

这种社会架构的区别，也给人性带来了不同。在分封制下，被分封的因为有自由度，所以养成了后来春秋卿大夫和战国士人那种自由、张扬的个性精神。而皇权专制社会之下，层层官僚们因为自由度小，所以奴才秉性就大一些。人们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分封制时代（周代含春秋战国）的人们重名，皇权时代（秦汉明清）人们重利。所以，在分封制时代，特别是春秋战国，也就演出了那许多重名的慷慨激扬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角，实际都是这些卿大夫们。

在分封制下，“周”所直控的地盘，其实非常有限，“周”说白了不过是众多诸侯中的一个大诸侯。但是由于周这个“大诸侯”相对于其他各家诸侯，面积毕竟更大一点，德行也最高，所以天下诸侯们都愿意奉它作“共主”。但是，“共主”能责诸侯们去做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共主”不能从各家诸侯处收税，也不能派遣大量干部给诸侯。总之，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像是霸主与小弟的关系。

所以，“周朝”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的王朝，叫它“周时代”也许更适合。“大周天子”还不能和后代王朝的皇帝、天子相提并论。“大周天子”的威风，也就比后代的汉唐皇帝，大打了折扣。

直到秦以后，中国才有了真正的王朝，即秦汉唐宋明清。秦汉唐宋明清的皇帝，通过派遣的官吏，直接控制帝国每一个角落。这可以叫皇权专制社会。皇权专制社会的皇帝的权力，比分封制的大周朝的“天子”，要真实和结实多了。他们以郡县制取代了层层分封，这是生产力技术水平提高的结果，也是帝国或王朝形成的标志。

我们最后做个比喻，用以了解一些分封制社会和皇权专制社会——中国前后的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别。

譬如草原上有一千群狮子，象征着中国的一千个诸侯。其中有一群狮子实力最强，狮数最多，这群狮子被标志为“周”，这群狮子中的狮子王，叫作“周天子”。而其他九百九十九群狮子，也各自有王。但是由于主动和被动的原因，这九百九十九群狮子的王，都不同程度地听从最大狮群之王“周天子”的号召。这就是当时的分封制社会。

如果“周天子”的这群狮子，蚕食鲸吞，把其他九百九十九群狮子全都一群群击败了，收编在自己这一大群之内，使得草原上就剩这唯一的一个庞大狮群了，那么，这就是后来秦汉唐明清这样的统一帝国了。“周天子”也就该改称“皇帝”了。这就是皇权专制社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