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世纪到前7世纪，这是春秋的前期，这一时期的故事还轮不到老百姓来演，本书中的角色都是贵族。人们常常觉得春秋时代的人质朴、单纯，比如晋文公重耳守信降原，宋襄公宁可战败也不违背公平竞赛的原则，共华不假装看不见自己的失误责任，荀息以死兑现诺言，鬻拳因为进谏而劫持了国君于是自刑，先轸对国君吐了唾沫于是变相自杀，庆郑陷国君于败而不逃死，介子推觉得赏赐没道理于是宁死也不接受，但细看一下，会惊讶地发现，实际上这些春秋人，这些故事的主角，都并非春秋的老百姓，而全是贵族卿大夫。

春秋时代还是世袭社会，贵人永远是贵人，小民永远是小民，上下阶层泾渭分明，小民绝不会冒上去，各安其位，所以这里竟没有老百姓的身影被记录在史书中。

这带来的好处有二，一是贵人们充分表演，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都是贵人们的故事，因为其世代贵，为了维护其基业长久，就要尊重道德和原则，所以有这些故事。并非远古人性必然单纯，而是机制使然。第二个好处，当时就没有陈胜、吴广这样的人。当时小民生活好不好，我们无从知道，但即便不好，也没有陈胜、吴广这样的起义。因为世袭社会传统使得小民安于其位。像陈胜喊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即我们小民要上去当王侯，这在春秋时代是根本匪夷所思的，小民是安于世代做小民的宿命和传统的。

接着说春秋时代的贵人们的精神。

我们看明朝的史料和坊间小说，看到的都是权谋、欺诈、厚黑、圆滑、奴性，官僚和知识分子们丑态百出，人格普遍沦丧。而春秋前期这五霸时代，看到的是直朴、坚持原则，信守本性，简单说，重视道德。

是什么引发了这个变化呢？

应该还是社会结构。这时的春秋是贵人集团（即世代为卿大夫的家族）政治，执行的是分封模式，各家族，大的卿，小的大夫，都有各自数目不一的封邑，为了引导、教化封邑上的民众能世代安稳，他们重视的是长效的东西，也就是信义、正直、原则、正义、诚实，总体来讲都是道德。唯有此，才能使得家族封邑一直完美长存。

在各家卿大夫之间，因为彼此都是百年的传承家族，所以他们相处，设计各自问题的处理，包括利益和矛盾的调整，也都要考虑其长久的影响。一时的不诚不信，欺诈或者霸道，虽然得利于当时，但几十年之后能怎么样呢？一旦挑起了用歪心眼的争斗，最终自己必食恶果。所以，卿大夫之间，也强调道德和人格操守。和后代的流官之间互相倾轧不同（这时候，都是短期利益的，当下为官爽几年就行了）。

在国君和卿大夫之间，忠诚侍奉自己的国君，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是仅仅以私家利益为上，也是主流。与春秋后期的卿族“政出私门”，误国肥家，也很不同。在卿大夫看来，因为国家都还不甚强大，外面的威胁势力众多，国家兴亡和本家族兴亡，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竭忠事君的为多。

但是到了战国乃至秦汉唐宋明清，道德意识就没有春秋时代如此高涨了。因为战国到秦汉等，就没有封邑和分封了，是较强的君主专制和皇权专制，卿大夫世袭的这种贵族政治集团也随着分封和封邑的取缔，一并消失了。在君主和皇帝下面的，都是打工仔，官员和官员之间，没有必要像卿族与卿族之间追求长期和谐，官员对于皇帝和国家，也没有共同的长期利益捆绑，总之，都是务眼前私利，于是阿谀奉承、暴虐于民、狡诈权术，貌忠实伪全出来了。虽然他们也看春秋贵族时代留下来的四书五经（《尚书》《诗经》等），但他们再不真的如此时春秋卿大夫引用《诗经》中的道德箴言，来鞭策自己和劝谏国君了。而不过是拿那个东西当作假仁假义的幌子罢了。

可以说，中国的两种古人，春秋时代的卿大夫这种古人（庶民没法说，因为这时期他们都没冒出来），和君主较强的战国以及秦汉等皇权专制时代的官僚这种古人（也含同期是庶民，因为这些官僚都是从庶民中来的，官、民是个上下流动的阶层），就简直不是同一种古人。

我们今人，又是哪种古人的后代呢？

世卿世袭制度，封邑的长期百年私有，私家传递，以现今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如国君与士人、庶民们公有天下，谁都可以到某个城邑（县）当几年官（而春秋时则该邑不是卿大夫家的私家封邑就是国君直属的公室的城邑），更像是文明、进步的社会架构。但是，这种世卿大夫的社会架构和组织模式，却孕育了中华文明的一切道德原则，并且在其繁盛时代，被他们自己高度遵从，发生出很多令今人敬佩、感叹的事迹。春秋前中期这五霸时代的价值，全在于其道德。而所谓五霸，其实主要是齐桓、晋文这两霸，也是各种仁义忠信的道德楷模。霸这个字，是美词。它在当时其实叫“伯”。至于这个字眼变得不那么可爱，是近代的事情而已。

春秋令人感叹，霸主和卿大夫令人敬佩，不在其力，更在其德，与后代之人迥异，而这，根本又是社会架构的不同使然。人性由社会架构塑造，不是基因或者一般教化所及。专制带来恶根性，而分封时代的弱专制体系，却维护了对道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