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商汤，我们叫他汤先生，在我们的想象中，是一个梳着矮髻的短个子中年人。[注释1]他的十四世祖爷爷，就是山东大地上的一只玄鸟。一天，一个女孩去池塘洗澡，看见玄鸟从空中扔下一只鸟蛋。这女孩刚好饿着肚子，就一口吞了，于是怀孕生了孩子，取名子契。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的“商”字，就是鸟展翅飞翔的样子。作为东夷族的一支，商族跟其他东夷族一样，都崇拜凤鸟，所以难免吃鸟蛋进补。有同样传闻的还有满族，爱心觉罗氏的祖先据说蹦出于一个蛋壳。女真族、朝鲜高丽族、秦族的先人，都是传说吃鸟蛋而受孕的，说明他们与东夷族联系千丝万缕。

汤先生有时候坐在高高的大树下面，嘴里含着一个石球，和旁人一起回忆自己的玄鸟祖爷爷。这只扔下鸟蛋的鸟，给了商族人很多启示，比如汤先生就养成了含球的习惯，他把小石球含在嘴里，鼓腹而游，自得其乐，仿佛变成了那只衔着鸟蛋的玄鸟——十四祖爷爷，虽然这显著地损害了他的牙齿。汤先生说：“我死以后，也要嘴里含着石球埋入坟墓。”后来，死者含玉的习俗扩展到全国，而所谓玉，不过是一种光泽特殊的石头。

祖爷爷燕子的下一代，是十三世爷爷“子契”，子契的光辉事迹更是汤先生缅怀的对象。这位鸟蛋之子，长大以后离开东夷，跑到中原混发展，担任了舜帝的文教部长，负责意识形态建设，并且与大禹先生过从甚密，成为f4中的光荣一名成员，帮助大禹治水。这些功劳使得他衣锦还乡，受封为一方诸侯，被舜封到了山东省曹县地区的亳邑。每当回忆到这里，汤先生总要情不自禁向西眺望，仿佛听见黄河的涛声滚滚，看见中原的花花世界。据说中原的月亮比东夷族的更圆，什么时候我也要去那里打闹一场。

汤先生心目中伟大的十三世祖爷爷子契平安死掉之后，成为商人祭祀的对象，而这时大禹也正建立了夏朝。十三世祖爷爷子契接下来的诸代传人，带领商人完成八次迁徙，足迹涉及山东、河北、河南三地，南北流徙过程中他们还发展了马车，据说车子还用于贩运，使他们成为最早的商人，这也是商人之所以被叫作商人的原因。

商族人徘徊了五六百年，从终点又回到起点，返回十三世祖爷爷子契始封的地方——山东省西部的曹县，时间已是夏朝末年的夏桀时代，公元前1600年。汤先生作为子契的第十三代孙，此时正坐在曹县大树下面，嘴里嚼着植物叶子。他的屁股底下垫着一块石头，这一点与中原的华夏人异趣——华夏人都是双膝屈地跪坐。汤先生不喜欢虐待膝盖，他的坐姿被记录到“夷”字（）的远古写法上，是屁股坐着高高的石头。当然“夷”字还体现了东夷人还善于射箭的特点——“夷”字就是一个人正面开立着，身上往复缠了几道丝绳，这是箭杆尾巴上的丝绳，射鸟的时候用它拉鸟回来，避免落入荒草寻找不到。

汤先生的脑袋顶上，是商人流行的平顶冠——有点像现代的护士帽子，因为相比于华夏族，东夷人发髻低矮，所以平顶就够了。有时候他还把头发改编成辫子，盘在太阳穴、额头一线成为一圈（类似阿q），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干脆不戴帽子了。汤先生上身穿着交领右衽的短衣，与甲骨文“衣”字相合（）。下裳类似后世妇女的短裙，但不同在于是前后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可以开合。为避免腿部寒冷，汤先生还用布条缠绕小腿，仿佛八路军的绑腿。汤先生的脚下是一双葛藤皮编成的鞋子，尖头高高翘着，叫作“翘尖鞋”，十分花哨，好似阿拉伯王子。他的下巴按照商人的习俗，刮得一干二净。虽然晏子在古书上认为汤先生有胡子，但汤先生实际觉得长胡子不好，胡子太长了，妨碍行动，系鞋带老把胡子也系进去。[注释2]

汤先生身后有两个侍卫，都举着纹样精细的玉铲、玉斧，汤先生手里还握着象牙雕筒，里面装着古代饮料，精致的做工表明了商人精神生活水平颇高。

我们有一个误解，认为商人——或者东夷人像日本人那样歇斯底里，富于武士道精神，脑袋扎着白布条，持弓带箭，尚武好猎，比如蚩尤先生、jr.后羿先生，都是这样。其实这是对东夷人的误解，东夷人确实体格粗大，强勇有力，但并不妨碍其天性谨厚，心田柔顺、好让不争。东夷人个个都是活雷锋，有人说它是东方君子之国。比如蚩尤就古朴直烈，大舜也恭敬孝道。汤先生也是仁让的楷模，为人和蔼可亲，还特别喜欢小动物。有一次他出外打猎，看见部属们把整片林子用罗网包围起来，网孔大小正好能钻进鸟头，一旦鸟头钻进，羽毛卡住，欲进不能，欲退不得，被人摘下来活捉。当有成群的迁徙鸟路过时，聚集在林中歇脚，一次就能网到几百只不止。

汤先生的部属们把网围好，一共四面，密不透风。接下来要敲鼓制造噪声，一名神汉先行祷告说：“圣明的上帝啊，我们祈求，四面八方的野鸟，一个不留，都撞到网上来吧。”汤先生一听，笑了：“嘻！这不绝种啦！可别这么缺德贪心，夏桀才这么干呢！赶快把网撤掉三面，重新祷告，愿意向左飞的，向左飞；愿意向右飞的，向右飞；一定要向前死不改悔的，那就请撞到我的网上来吧！”

这个“网开三面”的故事随后传开，邻居的诸侯们纷纷议论：“汤先生的道德真是完美无瑕，连禽兽都受到他的庇护，更何况是人呢？”于是，一个叫伊尹的大政治家，就背着他的炒菜锅，慕名来投奔汤先生来了。

顺便说一句，吃鸟现在是陋习了，鸟和其他野兽一样携带非典病毒，不要吃。

伊尹背着炒菜锅，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是一名厨子。不过叫炒菜锅不准确，炒菜锅必须是铁的。铁锅传热快，可以实现中国菜的“热油旺火快速爆炒”的做法，色、香、脆俱得保持。但当时还没有铁器，伊尹背的是陶锅，传热慢，不能爆炒，做菜和肉的方法也就完全不一样了，只能煮。

“你有什么本事啊，都给我使出来吧，伊尹师傅？”汤先生一边向这个前来应聘的人问话，一边把嘴里的石球用舌头推来挡去，以免它影响气流。

伊尹一拱手：“汤公，我是个大厨，我的本事是煮饭。但我从煮饭中悟出了治国安邦的道理。”

“哦？”

“煮米也好，煮肉也好，都要使用文火慢慢地来。”伊尹说，“我把各种佐料切碎，使它们的成分掺和起来，味道相互调和，做到和济五味，酸中带甜，甜中带咸，精妙细微，不能言传。各种味道不能过度，要辣而不烈，淡而不薄，甜而不腻，咸而不厚，酸而不酷，这就是调和主义、中庸思想。具备中庸思想的这种滋味溶解于水中，无影无形，不能辨别其一端，混合天成，却甘美异常。它浸入肉的体内，再从肉体散发出来，直传到几百米远，扑钩人的鼻子，肉就算煮到最高境界了（类似广东人的煲汤啊）。我把这种观念引入为政，为政就要讲究调和，调和是为政的道理，调和各种势力，为政如春风沐雨，政策竟润物无形，君臣相符，百姓克偕、人民和合，全在一锅当中，这是为政的化境。我这煮肉羹的锅，包含了深刻的为政之道啊。而调和的极至就是中庸，中庸就是煮的时候不加任何调料，叫作大羹，大羹不和，全靠自然本色，温和文雅，看似没有味道却饱含万种味道，体现着无为而无所不为的绝顶功夫，这是治理国家和写作文章的最高境界。把握此理，向东向西，从心所欲，有志必逞，无往而不克。”

汤先生听罢，站起来一揖到地：“伊尹师傅的锅主义和煮文化，真是振聋发聩，论述得好极了。我耳目为之一新，长期的困惑焕然冰解。您这个厨子的才干，真是经纶天下，匡扶宇内，无出其右。天赐我瑰宝也。”

西方人吃面包，是苏美尔人培养出了麦子，使西方走上了“烘烤”的路，烘烤面包，烘烤肉，没有形成煮的文化。

而中国，自行培育了粟（小米），从煮小米中悟出了“煮文化”，煮的时候，肉汁、菜羹就要调和，讲求各种因素的协调，咂摸着汤的滋味，维持一种模糊的平衡，不越出既定的规矩，不破坏已有的秩序，养成了中国人和顺安静的本性。

“做人不可不聪明，亦不可太聪明；做事不可太落后，亦不可太争先”，凡此种种格言，都是我们“煮文化”的体现，说白了就是中庸。中庸可以避免过激，但也失去了冒险和创新。中庸就是模糊，所以当官向来就模模糊糊。我们煮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煮肉的锅，都上升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三足两耳的鼎。

二

伊尹，顾名思义，诞生在伊水上。伊水和洛水平行，一起投入黄河。伊洛之间，是天下最肥沃的平原，中国的两河流域，夏王朝统治的核心就在这里，这也就是洛阳地区，后来成为六朝古都，位于河南省中部偏西一点。

既然伊尹来自夏朝，那他应该会说夏朝话，于是汤先生派伊尹回去当卧底。汤先生说：“我听说夏桀残贼诲内、劳民伤财，但不知是真的假的，请你跑去看看情况吧。”

伊尹奉命离开山东曹县，西行回到中原，钻入夏王朝的都城（河南巩义），开始从事间谍工作，收集情报。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特务。为了隐藏他的身份，汤先生还开枪为他送行——从后面亲自追杀他，朝他放了几箭，使伊尹好像是被东夷驱逐了似的。

伊尹凭借自己的大厨手艺以及莫须有的英俊外表，成功地把交际圈渗透到夏桀后宫，与上流社会的妹喜女士关系暧昧。据说妹喜女士原本被夏桀爱得发狂，两人日夜欢乐，须臾不能舍。这妹喜是个小巧型的美女，个儿不高，身材纤细瘦弱，轻盈袅娜，有点像张柏芝。夏桀常置妹喜于膝上，与之嬉戏，妹喜一笑很可爱，很摇魂。妹喜喜欢听裂缯之声，夏桀就给她找来大匹绸缎，撕成一条条地听。但好景不常，夏桀又喜欢上了另外两个四川来的美少女：琬小姐和琰小姐，都是性感的女俘虏，与夏桀打得火热。妹喜稍受冷落，心痛得无法呼吸，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眼睁睁地看着夏桀，却无能为力。于是她装作漠不关心，偏和大厨伊尹鬼混在一起，俩人一起向流星许了很多的心愿。

作为抗议和报复，妹喜跟伊尹好上了，还带伊尹参加宫廷沙龙，观看那臭名昭著的酒池比赛。夏桀于群臣陪伴之下一通牛饮，鼓声之中欣赏着美酒荡漾的池边的声色表演。这帮群臣也不是什么好群臣，好一点的都退隐回家闭上了嘴巴了，剩下的都是酒肉之臣。他们喝多了，就互相持着膀子，东倒西歪地努力站起来，举起杯子向夏桀敬酒，把靡靡之歌反复唱起，唱的是：“咱们一起去毫玩玩吧啊～～～亳也是个大城市啊～～～”

伊尹成功的间谍行动，后来被记录在《孙子兵法》《阴符经》等古书中，孙武把它总结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一个叫苏秦的战国人看了这本《阴符经》，被伊尹的冒险行为深深吸引，也成了历史上的一个知名间谍，这是后话。

由于没有文字可凭传递，伊尹亲自跑回山东曹县，把一些珍贵而激动人心的信息向汤先生汇报，他说：“我观察了夏朝的情况，它那里天气大旱，伊洛两水干涸，它的干涸就等于宣布夏王朝命脉断绝，因为伊洛是夏的立国之所。可是夏桀却宠爱琬小姐和琰小姐，把她俩的名字刻在两块玉上，根本不肯搭理他的老百姓，他的老百姓都嚷嚷：‘我跟你一起死了吧！’因为灾害严重，虐病也极度流行，很多人得了肿病，夏桀也不管他们。一些吉凶的预兆在西方和东方出现，夏民看了，都说：‘赶紧给我们弄来祸吧，越来越好。怎么东边吉祥的预兆还不怎么多啊，快点吧。’他们都盼着您来打呢！”

作为一个厨子，伊尹说话总离不开炊器，他最后总结说：“总之，夏桀是个乐观的人，就像茶壶一样，屁股已经烧得通红，还在有心情吹口哨。”

汤先生听完汇报，露出满意的笑容，兴奋地站起来：“实话告诉你说，我这人一贯志向远大，与天地等高。我早就准备好了给夏桀收尸了。我平时轻赋薄敛，以宽治民，又利用田猎的机会，训练武士。我想挥动这些虎狼之师，与夏桀会猎于中原。”

“眼下进攻夏桀，我看时机未到。”伊尹提醒说，“通过我的观察，夏桀虽然无道，但作为大禹的后代，是天下的共主，在诸侯中仍有威信。夏王朝已历四百多年，轻易不容易撼动。我们只有区区七十里的封地，地狭人稀，好像一盆鲫鱼瓜子，做不出什么大宴盛馔的，不能成就什么大事的。”

“那您的意思呢？”

“我们必须寻找更多的鱼，才能凑足一盘菜。我们北边不远有莘氏，就是一条大鲨鱼，地肥人悍，武力冲天，四邻为之侧目。他们的女孩，味道也好极了，就是牙齿长得不太齐。如果您能跟这女孩结婚，就等于认了有莘氏当娘家，有了娘家支持，咱们陡然就阔气了。”

“可是，我跟她不认识，没有感情啊。”

“我认为，感情是可以培养的，结婚会给你带来很多有用的亲戚。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家境殷实的女人。屈于一人之下，才能伸于万人之上。这一点你不知道吗？”

汤先生想了想，从嘴里拿出圆滑湿润的石球，傻傻地捏了一会，又放回去说：“那好吧，就豁出我自己去吧。”

在中国古代，婚姻是家族的行为，而不是当事人的行为。家族掌门人出于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扩大家族势力的目的而结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牺牲了个人情爱，但是可以用小妾来弥补。

夏日的夜晚，满天里沉碧一色，一颗小星，缀在月华波纹的外圈。汤先生和有莘氏的公主拥在虎皮与丝绸布置的地铺上——这是婚床。他们俩互相没什么好话讲，就一起抬头，望着天顶的星星（当时的窗户多开在屋顶上，所以可以望见）。他们看见明月洗尽了满天的铅华，鲫鱼瓜子获得了与一只鲨鱼的强大联盟。

三

夏朝末年的这场大干旱，足以跟夏朝初年大禹时期的洪水媲美：伊洛水竭，五谷焦死，这样的力度，自然也波及到东部地区的商族。

针对天气亢旱，伊尹找到了有效的solution（解决方法）。他不但会给人做饭，也会给植物做饭：“教民粪种，负水浇稼”。所谓粪种就是点种，在庄稼根下刨坑，施以人畜粪便。庄稼们乐了，吃得又饱又香。开始使用肥料，这是农业技术上的一大进步。光有粪没有水也会烧死禾苗，好在当地的水井已相对普及，人们取井水浇灌禾苗以对抗旱情。

看得出来，凭上述这两条，商族作为东夷人的一支，其农业水平堪与华夏匹敌。事实上，东夷族文明与华夏族文明是中国文明起源最早的两支。从考古实物上可以证明，东夷人的手工业也满不错，一同向西传入华夏的还有黑陶，黑陶烧制温度更高，质地更坚，黑泽照人，取代了华夏地区的红陶，成为流行的款式。最值得骄傲的，是东夷族后来在青铜技术上的领先发展，填补了华夏族在这一领域内的空白，成为未来商周青铜器文化的先声。

汤先生善于网罗人才，除了伊尹之外，还有仲虺、女鸠、女房等一班谋臣。其中仲虺是夏禹时代工程师“奚仲”（马车的改进者）的后人，封在山东滕县地区做薛国国君，是一方诸侯，也举国来赞助汤先生。“费昌”是夏禹时代f4成员伯益（东夷人）的后代，也跑来投奔汤先生，当了汤的驾驶员。这种给领导开小车的司机职务很有前途，费昌后来因为作战勇敢而被奖励以封地，成为后来赢姓秦人的祖先。

汤先生的策略是“以宽治民”，他吊死问疾，以振穷困，以养孤孀，又在老窝曹县的北边修筑军事大城，形成地方割据，并以威力和德行来硬拉软拢周边的诸侯顺从自己。这些蠢蠢欲动的举动被夏桀察觉，令后者惶惧不安，遂采取了防范措施，召汤先生入朝问话。汤先生经过一场翻江倒海的思想斗争，选择了乖乖入朝。他跋涉三百公里以后来到巩义地区，被夏桀直接逮捕，囚禁在国家监狱“夏台”里边，双手背在身后，用桎梏夹住（倘使女的，就在胸前用桎梏夹住其双手）。

待在老家的伊尹、仲虺急了，赶紧捧了奇珍异宝，跑去赔礼道歉，表示称臣纳贡，打消夏桀疑虑。夏桀也找不到什么证据，也就释放了汤。

汤先生这只老虎被释放回深山，就加紧了灭夏的步伐。他的老窝山东曹县往西不到一百里就进入河南，进入河南后遇上的第一个小国叫作葛国，挡在夏桀与商汤之间，是夏桀的忠实属国、铁杆羽翼和汤先生的眼中之刺。汤先生觉得有必要颠覆这个政权，以方便自己染指中原，于是寻找出兵的借口。汤先生费尽脑筋，派出核查人员到葛国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武器，倒是看见葛国国君“葛伯”是一个好吃懒做的无神论者，特点是不喜欢祭祀，因为祭祀需要把大牛大羊烧了埋了，他舍不得。汤先生决定先礼后兵，派出外交人员向葛伯提问：“贵国不敬上帝，长期拖欠缴纳上帝的会员费，我们特来问问为什么？”

葛伯正在啃羊腿，学名叫作炙。把羊肉牛肉串起来，架在火上烤，这就叫炙。一边炙，一边涂调料，增香，又以免烤糊了。当时的炙品有炙牛肉、炙羊肉、炙猪肉、炙雉、炙兔、炙鹑等等，类似现代的烤鸭。还可以把鲜嫩的牛羊鹿麋肉切成薄片，用调料浸成生肉片，就可以吃了，类似日本人的生吃鱼片，但不知加不加芥末。这叫作脍。这就是所谓的“脍炙人口”。

葛伯放下肉碗——因为是跪坐在地上吃饭，陶碗的碗底下就有一个高的脚，方便戳在地上给人吃，免于弯腰缩颈之苦。葛伯说：“我们这地方不产牛羊，好不容易有几只也被我吃了，哪有富余给上帝吃？”

当时祭祀用的牛、羊、犬、豕都要是纯一色的，确实不好置办。汤先生就派人挑选了一群肥大的牛羊给葛伯送去。结果葛伯把牛羊全都自己吃掉了，上帝还是饿着肚子干看他满嘴冒油。

“您怎么还没有祭祀啊？”汤的外交人员大惑不解。

葛伯又推托说：“我们不是不懂得祭祀的重要，只是每次祭祀除了牛羊还要有酒食，我们的田中大旱，种不出粮食来，当然就举行不了祭祀。”

汤就派出一批劳动力前往葛地去帮助种庄稼。就跟现在的农民种地一样，中午没有回家时间，工间饭就在地头上吃，由老人小孩们送饭来。葛伯和他的老百姓觉得等着庄稼长出来太漫长，干脆先把工间饭抢来吃了罢。于是一等到午后两点钟（当时一天吃上午、下午两顿饭），就冲到地头去，围着商族的老人小孩要盒饭。一个送饭小孩坚持原则，反抗抢劫，说：“没有饭卡不给饭。”这帮人就急了，抡起石块把小孩砍死。小孩临闭眼还紧紧攥着沾满了鲜血的盒饭。这个暴行激起了商族上下的愤慨，汤先生不失时机地组织起他的第一次翦夏之征，伙同他老婆的有莘国大鲨鱼，以及盟友仲虺的薛国武装，成功地把葛国灭了。

汤先生又送牛又送羊又助农给葛国，无非是想以葛国的无理和负义，来作为自己发动战争的借口。这个战争借口，是给自己的民众看的，也是给别的国家的人看的，叫别人知道汤攻灭葛国不是为了贪占地盘，而是为了给平民报仇。

从制造借口打葛伯这件事，看出汤先生是个善于煽动民众和策划事件的人啊。同时是个很有征服欲的雄心家，为了达到目标而处心积虑，煽动民众跟着他出去搞兼并侵掠，也许有点像希特勒吧。

汤先生的翦夏事业，合计十一次征伐，从葛国开始是第一次。据孟子说，汤向东征讨，西夷就埋怨，怎么不打我啊？向南征讨，北狄就埋怨，为什么偏偏到我们这里来得这么迟呢？老百姓期待着他来打，如大旱之望云霓。汤先生诛杀了他们的国君，老百姓就如同下雨一样爽。汤于是无敌于天下。

当然这是孟子为了推销他“仁者无敌”的论调而臆想出来的故事，事实恰好相反，无敌于天下的绝对不会是痴仁者流，诸侯老百姓即便自己的国君不贤也不会贱得盼着别人发兵来打自家。虽然文献记载中的汤讲求仁义，被后代文人美化成了一个“汤德至矣”的圣王，商人仍然是一个“先罚后赏”（把罚放在赏前面更重要的位置）、不重文教而崇任刑罚的部族，并且超喜欢人殉和猎取头盖骨。汤先生把“猪啊羊啊送给葛伯去”的学雷锋行动不能隐藏他故意制造战争借口的意图，而且也不排除后人杜撰虚设的可能。

商族人作为东夷的一支，一旦被商汤煽动起来了，其人性残忍的一面，就跟希特勒鼓唆下的德国人一样，任意放纵了。考古发现，商的战斗英雄们以猎取敌人的头颅作为荣耀，头盖骨是他们的最爱。那些奔逃着的亡国者，被纷纷追上来刺倒。跌倒之后又被踩在脚下，用石斧在脑后制造斧痕。头盖骨被齐着眉弓经耳际到后枕锯下来，做成饮酒的酒杯，样子有点像北京人最近戴的“猪嘴”口罩，给商族的英雄使用，人头皮也不错，都是荣誉的象征。出土的头盖骨上往往留有砍偏了的痕迹，表明被砍者尚在挣扎，使得施暴者砍得不够齐整。

所谓儒者的理想，毕竟掩盖了不了血淋淋的事实，葛国被汤先生灭了。奔逃着的亡国者，被纷纷追上刺死。国破人亡、流血伏尸的呼号之声，经过历史的漫漫屏障，已微弱无闻。葛伯之族在亡国之后流离失所，成为葛姓的先人。很多很多年以后，一些葛姓的人被安置在山东诸城，诸城葛氏为了区别开其他的葛氏，就叫“诸葛”。这就是诸葛亮先生的姓氏来源。葛国的位置，就在河南省西部的宁陵县。葛伯当初最缺的牛羊，现在宁陵县已经不缺了。羊的存栏数是55万只，牛存栏7.3万头，猪就不用说了，28万头。还有三河、柳河两个养牛场供应出口。是畜牧大县了，呵呵。被污蔑为贪吃馋鬼的葛伯在天之灵，睹此，不知该作何想也。

四

汤的策略是先弱后强，由近及远，逐个翦除夏桀的羽翼，削弱孤立敌人。汤的工作从葛国开始，然后进一步向西推进到韦、顾、昆吾三国，这是夏桀在河南东部地区的三大防御支柱，夏桀动员自己的车马补充支持前线的时候，韦、顾已经陷落，勉强保住昆吾（地点在河南中部的许昌，西距洛阳不到两百公里）。[注释3]

夏桀一方面增兵昆吾，巩固东方防线，一方面传令到山东地区商汤的身后去，要求东夷诸族从后面攻袭商汤。看来东夷族不是团结一致的群体（这也是他们与华夏竞争中一贯占下风的原因），一些东夷部族接受了夏桀调度。汤先生看到自己有腹背受敌、东西夹击的危险，赶紧向夏桀谢罪，请求投降，发誓恢复纳贡给夏朝。[注释4]

夏桀没有看过鲁迅的书，不知道“打落水狗”的可贵论点，所以表现出妇人之仁，他有点像西楚霸王项羽，总是低估自己的对手，在玩寇中一再丧失时机。夏桀没有计较汤先生破坏局部地区安全格局的罪过，没有抱着除恶务尽的架势把汤灭掉，而是继上次夏台监狱释放商汤之后，再次放掉了商汤一把，这与夏桀“残暴”的恶名声颇不一致，使得我们不得不怀疑史书上对他众口一词的指责，带有人为捏造的成分。[注释5]

汤先生老实了半年，第二年就再度大举兴兵。汤先生这次摆出了决战的态势，他乘坐的战车载着一杆旌旗，彩带飞扬，伯益的后人费昌驾驭着车上的两马，为他前后驱乘，汤的副官则捧着黄钺（大斧子）给他护驾。这支队伍也包含商汤姻亲、联盟的子弟兵，合计是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所谓“必死”，就是形容东夷战士视死如归，如火烈烈。尽管如此，商汤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大家讲几句话。他接过副官的大斧子，站在战车顶上，取出嘴里石球，扯开喉咙说道：“诸位，我听到一些议论，说我商汤不够怜悯你们，耽误了你们干农活，去打什么鬼仗！不过，不是我商汤偏偏要犯上作乱，实在是夏桀罪恶太多。上帝命我征伐之。你们又要问了：‘夏桀到底有什么罪，值得我们这样兴师动众？’夏桀贪婪，耗费民力，害苦了夏朝人，普天之下谁都知道。人们一致怠工，不跟他合作，诅咒他这个太阳快点灭掉，宁可与他同归于尽。夏朝烂到这种情形，我能不管吗？现在我要求，你们顺着我去实现上帝的意志，我就会重赏你们，绝不食言。否则，就死了死了地！”

商汤的发言，再次证明商族人本无侵掠之心，是在他的煽动兼恐吓下，战士们才都举拳发誓：我志愿跟着商汤，放弃家里的农活，服从汤和上帝的命令，去打狗日的夏桀。汤先生很高兴，自命为司令，刚要整军进发，就看见伊尹风尘仆仆跑来了。

伊尹这几年没少往夏朝那边跑，不断刺探情报。“司令，你听我说！”伊尹对商汤讲道，“这次我从妹喜那里得到可靠消息，是绝密情报，光这一条就顶一个师的兵力。妹喜说，夏桀刚刚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有两个太阳。西边一个太阳，东边一个太阳。两个太阳搏斗，结果西方日胜，东方日败了。”

“啊？什么意思，东方的就是我们啊，东边的输了吗？”汤司令两目呆滞，无比沮丧，“你没记反吧？明明应该是我们赢啊。”

“梦就是这么梦的啊。不过我有好办法，司令，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绕到夏都西边，从西边发动攻势，我们岂不就成了西边的太阳，夏桀成了东边的太阳，西边之日必胜，不就是我们一战而王吗？”

这个调换赛场的建议得到了汤先生批准，事实上，夏桀的防御重心，都是针对东夷人，所以重兵部署在国都巩义（洛阳地区）以东。伊尹迂回穿插到夏都以西，发起决战，属于军事学上的避实就虚，占尽便宜。这使人想起希特勒绕开法国人钢筋混凝土垒筑的马其诺防线，从北边迂回攻入法国，活活把人气死。

于是商汤的七千子弟兵，绕过预定的主攻方向“昆吾”不打，而拐从南边大踏步急行军，兜到河南中西部的洛阳地区以西，也就是在夏都以西修整待命，准备随时发起强大迅猛的冲锋。

夏桀的国土听凭商军任意穿插，看得出来夏王朝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实体。夏桀控制的不过是都城洛阳地区极有限的面积，他发出的号令传不出三五百里之远。各地诸侯听从夏桀的调遣，向夏桀纳贡称臣，不是因为夏桀具有绝对的君主地位，而是出于由来已久的习惯。这种习惯如此脆弱，几乎全是看着从前大禹的面子，意思意思而已。夏桀对全国的控制力远远不能与后代的皇帝相提并论，这也使得区区七十里起家的商汤可以凭借一两次杰出的战役就取代他的地位。

由于夏朝的主力部队都集结在国都以东一两百公里的昆吾（河南许昌）一线，夏桀对于国都西侧突然从地平线冒出的商族部队大为惊恐。史书上说两军没有接刃夏桀就主动撤退，飞也似的向东线昆吾靠拢，寻找救援，并且在狂奔的过程中士卒离散，形成溃乱局面。

昆吾之君接住夏桀仓促应战，被尾随夏桀而来的汤司令军击破，昆吾之君战死，昆吾被灭国。在汤司令的压迫之下，夏桀残军不得不继续向东撤退，跑了一百多公里才收住脚步。再往东走，就是山东地区的东夷诸侯地盘了，夏桀没有退路了。于是他就在鸣条（河南开封地区）转过身来，与追击而至的汤司令，做孤注一掷的最后一搏，这场战斗也就是著名的“鸣条之战”。

东夷族一贯拥有优秀的武器装备，早在蚩尤时代就“铜头铁额”，善于射箭，身披牛皮甲胄。在汤先生时代东夷的青铜技术甚至恍兮惚兮地有所开始，这给他们带来了战场上的主动，使华夏族惴惴不安。从前夏后“杼先生”改进了华夏族的皮甲，以防御东夷的利箭强矛。但夏桀的战士一路奔命，估计早把皮甲这样的重装备半路丢弃，以求跑得轻快点。于是，鸣条之战中，商族的六千子弟兵从士气到武器都占上风，友军的支持也使他们春风得意。而夏桀的羽翼——那些铁杆的属国，早被商汤翦了去了。夏后夏桀只好孤身作战，逞其匹夫之勇，一手持矛，一手扬斧，双手挥动如轮，只身冲陷敌阵。夏桀这人颇以勇力著名于历史，据说他能双手拉直铜钩，水杀鼋鼍，陆捕熊罴，神力冠于华夷。虽然东夷战士以骁勇犀利见称，也在夏桀的劈打之下，纷纷倒毙，头破胸穿。夏桀身后还豢养着一班勇士，都能手裂虎豹。凭着他们出色的单兵作战能力，夏桀硬是在几千人的围追之下血战突围，裹带着一部分亲属（据说包括妹喜女士在内）冲出险恶的矛林箭雨。这一场景使人联想到项羽的垓下之战，以二十八骑而脱围。[注释6]

这时，鸣条西边有汤司令拦截，东边是东夷之地，夏桀只好往南方逃窜，深入非典病毒多多的荒障之地，来到长江以南的安徽巢县地区（有巢氏的老家），在那里夏桀捂着伤口，终于死掉了。他临死对妹喜说：“我后悔当年没有把商汤杀死在监狱里，结果自己成了这个样子。”在经历了十七位君主统治之后，夏朝终于灭亡了。如果包括中间有穷国（jr.后羿）的四十多年，夏朝从禹至桀，共享国四百余年。

夏桀在临死前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他只是懊悔从前疏于防范，过于仁义，两度放过了商汤。我想，大约项羽自刎乌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感慨，后悔没在当年鸿门宴上杀死瓮中的刘邦，遂使刘邦竖子成名。

当初夏桀曾以威胁公共安全罪逮捕商汤，由于心慈面软又释放了他，跟项羽鸿门宴放掉刘邦差不多吧。那些历史上的最终胜利者往往属于狠角色，而不是我们儒家号称的仁者。当然这些狠角色在获得胜利以后，会有意识地希望别人把他们打扮成“德至矣”的仁者。所以，不是他们是仁者而使得他们胜利，而是他们胜利才使得他们变成了“仁者”。

而对于夏桀的残民和败兵，一起溃逃进入河水中拒战的，商汤则毫不留情地下令：“一个都不要给我留下！”意思是予以全歼。

五

商汤成了商朝的第一任王，“王”字就是战斧之形，象征着他的武力和权威。他把纯白色的衣服定为最高等级，任命伊尹、仲虺做相，把取代夏朝的过程称为“革命”，意思是革去夏王所拥有的天命，交到自己手里。商汤又亲自写了诰词，向原有的夏朝各地诸侯重申自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并要求诸侯都要以夏桀为教训，奉公守法，勤奋治国，否则就要惩罚他们。

商汤总结了自己的成功经验，在于“能用非己之民”，也就是拉拢和联合其他诸侯。这给他带来了好处也带来了坏处，使他不能独享新的王朝。交通、通讯等技术手段的落后，也要求庞大的国土必须分国而治。商汤被迫或不被迫地分封那些劳苦功高的合作者，在一次诸侯大会上把他的“帝国”分担给三千诸侯来承包。这一数字已经明显少于大禹时代的诸侯万国，体现着整个中国社会化的进程。商王朝的这些诸侯，比夏朝时期的“氏”（有莘氏、有缗氏）听起来更像一个社会组织。[注释7]

商朝算是开始了分封制的模式。其实叫分封也是不准确的，这些诸侯一直都是历来独自存在的，是原始的各个部族的自然延伸。所谓商分封他们，只是商再次确认他们的既有地位罢了，商王并不能直接管理到各个诸侯的内部事务。

我们仍然不能高估商汤对“帝国”的控制力度。我们可以称当时的古埃及是一个庞大的帝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一个帝国，把未来中国的秦汉称为一个帝国，它们都是兼并周边许多城邦国家（诸侯）以后，形成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把商朝称作帝国还需慎重。商王的直接控制区，不过是五百公里直径的圆，对应于地图上就是河南省中东部、山东省西部，是华夏族与东夷族的结合部，所谓“邦畿千里”。这个圆圈以外的土地，成为诸侯们的舞台。[注释8]

诸侯眼中的商，其实更像是一个头号的大诸侯。这个大诸侯，因为是天下诸侯中相对最大的，也是最有德（子契有德）和功绩（灭夏有功绩）的，故被众诸侯奉为“王”。诸侯对商保持名义上的推尊，象征性地进行纳贡以联系感情。他们对商的态度，会随着商这个“大诸侯”的军事经济兴衰而变换，时而趋炎附势、亦步亦趋，时而落井下石、趁火打劫。

为了防御各种野心不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某些诸侯，商汤干脆把自己锁在一座严丝合缝的城里——除了有传统的壕沟，还要有夯土的城围。

建造这样的城，意味着需要砍伐林障、加工木材、堆砌土料、制造工具、设计器械，这些东西刺激了青铜器的发展。在施工过程中人们还需要缜密沟通，促进了文字的发展。于是，修城这种出于战争防卫目的的行为，给人类文明直接带来了好处。这是战争的积极历史推动力。（两河流域、埃及文明之所以发达，也在于那里的城邦国家之间不停打架，迫使大家挖空心思发展经济、革新技术。）

为了向东夷大本营靠拢，商朝的政治中心从过去的洛阳向东移动，但是国都的准确位置却历来众说纷纭。我们所能断定的是，商汤及其继承者在王畿地区（五百公里直径的圆内）先后修筑了偃师商城，规模达到了空前的水准——相当于一所大学的面积，比如清华大学。偃师商城长1.7公里，宽1.2公里（而从前的诸侯城邑，才都一个普通中学大小，边长几百米，用土围子围着）。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清华，偃师商城就相当于五个天安门广场的大小，或者说，三个紫禁城（故宫）的大小。如果这些地方你都没去过，那它就跟一个小县城（指的是它的核心繁华部分）面积相当。偃师商城现已发现七个城门遗迹，以及纵横交错的道路，把城内切成棋盘形制。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现今还有一到两米高的残迹留在地面，经风受雨。但不要把它想象成外包有城砖，只是裸露着坚硬的黄土罢了。城墙也不是垂直的，需要借助斜坡来支撑，所以上窄下宽，底下最厚的地方确实可以形容某一些人的脸皮，达到二十米之厚。城墙在城门处还设有“马道”，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士兵可顺马道直登城头。护城河在当时还没有出现。一般有城墙就没有城外壕沟，有壕沟就不用修城墙，二者有一个就足够保家卫国了——因为当时的攻城设备还很不完善，这又进一步要归咎于青铜的匮乏，没有青铜工具就无从制作大型攻城器械。

即使这样一个用现今眼光来看很小的城，在当时已显得颇为宽绰，以至于人们把墓地、大垃圾坑、制陶场都搬到了城里。这两样脏乱差的窝点在很多很多年后，才习惯被移出城外去。把制陶场，以及随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青铜铸造场放在城里，体现了当时财富的匮乏，以至于这两样价值不菲的行当要保护在城里。

如果商汤在他的这个新城里游走，他可以看见数十口水井出现在房屋拐角，他的脚下还踩着浩繁的排水网络，可以泄走城里的雨水和人们的小便。不过这种排水系统只对王室居住区铺设，也就是商汤所居住的内城。内城处于整个大城区的南部，只有一个足球场大小，四周筑有两米厚的夯土城墙，于是使得整个偃师商城具备内外两重城墙——外面是大城城墙，里边是商汤的内城（也叫官城）城墙，这和老北京的建构一般无二，只不过北京的宫城（紫禁城）在大城区内的北半部，而商汤的在南半部。商汤的宫城里边建有正殿、中庭、庑室、门道。宫城的旁边还有两座与之等大的拱卫小城，都是正方形，据说是储藏粮食军需的仓库或驻军的营房。

显然，商汤的这个舒适的老窝已经与后代的城池相去无几，只是迷你一些，而且它可以分成uptown和downtown两部分。商汤的宫城是downtown，在南城里，庄严优美，是贵族游乐居住上班之所。平民区则在uptown，北城，往往是些半地穴式的坑屋，里边是低矮的土床，还保留着神农氏时代的习俗一直没变，而坑屋里平民一般都是在手工业场上班的工人，可怜的上班族。卫生条件也并不很好，以至于商汤要求，谁敢在大街上乱倒炉灰，就砍断谁的手。这条严苛的刑罚，在商朝灭亡后，还被后来的楚国一定程度保留着。

城外顺着城根，也有一些居民，居住条件好于城里，都是耸立地面上的小房子，方形或长方形的，屋檐是两面坡顶，修筑在一层夯土台基之上，里边隔出不同功能的小室。这也并不奇怪，这就像现在的城郊住户往往住得比城里宽敞一样，城外的房价低啊。事实上，城外虽然住得宽敞，家底还是不如城里人殷实。城里人虽然住坑屋，但是往往屋门口埋着人殉的骨头和脑袋，这就像停放着一辆辆私家车，是有钱人的奢侈表现——能弄点“人殉”装点门庭的，必是手头宽裕之人。

商汤坐在新修建的商城里，总结夏桀失败的教训。夏王朝的灭亡，跟连年的亢旱有关。亢旱导致民生凋敝，经济滑坡，国家继而发生动乱，在野心分子（即商汤）的捣弄下分崩离析。商汤虽然被古人美化成“汤圣人”，他的新立，也没有使天气发生要下雨的意思。汤先生很焦急，因为上帝不给他面子，难道我也像夏桀那么昏聩，招引这样的天罚吗？

旱灾还在继续，号称煎沙烂石，宫殿的柱子石础闪闪发光，耀眼刺目。所谓的石础，就是托着柱子的石块，棋子样的。顺便说一下商汤的王宫，这是当时的帝国大厦，因为它有两重屋顶，类似紫禁城里的大殿，叫作四坡重檐式，只不过屋顶上没有琉璃瓦，而是白茅和灰泥。从它的形状人们派生出甲骨文的“宫”字，里边分割成各种功能的单元。它们都在一块块方形或长方形的夯土高台上，大的台子三百多米，小的几十米不等。台顶上是这样的官室们，各自承担居住、祭祀、行政的功能，算是宏大壮观，甚至还可能有贵族子弟的学校，以及武装卫士的门房。而圆木的柱子，就在每个宫室的前脸立着，协助支撑着巨大的屋顶。

商汤立在柱子之间，眺望着宫室群的右侧，那里是祖先的宿舍，商汤叫它作“宗庙”。宗庙是个神圣恐怖的地方，门廊柱子下面和殿门内外，都埋着人殉者的尸骨，以及牛羊的牺牲，总计十几个家伙。这是国家神职人员——贞人的主意。贞人特别在殿门内埋了几个武士。武士们在地下依旧左手执盾，右手持戈，头戴羽饰，屈身而跪，身后带犬，人犬相守，长短兵器交加，仿佛门禁森严，保护着祖先们于阴间的宿舍。

“可惜没有人给祖先打扇子，在这样的热天里。”商汤自言自语地说。

贞人走过来，对商汤说：“按照我们的学术观点，对付现在旷日持久的旱灾，燎祭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作为牺牲，架在柴禾上烧了，烟火慢慢飘上天空，把馨香献给上帝享用。上帝一高兴，就会降下我们苦苦期待的雨水。”

“这事不要麻烦别人了。众人有罪，在我一身。我的职责就是侍奉上帝鬼神和祖宗，现在由于我的愚蠢，上帝鬼神祖宗降下干旱灾祸，那我自己作牺牲好了。”于是商汤把自己泡在水里洗洗干净，剪发、断爪（爪是指甲，不是手——断掉指甲，免得上帝吃他的时候恶心）。商汤素车、白马、身披白茅，脱光外衣，躺在台子上，和其他牛羊祭品杂成一排，伴着牛羊咩咩、闷闷的叫唤声，被一齐抬到了宗庙的祭坛上，周围架起了柴禾。为了方便上帝品尝，人们给商汤的肚子上放了一盘作料。

贞人拿出面具戴上（做法事要戴上面具，好像外科医生要戴口罩一样），又从兜里掏出打火机，朝着商汤伸去，商汤委屈地闭上了老眼，当柴禾噼噼啪啪愉快地燃烧起来的时候，这个感人场面终于振动了鬼神，晴天一个霹雳，哗哗啦啦下起普天同庆的大雨喜雨来。

商汤在位十三年后，驾崩了，死后不知葬在哪里。如果你要去缅怀商汤革命的伟业，建议去河南偃师商城旅游。这片沉睡地下的遗迹似乎仍然可以找到汤先生游动的身影，他嘴里含过的石球，也许还丢弃在某个土坑角落。偃师这片废墟，清晰地鉴定着早商的历史，使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据可查的朝代，虽然时间上，比起胡夫的大金字塔，晚了一千年。

从前，商汤曾经跟有莘氏结亲，现在又跟夏人远祖攀亲，看来他是个喜欢攀亲戚的人。这种传统被后代商王所继承，表现为他们特别爱娶媳妇。后来的君王也爱娶媳妇，但正媳妇只有一个，其他都是三宫六院的嫔妃，商王们则不同，所有的媳妇都是正媳妇。后来的商王武丁有六十多个媳妇，这给他带来的好处是攀了很多亲戚，和六十多个部族或诸侯成了姻亲，从而加强自己的实力。受更早母系氏族风格的影响，当时很多部族的领导者都是妇女，娶媳妇等于直接娶来了对方领袖——譬如武丁的媳妇之一的妇好直接统领一万三千多人的部队，人数比商王的军卒还多，这显然是个部族女君长了。而商汤臣子女鸠、女房，后来还有女艾，应该也都是女的。重视妇女，实在是商朝的传统，这直接影响和导致了未来商纣王重视一位重要的妇女同志——妲己。所以纣王和妲己，实在不能单以宠爱女色来定义，而是有历史和政治传统的因素在。

六

“上帝”这个词在中国早就有了，商汤时代我们开始屡次提到它。商朝的甲骨文里经常有“上帝”，是级别最高的神，人们的祭祀对象，代表着虚无世界的最大力量。《尚书》《诗经》《史记》这样的书中，“上帝”一词更是屡见不鲜。这是一个完全国产的词。后来明朝传教士汤若望先生，为了让基督教在“顽固”的中国人之间流行，就从古书里翻出“上帝”这个易于接受的中国词，来译他那个god。现在人们一说上帝，好像他的模样是个高鼻梁大胡子卷曲头发的老外，其实，在商朝人的心目中，自有一个中国化的上帝在。

假如我们替商汤想象一下，我们商朝人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样的呢？答案是，他梳着清朝人那样的大辫子。从商代墓葬中大量发现的形象资料看，商朝男子多是梳辫子，而且式样较多，有从头顶正中编起一条辫子，然后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也有将头发编成辫子，盘梳于顶的（像阿q那样——也是清朝的）。但是和清朝人不同的是，脑门不剃成半瓢。也有的商朝人把头发象弹簧似的盘成大髻，髻中间插笈做扎束。甲骨文的“夫”字（），最上边一横就表示男子发髻插笈——簪子，而“妻”字（）表示女孩儿结婚以后也开始结髻，并且上面插了好多簪子——横杠，以示爱美之心。商朝妇女画像最多有插几十只簪子的，使她的脑袋象一个鸟窝。有的商朝人甚至还有前后俩髻。商代妇女的发式，与男子大同小异，大姑娘梳辫子，小孩子梳两个小丫角，结婚后结髻。发型多种多样，说明当时的中央集权程度尚不高。

这个梳着商朝大辫子的上帝（有时候也把辫子盘在头上像阿q那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威严，他和人间的帝王一样，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就是日、月、星、风、雨、云、雷、旱等气象诸神。他们听从上帝的号令并各司其职，向下界播风布雨。上帝和自己的这套政府班子住在天上，但是在地面上，也设有他们驻地球的办事处——祭庙。为了养活自己的政府班子和支撑在天上的开支，上帝就经常跑到祭庙里去和人做生意。“令雨”“令风”“令雷”，就是他推销的主打产品，即命令刮风下雨。人们交上祭品给他吃，他就给这些产品。如果他吃得不顺心，就会降下旱灾，这是他的拿手戏，或者下雨不止，形成涝灾，直到商王唱歌奏乐、跳舞，献上美玉给他，端上黍稷猪肉美酒给他，他才息风止雨。这种讨好上帝和入神交易的过程就是祭祀。

在以前没有君王的时候，天神是泛神，风伯、雨师、西王母之类的。有了君王，也才有了顶级之神，譬如上帝。凌驾众神之上的上帝的出现，标志着人间专制国家的成形。随着人间产生了商王——一个相对统一的专制王国之王，上帝也开始在天堂上班，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

商朝的人们并且比照天上的这位统治者“上帝”，把人间的统治者称为“王”。随着人间造神运动的蓬勃发展，商汤的继任者们把商汤这些早期商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与上帝平起平坐，最后干脆合为一体。商王的早期先祖们，就是帝。

商汤的时候，商王还不能与上帝平起平坐。商汤表演“焚身求雨”，贞人拿着打火机，差点烧了他。贞人扮演了教皇的身份。贞人垄断着人间与上帝沟通的职掌，所以贞人对政事颇有发言权，这有点政教分离的意思。不过，到了商代后期，王权专制盖过了政教二元化，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甚至到了春秋时代，鲁国的僖公还要焚烧一个巫师和一个残废人来祈求下雨呢。到了最后的皇权专制时代，宗教完全被皇权收编了。

商汤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外丙”和“仲壬”相继走上领导岗位，分别工作了两年和四年，反映了当时人们短命的事实。夏商人平均寿命是三十二岁左右。

接着，商汤的长孙“太甲”，在伊尹的安排下接班了。但是太甲很快就开始胡作非为起来。史料上说他不遵商汤之法，其实也可能是尝试着进行了年轻人的改革。但他的行为招来伊尹的讨厌。伊尹以太甲“暴虐、乱德”为理由，将他放逐到桐宫去悔过自责。然后伊尹独自处理国家的政事，并且接受诸侯的朝见，所作所为和商王没有什么两样。

伊尹做了七年国家负责人，按照一部史料《竹书纪年》上的说法，他最后被太甲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太甲在桐官被关了七年多的禁闭，终于被关腻了，机智勇敢地从桐官逃回王宫，杀了伊尹，恢复了王位。[注释9]

伊尹的一生十分复杂，评论起来也很困难。他做了七年代理天子，用意或许都是好的，但以臣子的身份擅自放逐国君，这算不算篡位呢？这是困惑后代学者的一个大费思量的问题。其实，商朝初期，还没有发明后代的忠君思想，一个君主倘若不贤，臣子是可以驱逐他的。所以，伊尹的“大逆不道”之举在当时没有激起舆论界的震惊和谴责，伊尹的后代继续在朝为官而没有遭受清算，伊尹的亡灵也一并得到后代商王的隆重祭祀。

然而后代的学者习惯了把皇权视为至高无上、不可更移、九五之尊，看见伊尹驱逐太甲而自代，不由得暗自哆嗦，总不得劲。一方面，学者们承认伊尹是有着杰出贡献的正人君子，一方面他的行为又与篡国者无法区分。于是，后代学者花了很多工夫替伊尹遮掩避讳这一点。于是，在不可靠的《尚书·小序》等书中，故事被改编成了这样：太甲被关在桐官，深为悔恨，终于改邪归正，有了良好的表现，于是伊尹又把他迎回都城复位。伊尹又归还了王位，好像根本没抢过一样，似乎伊尹的历史“污点”自行抹去了。

在伪造的“古文尚书”中，伊尹还称赞太甲悔过自新。太甲的回答也充满文采和成语的雏形：“过去我曾经违背您的教导，将来希望您继续指导我走正路。上天制造的灾祸，还可以躲避；我自己制造的灾祸，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天作孽，可违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伊尹很满意，就向太甲提出退休的请求，又写了篇文章，告诫商王要终生注意保持纯洁专一的品德，不要违背先王之命自甘堕落，治理天下要像张开弓瞄准目标以后再射箭一样，要审时度势，然后再发号施令。总之，啰嗦了好一通，伊尹才死去了。伊尹去世后连续下了三天大雾——似乎这样写，可以表示上帝也是给伊尹撑腰的。商王看见大雾，惧怕违逆上帝意志会导致天灾，于是用王者的礼仪埋葬了伊尹。

其实这是替地下的古人瞎操心。伊尹在当时本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也不需后人编造“还政”的故事为他开脱。“还政”这样的事，古今中外的现实中还从没听说过。既然抢了，就不好还，还了自己就没命了。而且太甲待在桐官里关着，一天两顿饭以外就傻坐着，又何从去判断他悔过自新与否并还政给他。远古时代的人们还不甚受王位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束缚，就像商汤当初对夏桀的革命，伊尹取代一个不称职的商王（太甲）在当时理所当然、不假思索，也不会受舆论和良心谴责。当然，在忠君思想大泛滥的后代皇权社会里，自诩忠贞的老实臣子们，无端地替伊尹背上一大块心理负担。当惯了奴才的人，也替从前的人缺乏奴性而忧心忡忡。当惯奴隶的人，看到别人身上奴性不强，就浑身不舒服。

七

商王族似乎把手足之情看的颇重。太甲死后，他的两个儿子——沃丁、太庚哥俩相继即位，体现了兄终弟及的原则。沃丁、太庚这俩名号，奇奇怪怪的，好像中药的名字，其实这是天干地支组合出来的日期。商人把一年分成12个月，闰年有13个月甚至更多，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但当时没有阿拉伯数字，日的记数就以干支循环来标识。这一纪日法，被后代沿用了三千多年直到近代。

一位商王死的那一天的干支日，就演化成沃丁、太庚什么的，准确说这叫“庙号”——意思是这位商王的“骨灰盒”进入宗庙时候的编号。人们依照这些骨灰盒编号，排定给他们的祭祀时间。随着死掉的商王越来越多，每隔十天就要祭祀一个商王，到了商朝末期，完全祭祀一遍祖宗，需要一年时间（末代商王大约可以体会到“历史的沉重感”吧）。

“骨灰盒”编号为太庚的这位爷进入祖庙以后，他的儿子“高”“仙”“密”（人名）哥仨相继做了商王，死后骨灰盒编号分别为小甲、雍己、太戊。他们都没有什么值得一谈的作为，除了这时候商朝开始衰败以外，诸侯常常不来朝见。在太戊执政的第七年，宫殿的门前，长出了一棵桑树和楮树，俩树在早晨的时候还是小苗，到了黄昏已经合掌粗了。而且两树互相搂着抱着，合生在一起，姿势也不怎么雅。太戊非常恐惧：“是何方妖孽，跑到宫前来吓唬我？”

伊尹的儿子“伊陟”这时候做首席政务官，说：“臣听说，妖孽不能战胜道德，现在有妖孽出现，说明您的政策可能出现错误了吧。”太戊于是努力地改进工作，这两棵树很快就枯死了。商朝从此复兴，诸侯又都来朝拜。为了报答上帝的福佑，太戊命令一名叫“巫咸”的神职人员去几处名山大川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

巫咸在祭祀的时候，排练出了“玄鸟堕卵，简狄取而吞之，生下商人先祖子契”为题材的舞蹈《桑林》，给上帝观看娱情，一边还有铙、磬、鼓打击乐器的伴奏。巫咸还有个儿子叫巫贤，也接班当了神职人员（但巫启贤是不是神职人员，就不知道了）。

被桑树精和楮树精吓坏了的太戊死后，儿子仲丁即位。从仲丁到盘庚的十位商王，印证了“兄终弟及”制的悲哀。商汤时代制定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本身就潜伏着动乱的因素。因为即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哥哥之子，也就是说，他要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出现哥哥的儿子与弟弟的儿子，争夺王位的局面。这种落后的继承制度，我们在后来春秋时代的楚国、吴国还会再次看见，并且在骨肉相残的过程中成就了一个名叫作专诸的刺客。

这十位王中的第一位“仲丁”，就是经过一番斗争而上台的。仲丁一上台，就采取迁都的办法，目的离旧王都（大约在河南偃师）远一点，摆脱敌对王室贵族的牵绊，就像狗一旦捉到了骨头，一定叼着逃走到没人的地方去吃一样。

仲丁东移五十公里迁都到河南荥阳，就高高兴兴地死去了，他的弟弟外壬却过得不爽，听说王畿以东两个诸侯国叛变了。一个是有莘氏的后人，一个是夏禹时代工程师奚仲经营过的地方。这两个部族都是当初商汤翦夏时的协同军，如今叛商，是一记很响的耳光，很大的震动。于是外壬的弟弟“河亶甲”即位后，北上两百公里迁都至河南内黄地区以缓解内焦外困的局面。河宣甲在一些方国的帮助下，使叛乱的诸侯重新安定下来。（诸侯和方国的区别在于，方国在商王朝版图最外圈，关系也最疏远，是异族人。诸侯是家里头人，位置在商朝王畿地区与方国外环之间的缓冲地带，乃王室成员及商族姻亲分封出去而建立的。商王与外环的方国联手夹击，制服了叛乱的诸侯，有点像请邻居帮自己一起管教孩子。）

河亶甲一死，王族内又产生了争权夺利的斗争，河童甲的儿子没能继承老爹的财富，而是把王位输给了河亶甲的哥哥前任商王仲丁的儿子祖乙。祖乙照例叼着肉骨头逃跑，去了山东鱼台或者河南温县地区关上门当王。辅佐他的是巫启贤先生（对不起，巫贤，是巫咸的儿子），据说再度复兴了商朝的王业。接下来，祖乙的儿子祖辛即位，死后轮给弟弟沃甲，沃甲死后，哥哥祖辛的儿子祖丁抢到了位置，祖丁死后，弟弟沃甲的儿子南庚又把位子抢了回来，南庚死后，其堂兄祖丁的儿子阳甲又把位子抢了回去。显然王位在两系弟弟的下线下面来回抢，商王族内部一再爆发内讧，当局面失去控制，只好又采取迁都的老办法，去了今奄城（山东曲阜）。王朝内部的政治局面如此不堪，诸侯、方国也就乘机发展势力，不再向中央进贡朝见。这一烂摊子终于摆在了著名的新商王阳甲的弟弟盘庚先生面前，时间约在公元前1300年，商汤立国后的第三百年。

八

每到后半夜——相当于现在四点钟的时候，盘庚就睡不着了，即便喝上一些酒，也没有睡意。酒精的力量使得他头颅闲适又虚无。夜已极深，所余下的又已很薄，盘庚便坐起来，点上原始蜡烛——芦苇的烛芯被布条裹上，布条再浸以油脂，等着天亮起来。

盘庚思索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在盘庚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几位商王突然迁都了四次，盘庚也要追这个时髦。商人为什么要迁都，古往今来众说纷纭，最流行的解释是躲避水灾，不过，商人迁来迁去，一直在黄河两岸不远，并没有躲开水。并且甲骨文的记载中也没有河患的信息。另一种说法是反奢侈，说城里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有贝壳），而穷的越发叮当响，贫富斗争，搞得社会不安定，所以搬迁一下，富人被迫丢下好多财产宝贝和土地，穷人也有了新的创业机会，缓和了矛盾。迁到新的艰苦的地方锻炼，也去掉了奢侈之风。不过，古今中外的政府无不是往富饶舒坦的地方扎堆，像商人这样用自我找罪受的方法淘汰奢侈之风，虽然理论上成立但实际还很罕见。而且这样的事情偶尔为之还有情可原，商人是几十年就迁一次都，应该还没来得及积聚得多奢侈。还有人认为当时的农业属于粗放经营，一块沃土耕种久了，慢慢失去肥力，所以需要不断变换耕作的地点，就像在固定一个饭馆吃腻了的人要换个饭馆一样。不过，仅仅为了改换耕地，何必一定要迁徙到很远几百里的地方，附近百十里就没有好地吗？并且当时也未必是破坏式地开发土地，伊尹还曾经教大家施肥灌溉，不至于几十年就把土地搞疲惫了。而且商朝中期以后，人们就再也不迁都了，难道农业技术突然大跃进了？[注释10]

盘庚在给群众代表训话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迁都的原因。他只是显得急惶惶的而已。事实上，我认为，商王更替的王位争夺导致了新王倾向于变换政府办公地点，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以求脱离敌对势力干预、掣肘甚至威胁。在盘庚时代，“兄终弟及”或者是“父死传子”都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明确，位子传给谁因而变得暧昧不清。从事实上看，“兄终弟及制”已经不是那么不容置疑了，死去的商王把位子直接传给儿子而不是交给自己的弟弟，在前代也颇有旧例可循。在盘庚之前，弟弟抢走哥哥的儿子的王位，或者是哥哥的儿子从叔叔手中抢走王位，如此引发的内讧，已经连续发生在了九届商王身上。外边诸侯们看见商王自家打得热闹，也就撇着嘴不来进贡了，不把商王当回事了。商朝进入史书上所谓的中衰。

盘庚本身，就是作为弟弟而接了哥哥阳甲的班，而没有让哥哥的儿子接班，这使得他难免心情不安。哥哥已经经营奄城（曲阜地区）很多年，奄地这里是哥哥一家（含哥哥的儿子）所管熟了的地面，到处都有哥哥一家的老部下与支持者，势力盘根错节。哥哥虽然死了，但哥哥的儿子以及相关的利益人，想法会多种多样，难免不会觊觎王位。盘庚每到夜晚都担心有刺客破窗而入，志愿为哥哥的儿子取回王位。这也是他四点钟就爬起来，握着青铜短刀不敢再睡的原因。盘庚有理由让自己离开，去一个艳阳高照的安全地方，享受自主自在的王者快乐。但是盘庚在群众集会上只是一再强调，迁都乃是先王（祖先）的意旨。

盘庚说：“我们的先王总是保护人民，总是为人民利益而搬家，从不留恋原有的都邑。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先王们的故事呢？我想搬家，以安定局面，可是你们不能体会我的苦心，反而大大地糊涂起来，发生了无谓的惊慌，想以你们的私心来改变我的主张，这真是你们自寻苦恼。譬如乘船，你们上去了，只是不解缆，岂不是坐待船朽吗？若是如此，不但你们要沉溺，连我也要玩完。你们一点也不审察情势，一味怨恨我的迁都命令，试问这能有什么好处呢？”盘庚心思不敢直讲，把话说得含糊其辞，难怪人们不理解他，于是他只好借助恐吓：“以前，你们的前辈侍奉我们先王，非常老实。现在，你们不听话，贪恋贝壳和美玉，不肯离开这里。我们先王就会在地下告诉你们的前辈，让你们的前辈的灵魂好好整治整治你们，到时候你们受罪该死就晚啦！（当时人常认为疾病是祖先对自己的过失行为不满而给降下的。）现在我的计划已定，谁要不从，我就割谁的鼻子，灭了种，一个都不留。”——盘庚的谈话对象，显然不是一般民众，而是贵重家族。

大家吓得一捂鼻子，只好跟着盘庚上了已经准备好的船只，抛弃旧有的财富（除了成串的贝壳方便套在脖子上带走，其他粮食房子都没法要了），开拔去了商汤从前的一处旧城——河南安阳。反对派的贵族们，譬如哥哥阳甲或者叔伯爷爷沃甲——南庚一系的家族们，也明白这次迁徙将削弱他们的势力和财富，到了新都，他们将不再完全具备从前的地位，虽说据说商人驯服了大象作为运输工具，但总不能也把良田都拉走吧。一次迁徙，就是一次权力与财富的重新洗牌。但是，不等他们犹豫，已经被裹着来到安阳，一看到处都是陈旧不堪、破破烂烂，过惯了好逸恶劳的生活的他们，更加来气了。于是散播流言、蛊惑人心，开始向盘庚叫嚣。他们说：“盘庚不是借助先王的意旨吗？那我们就搬出比先王更厉害的上帝来。我们要求占卜！”

占卜，就是居住在缥缈天上的上帝的意志向我们所生活的三维空间里投下一种阴影，人们来阅读这种阴影，破解宇宙人世的迷茫，做出极具价值的结论和预言，比如告诉人们搬家的事到底对不对。这种宝贵阴影，都投在什么东西上呢？答曰：投在鸡爪子骨头、牛羊骨头上，也投在乌龟壳上。巫觋们可以从这些骨头被火烧灼后的变异情况读出上帝的意旨：什么时候播种好？什么时候会下雨？打仗能不能赢？谁的病什么时候能好？房子在什么地方盖？等等等等，一切你关心的事情都可以得到准确答复（不包括孩子能否考上大学，当时尚无大学来折磨人）。

巫觋们在占卜实践中发现，于各种骨头当中，乌龟的骨头（就是乌龟壳啊）作为上帝及其他鬼神的信息投射载体，最灵验、效果最佳。乌龟由于活得长，见多识广，成为占卜的最好载体。于是乌龟盖子脱颖而出，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而生活在中国大地河流湖泊上的乌龟们，则开始倒大霉了。

当贵族们要求盘庚举行隆重占卜仪式，请求上帝旨意。盘庚是个年轻人，不怕叫板，立刻请神职人员在乌龟壳上（多数是乌龟肚子那块壳）刻下当时开始出现的甲骨文，用甲骨文提问上帝：“迁都是对的！迁都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双项选择题，让上帝选择正确答案。当然，有时候还出四项选择题，比如：“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这是向上帝问雨从哪个方向来。问题旁边还刻上出题者（神职人员）的名字以及出题时间。而载有题目的卷子，就是这个乌龟壳。

接着，神职人员在乌龟壳背面钻几个浅窝，用火烧灼浅窝，就会开裂出一些纹路，这些纹路就是上帝在考卷上的作答。神职人员赶紧判卷子，这需要专业训练，他们能够从纹路翻译出上帝的语言。上帝回答得很细致，比如“大雨”“小雨”“雨小”“雨少”“多雨”“疾雨”“雨不疾”“纵雨”“延雨”“退雨”“去雨”，看得出上帝是个有耐心的人。神职人员把翻译出来的意思刻写在烧灼的纹路旁边，这就叫作“卜辞”。

关于这次该不该迁都，上帝的答复（卜辞）是：“迁都不对。”——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搞的，总之，神职人员从纹路上读出，迁都是个历史错误。盘庚的脸立刻绿了，反对派的大家族们则欢喜雀跃，恨不得立刻跑在城里乱喊。[注释11]

不过呢，人们也意识到了占卜可能不准确，上帝要是不知道信口胡说怎么办，或者上帝喝多了瞎说怎么办？于是采取反复占卜的办法，多问问不就准了吗？于是隔上三五天，又问同一件事，看看上帝是否忘了上次撒的谎。另一个办法是同时使用好几块乌龟壳，问同一件事情，然后看看一致不一致。一般是三块骨头，商王拿着一块卜，占卜经理和占卜副经理各自拿一块，这也就是“三人为众”的原始出处，表示三个人的意见可以代表众人。

经过三次占卜，上帝的意见非常明确，都是不应该迁都。显然是神职人员也与盘庚作对。盘庚的脸色变成紫茄子，朝着神职人员投去愠怒的一瞥，并且当即耍赖，说上帝的意思不准。他再度把贵族和政府大员（据估计有两百人左右）召集起来训话：“像你们这样，这几天来到处乱跑，擅用谣言煽动人心，恐吓大众，毒害小民，不把我规诫小民的语言，准确及时向下传达。这样闹下去，当然就会像上帝说的，迁都成了一件坏事。占卜不占卜，还有什么意义！我是根据先王的法度办事，我没有失德之处，你们不要忘了，我的威严好像烈火一样旺盛，我是你们的王！你们遵从我，就像把网结在纲上，才能有条不紊（成语出处）。要知道，即使你们像野火一样在大地上焚烧，使人近前不得，但我就能有力量来扑灭。如果一定要弄到这种情况，那是你们自己惹出的祸患，就不要怪我错待你们了！”

盘庚发了一通火，擦擦汗，又转而和颜悦色，劝诫政府大员们办什么事都要同心协力，既来之、则安之，不要再闹了。最后又说道：“过去，我的先王和您们的前辈，一起过着安乐而勤劳的生活，我怎么会对你们动用非分的刑罚呢？如果你们乖乖地继承前辈勤劳顺从的传统，我绝不会掩盖你们的美德。国家治理得好了，是大家的功劳；治理得不好，是我一人的过失。从今以后，你们努力做好份内的事，不许乱说乱道。我也会把你们的前辈和我的先王一起祭祀，好了，让我们一起恢宏上帝和先王的意志，不要贪恋财货，而要施民以德，一心建设家园吧。”

反正都已经来安阳了，人们看看再闹也没有真回去的可能，反对派们发现人群的热点已经转移了，大家热衷的东西都是建设新家园了，在安阳好好地生存下去是第一要事，这时候大家都需要选择一个主心骨（那就是气质刚强的盘庚）来依赖。没有人还有闲情逸致跟着反对派折腾。并且迁都也打乱了反对势力的格局，削弱了反对派的实力，重组之后的社会，盘庚成为人们拥护和依赖的对象，并在新的家园重建起另一番秩序与生活。据说百姓由此生活安宁，商道复兴，诸侯来朝，形成商朝中期的一段人心振奋的时光。

与盘庚同一时期，西方也有一个叫摩西的人，正率领他的犹太民众，离开埃及，走在通往未知的福地的路上。埃及是当时西方世界文明程度最领先、最繁庶的地方，谁愿意离开呢？宁可在这儿受迫害当狗，也不愿意出去到旷野里当狼。摩西费了很大劲，才说服了这帮人跟着自己上路。一路上，还是有些人唱反调，鼓动着闹事，嚷嚷着不走了。摩西只好给他们训话，但是没有用，于是他只好假装见了上帝（他的上帝和盘庚的上帝长得不一样），还专门约定了“十诫”给自己撑腰，又不停地拿出上帝显灵之龙卷风来，连哄再吓，督促着这帮人，费尽千辛万苦，去寻找他们的耶路撒冷。

摩西，这位西方的盘庚，他们迁徙的动因和意志的卓绝，是多么的一样啊。

盘庚时代的神职人员对政事颇有发言权，这有点政教分离的意思。从盘庚起，与神职人员进行较量和斗争，商王逐渐兼并了神职人员的祭祀、占卜特权，向王权一元专制。后来，商王甚至经常烧了神职人员以求雨。神职人员从此大跌面子。

而几乎与此同时的埃及帝国，也存在政教二元的斗争。法老“埃赫那吞”（约前1379年—前1362年在位）也对阿蒙神庙的祭司集团进行了坚决打击，把阿蒙神庙列为虚妄而封闭之（这个神庙的每一根柱子顶部可以站立百人），财产没收之，祭司驱逐之，凡公共场所刻着的“阿蒙”（太阳）字样悉被剥除磨灭。然而，阿蒙神庙祭司集团盘根错节的势力并不是那么容易清除的，法老埃赫那吞也实行迁都另辟蹊径，给帝国带来了一番生机勃勃的气象之后，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祭司集团给埃及上空笼罩的陈腐气氛和僵化管理以及凭空消耗着的大量财富最终拖累了埃及。

九

盘庚在位二十几年死去，但是他没有能力让自己的儿子即位，这反映了当时王者的权力还不是极端牢靠，人们可以把它像皮球一样夺来夺去。真正情况有了转化是在盘庚的弟弟小辛、小乙相继即位后，小乙的儿子武丁即位之后，“父死子继”从此成为商王继统的常例，其他王亲家族没有能力插嘴窥视，政治从此走向稳定，这是王权加强的一种表现，从此也没再有迁都的事情了。所以我们有理由把武丁想象成一个非常powerful（强大的）的君主，类似汉朝的汉武帝。中国真正崛起为世界文明大国，也是从武丁时代开起。

首先是武丁时候，中国全面步入青铜时代。作为文明象征的第一标志，青铜在最早五千年前就偶然出现了。黄土高原上渭水上游甘肃东乡县，有一把铜刀（四寸长）和一些铜块出土。但是此后中国大地上的青铜器一直寥寥无几，不能取代石器作为社会的主要工具，到了四千年前，时间上算是夏朝的初期，才在我国西部甘肃武威市“皇娘娘台遗址”有铜刀、凿、锥、钻头出土，甘肃永靖县秦魏家遗址（离马家窑遗址不远）有铜锥、斧、指环，还有中国最早的铜镜出土。这些铜器既有红铜、黄铜、砷铜，又有青铜，但都不是武器，也谈不上礼器，而是小装饰品以及小的生活用品，锡铜比例也尚不合理，这时最多算是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而五千年前两河流域、埃及，已是纯粹的青铜时代。

一直到商汤时代，青铜器也都是小件的规格，铜指环啊、小锥子啊，小铃铛啊，小箭头啊，最大的是个酒杯，也只有十二厘米高，数量也极少，总共发现的只有十几件。到了商朝中期的武丁时代，青铜器的数量种类体积明显高涨。首先人们找到孔雀石，把它放进窑里烧。它含有氧化铜，烧得时候加入锡石，达到九百六十度而熔化，冒出青白之气——就是所谓“炉火纯青”，于是得到青铜，含有75%的铜，25%的锡。青铜硬度大、表面光亮，可以经过锤炼做出很细很薄的生活器具（比如饭碗和小勺子，还有尺子）。青铜工具的出现，使得计算器械、测量工具成为可能，客观上促进了建筑、天文、历法的发展也为书写甲骨文提供了锐利的“笔”。

武丁时代，青铜开始渗透进入人民生活，做饭有青铜的鼎、鬲、甗、甑；盛饭的有簋、盨、豆、罐。不过这些都是大家伙，限于有钱人家享用。老百姓还是用陶器的。不过老百姓洗脸可以有青铜的盘、盂；工人和农夫用的是斧、锛、凿、锥、锯、铲、耜、钻、鱼钩，等等，都有青铜的，但更主要还是用木器、石器。此外，还有马车部件、建筑部件，比如青铜的钉子。这些人们还铸造铜贝壳作为货币，以补充真贝壳的不足。生活中，凡可以使用青铜的，几乎都有用青铜制作的。

有用于养人的，也有用于杀人的。这时期主要的青铜的兵器有戈、矛、钺、短刀，还有少量的戟和大量的青铜箭头。箭头是一种消耗性的武器，没有大量的青铜储备，不敢多铸箭头。不过这时候还没有后世流行的青铜短剑。安阳地区一座坟墓中曾出土成捆的矛七百多件，足够武装起一个城邑来。这些青铜兵器——戈、矛、钺，当是重装步兵的装备，若再配置以两马战车，排布成一定的阵形，那军威严整、士气高昂的样子，是令人生畏的。

商朝的贵族还喜欢饮酒，于是弄出很多的青铜的饮酒器，爵、觚、觯、斝、尊、壶、卣，这些字形奇怪的东西功能也多多，其中尊是装酒的，往往做成动物样子，鸟尊、鸮尊、驹尊、犀尊、羊尊、虎尊。最知名的是四羊方尊，上有四颗羊头。而爵是喝酒的杯子，在古装电视剧中经常看得到，样子像个麻雀，有头有尾，还有仨脚，人从麻雀尾巴那里对着喝。

酒器和鼎、鬲之类的青铜炊器，以及钟、铃、磬、钲等乐器组合成不同规格的礼器，象征商王族的显赫地位，用在祭祀和宫廷聚餐的场合。这些礼器形态塑造出令人恐怖的气氛，威严、狰狞，表面的兽面纹、云纹、雷纹、弦纹、连珠纹、圆涡纹让人眼花缭乱，震慑和迷惑着每一个戴着平顶帽的商朝小民。现在这些礼器都被挖出来了，累计多达数千件，最大是鼎，常在一米来高，重量相当于一个成年大胖子，上面都是铜锈，说实话，铜锈有毒，用青铜鼎煮肉、用青铜杯喝酒，对身体不好。

铁锅当然对身体无害，不过当时没有铁。中国步入青铜和铁器时代依次都晚于西方。当武丁时代的古代中国人滚着爬着以落后西方（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埃及）两千年的步伐进入青铜时代，西方局部地区已经进入铁器时代。西亚两河流域北部的赫梯王国率先冶炼和使用铁器。赫梯王把铁视为专利，不许外传。埃及法老得到少许铁片，锻打成刀，视为珍宝，用黄金象牙配其刀柄。铁器给了赫梯人以力量，使得他们迅速崛起之后对两河流域和埃及地区构成巨大威胁。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晚于法老埃赫那吞）动用倾国军马北上与赫梯人展开一场古代世界的最大规模恶仗，双方各自动用了两千辆战车和各自两万战士（这是个天文数字，我们商汤伐夏的时候才有七十辆战车、六千人）。由于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孤军突进，遭到围攻，拼死抵抗，情急之下甚至放出护身的战狮扑向敌人。幸亏赫梯军人因抢劫财物而队形分散，埃及援军亦及时到达，才避免了“拉美西斯二世”的被俘。这场发生于我国商朝中期的西方大战，又以拉锯战的形式持续了十年，终于把埃及帝国拖垮，从此由盛变衰，四分五裂，不断遭受外族人的侵袭的局面持续了一千年，直到公元前525年（我国的春秋时代），埃及被新兴崛起的波斯帝国吞灭之，从而彻底宣告了埃及文明的终止。西亚两河流域的新巴比伦王国和文明，也是同一时间亡于波斯帝国之手。

西方另一个地区也出现了铁，就是古希腊地区。在武丁第十年（武丁在位于约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即公元前1240年前后，希腊一位叫阿伽门农的先生，疯了似领着希腊城邦的一干英雄组成联军，跨过爱琴海，去攻打富庶的特洛伊城，因为他们的大美女海伦，不大乖，被这亚洲西北角的特洛伊人泡走了。

战争打到第十年的时候，进攻一方的人因为分赃不均互相掐起来了。统帅阿伽门农仗着官大，每次都分到比英雄阿喀琉斯更多的战利品，还抢了阿喀琉斯的妞。后者怒火中烧，嚷嚷道：“你头上生了狗眼，身上却长着鹿心，不敢战斗于沙场，偏会欺负老实人。”于是英雄阿喀琉斯宣布消极怠工，不再临阵卖命。结果希腊联军被打得叽哇乱叫，阿喀琉斯的亲密战友也马革裹尸了。

为这位战友举行的盛大葬礼上，还开了一个运动会，其中发给掷铁饼运动员的奖品就是一大块圆形的生铁，这是个值钱玩意儿，可以做成铁犁。这固然是同时期中国的商朝所没有的。

战友的死，让阿喀琉斯急了，他不再计较战利品的事，再次披挂了铠甲，手挺长矛，驾着战车进攻特洛伊人，犹如一团烈火，践踏着特洛伊人的纷纷倒下的尸体与盾牌。特洛伊人看看没办法，请求外援“太阳神阿波罗”帮忙，这位太阳神从云彩里发出一箭，正好射中阿喀琉斯致命的软弱之处——后脚跟。黑暗遮住双眼，灵魂随即消逝。英雄死了，希腊联军没招了，最后使用木马计，赚进特洛伊城，夺回了半老徐娘的海伦，并把大火和屠杀留给这个富庶的王国。

特洛伊战争是个两败俱伤的战争，希腊联军虽然打胜了，但却累得要命，最终这场战争拖垮了希腊。希腊地区的迈锡尼文明，不久很快就被北部蛮族攻破。等时光迅速到了我们商朝末年（商纣王时代）的时候，那里已经退化到了几乎原始社会的水平。后来到了我们的西周时代时，才重新有希腊人于这片文明碎片上重建起两百多个希腊城邦，再现其璀璨，并且与我们的春秋时期东西双璧互相辉映。

十

文明的第二个标志是文字。人们在殷墟，也就是商王武丁的都城——河南省北部的安阳，发掘出了十五万片甲骨，五千多个单字。这些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就是甲骨文，时间跨度是武丁及其随后的历代商王。

甲骨文和宗教有密切关系。为了向上帝及其政府班子（风雨雷电诸神）、地面山川诸神、祖先诸神（先王），探听气象预报、子女生育等等重要资讯，人们借助占卜并且把占卜所获资讯记录在甲骨上，成为甲骨文。作为回报，商王不辞劳苦地举行针对各位神祗的祭祀仪式，来馈劳这些信息提供者。这是古代的it产业。不过，甲骨文比西亚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晚了两千多年。

武丁把上帝当成了他的优质客户，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照，经常在甲骨上刻下文字，询问上帝这会儿饿不饿。如果饿，那请问哪一天想吃什么东西，我祭祀的话用什么牲口，是想把牲口烧了吃还是喝血比较好，想一顿吃多少牲口呢？酒肉是取悦他的主食，吃肉的时候要不要喝酒呢？当然，上帝的胃口很刁，武丁需要用特殊的白牛、白羊、白犬、白猪作为牺牲给上帝（上帝也讲究个色、形、味儿）。白色是商朝的上色，就好比明黄色之于皇权时代的中国。为了表示虔诚，人们并不吃掉这些祭品，虽然饥饿的老百姓跑进祭庙偷吃牛肉的事件曾有发生。动物们的躯体在祭祀仪式结束后埋在旁边的坑里。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杀人以祭祀上帝，一般早期是杀小孩多，小孩比成人经济些，肉嫩上帝也爱吃。随着时间的推移，商朝人杀成年俘虏成为时尚。

看见武丁对上帝这么好，商朝先王们的在天之灵不高兴了，经常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没有及时得到祭祀的安抚，或者阳间的商王品德行为不好，先王们的亡灵于是降下祸祟疾病给商王以及他的媳妇、臣子们。于是武丁总要反复通过占卜询问是哪些先王或者先妣（先王的媳妇）正在降下祸害。在这里，他又使用多选题的形式来向先王们提问：

惟父甲害？

惟父庚害王？

惟父辛害王？

父甲、父庚、父辛分别是武丁的大伯父阳甲、二伯父盘庚和三伯父小辛。希望他们某一位站出来承认自己造祸。至于其生身之父小乙，武丁也没少跟他打听事。比如武丁有一次牙疼（这是他的老毛病了），就拼命询问爹的在天之灵：“疾齿，御于父乙？”意思是，我牙疼死了，爹啊，是不是你在天上给我捣乱？

武丁作为全国级别最高的巫师（神职人员），同时他还身兼数能，是最有权威的趋鬼医生。当时制造疾病的除了上帝、先王，还有一些名山大川的山精水怪、魑魅魍魉（是一些植物动物死后的鬼）。平时它们在山上办一些虚幻的事情，如果没有及时得到祭品的安抚，就会飘呀飘地摇摆到城里去，附在它所喜欢的人身上作祟。人就闹病了，上吐下泻，浑身冰冷。必须请神职人员来跟它沟通，请它离开。这个过程也就是念咒，咒语的内容通常是祈求，请它罢休、离开。不同的病，源于不同的鬼怪作祟，要念不同名目的咒，就跟现在吃不同的药片一样。所以早期巫医不分，巫师担任医生的角色。

如果念咒许愿了还不能沟通，鬼怪偏不屈服，神职人员就动真格的了，拿桃木鞭子抽这鬼（其实是抽人），最终把它赶回森林水滨去。在这种治病的过程中，人们发明了针灸，就是刺那造病的鬼。甲骨文“殷”字（）像一个人肚子有疾，另一人手持针刺之。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针所刺的不是人，而是藏在人肚子里的小鬼儿。在刺鬼的练习中，摸索出针灸的刺穴技术。所谓“妄刺”，就是指到处乱扎，是当时的医疗事故了。

商代的神职人员也会让病人吃五花八门的草药和虫子，以加强趋鬼的效果。这个东西积累摸索到了现在，就是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中药，很多已经相当灵验。我们从商代出土物中找到了几百枚以上的骨针，以及分装在罐子里的药用植物的果实或种子，桃仁似乎是当时人们最爱吃的家备良药，木樨和大麻籽也不错。

武丁作为巫师、医生、求雨者、牙痛病人兼自我诊疗者，还是一个妇女产男产女的预测者，遇上难以决定的事情，比如牲畜发育状况的预测，农作物收成年景的预测，狩猎会不会遭遇大老虎的预测，治病吃的药会不会头晕的预测，都要向上帝、祖先询问。这种询问固然是虚妄的，但不妨增加了人们的自信心和勇气。

武丁还是一名成功的战争指挥者，当然成功同样得益于事先对上帝和先王的咨询。这里他继续沿用了多选题的形式反复打听：

“我去讨伐工方（一个方国），上帝会福佑我们吗？

我不去讨伐工方，上帝会福佑我们吗？”

一正一反进行占问，把问题刻在甲骨上，只需要上帝从中选一个正确答案。当上帝或先王做了回答（也就是那些经过烧灼之后甲骨会自然产生的纹路），武丁从中领会出上帝透露给他的资讯，并把纹路翻译成文字刻写在甲骨上。最终当战事结束后，上帝的预言是否如验，还要补充记录在甲骨上。这样，一块甲骨就记录了武丁战争行为的整个过程，成为我们研究那段历史的依据。

上帝最牛的时候，或者说乌龟壳最牛的时候，可以预测出一百七十天后的事情。

借助占卜这类有益民生的魔幻工作，武丁联络了人神感情，提高了自己的威信，获得人们的顶礼膜拜和顺从，不断加强了他的王权。不过，想在坚硬的乌龟壳上刻字，没有把子力气可不行，即便使用青铜工具。有人做过模拟尝试，结果把字刻得歪歪扭扭。可见，多才多艺的武丁又是个蛮有力气的书法家。武丁告诉我们说，横和竖比拐弯和圆弧好刻。这就导致了汉字方方块块的模样。

十一

文明的第三个标志是城市。不消说，武丁时代已经有了城市。人们已经发现了商代的城邑遗迹总计十多处。河南省核心王畿地区的城大一些，边长一千多米。外围的方国城邑小一些，边长三五百米，最著名的是湖北省的盘龙城，建在一个土坡上。北京地区当时属于边鄙，有两个方国，一个称燕，一个称蓟。燕城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岸上的董家林，蓟城在北京市广安门一带（我以前在那租过房子，傍着一条臭水沟，是从前老北京的护城河。商代的方国蓟就在那里，城墙边长不过区区六百、八百米，才跟我住的“红莲小区”一样大）。

青铜、文字、城市，这是文明的三要素，中国真正具备此三要素而步人世界文明地区的行列，是从商朝中期开始的，也就是武丁时代，时间是距今三千两百年前的苍茫古代。

城是文明的第三个要素。我不知道商朝武丁时期的“说”[注释12]先生是不是就在“红莲小区”这一带修城。但我知道作为一位民工，这个叫“说”的人跟当时的大部分劳动人民一样，光着脚。他的头顶上没有体面人的大髻，也没有贵族的大辫子。他或者是按民工流行的那样子光着头，或者是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向左右披下，跟现在做洗发水广告的美女那样，但是他头顶围着一圈圆箍（类似孙悟空脑顶的精钢圈），以免头发飘散得太厉害，迷住眼睛，影响于活。

这个叫“说”的人，他的工作岗位就在半截的城墙上面，职责是用四块木板夹住泥土，然后从上面填土，填一层，夯一层，一层层地夯实。等土在太阳底下干燥了，结成块，再摘下木板，城墙就耸立起来了。这就是版筑。城墙在当时的主要作用防着商王朝武丁先生的军队来打，次要作用是防洪和防狼。

“说”有时候累了坐下来喘气，他的工头（职务叫“司工”）立刻走过来质问：“你干吗不干活？”

“刚才干完活以后，我累得双手发颤。”

“手颤正好，那你去筛沙子吧！”

这种惨无人道的对话在当时随处可见，把城墙施工现场变成了人民大众的阎罗殿。“说”只好撅起屁股，去筛沙子。

不过“说”是一个很有傲骨和个性的青年，他的本事是善于挑碴。“说”抱着肩膀，说：“你们这个办法太逊。沙子中间应该加瓦片和麻绳，起到纠合加固作用。你们光用沙子，太逊了。”

“说”把砂土送到半截的城墙顶上，几个伙伴已经立好了四块夹板，扶着呢，示意“说”往里边装土，然后又举起夯锤，使劲揍被夹板围住的这些土。等土们被揍结实了，松开夹板，一个新方土块诞生了。“说”突然撅起鼻子，又挑碴：“不行不行，这个夯打的位置太逊。两两方土块之间要留出足够的空档。你这留的空档太逊！”他抢过夹板作示范，“空档要留得跟方土块一样大，以便把下一个土块填在这里。”

等空档们也被逐一装上土，夯打结实了，整个一层城墙算是夯好。旁人刚要继续往上夯出新一层方土块，“说”又挑碴了：“不能从这里开始夯，要从两个方土块中间的接缝部位上边夯起。这样新的一层和下边一层交互错落，咬合牢固。你们平齐着夯，太逊！”

“说”凭着一张好嘴，终于给自己弄了一个“事儿妈”[注释13]的美名。他叫“说”这个名字，大约跟他能说有关吧。

“说”他们弄了三百多米的城墙，司工召唤大家去看埋人。原来，按照工程进度，现在需要杀人了，两三个从隔壁方国抓来的俘虏站在城脚的坑沿，背捆着手，准备推进坑去活埋，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坑比较小，“说”骨朵着嘴说：“这坑挖得太逊！估计她跳下去只能蜷曲着腰，如果是俯冲着下去，那就得撅着屁股趴着。”

“嗯，如果留下她，嫁给我就好了。我每个月可以吃糠，她吃小米。”“说”旁边的伙伴瞅着那个女俘虏，心里做着白日大头梦。

“你这个想法也太逊！她应该献给社神，也就是土地爷，你这么乱说，小心遭雷劈。”“说”说，“而且她现在已经吃过小米了。只有让她营养好，社神吃起她来才有营养。不过旁边那个男的有点瘦，选他太逊了，到了地下，力气单薄，恐怕不能胜任伺候社神的工作。”

伙伴不理睬这个事儿妈，白了他一眼。

“这是献给社神的一点儿小意思，埋了以后就不地震了！”仪式主持人喜悦地对围观者们说。仪式主持人旁边还有一头献给社神的猪，一直嗷嗷地叫着。主持人补充道：“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使用不太值钱的小孩。这次工程进展顺利，我们就喝出去埋几个大人——虽然花费会多一点。哎，顺便问一句，这里有没有叫说的家伙，就是那个事儿妈。上边在找他。”

大家都说没有，“说”也说没有。但是一想，我不就是吗？“我就是！我是说！”“说”举起手。

人们看见这个眼睛明亮的大个子挤出人堆，裤脚挽着，一个高一个低。大家都吃惊地看着这个傻瓜，包括那头被缚着的猪，心想还有比我这猪还蠢的人呢，这么实诚的志愿者，估计他到了地下给社神干活，也不会偷懒，社神会喜欢的。仪式主持人带走了“说”。大家都以为几天之后在下一个祭祀坑边上，还会看到“说”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说”却坐上了车子，去朝见商王武丁了。他糊里糊涂地问主持人这是到哪里去。

“恭喜你啊，说先生，伟大的商王听说你是个事儿妈，特地请您到商都给他提意见去呢！”

“说”坐在马车上，随着马屁股一扭一扭而一颤一颤，他眺望着两边的野景，虽然前途未卜，老毛病却又犯了：“我说你这马车也太逊！你看啊，车辕是直的，车辕前端左右横伸出撤轭，架在一左一右两匹马的脖子上。可是马的脖子高，车的车厢低，车就仰起来了，搞得我都往后仰着，患了腰间盘突出的人一定很难受。一旦遇上上坡，车子非仰翻了不可。”

“那依您的高见呢？”

“把车辕做成曲的——前端折着翘起来，既就乎了马脖子，又保证车体水平。你现在这直车辕太逊！”

“好！好！谢谢您的建议。”主持人恨恨地说。

“不用谢，但是你这马鞭子也太奢侈了。马鞭子做这么考究干吗？你还用玉管做马鞭子的柄，是暴发户吧？太逊啦！”

主持人一抱脑袋，气得差点从车子蹦下去。

车子南下，越接近以河南安阳为中心的五百公里直径圆区（王畿地区），路面越发平整坦荡，都是夯土路面，十分笔直，这是远古的高速公路。这叫作王道，所谓“王道荡荡，无偏无党”，用笔直的干道来形容商王的道德，真是再恰当不过了。王道用黄土、料姜石夯成，王道边上，每五十华里就设有据点称为“堞”，是用木栅筑成的防守工事，正好是车子走一天的距离。好一点的地方还设有“羁”，不仅可以住宿，而且供应饮食。“羁”的字形就是像系马于栅栏，表示休息。一些骑着马背着政府文书的差人在大路上奔跑，从“说”他们面前疾驰而过。商朝人有出行骑马的习惯，这和他们的下裳设计有关系。商朝人穿的下裳，是前后两片分开的布幅，两侧分开（有点像旗袍腰以下的样子），所以方便人骑在马上。而到了未来的周朝，觉得两侧有开缝露着大腿不雅，于是把前后两片布幅合成了一个圆筒（类似现在女孩的裙子），所以没法骑马了，只好百分百坐车，直到赵武灵王大哥胡服骑射引进了裤子才有改观。这是后话不提。

“说”目送着远去的马上的差人，酸溜溜地又挑碴说：“嗬！真够逊的。我听说商王手下的差人，都是从出发地一个人跑到目的地，干吗啊，累死他啊，不会接力跑吗？太逊啦！”

主持人实在受不了了，一路上气得好几次想从车上蹦下去：“大爷，求求您了，待会见到商王，你可别说他也逊啊！”

终于，“说”一行人走进了都城，又进了王城（内城），商王武丁正站在殿门石阶上等着他们呢。“说”首先看见的是武丁的“旗袍”，里面光着大腿，小腿用皮革裹了（绑腿），脚上穿着翘尖鞋。“说”刚要说这种鞋是圆口、没有鞋带，没有鞋带就不容易抱脚，走路拖拉太逊。话没出口就被武丁洪亮的声音堵住了：“哈哈，说先生，我前些天做梦，梦中见到一个圣人，醒后向大臣们描述，一说那容貌，大家纷纷都说知道知道，是一位知名的事儿妈——也就是您啊！我觉得事儿妈是难得的人才，充当我的谏官最合适。找茬是您的特长，为我提宝贵意见好啦。”[注释14]

“对呀对呀，说先生一路上过来，提了一路的意见，找了一路的茬，挑了一车的刺儿。”主持人赶紧把路上“说”对于直辕车的抱怨、曲辕车的建议，以及差人跑死马的弊端，给商王武丁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武丁一拍大腿，非常赞赏“说”的刁钻眼睛，真是名副其实的事儿妈啊，也真是名副其实的“说”啊。

武丁承认，让一个信使从头跑到尾既不人道的也容易出危险。据一片刻于武丁时代的出土甲骨记载，当时有一位年龄高迈的信使，在路上走了二十六天，步行了六百里路，没有到达目的地就累死了，必然也耽误了送信。有的信使行程更长，曾有一人创下四十八天连续行走一千两百里的世界纪录。（顺便说一句，信使接力跑，是周朝以后才有的制度。）

武丁留下“说”攀谈，“说”开始猛提意见，把他出身于社会底层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抱怨，尽数倒出，批评时弊。武丁听得非常羞惭、频频点头，脸一会红了一会绿了，硬着头皮做了认真记录，最后满面羞愧地赞叹道：“如果我是一把青铜短刀，您说先生就是磨刀石。你找茬提意见，就等于磨砺我的铜刀。虽然你说话是够难听刺耳，但这就像好的草药，吃了都会令人眩晕，唯独眩晕才能治好病啊（我们因此怀疑武丁时代的药品是否都是毒品啊）。面对着大水，您就是我的舟；面对着天旱，您就是我的霖雨。您启发我的心灵，浇灌我的内心。好的谏官都应该是像您这样。遇上您，我真是相见恨晚啊。”[注释15]

武丁于是让“说”辅佐自己，一起修政行德，商朝于是大治，终于成就了一段历史美谈，被孟子在“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那段话中所赞佩——“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说的故事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的第一案例，是穷厄困苦之士的人生梦想。

普通的老百姓是没有姓的，当时的“百姓”一词实际指的是有姓的贵族。“说”的本名就是说，他从前筑城的那个地方叫作傅险，于是他当官以后，武丁就以傅险的“傅”当了他的姓，于是号为“傅说”！

十二

有人说商朝是奴隶社会，甚至说傅说就是奴隶。这个我们要研究一下。

说商朝是奴隶社会，主要是根据人殉。

确实，商朝王族喜欢杀人来祭祀上帝和祖先，尤以武丁先生为盛。每次祭天、祭祖，都杀好些俘虏当祭品，一次十数人到几百人，最多有五百人一次——估计是大庆。祭祀时杀人表示高兴当然可以理解，平常盖个宫殿，装修个房屋，也要杀人为祭，主人死了，少则一二个，多则几十几百，杀了陪着主人一块往黄泉赶路。殷墟发掘出的一处商墓里，人殉四百多，有的砍了头，有的是活埋，有的和狗埋一起，有的跪埋的。经历了三千年，挖出来一看，像刚刚被定格的电影。

有人说商朝是奴隶社会，主要依据就是这些考古挖掘出的人殉，于是说当时是残酷的奴隶社会。其实人殉是远古时代人类的共同习惯，而且商朝杀掉的并没有多少是奴隶。

这些被杀掉的人，分为两类：在葬礼上被杀掉的，是去陪伴死去的人，叫人殉。人殉往往是死者（死者都是高贵的人物）生前的熟人，比如死者的朋友、媳妇、亲戚、武士、臣妾，他们在地底下依旧各司其职，有的还在墓里持着戈，做出巡逻保卫的样子。当然也有个别奴隶。既然还要在地下各司其职，所以一般是囫囵杀死，留个全尸。这种人殉和后来历朝历代的殉葬一样（譬如寡妇之殉老公）没有太大区别，也不是商朝独有的现象，奴隶只占死者中的一小部分。

而另一些被杀掉者，是祭祀上帝及其政府班子（气象诸神）以及商人祖先的，叫作人牲。这些人则完全不是奴隶，而是战俘。统计发现，商朝总计1.3万的人殉与人牲当中，75%发生在商朝盛世“武丁时代”。武丁时代与其他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武丁是个穷兵黩武者，频频主动出击，征伐他所敌视的周边方国。他这一时代人牲最多，是因为他捉到的战俘贡献了很大的比例。而武丁所捉来的战俘，只有极少量养起来转化为奴隶（用于从事养马、打猎之事，用于农业生产的则更绝少），绝大多数都杀了作为人牲。这一点被卜辞的研究所证实，已是现代学者们的共识。以典型的羌方战俘为例，历代商王曾经多次伐羌方，根据甲骨卜辞记载，羌方战俘转化为奴隶用于农业生产去种地的只有一例，而且是去开垦荒地，另两例是把羌人战俘用于养马和田猎（可见羌人也不善于种地），其他则全是杀了祭祀上帝，每次三人、五十人、三四百人不等，总数为七千四百二十六个。所以这些被杀掉的人牲多是战俘。这些被杀掉的人身上有的还带着箭伤，他们有的脑壳上还刻着武丁的战争伟绩，让上帝吃的时候先看看。

所以说，商朝所谓“臭名昭著”的人殉人牲，按被杀者数量比重看，依次的是战俘、葬礼死者的亲友，最后是极少量的奴隶。而且从总的被杀者数量上看，野外考古挖出了的是一千一百七十八人。这个数目当然不全，因为还有一些倒霉蛋至今未见天日。好在商朝杀人祭祀是件神圣的事，必须严格记录在甲骨上，专家们于是统计了所有出土的十五万片甲骨，发现累计人牲总数为一万三千零五十二人。把它平均到两百五十年中去，是一个月四人。对于偌大的商王朝来说，一个星期杀掉一个人作为人牲或者人殉，实在不是太多而是很少，根本都不血淋淋。还没现在一天出交通事故死的人多呢。仅仅因为一周平均杀掉一个人牲就判定当时是奴隶社会，岂不有点危险和荒谬。

其实奴隶不是商朝的专利，后来的周朝也有一些。更后来的汉朝，奴隶的使用量有增无减，不论官府还是民间，都豢养役使奴隶，“臧获”和“奴婢”是对他们的流行称谓。他们和养马一样当作一种投资，可以买卖。从很多史料和文学作品中我们目睹奴隶劳动的身影，遍及了汉朝手工业、畜牧业、农业、运输、矿冶、煮盐和商业领域。皇帝甚至发召规范田地上的奴隶数量。皮鞭锁链，炙灼火烧，专杀活埋，无所不用其极。奴隶因过度劳累，折磨屈辱，自杀、早衰、瘦毙，比比皆是。主人们希望奴隶短命一些，因为老了不能干活，还得花钱给他养老。汉朝以后的朝代暂不赘述，事实是，即使到了最后的大清朝，乾隆爷还一直把罪犯及其家属发到功臣家里为奴呢。

做完这样的纵向比较，我们再做横向比较。商朝的奴隶数量与同时期的埃及、古巴比伦相比也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在古巴比伦王国与北方的亚述人的频繁战争中，动辄有十数万人甚至二十万活口做了战俘，而三万、七万、九万战俘的记录更是史不绝书。埃及法老也是频频出征，大有斩获，捉到数万甚至十万俘虏。这些被俘的人口绝大多数转化为国王和政府直接掌管的奴隶，还有一些被发往奴隶市场出售给民间。而我们商朝的武丁先生，一次出征在三千五千人左右（只有一次达到一万人），以这样有限的兵力所能掳到的战俘必然有限，而且被当即杀掉用于祭祀上帝祖先，只有极少数才转化为奴隶。而通观世界上曾有的“奴隶社会”，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所以商朝实在没有多少奴隶。

说商朝是奴隶社会的人，是受“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这一说法的束缚。事实上，奴隶这种身份的人曾经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曾存在奴隶，但我们不能因为找到了几个奴隶，就说“看，我发现了奴隶社会”。事实上，奴隶这种身份的人在世界各地历史上曾长期存在过，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曾经存在奴隶（比如美国曾有黑奴），但是不能因为找到了几个奴隶，就说这是奴隶社会。历史上，奴隶群体仅仅在极个别地区（后来的希腊、罗马）获得充分发展，从而使这一地区的社会纳为奴隶社会，而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是不曾经历奴隶制时代的。我们甚至不认为埃及、古巴比伦是奴隶社会，虽然他们奴隶数目远远比我们的商朝多，但仍构不成社会生产者的主体。

古希腊和古罗马则不然，它们时代晚于商周，除了对外战争动辄掳来上万的战俘并且转化为奴隶，它们发达的商业市场环境，也可以产生大量的债务奴隶。***说，雅典公民九万人，而奴隶高达三十六万人。另有学者说，雅典全部人口四十万，奴隶二十万。总之，奴隶构成了古希腊、古罗马社会生产的主要形式。在迦太基的一处矿井，就有四万奴隶在带镣工作。克拉苏一个人拥有两万奴隶，安东尼时代一个有钱寡妇的遗产中包括了六千名奴隶。随后的古罗马通过扩张战争，曾一次性把被占领区十五万人变卖为奴隶（失去自由的劳动工具）。奴隶们在市场上公开买卖，还可以像牛马一样租给别人收取租金，成为社会的一大主体阶级。没有奴隶，“世界”就一天也运转不下去。当时在亚历山大城奴隶的价格是如此的低廉，造成很多富人宁愿购买奴隶而不愿意雇佣自由人。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有二十万人之众。有人估计，在罗马屋大维时代大约有五千万到八千万的奴隶。

而我国商朝的社会生产基础是广大田野上的宗族农户，他们不是奴隶。他们在甲骨文卜辞中被写作“众”，卜辞上不但屡屡记载了“众”从事农业生产，还涉及田猎、筑城，乃至被组织起来出征。商王“登众人”的记载也大量出现在卜辞中，这是征发“众”去当兵。盘庚迁都时的几次训话，其中就包括对“众”的训话。并且有记载“众”还参加了族长的祭祀。

总的来讲，商朝从事社会生产的是这些“众”，他们是自由的宗族农户，不是奴隶。他们守着几千年时代相传的土地，在田野上进行大规模集体化劳动，平时聚族而居，战时按族出征，是社会的主体。宗族长辈负责组织生产，他们在土地上集体耕种，场面十分壮观，把一部分守成上交国君，其他则留在农民宗族内分配。他们有自己的工具、农舍、自由、人格和自行支配的粮食财产，这不是带着锁链、一无所有、被买被卖的奴隶所能等同的。倘若一个社会最主体的人口——土地上的稼穑者不是奴隶，那这个社会还能被视为奴隶社会吗？当然不能。

事实上，基于奴隶的经济和使用奴隶的经济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奴隶社会，因为它的存在靠着奴隶来维持。但后者，譬如美国从前存在黑奴，不能以为黑奴存在美国就是奴隶社会。商朝存在着一定奴隶，秦汉明清也都或多或少有着奴隶，甚至美国从前也使用黑奴，但这些都不是基于奴隶的经济，而只是使用了奴隶的经济。使用了奴隶并不能就算是奴隶社会，一定是奴隶数量多到足够成为社会生产主体的才可认定为奴隶社会。

商朝的社会生产主体是“众”，而“众”并非奴隶。商王获取的羌方战俘转化用于生产的（奴隶）只有一例，其他全都杀了做了人牲，所以商朝的主体农业生产者不是奴隶，商朝不是基于奴隶的经济，也就不是奴隶社会。至于一般的家庭奴隶（仆役）的存在，则和后来朝代同样存在家庭奴隶，没有什么区别。

倘若商朝不是奴隶社全，它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呢？我认为，它是初级的封建社会。说到这，不免有些人惊诧。但是，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那些在农田里合族组织劳动生产的农夫大家族们。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就是说，夏朝每人发五十亩地，商朝七十亩，周朝一百亩，其中商朝是劳役地租（也就是“助”，农夫种自己的私田，但也要种公田，公田的收成上交国家），而夏和周朝是实物地租。不管那种地租形式，孟子说，实质都是十分之一左右的收成上交了。这显然是自由农夫的受剥削形式，而不是奴隶。有把土地颁给奴隶的吗？有奴隶才上交十分之一收成的吗？

《汉书》上也说：“殷周之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商周农业生产者怎么会是奴隶呢，有向奴隶授田的吗？

在中国历史上，从夏商周到秦汉明清，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奴隶，是生产活动的一种补充，但从来不曾是主体的生产者。养活全体大众和统治阶级的，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农民朋友们。

其实，商周和秦汉明清最大的区别，倒不在于主流劳动者的身份，而在于社会结构。鄙人认为，应该按照社会结构和统治方式来划分中国历史，那就是“分封制社会”和“皇权专制”社会，前者涵盖夏商周，后者是秦汉明清这些时代。这两种不同的社会体系，实质区别是非常巨大的。商周分封社会，是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国内，又是国君分封卿大夫，一层层分封，无数大大小小的世袭封邑，解构了中国，导致天子和诸侯国君的专制力度不大，而个性和自由的张扬往往就在大夫士民中存在。而秦汉明清，是皇权专制社会，是皇帝家族借助招募来的职业化官僚，来一统地管理国家郡县，是郡县制的结构，专制力度也就大，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就奴才性多。总之，两者在社会构架、政治文化、自由程度、人格人性、经济组织、专制力度、人才选拔上，都有质的不同。

分封制社会与皇权专制社会的上述巨大社会差异，使得用这两个称谓来命名和区分中国历史社会阶段，是有实在意义和便利的。

西方在罗马帝国破灭后进人feudalism（封建制度）的社会，这个词被中国人翻译成封建社会，而feudalism指国君下面有一层层的领土，占有领地，并向上一层领主效忠，领地上的人民对领主有很大的依附性，人民不能脱离领地，也不能自由出售自己耕种的土地。同时大量领主的存在，也削弱了君主的政治、军事权力。我们感觉，这种feudalism的社会，比较接近商朝和未来周朝的社会模式，而feudalism又被翻译成“封建社会”，那么，按照这个不恰当的翻译，也就只能称呼商朝是初级的封建社会。

中国后来的唐宋明清学者（包括柳宗元），在书中也有一个词，叫“封建制”，他们指的就是商周的分封模式，与郡县制相对立的。

所以，可以这么说，商周社会，属于分封制、封建制（用唐宋人字眼）和feudalism社会（用西方字眼）。而西方字眼被翻译成了“封建社会”。

而郭沫若等人搞的这种以为商周是靠奴隶生产（错的）因此算“奴隶社会”，秦汉明清为“封建社会”，而“封建”这个词其实本义是指“封建诸侯”，而秦汉明清却又不是分封，这种漏洞百出而且对于分析社会问题又没有多大帮助意义的划分法，实在是我不能理解的。

所以，商周是分封制或称封建制社会，秦以后称为皇权专制社会，是鄙人觉得有意义也妥当的提法。

十三

商王武丁在位长达五十九年，随后驾崩了。作为一代雄才大略之主，武丁在任时期武力最为强盛，猛攻北方和西北方的方国——舌方、鬼方、土方、周方和羌方，等等。其中对鬼方战争进行了三年之久，最终克之，功业赫赫，标志着商王朝的国力达到巅峰状态。武丁先后娶了六十几位妻子，其中他的媳妇“妇好”也是位善于运筹帷幄、驰骋沙场的“穆桂英”，曾经统帅一万三千人的庞大队伍，征伐羌方国，这是商代用兵最多的一次。

妇好死后，埋在河南安阳，如今是一名胜景点，墓内殉葬物品的清单强到了令人惊愕的程度：

木椁和涂漆的木棺（木椁是外层棺材，木棺是内层棺材）；

十六个人殉；

六只犬殉；

七千个贝壳（叫作“子安贝”，来自东南沿海，是当时的钱，表示她是款姐）；

两百多件青铜礼器（祭祀用的）；

五件大青铜铎和十六件小青铜铃（乐器）；

四十四件青铜工具；

二十七件青铜刀；

四个青铜镜；

一百三十多件青铜兵器（形制包括远射、格斗、卫体的完备组合）；

两件大型青铜钺（铸有狰狞的图案花，是军中统帅权威的象征物）；

四个青铜虎和虎头；

五百九十余件玉和似玉器；

一百多件玉珠、玉环和其他玉饰；

二十多件玛瑙珠；

两件水晶物品；

七十多件石雕；

五件骨器；

四百九十多件骨簪子；

三件象牙雕刻；

四件陶器及三件陶埙。

妇好墓内的青铜器总重量，达到一吨半，这标志着武丁时候中国全面步入青铜时代，彻底脱离令人汗颜苦恼的石器社会。

这时候的中国分成三个环，中间王畿千里，是王朝直接控制的核心，往外一环是诸侯封国，武丁把自己的儿子和一些著名将领封在这一环里为诸侯，为商王朝镇守边疆，打仗时候跟随商王出征，并向商王朝定期进贡以示敬服，为商王朝干些杂役，他们的领导人称侯，这也是诸侯一词的来历，意思是很多侯。商朝之所以带有初级封建社会的色彩，也是因为这种分封建国制的初步运用。商王朝的最外一环，是与商王朝或友好或敌对的方国，见诸甲骨文的方国有五十多个，商王给他们起了难听的名字：土方、虎方、危方、犬方、邢方、人方、基方、龙方、羌方、鬼方，他们的领导人称伯。鬼方、周方这些方国被武丁打败后，臣服于商，其领导人受封改叫鬼侯、周侯。其中周侯需要特别提及一下，他是西方陕西地区的周方国的君长，曾经向武丁敬献了龟骨、牛和来自甘肃天水地区的一位美女，以示臣服。一旦周方发生二心，不勤劳王事时，武丁就会命令犬侯、仓侯这些与周方为邻的诸侯出兵去警告他，迫其服商。

武丁驱民以战，与方国动武，是历代商王中最多的，有人说他这是穷兵黩武，特别杀死战争俘虏作为人牲，真是惨无人道。其实武丁的远征是防御性的进攻，打怕了你们，以免你们未来欺负我的后嗣。每次进攻都能使国内获得一段安宁。一旦好久不出去打，方国就会复来骚扰侵掠。于是，商王武丁的对外战争，是具备积极的意义国家防御性战争，主要是政治目的，是出于削弱敌国，为子孙社稷考虑，而不是为了掠夺奴隶和财富。

武丁给他的继任者们打下一个巩固的统治基础，开创了一个强盛的局面，武丁的后代得以安常处顺，不再去搞大的对外征伐战争，而方国们迫于从前武丁的势力，亦不来骚扰。商王朝保持着它的兴盛。

是凡兴盛年代，王室贵族们必然流于奢靡，成为败家子和烧包，所谓龙虾放久了也会长蛆。于是武丁的孙子祖甲下令将商汤最初制定的《汤刑》加以升级，想借祖宗的威力，以更加严酷的刑罚来限制这些不肖子孙。可是这样一来，反而使得亲贵们对祖甲离心离德，故意对他刁难。王畿以外的诸侯们也大有各自为政之势。商王朝的统治有所削弱。

亲贵、诸侯们不喜欢新版《汤刑》也是有道理的。从文献上可以推见当时商王朝刑罚颇重，刑杀的手段计有斩首、肢解、火刑、沉水、活埋、弹射之类，都让亲贵、诸侯们不舒服。一般的刑罚，在施刑时，卜辞通常会问“死”或“不死”，可见被刑者多有死亡。当时似乎重在折磨犯罪者，砍脚割鼻之类，而不是关进监狱去蹲五年。大约在监狱里蹲着还有饭吃，不受风吹雨打，在当时看来这不是处罚而是享受。所以商人要以残害肢体的形式表示惩罚，一次惩罚就够了，砍完脚就放回社会，从而节省了修建监狱和招募看守者的费用。当然也有些不放回社会的，就转化为奴隶去给政府干活。总之，当时监狱业不发达。

商人刑杀人的动作至今保存在“伐”“期”这样的汉字当中。比如“伐”，像以戈截人首，“期”像以钺砍人首，左旁被反缚两手之人已是身首分离。“卯”，是把人对剖，分置在案子上。“陷”字形置人于土坑中，抛土填埋状。“燎”如燃木之像，上边放人。这些恐怖的汉字为我们今天依然使用，只是不知道其中隐含杀机。轻杀本来是商朝的传统，酷刑是早期人类的共性，后人不了解，却把这些罪恶都归结到末代商王“纣王”身上，是不公平的。

由于武丁死后几十年，一直没有大的对外战事，这使得我国西北地区的方国——周人迅速强大起来——商王朝减少对外主动攻伐的后果显终于现出来了，这是忽略兵事的恶果。周人的强大体现在武丁死后约第六十年，商王“武乙”年间，周国的君长“季历”立足于陕西岐山，灭了附近的程国，又进攻义渠，活捉了义渠国君，自此声威大阵。又过了四年，季历带着贡物到商朝朝见武乙。武乙就赐给季历三十个徒弟、美玉十双、马八匹。武乙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讨好周人，便于集中力量对付东方开始蠢蠢欲动的东夷人（东夷人不知道撒了什么臆症，一直乖乖的，现在突然开始侵入王畿），并且对付西北地区开始陆续叛乱的方国——旨方、羊方、觑方。武乙被迫结盟于西北的周人，委任周人帮助自己安定西疆，屏障西部方国。周人于是开始趁机在西北抢地盘，自我壮大。

我们知道，当时商王朝的疆域已经庞大到了其物质能力允许的极限，超过这个限度，就没有实力去管理和控制了，所以武乙要借助不断壮大的周国力量，帮他管控西方。随后，武乙又亲自派出将领，终于平叛了西方闹了好多年的反叛方国们，俘虏了旨方两千多人，又向东压服了东夷人，商王朝暂时恢复了稳定。不过，周国从此也成了商人无法拆除的一颗定时炸弹，尾大不掉，令商朝无可奈何。

武乙是个典型的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多次嘲弄上帝，引来了保守势力的仇视。武乙好比现在的新新人类，具有反叛个性，他对于神职人员们借助祭祀、占卜来干涉他的行为非常不满。他为了加强王权，打破神权，就命令工匠雕了一个木偶，称作天神。并命令把这个木偶安置在王廷中，设下赌局，召集朝臣们来观局，他要亲自与天神赌博。有一史官告诉他，木偶不会赌博，他便命这个史官代替天神来和他赌，史官只得应付，步步退让。武乙连赢三局，便问道：“你既是能替天神言事，为何还输，可见天神无灵。”便命侍卫们将木偶的衣冠剥去，痛打一顿。在场的史官们吓得面色苍白，背后骂他无道。武乙知道以后，也不以为意。他又把一袋子牛羊血挂在高杆上，仰而射之，血呼拉拉地洒下来，名日“射天”，表示给上帝放放血。这标志着神权的跌落，人类开始摆脱对虚无神力的恐惧和桎梏，走向成熟。自此以后，史官们不敢再干预武乙的行动。由于武乙射天的努力，王权的地位继续提升，人间造神运动蓬勃发展，竟把从前子契、商汤这些早期先王捧上了天，称之为“下帝”，下帝当上帝的副官（宾于上帝），后来干脆平起平坐，合为一体，商王的祖先就是帝。

武乙，这个敢于跟上帝叫板的人后来跑到陕西渭河流域打猎，结果一去不返，据说是在那里被上帝的暴雷劈死了。这就给那些迷信很深的史官们提供了因果报应的证明。其实武乙在迷信鬼神很深的历代商王中，敢于藐视天神，打破神权，加强王权，是个有所作为的人。至于被雷击死，不过是不懂得科学，在山顶上不知避雷雨的结果。

武乙的儿子文丁随即即位，到了文丁第三年，天公又不作美，发生自然灾害，王畿地区的洹水“一日三绝”，商朝经济与国力势必受到影响。曾经有人做过统计，在每次改朝换代，总伴随着气候的大波动，不是酷热有了旱灾，就是气温骤低导致北方游牧部落南下侵袭，以寻找粮食、草和政权。

下一年，文丁四年，西边周国君长季历又去攻打山西长治地区的余吾戎，也是戎狄蛮族，并且打了胜仗。文丁正遭着旱灾，只好也采取怀柔政策，加封季历为“牧师”，希望季牧师帮他安定边陲。牧师是地方伯长的意思，专征伐权。季牧师于是在两年后又征伐始呼戎，始呼戎败而降周。过了四年，季历再次打败了翳徒戎，把三个翳徒戎大头目，亲自带到商朝都城，向文丁献捷。文丁看看季牧师越来越厉害，感觉不是好事，干脆突然下命令把季历杀死在商都。季历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西伯姬昌，接班之后，昼夜磨牙，琢磨着报复商王朝，成为未来商朝的掘墓人。

两年后，文丁也驾崩了。虽然商王朝已然风雨飘摇，不过文丁活着时还是铸了一个商朝最大的鼎，也是世界最大的青铜器——后母戊大方鼎，献给他死去的母亲。

文丁杀季历的做法并没能阻止周人力量的发展，相反，周人与商朝的矛盾加深了。文丁死后，儿子帝乙即位。帝乙第二年，西边周方国的姬昌就向东伐商，给老爸季牧师报仇，同时东夷中的“人方”也再次叛乱。帝乙为了不至于东西受敌，就把文丁的一个幼女，也是自己的妹妹，生得美丽端庄，嫁给了姬昌，向姬昌所代表的周人致歉。《诗经》在描述这场隆重盛大的婚礼中，还创造了“天作之合”这个词。

商王帝乙缓和了与周人的矛盾之后，通过三次征伐平定了东夷的叛乱，然后自己在在位第九年的时候死去了。

十四

在武丁死后约一百二十年，武丁的六世孙、武乙的四世孙、文丁的孙子、帝乙的儿子——商纣王同志在安阳隆重即位了，时间是公元前1075年，已有五百年的商朝历史走到了尾声。不过商纣王没感觉到任何惶惑，恰恰相反，由于神权的跌落，王权在上升，纣王干脆号称“帝辛”，与上帝齐名。他的爹爹叫“帝乙”，这是商朝两个唯独称帝的商王。可惜也并没有带给这个王朝什么好运气。

帝辛（纣王）本名叫受，由于他爹宠爱他，也叫他“受德”，意思是有他爹的品德。而周人则取“受”的谐音，管他叫作纣。

如果搞到纣王的dna来分析，一定发现他是个优质人种，据加拿大皇家的安大略省博物馆收藏的石刻记载，纣王知识渊博，天资聪颖，并且力大无穷，能手格猛虎。甲骨文的“戏”字，由一只戈、一个老虎和一个鼓构成，说明当时的游戏表演的经典项目就是拿着一个戈去斗老虎，纣王手格猛虎想来也是亲自下场表演这个，这样的体育明星，按理说也是全国少女的偶像了。纣王天生身手矫健，体魄俊美，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同时倒拉好几头公牛，托起屋梁，让人在下面换柱子，至于搬动大鼎之类，也不在话下（这一点，他和夏朝的亡国之君夏桀一样，夏桀也能双手拉直铜钩，力擒母犀牛）。在文化课方面，纣王也热爱学习，博闻广识，能诗会赋，口才绝佳，铁嘴钢牙，大臣都辩不过他，都不抵他聪明。不过，据说这种高智商的君主，往往看不起别人说话，所以一意孤行，把自己的大好江山给抖搂光了。后人形容隋炀帝也是这样，所谓“智足以文过饰非，辨足以拒谏塞议”。司马迁也说纣王“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不过，这样讲都是对末代君主落井下石的偏见，连他们的敏捷的才思都变成了缺点，难道鲁钝反倒是好的吗？面对商朝末年的烂摊子，鲁钝者岂不更要糟糕。社会舆论和后代学者们啊，总是对末代帝王过于苛刻！

作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优质人，纣王的坏名声主要来自他在刑杀方面的工作成效。据说纣王以鬼侯、鄂侯、西伯姬昌这三个诸侯的君长，来做自己朝廷的三个首席大臣（三公），但是其中的鬼侯被纣王醢了，鄂侯被他脯了。醢，就是把人剁成肉酱；脯，就是把活人做成肉干，像四川的老牛肉干。那时候收拾一个人就像收拾一条鱼。

事情的过程据《战国策》中的士人鲁仲连说是这样的，鬼侯有个漂亮女儿，于是将其献给纣王。可偏偏这个女孩性冷淡，坚决不答应纣王的有理请求，抵力抗拒。纣王大为懊丧，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一怒之下杀了她。事后他虽然有些悔恨，但鉴于自己一贯正确，只好找了个罪名，把女孩的爹鬼侯也给醢了，剁成肉酱，以免他寻衅报复。鄂侯得知此事，跑到殿上来愤怒地抗议，结果也被一并斩首，做成人肉干。西伯姬昌见两侯被害，私下里叹息了几声。没想到被崇侯虎听见了，向纣王打了小报告。西伯姬昌于是被逮捕，囚禁在羑里监狱。

倘若这个事情是真的，那纣王是够坏的。其实，重刑杀一直是商王朝的传统特色，醢、脯这样的刑罚，既不是纣王的发明，也不是纣王的专利，即便后来的春秋时代乃至汉刘邦也时常这样干过。而且，《战国策》是喜欢夸夸其谈的书，鲁仲连也并非战国的官方教授。

并且，鬼侯、鄂侯、西伯是三个诸侯、方国的君长，纣王处罚杀掉他们，属于中央与方国的斗争，而政治斗争一贯是秋风扫落叶般残酷无情的。特别对鬼侯、西伯这样不老实的方国侯伯，征伐和处死他们是历代商王的政治工作，即使做成肉酱也不算什么残暴——武丁就经常把俘虏来的方国领导人（如羌伯）头壳切下来，在上面刻字，文丁也曾杀了周方的君主季历。即便到了后来的周朝和汉朝，中央和诸侯之间也会闹矛盾，杀掉谋反或者有谋反嫌疑的诸侯，也是史不绝书。

说纣王为人残暴，要看他对待老百姓怎样。一组有趣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从前，武丁在位的约六十年时期，曾用人牲五千四百一十八人；接下来的九十年间，用人牲是一千九百五十人；而纣王及其父亲帝乙的四十年间，用人牲仅七十五人，明显少于前代，可见商纣王并不残暴。

另外，《尚书》中的《微子》中，纣王的庶兄微子启这样抱怨纣王：“那些有罪的人，都没有被坚持抓来法办。”太师听了微子这抱怨，就也说：“现在民众甚至有敢去偷祭祀神祗用的牺牲的，把牺牲偷回去吃了，结果也没有受到惩罚。”

这样法律松弛固然是不好，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则纣王并没有对人民使用苛法酷刑。偷吃商王祭祀天地的祭品，换到后代皇帝那里，都是扒皮的罪。所以，与其说纣王残暴，不如说他有些怠惰。这篇《微子》是商朝留下来的少数几篇文件之一，内容相当可靠了。

纣王即位第四年，意识到商王朝累代积弱，各地诸侯大有各自为政之势，能够按时进贡的逐渐减少，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加强自己的权威，纣王召集诸侯在黎城（山西长治）相会。到了相会之期，纣王率领全副武装的几千王军，戈矛林立，戒备森严，举行了军事大检阅。武士们（每车两名加一名驾驶员）手持三米半长的大戟，弯弓拈箭，在两马驾辕、每轮十八根辐条的木轱辘战车上，往来驱乘。这些训练有素的武装把旁观的诸侯看得目瞪口呆，纣王趁机向诸侯和方国们宣布了强化管理的决定，不允许脱离纣王中央的领导。在强大的武力威逼下，各诸侯只好同意照办。

但是据说这次观兵之后，东边的东夷就——这帮曾经在武乙、文丁、帝乙（纣王的爸爸）时代多次叛乱的人，再次背叛商纣王，从而成为商王朝的一个麻烦。东夷人之所以叛乱，记述此事的《左传》说是因为纣王在这次大观兵上过于高调，导致东夷背叛。该史料是这么说的：当时，楚国的大王楚灵王召集诸侯开会，并且想搞得非常“侈汰”，他下面的大臣就劝谏说：从前夏桀在有仍会聚诸侯，结果有缗就背叛了他；纣王在黎城大会诸侯，东夷就背叛了他，后来周幽王在大室盟会诸侯，戎狄（指犬戎吧）就背叛了他。为什么背叛呢？因为在盟会上对诸侯显示得特别“侈汰”，所以诸侯就不听话了。

劝谏的人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就会造些不太可靠的例子。他的意思说，盟会诸侯要有礼，不要“侈汰”，侈汰就是搞得超豪华，特显摆自己的实力，而不是以礼诚挚地对待诸侯。大约有点武力炫耀和压迫，不如有礼有节地尊重，要更适合于这个场合上的主盟者。

由于过于显摆，诸侯反倒不服，乃至有的背叛。不如表现得谦虚、恭敬、有礼一点好。不过，黎城这个地方在山西，纣王在这里召集诸侯搞军事演习，可能主要是为了震慑西边不远的周方国（周人通过上一任的季牧师灭掉好几处戎狄，可能势力已经发展进入山西）。而东夷人看见纣王把兵力向西布置，于是就敢于趁机在东面闹事，这是我对东夷背叛的猜想。

几年之后，商王畿以南有一个小国——有苏国（在今河南武陟），不知犯了什么罪，纣王又亲自带兵征讨它。有苏无力抗御，便从族人中选了一个叫妲己的美女献给纣，请求求和。妲己长得成熟妩媚，风姿绰约，是个美艳型的美女，长得有点像李玟，英文名dada，外表性感丰满，又娇又艳，明眸皓齿，风情万种，很有浪漫的特质。

妲己一看纣王，也属于帅俊型的美男，有着精致完美的五官，修长俊逸的身形，其高贵俊朗的气势，飘逸、帅气的魅力，全身上下的英俊，在举手投足间散发着贵族气度。总之，你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瑕疵！纣王的头上戴着王者的“雀屏冠”，冠形高耸，如孔雀开屏，上部张开宽幅近半米，用众多玉饰组合而成，好像一面太阳灶。纣王的耳环没有像后世那样穿在耳洞里，而是垂在玉冠下面的耳际。这是根据出土的商代贵人服饰推测出来的。纣王上身是交领的丝衣，丝绸锦绣是他的最爱，下身是商朝人常穿的“旗袍”，前后两片，两侧有缝。旗袍里面纣王光着大腿，小腿上用皮革裹了（绑腿），脚上是革制高统战靴，平底无跟，靴头上翘，穿之有练达英爽气概。[注释16]

妲己穿的则是平头丝履，站在城下卓然不群，身上的丝衣和远古时代的几缕阳光，轻轻贴在她柔软而光滑的肩头。虽然在亡国之际面对惊心动魄的战车沙尘，态度依然从容高雅不可撼动，仿佛见了龙虾也不迁就，在一瞬间，把纣王彻底迷住了。

“过来，你叫什么名字？”帝纣的嗓音突然低了个八度。

“禀告纣王，贱妾名叫妲己。”如同铃声一样清脆的声音，猛烈地拨动着纣王的心弦。与此同时，有苏氏的使者正偷偷地擦着他们脸上的汗珠，并且不约而同地长长出了一口气。

纣王让妲己走近，妲己个子虽然不高，但身段娇媚，顾盼间艳色四散，光华夺目，美得可以入画。妲己登堂，脱掉小袜，款款举趾，走上席子，侧跪下来，给纣王倒酒。纣王斜眼去看，妲己双唇颤抖着无限的挑逗，性感的肢体分外撩人，妲己的那一双大眼闪闪着，和纣王目光撞在一起，纣王完全晕菜了。战争就这样结束了，纣王体会到了难以言传的快乐，第一次真正地坠入爱河。与妲己相比，后宫中的所有妃子都愚蠢粗俗得不值一提。“朕直到今天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生，其实全是虚度！”

不久，纣王接受了有苏国的降服，树立了自己恩威并施的形象，然后带着妲己班师回朝。

河南省北部的安阳都城里，欢天喜地地迎接纣王凯旋归来的大臣们很快就失望地发现，他们的君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纣王嫌安阳地区可玩的地方少，这里是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开发得久了，自然景观也就破坏得多，不足以让他和妲己浪漫，于是下令在商都以南五十多公里的朝歌（河南淇县）建造了观景用的鹿台，周长三里，高达近千尺（一百六十米），站在上面可望云雨，简直是中国的金字塔。在更远的沙丘（河北平乡）他又扩建了一个很大的苑囿（古代动物园），饲养珍禽异兽。狗马宠物充斥苑台，野兽飞鸟云集沙丘。纣王还和妲己在一些好日子里，坐着车来到沙丘这里搞狂欢，大摆乐戏，就是歌舞和百戏杂技，还搞了酒池、肉林两个著名的舞美道具，也就是古书所说的“灌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是当时超强的party。

纣王经常带着妲己往来于朝歌鹿台和沙丘。这固然可以理解为纣王贪图享乐，也可见商王朝积累了五百多年，财富殷实。

纣王有了妲己以后，因为妲己喜欢流行音乐，纣王也开始对流行乐感兴趣。他派“音乐制作人”师涓四处搜集乡间小调，把它们加工成风格轻快的新歌曲，以便给妲己出专辑。给妲己配的乐器都是青铜的钟、铃、磬、钲多种组合，为了演奏好这些复杂的乐器，制作人们还事先排练，以防“演砸”。不料，批判者们听了妲己专辑之后，都皱起眉头，管这叫“靡靡之乐”。

纣王和妲己不管这一套，他俩不喜欢主旋律的雅乐，嫌它沉闷。纣王说：“这些雅乐是用在祭祀上的，节拍缓慢，形式呆板，像叹气一样，给死人听的，怎么适合给活人听？！”为了逼着乐师们有所创新，纣王把他们关进“宾馆”，直到写出缠绵迷魂的流行乐才放出来。即便被后来道貌岸然的儒者斥为“靡靡之音”吧，这些东西跟我们现代常听的“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其实不分伯仲。无论如何，至少这也是当时音乐史上的一次革新，加上少男少女们新编表演的妖娆的“北里之舞”，那就更是可贵了。

mirror,mlrror on the wall,who'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镜子啊镜子，谁是最美丽的人？）纣王和妲己互相依偎着。在月朗星稀的时辰，鹿台外面撒着清光如水，纣王和妲己俩人手里摇着荧光棒，欣赏着台上宫女们的曼声柔唱，感受着美人的飘摇起舞，一种梦幻般的韵致，使他俩通宵达旦，忘记身在何世。

其实，纣王宠爱妲己，比起从前武丁的六十几个媳妇，也算不上什么淫乱好色，比起未来皇权社会的三宫六院还来的惭愧呢。这只怪没有白乐天那样的诗人为纣王妲己写个《长恨歌》什么的，否则，该也是一段佳话了。

[注释1]矮髻是东夷人的典型发型。

[注释2]据河南安阳侯家庄商代墓出土白大理石雕像。

[注释3]《诗经·商颂》：“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注释4]刘向《说苑》：“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

[注释5]依据《尚书大传》：“桀无道，囚汤，后释之，诸侯八译来朝者六国。”

[注释6]《淮南子》：“桀之力，伸钩、索铁、推移大戏，水杀鼋鼍，陆捕熊罴。”

[注释7]《后汉书》根据古籍说：“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馀国，方於涂山（一万国），十损其七。”《逸周书·殷祝》：“汤放桀而复薄，三千诸侯大会。汤以此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

[注释8]《诗经·商颂》：“邦畿千里，维民所止。”

[注释9]依据《竹书纪年》：“太甲元年，伊尹放大甲於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

[注释10]关于商人迁都的记录很多，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

[注释11]《左传》引《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意思是占卜的官员是先有了意志和主意，然后再用元龟体现。占卜实际是神职人员的人意。

[注释12]人名，念yuè

[注释13]北京话，就是婆婆妈妈的意思。

[注释14]商代高级权贵好以皮革或布帛裹腿，足着翘尖鞋。此种形象见诸西北冈m1217大理石圆雕人像，另外西北冈m1004同类人像残块也为裹腿。这种裹腿，是远古的绑腿的遗迹，后来它进化为包着小腿的胫衣，然后向上延伸，最终发展为裤子。

[注释15]武丁的话依据《国语·楚语上》。

[注释16]所谓“雀屏冠”，商代出土的玉石人像有体现。此外还比如西北岗1550号大墓内一具殉葬人额际，有百余枝骨笄呈扇形排开，笄群下的人头左上方横置一剑形小玉器，头顶偏右又横置一玉笄，脑后部位有一堆绿松石，颈部一侧有一玉兔饰品，推测该人原戴着一顶华冠，冠身遍缀玉石饰物，冠顶前方满插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