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封与东周天子的式微

东周天子为什么会式微呢？

按理说，周天子和下边诸侯的关系，是鸡和蛋的关系。周天子分封了这些诸侯，这些诸侯像鸡蛋一样自我发展。但是，诸侯要定期派大夫进京报到，重申自己对大周的尊重态度，毕竟自己是人家生出来的蛋嘛，并且通过纳贡献宝的形式证实这一点。由于各个诸侯地盘都很小，经济都紧张，所以大周天子跟他们要的“贡献”也不多，譬如楚国献上点苞茅就行了，用在周天子祭祀的时候。周天子并不向他们征收赋税和粮食。到了打仗的时候，诸侯还要尽一样义务，就是派出自己的军队，追随王军出征。

那么，诸侯从周天子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周天子不会联络其他诸侯一起来打他。意思是说，如果他不老实，譬如周天子叫开会他不来，周天子就会带着一帮诸侯来讨伐他，兴师问罪，直到他重新承认大周天子的领导地位以后才罢手。有时天子不会亲自来打，而是指定一些大一点的诸侯带着联军来打他。这样的大一点的诸侯，就是所谓的“伯”了，也就是后来的“霸”。

另外，如果诸侯内部出现篡权了，周天子会发兵来干预，把弑君犯杀掉。有哪个诸侯不讲理了，欺负邻居了，周天子会过来主持公理，避免你受欺负。如果某个边地诸侯遭受异族入侵，大周天子也会带着诸侯联军，过来帮你驱逐鞑虏。总之，大周天子担任的角色，像个国际警察。诸侯们从周天子那里得到的好处就是安全和秩序。从这种角度上看，周天子担任的角色和后代的皇帝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皇帝是真实地掌有全国每一寸土地。

周天子自己有两块直控的地方，一块是陕西关中，一块是河南洛阳地区。此外的其他土地，就都分封给各地的诸侯了，总计据说有一千来个。所以，周只是相当于一个头等的大诸侯而已。但因为他相对最大，所以各诸侯国都听他的，奉之为“共主”。

倒霉的是周平王遇上犬戎祸乱，丢了陕西的大片土地，只好东迁来到洛阳（就像有两套房子的人，火烧了一套，去住另一套）。但洛阳这套房子面积小，周天子住进去全得从新张罗，粮食产量少了，所以肾虚了。

按照政策，各国诸侯要进贡“土特产”给天子，但不进贡粮食，粮食必须靠老周自己解决。这一点对老周的兴衰也至为关键。周天子从前在陕西关中的时候，立足于周人开发了一千多年的大本营，地肥粮多，四周险塞，什么都好办。现在洛阳就没有那么好了，洛阳的底子相对薄很多。周平王傻眼了。

周王室经济日绌。周天子不得不转向诸侯“告饥”“求金”，分封关系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用古话讲，就叫作周天子“式微”了。

二、阳樊和原城

晋文公重耳帮助周襄王把周的弟弟王子带杀死，勤王有功，周襄王就把八个城邑给了重耳，但是重耳去接收其中的阳樊和原城时，却遭到了抵抗，这就体现了分封制的问题。

所谓分封，有大分封，还有小分封。周天子把土地封给诸侯，这是大分封；诸侯国君会直接拥有若干城邑，而把另外许多城邑分给自己的儿子或功臣，这就成了卿大夫，其中卿得到的封邑较多，大夫也有封邑，所谓某邑大夫。现在我们的上千个县，当时是上千个城邑，被卿大夫阶层的人世袭拥有，比如温大夫、原大夫、韩大夫、阿大夫、高唐大夫等等，分别世代拥有温邑、原邑等等。

现在说说原邑。周天子下面有一个大夫“原伯贯”，是“原大夫”，也就是说，他的家族世代管理和拥有着原邑。这并不奇怪，就像晋文公下面的大夫拥有自己的封邑，周天子下面的大夫也会如此。这时候重耳要来接收他的原邑了，于是矛盾就产生了。如果换了郡县制，新的县长来接管，又是天子命令的，旧的县长也就乖乖地走了。但原大夫“原伯贯”的家族世代拥有着原邑，他的权力可不是县长所能比的，自然就不会跟重耳那么痛快地交接了。所以重耳要和他发生战斗，最后重耳武力拿下了原邑，也就可以理解了。

随后重耳把这个原邑给了赵衰，让赵衰做了新的原大夫。原伯贯则被迁到山西一个小地方去蹲着。

阳樊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个城邑为一个姓樊的大夫所拥有，也是周天子封给他的，他是周天子的臣子。他自然也不想把自家城邑拱手交给重耳，于是打算带着原人迁走，被重耳军兵围住，城里的仓葛站在城头上发表了一通意见，使重耳折服，方才放出了阳樊人。

“阳樊大夫”和“原大夫”，居然可以不听周天子的指令，跟新来的主子重耳对抗，可见卿大夫凭借其封邑以及民人，势力是很可怕的。

由此看来，那时的国君就更像一种“帮主”。而在诸侯国内，其实是一种国君和卿大夫家族的“贵族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因此国君权力不是绝对的，还不敢像后代皇帝那么凶巴巴的，这是分封制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这也是卿大夫们有着人格尊严和诸侯国君们经常被杀的原因。西方欧洲封建时代的国君和贵族之间的关系，也类似。

一旦天子成了皇帝，派官僚去治理一个个他所直控的县的时候，就不再是分封制，皇帝也从此变得凶巴巴了，乃至“伴君如伴虎”了。而这时候的官僚们，性质上也不同于春秋时代的卿大夫了，也没了春秋卿大夫的尊严和气度，而不过依附于皇帝的代理人——从民众中选出的代理人罢了。谁乖就选谁。

是谁扭动了分封制向皇权专制（郡县制）的转变，那就是后来战国时代的布衣平民，战国平民力量崛起，不喜欢贵人家族世袭为官，于是发明了法家思想，打击贵族，取缔分封，改为郡县，以便他们更多地有官职可做。而君主也觉得这样便于加强君权——控制平民出来的流官，总比原大夫这种世袭封邑拥有者的卿大夫容易些。于是历史滚滚向前，贵人世袭社会于战国时代就已经转变成了平民官僚时代。战国的政体，其实已经和后代一样了。所以战国人的布衣气，与春秋人的贵族气，甚为不同。战国重智与利，春秋重德与礼。

中国历史的分界点，其实在春秋与战国之间。

三、县制与楚国的强大

中原诸侯灭掉某小国后，往往把这小国封给自己的功臣当封邑，比如晋献公灭掉魏国，就封给了自己战车的保镖毕万，毕万成了魏邑大夫，世代拥有该城。

然而楚武王对于边境新占领区，却没授予大臣当封邑，而是设为“县”。譬如灭掉权国，他就设立了权县。县的长官当时叫“尹”，是择优聘任的、非世袭的。这种行政县制度，相对于分封采邑制，有利于选拔人才，同时更有利于国家稳定。在分封制下，君主拥有若干直属城邑，其余分封给卿大夫家族。卿大夫还可以在封地上征发民众组成私属军队，虽然要经常随着国君的军队出征，但毕竟也可以对抗国君。楚国搞的县就不同了，县长归楚王直接管理，大印随时会被收回。县官还常常换，不会像卿大夫家族那样在封地坐大。

后来，权县的县官斗缗造反，被楚武王一斧子就扑灭了，正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县官造反就是好镇压。如果是被分封的卿大夫据封邑造反，凭借着数代积累的人气和财富，就不易被扑灭了。

既然县制这么好，楚武王乃至后面的楚王做的，就是不断把新占区设为县而不再封给卿大夫作封邑。比如申国被灭，成为申县，息国变为息县。县多了，楚王直接管控的地面就多了。

有人说，这我就不懂了，土地给了卿大夫家族，难道国家就受损吗？卿大夫不也是最终为国家服务的吗？不错，卿大夫是可以保家卫国，但他就像“尾巴”，俗话说，尾大不掉，卿大夫家族凭着世袭的封邑，势力越来越大，如同尾巴越来越粗。尾巴太粗大了，就不听你的使唤去摇晃了。

楚国出兵打仗，楚王调发军队，被分封的卿大夫也带封邑军队随征，县也调发军队随行，并且他们是直接听命于楚王。而中原诸侯，卿大夫封邑上的军队比重大，有时未必听话，比如邲之战就出现了诸卿大夫各自为是的情况。

所以说，楚武王选择了县制的推广，而不是延续中原分封制的传统老路，这是他的创举。楚国崛起成为百年不衰的春秋强国，打得那些走分封制老路的中原诸侯一筹莫展。楚国一直处于攻势，部分原因当在于县制帮他加强了王权。

四、春秋版的“韩琪”——论贵族和平民的精神境界

最近看电视《铡美案》，秦香莲母子三人进京认夫，但是陈世美不但不认，还派了一个家将韩琪去追杀她们。在破庙里，秦香莲就使劲哭，哭得刺客心都软了，最后刺客韩琪唱道：我如果放了你们母子，回去驸马一定饶不了我，要杀了我，罢罢罢，为了不遭驸马的毒手，我干脆自己死了吧。原词也记不很清了，大约是这个意思。

春秋时代，也有一个“韩琪”，就是刺杀赵盾的鉏麂。细节是这样的。赵盾因为总是劝谏晋灵公，把晋灵公气着了。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于是晋灵公派猛士鉏麂去暗杀赵盾。天不亮潜入赵盾的家里。

赵盾因为怕上朝晚了，所以今天特意地早起。天上还是星星他就起来了，简直比半夜上班的刺客起得还早。赵盾生怕迟到了是对国君不敬，故宁可早早起，然后端端正正地穿好了朝服。

刺客看了，感叹道：“赵上卿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如此，不如死也！”翻译过来就是：“赵盾不忘恭敬，是人民的主，贼杀人民的主，就是不忠，而弃掉从国君那里承接的命令就是不信，不忠不信这两样自己有一样，不如死去。”他有自己的原则，就是“忠”和“信”！既要守信于国君而去杀人，又不能杀害人民的“主”而不忠，左右为难，只有一死来解决，于是他就触槐树而死了。宁死也不欺骗和违背自己心中的原则。

然而我们看评剧《铡美案》里面的台词，韩琪的最后自杀，则是说不执行任务，回去驸马饶不了我，所以我自杀。是驸马逼死了韩琪。这就可以看出韩琪与组麂的不同。组麂对自己所奉行的“忠”和“信”的原则，看得比生命还宝贵，当“忠”和“信”两者之间出现矛盾，不能调节，他不愿意破坏其中任一原则，最后选择了死的出路。他的自杀，并不是因为怕回去国君饶不了他。而韩琪只是驸马的惩罚这种利害关系逼得他死。一个为原则死，一个为利害死，就看出先秦古人和宋明古人的不同。

当然，韩琪迷们看到这里也许不服气，说这不过是戏剧家编的台词，韩琪未必就是真的这么说的。

是的，甚至《左传》上记录的鉏麂临死说的话，也未必是他的原话，而是书作者给他定的台词。

但是，为什么《左传》上会这么说，说到了精神层次，而《铡美案》上则只是势力相压的问题，纯是利害权衡。这不单单是作者的文化水平问题，更反映了两个时代的精神风貌，是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差别。

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和后来秦汉唐宋明清社会结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春秋时代的分封制模式。被分封的卿大夫家族们，有自己的封邑，可以世袭。卿大夫派家臣治理自己的封邑，封邑上的财富和征发的军队都是他家的，使得他家拥有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于是这就形成一种分封制下的国君一族和卿大夫家族共享国家的“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好处是限制了君主独裁。而且，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还带来另一个重大的好处，那就是人格独立。他们有精神追求，有自己纯粹的价值观和信仰，他们追求自由、尊严、荣誉、耻辱心，对上级的忠，对朋友的信，对其他贵族的仁，以及义、勇、孝等等。他们对贵族以下的阶层，譬如对平民，也许不讲究这些，但是他们在贵族阶层内部，是互相非常珍视和笃行这些价值观的。而这些东西客观上可以维护其家族地位及其封邑产业的长期美好存在与发展。

组麂的故事感人，在于他不是贵族，但一样坚持了贵族“忠”和“信”的价值观。

后代皇权专制下，形势就不同了，整个帝国一草一木包括臣子官僚都是皇帝的私有品，没有哪里是贵族卿大夫的自有领地。官僚是皇帝用科举制从平民中选拔出来的、替皇上行走的办事员和代理人。这些官僚虽然也有田地，但田地没有一个几个城那么大，也没有田地上的行政权，不能跟封邑媲美。所以，官僚们不能等同于先秦卿大夫，虽然他们也号称自己是卿大夫。他们物质上不具备先秦卿大夫的经济领地独立性，精神上也不能和春秋时代的卿大夫的气质、尊严、原则性等等精神风尚相提并论，虽然他们也是用先秦的书教育着自己（往往出于应试目的）。他们对长期的精神道德和信义各种标准其实相对淡漠，而看重的只是当下利益的争夺，宁可为此牺牲精神信条。

这就是为什么在先秦的书里，解释组麂的死，是捍卫保全精神原则而导致的死，而后代的戏里，描述韩琪的自杀，则是被有势力的大官逼死而已，只是可怜，并无精神内涵。

贵族的精神价值观，随着分封制的解体和皇权专制时代的到来，终于渐渐消逝于历史的视野。

人们说，历史是不断进步的，这在物质方面也许是，在精神方面却未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