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周方国的先人后稷，据《诗经·大雅·生民》的描述，是这样诞生的。
从前有一个姑娘叫姜螈，这一天她准备要小孩了，就堆积柴火点着了，把牛啊羊啊放上去，烧出味儿飘上去，以此祭祀上帝。然后，她就看见一个上帝留下的巨大脚印（她认为是上帝留下的），她就踩了这脚印的拇指部分，当即就怀了孕。这种无父生子现象，说明当时还是母系社会的残余阶段。
怀孕期满，这孩子就生下来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是想试试这孩子是不是上帝帮她生下的，姜螈妈妈就把这孩子弃置掉了。她把这孩子弃置在巷子里，让人难以想像的事情发生了，过路的牛羊就站在这小孩的上方，拿四条腿罩着他，怕他被别的牛羊踩到，并且给他喂奶。姜螈又把他扔到寒冰上去，结果飞来一只大鸟，用翅膀盖着他。等鸟飞走了，这孩子就“哇”地一声哭起来了。
姜螈很高兴，那个大脚印果然是上帝的啊。于是赶紧把这个神异的小孩从冰上抱回来了。
这番描述，大约是想说明这孩子所被赋予的天命。
这孩子长大以后有了个名号叫后稷——“稷”指的是一种谷子，他叫这个名号是因为他特别喜欢种地。
当时正是尧帝做盟主，尧帝举用后稷当了“农师”，但是也有古书说是舜任命了后稷去“播种百谷”，总之，在尧、舜时期，后稷就当上“国家”干部了。后稷负责农业，非常认真，五谷熟而人民育。
不久，天下开始闹那次知名的洪水，人们纷纷爬上了大树。后稷参加了以大禹为首的f4组合，一起战天斗地。其中的商祖子契（东夷人）、秦祖伯益（东夷人）主要协助大禹跑外，后稷就跑内，从各地征集散发救济粮，教民耕种，积极组织生产自救。终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大舜，赐给后稷“姬”姓以示嘉奖，封地在陕西武功县一带。
大舜表彰了这些治水功臣f4，也就完成了自己历史使命，在大禹的催促下退休养老。大禹开创了虚无之中的夏朝。
后稷懂得与时俱退，为了不给大禹家族捣乱，当商祖子契东迁去了山东，后稷也北迁去了自己的封地有邰，而伯益则勇敢地留了下来，接大禹的班当了三年见习天子以后，被大禹的儿子夏启干掉。这都是以前说过的事情了。
一千年过去了，夏朝和商朝相继登台献艺，后稷的子孙则离开了后稷的封地，跑到了西部陕西地区的戎狄部落之间。因为附近都是戎狄，于是后稷的子孙很快就放弃了农业种植，学戎狄那么生活。到了后稷第十一代孙“古公宣父”的时候，才开始重新搞农业耕种，不像戎狄那么乱跑了，但是他有了一点财货之后，附近的蛮族就来抢他的。古公直父无奈，只好带着人迁徙到了渭水北岸的岐山脚下另起炉灶。
古公亶父的儿子就是有名的、武功赫赫的季牧师（季历），对附近的戎狄作战，多有胜利。当时正是商朝文丁在位，文丁目光如炬，看出季历脑后有反骨，就把文丁弄到都城杀了。季历的儿子西伯姬昌，遂接班治理岐山脚下的周方国，直到如今的纣王时代。
西伯姬昌的爹季牧师是含冤而死的，但是西伯轻易不敢发作，因为作为商朝一个偏在西陲的方国——周方，这里的文明还蛮落后，比如考古研究发现，周方国的青铜器和文字都落后于商王朝，甚至根本就是空白。周国的社会组织也偏于粗浅，表现在法制还不完善，史书说周人“措刑而不用”，虽然像是好事，但也体现了当时周国法制体系的粗浅和原始。直到若干年后周人入主中原，才把商王朝的五刑体系加以学习和继承，也搞出了大周朝“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头，最后用竹鞭”的模式。历代商王所能想到的各种人体细部和关节，也都拿东西往上边去招呼：杀头、割鼻子、去势、砍膑、刺字、锅烹，醢脯等等，一样也不比被它指摘为“暴虐于百姓”的商朝（含商纣王）少。譬如周朝第五代天子周穆王制定的“吕刑”规定：可以判脸上刺字的情况有一千条，割鼻子的有一千条，砍脚一千条，去势的三百条，砍头两百条。法网密得像篦子。不过，“凌迟”这种最残忍的刑罚，当时还没有发明，给后世的皇帝们留下了一点施展创造力才华的空间。
实际上，周国从西伯姬昌的爷爷古公亶父时代才开始去戎狄化，古公亶父最初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经》），似乎住的还是原始的坑屋，连房子都没有，随后才在岐山地区始建房屋宫室，设置五官有司，修建宗庙。这说明以前则连五官有司和宗庙都没有。西伯姬昌在岐山居住的远古房子也颇原始，接近于神农时代，根据现在的遗迹显示，多数是在地上挖个坑，坑里支几根柱子，撑起个茅盖，就充做房子了，是坑屋。坑屋上边漏雨，下雨就得拿盆往外淘。不过西伯不住这样的地方，他是地面建台子，台上竖起宫殿，宫殿屋脊盖了瓦，但屋脊以外的房顶部分还是茅草和泥（瓦太多了会把房子压趴下）。从考古上看，这些瓦似乎是西伯唯一领先商王朝的地方。
不过，穷并不可怕，穷则思变嘛。周虽然是个穷国，小国，但作为新的发展中国家，比商人有很强的进取精神和艰苦卓绝的毅力，不像老大的六百年商朝上下人物那样怠惰，乃至官吏耽于饮酒，周人敢于不信天命，除旧布新，乃是其优势。
二
在冷兵器时代，兼以中国空间辽阔，战略纵深很远，商纣王就无法密切干预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周方国了。我们说，方国处于商王朝最外环，中间一环是诸侯（商王的亲戚们），最内是王畿地区。于是纣王请了中环的一位诸侯——“崇侯虎”先生，作为自己的耳目，盯着外环的周方国。崇侯虎不是生人，老百姓喜闻乐见：他面如锅底，落腮红髯，两道黄眉，金睛双暴，喜欢厉声大叫，在《封神演义》里被封为“北伯侯”。其实，“崇侯”就是他的官爵，表示他是崇国诸侯，“虎”是他的名字，连称“崇侯虎”。《封神演义》作者弄出个“北伯侯崇侯虎”，一人搞了俩官，没道理啊，他还动不动就一声炮响，提刀上马，冲出阵来，倒也热闹，那时候就发明火药了！与“北伯侯崇侯虎”同一级别的就是“西伯侯姬昌”，不过这也是概念错误，“伯”是对外环方国领导人的称呼，“侯”是中环诸侯领导人的大号。说“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的，到底算哪个啊，瞎闹腾嘛。总之，明朝的这位“许仲琳”老先生的书，挑剔起它的错来没完没了，我们就别跟他老人家过不去了。
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国（陕西户县地区）得到谍报，西边岐山下的西伯姬昌在大行仁义。插一句的说，我们这里也得严谨，以免落得跟“许仲琳”一样。我们这里说“姬昌”俩字，也是犯了不懂历史常识的错误。当时的姓并不放在名前面连用，就像商王族的“子”姓，不能放在纣王的名“受”前面连称“子受”一样。“子受…‘姬昌”都是错误的称谓。姓在当时属于一整个家族的徽记，我们只能说周方国的贵族是姬姓，周方国是姬姓国家，但不能冠在人名前。叫秦始皇为“赢政”也是错误的，应该叫他“秦王政”或者“始皇帝”。对于“姬昌”只能叫他“昌”，或者叫他的官号“西伯”，或者“西伯昌”，叫他“周文王”也行，他也会很高兴——这是他即位不久后，就自己给自己封的，想跟商纣王平起平坐，都是王。
不管怎么样，西伯野心不小，想当老大，他积累德行，收买人心，表现形式是让利于民。据孟子说，西伯把自己的国家野生动物园和天然动植物园对外开放，随便人们进去打猎砍树占公家便宜，又让市场管理的官员只缉拿坏人而不征市场交易税，也不征道路关卡商品流动税，让商人们发财；对于农夫，只征百分之十的粮食；对于犯罪分子，也不连坐他们的妻子和缴没其家产；对于当官的，世代发给他们俸禄；而对于鳏寡孤独这四类无依无靠的穷人，西伯每次行仁义的时候，都先从这四类开始。
不过，孟子讲这些话时，都没有拿出他能看到的史料，引两句作为证据，所以孟子讲的，不过是孟子基于当时战国时代君主因为打仗对民众盘剥过甚从而设计出的一幅理想方案，硬塞到西伯头上说事罢了。从逻辑上讲，如果西伯像孟子说的这样，对民间征敛得很少，行仁义发出去的却很多，那不知他的收支是怎么平衡的。孟子就没有给予解释了。有人说，那是因为西伯自己省吃俭用，于是把钱分留给民众和官员。但是西伯养了十七个儿子，还不算闺女，他这一家子开销也不会太小。
所以孟子说的西伯轻税敛、行仁爱的这些话，不能当作历史看。实际上，荀子也说过几乎同样的话，不征关税，粮食税十分之一什么的，但他并没有说这是从前西伯的做法，而只是发表自己的治国设想罢了。这反映的不过是战国时代学者的共同呼声罢了。
我想，周方国作为一个资源财富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东西长约七十公里，南北宽约二十公里，都在岐山脚下，古书上常说它方百里），它一定是把所有征收上来的财富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广施财利于民。西伯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钱）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花在鳏寡孤独者那里），这才差不多可以与商王朝兵力匹敌。
不过，后代学者们还是硬把西伯的周方国描述得一片晴朗，老百姓都留出很宽的田塍，互不侵犯。据说，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为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西伯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互相谦让。农夫们对于有争议的地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这个故事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和气，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叛商，组织起来玩命地、勇猛地去侵犯附近的其他诸侯和商王朝吧。
后代的战国学者们，之所以要美化西伯周方国，把西伯说成仁义，其实是有这样一个隐衷，就是儒家的人喜欢推崇仁政，以孟子为代表。推崇仁政没有错，总比推崇暴*强，但他们在推崇仁政的时候，为了向君主们兜售仁政的功效，就打广告说：行仁政吧，从前周文王（西伯）就是一行仁政，而仁者无敌地夺得了天下。
其逻辑是，君主行仁政，从而使自己的民众幸福，而它国的君主不行仁政，总是打仗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虐用其民，于是民众饥饿寒冷而叛离他，于是行仁政的君主就可以轻易地一点都不杀人地取得那恶君主的国家，从而王有天下，孟子管这个叫“仁者无敌”。孟子在向诸侯们兜售这个统一天下的路线图时，就给自己树了一个成功的例子，说从前周文王就是这样行仁政（如前文所说的少税敛，开放私家苑囿，照顾鳏寡孤独，就是仁政的内容了），从而成功地王有天下的。
然而，西伯（即周文王）真是纯按这个路子成功的吗？《周书》中描述周文王时，说道“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就是说，大的诸侯畏惧周国的力量，小的诸侯感怀周的恩德，那么周是凭借自己的较强国力，以及通过外交聚合小的诸侯。说明他是打造了颇强的国力，而不单单靠的是“德”。《诗经》又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可见周文王主要靠的是招揽人才。而岐山这个小地方，离戎狄又近，应该没多少人才，主要需要从东方招徕。据司马迁记载，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也确实都跑来投奔西伯。周文王即便是行仁政，也是对这些人才来行，给他们厚厚的俸禄。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小民力量开始苏醒、崛起的时代，所以孟子讲仁政爱民的重要性。但此前的中国历史，是贵人世袭和控制的社会，大小各级、各部族的贵人控制着各自的民众，周文王即便是有“德”，也是对各级贵人和周边诸侯有德和r，这对周的命运意义重大，而未必是专门针对小民。
《左传》上还提到了“西伯有法令：‘有逃亡者要大加搜捕’，因此得到了天下”。（有亡，荒阅。）这句话太简单，所以不好确切地理解。大约这条法令主要是针对脱离户籍而逃亡的人（叫作“亡人”），人们如果脱离户籍逃亡了，去别的国家了，政府就少了税源，所以西伯禁止民众逃亡。这种严格管控民众，禁止人们随便迁移的政策，使得我们怀疑它是类似商鞅严格管控的半军事化的秦国，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迅速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这也说明当时有人会从岐山地区逃亡，离开周方国。那就是说，岐山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会不会是因为这里税敛太重，或者对外战事频繁，征用民力太多，人们受不了了，才会逃亡的？而一旦人逃亡了，他还要大肆追捕回来，或者惩罚余留下的家属，这就凶巴巴的了，有点法西斯了。
另外，《尚书》说纣王任用了很多从诸侯逃亡来的人或罪人，《左传》在上述文句之后也接着说：“纣为天下逃主，萃渊薮。”那就是诸侯各国很多逃亡的人都去了纣王那里。这是不是就像墨西哥等穷国的人都偷渡去了富裕的美国？可见，不是周方国“来远怀众”，反倒是商纣王“来远怀众”了。
但是《左传》这话随即接下来又说，纣王因此被人死力进攻。这话意思是，各个诸侯或各个大小贵人所辖有的民人或犯罪分子，如果跑出了这个诸侯国界，去了它国，诸侯就没有权力追捕他了，他可以在别国安然自在地活下去，甚至当官。特别是跑去纣王那里，被纣王接纳，更不敢讨回来了。周文王搞的这个法令，要求打破诸侯国界与地界，对脱离户籍跑掉的民户（税源）或者逃亡的犯罪分子，通力追缴，这种政策势必得到的诸侯和大小贵人们的欢迎，而诸侯及贵人们也因为民人跑去了纣王那里而怨恨纣王，所以诸侯都愿意跟着周人打纣王，并且打得很卖力。
移民或逃亡民的问题，是商与诸侯的一个矛盾，周文王利用了这个矛盾。同时这个大搜捕的法令，也带有加强集权的政治意图，而纣王听凭跑来的民人和犯罪分子在商王畿落户，反倒说明纣王执行的是仁爱的宽松政策，周文王则执行强硬政策。此外，《尚书·康诰》还讲到“文王作罚”，那也是定了刑罚的。
《尚书》上曾经指责纣王登用小人而不用贵人（小人是地位低者的称呼），还说纣王对于偷吃了祭庙祭品的人都不去管和抓，这使我们有理由揣测，纣王把心思用在了拉拢平民（包括外国来的）方面，而周文王则重点在对各级大小贵人和外国诸侯用“德”，而对小民则严加管控。
纣王之所以排斥贵人，乃至整治贵人（比如虐待箕子），而好和小民亲近，宽待小人（小民），大约是商朝积累了数百年，贵人势力傲慢不驯，纣王已经对他们无可奈何。而周作为新兴小国，其贵人集团还是和衷共济，共同奋斗的。商周大小贵人数量众多，但是离心离德，周文王只有数个臣子，但是同心同德，虽然纣王试图对小民好，或者试图任用小民（小人）出身的地位卑微的人，而周文王却对小民严加控制，终究商的战力还是抵不住周。
孟子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硬给周文王加上了对小民行仁政的标签，以解释他的胜利，却看不到上层与中层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其治理关系，才是决定商、周命运的关键。战国时代已经是君主郡县制，所以孟子的学说有其一定存在的道理，而商周都还是大小世袭贵人役使民众的时代，在战国行得通的治理国家的办法，在商周未必是关键法门。
总之，周文王获得了国力的发展，绝不简单是靠着对小民行什么“仁政”。
据司马迁说，崇侯虎观察到了西伯的动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西伯积善累德，诸侯都向着他（这话固然是司马迁或者此前学者信笔写的，无法深究，但究起来，也可以理解成西伯只是对贵人们好，所以诸侯都向着他），这样将不利于纣王您啊！”
接下来，据司马迁说，纣王听了崇侯虎的分析，立刻采取行动，宣西伯赴商都见驾，然后一举把西伯囚禁在国家监狱“羑里”。但是西伯手下的人送来了宝马美女，纣王立刻喜笑颜开地释放了西伯，放虎归山不算，还赐他弓矢斧钺，资粮于敌，命他继续做西方伯长，专征伐权，随便在西方开疆拓土。
纣王宣西伯来朝歌，然后把他囚禁在羑里，这实在是不能让人相信。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说明西伯太没有记性了，从前他爸爸季历就是跑到文丁那里献捷，然后被文丁杀了，他会再次乖乖跑去，让历史的悲哀重演吗？所以我认为，事实上，纣王很可能是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击溃并捉到了西伯，并且杀死了他。具体过程我们下一节再说。
三
早在西伯的父亲季牧师（季历）时代，周方国就开始在军事行为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可惜季牧师被纣王的爷爷文丁给困杀在监狱里了。根据出土的清华简《保训》记载，西伯在即位伊始就称王了。而按照《诗经》的记载，以及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承认，西伯是在虞芮两国断纠纷案的那一年称王了，大号周文王。并且，按《诗经》和《史记》记载，周文王称王后第二年就急不可待地发动一系列军事进攻，首先进攻大本营岐山地区以北的犬戎，次年向北七十公里进攻甘肃灵台地区的“密须国”。这些战斗使得周文王解除了自己在西方、北方的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向东发展。
随即下一年，周文王向东远攻河南北部的于国（河南沁阳），这场战斗用兵甚盛，《诗经》说是“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则伐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那就是杀的人颇不少，自我感觉可以追比当初商汤的风头了。
下一年，周文王又从陕西西部宝鸡地区的岐山大本营出发，组织了对陕西中部西安地区（户县）的崇侯虎先生的征伐，以求整个占稳陕西的“关中之地”。崇侯虎作为崇国的诸侯，是商王朝插在陕西腹心的一颗钉子。崇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周人进攻了三十天而崇不降，周文王命令周军撤出战斗进行整顿，据后来道德意识高涨的《左传》说又是去修文德了，修完文德，崇侯虎就投降了。
其实，周人暂停攻城，却是去建造大型攻城器械去了。然后集中兵力，修筑土山，从土山顶上用新造的长钩、云梯、临车、冲车等攻城器械（前三种是靠近城墙，从上方进行殴打，后一种是从底下破坏城门用的），一举攻克崇城，灭了崇国。崇侯虎本人战死被诛。整个过程中，显示了周人战斗中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手段，被记录在《诗经》描述周人建国历程的诗歌里边。此外该诗中还说“攸馘安安”，就是说斩的首级很多。
前后围攻了崇城三十天还不罢休，显现出周人可怕的嗜战决心。被他们盯上的诸侯，不被整个端掉绝不收手。他们满眼放着的，是狼群在夜里凝视你时、朝你冲锋前的，充满死亡暗示的冷凶之光。
《尚书》记载说后来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打得“血之流杵”，孟子看了就说这不可信，以至仁的人打至不仁的人，“应该兵不血刃”才对。可是，崇国这个小国都打了三十天，打大商朝却不流血就轻易胜利了，这可能吗？
即便商纣王是恶君，应该去讨伐，那么密须、于国、崇国国君也各个都是恶君吗？何以恶君如此之多呢？
不说这么多了，接着，按史料记载，周文王组织军事力量全力向东发展，长驱六百公里进攻山西长治地区的“黎国”，距离东边的朝歌（河南淇县）只有一百多公里，虽然隔着太行山，还是足以构成对纣王都城的直接威胁。
纣王这时候肾上腺激素明显激增，秋天就要驻进他的内心。纣王召集左中右三师常备军（约不过万余人），以及命令各国诸侯军，在山西黎城相会，迎战周文王军。到了指定的会战日期，纣王率领全副武装的万余名王军，军威严整、士气高昂，两旁是相约而来的诸侯军队。纣王身旁还有几名力胜百牛的猛士，他们就是当初f4中秦人先祖伯益的后代——飞廉、恶来父子。史书上说“恶来有力，飞廉善走”，俩人“力角犀兕，勇搏熊犀，父子俱以材力侍奉纣王”，当然也可以把这叫作典型的“助纣为虐”。另外还有费仲先生，据说费仲、恶来，足走千里，手裂兕虎，都是万夫不挡之勇士。
恶来在《封神演义》中是个文官，其实不对，恶来应该是站在战车上，手握三米长的青铜戈。戈的样子像一把长柄大镰刀。镰刀部分，是戈的横枝。戈可以上下挥舞，劈啄人的脑袋，也可以在两车交会时横擎着，拿戈尖啄人胸口。戈头的刃部（即镰刀刃部——最初是没有刃的，大周以后才开始加刃）可以钩割人的柔弱脖子。所以它是兼有钩、啄、割功能的兵器。当然，戈还可以拨开挡住车轮的小障碍物。恶来的腰间还应该挎着护身短刀（当时没有剑），刀把上都是五颜六色的宝石嵌着，晶莹夺目。
一直未曾经历大规模会战的周文王军，这次终于尝到了第一滴苦涩的血，纣王及其诸侯联军，弓强矢劲，战法高明，人多势众，又是主场作战，把千里远道而来的疲敝的周军打得狼奔豕突，哭爹喊娘，上了人生宝贵一课，明白了造反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容易，也不是施施仁义就能一鼓而下的。双方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战了n个回合，周军彻底溃散。周人溃散以后，想越过千里的商朝领土逃回本国，实在不是那么容易。
在这番的山西黎国（长治地区）商周首次大交锋的战役中，有论者认为周文王在战败后被商军俘虏。他拖着俘虏的链子，被押解到王畿安阳地区汤阴（岳飞的老家），关进国家监狱“羑里”。我想，商人一定对他进行了必要的说服教育，一边用竹板拍打他，一边询问他造反的思想根源。商人可能是这样说的：
“哈哈哈！造反好不好玩啊？说来听听！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说啊！为什么老是、老是、老是、老是、老是不说话呢？”注意，在问的时候声调伴着竹板的打击节奏起伏顿挫，相互渗透，保持和谐。
不管周文王检讨得怎么样，有论者认为，最终周文王被纣王英明地杀掉了，以免遗祸未来。周文王的儿子太子发，在陕西岐山老家闻讯以后，立刻哭着接了老爹的班，就是周武王。在未来的伐商战役中，周武王还携带着老爹的木主（灵牌）在车上，想来是老爹的尸骨未归，死于非命，借木主以激励战士。并且提醒商朝人和诸侯们，我是出师有因的，这有点类似抬尸告状。并且周武王在战前向诸侯和战士们训话中说反复说自己父亲没有罪：“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意思是，我若能战胜纣王，并不因为我武功强大，而是由于我父亲文王本来无罪；纣王若战胜我，并不是我父文王有罪，而是出于我的无能。为什么总要嚷嚷其父无罪呢，可能是周文王还是被纣王治罪了，不然何必谈这个父亲有罪无罪丧气的话题呢？如果周文王是像主流史书写得那样，安祥天年自然死亡在老家岐山，他儿子当不至于嚷嚷这话。
周文王战败死于“羑里”监狱，周人子孙觉得没面子，遂为之避讳，在周政府编写的史料即《尚书》中的各篇“周书”里边，就阙之不提，只留下太子发这段含糊其辞的嚷嚷。后来的学者，觉得这样空着也不好，于是就在后代的史书里，塑造了周文王得到释放，回老家才驾崩的情节。
具体办法是这样，周文王蹲了七年的监狱，各国诸侯纷纷自我捆了，也要求住进监狱来。纣王于是乎害怕了，一看文王人缘这么好，赶紧把他放了吧。这个说法来自春秋时代写的《左传》，谁信才怪呢。
如果这事是真的，则说明纣王是个蛮讲民主和软心肠的人，至少不是违谏的愣头青的一意孤行者，总之未必是众口一词所描述的坏蛋了。
到了汉朝，一个爵号为淮南王（刘安）的人给出另一个solution，请出周文王的一个属下叫散宜生的，选出一千条玄豹、黄罴、青豻、白虎的皮子作为礼物送给纣王以赎周文王。纣王见财起意，抱着这些皮子不放，下令释放周文王这只猛虎归山。几十年之后，司马迁觉得刘安的这些山货拿不出手，就把礼单改成了美女和宝马。于是纣王见色起意，赶紧放了文王，每天骑着美女搂着宝马（对不起，说反了）。我觉得还是司马迁一笔改得高明，一下子就把纣王的高大形象给扳倒了，成了贪恋女色的蠢徒。不愧是大手笔，好啊！
到了唐朝，人们还在关心周文王蹲监狱的事，想帮他逃出来。大散文家“韩愈”先生也动了脑筋，他自拟周文王的口气作了一首《拘幽操》，其中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他想写这样的乞活文字给纣王看，希望纣王饶了他，放他出去。这也是个聪明的路子。结果是否有效就不知道了，倒是把后来的鲁迅先生给气得要命，大骂这是“奴才文学”。
不管怎么样，周文王到底是被纣王杀了，还是按照“诸侯求情、送礼送山货、送礼送美女”等几种方式，侥幸出了狱，哪种结局，随便您自己挑选。这些事情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披开那些令人心乱如麻难以解读的典籍文字上覆盖的灰尘，对纣王的所谓“荒淫无道”要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知，对周文王的“积善累德、仁名远播”也要保持审慎态度。
四
周武王心情悒郁地开始在陕西岐山主事的时候，辅佐他的是“军师”姜子牙和四弟周公旦，以及召公、毕公这些族内哥们。姜子牙到周国来的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七十二岁。那以前他都干什么了呢？据《封神演义》说他在三十二岁到七十二岁期间，都在昆仑山“元始天尊”驾下当道士，不过当时还没有道教，于是七十二岁的时候他明白过来了就只好放弃当神仙的想法，下山了。姜子牙来到纣王的朝歌，经人介绍与一个六十八岁的老处女相恋并结婚，然后从事无照贩卖工作，因为不了解市场行情，第一次贩卖笊篱（捞饺子用的）失败，因为当时还没有饺子。第二次改卖面粉，再次失败，因为当时的麦子是粒食（就是蒸麦粒吃，还不磨成面，那时还没有碾面的石磙子——唉，这许仲琳[注释1]老先生净瞎指挥），姜子牙的面太前卫，老百姓不接受。
接着姜子牙又从事屠宰工作，杀牛。按理说，牛是农夫的好助手，不许杀，但商朝时候牛还不会拉犁，那时候也没有犁，所以牛不从事耕地。人们养牛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杀了吃肉，和获取牛骨头。牛的浑身都是宝，牛骨头可以做梳子、簪子、针，男女都可以用，牛骨还可以做士兵行军的衔枚，以及箭头，牛肩胛骨还可以占卜，写甲骨文。但是牛奶没利用上，中国人不喝牛奶，不知道为什么，大约是想跟胡人区分开吧，北方胡人才喝牛奶马奶。
牛最后一个用处是牛皮，牛皮坚韧耐磨，可以做马的皮衔，拉车的皮带，车上的坐垫，鼓的皮面，当然牛皮还可以吹——炼铜鼓风的皮囊也用牛皮，牛皮还是甲胄的材料。
牛的所有这些好处，都得把它杀了才能获取。于是姜子牙就杀牛。姜子牙杀了几天牛，突然纣王要祭祀求雨，禁止民间杀生（这也说不通，其实正是祭祀才要杀牛），结果生意全没了。于是姜子牙又盘了一个没生意的饭馆开张，依旧没生意，有的只是他老婆日益难看的脸色。姜子牙急了，利用自己的专长干起了看风水的职业，也从事凶宅捉妖，并且参加了鹿台的总体施工建设，但是凶宅捉妖的时候错误地判定妲己女士是妖精，因而被愤怒的纣王把他罢免了。他老婆急了，干脆也炒了他，主动提出离婚申请。
于是，姜子牙就被老婆炒了，在朝歌实在没发展，就准备出国。他凭着自己的两条肉腿，拄着杖，背着行李走了一千多里，西行去到陕西，一路无比心酸。想着自己被老婆抛弃，姜子牙不禁流下了透明的泪水。泪随流水急，愁逐野云低。一路风餐露宿，终于到了西边的陕西。
姜子牙在陕西的渭水河边安顿下来，饿了就在渭水河边钓鱼果腹。当时周文王还活着，正有兵犯中原的想法，非常需要人才。周文王经常在渭水河边散步思考问题，俩眼看的都是世界以外的东西。他看见姜子牙在这里钓鱼，于是过去跟这老头儿聊聊天，放松一下想问题想得发累的大脑。
不料，一番攀谈，姜子牙却是发言吐语，左右逢源，逻辑缜密，听得周文王直翻白眼，心想这人真是在朝歌城里见过世面的啊。于是周文王也开始表达自己的心声，委婉地说了自己想造反的愿望。
姜子牙微微一笑，劝阻周文王道：“根据我长期给人当倒插门女婿的经验，凡事不能急于求成，以柔才可以克刚。现在，纣王的军力甚是强大，桀骜的东夷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看你们急躁而动，后果恐怕不美。建议您低调等待，等以后有合适的时机再说。”
但是，周文王拒绝了姜子牙的建议，他对自己的实力过于自信，急不可待地进攻中原。他虽然不能用姜子牙的主意，却给了他一份工作，派姜子牙返回他所熟悉的朝歌，从事情报收集工作。这件事情被孙武记录在《孙子兵法》里，“周之兴也，吕牙在商”，是用以说明使用间谍者，必成大功。之所以叫姜子牙为“吕牙”，因为他是山东吕国的老家，是东夷籍贯。于是姜子牙跑到商朝去当卧底，大约没少干调拨商人与东夷人之间的关系的事情——他本身也熟悉东夷啊。
可是周文王非常之笨，兵犯中原却失势了，被擒以后住进了“羑里”监狱。据说姜子牙就又伙同散宜生等人，拿着皮子山货（或者是后人开的另一个礼单——美女宝马）去营救周文王。接下来的事情如大家所知有两种走向：现代有学者认为周文王被纣王杀了，古代学者则认为这么好的文王圣人，按照“仁者无敌”的理论怎么能这么死了呢，当然要被纣王释放回国才好。但是不管哪种结局，周文王的政治生命都算是结束了。这就像放在医院等死也好，还是拉回家等死，都挨不了几天了呵。
不管怎么样，按《史记》记载，周文王在给虞芮二国断案并且同年称王，随后六年间连年进攻犬戎、密须、于国、崇国、黎国，到了七年前的时候，就驾崩了。他的儿子太子发即位，自号周武王。
周武王打算兴风作浪，第二次进攻中原。八十岁高龄经历了无数挫折的姜子牙认为不可：“上次的实践证明，我们是打不过纣王的。现在，我们还要静观其变，让纣王跟东夷‘狗咬狗’再多打上几次，互相彻底消耗他几年再说。”
“那我们找点什么正事干呢？”
“我们的根据地（陕西）四周都是群山，又有黄河在东边围护，只要我们扫清了这里的商王朝势力，就可以割据一方。我们静等商王朝的机会，一旦纣王被消耗得不行了，我们再动员起兵不迟。”
于是，周人待在陕西中部西安附近灭掉崇国后而新修起来的丰镐两城，继续经营关中地区，韬光养晦，一待就是七八年。而商王中央则觉得周人无能为也，纣王也就调动主力改去进攻山东地区的东夷，因为东夷已经在商王两三代君主期间连续为祸了，而且东夷诸国的地盘总面积和实力远大于周方国。当初，盘庚从山东奄城（曲阜）向西迁都来到安阳，就使得商人对东方的控制力度削弱，所以东夷从纣王的四世祖爷爷武乙的时期就开始叛商发难。纣王觉得周文王已死，儿子年少，周国这些年不会再闹腾，于是把重点进攻方向调向东方。
周武王即位初期，还有一个插曲故事。一对老哥俩，伯夷和叔齐先生，听说周方国这里似乎有道就跑来投奔周国，来了以后，周文王已经死了，随即就听说，周武王派自己的四弟周公旦，跑到商朝找到胶鬲，这胶鬲是纣王的臣子。周公旦就和胶鬲盟誓：“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并且写下盟书，一人一份。随即，周武王又派召公到共头山下找到微子启（是纣王的庶兄，持不同政见而出走的），同样盟誓：“你可以世代做诸侯，永远去桑林享乐，把孟诸封给你。”同样盟书两份。总的意思是，周武王在拉拢纣王下面的人，不惜许诺高官厚禄。伯夷、叔齐就相对而笑了，互相说：“嘻！真是奇怪啊。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道啊。从前神农氏占有天下的时候，他喜欢正的，就对别人做正的事，不靠着别人的败坏来成就自我，不靠着别人卑下而成就自己的高大。如今周国觉得商朝不好，就急着要纠正它，于是搞阴谋和贿赂，屯兵而保威，宣扬梦话来说动众人，靠着杀伐来获取利益，以这种样子即便接替了商朝，也是以乱易暴啊。我们不能并在周里来污漫自己洁白的身子，不如避开它以保持咱俩的纯洁。”
但是他俩也没处去了，俩人就向北跑到首阳山，活活把自己饿死了。这就是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
战争是个败坏人道德的东西，既然要打仗，就难免无所不用其极，《吕氏春秋》记录的这个故事，放在一个穷国要进攻富国的背景下，不是不可信的。
五
周武王背负着上两代家仇国恨，把根据地从陕西岐山挪到了西安地区新营建的丰、镐两城，目的是离中原更近一点。这就像摘桃子的人，先要爬上树那样。周武王在接下来的年头里积蓄军力，蓄势待发。至于这一时期纣王为什么没有主动来打周武王，把周人剿灭在襁褓之中，那是纣王被东夷人胶着着的缘故，只好先顾东夷，毕竟东夷是离王畿很近的心腹之疾。而且东夷还是块顽疾，它在纣王的祖爷爷武乙时代就曾经进攻商王朝，在纣王的爷爷和父亲时代时则开始“为害”。纣王的爷爷文丁曾经三次征伐东夷，而当时周人季历是效忠于文丁的（但被文丁杀了）。到了纣王的爸爸帝乙时，则把文丁的一个幼女嫁给周人的周文王，求得与周人的矛盾缓解，然后通过三次征才平定了东夷的叛乱。从帝乙的这个决策上看，东夷之祸比西方周国更为严重。在纣王时代东夷再次叛乱了，所以纣王需要打东夷。一旦打起来，双方就难解难分，使得纣王顾不上讨伐周武王。在商人的眼中，东夷是个世代为仇的传统敌人，周人则是可安抚利用和控制的对象，并且东夷的文明远比周人从季牧师时代才开始像点样，要久长的多了，东夷各国的实力，也应该远大于周国。
当然，纣王可以对东夷搞宽容政策，跟东夷人和亲什么的，或者进行战略防御，不要发动主力大会战，以免消耗帝国的元气。也许纣王是有意要发动东夷战争。当商王朝已经存在了六百年，发展的加速度必然下降（各种投资回报的边际效益都下降），不能通过发展使民众受益和诸侯得实惠从而拥护纣王中央，纣王又有什么别的办法来加强人们对自己的拥护度和自己的权威呢？
那或许可以通过对外打仗，来给百姓和诸侯发发利市（类似海外投资），但纣王对东夷发动的战争未必能扭转什么，因为战争本身是花钱的事，而东夷相对落后的地面并不能给商帝国贡献什么gdp，可谓无利可图，唯一的积极作用是通过统领诸侯发动这些战争从而加强对诸侯的控制，并且通过战胜而加强纣王的政治权威，而这可能正是纣王的初衷，一如他的前辈们发动对羌方的战争不是为了掠夺奴隶等经济利益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如果对于东夷的背叛，纣王都无动于衷，那么诸侯就会小瞧纣王，从而加快离散的步伐。顺流而下去打东夷，也比逆水翻山去攻周国（同样可以重塑纣王霸权），在军事上易于取胜。
纣王讨伐东夷，有许多甲骨卜辞做了记载。卜辞中还细致记载了纣王进军东夷的路线，远跨到淮泗地区，所到之处还进行了田猎，获得虎豹兕象麋鹿狡兔的收获，这应当不单是他贪玩，打猎可以弥补当时运输给养力量的不足，一支成千上万人的队伍总得想办法养活自己。纣王的军队还起到了开荒除林，修桥铺路的作用，建设起了通往东夷的道路。可以想象当时行军之艰辛仿佛在美国西部丛林探险，这一工作也耗费着商王朝的财力。
东夷方国中的“人方”是纣王的主要征讨目标。经过长期战斗，东夷只好投降，算是被平定了。纣王为了防止东夷再叛，将大批商军留在东夷地区戍守，飞廉是留驻东夷的主要将领。
纣王在十五年之中前后组织了三次针对东夷的大规模进击，每次都是亲自率兵出征，为期都在一年上下，行经路途很远，可谓倾动全国物力，互相消耗得非常厉害。东夷人与纣王之间发起的旷日持久的三次大会战，一定来得异常惨烈，只是由于东夷人最终没能掌握政权，所以战争的细节淹没于历史，无闻于后世。
以当时生产力相当低下的境况，长期战争足以拖垮一个王朝，何况“商”还不算后代严格意义上的王朝，而只是一个盟主级别的大诸侯而已。后来春秋时代叔向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长期的对东夷战争，消耗着商王朝的财富，导致商朝自身的虚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自己亡国。春秋时代的栾书也说“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就是说他对东夷兵力消耗太多，虽然获得了一百个胜利，最终还是把自己消耗亡了。
纣王虽然在东线对东夷作战取得胜利，但国力已经枯竭，而且西向防御的大门长期敞开。周武王立刻抓住时机，撕掉脸上的笑面虎画皮，兴兵中原，一举灭之，而且灭得很轻松。
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军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商王朝的灭亡，四分之三的“功劳”在于那些东夷人的长期撕咬。这就好比大明朝的灭亡，是先被李闯王长年折腾，掏干了它的躯壳，才轻易亡于关外的满清了。
纣王亡于周人之后，东夷人气鼓鼓地说：“明明是我们斗垮了纣王，却被西边的老客先摘了桃子！”于是，东夷人与周人之间，随后又进行了三年角逐。最终，周人攥紧了中原大桃，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武王伐纣”的时刻。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第二年，周武王召集追随自己的若干诸侯，载着老爸周文王的木主，率领军队向东伐纣。但是大军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河南的西部夹角时，周武王却宣布伐纣时机尚且未到，于是诸军轰隆隆地又各自撤回了本国。
两年后，到了公元前1045年，有消息传来，纣王把自己的亲戚王子比干杀了。比干据说是纣王的叔叔，对纣王进行了直言强谏，一下子气着了纣王，干脆杀了他。比干都进谏了什么，纣王为什么要杀他，史料上都没有详细的记载，或者没有可信的记载。从最不利于纣王的角度去揣测，可能是纣王在胜利之后，变得自以为是，不知道休息已经疲敝的民众，而是试图还要加强自己的享乐或者往东夷继续派兵。当然这都只是揣测。
受比干一案影响，商朝的两个乐师：太师和少师（显然也是比干的同一阵营），抱着文化宫的乐器，向西逃奔到了周国避难。史料记载，周武王随即决定再次伐纣。显然，这两个人跑到周国，把纣王胜利后的一些实情告诉了周武王，具体什么情况呢？不知道，不外乎是纣王虽然把东夷一顿顿暴打，但自己的物资人员消耗也非常大，老百姓在胜利之后普遍厌战，因为比干持不同意见，商中央的高层发生了分裂（为此处死了比干），总之，你们周人不要光听纣王打败了东夷多么威武和不可一世，他现在已经元气大伤，不堪一击了。
于是，和军师姜子牙等人商议之后，决定再次伐纣。
这年年初的冬天，周武王带着战车、徒兵混合编制的军队四五万人，以及诸侯盟国军队若干，战车隆隆，踏着陕西黄土地上的烟尘，出发了。
周军行进得极其迅速，几乎用到了行军速度的极限，这样以避免沿途诸侯的阻截以及不给纣王留出动员准备的时间。他们一路向东疾行数百里，渡过黄河之后北上，加快了速度，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半夜又起来行军，黎明到达商朝都城朝歌（河南淇县）的南郊牧野。
这种急行军显然出乎纣王意料，而这对周人来讲，最大的危险在于，如果偷袭不成功，回去的路上就不可能安然了，沿途的诸侯在周军来的时候没来得及堵截，回去就不会放过他们了。而周军显然来时避开沿途诸侯城邑，不去攻坚，只求直掏商朝腹心。
纣王不知为什么，没有在朝歌做城邑守卫战，这对于远程疾进、不免疲敝，辎重给养更是落在了后面的周军，将是有效的挫敌之术。等周军顿挫于城墙下，士卒疲敝，商人杀出，或者能有勤王军队来到更好，可以将周军击溃。
也许朝歌并没有城墙，纣王觉得自己的都城没必要修城墙，或者是纣王不忍心叫繁华的都城变成受蹂躏的战场（即便是城外，也有好多景点丽苑官台啊），或者是纣王觉得出城列阵迎战，可以鼓舞士气，安定惊恐慌乱的人心，于是纣王遣大军到南郊外的牧野拒战。这可以理解成积极防御，但也可以成为是冒险行动。
长年与东夷的消耗战，已经使商王精锐纷纷战死，所余主力被牵制在东方，商军主力都陷在东夷这个烂泥坑里，撤不回来，此时能够被组织起来仓促应战的多是些普通百姓，甚至还有东夷等俘虏。
当天色微明，周军准备在战场列阵，先搞个誓师行动。姜子牙说道：“请大家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欢迎领导讲话。”（矛的根部有铜钉子，可以扎进泥土，像旗杆那样竖起来。）
“嗟，呜呼——”周武王站在战车上，左手拿着黄铜大钺，右手挥着指挥用的白牛尾巴，挥了几下，说道，“各位友邦执事、各位诸侯领导，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长、千夫长、百夫长，各位战车兵、徒兵、虎责，大家好——大家辛苦了。古话说，‘牝鸡无晨’——什么意思呢？母鸡不应该打鸣！如果母鸡负责打鸣报晓，那这家人就要倾家荡产了。而今，商纣王听信妇人之言，抛弃掉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对自己的同父弟兄都不任用，而收留四方逃来的罪人，任用他们，叫他们暴虐于百姓，在商国弄奸。如今我小子发要执行老天的惩罚，你们都给我好好打，不然我就杀了你们！”
这篇记录于《尚书》的誓词，还规定了打的时候冲的速度不能太快，走了七八步就停下来，大约是为了保持阵形吧。
诸侯君长和各级军吏都跟着周武王一起喊号发誓完毕，在姜子牙的部署下，周的诸侯联军开始列阵。
纣王之军也随后来到。鼓声随即响起。也不知这时商军是否列成阵势，但早已列成阵势的周军，以姜子牙亲自率领若干百夫长和少量精锐士卒，先猛冲商王军队，作为陷阵挑战，当即将商军冲破一个缺口，周武王挥动全军全线压下。
这场战斗是难以想象、史无前例得残酷。商人拼死进行抵抗，周军攻击得歇斯底里，双方都以性命和血肉相搏，商军的死者肝脑涂地，周人踏着他们的血尸像洪水一样涌上来。流血漂起了战士的兵器杵——木棒子。
牧野之战的风云际会与喧嚣变幻，在后代史书上却被搞得模糊不清，孟子看到《尚书》上说是“血之流杵”，被杀戮而流出的血足以冲动丢弃的武器。但是这样的话，就有点像周人用极其残酷的手段夺取了商人拼死捍卫的政权，与一代f_君吊民伐罪的主题有点脱钩，于是孟子就不相信《尚书》上的这话，说“尽信书真是不如无书，以至仁的人讨伐至不仁的人，何以会血流飘杵呢。我不相信这个”。我孟子觉得不能尽信《尚书》的话，以周武王这样至仁的人讨伐最坏的坏蛋，怎么会厮杀成这样呢，应该是兵不血刃，对方就蜂拥投降才对。
不知是不是受了孟子影响，还是另外看到了什么史书的记录，司马迁后来在史书上就写为：“商人全都倒戈，掉转武器，为武王前驱，向七十里外的商朝老窝朝歌杀去。”这就成全部倒戈，因此也就兵不血刃，战争一点都不残酷，跟孟子的意思也相合了。到底真实情况是如何，也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实际上，从军事角度来讲，只有歼灭对方主力，才能保证安稳征服其王畿地区，也才能有利于孤军深入的周军的安全。
纣王没有出现在战斗现场，他已经年岁很大了（在位四十一年了），并且也许知道这场战斗是徒劳的，纣王为自己的归宿作好准备。恶来担任了战场指挥主要将官，此人“力角犀兕，勇搏熊犀”，不过那是若干年前的事情了，他在一番苦战之后，力尽被俘。周武王亲自弯弓搭箭，朝着被捆着的恶来射去，射中嘴巴，恶来喷血而死。他的老爹飞廉，其时尚在山东地区组织抗击东夷。[注释2]
牧野之战大获全胜的周武王乘胜奔袭十几里，碾碎朝歌或有或无的城垣，兵临殿下，纣王不想让自己落到从前的臣子手里，就穿着珠玉连缀的礼服自焚了。周武王立在战车上，朝纣王的尸体射三箭，然后下车，走近，用宝剑刺了他一下，然后用左手举了一路老远擎过来的黄钺（类似大斧子），割下商纣王烧糊了的脑袋，悬挂在大白旗下。
一并被周武王割下脑袋的还有纣王妻子美女妲己和另一个妾（都已先行自杀），挂在小白旗下。唉，也算是白首同归了。
周武王对纣王的遗体处理得这么狠，更说明他爹周文王是在羡里监狱被纣王杀死的，所以要给纣王补上一套戮尸的刑罚。
六
周武王的伐灭商王朝，并不是一种自下而上地推翻政府。它更像努尔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由侵袭而实现的政权颠覆。当然，这个国与国，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而不是完全对等。所以，灭商在当时人看来，是文明落后的异族周人灭了正统的商人。就像大清兵灭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过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样。“反周复商”势力在暗自酝酿，很多人估计在寻找纣王的遗子。
周人也一样不安，如履薄冰，担心一觉醒来，商族残余势力与虎视眈眈的东夷人闹出翻天覆地的意外变化。于是，姜子牙提出了“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求：“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对不起不是。如果你爱一个人的屋子，也就连带爱他那屋子上不怎么可爱的乌鸦。恨一个人的政权，就要杀光他的臣民。”姜子牙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
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个冷静睿智的人，对老姜的叫嚣嗤之以鼻：“我认为，想平静风雨飘摇的现状，必须尽快加速理论工作建设。”
“什么意思？”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的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怎么关键时刻掉链了呢？怎么上帝像个喝醉了酒的看门人，使劲摇铃也摇不醒他了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 only hless those who are deserved。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称上帝吗？那我们就说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我们造出一个‘天’来，取代他的上帝！这样，颠覆了他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纣王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狭义相对论被广义相对论所包容。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死乞白赖奉承上帝。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从前商王朝单纯诚惶诚恐依赖祖先之灵与上帝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
周公旦把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以后，武王感到豁然开朗，顿时底气十足。不再为自己以武力抢来天下而惶惑了，原来我们是承继“天命”的啊。立刻祭拜上天，同时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登上大周天子的宝座。
下面就是我们要说的了。既然商王把“天命”输给了周人，那一定是商王在“敬德、保民”两个基本点上极其失败，这就有必要拿出纣王失败的证据，才能说服商人认命。于是往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周武王和周公等人在《尚书》各篇中总的来讲，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
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些罪条虽然属实但并不算过失，有的甚至用现代的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那种道德观念上的小人，而是相对于“贵戚旧臣”（商王族亲贵，前任商王任用的旧臣的子嗣）来讲的出身低微的人，即没有显贵家族背景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打破血统论，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而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的血统论。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因为当时是一种贵族政治，所以，武丁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
同样，纣王为了挽救帝国的颓势，进行的这些必要的人事调整——录用“非高干”的能人取代腐朽的权贵，也必然导致了以其大哥“微子启”为首的亲贵和旧臣集团的疯狂反对。微子启甚至采取不合作的政策，带着自己的人怒而走掉，从而分裂了商王朝的统治核心。从史料上看，类似的上层分裂不限于微子启一案。纣王的叔叔比干被纣王处死，叔叔箕子则被下狱。这可能也是因用人制度的调整触及了这些叔叔们的亲贵家族利益，以及其他的“政见不合”，最终与纣王发生严重冲突。不论谁对谁错，谁好谁奸，高层集团内部发生了巨大意见分歧和形式上的明显分裂，我说巨大是因为有人已经为此而死，这都很大地破坏了商王朝的国运，并且鼓舞了武王敢于正式兴兵伐纣。
纣王这些人事改革，被当时的人（包括他的敌人）所不能接受。就这么一点儿人事变革，都是那么的难啊！可见商王朝之积弊已久，问题之复杂，现实之难办。一个末代帝王又能做点儿什么呢？只有挣扎一番之后，等着去殉死他的王朝罢了。这一点再次使我们想到了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
其实，也正是纣王任用的诸如“飞廉、恶来”这些出身低微的“小人”，帮助他三征东夷，并且与商王朝共生死，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而微子启、箕子这些自命不凡的王室贵胄们，被后世学者奉为君子贤人的，反倒在大周人取得政权以后，立刻投入周人的怀抱，变节为官，接受周人的分封继续做诸侯国君。可见纣王处罚他们，算是有先见之明的，这些贵族只知道保存个家世代的荣华富贵，争夺官位不惜搞分裂，不惜侍奉仇敌。
至于说纣王“听信妇言”，其实是少见多怪。商朝女性活跃，在政坛上颇有作为，如前代武丁的“妇好”就是一个女性从政的杰出例子。商王往往通过结姻的方式和国内的强族加强联络，所以他的媳妇、姬妾作为强族的准代言人，难免就也有一定的政治地位。纣王听信妲己，即便这是事实，我们也不要奇怪。当“贵戚旧臣”都不支持、不理解他的用人之纲，甚至分裂而去，那他也只有跟自己的媳妇合计国家大事了。当社稷危荡，有势力的世代家族脾气又很冲，往往只替本家族利益考虑（不会都这样，但也不会没有这样的），人心各怀叵测，也只有媳妇还是跟自己坐在一条船上值得信赖的啊。
而所谓“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的罪状，这是小节，最多显得纣王有点懒，而且这一指责并不属实。从出土卜辞上看，纣王的爹和纣王时期，其祀典体系比前代最为成熟完备。
总之，周武王给纣王定出的这六条大罪，只有第一条“酗酒”算是有点价值和力量的。但是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从出土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明显激增，表示了社会饮酒之风蔚然。商帝国积累年头久了，财富丰厚，人们闲逸，走上饮酒的路子，好比古罗马帝国在烂熟时候的豪吃豪饮，是必然的事情。也好比美国人现在富裕了，工作也轻闲了，钱也一大把了，就开始吸毒了。你也许会说，商朝社会的饮酒风气都是纣王带的头。那么，如今美国吸毒问题严重，这也是***带的头吗？商代后期饮酒成风，成为社会隐患，是严重社会问题，原因该是广泛而复杂的，不单纣王一个人相干，他推动也好，或者制止也好，想作移风易俗的变革，都不是那么容易。就好像清朝末年吸鸦片蔚然成风，不是某一两个皇帝能改变得了的，当时下层、中层乃至高层亲贵的人拼命要吸，皇帝根本拗不动他们。喝酒、吸毒、吸鸦片，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从社会根本机理与矛盾的梳理出发，这对于从一即位起就开始忙于应付东西外敌、内焦外困的商王末帝纣王来说，固然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最后一个帝王在事到临头时一般有四种选择：自杀、逃跑、投降、被俘。能有勇气选择第一种的，绝无仅有，好歹应该算是英雄。纣王自焚鹿台，与明朝末帝“崇祯”自挂煤山，颇为类似啊。光这一点也值得钦佩，并且看出了他的无奈。不过，崇祯的命要好一些，没有像纣王那样被清朝人拼命埋汰。
崇祯没有遭到大清人埋汰，是因为大清兵势力雄大，拳头很硬，可以替代嘴巴来说话。而周武王的万把人，起自西方蕞尔小邦，面对庞大的商王朝帝国，虽然胜了，但需要拼命辩解，以免商人不服气再会聚起来决战一次（牧野一次战斗带有偶然性），以商朝的武力人力，奉着纣王的儿子（名叫武庚）好好地跟“小邦周”继续打下去，周人这个外来户也许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了。所以，给纣王泼脏水势在必行。但周人泼得并不厉害，只是上述六条的就事论事而已，还不涉及纣王人身。我们从商周史料《尚书》之《商书》《周书》诸篇中，均再见到商纣王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记载。见到的总结起来就是以上六条，那最多就是纣王爱喝酒（但也没说纣王爱享受）和糊涂（听女人的话），不爱祭祀，但这最多算是个怠惰的国君，还根本谈不上暴虐。总之，周人还没有把他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
纣王真正之被脸上涂鸦，还不是他的敌人周人干的，而是六百年后战国时代，那些学者们为了把各自的学说变得振振有词以便游说诸侯和广招门徒，就需要拎出纣王这批古人来说事，甚至不惜伪造古史。战国学者写文章和辩论时，爱用一些特别好的人（也就是他们捧起来的圣人），以及特别坏的人作为正反例子，以说明自己的论点。于是，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都被包装打造成了特别好的完人圣人而推出了，与之对应，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就是没有一点好性，坏得彻头彻尾的夏桀、商纣王、盗跖几位可怜而无辜的先生。也是，他们是亡国之君，前者是开国大帝，不挤兑他们挤兑谁呢？
具体来讲，他们在论说自己的政治观点时，需要举出一些古人做例证，说一些人因为执行我这观点而成功，一些人不执行我这观点而失败。于是，他们说，尧、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就干了符合我的论点的事，于是就成功了，而他们的观点，不论儒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总是一些“好观点”吧，比如要仁义啊，要有法制啊，于是，尧舜禹汤武这些人就被越来越多的好例子所围绕，人也就越来越有美德。而夏桀、商纣王，因为不按我的论点做，于是就失败了，于是这些人身上就有越来越多的坏例子，终于变成了极坏的人。这样，学者们的学说终于给说“明白”和“可信用”了，但古代的好人坏人却越来越不像样了，或者说，越来越极端化了。
于是，夏桀和纣王终于开始与“暴虐荒淫”四字挂上钩了。春秋后期的孔子的大贤徒弟子贡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点看不过去，说道：“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纣王虽不好，但不至于如此之坏，所以君子千万别把自己混得太差，落在失败的位置，否则天下的恶的品行就都归了他了。
战国初期的墨子也说：“桀、纣遂失其国家，身死为戮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毁是添油加醋地骂。《墨子》书中提到别人说他“毁儒”，墨子就反驳说：儒家如果没有这四方面问题，我说它，那是毁，它确实有这四方面问题，我说，就不是毁了。可见毁是无中生有地诋毁人家。
到了战国末期，荀子也说：“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僇（污辱），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最后一句意思是，人们言说某种恶（比如贪婪、爱小人等）不好，必稽拿了纣王做例子，来说服君长或其他学者。
可见为了说理时有例子，往纣王身上编排例子，从春秋到战国，从来没有停歇过，纣王身上就全被坏例子和坏故事包围了，成了恶的代言人。
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被活灵活现地演义丰富起来了，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说是被剖开了心，到了汉朝刘向说纣王剖开他的心是为了好奇，想看看“圣人”的心是不是七窍，到了晋朝，一个叫“皇甫谧”的医生兼学者，说纣王还解剖了比干的媳妇，想看看她的胎儿形态——我看是你这医生想看吧！医生想看活体解剖是可以理解的，但自己想看自己不说，说别人就不乖了！
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事情，大周朝上半期（即西周）的文献上也从来没有过，东周的春秋时代也没有，是到了战围末期的韩非子先生，首次描绘而成，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非常了不起的：“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铡，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韩非子啰嗦了这么半天，最终目的却不外乎是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意思就是防微杜渐。从而告诫他所爱戴的君王们，不要“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啊，否则就成了纣王那样的亡国之君，要倒霉啦！纣王使用象牙筷子，不在乎这些小错，不断积累，终于错越来越大，酒池肉林，以至于亡国！这种牵强附会，把纣的亡围简单归结于为纣设想出的“奢侈”，是肤浅的、片面的。但韩非子确实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道理讲得非常生动，是可以打一百分的作文了。而韩非子作文生动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有纣王这么个“意象”可以供他打扮起来任意当道具用，正是“后世言恶则必稽焉”，硬是稽拿了纣王做例子。
到了西汉，司马迁在韩非子说的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了“男女裸相逐其间”，从而使他的文章也很生动，刘向也不甘寂寞，首次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并且详细设计了炮烙的图纸，还让妲己坐在嘉宾席上旁观，看见罪犯掉到火炭里，鼓掌而笑。到了接下来的东汉，纣王脸上留的空白不多了，班固只好把酒池的面积扩大到可以行舟，牛饮者达到三千人（这个罪状同时又塞给了夏桀一同分享，哈哈）。时光到了晋朝，“皇甫谧”医生咬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面积，比汉朝提高了十倍，达到“高千丈”的地步，并且觉得炮烙还不过瘾，皇甫医生又设计了一个热熨斗，让纣王的犯人举着，一会儿手就烂了。不愧是医生啊，估计还是外科的。
总之，纣王的脸上就是这么一点点脏起来的，前后用了一千多年时间。我们有理由相信，纣王作为亡国之君，本来就跟明朝的崇祯一样平普，甚至比崇祯还来得有能力些。早在纣王的前两三代，商王朝就开始衰弱，东夷开始发难，周人开始崛起：纣王的爷爷文丁和老爹帝乙时代，东夷、周人就开始为“害”。到了纣王，他进行了人事改革和征伐东夷这一系列挣扎，最终殉死他的王朝，这是他的本来面目，与崇祯大为近似。后人之所以这么埋汰他，也说明是被当时的皇帝压迫得不行，只好借涂抹纣王来告诫人君，起到劝善惩戒作用。倘如此，纣王牺牲了我一个，也算是幸福了后来人，可以含笑九泉了。
七
早春温暖的阳光终于灿烂起来了，不知名的小花开满了原野，亡国之后的商人开始卷起行李，准备整队离开王畿，向北美洲移民。去美洲的事情，虽有争议，似乎也不能完全被排除。危地马拉现在有一尊扁平的脸朝向天空的巨石女神像，形态几乎与我国商代一尊大理石分娩神像一样。墨西哥有十五尊奥尔梅克式的头像与中国人模样酷似。奥尔梅克人拥有的玉圭，也类似我们商朝人的。奥尔梅克人和中国商人一样，都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玉石喜好者，而不喜欢黄金。印第安人使用的云雷纹也同中国相仿，最关键的是在美洲各地发现了数量颇多的酷似甲骨文的文字，以及八卦之类的好东西。近年来，美洲海岸又找到一些沉在海底的石锚，被认为是来自亚洲的物件。当时美洲北部的白令海峡有一座陆地桥与亚洲相架，有一种美洲动物爬着来到我们亚洲，那就是“地平龟”。虽然步履缓慢，但毕竟爬了过来。既然乌龟都能从美洲爬来，那商朝人走到美洲去，应当没有问题了。
还有一些商人往西跑，来到周人的陕西地盘，当然这就是迫不得已的了，周人把他们带来之后，一同带来了青铜器、龟骨占卜（上带文字）和发达的手工艺。当然，更多的商人被遗留在旧时商朝王畿地区，被称为“殷人”，领导这些殷人的是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但是周武王派了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夹辅着武庚，号称“三监”[注释3]，就是坐地盯梢的意思。
武庚，待在周人给他的办公小院，经常无言地走上西楼，看见残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着清秋。远天里有血色的晚霞，雪样地陈列在天极，但被近山遮住了。还应该有雨，有小虫飞，结了群，都比他来得自由。武庚看见飞虫儿向着已经放亮儿的烛火黄晕里去跳舞。武庚很想大叫一声，去旷大的林地里喊：“我也要飞蛾扑火，我要反周复商！！！！”
周武王安排完商人的事，就返回了陕西西安地区的镐城。他觉得富贵还是应该还乡才对。出师一捷身就死，第二年，周武王却于陕西镐京急不可待地驾崩了，留下一个并不稳定的江山。接任的其子周成王是个十三岁小孩，毕竟年纪太小，能力有限，根本震慑不住“商朝余孽”和“东夷蛮方”——特别是纣王的猛将“飞廉”还带着游击队在山东地区兜圈子呢。于是，人们请他的四叔周公旦辅政。
周公旦善于意识形态工作，前边他曾提出“天命”和“敬德、保民”的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以天代替了商人的上帝，并被后世所沿用。周公旦并不姓周，他姓周王室的姬姓，他的名是“旦”，但是他并不叫“姬旦”，这样就和“鸡蛋”一样了。当时人的称呼是把官职和名相连，所以他应该叫“周公旦”。
周公旦不光抓意识形态工作可以，搞政府行政工作也很行，他对大臣诸侯的训话的讲话稿，好几篇都被收在了《尚书》里边。但是，留在中原看管纣王儿子武庚的“三监”中的管叔、蔡叔，非常嫉妒周公旦辅政，就诬陷咱们周公想杀了小孩周成王而篡位。管、蔡又策反了“三监”中的霍叔，并伙同武庚为首的商朝遗民，发动叛乱。武庚高兴得了不得，赶紧从“西楼”下来，走出“梧桐”小院，去和一些东夷族特派员洽谈，获得很多东夷族武装支持，与三监联手，几方势力合作发兵诛杀周公。
天下汹汹，变乱四起，刚刚立国的大周朝立刻陷于风雨飘摇。周公旦赶紧再次从陕西出发，东征讨乱。在战斗中，三监（周人）、武庚（殷人）、东夷人，三伙势力互相配合失度，各自为战，被周公从容地聚歼了三监与武庚这些作乱分子的军队：把纣王的儿子武庚斩首（一说武庚北逃了），把“三监”的管叔捉住杀头、蔡叔流放。
从前周文王有十几个儿子，老大是伯邑考，老二是周武王，老三就是管叔，老四是周公旦，老五是蔡叔，老八是康叔。老二周武王死后，由老四周公旦辅政——不过，说实话，所谓的“周公辅政”是后代学者好意的编造，事实上周公是做了大王，《史记》上说他坐在宝位上，面朝南面接受诸侯大臣朝拜，背后插着斧钺，俨然就是天子。而小孩周成王则跑在院子里玩尿泥（这句是我说的）。唯其如此，老三管叔作为“三监”的老大，就觉得二哥周武王死后，如果要兄终弟及的话，也应该是我老三管叔上台，而轮不到你老四鸡蛋（姬旦），于是他发动暴乱，又联合了时刻想着“反周复商”的武庚。不过这家伙很傻，和商人武庚黏糊在一起，他不知道“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士大夫不可图存”，商朝遗民已经国破胆寒、智勇双竭，跟丧气的商人合作，是办不成事的。
周文王“积善累德”，是个圣人，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天下的观念，圣人的带头作用，是可以使天下像草一样效仿他的道德，可是周文王身后，几个儿子却互相掐了起来，乃至老三管叔被老四周公旦杀头。这就使我们觉得传说中周文王在岐山“积善累德”的说法，有点蹊跷。不排除周文王其实接近法家人物，以利益驱使，犹如诸葛亮，也犹如诸葛亮死后，两个重要的接班人杨仪、魏延就互相残杀起来，或者是秦始皇死后，胡亥、扶苏就内斗起来，法家人物轻视教化，所以后继者往往争利而内衅。
不说这么多了，平定了管叔等“三监”和武庚的叛乱后，紧接着，周公又去收拾东夷族。东夷人早前斗垮了纣王，却被周人抢了桃子，自然一直不服气，早想与周人一较高低，于是配合三监与武庚一起反周。在三监、武庚伏法以后，周公东征，这场战斗持续了三年，东夷的几十个国家卷入其中。姜子牙配合周公的东征军与山东北部的东夷叛国战斗。姜子牙硬顶着，颇吸了很多东夷人的“炮火”，被揍得很惨，给周公主力进攻山东南部的东夷人包括奄国争取了时间。
周公在东夷地区驰骋三年，陆续灭掉几十个东夷小国。但战斗壮烈的细节无闻于历史，我们只知道周军恐惧地发现，东夷军中出现了“象队”。这些大象被驯服之后用作进攻武器，是古代的坦克，象牙轻易戳穿人的胸膛然后把人抛起在空中。从大象脖子上居高临下地射击，也使东夷军垄断了空中优势。古书中说：“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这里说的商人指的是原商朝名义上统治的东夷人。周军在战斗中也豁出去了，三年下来，军士们的大斧子都砍缺了刃了。据说周公把这些骑着大象的东夷人一直给赶去了江南。
周公进攻的策略是先弱后强，歼灭了诸多东夷小国后，最后来围攻东夷中最厉的奄国，终于也将奄国彻底毁灭了。
奄国是东夷强国，位置就在山东曲阜地区，从前一度还做过商朝的都城（盘庚就是从奄国迁去安阳的），奄国是东夷中的一个大国，赢姓。奄国人抵抗周公的东征军格外剧烈，于是周公在攻破城后搞了个“践奄”的大屠杀，具体就是“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把男人杀了，把其家属抓了，把宫室用水淹掉。古文的“宫”不仅仅指宫殿，一般的房子都可以叫宫。据说周公还把奄国的人全部骟掉了（限于男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的太监又叫“阉人”“奄人”。《史记》上说“残奄”。[注释4]
我们可以想象，奄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当时征东夷的情况一定极为惨烈，很多人被杀，东西被抢，所谓“有攸不惟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高兴），惟臣附于大邑周”，就是周军进攻和灭掉了有攸国，俘虏和捆了他们的士女，筐子里装着抢自他们的红的黄的丝帛，往回走准备讨周王高兴，说有攸国臣服了。孟子却误读了这段古书，说这是有攸的君子用筐装着玄黄来迎接救民出于水火的周军，还多加一句说小民也箪食壶浆来迎接。其实，“绥”字就是捆的意思，“士女”不等于君子，反倒是凡人，出土周簋有“俘士女羊牛”，士女跟牲口一样的地位，都是战利品。即便孟子搞不清“绥”字，但从句子的搭配逻辑上看，“我周王”的“我”字，也表明这话是周人在说，不是箪食壶浆的士女在说，所以也就不是女士端着筐来迎接。孟子接着说，只要行王政（德政），仁者无敌，四海之内的人都会举着脑袋盼着他来当国君的。这篇仁者无敌的描述和例证，恰恰让我们知道周军是在抓百姓，抢东西。那么，孟子不相信从前牧野之战血之流杵，也是基于他一贯的仁者无敌，四海举望的理论先行，我们可以认识了。
这些被抓走的士女，自然成为周人的奴隶，难怪会让周王高兴。如果是有攸国君无道（原文说的是不臣，也并没有提无道，孟子的逻辑就更不成立了），君子小人拍着手端着东西来迎接王师，那么难道东夷被灭的诸国，各个国君都是无道的？何以当时的中国，无道之君那么多呢？既然都无道，百姓箪食壶浆来迎接救民出水火的周军，那么怎么《诗经·东山》上描述周军士卒一脸苦相，《诗经·破斧》也抱怨“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打得太累呢？周军大斧子都砍得缺了刃，不能用，用新又被打坏了。血之流杵，这里又破斧缺斨——斧子砍缺了刃，就是周军征服中原和东土的一鳞半爪的写照。
只是当时悲壮的情态，经过时光的淘汰，我们都已经看不见，听不见，只余下出土青铜鼎中一些“周王”（实为周公，实际称王）向军功之臣赏赐奴隶的记载。
纣王遗留的猛将飞廉，带着商王朝原本驻扎在山东地区的主力军队，与东夷族并肩战斗，跟周公、姜子牙统帅的周军进行了长期鏖战，期间胜负有起有落，但是失去帝国财政支持的飞廉禁不起消耗，也没有人员补充，他的主力越打越少，在奄国陷落后，他被周军一直追到了海边，山穷水尽，飞廉在祭祀告白了纣王在天之灵之后，拔刀自杀。一个烈烈煊赫的商王朝，经历六百来年风雨历程，至此彻底焚灭。
飞廉是恶来的爹，f4中伯益的后代，未来秦人的祖先，据说“恶来有力，飞廉善走”。因为是飞毛腿，飞廉死后被民间认作风神。
随后周公又把东夷族人进行大迁徙，多数给撵到了山东南部与江苏北部的淮河下游地区（后来刘邦、韩信等人起义，就是来自这一地区，也许跟东夷人的彪悍性情有关），还有一些东夷人被挪去了陕西，周公甚至把奄国一些东夷人给远弄到了陕西以西的甘肃天水地区，其中就包括伯益、飞廉的后代，属于赢姓，周公就叫他们在那里替周人抵挡戎狄。恶来是飞廉的儿子，恶来虽然死了，但是子孙也一并挪到了甘肃，恶来的子孙传下来，又得了“秦”这么一个小邑居住（甘肃天水秦亭乡），于是成为秦人的祖先。他们后来成为周人的掘墓人。
对东夷分化瓦解的种族迁徙，是周公在撤军后能相对有效控制该地域的成功策略，一如后来秦始皇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家去咸阳。只不过秦始皇的迁徙是以财产来界定对象，周人主要以种族来区分。
八
从技术角度看当时远古的中国，通讯、交通都不利索，于是大周朝只能借助分封制来管理庞大的国土。周武王的弟兄亲戚们，以及部分攻出，各自封出去承包一块儿土地（其实更关键是获得一批人口），成为诸侯国。
周人是迅速灭商取得胜利的，面对着庞大的商王朝其实力不从心，周公东征时借助了很多商朝贵族的帮助（据说十个，下面自然有民人），后来周康王时伯懋父又东征过一次，用的是商人的八个师。可见周军其实还要借助他人的帮助。借助商人自然不如借助自己人或者友邦的。于是周人要搞分封制，所谓“封建亲戚，以屏藩周”，把亲戚封建为诸侯国，以抵御其周围既有的与周关系亲疏不一的诸侯，以及镇抚其临近的数量颇多的蛮夷自建的小国，从而屏卫周在西方的核心地区。
那位说了，如果搞郡县制，把所征服地区设为郡县，由周人的核心家族派人去做官治理，不一样可以抵御周边的不亲周势力和蛮夷吗？
但是，郡县的官是流动的，本地人民对他的亲附力度弱，不如设为诸侯国君，能世代更好地统领这里。
对于早古时代，军事是压过经济发展的首要命题，政治架构的设计要以果断、绝对为特点，分封制的军事效能显然会比郡县制好。地方诸侯有独立的军事权、财权，对外作战效能更高。虽然分封似乎有所谓“割据”的嫌疑，但建立流畅无阻的大市场，并非各地区文明水准尚有巨大差异的当时人所关注的事情。
所以，周人选择沿用商朝就已有的分封制，势在必行。
周武王就分封了若干诸侯，周公东征三年胜利后，分封了更多。周初分封制的好处可谓立竿见影，诸侯们感恩戴德，立刻给周王室帮忙，迫使周边的蛮族国家臣服于周，贡献方物。后来的周天子又有过几次东征、南征、北征、西征，诸侯也都就近派军从征。
东方是离周王室直控的本土陕西最远的地方，又是东夷之地，虽然东征后移走了一些东夷部族或国家，但残存东夷人还不少，必须是久经考验的人才适合派到这一地区为诸侯。于是，姜子牙被封到了山东东北部的临淄，封建为齐国，成为齐国首任国君，有方圆百里之地（此地原是东夷人的蒲姑国和徐国，被周公东征时灭掉了，但附近还有东夷人的莱国存在，并与齐为敌）。周公的儿子伯鲁则被封到了山东西南部的原东夷奄国地盘，封建为鲁国，面积也是百多里。伯鲁在残毁的奄都旁新建了个城叫曲阜，作为鲁国都城。齐鲁是周初分封诸侯中面积颇大的了，虽然比现在的一个省还小很多，但国君的权力比省长大得多，这里是他自己的地盘他做主。
周武王的五弟蔡叔，虽然造周公的反而被流放，但其儿子还是贤能的，于是被周公封在了河南上蔡，是为蔡国，用以向东防御淮河下游地区的东夷。周武王的另一个族弟召公的儿子，封在北京房山一带，是为燕国——周围也都是戎狄。周成王的小弟弟叔虞，封在山西冀城，是为晋国，以抵御附近的戎狄。此外，还有很多姬姓的人封到了湖北省的汉水地区，以抵御南方蛮族，称为“汉阳诸姬”，等等。不光老周家受封，当初追随周武王伐纣的一些来自湖北汉水地区的异姓诸侯，也得了正果，被认可继续在原地当诸侯。
最后要说的是商朝的遗老遗少（不是所有的商朝人，而是原商朝王畿地区的正统商人），按姜子牙创造的那个成语“爱屋及乌”——爱一个人的屋子，就连同爱他的乌鸦；恨一个人的社稷，就要铲除他的遗民——那么，殷商遗民，就要被种族灭绝了。事实上，他们原封不动留在朝歌（河南淇县），继续接受纣王的儿子武庚领导。
然而武庚实在不知道惜福，居然参加了“反周公暴动”，结果被周公杀掉，商朝遗民只好也跟着倒霉，其中一大批被勒令迁移到西南一百多公里处的洛邑（今洛阳地区）去进行劳动改造和居住。原来的朝歌及周边商王畿地区，则改封给周武王的小弟弟康叔，是为卫国。同时送给卫君康叔“殷民七族”。
还有一些较优秀的商民，则按照姓氏被赐给了姬姓诸侯们，比如周公的儿子被封到鲁国时，就带去了“殷民六族”。他们带着属于自己族姓的家传手艺和文化，把中原先进的文明，传去了相对边远的陌生土地，不过他们的身份只能是近乎奴隶或者二等公民。
另一批“商朝余孽”，则跟随大贤人“微子启”被封到了宋国（河南东部的商丘）。由于他们是古怪可笑的遗民，所以大家拿笑话编排他们，比如“拔苗助长”之类的。杞人忧天，则是编排夏朝遗民的。
微子启本是纣王的庶兄，但他是亲周派，比较乖，武王胜利后他主动光着膀子来军门投降，所以获此殊荣。微子启到宋国做国君，继续奉祀商汤等先王的香火，这个宋国算是商王朝的正宗延续国，有时候他们也称自己为商。
而商朝旧都朝歌，从前的繁华如锦之场，很快成为了废墟，叫作殷墟，也不知是武王伐纣的战争所至，还是平定三监暴乱的战争导致，还是殷人被大量移走所至。
九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和东方鞭长莫及，于是周公东征后两年，他计划在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一个新城，该城归周王室直有，以便镇抚中原的商朝遗以及威慑南方和东方。
谁来修这个城呢？周公想起了商朝遗民，具体就是商王畿地区直辖的商人。这些人目前很倒霉，他们在反周叛乱失败后被称为“迷民”“仇民”了，相较之下，跟周人友好的诸侯之民则称为“友民”。
周公叫这些商朝仇民们，离开朝歌，在各自隶属于的大小殷商贵族们带领下，都向西南一百多公里跑去洛阳地区，开始修城。
这时的洛阳地区还是一片河畔荒地，商人中的技术人才搞了两天勘测设计，把规划图报给周公，得到批准后，这些迷民们就在各自的宗主长指挥下，开始挖沟搬土地修城了。
一年后，新城耸立起来了，起名叫洛邑，地处今天洛阳城外的白马寺一带。周公又对大小迷民的宗族头目们训话一番，又是吓唬又是安抚：“告诉你们这些多士（就是很多大小贵族），现在我不杀你们（武王伐纣胜利后杀了殷王士百人，就是一百个主要大臣或贵族，如今活着的是次要分子了），我现在造了这个大都邑，就是为了对四方的人不摒弃拒绝，也是为了让你们能在这里服务，为我们奔走，做我们的臣役，多多接受我们的教训。你们说了，‘从前夏朝亡国，很多夏人被召选到商朝的朝廷，商朝的官僚中有他们的位子。但现在怎么不这样对我们了’。我是唯以德作为标准的，我是会在你们中间找，但是现在找不到合乎这标准的，我也只能哀怜你们了（没官做了）。这不是怪我，这都是天命！”
等于只是用德来挡住了他们的要求，而且也不许他们回老家了。这些商人中的精英们，断了当官的路子，此后只能是种田和牵着牛车远行经商两个出路，于是后来的商人就叫“商人”“商贾”，因为商朝遗民干这个的多。至于这帮精英以下的商民，自然只能服务，做比周人更低的二等公民乃至奴隶，总之也是背井离乡。数百年后，洛阳这里人就不好仕宦，而喜欢逐十二之利（经商），就是周公断了他们的官路所促成的。不过这些商人也等于是为周人服务，因为小民是没什么购买力的，只是为周朝贵人们贩运奢侈商品。不做官的商人是没有地位的，官僚可以半买半夺抢走他的宝贝。
这些商朝遗民们最后可能也没能住进这个新城来，而是让他们居住在洛邑东北郊（或许是城内东北角）的“棚户区”，名字叫“商里”，接受集中管制，不过却分给了他们土地——总得让他们活吧。给他们土地应该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周人及其军队驻进了洛邑内外，据说这里总计有周王室的直属军队八个师，他们后来曾经用于南征江汉流域的蛮夷。这么多军队住在洛邑，又要吃，又要穿，给商人们带来的负担之沉重是可以想像的。但是，这么多军队驻在这儿，这些迷民、仇民们，又胆敢怎样呢？只得乖乖地开荒种地，供奉大军了。
洛邑作为一个很大的军事城堡，就成为了周王室的陪都，而国都则是陕西的镐京，那里驻有周天子的六个师，称为西六师。
随后，据说周公就还政给了周成王，自己重新当臣子。周公一共摄政或者辅政了七年。不过，这都是汉朝儒者们说的，他们凭依《尚书》中相关篇章的某些字眼，硬解释说这是在第七年时“还政”了。然而这种解释都属于过度解释和望文硬说。出土的青铜鼎上则暗示了周公实际上是自称王。一个王国，早古时代，有两个王，也并非不可能。“王”字在当时也可能并非极端神圣，比如西伯一即位就号称周文王了，但纣王并没有介意什么，立刻出兵伐周。
既然“还政”没有依据，那么前面“摄政”“辅政”的说法也就不牢靠。实际上周公的角色可能并非是“辅政”，也不曾“还政”，只是周公是个伟大人物，二等圣人，汉朝人基于君臣大义的立场，觉得这样的榜样不“还政”，安分守己地当臣子，对“君臣大义”的天理就起到极大破坏作用了，于是汉朝的儒者就这么硬乱解释《尚书》字眼说周公是还政了。
历史，往往是人们基于当下而对过去的理解。
汉儒对经书的讲解，虽然并不比于丹说《论语》更靠谱，但他们的讲解影响了本朝和后代，周公就成了汉代和后代辅政大臣的形象代言人。曹操也是自比于周公的，在他的诗里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那是得意于自己能够揽才呢。
洛邑落成后，周成王和周公在这里搞了盛大的祭祀。大约也就在这一时期前后，周公又制定了“礼”。周公在商礼的基础上，制定了“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君臣男女尊卑等等形式和秩序。
从前商朝的历任王者，有加强自己的权威和控制诸侯们的绝招，就是通过祭祀上帝和祖先来神化王权。到了末期的纣王时代，祭祀活动如此之多，以至于每天都有要祭祀的对象了。这种祭祀中间应该也是有礼的规范的。周公借鉴和发展了这种礼。
礼是为了强调谁派生出了谁，谁高于谁，突出贵人们等级间的秩序，它体现在朝聘、宴饮、婚丧、祭祀等等很多场合，对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规范要求，诸侯和卿大夫们通过参加这个，陶冶了自己的人性，深刻明白了天子比自己高一到几个等级，在礼的待遇上级级不同。于是诸侯们就不会犯上威胁周王室了，而是按照礼所强调的严密的等级秩序，各安其位，不生它想。所谓习惯成自然，不断重复的礼的形式，就形成了灵魂上的自然而然的服从。
礼是很重要也很有用的，在周朝随后八百年的漫长历史中，并没有陈胜、吴广这样的大起义，也没有人会出位地想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世袭背景也可以做王侯），就是因为各级贵人和小民各安其位，根本脑子里没有超越上一阶层的天才想法。至于为什么后来就有了陈胜、吴广，那是因为春秋后期“礼崩乐坏”，到了战国，士人布衣更是开始崛起，都不再安于其位了，世袭社会已经搅散了，不但有了陈胜、吴广，即便项羽和刘邦也说“大丈夫当如是”这样的话。所以，不管当时秦朝暴虐与否，出乱子都是必然的。
所以，礼是很重要的，礼与世袭社会以及这种社会的稳定，是一体的。对陈胜、吴广事情的分析，绝对不能只看到残酷剥削这一点，而要看到春秋到战国的等级社会的瓦解，这一根本社会架构实质的影响。周朝八百年都延续下去了，但随后的朝代两三百年就要爆发一次大战争和动荡，周期性地起灭，根本就在于那些朝代都不再是礼制的等级世袭社会了。等级世袭社会虽然苦闷，贵人的后代永远是贵人，小民的儿子永远是小民，上下两层之间绝不互相掺合，但是可以数百年没有战乱。而平民可以单凭资产上下层流动的后代社会，虽然人们有了奔头，但社会稳定必然有问题，大乱必然起，也是这种社会的代价。不知您喜欢生活在哪样的社会。
说到礼，就要说乐。不管是祭礼、聘礼、飨食礼，都要配着乐。周公就还作了乐，乐中有歌有舞有音乐。周公编排了《大武》这一大型革命历史歌舞剧，分六幕以讴歌和舞蹈的形式再现了周武王出征伐纣直到砍下纣王脑袋的全部革命场景。该剧于全体演员在雄壮的乐曲声中举起手中道具向看台上的周天子致以最高的礼敬（类似后世的高呼万岁）中圆满结束，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民众作用。
周人用武力取得对天下大部的控制，又用礼来稳定周人与非周人中各级贵人的秩序，先武后文，这是他比后来的秦始皇成功的地方。
礼乐治国，从此也成为中国的特色，而宗教信仰的热情则再也没有像商人那么高过，相应的人牲、人殉也显著减少了，献上的牛牲也少了。周人不再强调给上帝送礼，而是在人之间搞礼。
周公平定三监武庚叛乱，又远征东夷，又制礼作乐，实在是太伟大了，于是他成了“圣人”。汤、武、周、孔，他排老三，是继商汤、周武王之后的圣人，排在老四孔子前面。
因为周公功大，他儿子就被封到周公东征灭掉的奄国（山东曲阜地区）那里，改其名为鲁国，成为鲁国第一代领导人。
“周小公”带着老爸的嘱托，到鲁国开展工作，受其圣人爸爸的影响，周小公也挺教条。鲁国原本是东夷人的奄国，虽然一大批东夷人被南迁到淮河流域了，但鲁国及其都城曲阜这里还有很多东夷人，尚武好猎，性情直烈，好在刚刚被周公东征时已经“践”过了——据一些古书上说很多男人还被去了势，大约就温和多了。但还需要调教，于是这不又派“周小公”来了吗。“周小公”怎么调教他们呢？周小公按照周礼教当地人“磕头”。
第一种磕法是稽首，就是跪下后，两手着地，拜头至地，停留一段时间，是磕头中的最重者。顿首是引头至地，稍顿即起，停留时间短，是磕头中次重者。拜手是两手着地，引头至手而不触地，是较轻的。“这三种磕法是最主流的，”周小公拍拍手上的土说，“臣拜君，子拜父，学生拜老师，新婚夫妇拜天地、拜父母，都行最重的稽首礼。平辈同级之间，拜迎拜送，拜望，拜谒，行轻一点的顿首礼。对于卑者的稽首礼，尊者以最轻的空首礼答拜。比如你们作为臣子给我这国君磕头，我就只需要回空首礼。”
空首礼就是跪着，双手拱于胸前，俯头触手（跟洋人拜耶稣差不多）。
有能力的东夷人还可以选学提高班的课程——这是很难的东西，我们只要看看教材就够头疼了：振拜，是两手相击，振动其身而拜。吉拜，是先拜手而后稽首，即将额头触手背然后触地。凶拜，是先稽首而后再拜手，头触地时表情严肃。奇拜，先屈一膝而拜，又称雅拜。褒拜，是行拜礼后为回报他人行礼的再拜，也称报拜。肃拜，是拱手礼，并不下跪，推手为揖，引手为肃，其实这是军礼，军人身披甲胄，不便跪拜，所以用肃拜。如果你脑子有点乱，搞不明白了，没关系，这本来就是高级班的课程嘛，不会也罢。
周小公的磕头训练班一开就是三年，成绩沛然，于是鲁国人（或者说原奄国人）忘掉了从前他们作为东夷族的尚武传统和桀骜不逊，开始天天研究磕头作揖互相习礼，讲求亲情礼仪，终于成了大绵羊和老迂腐。后来这里出现了一个大圣人孔子，一点都不奇怪。
大周朝不光磕头有礼仪，走路说话都有分教：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和附近经过时你要“趋”，就是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比如尊贵者在堂上，你往堂上来，或者在院子里走过，就必须趋。但是在登堂入室之后，由于堂室空间比较狭小，所以就不必趋。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虽然不要趋，但是也不要迈大步，而是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在堂上或是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倒摔坏了宝贵的玉。在登堂的时候，从东边上的话先迈右脚，从西阶上的话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微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
好，我们把整个行走的动作连贯一下，请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进入鲁国国君的大院的大门的时候——这个门通常有两三道，最外一道上面还有类似城楼的东西，孔子进这个门的时候，鞠躬如也（就是弯缩着），好像那门洞不是很大（其实很大）容不下自己，自己一不小心会撑坏它似的。并且不能走大门正中间，也不能踩门槛。进了大门就到了朝廷的廷（就是廷院，宫殿下的平面大院子），孔子进入这廷中，就站在自己该站的位子上（不同的官，离殿堂站得远近当然不一样）。国君叫他上去了，于是孔子离开站位，经过别人的站位时，孔子表情恭敬正经，脚下拌蒜，好像不会走路一样，跟经过的官员打招呼时好像底气不足，不会说话似的（去见国君又不是去死！）。孔子拎着长外衣的衣襟登着台阶往国君所在的堂上走的时候（这殿堂是修在台子上的，所以有很多台阶），孔子在台阶上再次鞠躬如也（恭敬地弯缩着），憋住气好像已经休克没有呼吸了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国君完毕（中间最难的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殿堂，走下一等台阶（可能含几级）以后，才逞开恢复颜色，脸上怡怡的，很舒服温乐的样子（从国君那儿出来不能像要死似的了）。但也好不了多久，等刚刚下完最后一级台阶以后，到廷中了，就立刻又要趋了，于是就趋——像鸟展着翅子那样漂移着快走。（大约在大庭广众下慢慢地走，太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所以要趋）。像鸟似的趋到了廷院中自己原来该站的位子后，孔子就一个急刹车，站定在原位，朝着甬道方向，又摆出踌躇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于是整个领导集团内部就和谐了，天子和君主的权威也加强了，内政也稳定了。基于此，这些礼也只在各层贵人官员们之间搞，礼是不下“庶人”的——对于庶人，大周朝就用刑。
就座的程序也很麻烦，首先选择席子，因为没有椅子。为什么没有椅子，是因为当时室内的照明条件比较差，黑灯瞎火的，人们尽量贴近地面生活，以方便摸索。炊具（三足鼎）摆在地上，餐具也放在矮地案子上，床也很矮。总之那时候的人们喜欢贴近地面生活。越古的人，越喜欢贴近地面，这跟早期人类的挖坑穴居有关，从前的坑屋比地面还低，于是弄得各种家具都低。
大周朝人也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有个孔子的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的身价级别，也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不同级别的人席位不同，离开门的远近，是东是西都蕴含着等级秩序，其中朝南最是尊贵。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不要保留间隙，尽量往席子前沿坐，以免看不清书或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坐席子的姿势也与讲究，不能“横肱”，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两腿要采取跪坐的姿势。为什么是跪坐，不跪不行吗？这里又有讲究了。商周的人们都是两截穿衣，着在上身的称“衣”，穿在下体的称“裳”。“衣裳”两个字即来源于此。上身的衣，是交领右衽的短衣，衣袖不算宽大，下摆比较长。下身的裳和后世的裙子有些相似，但商朝时却是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隙（类似旗袍），可以开合，这样在便溺时就不必解开腰带，将裳直接褪下就可以了。穿着这种下裳，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十分谨慎，稍不留意，就会有暴露下体之虞。于是，周朝时候，两片就合成了一个筒，文明点了。但是这个筒状的下裳里边，依旧没有裤子，只是在小腿上套着一个“胫衣”（从商朝的绑腿发展来的，是两个裤管绷在膝盖上，罩住小腿），往上大腿还是光着，阴私部位还是没有遮拦，所以坐下来的时候必须采取跪姿，而不是俩腿朝前坐着——那样势必泄露私处，是严重耍流氓的姿势，叫“箕踞”，孔子曾经拿拐棍使劲打他的一个箕踞着的老朋友的小腿，可见被这种姿势气着了。
知道怎么跪坐之后，下面开始吃饭，这也是礼，享食礼。天子招待诸侯国君或者大夫们吃饭时用九鼎，诸侯招待人则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鼎中都盛放着不同的肉，这些肉还要由仆人分好放在繁复的餐具里边，实行分餐制，还要搭配调料，调料也放在餐具里，蔬菜也是，一起放在进餐者的几案上。天子面前的案上，摆着的餐具至少有二十六个（吃不过来啦！），其他级别递减。米饭则放在青铜簋里，天子用八簋、诸侯用六簋、卿大夫用四簋、士二簋。上述差异表明，“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至于走下台阶的时候，什么级别的人从东，什么人从西，什么人每登一级都要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什么人进堂前要脱鞋，而什么尊贵的人可以穿着履登堂，等等，对于周天子、诸侯、人臣、士人都有不同的详细要求，堪称繁文缛节。通过演习运用这些礼仪，使得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被固化在日常生活行动之中，以至于从骨子里习惯了尊重君长，从而忘记造反了。也是啊，以当时幅员辽阔的中国，成百上千的诸侯来论，大周朝驻扎在镐京和洛邑的合计三四万常备军哪里看管得过来。礼可以起到千军万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啊。
周小公利用“周礼”，花了三年时间，把鲁国这个东夷国家的人都变得温顺了，从而彻底改变了这个在周公东征时反周最凶猛的国家。但它北边的山东临淄却是另一个景致。姜子牙因为功勋盖世，被周武王封到了山东东北部的临淄，是为齐国。作为武人，姜子牙有竞争意识，他鼓励竞争，重用能人和有功之人，一定是能力强、在竞争中出类拔萃的能人才可以重用为官。姜子牙还鼓励经商，齐国地面比鲁国贫瘠，所以姜子牙引导本地人发展鱼盐手工业和商业以补充农业，国力蒸蒸日上。并且姜子牙大大咧咧，简化了周礼，保留了很多东夷人的本地习俗，包括尚武风格，于是后来不停地欺负鲁国，还搞东夷人的性自由，后来还给鲁国人戴绿帽子。后来，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第一，还冒出来了个大能人管仲，也是必然的。看来，什么样的土壤，就造就什么样的人才。
周小公虽然利用刻板的周礼把鲁国搞得思想统一，安定团结，和和美美了，但也丧失了变革进取和竞争的精神，最终一直被外国诸侯欺负。而姜子牙的齐国解放思想，经济武力强大，但由于思想解放了，世卿大夫们没有周礼的秩序束缚，犯上作乱、政治动荡也频频发生，最终被能人强卿“田氏”篡权。所以，要么求稳定（像鲁国），要么求发展（像齐国），这两者是一个矛盾。因为中国比较大，所以纵观中国的历史，总是牺牲后者以求得前者的为多。
上文还提到性自由，这不光是东夷族的文化（齐国有桑林，是男女幽会的好地方），即便在刻板的周礼大获流行的中原地区，周政府还是依照古代遗俗，保留了欢乐谷的娱乐项目。当时很多人按照传统的生活习俗活着，没有专门配偶，打着一辈子光棍，不组建个体婚姻家庭，所以需要欢乐谷，人们呼唤着欢乐谷。欢乐谷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周礼》规定：“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就是一年中的某些个特定季节，男女可以不办理结婚仪式，自由结合同居而不受制约，“奔者不禁”，就是俩人钻高粱地，没人管。甚至鲁国大圣人孔子的出身，也有“野合”的说法。
十
大周朝天子多数得到善终，除了小孩周成王的孙子（小孩周成王也有老的时候啊）——周昭王。周昭王喜欢远征，他觉得南方江汉流域的一些偏僻诸侯们不听话，就乐呵呵地跑去打他们，结果去还顺利，却死了在归程上，整个全军覆没，六师尽丧，据说是被淹死的。
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则是个大旅行家，驾车跑到中亚的吉尔吉斯草原，泡了很多外国女孩，随后抛弃了她们，使她们哀怨得要命，所谓“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周穆王不再找我们玩儿了，他的奔驰车不是跑得很快吗？怎么不见来啊？穆王到底忙什么去了啦？（李商隐的诗）
一般的马车都是四匹马，周穆王的奔驰跑车是八匹马，排气量增加一倍，马儿分别叫赤骥、盗骊、白义、遍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也有说是“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宵，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内翅。”周穆王的司机叫作“造父”，是古代第一驯马家，乃“f4”伯益的后代，与飞廉、恶来同宗，现代赵姓的始祖。造父能开着“八匹马力”的车在梅花桩之间乱转，让三十二个马蹄步调一致。造父载着周穆王还去了昆仑山那里，拜访了西王母。这么多年了，西王母模样没见老也没见漂亮，还是“豹尾虎齿，蓬发善啸”那个旧模样，面貌非常丑陋和惊险，极具考古价值。
周穆王看着她说：“oh my god，你的模样真是大自然的瑰宝啊。”
西王母一高兴，就发出雷鸣虎啸般的嘎嘎大笑，然后在瑶池上酒宴招待周穆王。周穆王则送西王母白玉、黑玉若干对。[注释5]
周穆王献了玉，喝了酒，高高兴兴坐着马车回去了。
另外再说一句，这个西王母，不是陌生的人，从前黄帝和后羿都找过她，前者得了本打仗的书，后者买了不死的药，如今周穆王又讨了件夜光杯。未来西王母将嫁给神话世界的后起之秀玉皇大帝，并且被孙悟空偷吃了仙桃。总之，她是一个被中国人编得前后矛盾、不合逻辑的一个神仙。
游行无度的周穆王当了五十五年的开心天子，期间周朝依然太平无事，从上到下崇尚礼仪。如果你在那时候当官，一定很好混，会吹牛腿表演礼仪再有个好爸爸就能享受一生了。倘使不会礼仪，不要怕，有学校专门教。王宫左侧有小学，都城外郊有大学。周王室的大学称辟雍，诸侯的大学叫泮宫。在学校里，六岁开始学数，七岁学者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岁学习登堂进门坐席吃饭的礼仪（这开始有难度了）。十岁出去住校，十三岁开始学乐诵诗、跳舞射御。民间的人也是可以上学的，乡学分为痒、序、校、塾等，都是官办的。
对于不好好念书和不学好的人，周朝也给他们预备了监狱，名叫“囹圄”——“想走出你控制的囹圄，却走进你安排的残局。”
周穆王死后，儿子周共王即位。周共王时代没什么事。有一次周共王去泾水上玩，密康公（密国诸侯）跟着他，结果遇上三个美女，这三个美女都朝着密康公奔之了。所谓“奔”，就是不经婚礼仪式而与谁私奔、同居——这仍有从前欢乐谷的古风，既然泾水上还有这样的风俗，纣王在沙丘大聚乐戏，叫人裸相逐，也大约是带有文化风俗的遗痕影响的。周共王和密康公去泾水上玩，大约就是这样的特别日子，正是约定了人们男女在泾水上“奔”（类似过去的野合），所以俩人才去凑热闹的。
周共王看密康公一下奔了三个，而自己一个都没奔着，心中郁闷，于是，第二年，就把密国给灭了，灭了密康公。事前，密康公的母亲曾经劝密康公，说你把那三个美女献给领导吧，你官小，你有领导没有，不气着领导吗？你一下奔仨，何德以堪，不献出去，你必亡国。结果密康公没听。
注意，这种奔之，是女的奔男的，大约是男的展示自己（包括唱歌），女的觉得哪个男的好，就奔之，跟着他回家去了。包括当场也会那个的。纣王的裸相逐，不过是把这种奔之，在自己的苑囿里，搞了个集中模拟版的。后来到了春秋时代，君主得到女的奔之的事情还有呢（如楚平王）。
周共王死后，相继是周懿王、周孝王、周夷王在位，国家无事。到了周夷王的儿子周厉王时，这时候已经距开国两百年了（公元前841年），周厉王执政，开始为所欲为。人们都作诗讥讽他“不可救药”，他还不许人们发言，自己发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成语。
于是，各级贵人们生气了，也不顾礼了，带着国人冲进王宫，向周厉王讨说法。周厉王指天划地地大喊：“我是上天的儿子，自然界的一切，包括你们这些人头，都是归我支配的，我……”
国人们不听他啰嗦。国人们看见，周厉王腰里佩的是美玉，而他们腰里是配的“砖头”，大家分外不平，一起鼓噪，用“砖头”把老周厉王打得狼狈东逃了。
周厉王一直往东逃，逃到了一个叫“彘”[注释6]的地方住下，彘就是猪，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损他老人家，还是这个地方猪太多。总之周厉王很喜欢这里，就住下了。
周厉王跑了以后，一个叫“共”的小国的领导人被推举出来主持政府，这人名叫“共伯和”，他管事的这十几年叫作“共和执政”。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是民主共和的意思，谬矣。“共”是在今河南共县的一个小国，是以前共工治水的地方，所以叫“共”。
共伯和执政期间，周厉王一直在外流亡，有人为了帮助他复位，就写了一本非常著名和伟大的书献给他看，那就是《易经》。《易经》中的主要思想，是教周厉王以柔克刚，卷土再来的，希望他在“亢龙有悔”之后能再次“飞龙在天”，又希望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而他的那些追随者们，则“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帮着他，“以从王事”，最后“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把中央给打下去。当然，这些都被后来的金庸老师写在降龙十八掌的掌法里了。
周厉王虽然看了很多《易经》中的神秘学问，但终于客死异乡，没有龙飞上天。他留在都城镐京的儿子太子静即王位，是为周宣王。为了表示跟老爹划清界限，周宣王拼命埋汰他自己的爹，把他老人家谥为“周厉王”。所谓谥号，是一种活人追认给死人的荣誉称号，这是大周朝的发明，后来一度被秦始皇取缔。
其实，这个得了恶谥的周厉王，不能全视作坏人。他其实是个改革家，他把山林川泽收归己国（这是他惹怒老百姓和各地诸侯的原因），但是有意义的。如果周王族占有了这些矿产木材兽禽资源，通过开采和销售它们，就可以获得巨大经济利益，从而加强王族经济实力，并继而转化为更强的军事实力，有助于兼并诸侯，强化对各地的控制和收编，使当时的分封制的“弱中央政府”的无奈现状，朝着统一郡县的“中央强集权”的帝国过渡，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可以促进分封制向皇权专制进化。也只有这样，才算是形成了后代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王朝或者国家（大周朝目前还不算是统一王朝）。只是这样就触犯了各地的诸侯的利益，以及一般民众的利益，所以他们要“反抗”。
两百年后，改革家管仲率先在齐国实现山林川泽专利，把山林水泽收为国君独有（等于国有），这就极大地增加了齐国财力，为富国强兵推波助澜。而民众，则只能在每年山林水泽定期短暂开放的时候，进去伐木渔猎获利。国君垄断开采这些山林资源，把开发山林川泽的收获品拿到市场上卖给老百姓，赚的钱归国君一族，也基本等于是归了国家。君族或者说国家有了财力了，就可以把公共事业做的更好，而对于当时来讲，最主要的是可以养更多的军队，实现对外扩张，当霸主了。
直到今天，森林、河流、矿产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组织专营开采的。小煤窑是要炸掉的。可见，周厉王的专利政策，是进步的，只是当时的人不理解、不配合，终于小煤窑的老板们，把他打下去了。
十一
周宣王（周厉王的儿子太子静）给历史带来了一段“宣王中兴”。在周宣王时期，由于政策得力和天时照顾，周这个大诸侯的经济有所复苏。周宣王一看有钱了，就向东与东夷作战，向西北与猃狁作战，取得一定战果。所谓猃狁[注释7]，是鬼方的后身，匈奴的前身。
周宣王的中兴，表现在诗歌里就是：“夜其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就是说周宣王的院子点着蜡烛仿佛不夜之庭，周宣王的马车响着清脆的铃声，从外边开party回来了。銮铃是扁圆形的球，銮内有铜丸，随着车身的摇动而铃声叮当，銮的数量有讲究，周宣王天子八銮。这是一段无忧无虑的幸福时光啊。
遗憾的是，周朝的这种潇洒并不可能长久，西戎的马蹄，时不时地来蹂躏大周的西域。
众所周知，周朝的特色是礼治，因为重文轻武，周围的蛮族就是它的重大忧患。在跟蛮族们打仗的时候，周天子又单纯注重兵车，而没有发展出一套适合山林江河作战的军事技术。周朝的兵车，笨拙迟缓，受地形限制，机动能力差，中看不中用。他们打仗时还讲求堂堂正正，明鼓不相诈，打起来有一大套礼仪形式，非常麻烦，只适合于跟同样麻烦的对手交战，终于被西戎北狄这些打仗不讲礼、阵形像团烟、机动能力更强的家伙们欺负得够呛。
周人在打架中很被动，当时的征人作诗道：“靡室靡家，猃狁之故”——老婆孩子热炕头都顾不上了，都是因为打仗。
周宣王能够主动出击，去殴打猃狁，算是历代周王中了不起的了，因而获得了“中兴”的美名。但是好景不长，周宣王的儿子周幽王即位了。
周幽王是个荒唐的人，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脑子上的沟回却越来越浅。他的夫人——小美女褒姒喜欢听裂帛的声音，他就把大匹大匹的丝绸撕成条条给她听（这算是很前卫的音乐了）。[注释8]还不过瘾，周幽王还在烽火台上导演了一场杰出的文艺大联欢活动。
起因是小美女褒姒喜欢扮酷，轻易不对人笑。她倘若一笑，就勾魂倾城，百媚俱生，是一招必杀技。但她每两百年才笑一次。
周幽王老大爷为一觇此笑，挖空了心思。但百般设计，都不得逞。最后他开始打国家nmd战略防御系统的主意。
大周朝当时遭受附近泾水地区的戎狄骚扰，周天子只好消极防御，和诸侯们约定了一套“声光通讯”的防御系统：在大路上修筑土堡，设置大鼓。如果戎兵入侵，就点起烽火，击鼓传告。跟周天子亲近的诸侯比如郑、虢，就会前来援救。这就是大周的“声光通讯nmd战略防御系统”。[注释9]
老周幽王就是看中了这个“声光通讯”。他为了博得褒姒的勾魂一笑，就折磨上了烽火台。他老人家屡屡爬到台子上去举火，拼命敲鼓，每天下午都来一阵儿。诸侯第一次闻讯，傻乎乎地跑来，一看只是周幽王喝高了，没事儿。第二天又敲，诸侯大队人马立刻歪盔斜甲地跑来了。一看，又没事！如此没完没了。周幽王说：“我打算把这些诸侯当‘诸猴’耍，哈哈，诸monkey——！”
褒姒见了他那满头大汗的滑稽样子，忍不住启唇嘻嘻一笑。
终于博得了小美女褒姒的倾城一笑，老幽王脸上乐得像一朵盛开的核桃，却把诸侯们气得半死。一些偏在西部的远道诸侯气得英语都骂出来了：“you're such a ！你下次打鼓我要是再来，我是他妈的jerk！”
周幽王宠爱褒姒，于是废掉太子，把小美女褒姒没满周岁的儿子定成接班人。（小美女褒姒也够可怜的，据说嫁来时才十几岁，次年就被迫给老周幽王生了个儿子！）
太子被废了，太子岁数小没话说，但太子的妈妈的爹岁数大。这位老外公还指望着太子继承王位，自己好跟着吃香喝辣呢。老外公希望落空，冲冠一怒，就打算跟周幽王打架。但他只是一介诸侯（申国的，叫“申侯”），个头抵不上周幽王。那只好拉外援。老申侯遂不顾国家利益，竟去勾引犬戎异族，让犬戎跑来攻打他老亲家周幽王的江山，这种引狼入室的卖国做法，基本上跟吴三桂差不多。
犬戎兵高高兴兴地拿着空麻袋来了。
周幽王赶紧击鼓，诸侯没一个来相救的，周幽王喊了半天“狼来了！狼来了，这回是真的狼来了！犬戎狼啊！～～～”扯破了嗓子的老周幽王，被犬戎捉了俘虏，杀死在附近的骊山之下。
犬戎兵在镐京一通抢掠，都运回了老窝。连同小美女褒姒，也被掳走了。
将近三百年的“西周时代”就这样冒着狼烟结束了。
等犬戎兵背着饱饱的麻袋，裹着狼烟散去了，原先被周幽王废掉的太子宜臼，回到了陕西镐京。他在一些诸侯和老外公申侯的张罗下，继立为周平王。引狼入室的老申侯，这回终于心满意足了，他愉快地发现，镐京地区繁华已逝，人民害死，不再是乐土了，人们都拿白眼看着他。来不及互相指责，这时候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犬戎兵再跑来打。大家都不敢待在西边了。
周平王遂在郑武公、晋文侯和秦襄公等勤王部队的保护下，东迁四百公里到了河南洛阳，去中原另起炉灶，从而开启了大周朝的“东周时代”，上演出后来被称为东周之春秋战国的故事。
两千七百年过去了，我趁着出差的机会，来到陕西省西安市以东的骊山脚下，做我自己谋生要做的事情。这里正是从前周人活动过的地方，周幽王被杀死之处，而今却找不到周人的任何蛛丝马迹，只有残冬天气的冷风，从碎碎的山土里，夹杂吹过。而后来灭了周王朝的秦始皇的陵丘，在山坡之余处，倒甚盛，游人也颇隐隐有。
我想到镐丰的旧址，西周故地，试图寻访周武王创国的遗迹和烽火诸侯的往事。然而镐京已经荡然无迹可寻了，只空余一个地名罢了，以及路边一个低矮的小吃店，居然打着“镐京饭店”的木牌子。那曾经煊赫在这块地面上的一整个朝代，只今已抹去仿佛一场梦干干净净了吧。
梓泽丘墟，流水无情。往事已矣，明月常在！
[注释1]《封神演义》的作者许仲琳。
[注释2]《尸子》：“武王亲射恶来之口。”
[注释3]另一种说法是，划分成三个封国，其中一个由武庚领导，另外两个由管叔、蔡叔领导，这三个人合称“三监”。
[注释4]《尚书大传》：“周公……杀禄父，遂践奄。践之云者，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
[注释5]《史记》云：“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周穆王见西王母故事另见《穆天子传》。
[注释6]“彘”的位置在今山西省霍县。
[注释7]猃狁念xiǎn yǔn。
[注释8]夏桀也曾经这样给妹喜演奏过，但我们估计这是后人出于“女人祸水”的偏见，瞎编的。否则，为什么俩人刚好有同样的坏处。
[注释9]nmd——national missile defense，国家导弹防御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