絮言

《文史杂志》编辑部给我出了一个题目，要我谈谈《清江壮歌》的历史背景。据说这也属于“文”和“史”的范围，至少和一个“史”字沾边嘛。说得有理，遵命！而且我这个对文与史缺乏研究的人，竟然也跻身于《文史杂志》的撰稿人之林，岂不快哉！

从四十年前的往事说起

要说《清江壮歌》的历史背景，要从四十年前的往事说起。

《清江壮歌》的女主人公柳一清的模特儿名叫刘惠馨。她是我在中央大学的同学，我们都上的工学院，她学机械，我学化工，一心想当工程师，工业救国嘛。可是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大炮震醒了我们的迷梦，而被卷进抗日怒潮中去。我们都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我们都是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南京的党派人来联系，要我们迅速撤退到武汉去。在南京快要失守的时候，我们凭身强力壮，爬上早已超载的难民船，一路在日本飞机的追击轰炸下，总算大难不死撤退到了武汉。我和刘惠馨在南京时，已经有党员和我们进行过入党谈话，但是我们和介绍人一同进城去找党组织，却已经撤走了，没有办成入党手续。到了武汉，介绍人带我们去安仁里十二号找了董老（必武），董老马上给我们开了一个介绍信，到当时湖北省委办在鄂豫皖边区七里坪的党训班去学习，那个训练班由方毅主持，学习党的知识、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等课程，***曾经来给我们讲游击战术。1938年1月我们结业后，刘惠馨被派到汤池陶铸那里去做农民工作，我被派到武汉湖北省委钱瑛那里去做工人工作。

说实在的，我们当时做工人和农民的工作，都是根据党的统战政策，想真诚地发动工人、农民起来支持国民党抗战的。然而刘惠馨被派到鄂西农村去工作，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作梗，却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被当地政府“礼送”出境。我在武汉也因支持烟厂工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争取抗日活动权利而受到排斥，我所在的“蚁社”也被国民党解散了。我们都奉党之命，转入地下，专门做党的工作，叫作当“职业革命家”。当时我们干的事就是通过党组织发动群众，坚持抗日，然而在当时，抗日是有罪的，我们被列入黑名单，成为国民党特务的追捕对象。1939年党组织决定把我们两个调到鄂西恩施一块儿工作，并建议我们结婚。我担任了鄂西特委书记，她担任了妇女部长，同时做“坐机关”的工作。上级领导机关是中共南方局。我们当时得到南方局的指示，即发动群众，支持抗战，一旦日寇从宜昌进攻四川，便就地坚持游击战争。这完全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的，但是国民党却接连掀起了几次反共高潮，欲把共产党人杀尽斩绝而后快。

恩施那个地方是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所在地，是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大门，***派了他的亲信，以反共起家的陈诚亲自坐镇。他们那时不努力率领大军，发动群众，抵抗占领了宜昌正进窥四川的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却和日军在军事上基本上处于对峙以至休战的状态；在经济上纵容投机分子和日本商人搭伙儿走私，牟取高利；在政治上则图谋与侵略者联合反共。陈诚在恩施一下建立起八个特务组织，矛头都是对准共产党的。1941年初，当***发出全面反共的指令，出现皖南事变后，陈诚比哪一个都积极，对他所统治地区的共产党和抗日进步分子实行拉大网式的搜捕，疯狂地公开镇压。一时黑云压城，形势十分紧张。但是我们鄂西特委并没有在敌人的压力面前后退。

在这以前的1940年，我们在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的领导下，坚决贯彻中央的抗战的方针。充分发动学生与广大职工和他们斗，通过上层地方势力和他们斗，发动农民和他们斗。一时，在许多地方，抗日进步力量还占了上风。陈诚这些反共老手当然知道这都是由于共产党在他们脚下活动。因此，除开公开镇压群众的一切抗日爱国活动外，千方百计要破坏我们地下党组织，特别是想破坏地下党鄂西特委会。南方局洞察敌人的阴谋，派了领导地方党的钱瑛同志带了湘鄂西省委的负责人何功伟同志一同到恩施来，向特委传达了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战机”的方针，反对急躁和暴露。在党内普遍进行预防突然袭击和革命气节道德的教育。并且下决心把一些已经暴露了的骨干党员转移到延安、鄂中游击根据地去，或疏散到重庆等地去隐蔽起来。同时在组织上做了调整，改组原来人数较多的鄂西特委，只由何功伟、我和王栋三人组成；功伟任书记，我任副书记，王栋任组织部长。并且决定领导机关从恩施撤走，功伟到鹤峰（那里有一个伪县长是党员），我和刘惠馨到南路，王栋到北路，找安全地方长期住下来。这样的安排是妥当的，足以抵挡住敌人的进攻。

1940年下半年，因为我和王栋分别到了南北两路巡视工作，何功伟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留在恩施加以处理，没有到鹤峰去，暂时搬到一个防空电台台长（党员）家里去住，连特委的原秘书和交通站长都不知道的。刘惠馨这时怀孕，行走不便，也搬了家，在杨湾一个农民家里租房居住，等待生孩子。当时公务人员怕日本飞机轰炸，搬到乡下租农民房子居住是常事。她的住处除功伟外，无人得知，比较安全。

但由于党内出现了不坚定分子，而且是曾在特委领导机关里担任过秘书和通信联络工作的人。事后才知道，何功伟在恩施城郊曾遇到过去在武汉读书时的一个特务同学，何功伟由于眼睛近视，又不便戴眼镜，没有发觉。而他的上嘴唇有一个刀痕是不易抹去的，即使他化了装，也容易被认准。这样一来，敌人确知共产党有一个“大人物”到恩施来了，下决心要捉拿何功伟。

1940年12月，刘惠馨临产前几天，我从咸丰赶回恩施家里，进行安排，我托原特委秘书郑新民（也就是书中那个叫陈醒民的叛徒的模特儿）通过他的教会关系，在杨湾教会医院找到一个床位。临产的头一天我把她送进这个医院，生产很顺利，只住了两三天，我就接她抱着新生女儿回到杨湾家里。何功伟来看望惠馨，我们还一起研究了工作。我们还考虑，惠馨带着孩子是不好工作的，决定送回我在忠县的老家去抚养。这时何功伟的爱人许云从鄂西疏散到重庆，在那里生了一个儿子，也没有地方安顿，决定和我的女儿一齐送回忠县老家托我的父母代养，他们也来信表示同意。

因此，我们商定：何功伟通知重庆，许云生孩子满月后便由王宇光（正担任特委政治交通到南方局去汇报工作的利川县委书记）带许云和她的孩子到忠县，交了孩子后一同回鄂西。惠馨则等满月后带孩子到利川等我，同我回忠县家里过年，然后回鄂西。因此，我把刘惠馨托给何功伟照顾后，便告辞出发到南路去了。

当我从恩施五峰山垭口顺石板大路步行下山到清江渡口的路上，我碰到了郑新民，他和另外两个人一块儿走上山来。我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人，我也没有和郑新民打招呼，侧着身挨身过去，各走各的路。后来才知道，郑新民那个时候已经被捕，跟他一块儿的两个人便是押送他的特务，只是那个时候郑新民还没有叛变。所以也没有叫我这个老上级当场“出彩”。后来想起来还觉可怕。幸喜我当时严格按照地下党的秘密工作纪律行事，哪怕是自己很熟识的同志，只要没有正式组织关系，碰到了是不能打招呼的，如果当时我和他打一个招呼，哪怕只点一下头，马上就会被特务抓住“恭喜发财”了。

我到南路几个县巡视工作到了利川，正准备去约好的地方找刘惠馨。王栋来了，给我带来一个如霹雳般令我吃惊的消息：何功伟、刘惠馨连同还未满月的孩子一块儿被捕了。当时我听了以后，不只是悲伤，似乎已经麻木了。当我从震惊中醒悟过来时，我已经没有时间去痛哭，必须和王栋一块儿很冷静地来检查事故产生的原因，特别是研究如何善后，堵塞住漏洞。我们流的血实在太多了，不能再流了。我问了一下发生事故的原因，为什么敌人一下就攻入到我们司令部里来？

王栋说，根据目前的材料，是内部出了叛徒，原特委秘书郑新民叛变了。

郑叛变后，并不知道何功伟和刘惠馨的住地，但是他知道刘惠馨不久以前曾经由他介绍到杨湾医院生孩子的事，他无耻地供了出来，敌人便从这个线索派特务到杨湾医院去查找刘惠馨的下落。医院说这个女人生了孩子早出了院，只是约过满月后来复查一次。特务便留在医院守候，甚至故意和一个护士交朋友，从这个护士口中听说刘惠馨的丈夫（其实是何功伟）被狗咬了，前几天到这里来就医过，大概还要来换药。因此特务更是加意在医院守候。果然，何功伟过几天到医院来换药，他当时还不知道郑新民已经被捕叛变，当然没有察觉敌人在监视他。他换了药便走出医院，就近到杨湾我家里去看望刘惠馨。他本来是警惕性很高的，但是由于他的眼睛近视却不便戴眼镜，看不出已经被特务盯住了。他去看望了刘惠馨出来，在乡村小路上特务出手逮捕了他。刘惠馨却还不知道。敌人抓了何功伟以后，随即派特务去抓刘惠馨。特务把这房子包围起来，但是走错了房间，把隔壁一个有孩子的女人抓住了。刘惠馨听到隔壁在吵闹，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走脱，便赶快把留在她身边的一些文件，就火盆上烧掉。当敌人冲进她的屋里去的时候，火盆的火还没熄，满屋的烟尘，敌人还想从火中抓点文件出来，可是刘惠馨望着火盆的余烬笑了一下，便把孩子包好，抱起来，准备跟特务走路了。

何功伟、刘惠馨入狱后，经叛徒的质对，只好公开承认自己的共产党人身份。敌人便梦想以死相威胁，要他们投降。他们两人表现非常顽强，毫不动摇，怒斥了叛徒，不听敌人的花言巧语，决心以死殉革命。他们顶住了各种各样的刑罚，始终大义凛然，怒骂特务，使高层特务和陈诚都大为震惊。他们于无可奈何中，又玩弄花招，表示愿意和何功伟当面谈判。何功伟也同意。他首先抗议在现在国共合作之际，逮捕共产党人。他要求先把他放出去，站在同等地位来谈判。陈诚不敢谈判，又进行利诱，说他很赏识何功伟这个人才，只要何功伟说一句话，从此不再干共产党了，什么手续也不要他办，便可以出去。并且可以在国内各地参观后还公费出国去德国考察，回来以后还可以任命他担任湖北省三青团的头头。何功伟说，放他出去，本来应该，至于干共产党，根据国民党信仰自由和结会结社自由的条文，他有信奉共产主义的自由，有参加共产党的自由，应受保障，不得干涉。至于出去考察，可以，但他要求考察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苏联。敌人又弄得理屈词穷了。陈诚和特务什么花招都使尽了，还是没有办法。他们知道何功伟对父亲很孝顺，便不惜重金，千里迢迢地去敌后武汉把何功伟的父亲接到恩施来，待以上宾之礼，企图叫他以父子之情来动摇何功伟。何功伟得知此事，他写了一封诀别信托人带出送到武汉去，要他的父亲不要来，但是他的父亲没有收到他的诀别信，还是来了。这对何功伟诚然是一个考验。但是头次父子见面，他就跪在他的父亲面前，表明士可杀志不可夺的决心，劝他的父亲回去。在以后的几次父子见面中，何功伟终于说服了他的深明大义的父亲，并动员他父亲替他带一封信到重庆去交给南方局。敌人又以失败而告终。

刘惠馨带着孩子入狱的时候，不声不响，敌人小看了她，以为一个女人，还带着孩子，还不是一压就垮吗？因此用各种威胁加上各种刑罚来对付她，包括虐待她的新生婴儿，希望从她的身上突破一个缺口，进而破坏整个鄂西党组织。但是刘惠馨在一切血腥的风暴面前顶住了，揭穿了敌人一切文的、武的、明的、暗的阴谋诡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下决心带着她的孩子一块儿走上刑场。她把她最后的一点奶挤出喂养她的孩子，给孩子取名“狱成”，把孩子绑在椅子上让她哭，别人问她，她说“叫她锻炼坐牢”。她在狱中做了大量稳定同志的工作，她把党员的表现写成密信，托人带出去交到重庆的南方局。她还给我写了一封诀别信，交给一个出狱的女青年带出来，可惜女青年怕出狱时被查出来而暗地将信烧掉了，这是我在解放后收到这个女青年的道歉信才知道的。

敌人这次一举就突击到我们鄂西特委的核心中来，满以为把鄂西的党员一网打尽，是不成问题的。结果何功伟和刘惠馨以自己的鲜血堵住了这个突破口，没有办法从这里扩大破坏，陈诚终于起了杀机，1941年11月17日把他们两个拉出去杀害了。后来出狱青年说，刘惠馨走上刑场的时候，是抱着孩子去的，但是后来不知道孩子的下落。

我从敌人的追捕中逃脱后，和王栋布置了疏散工作，便急忙赶往万县，去拦截从南方局回鄂西向何功伟传达的王宇光和可能从忠县我家里出发回鄂西的何功伟的爱人许云。王宇光被拦住了，许云却没有碰到。我们在万县陈家坝路口等了几天，没有等到许云。我们决定，王栋留下继续等，我到重庆打听去。当时我一个钱也没有了，混上了轮船，过忠县时，我不敢回家，害怕特务埋伏在家乡等我。我直奔重庆，从我们驻重庆联络站的何功楷处得知许云尚在我家，发了一封电报叫她不要走。我到南方局汇报了情况，南方局决定，王栋再回鄂西作进一步的疏散安排，我则设法潜回忠县，赶快把许云和孩子接出来，要保证他们的安全。我通知我的一个在国民党军队工作的哥哥到重庆来，他也是知情并且同情我的，他来到重庆找到了我。在他的掩护下我偷偷回到忠县乡下，果然敌特已来查问过，被我父亲支走了。我只住了几天，便把许云和孩子送到川西洪雅我大哥家里住下。住了几个月，南方局通知，何功伟是出不来了，决定把许云和孩子送回延安，我把许云和孩子送去重庆。她后来在延安，曾参加了规模盛大的何功伟、刘惠馨烈士追悼会。

我得到何功伟、刘惠馨牺牲的消息时，已在一年之后，那时我已调昆明工作。我悲愤之极。血，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者的血呀，要流到何年何月呢？我特别怀念我那还不满一岁便失去妈妈的小女儿。我有一种朴素的下意识的感觉，她还没有死，也不应该死。我曾托我那个在国民党军队工作的哥哥去恩施探监。虽然他没有被允许看望刘惠馨母女，但是留下了养孩子的两百元钱，我并托他在恩施替我发一封给特务机关的信，警告他们不得杀害孩子，否则解放后将加倍清算。因此我想象女儿还在，但是在哪里呢？我托人打听，直到解放，杳无消息。

找寻烈士遗女的曲折过程

何功伟、刘惠馨牺牲后，他们的英烈事迹，传遍恩施地区。所以恩施一解放，群众便报告他们牺牲的具体地点，人民政府把他们的骨骸迁葬到恩施五峰山上特别修建的烈士陵园里，供群众千秋凭吊。我当时写了悼诗，并询问遗孤下落，还是杳无消息。

1958年我在北京向老上级钱瑛提及此事，她也很关心烈士后代，要我正式提请党委和湖北公安部门帮助查找。我回来就办这事，感谢公安部门的帮助，他们十分重视找寻烈士遗女，组织了一个专案组进行了一年多的工作，行程两万多里。我寻找了二十年之久的女儿终于在北京找到了。但他们是经历了一个多么艰难和曲折的过程才找到的呀。

开始他们像大海捞针一样，漫无头绪，小孩失踪时不到一岁，无名字，无特征，我也不能提供任何线索。他们只有从提审当时的特务和叛徒入手。但是当时的特务有的逃到台湾去了，有的解放后被镇压了，有的下落不明，现在活着又找得到的大半不是当时的重要人物。而他们也各说不一。有的说已经死了，有的说没有死，是杀害刘惠馨，丢下孩子后，被别人抱走了，有的说得更离奇，说是一个特务头子没孩子收养了这个孩子。他们只好循着这几条线索在当地探访，我唯独对已经死了这一条不肯接受。他们打听到说有一个孩子从监狱抱出来，被人送到何功伟的故乡咸宁乡下去了。他们追到咸宁，几经周折，的确打听到1941年有一个从恩施送来交给一个老太婆收养的孩子，说是一个烈士的后代，也是女孩子。这个老太婆生活很苦，还是尽心尽力把孩子养到解放。解放不久，老太婆死了，孩子才不过十一岁，无以为生，被民政局当孤儿收养了。这个孩子后来去武汉考上了一个中技校。这个女孩子的确像是我的孩子，专案组赶到武汉找到这个女孩子，女孩子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孩子，只听说妈妈是在恩施牺牲的。现在有爸爸派人来找，终于结束了孤儿的命运，她兴奋之至，但是当我看照片的时候，完全不像刘惠馨，倒有点像当时我们联络站一位姓金的女同志的孩子，她也是当时被捕，带着一岁女孩子入狱的。她后来在狱中被折磨而死，她的确是咸宁人，这个女孩的岁数正好比刘惠馨的孩子大一岁。刘惠馨的孩子没有找到，找到另一个烈士的孩子也是好事。

在这同时，专案组在鄂中某地又找到一个特务的女孩子，和刘惠馨的女孩岁数一样，但是这个特务解放后已经被镇压了，这孩子是一个孤儿。但是当把她的照片拿来我看后，我肯定不是，后来也得到了证实。

找孩子的线索都断了，只是当时监狱一个姓黄的看守长下落不明，还可查访一下。这时从什么地方找到一个给看守长当过保姆的女人，据她回忆说看守长常常叫他的老婆的一个小名（我已记不起来了），听说是湖北某县的人。因此专案组赶到那个县里去，趁开五级干部会的时候，宣布要查找一个叫什么小名的女人，1941年曾经在恩施住过的。某生产队的一个会计说他姐姐正是这个人，现在某地做买卖。专案组追到那里，那女人支吾其词，不肯说出那个看守长到哪里去了。但是专案组发现她去蒲圻找了一个放牛的老人。这个人解放初以一个国民党军队的散兵身份到这里落了户，曾经集训过，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只是神经似乎不很正常。专案组传讯了他，才弄清了他便是那个姓黄的看守长，改名后潜藏到这里来的。专案组通过找烈士后代却查出了一个潜藏的特务。这个特务被抓到武汉关起来审讯，他一口咬定说孩子死了，但不是他弄死的。但又不提供细节，而且他表现得神经不正常，老追问也不得要领。这个线索又断了。

专案组后来还是在恩施监狱当地进一步发动群众，提供线索。这样才找到了一个老太婆提供一个情况，说她当时是小地主，没有孩子，听说监狱里有一个孩子，父母都被杀了，她想去要来，但后来打听到是女孩子，她就不要了，听说被另外一个没有孩子的女人抱走了。这女人的丈夫是一个电话线路工。专案组从恩施电信档案中查出当时线路工人发工资的名单，果然查到了有一个姓吴的工人，其他的工人说他没有孩子，那年他爱人不知道从哪里抱来一个孩子。姓吴的线路工是扬州人，听说抗战胜利后就复员了。专案组随即赶到武汉，从电信局人事花名册上查到了有这个姓吴的电话线路工人。专案组从街道支部了解到他的女人姓王，正只有一个女孩，户口登记的岁数正是二十，名叫吴翠兰，刚考入北京工业学院学习。这个姓王的女人是街道支部的党员，专案组通过支部找她谈话，她马上承认她和爱人在恩施收养了一个父母都被杀死的烈士的孩子，父母的名字她不知道，她说她入党的时候说过这件事情的。这就很清楚了，何功伟和刘惠馨同时遇害，被误传为夫妻了。当湖北公安厅给我发来电报，我赶到武汉去看到这个女孩子的相片时，我便认定那是刘惠馨的孩子，长得再像也没有了。

以后的事，正像《清江壮歌》中所记述的那样，我到北京，在北京工业学院党委的安排下，和我的女儿见了面，而且的确同时发现何功伟烈士的孩子何继伟也在这个学院和我女儿在一个年级学习。这孩子在我家里养过几个月，后来送去了延安。因此学院党委安排我跟何功伟与刘惠馨两个烈士的儿女见了面。找了二十年的女儿终于找到了，那兴奋和快乐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我写了《清江壮歌》

我找到女儿的事一下传开了，大家都向我庆贺，要我讲述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和查找遗女的曲折经过。许多同志鼓励我把这些故事写出来，以教育青年一代。我虽然也写些作品，但只是一个业余作家，要写长篇，精力、时间、经验都不足。然而在党委和同志们的催促下，在作协和出版社的帮助下，我被挤上了马，把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都利用起来，还开了一百八十几个夜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终于写了出来。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后，又进行了修改，在《成都晚报》和《四川文学》上连载。大家将我上述的历史背景材料和《清江壮歌》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写小说使用了当时的相当多的历史资料，与其说是我写的长篇，还不如说是烈士们用鲜血写的。

出乎我的预料，在《成都晚报》上连载后，争着买《晚报》看的人竟那么多，同时收到大量群众的来信，希望快修改出版。后来《武汉晚报》也进行连载，在湖北引起更多的人关切。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再催我修改出版，我因公务缠身，改得很慢，等待改好出版，已是1963年3月的事了。

书虽然才出了两个月，听说买书的人很多，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然而却不容于“文化大革命”和“造反英雄”们，把《清江壮歌》打成大毒草，批得臭如狗屎，我也因此获罪不少，锒铛入狱了。这种荒唐年代的是非颠倒，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然而我期待着这本小说终有见天日的一天。

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垮台了，我和《清江壮歌》都得到新生，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又重印了这部小说，听说发行了二十几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等地电台也全文播出过。我还能有什么奢望？如果《清江壮歌》曾经在对青年进行教育中发挥过一点作用，即使速朽了，我也是心满意足的。

这便是《清江壮歌》的历史背景。虽然讲得啰唆，但也算摆了一个历史掌故吧。而且其中许多的具体事情，我一直没有说过，借这个机会，我也有了如实地说出来的机会了。

《文史杂志》198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