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四川杂文学会第六次年会学术讨论，出了三个题目，我就这三个题目，拉杂地说一点我的看法，故名之曰杂文杂言。

一、在深化改革促进开放时期，杂文怎样进一步贴近时代生活并加强思想深度？

杂文，或者更明确地说，鲁迅式的杂文，是一定要贴近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改革开放愈深化，新事物层出不穷，需要杂文为之鸣锣开道，当马前卒。旧事物不肯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历史垃圾，需要杂文加以扫除，做历史的清道夫。因此杂文理应贴近生活，并加强思想深度。

正如鲁迅说的，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和现实贴切，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够移情”。所以杂文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又要有艺术的魅力。只有这样，杂文才有历史的穿透力，才能有较长的艺术生命。要做到这一步，要求杂文家有对于新社会诚挚的政治热情和厚实的艺术表现功力。我以为一个好的杂文家，应该具有政治家的洞察世事的能力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应该具有理论家的见微知著、由表及里、深刻分析事物的能力；应该具有学术家那样博览群书，有丰富的中外历史文化的广博知识；应该具有散文家那样汪洋恣肆，文采风流，斐然成章的文字功夫；还应该具有诗人的烈火般的热情和一往直前的无畏勇气。当然，要做到这一步，绝非易事，是我们毕生追求的目标。而这，我想是杂文的特点，也许也是杂文创作的难点吧。

二、当前杂文创作的难点是什么？你是怎样处理和解决困难的？

杂文既然要做改革开放的马前卒，历史垃圾的清道夫，就要像鲁迅那样能爱能恨，敢说敢打，勇于接引光明，鞭挞黑暗。要像他说的“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疾常取典型”。于是杂文难免给人造成“偏激”“片面”，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的印象。这也许就是杂文创作的难点所在。那些反对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阻碍历史前进的人，那些正干着杂文所鞭挞的事情的人，痛恨杂文，并不奇怪，因为戳到他们的痛处，这正是杂文的光荣。但是那些坚持改革开放，正肩负推动历史前进重任、对于稳定十分关切的人，对杂文也发生误解，却使杂文作家感到困惑。要使他们理解杂文正是他们的神圣事业的呐喊者和马前卒，是旧事物和历史垃圾的清道夫，需要杂文作家用自己的作品和客观的社会效果来说服他们。而目前，就要求杂文作家顾大局，识大体，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当前的大局就是中央提出来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一切人办一切事，都要时刻想到这个大局，杂文创作自然也不例外。杂文作家就应该理解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基础。在当前来说，注意稳定尤为重要。我国目前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在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社会各方面体制正在重新组合，各阶层的利益有所调整的时候，人民内部矛盾必然变得更为突出和复杂。各种矛盾的扭结、碰撞、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处理不当，容易出现爆发点，影响稳定。而不稳定，对于我们继续前进，十分不利。那些唯恐中国发展壮大的人，那些唯恐中国不乱的人，是希望见到中国不稳定，甚至参与制造不稳定的。因此在稳定事关大局的时候，我们文学艺术界，自然包括杂文界，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是不能不多考虑社会效果的。特别是有些人本来对于杂文有误解甚至偏见的时候，杂文作家更要在基本立场、主题思想、鞭笞对象、行文分寸上有所注意。针砭时弊，多取类型；真以指事，诚以对人；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有所不为，正是为了有所为。

如果有人说，照你说来，这杂文难写，不如搁笔了。我绝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以为现在正是改革开放深入，社会大踏步前进的时候，更需要杂文为新时代鸣锣开道；阻碍历史前进的垃圾，正需要杂文帮助清扫。我想一个热爱祖国、拥护改革开放、以振兴中华为职责的杂文作家，是甘当新社会的马前卒和清道夫的；是诚心地照顾大局，赞成稳定的。既然立场相同，目标一致，殊途同归，就不应为同道所误解，一时误解了，也容易化解，杂文作家大可不必顾虑重重。我以为现在正是杂文发挥社会效应的时候，也就是杂文大有可为的时候。

三、杂文的战斗性与杂文的多样性有矛盾吗？

我以为并不矛盾。甚至我以为这二者并不构成矛盾。杂文本来是具有战斗性同时又坚持多样性的。杂文应该有战斗性，战斗性可以说是杂文的本性。杂文本来就是要正视现实，直面人生，做新生事物的吹鼓手，发新时代的最强音。而绝不和那种一味粉饰生活，插科打诨，无病呻吟，或逃遁生活，“侃”不及义，闲情逸致，温柔敦厚的人们同调。但是杂文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是坚持多样性的。有些杂文议论某些社会现象，以揭示人生哲理，或深层次地解剖国民性，或阐释历史文化。有些杂文言近旨远，言浅意深，以小及大，说古论今。虽不能振聋发聩，匡时正世，却于世道人心也有些益处。即使如此，也不能磨钝杂文的战斗性。至于杂文文章风格，更应该是多样的，各有千秋，异彩纷呈，是自不待言的了。“双百”方针永远是杂文创作的指导方针。

二

近十年来，我国的杂文呈现出异常兴盛的局面，这大概也昭示着国家的兴盛。综观当前各地报刊，几乎无报无杂文，无刊无杂文，且有专门的杂文报、杂文刊。其中自然有许多思想深刻、情文并茂的作品，但也有不少是，甚至可以说大半是时评和杂感之类的作品。有人说这不是真正的杂文，或者是低档次的杂文。时过境迁，便如明日黄花，其实没有多少生命力。我以为那样的一些时评杂感，仍然是生活所需要的。不过对于杂文作者来说，应该不仅要反映时代生活，而且力求要有较长的艺术生命力，如像鲁迅所做的那样，也不算过分的要求。

鲁迅的杂文的确是既有深刻的思想，又有艺术的魅力。思想要深，文字要精，的确是杂文的要点，然而也是杂文的难点。要透过对现世相的描绘，看出社会的底蕴，这就有赖于真挚的政治热情和厚实的文化素养。杂文的深度总是由作家的思想深度所决定的。至于杂文的艺术魅力，则依靠作家的文字功夫。要使杂文具有个人的特点，个人的气韵和风格，这当然是我们一辈子孜孜以求的事。所以当前某些杂文显得浮浅，穿透力不强，只及于时弊的表层揭示，或者仅止于转弯抹角的高级牢骚，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毋宁说，当前的杂文，只要能表现时代精神，为新事物鸣锣开道，针砭腐朽落后的旧事物，也就不坏；只要能及时产生社会效果，推动改革和建设前进，便是好的杂文，即使生命力不长，也算不得什么。我想，鲁迅在写他的杂文时，他或者想到在政治上要产生什么作用，却未必想到在艺术上要传之多么久远，正如他自己说的，“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他还说：“我只是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然而他的杂文终于成为振聋发聩的警世真言，而今令我们读来，观照现世相，还觉新鲜，真有穿透世纪的力量。鲁迅的杂文总是“和现在贴切，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够移情”，绝不同当时盛行的那种插科打诨，无病呻吟，或闲情逸致，粉饰太平的有闲阶级的小品文，而且他愤恨于那种小品文，他说：“此地之小品文风潮。也真真可厌，一切期刊都小品化，即小品矣，而又唠叨，又无思想，乏味之至。”这倒是足以为当前某些杂文作者引为鉴戒的。总之，我国当前的杂文质量应该提高，这一点大概没有异议，但是要怎么提高，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愚意以为，杂文作家大可以不必刻意追求震撼世界的社会效果，和传之万世的艺术魅力，而应该满腔热情地面对现实，为新事物充马前卒，鸣锣开道，做旧事物和历史垃圾的清道夫，一往直前，义无反顾，同时也在艺术上刻意求工，杂文的质量是一定可以提高的。

给新事物当马前卒，做旧事物的清道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做得不好，说不一定你这个马前卒会被马踢翻，或者你这个清道夫还没有把旧事物清除，反倒先被旧事物清除了。这样的顾虑，大家口里不说，心里明白，于是行文之际，不得不加大安全系数，有时就不得不吞吞吐吐，含糊其辞。用这样的钝刀子割肉，其效果就可想而知，怎么还说得上提高杂文质量呢？我也不想冒充英雄好汉，拍起胸膛说：既然要做新事物的马前卒，要当旧事物的清道夫，难道还怕被踢翻，怕被清除吗？这样前怕狼，后怕虎，还写什么杂文呢？这样的“我以我血荐杂文”的好汉，过去有过，许多杂文作家追求过，我也称道过。但是一旦当他们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触犯了这样那样的禁忌，被无端地“对号入座”，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踢翻，被清理了，有的连笔杆子都被剥夺了，他还能说得上写什么高质量的杂文呢？我竟然还奢谈什么“我以我头祭杂文”和“不要害怕对号入座”的豪言壮语，岂非痴人妄语？这就正应了古代那位糊涂得可爱的糊涂皇帝“何不食肉糜”的笑话：皇帝老倌下去“调查研究”，看见下民连稀饭也吃不上，却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末子？连稀饭也吃不上，还说什么吃肉末子？有时候没有稀饭吃或再不敢吃稀饭的人不是也有吗？所以要说提高杂文质量，恐怕还有一个改善杂文创作外部环境的问题。

恐怕我必须赶紧声明，我不是说过去的杂文创作环境很不好，以至把杂文的质量不够高也归罪于环境，我也不是说一定要有好的环境了，才能写出好的杂文来。我国在1979年的四次文代会上就已经宣布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了，春天难道不是很好的写作环境吗？是的，文艺的春天已经到来，不过正如有些作家说的，这期间时不时也出现过倒春寒，而这也正是春天的自然现象，不足为奇。现在，***同志的讲话，如春风一般吹遍中国大地，他讲话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是不是可以说文艺创作空前良好的环境已经到来，倒春寒恐怕不那么刮得起劲了？那么是不是也可以说，杂文创作空前良好的环境也已经形成了呢？果如此，提高杂文质量的问题就应该多从主观上去做努力了。

我是写小说的，杂文只是偶尔为之，对于杂文创作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如何提高杂文质量，我其实没有发言权。不过从我阅读的很有限的杂文中，也有一点印象，因此也可说一点并非无的放矢的话。

我们过去一提杂文，其含义多是指鲁迅的那种“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疾常取类型”的投枪匕首式的杂文。我至今也还坚持要写好的杂文，应以鲁迅的杂文作为楷模。但是鲁迅所处的环境到底和我们的不同，他那时阵营明朗，旗帜鲜明，以笔做刀枪，向敌人冲锋陷阵，义无反顾。我们现在却面临远为复杂的情况，因为矛盾往往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为多，在针砭时弊，评事论人的时候，特别是为新体制清道，打扫尘埃的时候，在行文分寸上，就不能不注意社会效果，应该多取类型，不涉个人，真以指事，诚以对人，留有余地。出了娄子，如果他遇到的是一个明智的指挥员，他能够体谅自己部下操持杂文这个锋利武器的突击队员的偶尔失手和误伤，倒也好。如果不是这样，特别在“左”风甚炽的时候，追究起来，在鸡蛋里挑骨头，就不得了，给杂文戴上“偏激”“片面”的帽子，是最容易不过的了。我相信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杂文作家，是无比热爱党所领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是拥护改革开放的，所谓“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在写杂文的时候是懂得实事求是，具有善意和热情的。但是我并不主张用钝刀子割肉，杂文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和品格，要保持犀利、尖锐和明快。我也不主张对什么事情都那么温柔敦厚，把笔尖磨得圆滑光溜，谄媚得那么可爱。我更不敢苟同只写歌颂式新调杂文高见，也不敢苟同把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引入到杂文写作队伍中来。那种以卫士自居，经常张大眼睛，观察阶级斗争新动向，随时准备运而动之，批而判之的“文革”遗风，对于杂文创作未必是有益的，而且也未必是合于时宜的。至于为求自保扣发作品的做法，事非得已，用心良苦，理应体谅，却总不是一个杂文作家之所应为。鲁迅式的风骨，我以为是作家为人的楷模，也是杂文作家应该具有的品格。

过去我对那种一般性的浮泛之论的时评，那种转弯抹角，隔靴搔痒的杂感，目为不是杂文；也不欢喜那种以旁征博引为能事，吞吞吐吐地说古论今的杂文；而主张以直面惨淡的人生，直抒胸臆，敢说敢议为能事。这其实是书呆子的迂腐之见。时至今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前进，人民的事业需要更多的清道夫和呐喊者，因此杂文创作队伍以越广大越好，杂文样式以越多样越好，不可拘于一格，囿于一隅。这个我已经在前面说过，无须在此喋喋不休了。

三

近几年来，杂文颇有兴盛的景象，阵地在不断扩大，好作品在不断涌现，征文和评奖活动日益增多。

目前散见于报纸杂志上的杂文，的确反映了现实生活，体现了作者“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精神。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精神，不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不敢于去鞭挞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消极因素和历史沉渣，就丧失了作为一个新时代杂文作家的最起码的品格。这就是鲁迅所开拓的杂文传统，曾经起了振聋发聩，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鲁迅式杂文和当时风行于报刊上的那些表现士大夫闲情逸致的杂文也就是小品文，是严格区别开来的。他反对那时林语堂提倡的那种插科打诨式的幽默，反对周作人、刘半农那种炉火纯青般空灵的散文。虽然他们都是鲁迅的朋友和亲人，虽然那些散文在艺术上颇可一读，甚至比某些报屁股上的不痛不痒的杂文更有味道一些。然而当时的时代最迫切需要的是以鲁迅式杂文为代表的直面惨淡的人生，做时代感应的手足，针砭时弊，敢说、敢怒、敢骂、敢打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这对推动历史前进，唤醒昏睡的人民，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从艺术上说，也出现了像鲁迅式的那样能够传之久远的杂文精品。这比那些精致的摆设式的小品文的生命力要强得多。我以为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鲁迅式的杂文。

要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高的鲁迅式的杂文，就要作者卷进时代的浪潮里去，努力做到“世事洞明”而又保持“赤子之心”，不要沉湎于“人情练达”，学得世故和油滑。那种一贯阿谀逢迎，把杂文当敲门砖的文人，是不宜于写杂文的。就是那些不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复杂的现实，不敢于以笔代刀，仗义执言，解剖社会，解剖人的灵魂，而习惯用钝刀子割肉的文人，也写不出好的杂文。这正是鲁迅式杂文和目前某些杂文的分野之处。因此，还要不要鲁迅式杂文，成为当前杂文创作中的争论之点。

现在出现某种新论调，说现在已经不是杂文的时代，再也不需要“鲁迅式笔法”的杂文，而应该取代以新时期的杂文了。什么是新时期的杂文？恕我谫陋，我至今还没有读到这种新杂文的典范之作。但是这种杂文的宣言式的文章，却是已经拜读过了。那文章上说从官民一体的原则出发，反对和清除官僚主义习气，改革弊政，它匡正时弊的目的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宣言上说的这些原则，我想写杂文的作家谁也不会反对吧。我们提倡的鲁迅式的杂文之所以针砭时弊，反对官僚主义，不也正是为了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我们的党更有效地进行对各方面的领导，而绝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削弱或反对党的领导吗？我们在使用杂文这个武器的时候，一定要分清敌我是非，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那么目标既然一致，原则也无差别，无论什么“式”的杂文，都可以各呈异彩，不应该存在哪一种杂文已经过时，应该用什么一种杂文来代替的问题。倒是要求在宣言之后，拿出够质量的杂文来。如果不是这样，而斤斤于所谓“鲁迅式杂文是不民主的产物”，而新时期的杂文则是民主的产物这种玄学式的讨论，倒使人怀疑起来。这玄学的后面到底隐喻着什么？是不是杂文要定于一尊？然而这和党的“双百”方针不是背道而驰吗？

我认为鲁迅式的杂文并没有过时，我仍然坚持写鲁迅式的杂文。但是我倒也不那么顽固，如果有新时期的杂文典范之作出现，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的确比鲁迅式杂文要高明得多，我为什么不顶礼膜拜，并且跟着去创作呢？

四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常常听到“当作家是危险的职业”这样一句话。毫无疑义，写针砭时弊的杂文的杂文作家，自然是危险中更危险的人了。现在说当作家危险的话，很少听到了，但写杂文的人，却是余悸犹在。而余悸中最大的余悸就是害怕那些心中有鬼而又权力在握的人来自动对号入座。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兴问罪之师，打上门来。所以写杂文的人提起笔来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

然而我以为不用害怕。这正是证明了，你那“论时事不留面子”（鲁迅语），支持改革、拥护新生的杂文发生了作用。在以改革为主旋律的时代里，新的东西呼唤着自己的出世，旧的东西却不愿退出历史舞台，美好、先进、光明与丑恶、落后、黑暗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以犀利的笔做扫帚对一切落后的、陈腐的、黑暗的旧制度、旧思想、旧习俗以及种种精神垃圾实行无情扫荡的杂文便应运而生，且富于生命力。目前几乎无报无杂文，无刊无杂文，便是证明。那些挂着革命招牌却满脑子赵太爷不准革命的旧思想和有瘌痢头的阿q对于光亮的忌讳，要来对号入座，是不足为奇的。敢说、敢打、敢哭、敢笑、敢“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杂文作家，即使被人对号入座，又算什么呢？这不正是证明你的“砭痼疾常取类型”（鲁迅语），击中要害了吗？即使被来对号的人挥舞权力棒，又能怎么样呢？时代到底变了，保护作家的创作和言论自由的《宪法》早已公布，日益受到社会的尊重，谁还想再干一言而致人死命的蠢事？到头来将证明那不过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五

《青年作家》编辑部把在该刊《刺梨儿》专栏上发表的讽刺小说选编一集，交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无疑是一件好事，然而使我回想起许多事来。

“讽刺是永远需要的。”这是1942年***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话。我相信这是真理。解放后，文学泰斗茅盾不止一次说到要提倡讽刺文学，我也有此同感，并且想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响应号召。因为我相信，我们正经历着从一个旧的社会过渡到一个全新的社会的伟大转变。一些陈旧的、落后的以及反动的事物总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要和新生事物进行垂死的斗争。由于旧的事物是不合时宜，逆潮流而动的，它们在历史上是不得其所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然而偏偏要把自己的无价值表现为有价值，把被历史扬弃的东西顽固地加以肯定，于是不得不显出其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本色，于是不能不在新社会中出现许多啼笑皆非的事件和荒唐可笑的人物。马克思说过“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它的喜剧”。又说“为了使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为了“把陈旧的生活方式送进坟墓”，自然就会出现把历史上已经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的喜剧。于是作为“喜剧变简的支流”（鲁迅语）的讽刺文学便应运而生了。讽刺文学家就是把那些在历史上“不得其所”的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将其落后而顽固、色厉而内荏、空虚而自鸣得意的本色揭示给读者，从而肯定新生的事物，肯定历史的前进。

我想从这个关于讽刺文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可以明显地引申出一个道理来：在一个社会中越是讽刺文学鼎盛，越是显出这个社会的强大和对于自己存在的自信，越是敢于把从旧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种种痼疾和丑恶揭发出来，以求得早日疗治，使自己更健康地成长；越是对自己丧失信心，便越是讳疾忌医，不容许讽刺文学存在，视讽刺文学为洪水猛兽，以为是对自己存在的威胁。我正是相信我们的新社会是强大和健康的，不害怕把无价值的东西从自己身上剔除干净，才满腔热忱地动手写起讽刺小说来的，而且的确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开始了，我因为几篇讽刺小说而犯了弥天大罪，不仅身陷囹圄，而且要忍受那些可怜的“笔杆子”们无穷无尽的大批判，接受那些有本事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能够把白的说成黑的的勇士们的“缺席裁判”。于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变成一片“干净乐土”，不仅讽刺绝对不需要，而且歌颂太阳的光亮也可以被认为是对于阿q的瘌痢头的影射。他们看来是大权在握，对文化人可以斩尽杀绝，然而对自己总是怀着惴惴不可终日的心情，毫无自信。于是在我们的文坛上出现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和专门家，他们不用理智而是用他们的主人所赋予他们的鼻子去嗅出一切有讽刺痕迹的文学来，于是文学尚且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何况使他们恐惧的讽刺文学呢？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他们的倒行逆施，他们的色厉内荏，正给文学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讽刺文学素材。于是在他们垮台之后，在中国出现了最兴盛的讽刺文学，不仅讽刺了那些讽刺文学的禁止者，流风所及，也讽刺了三中全会后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落后思想、行为和弊端，使讽刺文学达到比较繁荣的境地。

但是，平心而论，就当前讽刺文学的现状来说，还不令人满意。现在写讽刺作品的作家还常常因为笔锋所及，扫到一些缺乏自知之明的当权者脸上的灰尘，从而带来不愉快的后果，心有余悸。于是现在某些讽刺作品的作家不得不把笔锋磨得圆钝一些，读起来像看钝刀子割肉一样令人沉闷；或者不得不贴上一些预防性的自卫盾牌式的情节和语言，读起来总觉得吞吞吐吐，不知所云；或者不得不在作品的末尾加上一个扬善惩恶的光明尾巴，至少要加上一些退路话，说这不过是无伤大局的个别现象，相信或但愿这种现象会很快消除云云。有这样的余悸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对讽刺文学说来，却是致命的弱点，至少会使讽刺文学大为减色，难以起振聋发聩的社会作用。但是在这同时，不可不注意另外一种倾向，就是那种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嫌，立意在于丑化新社会，以冷嘲热骂来以逞一快的讽刺文学。作者似乎还不懂得鲁迅的话——“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事实，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并且也不懂得***同志所说的“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这种乱用的讽刺文学，在鲁迅看来，其实不是讽刺文学，他说：“如果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这便是所谓‘冷嘲’。”归根到底，我们现在的讽刺文学必须：第一，注意立场；第二，注意真实；第三，要有热情。一句话，要实事求是。不然就有陷入乱用讽刺的辙迹中去的危险，而且也给了忌讳讽刺的人以口实。这对于发展讽刺文学也是不利的。

尽管如此，我相信讽刺文学必将因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而进一步繁荣起来，并日臻完美。讽刺文学作家也终将解除余悸，放手写作，把讽刺文学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境地。为什么？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时代，改革之风势不可当地吹向每一个角落，改革与反改革，因循守旧和锐意革新，传统观念和新颖思想，陈旧的生活方式，落后、愚昧、腐朽的东西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精神之间会展开更加激烈和复杂的斗争。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将要出现，一些荒唐可笑的人物将要出台，这给讽刺文学提供了用武之地。讽刺文学必将和其他文学一样，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历史前进，发挥自己的作用，也将为文苑中一直不很繁荣的讽刺文学，增添新的活力，为百花中这一枝花开得更加鲜艳，开创一个新局面。

《青年作家》从发刊以来，一直坚持开辟《刺梨儿》这个专栏，《现代作家》也开办了讽刺小说专栏，不管它们已经发表的讽刺小说水平怎样，不管这些作品还有多少可以研究的问题，但是它们的存在就是一个胜利。其实我看其中有不少好的作品。即使还算幼稚吧，那有什么关系？鲁迅说：“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幼稚是会成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正因为这样，我乐意为《刺梨儿》的选集作序。

我想还是用鲁迅的一段话来与讽刺文学和一切文学的青年作家共勉，并作为本文的结束：“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运行，现在新的、年轻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青年作家》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