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文艺》编辑部最近给我写来一封信，并附寄来一本新印的《红岩》，要我为《红岩》的重新出版谈一点自己的感受。

当我打开邮件，一眼看到新书的封面上红岩和苍松依然那么坚实地挺立在灿烂的云霞中，真使我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我想欢笑，我想高呼，我想告诉每一个我碰到的同志：“《红岩》又出世了！”可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沉思默想着：要不是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红岩》这本小说恐怕再也没有出世的机会了，那些为了中国革命进行过无比英勇的斗争，不惜抛头颅洒鲜血的许多烈士也将永远含冤地下了。像这么一本在十几年前发行过几百万册，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有着广泛影响，起着很好教育作用的小说，竟被“***”禁止出版，书和作者以及在***主持的南方局领导下的川东地下党和英勇牺牲了的革命先烈们竟遭到***的恶毒咒骂，颠倒是非以至于此！

现在党中央把被“***”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颠倒过来了。《红岩》和大量其他的文学、电影、戏剧、歌曲作品又重见了天日。过去广大读者强烈希望《红岩》和其他优秀作品能够再版，我也曾对《红岩》作者说过，我要为这书的重印而斗争，希望在有生之年重见红岩和苍松。这个愿望到底实现了。我怎能不为之热泪盈眶呢？在重庆国民党集中营壮烈牺牲的先烈们啊，你们的沉冤得到昭雪了！

二

编辑部来信还希望我谈谈《红岩》的创作情况，以及我对这本小说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的理解和认识。《红岩》这部作品为什么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是值得研究的。过去已经发表过不少评论文章，将来可能还有更多的评论文章，我并不是文艺评论者，实在没有发言权。那么，作为一个和《红岩》的作者比较熟悉，十分喜爱这个作品的人，作为一个从这本书开始酝酿直到修改、定稿、出版，始终寄以关切之情的人，就谈谈我所知道的关于《红岩》的创作情况吧！

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同志本来并不是作家，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小说。解放前他们都是青年学生，参加了地下党组织，进行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被关进重庆“中美合作所”。就是因为他们有那么一段在“中美合作所”坐牢的生活经历，有那么多共产主义英雄形象在他们的记忆中冲撞欲出，有那么多青年渴望从这些先烈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又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和朋友鼓励他们，催促他们，甚至“压迫”他们写出来。他们写出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还不算，还要写小说，使这些英雄人物长留天地之间。于是他们就写起小说来了，当作一个义不容辞的政治任务写起来了。

首先，这部小说的写作，是和实际生活中那些革命烈士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分不开的。虽然书中整个故事的发展和实有的已有所不同，有所发展和集中；书中主要人物的斗争活动、精神面貌，和所取模特儿也有所改变，有所概括和提高，但是，有许多的斗争情节仍是主要取材于实有的事情，有许多英雄人物的斗争活动和事迹，仍然是脱胎于有名有姓的实有人物。大家只要把这本小说和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比较起来一读，就明白了。而且大概可以发现，现在小说中最动人的情节，最令人崇拜的英雄，往往是从回忆录中实有情节和实有人物身上取出而加以渲染写出来的。所以说，假如没有那些先烈的鲜血凝结于其中，我们恐怕很难读到这样一本好小说吧。许多同志说这是一本“血写的书”，我看真是这样。我想这本小说的成功是和先烈用鲜血写成的斗争事迹所提供的坚实的基础分不开的。

其次，作者本身的生活经历，也给这本小说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生活基础。假如作者没有参加过当时的地下党斗争，没有坐过牢，没有和那些英雄人物朝夕相处，亲眼看见并且亲自参加那些英雄们领导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而想写出这样一本动人的小说来，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党的关怀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对这部小说的写作也有很大帮助。党组织给他们提供大量的资料和档案，提供许多访问的线索，让他们提审当时的特务。原来地下党的同志对这本小说莫不寄予殷切的希望，主动提供材料和意见。这些都更加丰富了作者的生活，弥补了他们自己生活的局限和不足。

但是如果只有党的关怀、群众的支持、烈士们的英雄事迹和作者的生活经历这样一些客观的条件，而作者在主观方面不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不辛苦地磨炼自己的写作技巧，不进行艰苦的劳动，要想写出这样一部比较成功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

起初《红岩》作者的写作能力是并不很强的，文艺素养也的确不足，写起来不那么得心应手，甚至是困难重重的。但是他们毫不畏缩，坚持写下去，并且边写边学习文艺知识，不断提高自己。我想说几个数目字也就够了。《红岩》这部稿子从酝酿到成书费时十年之久，这部四十万字的书写过近三百万字的稿子，曾经彻底返工三次，大改五六次，小修小改就无法计数了。而且还要说，在酝酿和写作过程中，作者曾在重庆、成都两地几十万青年学生和干部中作过一百多次报告，这每一次报告，作者告诉我说，实际上也是一次创作过程。

《红岩》初稿写成后，在请人看稿、开会讨论中，许多同志，其中包括文艺战线的老战士如沙汀同志，一些党政领导同志和当时地下党的一些同志，对初稿寄予热情的关怀和鼓励，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评，有的甚至是近乎挑剔的批评。我就曾经因为望之切、责之苛，对他们大发议论，几近泼冷水。作者到底是受过党的多年教导和在严峻的监狱斗争中受过考验的，他们并没有在赞扬面前沾沾自喜，也没有在严厉的批评面前灰心丧气，他们曾来信说：“这不是个人写小说的得失成败问题，而是那些先烈不容许我们怠工，一定要坚持下去。”因此他们虚心研究各方面的批评和建议，同时还阅读大量的文艺书籍，借鉴于优秀的文艺作品，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重新进行认真的修改。特别值得强调的是，他们在修改过程中，更加认真地学习***著作，特别是《***选集》第四卷。这不仅给他们了解小说的时代背景提供极其清晰的概括，而且使他们能够在小说中，始终贯穿着对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在艰苦斗争中的机智勇敢、有胆有识，和始终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这样一来，小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人物变得更崇高和伟大了。这样又几经修改，才交付出版。

在《红岩》的创作过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部好作品的出世，必须遵循***的教导，首先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经过相当时期的酝酿，然后才进入创作过程。同时在创作和修改中，除开继续坚持学习***的著作，坚持用***的文艺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外，还要大量阅读、学习优秀作品，不断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磨炼自己的艺术技巧。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反复锤炼，才能成功。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偷巧的地方。

三

编辑部来信还希望我就“***”对《红岩》的攻击和扼杀有所批判。系统的批判我是无能为力的，但是我想在此借《北京文艺》的宝贵篇幅，把***妄图利用《红岩》为自己树碑立传，后来又疯狂地诋毁《红岩》和作者，诬蔑川东地下党，借以恶毒攻击敬爱的***的罪恶勾当加以揭发，想来不会是全无意义的吧。

为了说明问题，还是从粉碎“***”以后，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同志给我的多次来信谈起吧。据杨益言同志说，1965年初，***把他们找去参加她亲自主持的改编《红岩》为京剧的讨论会。但是，在会上***不谈京剧改编的事，却对作者谈起小说修改的事来；她也不谈整个小说怎么修改，却只说“我研究了两个多月，你们这本小说的江姐可以改得更好，你们应当把她改好，让她流传下去”。怎么改法呢？过了几天，她又把作者找去，别有用心地说：“我国民主革命很丰富，但英雄形象中女的写得好的太少了，地位高的女共产党员写得太少了。”因此，据她说：“江姐写的是政委，是现有作品中女共产党员地位最高的，应该把她当作民主革命时期女共产党员的典型来塑造，她的性格应该是能文能武的，以文为基调，带几分英气。她不仅善于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而且善于进行秘密非法的斗争。”***给作者定了修改江姐的调子以后问作者有什么困难，作者说小说中的江姐是以在渣滓洞英勇牺牲的江竹筠烈士作为模特儿来写的，烈士的事迹只有这一些，不大好改。这时***就说：“你们重庆材料不够，在全国收集。”向谁收集呢？她没有说。但接着就厚颜无耻地吹嘘起她自己的“革命”历史和介绍据她自己称“很复杂”的性格来。从20年代一直吹到60年代，把她一生中许多乌七八糟的经历和感受都编造起来，吹得天花乱坠。连她的语言、表情都与小说《红岩》描写的人物发生联系，说她怎样出身贫苦，在学校和一个少爷打过架；说她在上海也被捕过，坐过牢；说她和特务也打过交道，怎么进狱后又哭又闹，把敌人弄得没有办法，只好把她放了；说她刚入党的时候，也办过像《挺进报》那样的油印小报等等。在她的全部讲话中，从不提任何别的女同志或提供别的素材，就是赤裸裸地把她自己这个“模特儿”推荐给作者。她虽没有明说，但使人一听就明白，她要求改写的江姐不是别人，就是她***自己。并且早在1965年的这个时候，***就兜售她那反动透顶的“三突出”，说什么写作要“三突出”，要突出正面人物，主要人物，《红岩》中就是要突出江姐。

***这么伪造历史、毛遂自荐以后，对于作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又是留他们在北京过春节；又是派人送票请他们看京剧和舞剧；又是托人把据说是她家仅有的两部《***选集》送来，总之想尽办法笼络作者，要他们按照她***这个模特儿来改江姐。但是，作者是否领会了她的意图，她不放心，于是又派人摸底，问作者听了她的修改意见有什么感想。作者反问：***是不是要照她的样子来改江姐？***对于作者猜中了她的暗示，哈哈大笑，十分得意。她同时下令，京剧、歌剧、电影都要照她这个路子搞，声称要在十年之内完成从小说到电影等四个品种的修改和改编。她梦想随着岁月的流逝，她就可以取江竹筠而代之，这些作品中的江姐就是写的***，从此可以名传千古，使她成为“文武双全的女英雄”。

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她始终没有得到作者愿意“为王前驱”的效忠表示，江姐也始终没有改。她恼恨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恶毒咒骂，胡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华蓥山游击队都是叛徒”。她一棍子把《红岩》和作者打入十八层地狱，一棍子把那么多的烈士打入十八层地狱，并且株连了许多当时的地下党员，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更恶毒的是诬蔑地下党实际就是诬蔑当时领导地下党的南方局，把矛头指向主持南方局的***。蛇蝎之心，可谓毒矣！

革命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却把文艺作为她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工具。她妄图利用《红岩》为自己树碑立传，后来又疯狂诋毁《红岩》及其作者，恶毒攻击敬爱的***，她的这番丑恶表演，充分暴露了她的狼子野心，暴露了她利用文艺大搞阴谋活动的反革命嘴脸。如果真的照***说的那个样子修改江姐，修改《红岩》，那么，岂不是把叛徒打扮成英雄，岂不造成人妖大颠倒吗？那还有什么革命文艺可言？

但是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嘲弄历史的人总逃不脱被历史嘲弄。***妄想把群众对烈士的崇敬移到她身上来，用烈士的鲜血在她的脸上贴金，结果却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而无数革命先烈都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功业却光照日月，如红岩挺立在人间！

热烈祝贺《红岩》的重新出版。让我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创造出更加光彩夺目的文学艺术作品。

《北京文艺》197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