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敌后所领导的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起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砥柱作用。在国统区（即国民党统治区，那时叫大后方，其实不确切），由共产党中央领导的南方局，实际上也起了政治领导作用。以坚持抗战、团结、民主、进步的正确思想进行统战工作、文化工作，领导地下党的斗争，确实在国统区起了政治领导作用，对国民党的某些上层领导的投降、反共、倒退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啻是国统区人民众望所归的灯塔。事实上，在国统区一直存在着抗战与投降两种力量的斗争，就是汪精卫叛逃分化出去了，仍然存在着搞投降、反共和倒退活动的顽固派。所以我们党一直提出“三坚持、三反对”（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直到抗战胜利。如果没有抗日根据地的坚持抗日斗争，没有国统区人民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对顽固派的坚决斗争，恐怕在英美对日本宣战之前，便向日本妥协投降了。事实上一直有日本和南京的上宾在重庆和国民党座谈和平反共协定，事实上叫嚷“宁亡于日，勿亡于共”的大有人在。就是英美对日宣战了，***还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国民党里的大多数军政人员是主张抗日的，但不居于统治地位。只有共产党南方局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进步力量，包括国民党里的主战派所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团结抗日，坚持民主斗争，才使抗日坚持下来。
这是极其复杂的斗争，是抗日正面斗争的一个侧面。在这种斗争中，南方局及其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斗争，文化战线的斗争，《新华日报》的斗争，以及南方局领导下的各地地下党的斗争，比如昆明“一二·一运动”的斗争等，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也忍受了极大的牺牲。就是国民党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和上述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也是十分复杂的。这是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上斗争之外的另外一条战线的斗争，呈现出更为犬牙交错的斗争局面，更为壮丽辉煌的复杂景观。包括国共两党，民主党派，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直到基层的劳苦大众，全都卷了进去。有文的也有武的斗争，有公开的也有隐秘的斗争。多少慷慨悲歌，多少壮烈牺牲，多少英雄人物，多少卑鄙小人，多少巧妙斗争，多少阴谋诡计……可是这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用文学的形式和其他文艺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不算多，够得上称为史诗式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了。这实在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
我不是说当时抗战大后方的抗战文学不行，当时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了广大文艺队伍，做了很大的努力，出现了很多好作品。但是他们那时在政治上是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不可能放开手脚，展露他们的才华。我以为像中国抗日战争这种决定中国之命运的斗争，中国唯一的一次反对外国侵略取得完全胜利的斗争，不产生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是不合理的。现在许多资料逐渐散失了，许多知情人先后谢世了。如果不努力提倡作家和艺术家从事这方面的创作，这将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历史性错误。幸好的是，这几年颇有几位文学界的朋友，不去趋赶时髦，甘于寂寞，从事这方面的耕耘，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如周而复的以《南京的陷落》开卷的一系列抗战文学作品，已经出了六本。王火的《战争和人》皇皇三册，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切入的抗战文学作品。这都是早已为大家瞩目的作品。我相信将会有更多更大的著作出世。当时党的南方局所领导的极为复杂的各条战线的斗争，工人的、农民的、学生青年的，民主党派的、国民党内部的，上层和下层的，合法的、非法的，和平的、武装的斗争，那么尖锐复杂的斗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和烈士，都应该在文学作品和各种艺术形式里有所反映。这将是我们的精神财富中最宝贵的部分，可惜似乎还反映得很不够。
这件事情我以为不能听其自流，应该有意识地提倡和组织。须知亲历其事而又能够从事这方面创作的老作家已经不多了。而年轻一代的作家，当然更多从事现实生活的刻绘，愿意涉猎这方面题材的作家不会很多。这里现实地存在一种危机，希望能引起文艺领导的注意。我常常有一种胡思乱想，现在颇有才华的某些青年作家，与其把精力放在神聊胡侃上，放在猎奇斗艳上，放在卿卿我我的杯水风波上，放在无聊的插科打诨上，以此来创造作品，哗众取宠，何不拿出一些创作时间来，认真写一写我们伟大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斗争历史呢？我不相信那样苦苦追求的纯而又纯的作品，便一定是艺术精品，而写自己民族可歌可泣的奋斗史，歌颂那些用自己的鲜血来为民族开辟道路的英雄的作品，便是廉价的政治宣传品。我对于那些深入中国历史，努力刻画我们远古先人事迹的青年作家，特别是刻画我国一百年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悲惨遭遇和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事迹的青年作家，历来表示钦佩。从他们中将要出现《战争与和平》这样伟大作品的作家。
也许是年纪大了，思想老化吧，我对于当前我国文学春色满园，百花齐放，创作繁荣，深信不疑。但对于某些文学现象，也不尽以为然。有些作品，越来越脱离时代和政治，越来越淡化生活，或者越来越以追求“新、奇、怪”为能事。有的不怕浪费别人时间，尽在那里喋喋不休地神聊胡侃，故作高深；有的力求清淡到几乎不食人间烟火；有的自然主义地专门表现民族的落后和愚昧，展示丑陋；有的以搜求人间隐私、社会秘闻为乐，借以赚钱；至于“枕头、拳头、噱头”的“三头”作品，早已充斥银屏，不惜请古人为我们在屏幕上大展拳脚功夫，也已见多不怪了。我知道出现这样的现象，是有其社会和历史原因的，有的就是对于我们过去文艺政策的反弹。但是我总以为这对于当前的文学繁荣，未必是有利的。
我还以为文学作为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灵魂工程师自命的作家（有的人说不当这个灵魂工程师了，到底他要当什么呢？没有说），是要有一种历史责任感的，写的作品总应该于世道人心有益，总应该像***说的“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吧。一个作家，无论古今中外，是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的，是不能对于现实无动于衷的。最近作家李格非谈到现在文坛景象时说：“我们有整天躲在大漠深处捏造一些赌徒、怪客、马贼的作家，有沉溺于偎红倚翠、争风吃醋、大户人家的隐私秘事的才子，有仿古风格的美文爱好者，用死去的语言描述当代生活的文体异癖者，还有闲适的笔记体作家，油腔滑调的市民趣味贩卖者，对往昔岁月梦魂萦绕，伤感怀旧的文人……然而我们就是缺少对于现实投注热情，表示关注的优秀作品。”他说，“我们的文学对于现实却无动于衷，文学不屑于和当代现实生活发生联系，不屑于参与社会变革。现代的文学缺乏血和肉，缺乏有力地把人提升起来的东西。”李格非说的也许绝对化一点，但是他说出的当今文坛的某些不良现象，的确是存在的。这对于繁荣文学未必有利。但是在百家争鸣之下，有的作家却对于这种“文学离开现实太远，对老百姓漠不关心”的批评不以为然，而且他的观点是颇有市场的。他说：“这种批评给我的感觉是，文学未干预生活，缺乏正义感，未替老百姓抱不平。事实上文学本身担当不了生活的法官。以为作家可以担当生活、现实的裁判者，这是一种幼稚。”他说，“要求作家以文学当武器，对生活大砍大杀，倒是不现实。”
我想说现在再没有谁把文学当武器，对生活大砍大杀的了，那是过去年代的事。但我想文学至少应该满足人们的艺术享受，从而得到性灵的愉悦，灵魂的净化吧，就是那些纯然只起感官娱乐作用的作品，也不应该毒化人们的心灵，也就是说寓教于乐，要起点潜移默化的作用，有点从精神上“把人提升起来的东西”吧。然而当前文坛上却不乏宣传“文学就是文学”，要“回到文学本体”的理论，以及根据这些理论所进行的创作实践。要求文学远离社会，淡化生活，避政治如瘟疫。于是就出现了李格非所列举的文学现象。而且这似乎逐渐成为创作颇为时髦的倾向，这样的作品受到文学界广泛的吹捧，视为典范。
可以想见，那些关注现实，反映生活，带有主观倾向性，特别是政治色彩的作品，就很不时兴了。至于像我们这些只能根据自己熟悉的革命生活写出的革命斗争作品，那简直是活该“背时”（四川话“倒霉”之意）了。这样的作品写出来不易出版，就是出版了印数也很少，起不到我们所追求的社会教育作用。有的已经搁笔，说起来实在叫人寒心。
我一直是写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除开缅怀和纪念革命先烈外，也有想起一点革命传统教育作用的意思，我是为此而写作的，也是因此而进入到作家行列的。过去写过一些作品，如《清江壮歌》，前后两次都印了二十万册。《夜谭十记》开印就是二十万册，因此起过一点教育作用。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我还有许多可写的。但是因为起不到我所希望的教育作用，兴趣大减。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向我预约的描写四川革命斗争史的长卷《风雨巴山》，因为上卷《雷神传奇》出版，印数不到两千，没有我预期的社会效果，虽然中卷已经写了并在刊物上发表了一半，下卷也以《老三姐》《接关系》《小交通员》等短篇形式发表了近三分之一，我还是决定不再写下去，不交出版社出版了。既然没有社会效益，我何必做劳而无功的事？我写的作品还算好，大概有地方出版，但是我知道有许多老同志写的革命回忆录或革命小说，却找不到地方出版，只好自费出版发行。
我想提一个建议，建立一个“老干部出版基金会”，专门为那些老干部写的有出版价值的书稿提供帮助，使之出版。然而我想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而且会为那些叱咤于书店和地摊的文人们耻笑。然而我仍然认为，如果我们只近视到看到眼前一点蝇头微利，便忘记了从长远看在精神文明上所蒙受的祸害，我们将受到历史的处罚。我想谁也不会反对市场经济，出版事业也在市场经济中运转。但是我们可不能忘记书籍这种特殊商品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性的，而且中央一直是强调社会效益第一的。
我的这一番发言，也许离开讨论抗战文学很远了，但是心所谓危，不能缄默。而这就牵涉到陈文同志的创作了。陈文同志过去早已涉足文坛，后因忙于行政工作，放下了手中创作的笔。现在他退下来有时间了，便大写特写起来，近两年出了两本小说，一本是《秦吴芳一家》，一本就是现在出的《深情》。他是一个老干部，他写的都是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我都看过稿本并和他讨论过。他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用朴实的文字，力求形象地再现四川革命斗争中的一些人和事，许多都是他亲身经历过或亲眼看到听到的人和事，写得十分情真意切，几乎可以说是纪实小说。那些人物是鲜活的，所以如实地记录下来，便都站起来了。许多事迹是令人感动不已的。他的后记里说明他写的人家是真的，一家人投身革命。在革命年代里，我们所亲眼看到的许多人物和事件，就是那么可歌可泣，那么神奇变幻，比某些作家在作品里（有的且是喧腾一时的所谓巨著）凭道听途说，一知半解，生编硬凑地下党活动时期的人物和事件，要生动得多了。在银屏上也有许多叫人看了忍不住要发笑。
也许正是太注意现实生活的真实，便使小说更接近于回忆录。然而回忆录到底不是小说。写小说是要从生活的真实中跳出来，追求艺术真实的，这样才能更概括、更集中、更有感人力量。陈文同志大概和我一样，一个老干部写作品，总是从写回忆录开始，或者近于回忆的小说开始的。不习惯且舍不得把生动的真人真事只作为素材，加以揉碎、调和，重新塑造典型人物，不愿意在自己所尊敬的或所痛恨的人物身上，去增加或削减一点什么，使之更圆雕化，更立体化，也就是更典型化。有时感到很难重组人物，重组事件，不会大胆剪裁、扩张、想象和虚构，以至张冠李戴，移花接木，使人物更富于性格、人情，更有复杂的心理变化，追求艺术真实。而这就是写小说的难处，也是小说的高低的分野之处。这种难处，我一直难以克服，所以我至今写不出什么大作品来。我们老干部写作品，都有强烈的追求社会效果的愿望，总想把自己相信的东西，通过作品，叫大家相信。于是有时候就易于流露出鲜明的主题，以至有说教气。甚至自己直接站出来借人物之口讲革命道理。然而这往往成为作品的败笔。***说的主题只应该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地流露出来这个典型论的道理，我们是懂得的，但常常没有很好做到，这大概和过分强调作品的功利性有关。在这个问题上，愿与陈文同志共勉。
陈文同志正在鼓劲写作，哪怕自费出版也要写。他说钱算什么，身外之物，拿来出版作品，给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何乐不为。这种精神，令我钦佩。我也愿意步其后尘，继续写我愿意写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