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员不仅是职业，还是身份的象征，要称呼老爷的。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句话指的不是个体职级的力道，是就整个官制体系而言的。

中国古代社会结束部落制之后，构建的第一个制度体系，就是职官体系。时间是西周初年的周成王时期，顶层设计人是当年的摄政王周公姬旦。这个官制体系严谨而缜密，自周天子以下，分列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个序列。每个序列层级分明，从主官到僚属，职责与职能清晰具体，甚至规定了职数与编制。天官六十三职，地官七十八职，春官七十职，夏官七十职，秋官六十六职，冬官佚失，到汉代以《考工记》补入“工匠”三十职，共三百七十七职主官。前五个官衙序列供职人数五万七千零七十九人，如果加上佚失的冬官序列人员，总数在六万以上。

关于官制体系的著作，在周代初名《周官》，西汉后改为《周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

周公姬旦设计出台的这个官制体系，以现代的眼光看，有两个重要问题没有妥善解决，或者称为设计缺失。一是什么样的人有资格担任官职？是全社会大多数人的代表，还是少数有特殊地位和身份的人？二是担任相应官职的人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质？职官体系是国家管理的脉络和框架，职责不仅是国家管理，还须推动社会进步，各层级官员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和水平，才能称职。这两个重要的问题被忽视，甚至是漠视了。

周公姬旦设计并生产出了一部质量上乘的车子，但没有车辆使用说明，对驾驶员的资质和能力也没有做出规范性要求。事情是由人干出来的，再好的制度，如果执行者水平有限，或思考方式发生偏差，结果会大打折扣的。

西周的官员选拔延续商代的贵族世袭制，普通百姓即便再有能力，也没有渠道参与国家管理。后来创新出一种“贵族推举制”，经由名门望族推荐可以入仕为官，也就是说，有势力的个体可以成立“干部培训中心”。有能力而无社会身份的平民，如果想出人头地，只能投身依附于显宦人家。这个制度的实质是对政府公权的一种极大削弱，在政府之外，生成无数个有社会影响力的“帮派组织”。有些贵族的门下客卿多达数千人，其中“战国四公子”最为著名。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同时向多个诸侯国输送官员。“贵族推举制”是旧中国“帮派气候”的肇始和源头。

一直到汉代，具体是汉武帝时期，官员选拔的首个“中国标准”出台了，即察举制。

汉武帝刘彻是大皇帝，他首创并践行以儒家学说为治国方略，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个古代的皇帝，不搞“一言堂”，不以“朕的旨意”为核心，而以一门中国传统文化为治国的理论基础，这是很了不起的。所谓“罢黜百家”，是指法家、纵横家、黄老之学等其他学说，不适用于治国，但并不限制其在民间的学用和传播。西汉自汉文帝时起，废除“妖言获罪令”，不禁言论，由此成为古代社会唯一一个没有禁书的时代。

尊崇儒学是汉代的国家意识形态，是社会精神走向的导航航标。同时也落地生根，既然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各级官员就要做儒学的内行，于是确立了“五经”制度，《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成为官员必读书目。

察举制是一种革命性的创新，官员选拔面向社会，贵族和平民一视同仁。一个人熟读“五经”之后，再经过严格的专业考试，成绩优秀者，就取得了官员的上岗证。这是这项制度的精华所在。通过“规定动作”掌握了“特别技能”之后，才有资质参与国家管理，这个“特别技能”就是儒家的智慧。这个学而优则仕的制度，成为自汉代至清朝两千年间官员选拔的基本方法。

汉武帝还带了一个好头，也是开先河，给官考中的学霸以特别礼遇。依察举制的规定，每一届官考中的最优秀者，皇帝隆重接见，并亲自手书榜单，由重要官员到全国各郡县宣读颂扬，以彰显其名，“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史记·儒林列传》）。后世的科考状元，皇帝以女儿许配招为驸马，也是由此启发而来。

由察举制到科举制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四个闪光点：

第一，终结了贵族制，从全社会中遴选人才。中国是大国，地域广阔，民族多，人口众，如果以贵族世袭治理，会形成先板结、再动荡分裂的局面。

第二，这种官员选拔制度，熔国家治理、吏治建设、传承中华文化于一炉。中国地大物博，地域之间文化差异大，朝代更替也多，而且朝代与朝代之间不是顺治，是割裂和革命。这种“三合一”制度，确保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动脉渊源传承。最有代表价值的是元朝和清朝，这两个朝代是蒙古族和满族治理国家，正是因为这种选官制度的存在，中华传统文化没有出现割裂和断流。

第三，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选拔官员，既涵育着中国心，也给官员的权柄中增加了文化厚度，不是单薄的权治，而是以中国智慧治理国家。

第四，给社会底层人带来了希望亮光，平民百姓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读中国古代历史，我看见了一个了不起的现象，也是事实，凡是给社会底层百姓带来希望，并有宽敞生活出路的时代，都是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