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源头上讲，中国人文化观念中的“诗意”，是接地气的，既有社会关照，也包含着对社会趋势与民心民意的清醒认识力。孔子删定《诗经》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在于西周初年的那个民意调查制度。“诗意”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虚无缥渺的所谓艺术境界，更不是一轮闲月，两壶烧酒。孔子对诗的基本判断，是“不读诗，无以言”，不读《诗经》，不知道如何深入地表达自己。
我们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文史不分家”，指的也不是笔法，而是用心和立意。这样的认知由来已久，但经由孔子之后，才成为一脉相续的传统。
《尚书》和《诗经》，是《春秋》的副产品。孔子在修著《春秋》的同时，编辑了这两部书。
“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春秋公羊传注疏》中的这个记载，讲了孔子著《春秋》的基本经过。这一段话，有三个要点：第一，孔子以周王室之名修著《春秋》，不是私撰。第二，以鲁国国史为线索，覆盖当时一百二十个诸侯国，不是诸侯国地方史，而是“天下史”。第三，孔子用九个月时间著成《春秋》。
孔子以周王室之名，在鲁国国史的基础上修撰《春秋》，以鲁国十二位君主为线索，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计二百四十二年历史。《春秋》包含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历史，基本涵盖了当时的国家大体，因此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春秋》以鲁国十二位君主为全书的结构大线索，也是有特别用心的。鲁国是周公的封邑之地，史书称周公为“鲁周公”。鲁国国君均为周公之后，姬姓，是周王室的嫡正血脉。以鲁隐公元年为《春秋》纪事的起点，史家有两种看法：一是孔子掌握的鲁国国史资料即是如此。还有一种是推测，鲁隐公是鲁国第十四任君主，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国之君，是摄政王。《史记·鲁周公世家》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四十六年（前723年），惠公卒，长庶子息摄当国，行君事，是为隐公。……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鲁惠公在位四十六年，去世时，太子允（鲁桓公）年少，鲁国大臣公议，由长子息摄政。息虽是长子，却是庶出，谥号为“隐”，即含着无国君名分的意思。鲁隐公在位十一年，被大臣所杀。史家据此推测，孔子以鲁隐公元年为《春秋》编年起点，寓意春秋时代之乱的开始。
司马迁是这样解读《春秋》的：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春秋》是一部拨乱反正之书。
春秋时代，头小身子大。中央权力衰弱，地方势力坐大坐强，纲纪失调，国将不国。孔子于礼崩乐坏之中，思考重建西周的秩序时代。拨乱反正，是《春秋》的宏旨。
一部《春秋》之中，三十六位君主被弑，五十二个诸侯国灭亡，其中君不君与臣不臣的症结在哪里？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是怎样走下坡，直至灭亡的？记写“衰人衰世”，是《春秋》的特别用力之处。孔子以史家的透彻眼光，警醒后世与后人，并以此成就了“不知来，视诸往”的中国史书写作原则。
“笔则笔，削则削”，是《春秋》笔法的闪光之处。孔子写历史，不粉饰太平，不把历史当化妆品，不做社会美容师。书写国家历史，于颂扬处颂扬，于抨击处抨击。
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但孔子不做“意见领袖”，不自我标榜“高人姿态”，“非独刺讥而已也”，而是微言彰显大义，“推三代之德，褒周室”。孔子心心念念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与西周政治的大国之道，并以之为根本原则。
“五经”的排序，司马迁和班固有区别。
《史记》中对其的排序是《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汉书》的则是《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两位史学大家，一位在西汉，一位在东汉，既代表个人的学术观，也昭示着不同朝代的文化认知。“五经”是汉代认定的五部经典著作，汉代设立的“五经博士”代表着当时的国家学术水平。这五部著作，既文法卓越，同时均以史学为根基。《尚书》《春秋》是史学范畴；《诗经》是文学，但内核是史存与史思；《礼记》是社会原则与行为规矩的研究著作，基础也是史学，是对历史细节进行梳理，并做出规范和鉴别；《易经》集哲学、天文学、社会学、文学之大成，同样是在历史记忆的土壤中长成的苍劲之树。中国人讲的“文史不分家”，即是源此而出。
经由孔子这双巨手编辑而成的《尚书》和《诗经》，把史和诗密切联系在了一起。我们中国人讲的“史诗”，与西方的认知不同，不是文体的概念，也不在“宏大叙事”那个层面，中国人的“史诗”，也不是“神话”，而是“人话”，是直指世道与人心的冷静意识与文化情怀。“五经”中所包含的东西，尤其是《尚书》和《诗经》，在秦始皇时代是砍头之书，而在汉代是治国之书。我们今天的文学和历史学，在这些领域的思考欠缺得太多。承续中国文化传统、汲取典籍中的智慧重要，但认知典籍之所以成为典籍的方法，包括典籍所植根的历史土壤，以及人文生态也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