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有一棵穿越千年的古树，在经年累月的风吹雨打之中，似乎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尽阅人间悲喜与世道炎凉，置身其中而缄默不语，这样的树让人们心生敬畏和敬仰。其实，这棵树所植根的土壤更加重要。正是这一方土壤，为这棵树保障着肥料、养分，还有那种神秘的风水力量。风水这个概念，用今天的词汇表述，差不多就是生态吧。

一粒种子，从萌芽破土，到成活，到长成一棵树，再到穿越千年，需要植根于怎样的生态之中呢？

《尚书》和《诗经》就是这样的大树，至今已经穿越三千年。

孔子编辑《尚书》和《诗经》的大致经过

《尚书》和《诗经》，都是经由孔子编辑成典的：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

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孔安国《尚书·序》）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汉书·艺文志》）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史记·孔子世家》）

历史学是从史料开始的。

上述史料，讲的是《尚书》和《诗经》的内容和体例。孔子从三千多首诗里，十中取一，而成三百零五篇《诗经》。《尚书》是史官记录的国家档案文存，上启尧舜，经历夏、商、周，止于秦穆公。孔子在众多文存中，经过去粗取精，文字润色，匠心编辑，“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选出一百篇而成《尚书》。

有两个问题一直是谜团，由此也构成后世学人争议不休的话题：第一，孔子不是史官，也不是文官，在当年只是一位民间学者，他为什么要编辑这两部书？第二，孔子身在鲁国又逢乱世，他是怎么拿到这么多“官方资料”的？

这得先从孔子的生活背景说起。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他去世三年后，春秋时代结束。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大历史中国家分裂最久、战争灾难连绵不绝的时期，长达五百五十年。这一阶段，按国家体制属于东周，但由于国家大分裂，社会形态沦落不堪，国之不为国，后世以《春秋》和《战国策》两部史书的名称给予历史定位。

我们今天界定春秋与战国的时间序次，沿用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中的政治判断：公元前770年，首都地区发生大规模动乱，周平王由西安迁都洛阳。从这一年起西周谢幕，东周开启，到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行世二百九十五年。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为战国时期，行世二百五十五年。把公元前475年作为战国时代的起始年，是根据中国古代史官界定历史节点的惯例，如果没有标志性的大事件发生，在临近的时间范围内，以新君主登基就位之年为临界点，公元前475年是周元王继位元年。

司马迁裁定历史阶段，是以政治眼光为基准的。

把五百五十年分割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不是一场赛事的上半场和下半场，也不仅仅因为战事升级，而是国家分裂程度加剧。确定春秋与战国之间的分水岭，是以诸侯列国对待周天子的态度为区分标志。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力开始衰微，诸侯国渐而坐大坐强，各自为政，犹如一条大河，众多支流漫过了主流。周天子基本就是一个摆设，但在表面上还算国家君主。进入战国时期之后，周天子彻底丧失对国家的权力管控，连名誉君主都不是了。诸侯列国把周天子一脚踢开，各自举旗独立，彼此之间由明争暗斗，升级为大举杀伐，偌大之中国成为硝烟连天的厮杀战场。

在国家处于大分裂的峡谷地带，孔子以国家全局的眼光，抢救性编订《尚书》和《诗经》，其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都是巨大的。这两部书如悬索桥，在半空之中贯通了断裂的泱泱数百年。

在孔子的时代，以及之前，“诗”和“书”都是作为官方读物存在的。

《诗经》中的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民意调查的产物。在西周时期，大抵从周成王时候开始，当时的政府设立了一项民调制度，称“采诗”，在下属的诸侯国设置采诗官，类似于作家协会或文联这样的机构，将采集到的反映民间动态的诗作，经过专业人士加工整理，再配上音乐奏唱给周天子，这是中国的诗称为“诗歌”的源头。因为是民意调査，目的是洞察民心与民怨的真实动态，规定以采集“怨刺诗”为主，这样我们就理解了《诗经》中为什么有相当数量劝诫乃至批评政府的作品存在。“采诗”这项制度，在交通、信息传播非常落后的状态下，是倾听民意最适宜的方法，是一种制度创新。

“书”也是一种文体。古代的史官记录国家大事件，以及君主治国理政的言行，称为“书”，“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汉书·艺文志》）。“书”的出现更早一些，夏和商两代已经有相应的政府档案文存。《墨子·贵义》中记载，“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周公旦读的“书”，即是这些文存。

西周是中国“文治”的开始，政府特别重视国家档案的建立和保存，并设置了专业机构——守藏室，这个机构的主官称“守藏室之史”，老子担任这一职务多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开篇第一句：“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今天有学者解读，说老子是国家图书馆馆长，严格讲，应该是中央档案馆馆长。

既然是国家档案和政府文存，这些“书”和“诗”怎么会流向民间，而至孔子手中呢？如今已经没有直接的史载记录。

这要“归功”于秦始皇的焚书之祸。秦始皇焚书，远在孔子编辑这两部书之后，为什么把这个“功劳”记在他头上呢？公元前221年，秦一统天下建立秦朝，七年后，公元前213年在全国范围内大举焚书。中国大历史在这一年转了一个急弯，并形成了巨大的黑旋涡。史书是禁书之首，焚书令第一条是“非秦记皆烧之”，不是记载秦国历史的史书全部烧掉。“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史记·六国年表》）司马迁一言，道破了其中的症结，《诗经》和《尚书》得以劫后重生，因为多藏于民间，但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档案文存都在这场祸火中永远湮灭了。如果这些档案和文存还在，《诗经》和《尚书》也就不这么珍贵了。正因为如此，考证孔子编辑《尚书》和《诗经》的具体经过异常艰难。

有三处零散记载可以作为孔子得到这些档案文存的旁证：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孟子·万章》）

北宫锜问：“周王室官爵和俸禄的规制是怎样的？”孟子说：“详情已不可知，诸侯嫌弃那些规制损害到了自身利益，把相关档案文献都废弃了。”

孟子的这句话，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进入春秋时期之后，列国诸侯们以周王室的中央档案文献为绊脚石，而将之废弃了。

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弘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书百篇，夕见漆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墨子·贵义》）

墨子南行至卫国，车上载着多部档案文献（“关中”这个词，指车前横栏之间的区域）。一位叫弘唐子的人见到后很奇怪，问：“夫子教导公尚过时说过，书只是用来揣度是非曲直的。现在车上装这么多书，有什么特别用处么？”孟子说：“从前周公晨起读书百篇，晚上约见七（漆，据清代毕沅考据，漆为七的假音）十贤士。周公以史书记载的政治智慧辅佐周成王的美谈，一直传扬到今天。”

墨子的生活年代比孔子略晚，他能有这么多“书”，可见周王室的档案文存是大量散失在民间的。孔子生洁在鲁国，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相关文献散失在鲁国是大概率的。

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大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春秋公羊传注疏》）

孔子受周王室之命，修撰《春秋》（端门，是国之正门，指周王室。但据钱穆先生考据，此为假托之辞），派子夏等十四位学生去搜集史料，得到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档案文献，用时九个月撰成《春秋》。

孔子以周王室之名修撰《春秋》，派十四位学生搜集得到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宝书”，这些资料中，既有档案文存，还有诸侯国的“献诗”。孔子修撰《春秋》之余，编辑删定了《尚书》和《诗经》，这两部书在当时称为“书”和“诗”，汉代之后才称为《尚书》和《诗经》。

“诗”和“书”，是孔子“授徒设教”的核心教材。孔子“授徒设教”，做职业私塾先生，前后共有两个阶段。三十岁至三十五岁是一个阶段，六十八岁至去世是第二阶段。

孔子少年出仕，但出任的均是基层小官，做过“委吏”和“乘田”。委吏，掌管粮仓，相当于粮站的站长；乘田，掌管畜牧，相当于畜牧场负责人。三十岁辞去公职在家授徒。三十五岁起带学生周游列国。五十一岁再度出仕，先后担任鲁国中都宰、司空、司寇。五十五岁再度周游列国，六十八岁返回鲁国，晚年“授徒设教”的同时，从事著述研究，修撰《春秋》，编辑《尚书》《诗经》，作《周易》序传，“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少年出仕，可考者仅知其曾为委吏与乘田，其历时殆不久。孔子年过三十，殆即退出仕途，在家授徒设教，至是孔子乃成为一教育家。其学既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谓学，其教亦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为教，于是孔子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特立新创的第一个以教导为人大道为职业的教育家。后世尊之曰：“至圣先师”。（钱穆《孔子传》）

“克己复礼”，是孔子的最髙政治理想，是指恢复西周礼制，回到西周的社会秩序形态。孔子对春秋以来，诸侯乱纲纪，废制度，国家分崩离析的现实深度忧虑，“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孔子曾经去请教老子，被上了一课：“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孔子到达都城洛阳，就西周礼制请教老子。老子说：“您所讲的这些，具体的内容都不存在了，只剩下些空泛的教条。今非昔比，君子得势可以顺势而为，生不逢时就随遇而安吧。我听说过一条法则，一流的商贾知道深藏宝物，有道君子知道雪藏自己。君子至德，大智若愚。乱世要做减法，收敛锐气与意气，放缓激进的脚步。我能告诉您的只有这些。”

老子比孔子年长二十余岁，又担任过中央档案馆馆长，姿态和口气自然就虚高一筹。这一席话，深深影响了孔子，也让孔子感受到了老子的强大气场，回来后对弟子们发了一通感慨：“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鸟，我知道善飞。鱼，我知道善游。兽，我知道善走。善走者可陷于网，善游者可陷于钓线，善飞者可陷于矰箭。对于龙，我一点都不了解，他可能御风行于天吧？我今天见到老子，他是真龙。”

孔子和老子都是看准了时代痛点的大人物，但处事的态度和原则有区别。生于乱世，老子主张遁隐，孔子主张力行。力行就是做好自己，“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个社会里，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则由乱而治，秩序感就形成了。孔子这个主张的最大亮点，是君王要首先做好自己，“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齐景公向孔子请教为政的原则，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王做君王该做的，臣僚做臣僚该做的，父亲做父亲该做的，儿子做儿子该做的。

在孔子看来，一个君王，天天对老百姓讲规矩，自己却不知规矩为何物，这是一个国家最大的不仁。

《论语》这部书，是孔门弟子的课堂笔记选粹。在这部书中可以明显见到，“书”和“诗”是孔子授课的重要内容。

《论语》中，直接涉及《诗经》的有二十余处。孔子的儿子伯鱼还讲了一个细节，一天，他在院子里溜达，孔子问他：“最近学诗了么？”他如实说没有。孔子说：“不学诗，不知道如何深入表达自己的见解。”“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

《尚书》则是浸入了孔子的核心教育理念。

孔子的教育观念围绕着人的成长与成就而次第展开，包含人格理想、价值判断、思维形态、处事方法等诸多方面，而这一切被“仁”贯穿，“仁”是通过“君子”去体现的。“仁”和“君子”是《论语》中的热词，其中“君子”一词高密度被提及，多达一百零七次。在《尚书》中，“君子”是对在位官员的尊称，而在《论语》中，孔子又植入了“德”的理念。有位有德称“君子”，德不配位则反之。在《论语·季氏》中，孔子凝练提出了“三戒”“三畏”“九思”，这是具体讲“君子”德行的：

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尚书》和《诗经》从最初作为教材用于教学，到升腾为哲学思辨，经过了孔子几十年的思考与社会实证，到晚年时候，毕其一生智慧终于编辑删定而成两部经典。因此钱穆先生盛赞曰：“其学既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谓学，其教亦非当时一般士人之所为教，于是孔子遂成为中国历史上特立新创的第一个以教导为人大道为职业的教育家。”

《尚书》与《诗经》的劫难与再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一统天下，终结了长达五百五十年的国家分裂，这是他的卓越贡献。但建立了大国，却没有构建大国思维，几乎在所有领域，实施苛刻严酷的禁锢措施，削足适履，极权管控。一系列的乱作为导致人心散尽，政权迅速瓦解。公元前207年，小皇帝子婴即位第四十六天，向刘邦投降，一个月后，他被项羽割下了脑袋。拥有超强军事力量的大秦帝国，统一国家后为什么仅仅存在了十五年，这成为后继的中国王朝高度警惕的焦点问题。

—个人是生命，一个国家也是生命，生命是在生长中存活的。大范围杜绝生长，是自取灭亡。

公元前213年，秦朝建立七年后，下达焚书令，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禁书烧书。焚书令具体是这样的：

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

不是记载秦国历史的史书全部烧掉。

不是官方用书，私人收藏的《诗经》《尚书》，诸子百家著作，全部上缴当地政府，集中烧掉。焚书令中，用“天下”这个词，特指所有人，官宦贵族人家也不例外。

私下谈论《诗经》和《尚书》者，斩首示众。

以古非今者，诛灭九族。

普通官员收缴禁书不作为者，与私藏书者同罪论处。

郡县主官接到焚书令三十日不烧者，罚以黥刑，征为劳役。秦朝统一全国之后，各地郡县均修筑城邑。城旦，指白天筑城、晚上护城之人。

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焚禁之列。“五经”中，只有《易经》以“卜筮”之名而幸免。

公元前213年，是中国文化史中最黑暗、最寒冷的一年，中华文明的成果历经毁灭性的劫难。焚烧的重点是历史和思想类著作，全国各地的历史书籍、档案文存、《诗经》和《尚书》，以及诸子百家著作，在遍地火光中化为灰烬。“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绝矣。”（《汉书·儒林传》）。“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书·艺文志》）秦始皇的焚书之害，还不止于焚书本身，更恶劣之处在于愚民，“以愚黔首”，使国民以藏书读书为罪过。

西汉从公元前206年开始纪元，开国皇帝刘邦性格粗陋，但豁达，尤为难得的是长于纳谏，不搞一言堂。刘邦从公元前202年剿灭项羽后掌控天下，到公元前195年去世，他实际在位七年多。刘邦在位期间，做出了一个惠及中华文明的伟大决策，即颁布征书令，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文化典籍，并着手修复被秦始皇破坏的文化生态。

西汉研究性整理修复文化典籍的工作，持续了一百五十多年。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汉武帝刘彻时期，以《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为治国之书，尊为“五经”，并推出一项官员选拔制度——察举制，熟读“五经”，再经过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以入仕为官。察举制在唐代之后完善为科举制，一直到清朝末年。读书取士制度在中国绵延沿用两千余年。

秦始皇以《诗经》《尚书》为斩首示众之书，汉代以《诗经》《尚书》为治国之书，这是短命时代与大时代的标识性区别。

《尚书》的残缺之痛

《尚书》的再生，是有传奇经历的。

《尚书》是中国古代政府档案文存的精粹集成，是虞、夏、商、周四个朝代政治智慧的结晶。但这样的著作，民间基本不会收藏。公元前213年那一场“秦火”之后，各诸侯国的档案文存，包括《尚书》在内，就荡然无存了。秦始皇的焚书令中，有一项稍稍“宽松”的规定，“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博士官的藏书，是供研究用的，不在焚烧之列。秦代的博士官，是皇帝的文化政策顾问，尽管是闲职，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正是焚书令中这一条窄窄的缝隙，使《尚书》得以劫后再生。但再生之后的《尚书》，已是残缺之躯了。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五十八篇），（今文）经二十九卷。”《尚书》原本一百篇，佚失数十篇。

《尚书》本百篇，伏生壁藏之，乱后求得二十九篇。至鲁恭王坏孔子宅，又得五十八篇，孔安国传之，谓之古文。（章太炎《经学略说》）

章太炎先生这一段话，讲了再生《尚书》的两个来源，都是在齐鲁山东挖掘出的。一是秦代博士官伏生藏在老家墙中的一部书简，战火之后得到二十九篇，称“今文尚书”。再是汉景帝之子，鲁恭（共）王刘餘扩建王府，毁坏孔子旧宅得到四十六卷，汉代大儒孔安国经过检校整理，得五十八篇，称“古文尚书”。

《尚书》是在墙缝中复活的，《史记》和《汉书》均有生动的记载：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史记·儒林列传》）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汉书·艺文志》）

济南大儒伏生，在秦朝为博士官，当年焚书时，把一部《尚书》书简砌藏在老家的墙壁之中。此后兵荒马乱四处流亡，汉定天下回到老家，起出书简，但多篇已损坏，仅得二十九篇。伏生以此为教材在齐鲁之间授徒设教。汉文帝时，全国通《尚书》者仅伏生一人，但已九十岁高龄，太常（太常是九卿之首，主掌国家意识形态，兼任国家太学主官）奉汉文帝诏命，派晁错就学于伏生。掌故，是汉代史官职位名称，隶属太常。

晁错奉太常之命拜伏生为师，有一点在职研究生的意思。晁错后来成为汉代的文化大人物，他的政见文章《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对当时以及后世影响深远。晁错是以“今文尚书”起家的，关于他就学于伏生，以及由此受到汉文帝器重的经过，《汉书·爰盎晁错传》中有具体的记载：

晁错，颍川人也。……以文学为太常掌故。……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汉文帝）乃诏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悦）。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上善之，于是拜错为太子家令。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晁错学成之后，给汉文帝汇报学习心得而令龙颜大悦，委以重任，给太子做伴读。晁错侍奉的这位太子，即是之后的汉景帝刘启。晁错一步步做起，渐而赢得刘启的信任和尊重，由太子舍人、门大夫，受拜博士学官，再到太子家令。太子舍人是近侍，陪太子读书，相当于秘书。门大夫掌太子府（东宫）事务。太子家令，既掌东宫，同时协调皇帝与太子之间事务。汉景帝即位后，他官至御史大夫，成为三公之一。

以上是“今文尚书”二十九篇的来历和经过。

“古文尚书”是带着神秘气象出土的。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汉书·艺文志》）

恭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磬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汉书·景十三王传》）

鲁恭（共）王刘餘，是汉景帝第四子。汉武帝末年，刘餘扩建王府拆毁孔子旧宅，在一阵突如其来的“鼓琴瑟钟磬之音”中，《尚书》《礼记》《论语》《孝经》数十篇书简出土，“皆古字也”，刘餘被“天外之音”吓坏了，立即叫停扩建工程。

这种“小说家言”的笔法，在正史写作中是极少见的，是特例。或实有其事，冥冥之中，天佑圣人和圣迹；或是出于史家对政治人物侵害文化和文物的劝谏之心，以天意和天心震慑荒诞的政治。

孔安国是孔门之后，汉代大儒，《尚书》研究集大成者。早年从学于伏生，门生弟子众多，司马迁即是其中一位。关于孔安国整理“古文尚书”的细节，史载不详，后世学者存疑也多。但他删定《尚书》五十八篇文献这一点是有共识的。

安国为今皇帝（汉武帝）博士，至临淮太守，早卒。（《史记·孔子世家》）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史记·儒林外传》）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汉书·艺文志》）

所谓“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争，不在西汉，起于东汉。“汉人治经，有古文、今文二派。伏生时纬书未出，尚无怪诞之言。至东汉时，则今文家多附会纬书者矣。”（章太炎《经学略说》）东汉之后是三国，国家再遭分裂，汉代整理出的文化典籍多有佚失，其中“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全部失传。到东晋时《尚书》从民间再度复出，但其中的“古文尚书”被学界疑为伪造。章太炎先生对《尚书》的多舛命运，有一句感叹：“秦之焚书，《尚书》受厄最甚。”如果把《尚书》比喻为穿越千年的古树，那么导致这棵大树残缺之痛的，是国家动荡分裂和恶劣的政治。这是这棵大树所植根土壤中的杂质，也是我们应该特别警惕并铭记的。

《诗经》，在古代中国是承重的

《诗经》是孔子编选的，在三千多首诗中，删定出三百零五首，旧称“诗三百”。这部诗集，在中国古代被奉为“经”。

经是治国宣化之书，从汉武帝时开始，中国历朝尊尚儒学，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然是以儒学治理国家，政府官员，尤其是各级主官就需要懂儒学，并由此创新出台一个国家公务员选拔制度：一个人如果想做官，先要熟读儒学著作，再经过考试，成绩优异者入仕，这就是察举制的由来。西汉的仕考用书是儒家的“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东汉时增加了《论语》和《孝经》，成为“七经”。到了唐代，这个制度进一步周密化，由察举制到科举制，考试用书扩充为“十二经”。《礼记》和《春秋》，在唐代得到特别重视。《礼记》是讲中国人行为做事的规矩的，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治理国家的核心要义，是建立规矩国家。今天讲依法治国，古人讲以规矩治国。让老百姓遵守规矩，官员首先需要懂规矩，并带头守规矩。《礼记》由一经细化为三经，即《周礼》《仪礼》《礼记》，构成中国人的规矩大全，用以敬天、敬地、敬人伦物理。《春秋》是孔子著的史书，“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也细化为三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再增加一部《尔雅》，成为“十二经”。宋代之后，又增加《孟子》，总括为“十三经”。明清两朝，在十三经之外，还有“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是入仕的初级教材，是考秀才用书。如果想中举人，进进士，非啃完十三经不可。由西汉直至清朝末年废止的学而优则仕选官制度，是中国人的制度发明。以现代的眼光看，至少有三个亮点：

第一，用中国智慧治理中国。中国古代的官员，大多数是传统文化的内行，其中多位还是行家，乃至大家。尤为贵重的是，用这个官员选拔制度，守护并延续了中华文脉，并且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家治理熔为一炉，构成独到的中国方式的文化政治学。

第二，古代官员选拔有规范的制度标准，这个制度沿用了两千年，而且被不同的朝代传承袭用。古代社会尽管是“一朝天子—朝臣”，但这个制度清晰划定了一条中国古代官员文化素质的基准线。中国古代官员的综合文化素质，是高于国民平均值的。

第三，基本上是在全社会选拔人才，尤其是贫民子弟可以通过苦读书改变命运，甚至鱼跃龙门。给底层百姓以生活的希望之光，是这个制度带来的社会温暖。一个让底层百姓失去希望导航的社会，是极度危险的。中国古人讲“书香”，其实书本身无香无味，这个“香”字，指的就是改变人生命运的希望之光。

《诗经》自西汉起被重视，奉为儒家经典，深刻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我们从出自这部诗集的数十个成语中，也可以知见这部经典深切的力量与劲道：进退维谷、如履薄冰、毕恭毕敬、爱莫能助、哀鸿遍野、不可救药、惩前毖后、斤斤计较、耳提面命、高山仰止、忧心忡忡、信誓旦旦、衣冠楚楚、高高在上、新婚宴尔、硕大无朋、小心翼翼、天作之合、投桃报李、乔迁之喜、他山之石、战战兢兢、生不逢时、寿比南山。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中国的成语，是中国智慧的结晶体，如同舍利子一样，结实有力，内涵隽永，又晶莹鲜亮。

言者无罪：中国早期的民意调查

周代的采诗官，是中国最早的职业民调人员。

春天到了，农耕在望，百事待兴，又一个轮回的忙忙碌碌即将启动。在这个节骨眼上，各诸侯国的采诗官们开始了他们的工作，这些人着官衣，手持木铎。铎是古代政府发布号令的响器，分为两种：“以木为舌则曰木铎，以金为舌则曰金铎”（《周礼注疏》）。宣布政令以木铎，发布军令以金铎，“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周礼正义》），“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孔子）为木铎”（《论语·八佾》）。深入民间，沿途征集抒写民情民怨的诗，之后由专门的音律官员整理，配上音乐，由诗而歌，进京唱给周天子。中国人称诗为“诗歌”由此开始。唱给周天子的诗有一个标准，“采诗，采取怨刺之诗也”（《汉书·食货志》）。怨刺诗，即以民怨、民伤、刺政为主要内容。这样的诗中，可能有过头的话，却是真实的心底声音，周代的政治高层据此洞察民心动向。国家如没有重大的政德和军功事件发生，泛泛的歌功颂德作品不在征集采撷之列。

古代的中国人，判断一件事情的是非曲直，首先考察“初心”，即做事情的动机。无端或没来由地恭维奉承他人，被认为是动机不纯。孔子编选《诗经》的时候，在艺术标准之外，还有一个道德人心标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经》三百零五首诗，用一句话概括，写作的初心都在人间正道上，不旁逸斜出，不走小道，也不抄近路。这也是周代初年实行的采诗制度的基本原则。

周代的老政府，重视倾听民间的真实声音，不禁言，这是特别了不起的。

采诗，后人衍为采风，取义《诗经》中的国风，指意更加具体明确，是关注民情，采集人间疾苦。

《汉书·食货志》中对采风制度的记载是，“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冬天的闲聚生活即将结束，人们要各自忙碌去了。“行人（采诗官）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音律官员），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这个制度的核心是最后一句话，“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周天子不用出宫廷而悉知天下事态。

采诗官由年长者担任，中央及地方均有此职位，“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官衣，指着政府官员制服；食之，是享受官员待遇，但不是正式官员，用今天的话讲，是比照公务员待遇。“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诸侯国），国以闻于天子。”（《春秋公羊传注疏》）采诗官由无子者担任，是防范民调人员的挟私之心。古人重男轻女，有女儿也视为无子。

大时代是由大人物开创的，并由一系列不平凡的制度构成。在国家制度上有突破，有建立，是大时代的标识。孔子终生念念不忘的“克己复礼”，礼就是指规矩和制度，旨在重返西周的制度时代。

孟子在《离娄》中对采诗制度的兴衰做了总结，并透彻地指出了孔子超凡超常的智慧所在：“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诸侯国（地方势力）坐大坐强之后，周天子对国家局面失去控制（指东周之后），支流漫过主流，采诗制度就终结了，之后《春秋》问世。孔子在写作《春秋》的同时，从三千多首采诗作品中，十中取一，精选出一部《诗经》，初名为“诗”，汉代之后称《诗经》。思想家的孔子，做了一回编辑家，应该理解为是圣人对采诗制度的致敬和缅怀。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也做了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诗经》在秦始皇时期，经历过“焚书”浩劫，焚书令规定：“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到了汉代，《诗经》成为治世之书，位列“五经”之首。秦始皇焚书，《诗经》和《尚书》列为首禁之书，是禁思想。而汉代奉立“五经”，使之作为治国之书，也在于其中的思想之重，这是汉代之所以成为大时代的一个重要根基所在。

白居易在唐代对采诗制度曾发出遥远的感慨：“采诗官，采诗听歌导人言。言者无罪闻者诫，下流上通上下泰。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釆诗官不置。……君不见：厉王（周厉王）胡亥（秦二世）之末年，群臣有利君无利。君兮君兮愿听此，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天下有道中的道，与克己复礼的礼，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诗经》里的风声

《诗经》位在“五经”之首，这是司马迁的排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一本诗集能够承受如此之重，在于孔子编选《诗经》的眼光和出发点，既存文心，但更多的是史家态度。《诗经》的要义在世道人心，在醒时醒世。“以言时政之得失”，“以知其国之兴衰”。采诗制度是自周成王开始的文化政策，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国策。采集民间创作的诗歌，旨在民意调查，“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因为《诗经》中有国风，后世改采诗为采风。今天也讲采风，但已多少有些不同了。

南宋时的学人杨甲绘有一幅《十五国风之地理图》，这张图熔地理、文学以及文化于一炉，开启了“文化地理学”的先河。十五国风的区域，在图中是一目了然的，基本覆盖了当时的国家文化大体，沿黄河流域，自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至山东。长江流域在孔子时代是文化僻壤，“楚吴诸国无诗”。十五国风存诗一百六十篇，《周南》《召南》《豳风》，是西周时期的诗作，止于周幽王。其余的十二国风，均为周平王东迁洛阳之后，属东周，具体说是春秋时期。

《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排序在国风之首，不称国名，而以周公旦、召公奭冠之，是对周、召二公执政力的敬仰，“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洁，故独取其诗”。南，意为教化之地。“不直称周召，而连言南者，欲见行化之地。”“文王之化，被于南国，而北鄙杀伐之声，文王不能化也。”《豳风》七篇，排在国风之尾，唱着压台的大戏。豳国在陕西的旬邑、彬州一带，是周人的发祥地，是周代立国的本源。这样的编辑次序，是孔子的特别用心。《豳风》中的七首诗，有六首与周公直接相关，《鸱鸮》是周公所作，《东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写周公当年平复东部叛乱的功绩，以及东部人民对周公的敬仰。周公姬旦先被封周地，后再封鲁国，史称“鲁国公”。周武王去世之后，殷商旧贵族发动叛乱，东部一些诸侯国群起响应。周公坐镇鲁国，力克叛乱。周公是孔子心目中最高大上的人物，《豳风》中的《七月》，虽与周公无具体联系，但是写周氏部族祖脉生活方式的。这样的排序，且以“豳风”为题，既表达对周公的敬爱，也是强调鲁国是周人发源地的直接传承者。孔子是鲁国人，他用这样的方式，把周与鲁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邶风》《鄘风》《卫风》三十九篇，邶国、鄘国、卫国，是殷商旧地，在河南安阳、新乡一线。在周公摄政时，由于发生“三监之乱”，迁邶、鄘的国民至洛邑（洛阳），其封地合于卫。孔子编选《诗经》时，这两个诸侯国早已不存在了。清代学问家顾炎武先生认为，此为汉儒重新整理《诗经》时有意为之。“分而为三者，汉儒之误。”秦朝“焚书”，在全国范围内搞“书禁”，汉代立国后，不是口头上讲继承传统文化，而是具体去做，依靠文化老人的记忆才得以复原。仍以邶、鄘旧国之名冠之，意图是拓延历史的沧桑空间。

《王风》十篇，采于东都洛阳一带。“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其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郑风》二十一篇，《齐风》十篇。郑国最初封于陕西的凤翔，后东迁华县，后再迁至河南的新郑一带。齐国在山东北部与河北西南，东连海，北界燕，西接赵。《郑风》《齐风》多录男女之情事，后人诟病“不当录于圣人之经”，“郑音好滥淫志，……齐音敖辟乔（矫）志”，被顾炎武讥为“不得诗人之趣”。《魏风》七篇，魏国都邑原在山西夏县，后迁至河南开封。《唐风》十二篇，录自唐尧旧都临汾一带。《秦风》十篇，源自甘肃天水，沿着渭河流域。《陈风》十篇，陈国辖域在河南周口左右，旧都淮阳。《曹风》四篇，曹国在今山东西南菏泽一带。

《周南》《召南》《豳风》是《诗经》里的“正经”，是西周之诗。东周之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王室弱，诸侯兴，诗亡而史著，“诗亡然后《春秋》作”，进入这个节骨眼，不再以诗“言时政”“知兴衰”，史书写作开始兴起。这一时期，诸侯国开始通行著国史，多以《春秋》作史书名称，“吾见百国《春秋》”。其中晋国的史书叫《乘》，楚国的史书叫《梼杌》。孔子在鲁史《春秋》的基础上，又兼容一百二十个诸侯国的史料，修撰而成大《春秋》。修撰《春秋》的同时，编辑出《诗经》，诗与史就是这么衔接而成的。后世通称史为“春秋”，而不称“乘”或“梼杌”，这在于《春秋》笔法的大器，以及孔子卓越的历史判断眼光。

古代的中国，没有一部小说或散文能够呈现如此广大区域里人们的精神风貌，只有《诗经》做到了，而且是沿黄河流域，循当时国家精神的主线。《诗经》是文学作品集成，但内核是史心，孔子以史家的出发点编辑而成这部诗集。冷静醒世是《诗经》的核心内存，一个人冷静清醒地活着，不会做糊涂事。一个时代以清醒为基调，则是夯实了大时代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