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姆有些日子没见到托尼了。

他们相识已有不少时候了，是布莱姆在外面骑自行车乱窜的时候认识的。有一天他无意中闯进了大学的校园，在里面转了一大圈，感到有些累了，就在一棵老银杏树下的圈椅里坐下来歇气。

托尼从附近的留学生院里抱着一摞书出来，看见他满头是汗的样子就打了个招呼：

哈罗，看起来你不像是我们学校的。是在找谁吗？看把你累成这样？

他用英语打招呼，说的却是意大利语。布莱姆听不懂，便比画着问他是哪国人。托尼随即便改用说得还不错的英语与他对话。两人三扯两扯的，觉得很投机。托尼便拉他上自己宿舍去喝啤酒，从此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托尼生长在意大利，但母亲是美国人。他比布莱姆小7岁29岁的人了，到现在还从来没有正式工作过。托尼说这在现在的意大利很正常。他们那儿有一种习惯，只要子女还在念书，父母就要供他们吃喝和学费。因此，很多家庭富裕却厌烦工作或者对社会抱有某种成见的年轻人，就想方设法赖在大学里不毕业。许多人甚至都结了婚有了孩子，名份上仍然是个学生。这在意大利很容易做到，一般大学都是学分制，也不问读书的年龄，爱读多久读多久。只要你交足学费，积满学分，就可以毕业。反之你就尽可继续“读”下去。托尼就像一些老油子一样，故意留两门功课不及格，这样他就得不到毕业所必须的学分。

两年前他认识了一个从中国来读意大利语的朋友，听他说长城，道秦俑的，不禁入了迷，于是申请留学来到了中国学中文。

托尼初来中国留学时，原也只想混混而已。所以他好长时间都无法弄清楚，为什么中国会有这么多的方块儿的字。以至于每当要学新词的时候，旧词便忘了个一干二净。他还不明白中国人的大脑怎么会那么发达，能够记住那么多复杂透顶的词儿。更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相同的汉字，在这个地方是这种意思，在那个地方却忽然变成了那种意思。一气之下，他不上课了，有半年的时间他几乎完全离开了大学，背着个大行囊，西藏、青海、天南地北地到处转悠。眼界大开的同时，他也痛切地感到了许多不通中文的不便，于是又沉下心来，坐在学校里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说起来，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可谓他痛下决心的导火索。

他在兰州旅游时，喜欢上一个娇美可爱的女大学生，但由于不会说中文，人家也听不懂他的意大利语，语言成了一大障碍，两个人疙疙瘩瘩地又打手势又翻字典地勉强对了几句，却怎么也抒不了情，这使托尼痛苦不堪也狼狈不堪。比如他想用自己刚刚学会的几个中文词汇来表达意思时，明明想表明的是“我可不可以问你”，说出口来却成了可不可以“吻”你，闹得那女大学生直翻白眼。

过了两天，他到那女大学生的宿舍去请她吃饭。他记住了她的名字是叫赵平，便用生硬的中国话对她的室友说：

我找照片（赵平）。

人家都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他，彼此又比画了半天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满屋人笑得前仰后翻。不一会，人家帮他从外面找回了赵平，他一见面就冲人家说：

我想你想得要睡觉！

赵平和宿舍里的女同学们霎时都红了脸，差一点要把他撵出去。而他的意思不过是要说：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

从兰州回来后，他仍念念不忘那可爱的女学生，觉得要想让她喜欢自己，首先必须学好中文，才能打破障碍，发展感情。他决定给她用中文写一封有感情也有文化的情书。经过一个星期的请教、查字典等艰苦努力，他工工整整地在信上用中文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并根据老师的指点，抄了一首中国的古诗《红豆辞》，寄给了赵平。

收到赵平回信时，他激动得到处找老师，请他帮助自己准确地理解赵平的信意。这时候才弄清楚，原来她也不是中国人，而是华裔马来西亚籍留学生，赵平是她的中国名字。而且，她马上就要回国了！

好在这件事并没有挫败托尼学习语言的积极性，相反，更激发了他学习的热情。他本来就是个认真而执著的人，因而他的中文水平进步很快，并由于手不离字典，一度成了个学院里人人都知道的汉语癖者。托尼从汉语中获得丰富的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趣味，因而越钻越觉津津有味，其乐无穷。而且，他发现研究汉语不仅会对人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而且还可以使外国人通过汉语而加深对讲汉语这一民族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等方面的认识。他觉得，汉字中的每一个字，都仿佛是它所要表达概念意义的一幅逼真的图像，因为使用它的人在选择它时已赋予了它要表达的具体内容。

托尼尤其对中国的先人在造字时表现出来的丰富想像力和智慧惊叹不已。造汉字者是那么善于将一些表示事物的象形笔画进行合成，以表达抽象的思想概念，而不是实际事物。因而研究这一构成词的过程和方法，就特别引人人胜。如：

两棵树代表一个小树林子（“林”）；

而三棵树便成了大森林（“森”）；

把太阳放在月亮的一边代表光明（“明”）；

罪犯被表达成一个人关在框子里（“囚”）；

门里面一张嘴便成了问（“问”）；

一张嘴和一只狗在一起便表示狗在叫（“吠”）；

一名女子在别人的窗户旁窥视便是妒嫉（“妒”）；

屋顶下面一头猪表示中国人观念中的家（“家”）……

这些，都使托尼玩味再三，感到妙不可言。

渐渐地，托尼又发现了汉语中存在着某种一般中国人也往往意识不到的规律，即汉语的惯用语结构中也存在着上述类似的独特现象。其结构较简单，但却同样很优雅，内容也非常有说服力。但有时，却又让人感到荒诞不经，与它们所真正表达的含义离题万里，风马牛不相及，也使外国人在学习它们时，产生了极大的障碍。比如，托尼发现，中国人对“白色”这一色彩特别敏感。他们很不喜欢“白”这个词，而偏好“红色”。在他们的习惯里一般视白色为无用或者失败的象征。

一个“白痴”，指的是一无所用的废物；

而“红人”则指的是备受欢迎、出人头地的人物；

“白屋”，指的是贫寒的草屋茅舍而决不是刷了白漆的新屋；“白谈”则指白费口舌，毫无意义的辩论和争吵；

“白跑腿”，则指出力不讨好，奔波而一无收获……

令人遗憾而啼笑皆非的是，随着兴趣的增强，研究的深入，托尼对汉语的认识不知不觉中拐了个弯，渐渐从一个极端掉入了另一个极端，有一阵简直是走火入魔了。

这里面也有另一层原因，即托尼虽然是男性，但在意大利时就一直受母亲影响而非常热心女权运动。现在学中文成癖后，那女权主义思想便在他成天摆弄字典中复苏了。这一复苏不要紧，他陡然有了个惊人的发现，中国文字中性别歧视极其严重！没几天他就在汉字中找出了一大溜带女字旁的字，将它们一一弄清含义后，加以仔细研究，然后慷慨激昂地在其他留学生中不断发表自己的最新见解。

在他看来，中国汉字对女性的歧视实在是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了。仅仅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加以研究，也不仅是大有新意，而且更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比如，中国的古人造字时，头脑中就充满了封建主义思想和性别歧视。大凡意思不好或很坏的字，如“奸”、“妒”、“嫉”、“妖”、“媚”等等，都带上了个“女”字旁。即使一些比较中性的字眼，也往往含有贬抑女性的意思。如“妇”，意指女子加扫帚，难道只能是女性与扫帚为伍吗？再如“娶”字，男子把女子“取”过来，既不尊重女性，又明显意味着男子在婚姻上的神圣地位。

凡此种种，在两千年前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或许还可以容忍，但在已迅速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当代中国，难道我们还能够熟视无睹，而不立刻加以清理、改革，将这些字改成男字旁或者别的偏旁吗？

有好事者就跟他开玩笑说：

那么“好”字呢？这么美丽的字眼，不也跟女字旁有联系吗？这又该如何解释？

这也同样反映了男尊女卑的思想。女子旁边非得有个“子”，才算得上好。如果她们产下个女儿，就称不上好了。

那么“妙”字呢？这也有什么不好么？托尼义正辞严地回答：

本来就应该如此！

同学中有人认为他这种研究方法比较偏激时，托尼又会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击：

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请问你能在汉语中找出一个带男旁的坏字眼吗？

这也罢了，有理无理，多少也还是一种学术见解吧。而托尼的走火人魔在于，他后来不但研究与人有关的字眼，还推而广之，把视野投向一切动植物领域，以致于又有了更惊人的新发现。比如，他忽然又研究出：凡中文中的“雄”字，都有一种天然的褒义，像“雄狮、雄壮、雄伟、英雄”等字眼，满是男权社会的腐败气息。人们却都理所当然地为之津津乐道，甚至连刮的风也称为“雄风”，而相比之下，你听过谁常把个“雌”字挂在嘴边或为之沾沾自喜的？

托尼为此愤愤不平，而最使他不能容忍的是他很快又发现了“公”字也有好的意思，如“公平、公正”，而“母”字却组成了颇具侮辱性的“母老虎”、“母狗”！

他决定写一篇论文来抨击汉语中这种性别歧视的现象，以引起公论的重视。他一边自己把个字典翻得更勤了，一面还不耻下问，和一切对汉语有兴趣的同学讨论、请教。而不少同学却对他这一独特的研究不以为然，甚至还公然讥刺他这是在钻牛角尖。并认为外语中如英语、法语中性别歧视现象不比中文厉害的话，至少也不会比中文干净到哪去。例如，法国人听到哪儿又发生了犯罪现象时，常会习惯性地问：“那个女人在哪里”（即女人是坏事的祸水之意）？他们据此问托尼，为什么不先研究一下英语或意大利语中的这一现象？

托尼的回答妙不可言：

我现在最爱中文！中国人说：爱之深才责之切，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们连这个道理也不明白吗？

不几天，学院组织留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在从一个展室出来到另一个展室的时候，别人都自然而然地走了进去，惟独他突然停在中间一问房子的门前琢磨不已。等大家从展室出来时，发现他还在那儿大翻字典。

托尼又有什么新发现？有人想看看他的新笑话，便凑了过来。

完全正确。托尼忧心忡忡地说：也许是历史博物馆的传统意识最强吧？你们看，这儿的性别歧视严重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大家东张西望，谁都说看不出有这个问题。托尼得意洋洋地指着他面前那间房子门楣边上的一行字，对大家说：

你们看，他们居然禁止女性进入这房子！

大家仔细一看，虽然都是留学生，但稍稍一讨论，再一回昧，便猛然问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来，那一行字写的是：

库房重地，非公莫入！

如果说，汉语癖还只是使托尼在他那班留学生中名噪一时的话，他还有一个曾为全校广为传扬的美名，这美名曾让许多外系师生特地到留学生院来“参观取经”，以致于如果不是他自己的坚辞，学校团委还准备将他树为全校学雷锋先进标兵！

他的美名就是“洋雷锋”。

这名号几乎从托尼一到校时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那时，许多外系的同学清早路过留学生院上食堂的时候，都会看到这样一幕令人瞩目的镜头。一个瘦瘦高高、满脸胡子拉碴、满头热汗的金发青年留学生，手持大竹帚，独自一人在鲜艳的朝霞和啾啾鸟唱中，认真地清扫着学院前后的落叶和垃圾，且天天如此，很少中断。好事者经打听，才知道他叫托尼。而且，他不仅乐于清扫环境，还经常勤快地帮助留学生院的勤杂工揩抹楼梯扶手、拖地、擦玻璃窗什么的。有时候，人们还可以在水房前看到乐呵呵的托尼推着装满热水瓶的手推车，为教师们打开水。

渐渐地，“洋雷锋”的名声便传开了。

有意思的是，“洋雷锋”本人却在很长时问里一点儿也不知道雷锋是何许人也。直到学院团委来人表扬他，并向他请教自觉学雷锋的心得体会，表示打算树他为标兵时，他才恍而惚之地反问人家：什么叫雷锋？

团委同志介绍了雷锋的事迹后，托尼一个劲地点头说：

好，很好。雷锋真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慈善人士。我很乐意做一个雷锋。只是，能不能再告诉我一下，什么叫***的好战士呢？

团委同志费了很大的劲，才让托尼大体弄清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不料托尼的回答却让他们哭笑不得。托尼坚持认为，***的好战士的说法挺有意思，但他从来没有当一个战士的愿望，甚至他到中国来，就有逃避当战士的目的在。他强调自己厌恶一切战争，而热衷于一切形式的和平，因而只想当一个和雷锋差不多的有慈善心、有环保意识的普通人。他还强调，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自己虽然早已不上教堂、不做礼拜了，但仍然乐于做一些有助于慈善和环境保护的事情。

团委同志只好将他们竖一个“洋标兵”的念头搁起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