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帝国》是迄今最让我耗神的一部长篇小说。

岂止是富裕起来的农民容易怀有“帝国”的梦想，写长篇，也可以视为是作家在建构自己的“小说帝国”。无论这个“帝国”的规模如何，成败如何，都包含着构成一个“帝国”的全部因素和梦想。

而现实世界充满事件，突如其来，层出不穷，几乎是霸占了人们的想象力。现实比任何小说都更令人不可思议，更使人有陌生感，这就越发增加了作家构建“小说帝国”的难度。是现实生活中的戏剧性，又帮了作家的忙。喜事和丧事同在，盛世和末路并存，现实变得无法预测、无法把握……然而在小说的虚构中，却可以做到这一切。

因此，《农民帝国》就这样成了一部我命中注定、非写不可的作品。

我在城市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也确实写了不少工业及城市题材的小说，长期以来约定俗成，便把我划在“写工业题材”的行列内。我始终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不该受题材的局限，何况我对农村历来怀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一种天堂般美好的生活，在生命中永久地留下了一片生机勃发的翠绿，富有神奇的诱惑力和征服性，为我的一生打上底色，培育了命运的根基。是童年养育了一个人的性情和性格，童年生活对人的一生有着重大影响。至今我对农村的感情依然很深，平时关心着有关农村的消息，甚至每天听天气预报，首先想到的是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因此我一直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个农民。而眼下要反映中国现实，似乎没有比选择农民题材更合适的了。

这还因为，怀有“农民情结”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这个国家。历史上的每一次大的变革都与土地有关，如商鞅、王安石的“变法”，张居正的“新政”等，而每一次农村的变革，又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样还应该承认，是农民革命造就了共和国，至今农民仍是社会的主体，像以往一样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被邓先生称做是“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有人说，孙先生的民生主义让中国农民醒了，毛先生让农民站起来了，邓先生让农民富了。

农民是怎么富的？富到了什么程度？富了以后又怎么样？

这些问题想想都很有意思。我的文学触角一直关注着现实，不可能不为其所动。如果能写一部关于农村的小说，描写蕴涵着农业文明形态下的乡村和农民，在面对几十年纷繁变幻的现代化进程时，他们都作出了哪些反应……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情结，对我的小说园地来说也是一种责任。

毛先生说过，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问题最大。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农民的问题贯穿于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之中，其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以及运作方式，无不是农民意志动向的直接或间接反映。这就是《农民帝国》的意蕴，我甚至觉得从意识形态上讲，或者从文学意义上讲，目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倒有类似城市的大农村。现代农村在害城市病，模仿着城市，大量建造跟城市相同的房屋；城市又在害农村病，大兴土木，到处是农民工在支撑着城市的建设和运转。

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地磨蹭了很长时间，但这不是“十年磨一剑”的“磨”，是“磨洋工”的“磨”。准确地说是放下、拾起，再放下、再拾起。我虽然很看重这个构思，但开篇后常常感到驾驭不了这个主题，对现代农民的命运把握不准，不能完全参透他们灵魂的脉络，以及现代农村变革的得失……便几次知难而退。

当放弃写作后，心又有所不甘，过一段时间手又发痒，便再把书稿拾起来。就这么拖拖拉拉地磨蹭着，后来我想明白一个道理，对农民的命运和近三十年农村生活的变革，参不透就不参，把握不了就不去把握，我只写小说，能让自己小说里的人物顺其自然地发展就行。

世界为空，人乃一切。世界不过是人的灵魂的影像，人的自身就潜藏着支配万事万物的规律。作家要信赖自我，不为外物所累。只有自己才是主体，并有责任了解一切，也敢于面对一切。作家的全部才华就是感觉的新颖，感觉就是思想，艺术的核心秘密是活的灵魂，而不是变化万端的现实事故。

——这就要把握住小说的人物。社会的转型和进步格外需要有勇气、有胆识和有创见的人物。几十年来这样的人物我接触的太多了，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我之所以在生活中特别关注这样一个群体，或许跟我对文学理解有关。在《农民帝国》里的主人公郭存先身上，中国农民的优点和缺点都异常明显。现代农民的“脱贫致富”，不是从前的“痞子运动”，都是一些很优秀的农民。

当环境宽松，给了他们能够施展才智的空间，发财致富似乎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有了钱以后。这个“帝国”更像是一个自我膨胀的梦幻，看似庞然大物，称王称霸，有君王般的权势和奢华，骨子里却虚弱得很，被钱烧得五急六受。商品社会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钱太多了如果压不住，钱也会闹事。商品社会没有钱不行，光有钱也不行，农民活不下去会出事，钱太多如果压不住钱，也会被钱烧得难受。当今世界不是钱很多、大富翁也很多吗？于是钱就在闹事，金融居然也形成大的“风暴”，而且比自然界的大风暴对现代人类的摧毁力更大。

“农民帝国”确实不只在郭家店，身份不是农民，骨子里比农民更农民，而且还瞧不起农民的人，更容易闹出“帝国”的悲剧。在小说的后部我借一个重要人物封厚的嘴说了一番话，郭存先的悲剧反而救了郭家店，以后的郭家店不会再称王称霸，却会发展得更健康。生活总是有希望的。现实也确是如此，有些曾辉煌一时的单位，当第一代创业的霸主下台后，有的垮了，有的获得了再生，郭家店应属于后一种。

于是，“帝国”从构建到覆亡的悲剧，在一片兴旺的繁华中显得十分奇特。正是这种奇特构成了它的差异性和典型性。在一个大变革时期，要破除旧有的束缚，建立新的秩序，人的因素极其重要。

而人的概念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人的概念的宽泛，带来了文学概念的无限宽泛。这时候，对文学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寻找差异。差异是最珍贵的，因为有差异才有存在的必要。作家发现了与他人不一样的东西，就发现了自己创作的价值。

这部书之所以耗费精力最多，说明它值得我下这么大的力气，它凝铸了我的一种情结和责任，我自然就很看重这部小说。写这样一部书，我必须具有最起码的自信：觉得自己的故事和人物不同于别人，自己对农村的感觉也是别人所没有的，将这个“农民帝国”的故事写出来是一件有意思，也是有意义的事。

一个好的故事可以涵盖一切，它可以成全一部好小说。如果故事不能成立，立意蹩脚而陈旧，情节漏洞百出，人物就成了累赘，小说也必将成为灾难。所以，我以为一个好故事，就是一部好小说，甚至就是一个好作家。对于作家来说，文学的才能大家都具备，只有讲述故事的才能才是罕见的，它考验着作家的成熟度、观察力和叙事技巧。

而支撑故事需要两样东西：一是属于自己的称得上是思想的东西，二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文学意义上的细节。思想通过人物和故事表达，细节就是小说的血肉，好的细节对一部小说的成败至关紧要。而细节是“虚”不出来的，光靠花里胡哨不行，必须是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写这部小说之所以耗费了这么长时间，很多工夫都下在“实”处了。我对这部小说的期待也是这样，无论写得好坏，能让人觉得是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行。

中国文坛近三十年来异常活跃的文学景观，足以证实这种追寻差异的必要。

当代文学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不断涌现新潮流。随着社会的逐渐成熟，当代文学也成熟起来，个性强烈，色彩纷呈，形成了庞大的各具特点的作家群落。也只有这样，当代文学才有可能具备一定的自信，和现实对话，乃至和历史对话。

中国的文学史极其辉煌，巨人如林。但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记录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我的全部创作都在力图实践这个原则。《农民帝国》所体现的也是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转换期，有张力也有矛盾，有机会也有困难。这种变革本身就有着巨大的社会批判功能，必然也会影响到文学进程的推进。

现实对人一直都在进行着雕刻乃至扭曲，因此现实主义文学也不是简单地复制现实。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探索和发现，应该符合现实生活本身的规律，又折射出作家对现实的人文关怀和深邃的理性思考，表达人性的要求与灵魂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文学主体，就该以这种现实主义的魄力和勇气，敏锐地忠实地多方位地表现当代社会的生活真实，呈现出一种开阔、凝重的品格。

然而，现实的本性是变化。世界在变，生活在变，人在变，文学在变，其实文学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变：魏晋辞赋有别于先秦诸子，韩愈能“文起八代之衰”，就是一次大变。欧阳修的丰赡，三袁张岱的自然，龚定庵的峭拔，直至鲁迅的犀利，林雨堂的泼俏……文学也从未因内容与形式的变化而停滞……过去的文学给人类提供的是出类拔萃的精神和情感。

任何时代能够流传下来的，也只能是精神和情感。在今天这个物欲极度膨胀的商品时代，人们最缺乏的恰恰就是精神和情感。因此，文学的命运不是将被取代，而是变得更加为人们所必需。

蒋子龙

2012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