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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纠缠她已久的噩梦似已惊醒，她开始觉得自己是走进了一场连绵无尽的梦游中。无论痛苦还是欢乐，都失去了原有的滋味。无论已经发生过什么，还将会发生什么，都坠落于琐碎的日子下面，再找不到一种真实的感觉。她只愿自己长睡不起，如同浮游在空气中的尘埃，忽忽悠悠地随风飘散……
在这冗长而没有知觉的梦游中，她唯一悬心惦念、依旧清醒铭记的，是她那个小小的女儿。
在蔚蓝色的大海边，住着一个老头儿和他的老太婆，老头儿每天撒网打鱼，老太婆每天纺纱结线……
这是妈妈教我念的第一首诗。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事》。
那几年我们总是搬家，从仁德里搬到西公廨，又从西公廨搬到中山中路，再从中山中路搬到紫金观巷。那时妈妈已从工农速成中学调到杭州一中，又从杭一中，调到杭州女子初中。所以我们总是这样搬来搬去的。我们搬家很简单，只有两条被子一只箱子和一些打成捆的书什么的。我总是拎着那只半夜用来撒尿的痰盂。妈妈收拾新家的时候，我就坐那只痰盂上，像在小板凳上一样。不管我们搬到哪里，总是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晚上上床睡觉以前，妈妈给我讲故事。讲完了故事，就教我念诗。
——有一天，老头儿去打鱼，第一网，打上来的，是一网水草……
妈妈停下来说，海里的鱼很少，但这个老头，一心想打一条大鱼。他是靠打鱼生活的，打不到鱼，他回家就没有饭吃了。
我说。那他为什么不去种田呢？
因为种田的人太多了。妈妈说。他的老太婆不让他种田。
她又念……金鱼苦苦地哀求着，老爹爹，放了我吧，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我每次念到“放了我吧”这句，妈妈就纠正我说：这四个字，重音在“放”字上，吐字要特别清楚，眼睛应该睁得大大的。你想，金鱼被老头儿捕在网里，而鱼一离开水，就会死掉的。假如老头儿放了它，它就自由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回到大海里，同它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们在一起玩儿了……
什么是“自由”呢？我问。
妈妈抬起头来望着窗外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树枝上“嘟”地飞起一只小鸟，朝着暗蓝的天空飞去了。妈妈说：没有笼子、没有想抓它的野猫，小鸟心里不害怕，这就是自由。
我撅着嘴说，妈妈去上班，我一个人心里总是害怕。我不自由。
妈妈愣了一下，妈妈说好乖乖我们该睡了，不念诗了。妈妈再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我却还在痴痴地想着那条可怜的小金鱼。后来在妈妈学校的元旦晚会上，我还曾主动上台去朗诵过这首诗。台下的人拼命鼓掌，我得意极了，当时竟然站在麦克风前不肯下台，表示还想再念一首。我说我会背好多好多诗，都是妈妈教我的。这样报幕的人又让我念了一首唐诗，才算把我请下台去。
我跑下台时，听见有人在我身后说，这个朱老师，还蛮有闲心的嘛，她老公送去劳改了，她还普希金呢……
我回过头，傻乎乎地对他们说：普希金就住在我家的书架上啊。
老爹爹，放了我吧，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普希金是这么说的。可是，老爹爹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那是一个雾气茫茫的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妈妈起床给我烧泡饭。刚点上煤油炉，听见窗外有人在问路，打听的就是她的名字。她开了门，一眼就看见老家洛舍店铺当年的学徒阿三，背着一把雨伞，站在门口。她说阿三你怎么来了？阿三低着头说，师母让你回去一趟家里出事了。——出了什么事你快说呀！——我师傅、师傅他，被县上抓起来了，现在关，关在德清城里的监狱里……
阿三说完了转身就走。妈妈怔在那里，如五雷轰顶，丧魂落魄。
她忽然记起一年多前，曾经接到过父亲的一封信，信上说，如今解放了，有了乡政府，他不用再当那个镇长，可以享享清福了。他完全拥护人民政府，为了做一点对百姓有利的好事，他打算重操旧业，挂牌行医造福人民。信的后半部分，嘱咐她务必把弟弟带走，到城里或是读书、或是做工，但一定要想办法让弟弟离开洛舍。信尾用他工整的书法郑重其事地写了“拜托”两个字。
当时她心里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自从她十几岁外出求学，从来都是花惯了家里的钱，父母从未要她分担过家里的一丁点忧烦。而这次父亲写信来拜托她照料弟弟，难道父亲有什么难言的苦衷，或真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么？如此看来，父亲一年前就已料到了今天这一劫难了，却怕家人担忧，忍着不说。这个阿爸，一生总是在替别人着想。
妈妈真想马上就动身回洛舍去。却又不敢贸然请假，怕领导说她同反革命父亲划不清界限。只好先写了封信去安慰我外婆，说阿爸虽是当过镇长，但没做过坏事，政府不会把他怎么样的。她眼下上课走不开，等一放了寒假就回去。
我爸爸刚刚被送去乔司劳改不久，我外公又被收审，看来也是凶多吉少。这样的坏消息，对于我妈妈，无疑是雪上加霜了。
寒假终于来临，妈妈把我扔在了奶奶家，自己一个人心急火燎地赶去德清。听县城的亲戚说，我外公在监狱里没怎么受苦，里头的人对他蛮客气的，他生了病，还有人自动替他去劳动。据说外公每天都要出来给监狱伙房买菜，必得经过一家杂货铺。她就在那杂货铺门前等着。等了一上午也没见人影，又等了一下午，外公还是没来。她只好到监狱去申请见她的父亲。管教倒还和气，领了人出来，让他们父女二人会面。她见父亲明显地瘦了许多，以往总是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上，生出了一层灰白色的胡碴，一坐下来就不停地咳嗽，好几次，一口痰憋住，满脸呛得通红。她想父亲这一辈子，读书行医游说乡里，虽谈不上锦衣玉食，却也是一介儒生，从未吃过苦受过罪，更何况是这样的牢狱之灾了。她轻轻给父亲捶背，强忍着眼泪说，阿爸你要多保重身体，千万当心别落下病，无论如何渡过这一关，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要相信政府，政府都有政策的，不会乱来的。外公淡淡一笑，说我晓得我晓得，你放心好了。我是做医生的，自家的毛病自家晓得。说着又咳嗽，吐出一口浓痰在手帕里，痰里带着殷红的血丝。
我外公没再多说什么，分手时只是一再关照妈妈：我只是想那个杭州的小花儿，你给她拍张照片，下次带来给我看看……
过了几个月，我的外公最终因伪镇长之职，定为历史反革命。但无民愤，算是宽大处理，判了三年徒刑。两年以后，又因在狱中表现尚好，被获准保外就医。外公回到洛舍家中后，终日咳嗽不止，却依然抽烟喝酒，整天与四邻的老友作方城之战。过年时妈妈带着我回洛舍去探望外公，曾劝他到省城的大医院去看看病，外公总是推三推四。有一次被妈妈催得急了，慢吞吞说出一句话：你不要逼我，人的生死有命，不可强求。我天生是个快活的人，照这个样子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
外公最后因肺气肿，死于一九五四年冬天。当妈妈带着我和舅舅坐轮船赶到洛舍镇时，天已完全黑了。我还记得门上写着“朱万兴”三个大字的店堂里，垂挂着一条条洁白的幔帐。柜台上点着一根根白色的蜡烛，被风吹得忽闪忽闪。许多黑色的人影在墙上晃来晃去，阴森森的叫人害怕。
几天以后，外公的棺材被架在两条并列的木船上，送到乡下去安葬。那一天，岸边站满了头戴白花的大人和小孩，当船离岸时，他们突然都面朝棺材齐刷刷地跪了下去，河上一片呜呜的哭声，慢慢沉入水底。外公殓葬之日，镇上的黄表纸卖得一张不剩。很多年以后，我回洛舍去，走在街上，还有一个挑着箩筐的老头，追上来对我说：你外公可真是个好人啊。
外公生前是最喜爱我的。就像他年轻时宠爱我的妈妈那样。
闭上眼睛，我总是看见外公坐在“朱万兴”店铺门口的高脚凳上，一只手抱着我，一只手夹着烟，悠悠地望着小港那边的风景。
——刨黄瓜儿——刨黄瓜——儿，嗳，外公给你起个名字好不好，就叫小花儿，小花——儿，怎么样？外公把那个“儿”字音卷起来，又重重地翘上去，真把我笑死了……
外公留下的那只墨绿色的镜框，后来就一直放在外婆的床头。它像一扇西式的玩具门，四周有一圈精致的门框，中间镶着一片光滑晶莹的双面玻璃，可以来回旋转。这一面，嵌着一张外公年轻时的照片；另一面，是一扇镜子。用手指轻轻一推，镜子的银光一闪而过，它悄无声息地转过身去，外公那双仁慈的笑眼，就从背后转了过来……
可我知道如今外公是死了。他孤零零地住在一个叫做砂村的地方。住在山坡上的一棵树下。那年我四岁。
“老爹爹，你回来吧，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您。”
在妈妈带我回杭州的小火轮上，我有生以来“创作”加改写的第一句诗，在滔滔的大运河上莫名其妙地脱口而出。
你说什么？妈妈吃惊地问。
“老爹爹，你回来吧，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您……”我又说了一遍。
妈妈红肿的眼睛，眯得只剩下了一条缝。她泪水盈盈地看着我，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于是小鸭便去了。它在水上游，钻进水里去；不过，因为它太丑陋，所有的动物都瞧不起它。秋天来了。树林里的叶子变成了黄色和棕色。风卷起它们，把它们带在空中飞舞。空中是很冷的，云块低悬着，沉重地载着冰雹和雪花。乌鸦站在篱笆上，冻得只管“呱呱”地叫。是的，你只须想想这幅情景也会觉得冷的。这只可怜的小鸭的确没有舒服的时候……
我躺在被窝里，妈妈倚在枕头上。临睡前，妈妈照例给我讲故事，今天讲的是一个叫安徒生的人写的童话《丑小鸭》。
迷迷糊糊的，我问妈妈：小鸭为什么这么苦呢？
妈妈不说话。过了一会，妈妈说，因为它本来是一只天鹅，所以其他的鸭子们都不喜欢它，把它赶走了。它有自己的天鹅妈妈，它不怕苦，它要回到它的朋友们那里去，变成一只真正的天鹅……
朦朦胧胧的，我看见许许多多的天鹅从我的头顶飞过去。有一只天鹅“嘎嘎”地叫着，煽着它的翅膀向我招手……
妈妈——
妈妈给我塞好了被角，轻轻吻了我一下，走到桌前，坐下来备课。每天晚上我睡了以后，她都还要在灯下工作。
她听见自己肚子里咕噜噜地响了一下。又响了一下。
还不到九点就饿了么？她晃晃脑袋，咽了一口唾沫。
爸爸还在乔司农场劳改。这一年多来，妈妈在自己一个人全部的工资预算中，已经把除了吃饭以外所有的基本生活需求，都统统免除干净了。起初，住处离得婆婆家近，她就把自己50多元钱工资，都交给了婆婆。为了省下中午这一顿饭钱，她天天顶着烈日，走路回家吃饭。后来搬得远了，除去她和我的生活费，她还是把其余所有的钱，都用来抚养婆婆一家。而这些钱，也仅仅只是刚够维持婆婆一家五口人吃饭。两个年龄稍大些的叔叔，在假期里，还要打些零工挣一点钱来交学费。好在我的舅舅，已经在一个工厂当了学徒，可以自食其力；洛舍的外婆，靠着老家的家底子，变卖些家产，一个人总算能够勉强度日。妈妈每用一分钱，都要仔细地计算了又计算，这对于我妈妈这样一个从不知为琐碎的家务、为柴米油盐操心的人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在一项一项的开支中，妈妈把自己的开销减了又减，而再减的只能是她的伙食费。好多次她都是饿着肚子走上讲台，她真怕肚子里咕咕的响声会让学生们听见。有一次窗外传来收旧货的叫卖声，妈妈实在是太饿也太馋了，她找出一本舅舅丢弃的代数课本，拿去卖了，换了几分钱，跑到路口的小铺上，为自己买了两块油炸臭豆腐吃。那是妈妈唯一的一次“享受”。我记得妈妈常常用咸萝卜干和腐乳下饭，但我的面前，每天都有一个煮鸡蛋或是鸡蛋羹，饭后还会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或是小小的橘子，还有一粒必须要吃的鱼肝油丸。每次我剥开橘子，把一个橘瓣塞在妈妈嘴边，妈妈总是把牙咬得紧紧地说，好孩子，妈妈不吃，妈妈怕酸呢。
……一天晚上，正当美丽的太阳下落的时候，有一群漂亮的巨鸟从灌木丛里飞出来。小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美丽的东西。它们白得发亮，它们的颈又长软。这是一群天鹅。它们发出一种奇异的叫声。它们展着美丽的长翅膀，从寒冷的地带，向温暖的国度，向不结冰的湖泊飞去……
妈妈——我在睡梦中也总是寻找着妈妈。
妈妈站起来，俯身亲了亲我。她为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暖着手，然后不出声地一口一口喝着。她觉得身上暖和了些，肚子也不那么饿得慌了。她低下头去继续备课，手指无意地搓捏着教案上的那只钢笔帽。笔帽箍在手指上的时候，好像一只戒指。
她忽然想起来，她曾经是有过一只金戒指的。
那只金戒指，是她结婚时，我的奶奶送给她的。后来，外公外婆也把一只金戒指给她做了陪嫁。她又把它转赠给了我爸爸。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有了两只金戒指。但到了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前夕，爸爸在开辟余杭横湖地区的秘密武装时，缺少经费，就把这两枚戒指，都兑换成了金圆券，用于地下活动工作了。他们再也没有自己的一点积蓄。结婚时，除了外公外婆为她添置的一些衣物，他们没有置办任何家具，现在家里用的写字台和一个柜子，还是不久前，从洛舍老家运来的。
假如那两枚金戒指还存在箱底，那该多么好呵。妈妈傻傻地想。至少眼前所有的难题都能暂时缓和一下了。女儿也能有过冬的新衣服了。可当时，她和恺之怎么竟然连想都没想过，他们会遇到这样突如其来的灾难，人生还会有如此不测不备不防的不时之需呢？
肚子又咕咕地叫了起来。
她不能再喝水了。喝水其实也是没有用的。
她决定上床睡觉。也许只有睡觉是最好的办法。睡着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却仍然睡不着。肚子饿得难受。她翻了一个身，又翻了一个身。
肚子饿是能忍受的。她对自己说。令她无法忍受的是周围的人的眼神。好像她是一个传染病患者，同她多讲一句话，都会变成敌人。学校领导总是把最吵的班级分给她、把别的老师不愿干的事情交给她做。在教研室里，她坐的桌椅是最破旧的、她用的教具常常残缺不全——她默默忍着。但她却没有资格说不。她没有资格是因为她的丈夫和父亲都是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反革命是人人避之而不及的。当革命胜利以后，人人都要表明自己是最最革命的了……
只有到了深夜，在难耐的寂寞和饥饿中，妈妈才能将人们那如刺如棘的白眼，一根根从她心里拔出来，渗出滴滴血珠，再一口口吞咽下去。她要为了女儿、为了丈夫、为了全家人，好好地活着——为此她甚至没有权利自杀。丈夫在茅家埠的时候，曾对她说过，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要坚强地活下去。丈夫说过，他相信自己愿为之献身的新中国，不会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
她要看看这个世界究竟会变成个什么样子。
饥寒交迫的长夜里，我妈妈津津有味地咀嚼着那些遥远的童话，与睡梦中的我分享。也作为她自己的精神宵夜，聊以充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我在妈妈心目中，是作为一个美丽的童话存在的。这个日日与她相伴的童话，就成为她精神的避难所，也是她流亡的灵魂最后的寄存之处。
常常是舅舅来幼儿园接我。他在大门口看到我，就往地上一蹲说：上来喽。我趴上他的脊背，用手搂住他的脖子，他就像一阵风似的跑起来。一边跑一边给我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所以孙悟空在我脑子里的印象，总是气喘吁吁的。有时是姑姑来接我，她背我的时候，常常把我的两只脚拖在地上。她的头发里总有一股汗味，脊背上的汗有时把我胸口的衣服都洇湿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姑姑其实只比我大五岁，那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背一个四岁多的孩子。有一次姑姑背我上楼梯，身子一晃，我们两个都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后来好多天我们脸上都涂满了红药水。他们有时把我背到奶奶那儿，有时把我背到妈妈上课的教室外面，让我在那儿等着她下课。操场两边长满了狗尾巴草和风仙花。伸手去采，那花子儿就会“啪”地一声跳起来。我采了许多狗尾巴草，坐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坐着坐着就睡着了。这种等待使我很愤怒。有一次我就学着街上的小贩，在教室门口走来走去，怪声怪气地喊着：“卖豆子喽——卖豆子……”希望能引起妈妈对我的注意。教室里哄堂大笑，妈妈却仍然不理我。她每次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等她带我去吃饭时，食堂的饭常常都冰凉了。晚饭后假如妈妈还要学习（是一种叫做政治学习的学习），她就让姑姑把我背到奶奶家去。奶奶家一点都不好玩，如果在楼板上跳一跳，楼下的人就会大声喊：房子跳坍啦！有什么东西掉在楼板上，一下子就从楼板的缝里漏到楼下去了。只有小叔叔养的蚕宝宝我最喜欢，它们不声不响地呆在一只套鞋盒子里，吃桑叶的时候，那个像鼻子一样的嘴巴，在桑叶上沙沙地咬出一个半圆形。我盯着它们看，始终不明白它们回过头来，怎么会知道还从原来的那个口子吃起。蚕宝宝到了快要吐丝的时候，浑身变得透明好像一肚子都是银丝。可惜有一条蚕宝宝让蚊子叮了一口，身上肿起了一个大泡，还没吐丝就死了。我和小叔叔为它哭了一场。
只有星期天，妈妈才属于我。妈妈给我穿上淡蓝色带花边的连衣裙，头发上系一只大大的蝴蝶结，带我去爬城隍山。山顶上有个老头卖一种番薯饼，在山脚下就能闻到它的香味。每次我们上山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一块番薯饼两个人分着吃。然后我们就在山上的石头缝里绕来绕去地捉迷藏。妈妈说这些石头叫做十二生肖，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属的那个动物。我喜欢骑在老虎的背上。如果刚刚下过雨，它的背光溜溜凉丝丝的摸上去很舒服。太阳一出来，它就毛茸茸的很暖和。我说要是让它背着我去幼儿园就好了。妈妈就咯咯地笑。有时妈妈也带我到湖边去，让小叔叔教我钓鱼。小叔叔挖很多蚯蚓，一钓就钓起一只大青虾。每次小叔叔去钓鱼，我们中午就有油爆虾吃。有一次小叔叔帮我装好了鱼钩，告诉我那个白色的鱼漂一动，就赶紧往上拉。我拉起来一看，却是一根稻草，不是渔夫的那条金鱼。否则，我一定会把它放回西湖里去的。
在紫金观巷的那个大杂院里，我有了一个要好的小朋友，名叫秀华，是一个校工的女儿。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她来找我玩。她指着桌上一瓶金黄色的粉末，问我那是什么。我告诉她那是蛋黄粉。她说好吃吗？我说很好吃很好吃的，妈妈说很有营养。她说你给我吃一点儿好不好？我爬到桌上拧开瓶盖，用一只调羹舀了一点放在她嘴里。妈妈说一次只能吃一调羹。我说。她啧着舌头说真好吃啊，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再给我吃一点好不好？我就又给她吃了一点。她说你不吃呀？我说我今天已经吃过了。她说反正你妈妈又不在家，你妈妈不会知道的，于是我也吃了一调羹。蛋黄粉实在是太好吃了，又香又甜，我忍不住又吃了一点。她说再吃一点好不好，再吃一点就不吃了。我们两个人就又各吃了一调羹。她说我们索性再吃一点吧，再吃一点真的就不吃了。我们又吃了一点。当我终于忍住不再吃它的时候，我发现瓶子里的蛋黄粉已经快没有了。
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挨打。妈妈在这以前从来没有打过我。那天妈妈真的很生气，一边打我一边说，这蛋黄粉不容易消化，你吃坏了怎么办啊！
就在那时候，有人敲门，敲得很急。妈妈放下我去开门。她在门口愣住了，半天也不说话。后来她就扑在那个人的胸前，嘤嘤地哭了起来。我提上裤子，好奇地走过去。我看见一个男人，把妈妈紧紧抱在怀里，还用手轻轻地拍着她的背。门口的地上，放着一只铺盖和脸盆背包什么的。我想这是个什么人呢？他干吗让我妈妈哭啊？
那个人看见了我，放开妈妈，迎着我走过来。他蹲下身子，张开双臂，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他对我说：来，叫爸爸，你的爸爸回来了。
我扭过头去不理他。爸爸？我已经不记得我还有个爸爸了。
叫爸爸——妈妈用很严厉的口气对我喊道。
我抿紧了嘴。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他向我挪了挪身子，伸出手一把抱住了我。
——你走开！我尖声大叫，吓得哭了起来。拼命地挣脱了他的手，朝妈妈跑去。
他的胳膊颓然松开了，垂落在地板上。忽然又猛地抱住了自己的头，头埋在膝盖上，呜呜地哭出了声。妈妈扔下我，走过去伏在他肩上，同他抱头痛哭。我一看这情景，反倒自己止住了哭声，在一边傻看着他们。后来差不多有一个多星期的样子，我一直不肯开口叫他爸爸。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看见我父亲大哭。他从乔司回到杭州那一年，我已快满五岁了。后来的许多年里，我的爸爸也总是这样来了又走，来来去去。由于童年的经历，我和父亲之间，始终若即若离，彼此都感到生疏和隔阂。
……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唉！哪怕一根小火柴对她也是有好处的。只要她敢抽出一根来，在墙上擦燃，就可以暖手！最后她抽出一根来了。哧！它燃起来了，冒出火光来了！当她把手覆在上面的时候，它变成了一朵温暖、光明的火焰，像一根小小的蜡烛。这是一道美丽的微光……
现在我可以自己一字一句地来念这篇《卖火柴的小女孩》了。我已经上了小学一年级，我认得了好多好多字。除了学校的老师，还有一些字是妈妈教会我的。妈妈给我买了一本《安徒生童话故事选》，其中好些故事，我早都听妈妈讲了许多遍了。我喜欢这个叫安徒生的人。
小学第一个学期开学那天，妈妈还送给我一本书，封面上有一个卷头发的漂亮小姑娘，书名叫做《一年级小学生》。那个小姑娘的名字叫玛露霞。当然，她是个苏联人。后来妈妈照着玛露霞的衣服式样，给我做了一条紫红色宽背带的围裙，周围有一圈带褶的花边，罩在白衬衣外面，看上去像裙子似的。我穿到学校去，同学们都围着我看。看来看去，就有男生朝着我做鬼脸，大叫：哈哈，你们看，后头没有的！于是大家都跑到我身后去看，然后都哄地笑开了，说：真是后头没有的，裙子穿长裤，没看见过！那以后我死活也不肯再穿那条玛露霞式的围裙了。妈妈好不容易给我做的一件新衣服，只好压在箱底。妈妈效仿苏式学生装的创新企图，就此宣告流产。
我的书包也常常是大家取笑的目标。开始时，妈妈亲手给我做了一只花布的书包。但因为她以前从来没做过针线活，居然把那只书包缝得歪歪扭扭，又窄又短，根本就放不进去铅笔盒。我因此十分苦恼。有一天，我在写字台抽屉后面的空当里，发现了一只像书包那么大小的手提箱，绿格子布面，箱盖上有金色的搭扣和把手，虽然有点旧了，但很好看也很精致。我问妈妈这是个什么东西，妈妈说是以前外公放文件的。可惜它不是像书包那样扁扁的，而是方方的。妈妈说，哈，你不如就用它作书包算了，拎着它，真的就像玛露霞了。我不肯，说这和别人的书包都不一样，同学会笑话我的。妈妈嚷嚷说，嗨，不一样才好呢，还不容易拿错哩。一个人就应该和别人不一样嘛，否则你就成了别人了。于是我只好很不情愿地提着那只书包去上学——结果第一天，我就遭到了男生的袭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围着我的书包团团转，说这不是书包而是一只匣子，用来装洋片和玻璃球倒是蛮好的。他们让我把匣子交出来，我不肯，他们来抢，危急中，我拿出削铅笔的小刀，用刀子割伤了一个男生的手指。第二天，男生向老师告了我的状。老师说我的书包像资本家，以后不许用了，还让我在黑板前面罚站认错，又通知妈妈来把我领回去。妈妈很不理解地嘟囔说，连用什么书包都要管，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啊？妈妈这次的“书包改革”，也就此宣告失败。她一气之下，就把我转学到她教书的中学隔壁的一所小学去了。
我发现妈妈这个人，总是同别人想得不一样。有时，她好像不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事事别出心裁，然后又处处碰壁。不过她从来不因此懊丧。她生气的时候，就倒在床上看书，从枕头下拽出一本《格林童话》或是《伊索寓言》什么的，看着看着，她会“扑哧”一声笑起来。我说妈妈你笑什么呀？她还笑个不停，说来来来，过来，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她就讲《幸福的汉斯》讲《狐狸和猫》给我听。讲完以后要是问她，妈妈你刚才为什么生气，她笑嘻嘻眨着眼睛说，哎呀刚才我是生气了吗？你看，连我都忘了那是为什么……
就在我上小学那年，妈妈给我生了一个小妹妹。妹妹生在中秋节那天，我和爸爸去医院看望妈妈，爸爸在路上给妹妹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婴音。爸爸说，让妹妹像婴儿的声音一样纯洁。妈妈也很喜欢婴音这个名字。我一直不明白，妹妹生在月圆之日，为什么不叫她圆圆或是亮亮什么的，而要叫婴音呢？从抗抗到婴音，中间相隔七年之久，我父母的心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
当我长大以后，对于自己和妹妹名字的差别，曾很多次绞尽脑汁。爸爸妈妈在50年代初，为着自己心目中神圣理想而生的那种激昂的反抗、抗争、抵抗精神，却在莫测多舛的命运中，一次次陷入惶惑和迷离——于是他们不得不开始向纯净、高洁、稚拙和素朴的人生愿望求助。“婴音”是一个坦白的陈述、一次无悔的回首和回归。当婴音到来时，他们对自己的人生追求，重新作了判断和肯定。所以婴音这个不起眼的名字，却也许蕴藏了至关重要的含义。很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悟到，“婴音”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一种精神和理想的修正。“婴音”是一个排斥一切世俗的代码，他们注定要恪守着这一崇高的信条，固守自己灵魂的那方天地。
河水带着一个瓦锅和一个铜锅流着。那瓦锅对铜锅说道：请你离开我游泳，不要靠近来。因为你如碰着我，我就碎了，即使我并不想要碰你。
这就是说，在贪婪的国王的近地住着的穷人的生活是很不平安的。
这是《伊索寓言》中，“两个锅”的故事。
我已经能把书上的字，念得很流利了。我的成绩单上都是5分。
但我却不太懂得这个寓言的意思。晚上我去问妈妈，妈妈说：一个瓦锅和一个铜锅，你动脑筋想一想，是瓦锅结实呢，还是铜锅结实？
当然是铜锅结实了。我回答。
所以，瓦锅和铜锅在一条河里流着，瓦锅就担心铜锅会撞着它。瓦锅如果在岸上，平平安安的，也许能用很久。但在水里漂着，水里有浪有漩涡，它不能掌握自己的方向，只要有个坚硬的东西撞击它，它是不堪一击的。因此它很害怕……
妈妈讲到这儿，忽然停住了。她的脸色苍白，呼吸也急促起来。她合上了我那本《伊索寓言》，摸摸我的头说，你快考试了，先不要看课外书了好吗？然后她默默走开去，不再理会我。
那时妈妈学校的墙上，已经出现了许多大字报。我知道那叫“大鸣大放”。我每天都在那些大字报底下钻来钻去，和小朋友捉迷藏。但是妈妈很少在那些大字报下停留。她走过墙根时，步子，总是匆匆忙忙又慌慌张张的。
天空乌云密布，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席卷着棍棒刀剑倾泻而下。一九五六年的肃反运动刚刚过去不久，“反右”运动又开始了。
那些日子妈妈的右眼总是跳个不停，她觉得一场灾难又要降临了。就学校的这些老师来说，她大概可以算是唯一一个“三位一体”的“人选”了。——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父亲是个判过刑的“伪镇长”；她的丈夫是个劳改刚回来不久的“历史反革命”；而她自己，历史上曾经被捕，1956年再次确定的审干结论上，还是认为她有“自首行为”，没有把她打成“叛徒”，已是万幸的了。就她这样的政治状况，只要说错一个字一句话，都将跌落万丈深渊，永劫不复。她是一只地地道道的瓦锅，且已是遍体裂纹、伤痕累累。不要说有只铜锅来撞她，就是漂来另一只瓦锅，不经意地一碰，顷刻间土崩瓦解的，只能是她。
那段时间，妈妈整日里沉默寡言，连故事也不给我讲了。
就在“大鸣大放”最热闹那会儿，有一天妈妈低头走过大字报前，她知道大字报的内容，大多都是反映有关知识分子待遇的，比如教师的宿舍太拥挤、教学条件太简陋、学校党支部有官僚主义等等。妈妈虽然心里赞成这些意见，但她却不愿也不敢出头露面。因此当有一天，同一个教研室的老师，拦住她请她签名时，她有些迟疑不决。她明知道自己不该签名，但不签又觉得对不住同事。她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之极，潦草得几乎看不出是谁。
“瓦锅”顺水漂流，只能尽可能小心地躲着漩涡和恶浪。
蛇引出了洞，猎人很快就开始了迎头反击。
开始有人检举揭发朱小玲的反党言论了。
所谓的“反党”言论，是说她曾经穿过一件银灰色的海孚绒大衣，上班时对×××说，你看这大衣还是我结婚时，父亲送给我的，那时也不贵，现在怕是再也买不起了。
明摆着，她这不是在散布“今不如昔”，又是什么呢？
又说她认识一个叫刘季野的人，那人是杭一中的语文教师，一九五五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她同他有过来往，应当老实交代她和他之间的反动言论。
还有人说她想让女儿学弹钢琴，带女儿去看戏，从不看现代戏，都是看的什么外国歌剧或是莎士比亚的话剧；给女儿买的书，几乎没有几本是中国书，她这不是培养女儿走白专道路，又是什么？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她的资产阶级思想何等严重……
同一个学校的老师中，那些出身好的、那些丈夫是军人或是干部的、那些刚从师范毕业的、那些历史清白的……都像是压在妈妈头上的砖块，一层层越垒越高、越砌越悬，一块块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却有口难辩，连解释的可能都没有，唯恐言多语失。
“瓦锅”心里明白，她必须在自己那易碎的外壳上，设法裹上一层防护的布、油毡、三合板或是别的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她不能就此任人摆布、由人宰割。她只有自己来救自己。而且应在校领导作出最后的决定之前，反守为攻，转移目标，先把自己从火力的中心解脱出来。
很多年以后，我妈妈又一次对我讲述了这件事。她讲得坦率而平静，但她说她永远不能原谅自己。除了贾起之死，她一生中似乎没有太多懊悔和愧疚的事情，而这却是其中一件。
你想那个时候，我这么一个从不关心政治、不求上进的人，还能有什么锦囊妙计呢？妈妈自嘲地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抛出别人、保护自己——检举揭发别的老师。我们教研室有个女教师，据说也有历史问题，领导把她列为重点。我就揭发她说，她平日在办公室，举止行为十分诡秘，写了什么东西，就搓成一团，收藏在她抽屉里的一只布袋中。这只布袋子非常可疑，它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应该将其公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我揭发的当天，校领导就命令她把那只袋子打开，她一边解袋口的绳，一边手都颤抖了。但结果大出意外，那里面是些废纸、还有粉笔头、用坏了的别针等等杂物，什么名堂也没有。我愣了，满脸通红。领导把那只袋子拿走了，说还要研究研究，并且表扬我警惕性高，是好事。当时我恨不得钻到地下去。幸亏她后来倒没有因此而打成右派，只是把她下放到郊区的中学去了。她临走时收拾办公桌，悄悄对我说，你不知道，我是个基督徒，有洁癖，一点点脏东西都从来不乱扔的，就准备了那只布袋……我这才明白了那只布袋的来历，心里很难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听完了这个故事。我同样也说不出话来。
似乎是有一点失望。对于我所尊敬的妈妈。
失望之余，又有一种悲哀渐渐升起，为周围所有的人。这些年里，其实我也同样体验了这种“你死我活”的人生哲学。作为一个生活在五十至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恐怕几乎没有一个能幸免被人所整而又整人的悲剧。然而由妈妈亲口对我述说的这件往事，就有了一种更为辛酸的含义。
“反右斗争”的风暴终于过去了。妈妈竟然侥幸“漏网”逃脱，最初连她自己都不敢想象。她一直没有搞清一九五七年自己之所以未被打成“右派”的真正原因——或许是由于当时学校里有比她的言论更加“反动”的教师捷足先登；或许是因为“右派”的指标暂时已凑足够数？但她本人以为最大的可能，则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唐佩兰，在暗中扶了她一把。那个我称作唐妈妈的教导主任，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她精明严厉，全校的人都怕她。但她每次一看见我，就笑嘻嘻地问我考试得了几分。她喜欢学习好的学生，自然就喜欢讲课最受学生欢迎的我妈妈。妈妈说，唐老师知道她家里的困难情况，也了解她的历史和为人，再把妈妈打成“右派”，唐老师实在是于心不忍。妈妈坚持说那个时候偶尔也会“正义战胜邪恶”。她愿意这样去解释一场被避免了的灾难，这个猜测比较符合妈妈一向的人道主义理想。时至“文革”，唐妈妈被送入“牛棚”隔离审查，与我妈妈关在一起。她的丈夫，杭州市另一所重点中学——杭州二中的校长黄怀仁，被造反派批斗致残，最后死于癌症。他们所力行的人道主义，却并没有回报于自身。
然而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九年的“反右斗争”，却仍然给我们一家造成了新的威胁。爸爸从一九五五年回到杭州后，开始被暂时安置在公安厅劳改局教育科，编一份给犯人阅读的《新生报》。他的工作能力很得教育科长的赏识。那位科长为他写了证明，推荐他去省招聘委员会应聘。爸爸几乎就在将被重新录用之际，由于“反右”开始，一切努力付诸东流。那位教育科长也被打成了“右派”。不久后，我爸爸接到通知，从市内机关调去郊区属劳改部门管理的“留下果园”，参加“生产自救”。从此又一次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艰苦生涯。
自从爸爸被送到“留下果园”去之后，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妈妈就带着我和妹妹，到龙翔桥的六路汽车站去接爸爸。经常的，眼看着那些下了汽车的人，一点点散尽，爸爸却连个影子都不见。我们在路灯下等啊等啊，一直等到末班车过去，汽车站上一个人都没有了，妈妈才叹口气说我们走吧，他们大概又不放假了。爸爸一般只能两个星期回来一次，是晚饭以后才到家，第二天下午就得急急忙忙赶回去。我算了一下，他在家里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就是国定假日也不例外。每次他回去的时候，妈妈总是拉着我们的手，把他送到6路车站。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于星期天的印象，是同那个破旧的6路汽车站连在一起的。
以后的岁月变得模模糊糊，笼罩在一片无休无止的淫雨和迷雾之中。妈妈甚至都记不清后来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还有四清，这一个个运动和灾难，她拖家带口，究竟是怎么过来的。在那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又不得不言不由衷的假话后面，妈妈的心底渐渐滋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不仅像她父亲那样的在抗战时期做过一些好事的开明人士，不被这个制度所容；她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工作的丈夫，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墙”下被剥夺了政治生命；一个个正直而有才华的朋友们，相继戴上了这样那样的“帽子”，正从这个歌舞升平的时代一点点消失；就连她自己，从十几岁就倾向进步、追求革命，并受过国民党迫害的人，竟成了阶级异己，被打入社会的底层——革命者或是同情革命的人，到头来统统被革命所“革命”，那么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她年轻时所希冀的那个平等、民主和自由、富足的社会，只是一个虚妄的梦么？
她不敢往下想了。这些念头，连想想都觉得可怕。
“瓦锅”在岁月湍急的水中漂流，身不由己。但这只“瓦锅”的不可救药之处，或者也可说是与其他易碎的泥钵、陶罐、玻璃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恰恰是一只想入非非的瓦锅。当她偶尔遇到一段平缓的河段，使她能稍稍地喘息和休整之时，她便津津有味地开始观看岸边的风景。葱郁的森林和高耸的峭岩令她陶醉，山坡上啃着青草的小羊使她着迷。她想这世界总会有一个她灵魂的流亡之地，她相信自己定能寻得一个逃避的去处。她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么？她将要把自己的心藏入一个美丽的河湾，一个无人能够侵袭的角落，去做一个飘然出世者。
多年以前妈妈在洛舍小镇的孤寂与苦恼中，曾经安慰了她的那些文学作品，在六十年代的贫穷和压抑中，重又在她心里丝丝缕缕地复苏。像那个时代许多追随革命的人一样，她早已是一个不信奉宗教的人。但当着神圣的宗教被更为神圣的“信仰”这个词语所代替；当着许多人的信仰正一天天演化成一种新的宗教时，她却只能沉溺到她的书本里去，将她心灵深处那些美丽的童话，建筑成一座她所独享的理想主义宫殿，并逐渐创造出一个可以称之为童话理想主义的怪物，作为自己支撑苦难的另一种“信仰”。
人到底是不可没有宗教的。正如没有神可以造神；没有神坛可以堆砌神坛。妈妈在少年时代曾那样痴迷的信仰破灭后，她终究空落，她需要用那些遥远而美好的故事，暂且充当抚慰痛苦的圣经。
在那一段漫长而凄苦的岁月里，妈妈一步步把我引入她苦心营造的另一种梦游幻境，让我在她虚拟的童话世界里，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