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三岁那年暑假，在洛舍外婆家。有一天，我在后院柴房洗澡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关于自己的秘密。

那是七月里的一个中午，蜻蜓扇着沾湿的翅膀落在门口的篱笆上。母鸡趴在荫凉的墙角打盹。那天实在是太热了，午饭我吃出了一头大汗，花布的圆领衫湿淋淋地贴在我的后背，使我不得不总是用手掀动着衣角。脖子里痒痒的好像长了癣。

外婆说，看你的痱子都生出来了，快去洗个澡再睡午觉。

我脱了圆领衫和短裤跳进木盆里去。水很热，汗马上又流了下来。外婆总是认为夏天洗完热水澡才会凉快。事实上柴房里闷得一丝风都不透，黑色的泥地上蒸发着一股热烘烘的霉味，熏得我连气也喘不过来。

为了躲避木盆里的热气，我从水中站了起来。

就在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忽然变得亮晃晃的，眼睛被什么东西刺得睁不开。我眯起眼，看见一缕金黄色的阳光，从柴房屋顶的天窗上直射下来，投在我瘦小而纤细的身体上。苍白的胸脯上微微隆起的两个小小的乳房，散发出一种金橘般的光泽。

我就那样傻傻地站着。犹如面对着一面镜子，注视着自己。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样强烈的光束下，检阅自己的身体。在那个年龄，我对自己还很陌生因而也很好奇。

后来很多年中，我一直记得忽然发现它那一刻的情形——一颗米粒那么大的、鲜红色的斑记，像一滴凝固的血珠子或是一粒番茄子，沾在我扁平的腹部上、肚脐眼的左侧。我似乎微微地觉得有些痒，我用手指去抠它，当我明白它是不可能被抠掉时，我便真正感到了惊慌。

我胡乱穿上衣服，跑去找我的外婆。湿脚套进木屐板，险些在门槛上绊一跤。我对着外婆撩起我的圆领衫，我说外婆你看我的肚皮漏了是不是？血会流出来的……我想它最好是一颗痱子，不过痱子不会只有一颗……

那个中午外婆如同每天一样，躺在堂屋的竹榻上困觉。外婆穿一身湖蓝色的短褂长裤，悠悠摇着她那把雪白的鹅毛扇驱赶着蚊蝇。在我的记忆中，外婆永远穿着浅蓝淡蓝深蓝色的衣服，就连那把鹅毛扇柄上，也系着瓦蓝色的丝线坠，星星似的闪闪烁烁。她半醒半睡地眯眼看我走近，任我把白白的肚皮对着她。后来她忽然就翻身坐了起来。伸出她胖胖的手指，轻轻触摸着我腹部的皮肤，花白的头发像一朵盛开的菊花在我的胸前颤动。当她终于抬起头来时，她的两眼放光，灰黄的脸上浮起两片莫名其妙的红晕。

红痣。她说。她的嗓音有点发粗。是红痣。她的裤腿不知为什么抖得厉害。她找不到床榻下的鞋子，便光脚跳在地上，一把将我抓到门口的光亮处，又一次抚摸了那个红点。然后她长长出了一口气说，哦真的是红痣呀。

红痣是什么？我问。

她摇摇头。她似乎试图把笑容藏进正在摇晃的短发里，但没有做到。以后的许多年里，直到她去世，她也没有向我解释过红痣到底是什么。我只是从她脸上舒展的皱纹，和她兴奋的神态中隐隐揣摩出，我肚皮上的这颗红痣，多少让外婆感到一丝喜悦甚至骄傲。那么它至少不会是什么不好的东西了。至少不会是渗血了。

我把脚上的木屐板夹紧。正要走开，却想起了一个当时唯一能提出来的问题。

你有红痣没有呢？外婆。

我身上假如有红痣，命就不会这么苦了。外婆很爽快地回答我。她的手指停留在那件湖蓝色大襟布衫的襻纽上，摆弄着她的襻纽。她就这样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解开了一个扣子又解开了一个扣子，直到把它们全部解开。外婆出人意料地掀开了她的布衫，露出她白花花邹巴巴的一片胸脯。那天我第一次看见外婆的乳房，像两只瘪瘪的口袋挂在腰间。我怔住了我也许想逃走但我移不动步。我看见就在她的乳房右侧，有一块青灰色的疤瘌，像一片枯萎的树叶，贴在泥地上。

外婆低声说你看见了——外婆没有红痣只有这块青记。这是外婆从娘胎里带来的挖都挖不掉，只有我自家晓得……

晓得什么？她却没有再说下去。

那个7月的炎热中午，知了一直恶狠狠地叫着。整整一下午我躺在竹榻上一动不动。外婆身上的青记像一团乌云，覆盖了我肚皮上的红痣。我浑身冷汗淋漓。

很多年以后我恍然明白外婆再也不会告诉我关于红痣的事情。因为即便你提前参悟命运昭示的某种迹象，也绝不能泄露。外婆为了保守我的秘密而出让了关于她自己的秘密——由于外婆执著的缄默，红痣从此引发出我对人生的无限想象。

暑假没有结束我便回到了城里。那段时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当没有人的时候我常常撩起我的衣服，低头观察肚皮上的那颗红痣。我害怕它会一天天长大最后使我变成一个浑身红皮肤的人。8月的天气仍然很热，我只要解开裙扣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一连几个星期它趴在那里纹丝不动，只是颜色好像变得鲜艳了一些。

那天傍晚我正在厨房里等着水开。我又忍不住扒开了裤子上的松紧带。就在这时我听见了一个尖细的声音，尽管这个声音异常熟悉，但那种瓮声瓮气的广东语音仍使我哆嗦了一下。

你在做乜也（什么）啊？

黑影立在厨房门边。夕阳把她的身子拉得老长，映在墙上像一根电线杆子。我知道这个人是我的奶奶。除了奶奶，家里不会有第二个人用这种方式出现。她总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突然开口说话，声音犹如从地底下传来。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她又说。你这个怪样子，已经有好多天了。

我不做声。我忘了她每时每刻总是在监视着家里的每个人。

她朝我走过来，一把抓住了我裤子上的松紧带。她说你知羞不知羞，还没长成个人，就想嫁老公了……

我的脸涨得通红。为了她对我这样的误解，我心里滋生出难言的恨意。如果我不辩解她将会把这当成事实、当成话柄，从此牢牢抓我在她的掌心。于是我急忙挣开她的手，我说你看好了，我肚皮上长了一个东西，外婆说这叫红痣，红痣就是喜痣你听说过没有？外婆说身上长了红痣的人与众不同……

我胡乱地说着。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下流的动机，也许是为了炫耀，也许只是为了制止她说服她，我对红痣竭尽想象大大地添油加醋。

她站在那里冷冷地睥睨着我的肚脐眼。她有一双鹰一般明亮的眼睛。并且将这双眼睛略为逊色地遗传给了我的爸爸叔叔和姑姑。几十年以后，当我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春日去为她扫墓时，她炯炯的目光还从墓碑上镶嵌的遗照中，穿过袅袅香火，直射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

她就那样令人毛骨悚然地望着我，薄薄的嘴唇上挂着一丝不太友好的冷笑。她说你有没有搞错，文成公主的红痣是长在额头上的，长在两根眉毛中间，那叫喜痣。那叫公主。那叫富贵。你听说过有谁把红痣长在肚皮上的？只怕是，肚皮上长了红痣，要吸你的血呐，你自己看看自己那个样子，从生下你，你爸爸就背运……

奶奶的一盆凉水倾顶而下，我噎回一团冷气，差点就哭起来。

她关于红痣的结论使我惊恐不安。尽管我并不真正相信她的话。她评价世间万物，从来都持否定的态度。但对于红痣，她不仅有理论还有实例，好像真有那么回事似的。那个瞬间我想起了外婆欣喜的面容——在外婆和奶奶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中，我晕头转向。

情急之中，我抱着唯一的希望问我面前的奶奶。我说那么阿婆你身上有没有红痣呢？——我眼前出现了外婆胸口上的青记。外婆的坦白引诱了我的期待。我渴望在这种彼此信任的交流中完成我的问答。

我说出那句话的当时，奶奶便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喉咙里发出一声骂人的话语，然后扭身就走。我没有听懂那句骂人专用的粤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后来的事实证明，我这个胆大妄为的要求从此彻底得罪了我的奶奶。

奶奶的咒骂和她笔直细瘦的身影，一起留在了厨房里。她黑衫黑裤黑鞋黑袜，就连头发也墨黑墨黑没有一根银丝。从我记事开始，我似乎就没有看见过她穿别的颜色的衣服。她的背影消失在黑黢黢的走廊里，只有一截苍白的脖子，反射着黄昏的余光。

我紧紧咬着嘴唇。任凭沸腾的开水溢出水壶，溅起呛人的炉灰。烟尘的颗粒弥漫在厨房里，又慢慢沉降，落满我的头发和衣服，也将那颗神秘莫测的红痣，隐隐约约地掩藏其中……

外婆每隔几个月，就会从洛舍坐船到杭州来看望我们。

外婆每一次来杭州，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外婆的来访，为奶奶平淡无聊的生活注入了鲜活的刺激。以往每日无的放矢的评论，总算有了明确的目标。冷战拉开序幕，并逐步升级。

外婆坐着三轮车在大门口出现，每次总是大包小筐的像个搬运工。外婆的篮子里有活鱼活虾活甲鱼、包袱里有妈妈最爱吃的咸鱼腌肉，都是外婆自己做的。还有我爱吃的风干老菱、糯米藕和烘青豆。如果是冬天，外婆的筐里会有一只绿色的大搪瓷杯，装着满满一杯的红烧小羊肉。羊肉是带皮的，但又肥又嫩，好吃极了好吃极了。如果是春天，杯子里就是黄鳝烧肉，那黄鳝一大段一大段的，像甘蔗那么粗。到了秋天，那篮子便用绳子绑着，外婆会说，小心啊小心咬着你！掀开篮盖的一条小缝，能看见一长串肥肥的青壳螃蟹，正在比赛吐泡泡。把那些螃蟹养在缸里，能吃好多日子。

三年困难时期，外婆每次来杭州，为我们送来的肉食，差不多相当于我们全家副食购货本上好几年的定量。那时的人，由于营养不良，几乎人人脸上都浮肿。但我们家的人，就连在果园干重体力劳动的爸爸，也从没得浮肿病。外婆带给我们的食物，斤斤两两，都如雪中送炭，帮我们度过了那几年连菜叶子都要配给的艰难时世。

却从没想起来问过外婆，那些吃的东西，都是怎么来的。

身体好比什么都要紧！外婆总是这样强调说。于是她连口水也顾不上喝，就挽起袖子开始动手杀甲鱼。外婆杀甲鱼是一手绝活，像一场精彩的表演。她拿一只筷子碰碰甲鱼的脑袋，那甲鱼便伸长了颈子，猛一下子把筷头恶狠狠地咬住，咬住后再也不放松。外婆就用一只手使劲拽着筷子，另一只手牢牢卡住甲鱼的脖子，等那甲鱼头再也缩不回去时，她松了拿筷子的手，操起菜刀，在甲鱼脖子上飞快地割上一刀，甲鱼的鲜血流了出来，筷子落地，甲鱼再也不会咬人了。然后把甲鱼翻过来，在它白色的胸脯上剪开一个十字，取出内脏，洗干净，放上黄酒生姜、几片火腿或是鲜肉，甲鱼就可以上锅蒸了。甲鱼肚子里若有蛋，定是我和妹妹吃。

甲鱼必得吃活杀的。如要留几天杀，晚上得用木盆把它扣上，外婆说你别看这东西有个盖子，可让蚊子叮一口就死。

我在有关吃的方面积累的所有知识，可以说都来自我外婆。

有一年，外婆把我一个人叫到房间里，神秘兮兮地从她的衣襟里，摸出一个小小的纸包。纸包里是一个用蒲草壳包的长方形的小块块，像一块橡皮。外婆说你把它吃下去，吃了这个东西，长得快，就会变成大人了。我将信将疑地打开了蒲壳，里面是一块淡黄色的小疙瘩。一股难闻的怪味刺鼻，让我恶心。我不肯吃，我说我根本就没有生病。外婆说傻木佗，这个东西我费了多少心思才弄来的啊，山里越来越难寻了，人家是看我的面子才给的呀。我仍是不肯吃。那时妈妈走了进来，外婆说，你问你妈妈好了，她小时候可是吃过不少的。妈妈凑近了一看，一边皱着鼻子，一边惊喜地叫着：哎呀是这个宝贝啊？难为姆妈你想得周到，我都忘了这回事了。

据妈妈说，这是浙西山里的野生动物獐子肚脐眼里的一种分泌物。一只獐子身上，只能取橡皮那么大的一点点。服用后可促进身体发育，是一种稀有的珍贵药材。我几乎是被外婆捏着鼻子灌下了这种奇怪的药材，差点要吐。许多年后我长成为一个女人，我才明白外婆当初强迫我服用这种东西的一片苦心。但后来我从未听人谈起过这种奇怪的药材。

外婆的包袱和那只雕花的木桶，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葫芦。外婆会像变戏法一样，从里头变出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有时是一件花布罩衫、有时是一双格子布鞋，还有花布的裤头和圆领衫。外婆挑选的花布都让我喜欢，细碎的小花和图案，大红粉红紫红色，不怯不俗，尽管都是在镇上的合作社买的，却好像比城里的花布还漂亮。反正妈妈很少给我买那么好看的衣服。每次外婆给我做了新衣服，妈妈就会叹着气说，姆妈你下次不要再带那么多东西来了，留着钱，你自己用好了，你再这样贴补下去，到什么时候是个头，你压箱底的那点好东西，都快卖得差不多了呀……

外婆笑笑说，我要钱做什么用？你一个人，月月工资一分分的算着用，真是作孽啊，你这样受苦，我怎么看得过去？不就是养几只鸡鸭么，辛苦不到哪里去，我做得动。从前没养过猪，上一年同隔壁的阿月婆一道合养，不过是每天到河滩上去捡捡人家捞剩的猪草，到乡下去弄点米糠，烧点猪食，也不算太吃力，一年有个百十斤肉，全家的日子就好过了……

那时我很惊讶。我没想到外婆为了我们，居然会去捞猪草。

于是外婆每次来杭州，妈妈总是要把外婆带来的食品，分出一份给奶奶送过去。但奶奶每一次都照例原封不动地送回来。

自从那年丝绵被的风波以后，奶奶打定主意不接受外婆的任何东西，她决心要活出穷人的风骨，活得高于我外婆一筹。这在食品极度匮乏的当时，奶奶必须具有何等坚强的毅力，才能抵御那些诱惑呵。

但从外婆到达的那一刻起，奶奶就变得异常亢奋。她在飘溢着黄鳝和甲鱼香味的走廊里踱来踱去，两眼目不斜视，嘴里嘀嘀咕咕。她用深奥莫测的广东话，开始尖锐地抨击羊肉抨击甲鱼抨击黄鳝抨击河虾抨击这一切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她说罪过啊罪过羊进了豺狼的肚子；她说作孽啊作孽甲鱼早晚会变成王八；她说黄鳝本是蛇啊要用猫肉来炖，龙虎斗活活糟蹋了；她说本性难改啊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她说的都是奥妙无穷的隐语，外人无法知其所指，就是在我听来，那含义也常有些错位，甚至风马牛不相及。但奶奶却每日在走廊不辞辛苦地来回巡视，长途跋涉伴以革命大批判，乐此不疲。

我对于广东话，虽不能开口讲，但还能略略听懂一二。这归功于奶奶长期在我耳边重复呢喃的语音。

外婆最初好奇地问，她是在唱山歌吗？后来外婆拼命咽着唾沫问，她到底在说什么？再后来，外婆的脸拉长了，外婆放下了筷子。妈妈说唉算了算了连我也听不懂的，我已经听了十几年了。外婆重新拿起筷子吃饭，默不作声。过了一会儿外婆说我还是早些回洛舍去吧。

妈妈不让外婆走，外婆住在这里可以使妈妈减轻许多家务的负担。所以外婆每次来，总得住上个十天半个月的。外婆一天不走，奶奶的烦躁就一天不会停止。她将那些生猛河鲜批判得体无完肤之后，唇舌战犹酣，余勇追穷寇，开始进一步上纲上线——顺便说，奶奶那时常常被街道通知去参加居民小组学习。她虽然什么都听不懂，但肯定还是听懂了一些什么。比如户籍警每次都要提醒那些家庭妇女们“提高阶级觉悟”“加强警惕”什么的。奶奶像那个时代所有根红苗壮的人一样，对于自己的阶级出身，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相比外婆那种伪镇长家属的身份，她自知占了明显的优势。她很快地发现了这条可置外婆于死角的通道。于是她的诉说中，逐渐增加了一些革命的词汇。冷不丁的，她会说出这样的句子：翻天也不看看天是什么颜色哩，地主资本家！

但不幸的是，奶奶一次去医院看病，回来时觉得有些头晕，便坐在路边休息。恰好被同楼的一个余虹老师遇见，便叫了一辆三轮车送她回家。正是一九六五年，到处都在开展“评功摆好”的活动，妈妈为了感谢余虹老师，写了一封表扬信给她的学校。却不料余虹同单位的一个老师，竟为此贴了她的大字报，标题是：余虹同情反革命家属丧失立场。消息传回来，全家人哭笑不得，奶奶却如遭了一记闷棍，方才明白由于儿子的问题，自己原来也是个反革命家属。同那个洛舍来的老太婆，仅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这个消息对奶奶显然十分不利。那几日奶奶有些发蔫。走廊门口的唧唧鸟语暂时有所收敛。

然而奶奶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顽强秉性，在遭受了如此的挫折以后，犹如雪压青松，越发蓬勃地生长起来。

一个是大脚，另一个也是大脚；一个是寡妇，另一个也是寡妇；一个是异乡人，另一个也不是杭州人；一个是反革命家属，另一个也是反革命家属——两人充其量只能打个平手。何况，那洛舍女人识字，而她自己却是个文盲。她眼看就要沦为下风。那么她如何能转败为胜——那最致命也是救命的杀手锏在哪里呢？

我想那些日子奶奶一定痛苦万分，辗转难眠。她不会放弃这种差别的寻找和探觅。她绞尽脑汁、百折不挠，她坚信自己完全有权利藐视那个女人。最后她薄薄的嘴唇欣喜地翘了一翘，她突然记起了我爸爸以前无意中对她谈起过，我妈妈一家人的身世。

事情明摆着，答案其实再简单不过了，那一刻她心中豁然开朗，得来全不费工夫——那个“外婆”是一个假的外婆，她根本就没有儿女，她的亲生儿女早就统统都死了。她是一个断子绝孙的女人。而她自己，却有四儿一女，个个健在，个个是从她身上掉下来的亲骨肉！

这是中国人从古至今，人人得以自卫、用以出击的武器和法宝。没有一件武器比它更具有杀伤力了。可谓屡试不爽，战无不胜。

奶奶非常及时地修改了战略，改变了战术，在她每日滔滔不绝于耳的批判言辞中，迅速补充了重要的新内容——既然这“外婆”没有一个亲生儿女，她就是一个冒牌货。一个灾星煞星白虎星扫帚星，说不定这家人的晦气，全都是她带来的呐！

奶奶愤怒的声讨，终日在昏暗的廊下回旋。她终于抓住了那个女人的短处，外婆的这一弱点在她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她只须坐在竹椅上，便已将那人的劣势牢牢抓住，她因此大获全胜。那几天奶奶红光满面，如沐春风。尤其是因为外婆和妈妈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地懂得她的咒语，她尽可畅快发泄，有恃无恐。

然而她还是觉得不过瘾不解气，她最后终于骂道：陷家铲！

“陷家铲”的意思，在广东话中，也称得上是登峰造极的一骂。“陷”即全部，“铲”即死——“陷家铲”就是全家统统死光之意。

骂出了“陷家铲”之后，奶奶长舒一口恶气。

那恐怕是我见到爸爸对奶奶发过的脾气中，最厉害的一次。唯有爸爸是能真正听懂那些咒语的。那一次爸爸真的是被奶奶气坏了。

怎么有你这样不懂道理的人呢？爸爸说。你让人家统统死光，让你儿子儿媳妇孙女都死光，就剩下你一个人活着，那你怎么办呢？

奶奶不说话。

你好好想想，人家什么时候得罪过你啦？这么多年，阿伟阿彪阿群阿畅吃饭读书，一家人的生活全都靠你儿媳妇撑着，你不但不帮她，连人家妈妈来帮她一点忙，你也不容。你到底想怎么样呢？不要忘记，你身上的皮袄、床上的丝绵被，还是人家外婆送的喔！

这句话似乎触到了奶奶的痛处。她显出了几分尴尬，欲辩难言。

她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后来她就理直气壮地说出了那句名言：

施恩莫望报嘛。

这句话本应出自有恩于人的那一方。做了善事但不要求别人回报，是中国传统文化恪守的美德。但如今这话出于被助的人之口，未免就有点不近人情了。奶奶居然能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制造出如此滑稽的逻辑，可见奶奶确是一个善于狡辩的天才。为着她能如此举一反三地活学活用古代谚语，谁能不佩服我的奶奶呢？

爸爸在奶奶那灵活颠倒的理论面前也显得束手无策。他只好对妈妈说，那老太真是不可理喻，你就只当没听见吧。

我知道外婆一直是隐忍的。既然连女儿和女婿都无法劝阻那个广东奶奶，自然只有由她来克制和谦让了。以我外婆那种经历和性格的人，她宁可忍气吞声，也不愿同奶奶当面争吵，惹得周围邻居来看笑话。外婆从来都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她虽已渐渐猜到那广东老太每日在门前长久的吟诵，那来来回回的脚步声中的歌谣，其实统统是针对着她的，她却只能闭目塞听，充耳不闻。有时实在听得心烦，她便会很阿q地冲着墙说一声：聋子听不见狗叫！算是自我安慰。

但冷战却依然继续升级，硝烟弥漫到了厨房。不知奶奶是有意还是无意，总是把水池弄得脏兮兮的，水泼在水池外面，流了一地；每当轮到外婆去厨房做饭，总会发生些意想不到的故障。经常的，奶奶做完饭的煤炉根本就没有添上煤饼，炉火已奄奄一息了……

厨房里隔几天就升起木柴引火的浓烟，外婆在烟火中猛烈地咳嗽。一边咳嗽一边用围裙擦眼泪一边做饭。外婆实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用洛舍方言说一声：气数哦！“气数”这个词翻译成现代普通话，就是说：这件事情真是倒霉透了！但生气归生气，积怨归积怨，外婆却一次也没有当奶奶的面发作过。有一次她实在很气愤，便对我说：你晓得不晓得，像你奶奶这种天生卷头发的人，心坏！你想，头发是人的血脉滋养，一旦卷了起来，血自然不会畅通，一个人如若血脉不通，心思怎么还会正呢？

那外国人呢？外国人都是卷头毛哇。我反驳外婆。我觉得外婆关于头发和良心这一关系的解释有点可笑。但外婆回答说，是啊，所以嘛，才会有八国联军……

这大概是外婆背地里还击奶奶，所能找到的最厉害的一条理由了。但无论如何，外婆对奶奶的极度反感从不公开化。尽管她们之间的怨恨一直怄得冒烟，但却始终没有战火纷飞。这不能不算是我们家中的一个奇迹。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外婆终于回了洛舍，奶奶才暂时偃旗息鼓。

我有时想，外婆虽然平凡而平常，但她在洛舍镇上好歹也算是个受人尊重的女人。几十年她命运多舛，一次又一次飞来横祸，她从来都没有胆怯过；妈妈二十岁那年被捕，最后还是我的外婆，一双脚板走了百十里山路，亲自到天目山区把妈妈保释回来。她明明是不喜欢我爸爸这个外乡人的，但妈妈执意要同爸爸结婚，外婆也因此善待女婿，从不在妈妈面前说爸爸一句坏话。解放后，爸爸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一家人生活全压在妈妈肩上，即便如此，外婆也从未给妈妈施加过任何压力，从未有过一丝要让我妈妈和爸爸离婚的意思。妈妈说外婆这个人，家中每遇大事，她总是挺身而出。就连平时我们在外面同小朋友玩，哪怕受了一点委屈，外婆都会奋不顾身地跳出来，去同那家人论理。在洛舍镇上那样的政治处境下，从来都没有人敢欺负她。那么，她何以唯独就对奶奶，一向敢怒而不敢言呢？

我不懂外婆是怎么回事。外婆真的是不愿同奶奶一般见识了。也许她确信内外有别，决不愿将“敌我矛盾”和家庭的“内部矛盾”混为一谈么？

而奶奶恰恰相反。

邻居有个赵老师，因当了几天造反派而变得蛮横骄狂，一次他的女儿和我妹妹一起做游戏时，两个小孩发生了口角。那个赵老师追到我家，对妹妹嚷道：你爷娘不教训你，我来教训教训你。当即在妹妹头顶上敲了几个“栗子”。妹妹大哭，同他争吵，闹了一阵，还是邻居们前来拉开。而奶奶竟然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敢出来，连一句话都不敢说。她所有的理论和逻辑，在那个造反派面前顷刻间荡然无存。我回家后得知此事，望着平日里对万事万物牢骚满腹、充满批判精神的奶奶，突然发现她其实是欺软怕硬的呵。

所以历史上曾经风靡一时、经久不衰的那个公式，那种在许多书本中一再出现过的故事——为富不仁、嫌贫爱富，诸如此类等等，在我家却是一个例外。甚至是一个颠倒。许多年中，不是外婆嫌弃奶奶，而恰恰是奶奶，始终固执地排斥着我的外婆。

那是一个改天换地的时代，人们都在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是必得以交出自己的灵魂为代价的。如若你不肯交，还有你的父母亲戚兄弟姐妹作为抵押。奶奶是我父亲多年的遭遇中，一个被无意殃及的牺牲者。她如同巨石下的一粒树子，不甘压迫，却又无从出头，终于寻了一丝缝隙钻出来，却仍在石下被挤拧扭曲成一根畸枝。

最后剩下的，却是留给我自己的一个难题。

在奶奶和外婆旷日持久的纷争中，我究竟应该站在哪一边呢？

我到底是拥护奶奶，还是支持外婆呢？

尽管我在妈妈的教诲下，已竭力保持着公允和中立，尽管我努力做到不传话、不生事，视而不见、装聋作哑。但我明明知道，我心里的天平秤，倾向外婆一边。

然而我却不能对外婆明显流露出我的同情。那时我已上了中学，我每天都在接受着有关“阶级”的教育。阶级是一道壕沟一把利刃，将每个人都固定在一个与生俱来的位置。奶奶在她每天不倦的诉说中，总是断断续续地掺杂了许多忆苦思甜的内容。奶奶对我最大的吸引和诱惑，因为奶奶曾经是一个真正的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是我们革命最基本的依靠对象，贫下中农是不可侵犯不可怀疑的。

我不想得罪奶奶，并不因为她是奶奶，而是因为我不想冒犯贫下中农。我竭力培养着我对贫下中农奶奶的敬意，然而每次收见效甚微。于是我在理智和情感的漩涡中纠缠不清，迟迟难以确定我的立场。那道壕沟成为我的一个心理障碍、一堵无法逾越的樊篱。

那个星期天，又要写周记了。班主任布置说，这一周的周记，必须联系实际，写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阶级斗争的认识。

我当然不希望将如此重大的阶级斗争，涉及我的父母，这是我必须回避的事情。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奶奶？外婆？“日常生活”中再无别人。最后的选择似乎已经到来，非此即彼。我的脑中一片空白。

那时我忽然想起了下乡劳动回来时，外婆对我说过的一席话。那天我四肢酸疼、满面污垢地回到家中，外婆为了慰劳我半个月在农村的艰苦，特地买了鱼肉，为我做了几个好菜。菜端上桌子，外婆一个劲地给我搛菜，然后笑眯眯地看着我，问了一句：乡下苦不苦？我点点头说蛮苦蛮苦的，农民饭都吃不饱，每餐饭里都掺番薯，一碗青菜，是放在锅上蒸熟的，一星油花都没有……外婆听了一会，便说：你这回晓得做农民的辛苦了吧？要是不好好读书，考不上大学，就只好去做农民了，一世也不会出头的……

我眼前顿时一亮：外婆的这些言论，不明明是诬蔑社会主义新农村、攻击贫下中农吗？当一个新农民是何等光荣伟大、何等大有作为，而外婆却说做了农民，就一世也不会出头了。外婆的剥削阶级本性就这样暴露无遗了，而我却差一点丧失了革命的警惕性。

我在那次的周记中，揭发并批驳了外婆的“反动”言论，并以此证明，阶级斗争每时每刻都发生在我们身边，就看我们有没有抵御的力量。后来老师在那篇周记上批了一个红色的“好”字。我看了一眼就把周记簿合上了。

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背叛了我的外婆。施恩莫望报——奶奶说得一点儿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