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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记者是最明白官方发言人的苦衷的。他们为了报道责任的神圣，时时不惜旁敲侧击，引出几句精彩的答话……这儿所指的官话与官腔不同，虽然其本质则一。姑且假定官话是以官方代表的立场，而官腔则是以官员个人的立场；我们论官话的两面：一面可惊，一面可笑……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论官话的两面》
红五月连着红十月。红旗飘飘，换了人间。
西湖周围的山，从此满山红叶；西湖的水，从此红浪滔天。
我出生于共和国诞生后的一九五〇年七月。经过计算，我知道自己就是在红色的十月，被我活跃于历史新纪元开端的父母，创造出来的。抑或由于忙碌的革命事业使他们的创造过于匆促，以致在输入给我的遗传基因之中，使我继承了他们多一半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气。
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在我头皮上软软的黄毛中，隐藏着一块黑色的胎记。他们不会想到这黑色的标志，将预示着一场灾难，已在我出生那天，从娘胎里带往人世。
我年轻的爸爸，那时忙得几乎很少有时间亲近我。等我稍大些，他却因过于劳累，性情变得十分暴躁，常常使我望而生畏。但我还是觉得青年时代的爸爸，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英俊的人。他有一个宽阔而明亮的前额，坦坦荡荡、一览无余，有一次我壮着胆拍拍他亮光光的脑门，问他那里面都装着什么？他回答说是——书。于是那些书，就通过他额头下那双眼睛，忽闪忽闪地跳出一个又一个字来，同他的眼睛一样漆黑乌亮。那真的是一双非常美丽的眼睛，清澈地跃动着喜悦而热烈的光泽。我怀疑我妈妈当年就是被这双眼睛所迷惑，而不顾一切地爱上他的。即便经过了几十年的磨难，如今在他的眼神中，我仍能觅见他当年的锋芒和锐气。
杭州解放后，省报正式创刊。我爸爸从“地下”回到了“地上”——手续似乎很简单，他只拿着一封市委的介绍信，去省报报了到。爸爸曾耗费了一年多心血的《当代晚报》，已改为《当代日报》，作为工商界的报纸继续出版。他还为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撰写了开篇社论《一个新的起点》。他在省报的职务是文教组组长，后又任特派记者。由于他来自“地下”，在报社新进入的大批军队南下干部中，显得十分惹眼。朝鲜战事发生，也就是我出生后不久，他一度要被派去抗美援朝前线采访，但不知何故，后来却无下文。
第一次党内整风始于一九五〇年底，一个黑色的阴影正在向他逼近。征兆其实早已显现，只是他丝毫未曾察觉。
那年冬天，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有个摄影记者到家里来找爸爸。爸爸抱着六个月的我，在省报仁德里宿舍的阳台上，请那位记者为我们拍了一张照片。我的影集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张我生命初时，同爸爸的合影。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类似于军装的干部服，戴一顶黑黢黢的八角帽，用双手举着我，笑脸微扬，无忧无虑。他留在照片上的那张清秀的圆脸，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生气勃勃的形象。如果将影集翻开，我们会发现，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爸爸忽然被莫名其妙地中断了，他的影像消失在相册黑色的衬页上，就像曝光的底版，被阳光粗暴地抹去了存在的痕迹。当“爸爸”再度从影集中出现时，他像一个贸然闯入这个家庭的陌生人，惊讶地望着当年那六个月的小丫头……
那天他欢欢喜喜拍完那张照片后，就同那个摄影记者一起下了楼。那人是顺路来带个口信给他的，说报社人事科请他尽快去一下。
他想不出人事科有什么事情要找他。
难道是曾一进和倪布明的事又要升级了么？他有些担心。
差不多在一年以前，他得知在为策反海宁“反共青年救国军”中作出贡献的起义军官曾一进和倪布明二人，建国后却是生活无着。便立即将此情况反映给了市委，恰好当年同爸爸一起宣布海宁和平解放的唐为平，已调任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原“地下”市委书记口头吩咐，由张恺之以个人名义，将他们介绍去军管会交际处安置。我爸爸为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交际处胡处长。信上用大包大揽的口气写道：我保证曾一进、倪布明二人没有政治问题。如果有问题，由我负责。
然而整风一开始，曾、倪二人就被送往“革大”直属班进行审查。于是省公安厅的政治保卫处，很快便掌握了他们所牵扯的一大堆复杂的政治背景。爸爸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地下”工作时形成的社会关系，竟然会成为不久以后他“历史问题”爆发的导火索。
他走进了星期天依然繁忙的报社办公室。
出乎他的意料，那个人事科的女科长请他坐下后，直截了当向他问起了一个叫做姜弘任的国民党原武康县县长。
姜弘任嘛……我爸爸不经意地回答说。这个人，是我爱人朱小玲的女朋友裴嫣的丈夫，我也认识他。1948年国民党政府调他去文成当县长，那儿靠近浙南根据地，他说不愿去同共产党打仗，跑来找我，透露了起义的意图。我出于谨慎，说我同共产党没有联系，他又希望我介绍他去上海。这个人同上海社会局有很深的关系，对解放上海有用。我介绍他去了上海后，他果然为“地下”组织提供了上海外围的驻军兵力情报，这些情况，组织上都是了解的……
女科长很严肃地打断了他说：张恺之你是怎么搞的嘛，我看你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啊，你看，你在解放前后介绍参加革命的二十多个人，怎么个个都有严重问题呢？姜弘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爸爸当时就有些生气。还有些不服气。不服气是他一贯的特点，是从我奶奶那里遗传而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恶劣秉性。生气加上不服气，他立即振振有词地作了反驳：
你怎么能这样看问题呢？你知道不知道，我在地下党时，是分工做什么的？我是搞对敌策反的，我争取的这些人，每个人都经过地下组织的同意。我是个穷记者，家里又不是地主资本家，我请那些人来干什么？又不是请他们来吃饭的！我是按当时党的政策，号召他们弃暗投明、立功赎罪的嘛，我这样做，有什么错啊？
他不仅是反问，简直是口若悬河地发表了一通演说。
那位女科长气恼地沉下脸来说：我们已经接到通知，那个反动县长姜弘任，血债累累，武康的老百姓正在要求将他押回地方公审呢！他的老婆是一个叛徒，而你们同他们的关系很复杂，组织上是要调查的！
他这才知姜弘任已出事，如同吃了一记闷棍，一时无言以对。
今天请你来谈话，就是想先了解一下你们的想法。女人事科长站了起来。见张恺之愣着神，她笑了笑，笑得意味深长。
没过多久，即一九五一年春天，我妈妈因历史上曾经被捕过的种种疑点，首当其冲，被送入了茅家埠“革大”直属班隔离审查。
那个春光明媚的四月，我刚满九个月。
曾被允许带着尚需喂奶的婴儿去接受审查的妈妈，抱着我走近那栋小楼时，却突然被警卫告知，不得将孩子带人直属班。
嗷嗷待哺的我，被拦阻在都家花园的铁门外面。
爸爸完全没有想到竟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偏偏我那时又不合时宜地厉声嚎叫起来，我爸爸即刻就火冒三丈了。他把我交给了同去的外婆，将我们安顿在茅家埠附近的民宅里。自己连夜步行赶回报社，几乎是在夜半时分，咚咚敲开社长的家门，一步跨进去，未等落座，便是一长串义正词严的质问。质问社领导把朱小玲送去隔离审查，究竟凭的是哪一条？
社长和他的那位担任报社总支书记的爱人披衣而起，和蔼而又耐心地对他说，怎么，人事科没有通知你们吗？朱小玲的隔离审查，社里研究决定的，为了她在解放前曾经被捕的问题……
他打断了社长，说：被捕？朱小玲被捕的历史我很清楚，她一直是受国民党迫害的进步青年啊。
不错。那位夫人点点头。你爱人在解放前有进步倾向。但她的历史确实很复杂，入党脱党还是党组织外围，一笔糊涂账，组织上都需要彻底查清楚。这是一次即将开始的伟大运动，你很快就会明白的。当然，等她的问题搞清楚了，还可以再回来工作嘛。
那是一个柳絮绵绵、落红纷纷的春夜。那晚的夜气浮躁而鼓胀，似有八方纠集而来一股股的溪水，从上游暴涌而下，突然地就溢出了堤岸——我爸爸腾地站了起来，他冲着社长大声地嚷嚷说：我爱人的历史我完全清楚，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了。她被捕出狱是她家里花钱保出来的，她没有任何所谓的问题。你们听好了，对于她的一切，我可以用我的鲜血、用我的党籍来担保！
那个蔷薇绽开、玉兰勃发的春夜，我爸爸被四周那股暖烘烘的气流撩拨得激情昂扬、难以自持。他站在社长家的拼花地板上慷慨陈词，为捍卫我母亲，大有同谁决一死战之势。这位年仅二十七岁、血气方刚、一帆风顺的特派记者，此时已被自己的一腔委屈和愤懑弄得胆大妄为，他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公开顶撞领导、怀疑组织——我知道这位曾经做地下工作的爸爸同志，实在缺乏那种在延安或是正规部队里，长期千锤百炼而磨成的党性，他还没有学会对组织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他根本不懂阶级斗争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这注定了他将很快便得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我爸爸参加革命前后，尽管对革命的形势和理论研究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对解放后党的干部路线的迅速调整一无所知。他当时采取的强硬态度加速了组织对他的不信任，很快便面临了灭顶之灾。一个月之后，在全国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我爸爸也被送进了茅家埠的那栋花园洋房，同我的妈妈享受同等待遇——隔离审查。
那天早晨，报社派了一辆吉普车，送他去茅家埠。一路上，那位随行的人事干部一言不发。
吉普车掠过断桥，驶过里西湖的北山街，直奔洪春桥而去。我爸爸望着远处剪影般宁静的白堤，又回望身后高耸的保俶山初阳台，想起了他和地下组织领导人曾像游客一般在山间漫步，轻声谈论工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些迷惘。建国才一年半时间，那些曾经在解放战争中帮助过共产党的起义人员，已经开始一个个受到了怀疑。就连他这种“党内”的干部，也朝不保夕地人人自危了。看来，新中国一成立，当务之急先得操练一番人民民主专政，向全世界作一次示威演习了。
他的嘴边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冷笑，身子往前倾了倾，问那个人事干部说：你从解放区来，你看到过我这种情况吗？你认为我这样的干部应该受审查吗？
那人见怪不怪地笑了笑，说：我入党时间不长，说不上来。我想他一定觉得我爸爸实在幼稚得无可救药。解放区、根据地，哪个干部不是经过“三查三整”，才得以有一方立足之地的呢？
事实证明，我爸爸的这种认识，本身就犯了党的大忌。
假如我爸爸对党的阶级斗争学说具备一点起码的常识，他就早应该注意到，近几个月来，从省委到报社到基层的各级领导班子里，地下党出身的干部正在悄悄减少、悄悄消失；而从解放区南下的干部，正在逐渐地取而代之。几乎所有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都带着他们那一大堆复杂的社会关系；面临着党组织严格的重新过滤。
他落入茅家埠这个省级机关干部的清洗机构，本应有所醒悟，争取平安过关，而他却自以为“地下”有功，抱着一肚子委屈。这注定了他很快就得加倍地倒霉。正如我外婆早就看透了的他那种桀骜不驯的狂妄习性，将给他带来比别人更多的麻烦。
我爸爸被送去“革大”直属班的次日，报社社长在一次全社大会的报告中说：有一个人，业务能力很强，很能干，解放前也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可是镇反运动一开始，他就持对抗态度，组织上要审查他老婆，他老婆历史上有个被捕问题，要搞搞清楚，可是他却公开表示不满，还说什么可以用自己的鲜血来证明她。这个人连自己都保不住，还想保他的老婆哩……
到了一九五一年十月，妈妈的问题结案，但由于我爸爸尚待处理，妈妈也不准回家。已同妈妈分离半年之久的我，刚满十五个月，就被接到直属班所在的都家花园里，陪同父母一起“审查”。一家人竟然在学习班里“团聚”，也算是祸中得福。我在那个囚笼里长到两周岁，才随妈妈“解放”回家。我尚在婴儿时便被革命如此一番“受洗”，这大概可算是我人生一段离奇的经历了。
那年初夏的气候变化无常，骤冷骤热，时风时雨。爸爸和妈妈的心情，也像这天气一样，忽上忽下，时阴时晴。
同在茅家埠直属班接受审查的人中，第一批宣布的处理结果——五十多人被正式逮捕。正如爸爸一直担忧的那样：曾一进、倪布明也在逮捕之列，并很快被送去劳改。这件事使得张恺之的情绪受到极大伤害。这些并未对人民有过犯罪行为的人，都是在有关方面信誓旦旦地保证了“只要坦白便不追究”的情况下被判刑的。他不能理解。
我知道在那段时间里，爸爸对待审查的态度十分恶劣。他不仅连一个认罪的字都不肯写，还牢骚满腹、出言不逊。
其实张恺之根本没把那些审查他的人放在眼里。他从小就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作为自己狂妄的资本。何况，他还有着天生顽固倔强的秉性。他像所有的文化人通常所犯的错误那样，自以为可以夸夸其谈地解释世界，却实际上根本不懂得专政将如何统治这个世界。他甚至还沉醉在革命胜利前，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为夺取政权立下的功劳之中，他相信自己当年所做的一切，都会有“地下组织”来为他证明。
爸爸很少逗我玩乐了。他也开始有一点闷闷不乐的样子。他和妈妈在食堂吃饭时见面，交谈得越来越少。有一次妈妈忧心忡忡地对爸爸说，恐怕是夜长梦多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作审查结论，会不会真的也被处理成劳改呢？
爸爸用鼻子哼了一声，低声说：把我送去劳改？那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就在我爸爸对妈妈说了“无法无天”那几个字过后没几天，在一次全体“学员”大会上，班主任训话时，严厉的眼神落在我爸爸脸上，突然说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竟然有人说我们无法无天。我看，敢说这话的人，自己才是无法无天！这里四面围墙，你还能飞出去吗？我要正告这样的人，我们共产党对待一切反革命分子，就是要无法无天，你能怎么样？
妈妈心里一阵惊悸，额头渗出一层冷汗。这种不点名的批评，实在不是什么好的预兆。她感觉到面前已经出现了真正的危险。历时一年多的审查，等待着他们的，也许是一个可怕的结局……
两年半以后，爸爸从乔司劳改农场回来时才知道，那些“地下党”的领导们，“镇反”运动时不是自身难保，就是早已噤若寒蝉。没有人来为他证明什么，他自己什么也证明不了。就连一九四九年已任省报第一副总编的唐为平本人，也在审干中出了问题——唐为平1938年在武汉入党，入党前是《大公报》记者，曾与范长江同事。入党后去了延安，抗大毕业后，参加南下支队，由八路军到了新四军，任淮南新华分社社长，抗战胜利后派回白区工作，到了上海一时却接不上组织关系，只好自己跑到香港去找党的关系。后被派来浙江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杭州市委正式建成，唐为平是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不过奇怪的是，他本人直到解放后才知此事。待到肃反审干，发现他从根据地到上海后擅自去香港，这一段历史无法搞清，疑点甚多，结果他在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的位置上，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调去绍兴一家劳改厂做了管理员。既然像唐为平这样的资深的老干部，都是如此命运和下场，他张恺之岂不是像一只蚂蚁一只蚍蜉，一捏就完蛋了么？
一九五二年初夏的一个上午，急骤的哨子声，在都家花园上空响起。我惊恐地躲在台阶的柱子后面，听见了妈妈慌乱的哭声。我朝妈妈奔跑过去，紧紧抓住了妈妈的衣角。妈妈抱起了我，就那么傻傻地站着，眼睁睁看着爸爸和许多人一起，突然被送上了一辆客车。肮脏的车窗紧闭，爸爸模糊的面孔，消失在尘土飞扬的山坡下……
张恺之在绝无申辩与反抗可能的情况下，从一个共产党员，忽然变成了一个不知自己罪名的反革命分子。
他曾天真无知地为人证明说，出了问题可以由他负责——现在终于是到了他来为这一切负责的时候了。并且将为此付出一生的代价。
那一年我两周岁。刚刚进入我幼年印象的爸爸，就这样忽然不见了。从此我对于一个人的突然消失，有一种恐惧的记忆。童年时代的我，一直处于惶惶的焦虑之中，我总是寸步不离地紧紧盯着我的妈妈，生怕她也会再次离我而去。
后来的很多年里，我似乎永远在寻找和盼望着爸爸的归来。
那一天，二十多辆大客车，满载着来自灵隐“革大”——失去了学员身份的五百多名“反革命”，向着钱塘江下游疾驰而去。车到了那个叫做乔司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江边荒芜的盐碱地和简易的茅草棚。张恺之无奈地苦笑了一下，觉得眼前的情形已是恍若隔世。
一下汽车，全体犯人就被告知，从此以后，任何举动都必须先喊一声报告。当天夜里，张恺之被尿憋醒，一欠身，手电筒的光刺得他睁不开眼。——想干什么？——小便啊。——小便为什么不报告？那声音呵斥说。——小便难道也要报告么？他差点脱口而出，强忍住，一气之下倒头睡去。他宁可憋到天亮不尿，也不想象犯人似的说什么报告。然而不多久他便辗转反侧，捧腹难眠，假如火烧火燎。他这才明白假如他再坚持不喊报告，活人也是能被尿憋死的。张恺之在痛苦犹豫再三之下，实在坚持不住，终于不得不朝着草棚顶，含含糊糊地吐出了“报告”两个字。当他冲到门外，对着漆黑的大地一泻千里之时，他心里的愤怒已被自己“反革命”的尿所扑灭。
惩罚与改造就从一泡尿而始。因着缺乏训练的膀胱，张恺之的自尊和文雅，不得不逐步收敛了。
第二天一早，全体犯人像鸭子一样，被赶到盐碱地的水草滩上去洗脸。晚上收工，就在水草滩上洗脚。
张恺之似乎有点清醒过来。他开始明白无产阶级的铁拳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他必须接受眼前的现实。但他仍然坚信，自己即使有错误，也绝不是“反革命”。这种妄加之罪和不公平的处理，只是有关方面的一时失误，他的“问题”很快就会重新搞清楚。因此每天中午吃饭时，他很积极地为“犯人”们读报，抗旱时日日夜夜地在地头踏水车，潮水侵入农场时，他和“犯人”们三天三夜不睡觉，泡在江水里垒沙包……他要用苦涩的汗水，洗去心灵上的尘垢；用行动来证明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共产党员。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我爸爸开始了向上级机关的申诉。他不会想到，他由此参加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赛——岁月漫漫，日月如梭，而他的申诉在接踵而至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竟被无声无息地搁置了近三十年。他非但没有能从原地站起来，反而如同身陷沼泽，越是挣扎，却一次次更无奈地沉入泥沼。
他在乔司劳改农场一年后，管教人员让他填写了一份“未决叛徒犯登记表”，实在令他诧异。他历史上从未被捕过，何来叛变一说？很多年以后他才得知，一九五二年对他的处理，主要是根据三项怀疑，即：叛徒嫌疑、特务嫌疑、托派嫌疑。这三种嫌疑在没有任何证明材料的情况下，被确定为事实。例如特务嫌疑，像他那样做对敌策反工作的地下党员，组织上怀疑你也许曾被敌人收买或利诱，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逻辑；例如托派嫌疑，事实上他平生一个托派也没见过。直到一九五五年肃反重又对他进行变相隔离时，外调人员要他交代同托派分子黄志雄的关系，他才大梦初醒地明白：一九四八年起义的国民党上校军官黄志雄，当年自己派他打入海宁“反共青年救国团”时，那个介绍人刘光，是一个托派分子。既然黄志雄的朋友是托派，那么，张恺之你怎么能脱得了干系，你怎么能证明自己不是个托派呢？至于叛徒嫌疑，既然你有了特务嫌疑，那么自然就是革命的叛徒了。这不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吗？
我不知道爸爸在哪里。我已经想不起他是什么样子了。
那个奇冷的冬天，妈妈曾带我去乔司探望过爸爸。那一次留在我印象中的爸爸，是一个被剃光了头发的光头，他穿着黑袄黑裤黑鞋，像一根冬天的树桩，默默无语地看着我。从此这个黑影便始终如一片不散的乌云笼罩着我和妈妈。黑色是能够覆盖并淹没世上所有颜色的——从爸爸被开除了党籍和公职的那天起，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包括舅舅和叔叔们，同红旗红星红色的团徽等等一切红色的标志，再也无缘靠近。
救国首先要自救，这道理大概是不会错的……然则，何以“自救”，又何以“救国”乎……
必要时，既首先要“自救”，而后能“救国”，则管自己的事也可。“自救”之不暇，“救国”何力……
因此，“自救救国”恐怕不大好“联合”，因为各人不能不先管自己。现在是人民受灾受难。更漂亮一点，喊出“救国救民”岂不妙哉？
我们确实是很不满意“自救”字样的。但不图“自救”，等谁来救……可惜现在国家很危急，某些人救得自己，国家也就用不着他们来救了。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自救”和“救国”》
张恺之在经历了两年半的劳改生活后，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无罪释放”。就像他根本没有拿到过什么判决书，便被送来乔司一样，他离开乔司时，也没有任何手续。他从入党到参加工作，从审查到劳改再到平反，始终是一个没有任何契约的人。一九八〇年平反时他才发现有关方面根本找不到他的原始档案。除了那三项“嫌疑”，再没有更多的文字材料。但“反革命”记录残缺不全的张恺之，回到杭州后，仍然被置于严密的监控之下——公安部已经下达了一个“刑满释放后留场就业”的文件，文件上明明说：无家可归、无业可就者，给予留场就业。实际上大多数人统统都被“留”了下来。
于是爸爸就被通知去省劳改局教育科报到。说是为了发挥他的专长，让他到《新生报》编辑部去编报纸。《新生报》是给犯人阅读的报纸，设在杭州城里人人皆知的小车桥省第二监狱。因为那里面有一个印刷厂。有一次幼儿园的阿姨问我爸爸在哪里工作，我说在小车桥，弄得她们大惊失色，好像不认识我了一样。
《新生报》编辑部里，还有两个刑满留场的编辑，一个叫钱地、一个叫徐衡。钱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一九四〇年入党，一九四七年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上曾经被捕，后脱离组织。在直属班审查时，说他在狱中叛变，罪行严重，竟被送去重刑犯监狱，判了三年徒刑。徐衡出身金融资本家，复旦新闻系毕业，一九三九年入党，曾在“地下”时期任南昌共青团书记，后来也因被捕而失去组织关系。徐衡在镇反中被作为“大特务”逮捕，审查后发现与特务毫无关系，也被判了三年徒刑。钱地和徐衡的老婆都同他们离了婚，孤身一人，无家无业。加上一个有家而不能回的张恺之，三个人也算是同病相怜了。
少年时代我曾见过这两位伯伯。记忆中留下的是他们干瘦而毫无笑容的面孔。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钱地伯伯还曾经送过一个日记本给我，这是他当时所能拿出手的最好的礼物了。徐衡后来的生活一直潦倒不堪，爸爸曾带我去看望过他，只记得他窄小的屋子里一顶被香烟熏得发黄的蚊帐，到处是烟头烟灰。听说一九八〇年后他在民革的一所业余学校帮忙办学，曾有一段振作的日子，但晚年嗜酒，最后在一个夜晚突然中风，跌倒在床边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死后，料理后事的人，发现他的床底下全是空酒瓶子……
我爸爸每天面对沉默寡言的钱地和徐衡，心情自然十分郁闷。陆陆续续传来的各种坏消息，更使他茫然惶惑。听说余杭横湖的杨天波，因受他的牵连，已经被省军区后勤学校除名，回乡务农去了；黄志雄、曾一进、倪布明下落不明；上海那个姜弘任，恐怕也是凶多吉少；最令他震惊的是，曾为海宁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青年救国团”第七支队长周公穆和海宁县自卫大队大队长俞文奎，已在一九五一年镇反中，被迅速处决。
得知俞文奎死讯的那个周末，爸爸回家时神色黯然。他连晚饭也没有吃，一句话不说，靠在床沿上发愣。
我走过去拉拉他的手。他一动也不动。
后来妈妈叹了口气，轻轻对爸爸说：现在你懂了吧？
我不懂。爸爸回答说。他把身子转过去冲着墙，谁也不理。
那时爸爸的生活同犯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平时不准回家，凡事都得报告。周末回家，来来去去，必得经过省报门口，常常会遇见熟人。一次碰到一位当年在地下党时一起工作过的某某，那人身上的中山装笔挺，看见他，只是冷冷地点了个头，一句话都没有。还有一次，他碰到一位当年在新闻专科学校的老同学，听说此人已荣升电台的总编辑，那人问了问他的近况，同他稍事寒暄，然后对他说：我看这没什么呀，到什么地方都是革命工作嘛！一时令他啼笑皆非，无言以对。
就算我爸爸有一点阿q精神，就算他仍然锲而不舍地继续着毫无结果的申诉，张恺之的心里，也多少有一点明白：他想要挺起胸脯堂堂正正地做人说话，在目前是没有丝毫可能了。
到了1955年5月，反胡风运动进一步扩大，全国掀起肃清暗藏反革命高潮。杭一中有个教师叫刘季野，因同胡风通过两封信而被捕。妈妈同这个刘季野曾在一起谈过文学什么的，上头就让她交代与刘的谈话内容。很快，爸爸便被通知周末不许回家了，就住在办公室里。每个月的月底，由我姑姑到小车桥去领取爸爸的工资。姑姑那年十三岁，在那个写着“省第二监狱”字样的大门口等候，背着枪的卫兵就在她旁边走动。每次从那儿回来，她的脸都白得像纸一样。从那时起，姑姑每晚给我讲的故事都很恐怖。
爸爸又从我们的生活中隐没了。像一个缥缈无踪的影子。我不可能记住他。我甚至觉得，爸爸像那个偶尔才会圆满一回的月亮，在某一个晚上匆忙地出现，然后便跌入蓝黑色的天穹。而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一弯晦暗的月牙，在厚厚的云层中挣扎着张望着我们全家……
所以当他再次回家时，我再也不肯叫他爸爸。我认定他是一个从街上来的陌生人。我固执地拒绝同他亲热，甚至惊叫着让他走开。据说我在童年时代曾多次粗暴地对待我的爸爸，这恐怕是比受审和劳改更让他伤心的事了。
肃反的暴风雨过去之后，总算出现了一段极其短暂的平静日子。
过了些时，上头传达了一个“知识分子报告”，省里还成立了一个招聘委员会，招聘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劳改局教育科负责报纸的那个林科长，为张恺之出示了一封介绍信，鼓励他去文化部门应聘。但爸爸曾经工作过的省报回函说：目前不需要一般工作人员；教育局连个答复都没有；好容易联系了省文联，就在差不多有了一线希望之时，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开始，同意接收他的那个干部，一家伙被打成了“右派”。工作的事自然再无下文。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爸爸看见所有的劳改管理干部都在会议室开会，而林科长一个人呆呆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钱地悄悄对爸爸说：听说林科长也被揪出来了。不久后，那林科长果然也被打成了“右派”。
好像天底下凡有一点良知和良心的人，都正在从这个社会里慢慢消失。爸爸寻找工作的希望彻底落空了。
“反右”运动结束后，我爸爸这样的人，显然连劳改局的机关，也没有资格再留了。一九五八年的某一天，他们得到通知：钱地和徐衡即日调去农场劳动；我爸爸因家在杭州，给予“照顾”，“下放”到劳改局下属单位钱江建筑公司，仍然让他编一份油印小报。到了1959年底，杭州要建成“四无”城市，那家建筑公司也搬到了郊区，于是，我的爸爸又被告知不许天天回家了。这一次，他像那个真正的月亮，一个月才能极有规律地照亮我们全家一次。每次回家前，都得先写一份申请报告。爸爸不再编报了，每天上夜班，在车床上车一种小螺丝。那时杭州刚有电车，他车的那种螺丝就是电车安装用的。爸爸在乔司农场当了两年犯人，现在又成了“生产自救人员”。好在他从小当过学徒，活儿干得还算麻利。他说那几年里，他大概总共制造了万把只螺丝钉，都安装在杭州大街上拖着两条长辫子来来往往的电车上了。
爸爸每天埋头车着螺丝，却仍然没有忘记他的申诉。他一有空就写信，给凡有可能过问他一案的那些单位部门写信。有一次他听说伟大领袖到了杭州，正在苏堤后面的刘庄疗养。于是他就给老人家写信，陈述地方对他处理的不公。他觉得湖岸对边的刘庄，实在近在咫尺，如果手里有只信鸽，一飞就飞过去了。
他难道不知，从苏堤到刘庄，这看似波平浪静的一片水域，却远比从地球到月亮、从月亮到银河的距离，更长更宽呵。
依然是石沉西湖，好像世上从来就没有他这样一个人。
一天厂里开大会，厂长突然说：张恺之，你站起来！
他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接着又站起来一个人，那人义愤填膺地指着他说：我揭发张恺之，前两天，厂里有人打架，张恺之站在一旁观看，嘴里说：打吧打吧，打得好，最好打个你死我活！张恺之，你说过没有？我证明，是我亲耳听见的，你不要想抵赖！
爸爸那脾气，当即便火冒三丈。他说吵架时他确实在场，但他在场劝架，他根本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但他越是不承认，就越是证明他不思悔改。不容他分辩，当场就被人扼住胳膊，戴上手铐，关了禁闭。六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他在那间极小的“号子”里“反省”，一天只从窗子里送两次饭进来。张恺之虽然算是个“历史反革命”，但即使专政机关，也未给他戴过手铐。面对平生第一次受此奇耻大辱，他却是欲挣不能、欲逃无路。就这样蹲了几天禁闭，最后在车间门口当众作了检讨，才重新回车间劳动。
为什么一个小厂的厂长，要如此刁难他这个“死老虎”，又竟敢如此目无法纪呢？这是张恺之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反复琢磨的一个疑问。他始终无法得知这次无缘无故的惩罚，同他最近的那一封申诉信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忌讳深究的问题。他不得不放弃这种探讨。但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仍然没有中止那种几乎无效的申诉，申诉已成为他每日的功课、成为一种祈祷和精神的安慰。他似乎已不在乎申诉的结果，而在乎申诉本身。他必须继续申诉，申诉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爸爸从这件事情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此独往独行，绝不在人多嘴杂的地方停留，免得一旦有个差错，被人栽赃，有口难辩，替罪之羊不会是别人只能是他。我和妹妹从小就被爸爸这种警告吓怕，一见人多便躲得远远，从不敢在人群中看热闹。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郊区工厂的工作也不能持久，到了一九六一年，全民大办农业，上头命令把劳改单位的“生产自救人员”，集中到附近的一个果园去。我爸爸不得不又一次躬逢其盛。
张恺之背着行李，如一群羊似的被赶人果园的茅棚时，脑子里忽然跳出了自己当年在《当代晚报》上所写的专栏中的一段话……我们确实是很不满意“自救”字样的。但不图“自救”，等谁来救……那时曾经无意所作的时事述评，如今却为自己的处境作了注脚。他望着草棚宿舍的大通铺，嘴角泛上一丝自嘲的苦笑。
而所谓“自救”，究竟是拯救灵魂还是扼杀灵魂？究竟是拯救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还是彻底毁灭一个人的个性和思想呢？在这个堂皇的“自救”借口下，就可将所有入了另册的人，从此清理出人的队伍，永无出路地去过一种没有牢笼的牢笼生活么？
也许，这又是一场新的大清洗运动？
他在乔司农场时听熟了的呵斥与吆喝，又开始在耳边聒噪了。
初次见到那个板着面孔的队长，他冷不丁一愣。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天哪，那个直属班的班主任怎么竟然跑到这里来了呢？难道自己真是摆脱不了这个怪物了么？
那个曾经负责审查他的班主任郭成俊，有点驼背，目光阴鸷，城府甚深。一九四〇年参加革命，出身小学教师，原是省公安厅机关保卫科副科长。直属班的审查全部结束后，他也随同“犯人”被派往乔司农场当政委。一次审阅农场犯人的粮食供给计划时，在报表上多划了一个“0”，被与他意见不合而颇得上级赏识的场长揪住不放，告到省公安厅，作为严重错误被免职，后来派他带着一批劳改犯去了青海。郭成俊既然已去青海当劳改支队政委，怎么又会出现在留下果园里呢？
忐忑不安的爸爸，悄悄抬起眼皮重又打量了那个队长一眼。这么仔细一看，才略略松了口气。原来此人同那郭成俊身材相仿，也穿着一身黄不黄绿不绿的军便服，乍看很是相像，但并不驼背。只是一双眼睛，同那个“班主任”加“政委”，有一种极其微妙的相似之处。他瞥你一眼，你便长了刺般地不自在，浑身发麻酥酥。这两个人究竟同是吊眼是斜眼还是对眼呢？张恺之一时有点说不出来。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队长那双眼睛的奥妙。
那一束阴鸷的目光，常常从果树密密的树叶子后面，暗箭一般射出来。他会像一条狗似的久久蹲伏在桃树下，偷听“自救者”们干活时不经意的谈话，捕捉着唾手可得的猎物。顺便也监视着有谁偷吃了树上的桃子，好作为晚上“管教”训话的材料。他的眼睛具有穿透一切的功能，也可以说，他的目光本身就是一个陷阱，谁不慎误入其中，活该倒霉。
这个警惕性很高的队长，白天黑夜都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鬼影一般潜入宿舍巡视。一次发现上铺有个叫吴超的人，亮着手电筒在摆弄一只矿石收音机，他立即拿过来放在自己耳边细听。听了一会，似乎听不出什么，他便问那人：老实说，你在收听敌台是不是？吴超回答说：没有啊，这种矿石收音机，绝不可能收听到短波的。那个队长马上问他：噢，你没收过的话，怎么知道收不到呢？我看你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不会有什么好事！收音机我没收了，明天一早你到办公室来！吴超哭丧着脸，不敢吭气，好容易装上的矿石收音机，就这样说没就没了。这个“自救”者，解放时刚大学毕业。他父亲是国民党什么部的一个次长，当年把他的飞机票都买好了，大学生却死活不肯去台湾。后来弄来弄去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最后怎么会弄到果园里来“生产自救”了。反正送来“自救”的一百多人中，大多是省市机关被清洗出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或是有历史问题、或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留用期间表现欠佳……爸爸看着这些畏畏缩缩的同伴，觉得同他们相比，自己的不幸实在就算不了什么了。
然而我爸爸那双热情洋溢的眼睛，历经挫败仍是不改初衷。他和队长第一次目光的对视，只一个回合，便如同遭遇了那个可吞噬宇宙间任何物质的黑洞；将他“自救”的希望吮吸殆尽。刚到果园时，好像是让爸爸当过几天小组长的，但因为不愿向队长汇报别人的“阶级斗争动向”，任队长怎么启发，只是一个没看见。于是没过多久就不让他当了。不当了却没完事，你不想伤害别人那么就先让你趴下。他不幸被那队长活活生擒，只是因为他在为桃树整枝时，果枝上本应留三个芽，而他一失手，剪刀下竟然只留下了两个芽。就在那芽落地的瞬间，队长犹如伞兵从天上降落在他的眼前——罪证确凿，看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这不是故意破坏生产，又是什么？政府已经宽大你“生产自救”了，你还心怀不满，真是反动透顶！
张恺之默默无言。
在这片土地上，如今怎么竟然会有那么多何其相似的人呢？爸爸想。面前这个队长明明不是郭成俊，却好像同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一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器，成批制造和生产了这样一种姑且也称为“人”的东西呢？在难以入眠的深夜，爸爸茫然问着自己，心里涌上一阵阵愤懑……
在远离市区，却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果园，我的爸爸终于懂得，没有人会来解决他的问题了。从他一九五一年受审查开始，直到大跃进结束的最初十年，爸爸还时刻存在着幻想——幻想着有一天能重新回到社会上去。但事实却一次次证明，他如同被隔绝在一座危楼的顶层上，只能一步步往下走，走到生活的最底层，除了饱受凌辱，再无别的选择。幻想终于逐渐破灭，他不能不对现实的政策发生了怀疑。因此，当第二个十年开始时，他渐渐明白想要使自己摆脱桎梏、洗清妄加在他头上的“罪名”，只有等待整个国际形势的逐步缓和。历史已走到了一九六四年，有迹象和传闻表明，***开始热衷土豆烧牛肉；波兰也已开始向美帝国主义购买小麦了等等。如果两个阵营的冷战有所收敛，国内阶级斗争的紧张形势，也势必会逐渐放松些。他只能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平稳发展，他真的担忧神州大地如此地剑拔弩张，国无宁日，将会连普通老百姓也难以承受呵……
爸爸就是在那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在果园深处一间真正的牛棚里，对妈妈低声说出这番话的。在那之前，妈妈曾经一个人去看望过他，据说他买了一脸盆的西红柿，同妈妈啃着西红柿，两个人谈了整整一天的文学。但这一次，就在我和妈妈一起去果园“探亲”的那个暑假，在四壁透风的茅屋里，他却同妈妈谈到了政治。他说这些话时，我已在远远的蛙声中沉沉入睡。我知道爸爸又一次遇到了麻烦，已是在第二天事情发生以后——
那天场长突然召开了全场大会。场长似乎很客气地向“自救”者们训话说：今天在场的人中，有人做梦也在幻想资本主义复辟，半夜里都在说自己的问题搞错了，他一定要重新站起来。这个人自己心里有数，要是聪明一点，最好主动向领导坦白交待，否则……这时便有预先布置好的积极分子，举手喊报告：“我们要把这个反动分子揪出来示众！”接着全场响应。于是场长就“苦口婆心”地继续启发说：怎么样，自己说的话自己知道，你用不着等到将来，你现在就有机会，就在这里站起来给我们看看嘛，看看我们到底有没有搞错……
爸爸憋了一肚子气，他已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他想这些人真是卑鄙，明明是偷听了他的谈话，又不敢说出来，还要用“请君入瓮”之计，来逼他当众交代。他的脸色铁青，咬着嘴唇就是一声不吭。
那场长似乎还懂些政策，明白搞僵了也不妥，就对大家说：再给他一点时间想想吧，还是要靠自觉嘛。我要告诉这个人，你不在这里交代也可以，回头找我来谈，谈总是要谈的，不谈是过不了关的，只要交代彻底，我们可以从宽处理……
当然，爸爸后来还是去找场长个别谈了。他“交代”以后，就召开了全场批判大会。爸爸在会上不得不承认，他对如今无限度地强调阶级斗争，心里是有反感的。被迫说出以上检讨的话时，爸爸惊讶地发现，他越是“反感”，越是必然地成为阶级斗争的靶子。
那一刻我深深震惊。那一天我第一次懂得，薄薄的墙壁原来徒有虚名，在这个世界上，耳朵却能穿墙而过——有一种人的耳朵具有另一种特殊的功能，即使在你睡觉的时候，他们也会隔墙倾听着你的梦呓。那个队长竟然在牛棚的窗下蹲了一夜，然后把他窃听到的片言只语，向场长作了汇报。也许他已经在此巡视多日——他知道只要不厌其烦不辞辛苦地守候这个窗下的哨所，定能获得邀功请赏的资本。
这次事情的结局是，我和妈妈当即被请回了杭州。爸爸一连几个星期天都没有被批准回家，而是“就地休息”。从此，他只要有任何一点“犯规”的行为，就会被留在果园“就地休息”。
那些年里，每隔几个星期天的傍晚，我和妈妈都要到六路汽车站去，送爸爸回果园。他必须在星期天晚上以前赶回去“归队”，如果迟到，下个星期就会被取消“休息”。无论刮风下雨，生病有事，爸爸都不可能推迟他的归期。那是一个长长的五年，就像有一根看不见的长锁链，将他拴在了一个无形无边的大监狱里。一切都不会是“文革”才发生的。也许更早、更早。从我诞生，从他们诞生，从那个红色的幽灵在这个世界上游荡开始……
有一次我在深夜的睡梦中，被一种咕噜咕噜的声音惊醒，睁眼一看，竟然是爸爸。我睡眼蒙咙地问：爸爸你是怎么回来的呢？我和妈妈等到末班车过去才走的呀，怎么没接到你？爸爸咕嘟咕嘟地大口喝着水，半天才回答我说：走回来的！
走回来的？那么远的路，你干吗要走回来啊？
因为等到末班车过去了，队长才宣布放假。我想就是走也要走回来的，否则，你们就吃不到这些桃子了……
妈妈从爸爸的网兜里，往外拿着一只只熟透了的水蜜桃，每一只上面，都有一块块褐色的烂疤。这是果园里廉价处理的水果，爸爸每次回来，都会想方设法买上一点，有时还有一棵卷心菜和几根萝卜。
我抬头看看钟，已是半夜一点整。从留下果园到城里，十八公里路程，爸爸背着东西，在公路上走了整整四个小时。
很多年中，爸爸背着他简单的行装，在尘土漫漫的公路上来来去去。自从一九五二年他离开杭州去乔司，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总算从果园被“清理”回家，一共十三年的时间，他绕着杭州城转了一个圈又一个圈，却终是无法进入杭州。他被人从东边驱赶到西边再驱赶去南边，早已拆去了城墙的杭州，依然对他城门紧闭。他像那个年代所有被涂抹成黑色的“异己分子”一样，被逐出了文化和政治中心，排除在一切正常人的生活环境之外。他就这样走来走去走了很多年，直到一九六五年秋，果园“清场”，一部分人允许返回原户口所在地，于是杭州这座顽固的遗都，才对他开启了一条小缝。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六五年春节的除夕那天，我们家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起因是大叔叔从东北回来探亲，他到家后，我从糖果盒里拿了一粒糖给大叔叔吃。大叔叔很不高兴，他说你怎么就给我一粒糖吃呢？我说过年妈妈一共只买了这半斤糖啊，我到现在连一粒都没舍得吃呢！大叔叔说过年为什么只买半斤糖？我说没有钱呀，妈妈和爸爸一共只有那么一点工资……
后来大叔叔就同爸爸吵了起来。他们吵得好凶，各说各的，互不相让。大叔叔似乎是说，你在果园不是好好的吗，起码有一份固定的工资收入，多一块钱也是钱哪！可你回了杭州，工作丢了，失业在家，今后一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弟弟妹妹都在上学，你难道还让我一个人负担不成？爸爸生气地分辩说，阿伟你难道真不晓得，在那种地方，精神实在太痛苦了，说是生产自救，其实同犯人没有什么区别，已经十几年了，这样下去，我再也受不了了。这次果园陆续放人，如果不走，也许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你不要着急，我会想办法找工作的，再苦再累的活我也不怕……大叔叔激愤地打断他说，你只想到你自己，你有没有为全家人想一想呢？我们家本来出身蛮好，可是这么多年，就是因为你的问题，我到现在还入不了党，一次次申请，一次次通过，又一次次被上头否决，我的政治前途就是被你毁掉的，我熬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大叔叔满心的委屈，在这一年的除夕之夜，终于忍无可忍地发泄出来。曾经在十七岁时，敢于为爸爸去上访检察院的太叔叔，却被这么多年的歧视和压抑，折磨得失去了耐心。他已经二十九岁了，但还没有成家，一个人远在东北，举目无亲，他向谁去诉说心里的怨怼呢？
爸爸被大叔叔的胡言乱语深深刺伤，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气谁恨谁呢？恨自己么？自己又有什么罪过？即使自己真是罪大恶极，却为什么要连累和殃及他无辜的亲属啊？事实上，阿伟的遭遇，在妻子、女儿和其他几个弟妹身上，何尝不是正在愈演愈烈呢！他也许是不该责怪弟弟的，可茫茫苍天之下，他究竟又能去怪谁呢？
那个爆竹声声的夜晚，我和妹妹缩在屋角，已被眼前的情形惊呆。爸爸和大叔叔满嘴白沫，高一声低一声争执不休，我的眼前晃来晃去的，都是他们被愤怒扭歪了的脸。后来妈妈闻声赶来，把爸爸推开，我和妹妹一下子从呆滞中惊醒，妹妹突然抱住妈妈放声大哭，我也涕泪满面。我们凄凄惨惨地哭了很久，妈妈怎么哄劝我们，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流淌。后来妈妈放开了我们，捂住自己的脸，也埋头嘤嘤地哭了起来。爸爸和大叔叔停止了争吵朝妈妈走过来，爸爸似乎想说什么，嘴刚一张开，声音已经哽噎。他一把抓住妈妈的手，像个孩子似地仰面恸哭。从我记事时起，在我五岁那年，爸爸从乔司回来，因我不肯叫他爸爸，他曾伤心地哭过一次。这次是我一生中第二次亲眼看见爸爸哭泣，悲哀的泪水从他那双曾经欢乐而晶莹的大眼睛里，泉水般涌出来，他呜呜的哭声在低矮的天花板下久久萦绕，冰凉的泪水沾在妈妈和我的脸颊上，我索索发抖……
我非要离开那个地方！我就是讨饭也要回来！爸爸的喊声，在那个寒冷的冬夜里，显得越发凄凉……
爸爸究竟有什么“罪过”？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呢？——很久很久，我的哭泣仍难平息。我昏昏沉沉地想起了那份“中学生登记表”，自从我填写了爸爸妈妈的政治状况以后，我很快就被取消了班干部的职务。辅导员找我谈话时，总是让我同家庭划清界限。甚至，国庆节游行，我也被排除在外，入团更是想也不要想了……
隔阂与疑惑，也许早就悄悄开始发生。而那个夜晚，我忽然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对爸爸的怨恨。这种难言的心情夹杂着我为爸爸所抱的不平和委屈，还有他多年不在我身边所积累的生疏，如冬天湖上的雨雾，朦胧难辨。当他远离我们时，隐约潜藏的种种不满，还显得尚可忍受；而如今他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那个多年里若隐若现的爸爸，就忽而真正变得陌生了。
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在大门外一惊一乍地响起。但欢乐的春节不属于我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