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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三十七年岁末，雨雪交加，倍增人感触。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们从抗战到现在，苦足了十个年头。什么是我们苦的代价？能够回答的人们有福了……
三十七年，使人沉重的事情太多了，而予人轻松之感的甚少。三十七年，有人在眼泪模糊中看清现实，有人在载歌载舞中愕然惊醒。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将占上重要的一页。
……
社会道德，已经荡然无存。社会崩溃，成了今日问题的根本所在。中国必须度过一个艰苦的阶段，才能从蜕变中获得新生！送走三十七年，我们心中仍带着强烈的希望。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送民国三十七年》
那座高楼大厦林立的“孤岛”，终于与“自由祖国”重新相连。日本膏药旗已被扔入火中化为灰烬，铁丝网正被一道道拆卸。锣鼓、鞭炮、喜庆的游行队伍，上海城一天天复原着它的海上繁华之梦。
二十三岁的张恺之回到了离别四年的上海。
他一个人在肮脏的街头独自漫步，心里充满寂寞与烦恼。在夏日焦灼的阳光中，他显得疲惫不堪。
他在一条小街的十字路口停下了脚步，将身子斜倚在栏杆上茫然地望着过往的行人。衣衫已被汗水湿透，黏黏地贴着后背。
《民族日报》迁往杭州出版后又停刊。这期间他去过德清洛舍找朱小玲，但她的母亲说她随父去丹阳了，也不知何时回来，言语间，他感到自己不大受欢迎。回到上海后，他开始时在一家小报当编辑，不到三个月，这家小报也停办了，他成了一个失业者。
他的父亲张老明，在一个表叔开的“广祥行”水果行，当专管出货的师傅。香蕉从广东运来时，还是半生不熟的青香蕉，必须挂在一个小屋里，用炭火加温烘熟。这道被广东人称为“焗香蕉”的工序，是张老明的绝活。经张老明之手“煽”出来的香蕉，一串串金黄喷香，润泽的香蕉皮上，还嵌着芝麻般的黑点，人称“芝麻香蕉”。我未来的爸爸每天闻着香蕉的气息，望着宝塔般的香蕉串在店门口出出进进，眼前一片虚浮的金色晃动，觉得自己像是一只半生不熟的青香蕉，吃不得又扔不得，只能焦虑地等待着炉火的烘烤。
物价一日日飞涨，张老明的辛苦劳作，并未能改善穷困的家境。抗战虽然胜利，但穷人依旧挣扎，富人依旧挥霍，周围的一切都似乎没有根本的变化。古老的中华之舟，慢吞吞行驶在它固有的航道上，游离于世界的轨迹之外。
只有一个令人振奋的幽灵，在高高的天空中发出神秘的呼唤。
只有那片红色的土地，在遥远的北方巍然屹立。
抗战胜利消息传来最初的日子，最令张恺之兴奋不已的，是朱德总司令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的接管沦陷区的命令。张恺之毫不隐讳地告诉朋友们说，他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接管，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我时时感觉着他头脑中那种莫名的骚动，重又在翻腾颠簸。
同四年前离开上海时相比，如今张恺之作为一名记者，已是初出茅庐，崭露头角。他必须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才能唤醒更多的民众。出身贫寒的张恺之，与家境优越的朱小玲，虽然同样为自己的人生，涂满了斑斓夺目的浪漫主义色彩，同样地想入非非、好高骛远，但张恺之毕竟比朱小玲更具有一种务实的秉性。他知道朝着自己心中那个公平自由的世界走，每一步都要流汗流泪甚至流血。
那一天，失业青年张恺之在熙熙攘攘的十字街头徘徊许久。疾驰而过的吉普车尖厉的喇叭声中，他完全打消了去寻找能为他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关系的念头。在当时鱼龙混杂的大上海，凡是那些有用的关系，都可能有一个与他格格不入的背景。那么他宁可去做工谋生、宁可流落街头，也不能为一时之需站错了营垒。
我未来的爸爸郁郁回到了张老明的阁楼。他对他父亲说，他找到了工作。——什么工作呢？张老明追问。——在报馆。他的回答含糊其辞。自从他两手空空回到上海，父亲反而对他和悦了许多。抗战八年，张老明已修正了自己原来的看法：他觉得儿子在后方读书编报，总比那些趁机去发抗战国难财的人有出息得多。
总算得到表叔的同意，他在“广祥行”的阁楼上，放了一张帆布床暂且安身。
从此他白天在外面“游荡”，晚上回到阁楼写稿。有朋友介绍他去作《大众夜报》的特约撰稿人，专门采访文艺界名人和娱乐界消息，每天发一篇稿子。他很轻松就胜任了，得到的稿费，足够养活自己。于是他又想去读书，考上了新闻专科学校。偏偏不久后《大众夜报》人事改组，他又一次失去了工作，稿费也没有了，生活重又陷入拮据。一天晚上他精疲力竭回到“广祥行”，已是饥肠辘辘。却见表叔一家人正在为儿子做满月酒，一屋子亲戚，猜拳行令，吆五喝六的好生热闹——阿霭回来啦？来来来，一起喝一盅啦！——表叔邀请他。他摇摇头说吃过饭啦不客气你们喝吧——转身爬上了阁楼。只有“我”明白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不愿意让亲戚知道他还没有吃晚饭。他宁可饿着挺着，宁可趴在阁楼的小窗上，以夜空中稀朗的灯光和星光充饥。然而肚里空洞，心里也越发空落，好容易挨到夜深，楼下席终人散，他饿得发昏，忍不住偷偷潜下店堂，摘了一串香蕉充饥。顾不上细嚼，囫囵咽下去，噎在喉咙里，憋得满脸通红。后来他为这件事写过一篇《饥饿者的独白》，可见他当时的窘态。
天色渐明，他在迷惘中醒来，从阁楼窄小的窗户里，望得见百老汇大厦的尖顶，在绚丽的晨曦中巍峨耸立。太阳已无数次从黄浦江中升起又跌落，而他所寻找的那个太阳呢？无论是只见其神不见其形的共产党，还是音讯全无的朱小玲，都在远远的江岸另一边徜徉。而他的面前，是一片阴霾笼罩的深谷、一场不散的淫雨、一个比抗战更难见天日的黑夜。这种饥饿中的挣扎与等待，已快要使他失去了耐心。
1946年整整一年，张恺之一直在苦苦地捕捉阳光，寻求光明。
他只能用他的笔去寻找。笔是望远镜是钻头是一条深藏的地道。
那一年，他在《文汇报》发表了短篇小说《背道》。
《背道》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写自己回到了战争结束后的上海，遇到了一个当年的“上海五百有志青年”，此人在抗战时当了飞行员，曾向解放区投掷炸弹。如今回到了上海滩，成天开着吉普车追逐女郎，还走私药品赚钱。面对志不同道不合的昔日同窗好友，他愤然与其分手，两人在繁华的大街上默默背道而驰……
一九五二年“镇反”审干时，因党组织怀疑他入党前的历史，他曾天真地拿出这篇小说，试图证明自己当年的立场，但没有人肯读一读这个故事。刊登着《背道》的那张报纸，也从此不知去向。
我一直十分羡慕爸爸那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大概就是在那时日日奋笔疾书的写稿生涯中磨炼出来的。
后来总算有一个在大新公司工会工作的同乡好友卢坤，给他介绍了一个住处，他搬出了家里的阁楼，搬进了后来与我妈妈重逢的那个亭子间，一边写作一边继续在新闻专科学校读书，用稿费交学费，生活勉强自立。他还参加了上海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的游行，并与当年的老同学，也是广东同乡的林泉，往来甚密。这个叫做林泉的年轻人，那时正与女同学岱岫参与在闸北棚户区筹建“方震小学”的活动。缘由是岱岫的中学女同学程哲宣认识了蒋丽似。这个蒋丽似是个大家闺秀，其父蒋复聪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亦即大名鼎鼎的军事理论家、前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的侄子。蒋丽似毕业于大夏大学教育系，早在抗战时期加入共产党，拒绝了父亲为她办理出国留学，一心投入革命。此时的公开职业是区民众教育负责人。她出面筹建“方震小学”，得到蒋百里两位女儿的直接支持，蒋英小姐还为此举行独唱音乐会筹募基金。得林泉介绍，张恺之也成为“方小”的热心活动者。林泉在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有一个十分亲密的同学孙毅，很快将成为张恺之寻找光明的直接带路人。
清晨明媚的阳光，开始在张恺之蜗居的亭子间小窗上短暂停留。每天早上他醒来时，都觉得这新的一天充满了希望。阳光温柔地抚摸着他宽阔的前额，像一位前来探访的友人，从窗外深情地注视着他。偶尔临窗飞过的啾啾鸟鸣，也像是有人在轻轻叩击着他的房门。
他的房门很快就将被叩响。他昔日的恋人朱小玲正在朝他走来。而那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也即将向他敞开大门。
一个肥皂泡，看着是美丽可爱的，却其实一触摸就会破裂。现在因为人民受战祸的苦痛太深了，现实的压迫太沉重了，所以明知和平是肥皂泡，也以为它可以像个氢气球一样，向高空升起。哪里知道肥皂泡根本就是肥皂泡，跌在地上要破，升高五尺也会破。如果和平也像个婴儿，要从母体诞生。那么，也不对，这个母体遭受的摧残太大了，体伤过甚了，这个婴儿即使生产下来，也是脆弱不堪，甚至会夭折的……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肥皂泡而不是氢气球》
一九四七年初的一个深夜，林泉敲响了张恺之的房门。
他和林泉从来都是在外头见面，林泉轻易不到他的住处来。他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了。
素来稳重沉着的林泉，这一天显得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林泉在床边坐下，使劲地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笑着问：
嗳，你在写什么？
张恺之扫一眼桌上的稿纸，有点不安地回答：我在写一篇短说，叫《戆徒》，讲一个农民反对乡长贪污被当成赤色分子的故事，讽刺性的……
林泉点点头。过了一会，他终于低声告诉张恺之说，孙毅昨晚找他谈了话，告诉他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并问他和张恺之对共产党的认识怎么样？我说我怎么样你不是很了解吗？我在中学时国民党就怀疑我，抗战胜利前就作为“赤嫌”被禁闭打入强迫劳动队。至于张恺之嘛，他至今一直在后悔抗战时没有到苏北去……
那一刻张恺之的眼睛都瞪直了。热血一阵阵涌上头顶。他知道自己等待这个时刻，已经太久了。却原来共产党真是无处不在，那个家中开着茶馆，明明是富家子弟，又热心仗义得像个大侠的孙毅，竟然就是共产党？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了多年的共产党，竟然就在身边！
林泉继续说，孙毅告诉他，他早已把我们二人的表现向地下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要他对我们进行考察。半年多来，他认为我们的表现是好的，组织上已同意发展我们两个人加入共产党。你说，我们是加入还是不加入呢？
张恺之一下子从桌边跳起来，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加入啊！我不管共产党是不是会胜利，不管它能不能夺取政权，我认为它代表着人类的正义和良心，共产主义符合我一直以来的理想，我要加入共产党，一定要加入，我寻找它已经好多年了，就是为它掉了脑袋，我也是情愿的！
林泉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两人决定，立即按孙毅的吩咐，分头去写自传，以便尽快接受地下党的审查。
我觉得这个夜晚的感觉很奇妙。白日里喧嚣的大上海已经沉睡，张恺之却在清醒地伏案疾书，写着自己二十四年的历史。从一个流浪青年到新闻记者，又从记者到失业青年；从苦闷彷徨徘徊等待，直到觉醒直到反抗——这不是一个人的历史，而是一个正发生着骤变时代的历史；这不仅是他人生的简单记录，而是一次信仰的抉择和确认的艰难旅程。他将把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作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远大目标，使自己的全部生命为之燃烧出最灿烂的光和热。
他听见了吴淞口远远的黄浦江涛声。恰如他的心潮，前浪后浪生生不息，奔流入海永不复回。
一宿无眠。黑夜已褪去，太阳正从他的心里冉冉升起。
自传交上去后。过了几天，孙毅来找他们，说了三个字：批准了。
孙毅还说，××日子，××时间，有一个李先生会来看你们的。
那一天李先生果然如约前来。李先生让张恺之和林泉举起右手，就在张恺之的阁楼上，领着他们宣读了入党誓词。面前没有党旗，没有党旗也仍然使张恺之觉得十分庄严。前后不过几分钟，就念完了誓词。等他们放下胳膊的时候，他和林泉从此就成了中共地下党员。
这位李先生，后来就是张恺之直接的上级领导。他曾答应带张恺之一同去解放区，但后来又改变了主意，将张恺之一个人留在了杭州，坚持地下斗争。李先生真名王鼎成，解放后担任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一九六八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张恺之和林泉入党以后，每隔一两周，就到孙毅家的茶楼上，悄悄去过组织生活。那个李先生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在茶楼上出现，给他们那个党小组的党员们上党课，分析国共两党斗争的形势，有时也讲党的组织纪律，例如万一被捕后，应该怎样怎样……
张恺之实现了他向往多年的愿望，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一边继续为报刊写文章谋生，一边同林泉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方震小学”的筹建工作中去。他虽然是地下党员了，但那时的党没有俸禄、没有津贴，党没有给予只讲奉献。他仍然失业、仍然常常为自己的住处发愁。而这种比不是共产党时更加艰苦、甚至每一分钟都充满了危险的生活，却使他无比振奋无比快活。他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时钟不倦地旋转着，风一般雷一般迅疾地做着地下党交给他的每一件任务。他急匆匆走在上海城的马路上，时常仰起头，望着远处百老汇大厦高高的楼顶，心里对自己说着，他们迟早会将这些财产，交回到劳苦大众的手中。
朱小玲就是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忽然从天而降的。
他阁楼的门被轻轻叩开的时候，一阵清凉的风袭来，亲吻着他的面颊，迷糊了他的眼睛。他被那微风环绕着簇拥着，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传遍了全身——那个消失已久的小玲姑娘，痴痴地立在他的门口，手里拿着当天的一张《大公报》，那张报纸的副刊上，以显著的标题，登着他的一篇散文《雪之谷》。
朱小玲就是从这张报纸上，得知他的消息，然后设法找到了他的住处的。他没想到，那个冬天朱小玲久等他不归，开了春，她便自行主张，按他们当年所约，去了皖南屯溪的法政学院读书。抗战胜利后，朱小玲陪父亲去丹阳料理祖田，而后随同法政学院迁回了上海。他在一九四四年冬季写给朱小玲的信，她确实一封都没有收到过。但朱小玲始终没有忘记他，那一刻他甚至觉得自己错过了新四军依然值得。一场离别的噩梦结束了，梦幻一般美丽的热恋重又开始。朱小玲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张恺之简陋的小屋从此熠熠生辉。现在，他的整个身心，整个生命，都沐浴在爱情的阳光之中。
我未来的爸爸和我未来的妈妈就此久别重逢。他们常常手拉着手，在黄昏时僻静的小街上散步。我能感觉到他们身上的气息互相萦绕，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为对方深深吸引。他们彼此呼唤着靠拢着，小心翼翼而又激情难耐。以往我所熟知的那个幼稚少年，正在一日日变成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我在他急促的呼吸和奔涌的热血中，看见了另一个我，日后将构成为“我”的那另一半，正从朱小玲温柔甜蜜的微笑中走来。
朱小玲后来由林泉介绍，进了“方震小学”任教。用我爸爸的话说，妈妈结束了历时几年的迷失，终于又重新回到了一个革命的集体之中。“方小”的校长，也是蒋丽似的好友程哲宣阿姨，卖掉了自己在辣斐德路花园洋房中的那架大钢琴和金银首饰，作为“方震小学”的开办基金，林泉也筹集了相当一笔款项。“方小”的教员有中国新专的岱岫、暨南大学的董运谋、大同大学的张文光，无锡人陆兆书，还有朱小玲。这样一批进步青年，聚集在上海闸北路的一个角落，众目睽睽之下，暗中干起了“造反”的壮举，实在也有些不可思议。当时的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周克，常到“方小”来找那个叫陆兆书的人联系。就像六十年代的电影镜头那样，窗台上有一盆花作为接头的暗号。只要有花盆在，周克便可安全上楼。我那个未来的妈妈每天都为那盆花浇水，却不知它真正的用途。妈妈还常常笑话陆兆书那口地道的无锡方言和蓝色土布长衫。1947年底，哲宣同被通缉的中央政治大学研究生黄达昌结婚，大家一起到程家去吃喜酒。走到半路，那个陆兆书突然拐进一所公厕，去换上了一套西服。很多年以后，我妈妈还对陆兆书说，那时我看你行为怪僻，鬼鬼祟祟，还以为你是个特务呢，说得他哈哈大笑。直到一九四八年春节后，陆兆书奉命去浙东四明山打游击，任支队政委，才知他真名卜明，是从解放区出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解放后卜明出任我国驻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副代表，回国后任中国银行行长直至离休。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时，我曾去探望过他。同我妈妈当年的印象迥然相异的是，我觉得他一身正气，坦荡诚恳，虽然穿着医院的那种蓝条子睡衣，他仍然具有一种联合国官员的风度。
到了一九四九年大上海解放前夕，“方震小学”终于脱去“外衣”，成为迎接大上海解放的一个战斗堡垒——“闸北人民保安队总部”的所在地。“方小”那些平日斯斯文文的教员一个个从“地下”跳了出来，使得附近群众一时目瞪口呆。
然而，毕竟没有一个人比我未来的爸爸，更加了解朱小玲的浪漫主义习气了。在这样一个革命的集体中，考虑到革命的严峻和残酷，张恺之始终坚持不同意发展我妈妈入党。
所以我爸爸很多年中，对林泉始终是抱着一种深入骨髓的感激之情。他说如果没有林泉，他就不会认识孙毅，不认识孙毅，他就难以找到党组织。林泉是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发生过极其重要影响的一个人。然而尽管林泉对祖国一片赤忱，放弃印尼国籍和出洋留学，并担任印尼《新报》驻沪记者，写过许多进步通讯，解放后在新闻界还是无法立足。一九五四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党籍，一九五五年又成为肃反的重点对象，后来几十年始终不受信任。爸爸与林泉在当年的人生追求中凝成的生死与共的友谊，解放后被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打得七零八落，互相隔绝多年，到一九八〇年卢坤伯伯逝世时两人才恢复联系。林泉拟写的挽联是与爸爸共同署名的。但爸爸内心长期感到负疚的是，多年来他的“问题”一直使林泉受到很大连累。两人相继恢复党籍后，痛定思痛，即便历史的隔阂渐渐消解，彼此心里却都留下了永远的沉重……
张恺之开始在“方震小学”附设的“民众夜校”，给工人们讲述解放区的“土地法大纲”。这已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国共两党的生死搏斗即将进入最后关头。张恺之的处境似乎不妙，阴云密布，风声鹤唳，稍有闪失，他就将面临暴露的危险。
我知道张恺之其实是极想去解放区的。在他不算太长的“革命”历史上，他已经错过了两次机会。这两次错失，都使他悔之莫及、创痛难除。于是坚持“地下”或去根据地，就成为革命胜利之前，时刻纠缠他折磨他的一个“情结”。他又一次向地下党组织提出了去解放区的申请，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那段等待的日子，经过深思熟虑，他打算进一步履行自己的地下工作职责，发展新党员。他有了一个最成熟的人选，那就是卢坤。
当他神秘兮兮地把卢坤约来，郑重其事地向卢坤谈及此事的时候，卢坤竟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要发展我？我还想发展你呢，我早在抗战时期就入党了，老兄！
卢坤本名杨柏年，出身与我父亲相似，他们是联益义务小学的同学。“八一三”事变后，卢坤进入大新公司当练习生，抗战胜利后，以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组建“黄色工会”，一直参与上海百货业的职工运动。后去解放区，在淮海战役中做战俘管理工作。解放后调入上海美术家协会，任上海美术馆副馆长。
我认识这位卢坤伯伯，黑黑瘦瘦的个头，戴一副玳瑁边的近视眼镜，说一口广东口音浓重的普通话，穿着随随便便，喜欢开玩笑。一九七五年我在上海修改长篇处女作《分界线》时，常去卢坤伯伯家蹭饭吃。如有事没去，他会打发孩子来叫我。他家就住在绍兴路口，同出版社几步之遥。那时他已五十几岁，却仍然心直口快，常常口无遮拦，向我透露他所知道的“内部消息”和他对“文革”的种种不满。我曾听爸爸嘀咕，说卢坤好歹也是抗战时入的党，解放后却始终是个副处级，也不知为何仕途一直受阻。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对卢坤伯伯说出了我的疑问。他嘿嘿一笑说，那是啰，就这副处级也被打倒了不是，活该嘛，我历史上曾经脱过党啊。——怎么会脱党呢？您犯什么错误了呢？——当然啦，那时他们总是派我去贴标语。抗战都快胜利了，地下党的人，还是让我去贴标语。那一天我真的发了脾气啦，我说你们怎么老是让我贴标语、贴标语，干吗不派别人去贴？就不会派一点重要的工作给我做啊？——你真的敢这样讲啊？要不爸爸说你是个倔脾气哩——对啰，我就是这个脾气，改不了哇。当时那个向我布置工作的上级也生气了，他说我不服从组织命令，政治动摇，一连几个月没同我联系。你想想这是什么后果，这么一家伙就把我作脱党行为处理了。唉，后来总算又是检讨又是反省，才重新接上关系。党组织党组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以后你慢慢就懂啦……我现在倒好，无官一身轻了……
当那场浩劫终于结束时，卢坤伯伯被发现身患绝症，且已是肝癌晚期。爸爸忧心如焚，写信给我，让我按一种治病用的偏方，在东北林场为他弄一只熊胆。但熊胆仍未能挽救他的生命，没过多久他便与世长辞，只留下一把他为我买的红色尼龙伞，在人世的风风雨雨中，如一只巨大的手掌，继续庇佑着我们。卢坤伯伯，是我们家庭在遭遇不幸的几十年间，一直关怀着爸爸的少数几位朋友之一。因着我曾亲见过党内还有着卢坤这样的人，我当保留那最后的一丝敬意。
当时张恺之发展卢坤入党的计划，已被卢坤自己提前完成，张恺之的革命目标便转向别处。除了风险和劳累，这个失业的地下党员又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危机。他发现业余闹革命，首先还得有饭吃。
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的张恺之，不得不为了寻找一份固定的职业，在“革命”的空隙中，见缝插针地奔走在上海街头。
就在那时候，曾任《民族日报》社长的郑小杰先生，已在杭州省政府教育厅主管中等教育。他一向赏识张恺之的才能，又并不知张恺之真实的政治身份，他来信说，杭州《当代晚报》正在物色一位总编辑，他可推荐张恺之前去就任。张恺之请示了他的上级领导王鼎成，得到组织批准，便很快调往杭州工作。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意见是，《当代晚报》的色彩不要太红，尽量保持灰色，避免当局的骚扰，以便更有利于在这个公开身份的掩护下，开展地下工作。
张恺之在离开上海前，还是没有忘记向他的上级再次提出去解放区的要求。似乎，“老板”当时是答应了的。为着去解放区后将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生离死别，张恺之到杭州不久，即1948年的春天，同朱小玲在杭州举行了婚礼。婚后，朱小玲仍回上海“方小”工作。正当张恺之每日里欢欢喜喜地憧憬着解放区晴朗的天空时，林泉带来了“老板”的新决定——让他利用报纸这一有利地位，坚守杭州地下工作这块阵地。
张恺之失望而又无可奈何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于是杭州就成为张恺之在革命胜利之前一个新的战场，也因此成为两年后我降临人间的故乡。
但他没有料到，在新世界到来前，这最后一段拼搏中所发生的那些悲壮的故事，却使得杭州变成了他后半生的搁浅之地。
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是文盲，只知道受统治受支配，一向不懂得去促进什么。而当时的知识分子，我们记得倒确是尽了奔走呼号，声嘶力竭的最大限度。然而任你呼号、任你声嘶，无用终是无用，不成还是不成。可见问题并不在人民身上。关键所在，还是在于：某些人未能完全放弃小我的利害……
就是因为把小我的利害看得太重要了，太大了，大过国家人民与一切，所以才不惜重启战端，使这么多老百姓肝脑涂地，颠沛流离。
……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放弃小我的利害》
我们的故事，在这里终于有了一次小小的衔接。以上引用的文章片段，便是张恺之就任杭州《当代晚报》总编辑后，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写下的三百余篇《朝花夕拾》专栏短文。他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当代晚报》改版，同时调整人事，建立起一个自己信得过的编辑部。他的老朋友闵子、石云子、汪祖裕等人成了他的得力编辑。正是依靠这些进步文化人，渐渐扩大了报纸的影响。他了解到报纸的总经理何刚，实际上是一个未曾暴露的进步分子。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后来因形势恶化丢了组织关系，但仍然倾向革命。他们彼此有了默契，何刚在暗中支持张恺之的计划，并派专人秘密接收解放区的新华社广播，然后把有关的重要消息，“出口转内销”——以本报接收旧金山广播的形式，巧妙地从报上传播到群众中去。
但他真正需要做的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些。
当时他的组织关系仍然留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共上海局设立了外县工委，并向杭嘉湖地区派出党员，积极进行策反、统战工作，以适应即将解放全中国的新形势。张恺之利用曾在《民族日报》工作多年积累的社会关系，在武康莫干山、余杭横湖一带，开展对敌武装策反工作。
对敌武装策反——这项配合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要求的新任务，正对张恺之的心思和口味。于是他将新婚妻子朱小玲冷落在上海，情绪高昂地进入了“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新阶段，开始跃跃欲试。
现在，我未来的爸爸张恺之，总算可以有机会，来弥补自己当初放弃苏北、后又错过新四军的失误了。这两次错失曾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追悔莫及。他在后来这几年寻找革命的经历中，越来越明白地悟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革命仅仅依靠笔杆子、依靠一些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是断不能夺取政权的。革命是由冷酷无情的枪炮开路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堂堂七尺男儿，在大革命的风暴中，竟只是一介文质彬彬的书生、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文化人，岂不太让人惭愧了么？就为了这个彻底的醒悟，他一再要求去解放区。但这个最后的补救方案也未能如愿，他还有什么办法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呢？既然一时去不了解放区，不能投笔从戎，亲自拿起枪杆子去消灭敌人，那么，去策反敌人的武装，将敌人的武器夺过来变为自己的武器，将那些良知未泯的国民党军人，变成人民的军队——这将是革命胜利前，他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了！
在我少年时代家境最艰难的日子，我曾听奶奶和外婆，分别提到过那两只金戒指和一些首饰。这本是她们送给儿女的结婚礼物。对于它们后来不明不白的失踪，奶奶和外婆始终抱着耿耿的遗憾。
——那它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我问过妈妈。
妈妈无动于衷地说：当然是被你爸爸“没收”啦。
爸爸要它们干什么呢……
还不是为了他的地下斗争么！妈妈笑笑说。那时他正在筹建余杭的一支秘密武装，就把那些首饰兑换成了金圆券，用于横湖基地的活动经费了。换来的钱，我连个影子都没见着……
你就不会不答应么？我蛊惑说。你难道不喜欢首饰么？
不是不喜欢，是不可能！妈妈连连摇头。唉，你那个爸爸，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要是不答应，他肯定同我纠缠不清，我想省点心，还是同意算了，心甘情愿地把戒指从手上摘下来……
我从未去过杭州郊县那个叫做横湖的地方。我只知道那儿有个叫做杨天波的人。但我见到杨天波时，他已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了，脸膛黑红、敦厚壮实，洪亮的嗓门震得人耳朵嗡嗡响。杨天波是我爸爸在很多年里经常提起的一个名字，有一次爸爸带我去看电影《独立大队》，他说杨天波就是像电影里的马龙那样的好汉。
杨天波是横湖孟家岙人，家境小康，祖上有些田产，为人豪侠仗义。他十六岁那年，为了参加抗日，同十八岁的姐姐一起投奔青年军。在去闽西的路上，他姐姐生了病，无药医治死于途中。杨天坡哭得死去活来，从此对现实愈加不满。抗战胜利，他从青年军复员后，不愿重返国民党军队图谋一官半职，就到杭州来读中学。杨大波的同学中，有个叫朱鸿钧的人，恰恰是张恺之在天目山时期认识的一个进步青年。
那个曾在上海“方震小学”工作过的陆兆书，也就是后来叫卜明的那个人，此时已去了四明山根据地，担任浙东游击纵队六支队的政委。原“方小”的教师董运谋随行，成了游击队的一名指导员。一天，董运谋突然到杭州来找张恺之，希望他能为游击队输送一些会打仗的进步青年和医务人员。后来张恺之却一直与董运谋联系不上，便请示上级组织，决定发展朱鸿钧入党，由他在横湖团结以杨天波为首的一批地方进步青年，因势利导，建立一支秘密武装，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横湖地处京杭国道西侧，一旦大军渡江，这里既可以莫干山、天目山为依托，与皖南连成一片；也可配合大军直取杭州。
于是二十岁的杨天波在横湖设法取得了乡联防队长的身份；血气方刚的杨天波，变卖了老家一亩二分田产和十七担大米，提取了镇上布店的现金，拿去购买了武器装备。还打通地方上的关系，安排了四个“自己人”，当联防队的分队长。朱鸿钧每天带着一队人马，公开在山岙里训练实弹射击。因为杨天波曾当过青年军，当地人也不怀疑他的身份。后来，地下党派来接替张恺之的一位领导人祝岐耕，还曾住在杨天波家里。横湖的这支秘密武装，就在国民党的眼皮下，不动声色地壮大起来。
张恺之和朱小玲的那点私房，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为了扶持杨天波的队伍而变卖的。我能感觉到这个未来的爸爸，正以疯狂的热情，投身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的巨大惯性，把一个个像张恺之这样的书生，轻而易举地改造成为暴力革命的拥护者。
那一日杨天波威震横湖镇。杨天波二十岁那年的壮举，如今听起来，有点像一个传奇。
据说那一日，浙东反共救国军的一个上校支队长许贵炳，突然窜到横湖。不由分说便扣押了朱鸿钧，企图吞并杨天波的联防队这块“肥肉”。杨天波闻讯，火速带着人马赶到。就在横湖街上，杨天波怒不可遏，当即拔出手枪，将许贵炳一枪击毙。杨天波收了枪，朝着枪筒吹了口气，笑嘻嘻对四周围观的群众说：想勿到，今日枪走火了！诸位多多包涵！随即扬长而去。
杨天波此举，救回了朱鸿钧，保住了联防队。也使联防队在不久后迎接杭州解放的战斗中，立下大功。
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终于传来了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的消息。余杭横湖地区的地下秘密武装揭竿而起，争取了国民党县长白冲浩起义。余杭县自卫大队曾命令联防队到县城集中。杨天波根本不予理睬。自卫队把个杨天波恨得咬牙切齿，打算包围联防队，干掉杨天波。而这支以联防队为旗号的地下武装，却在祝歧耕的率领下，翻山越岭而去。人民解放军进军杭州的先头部队抵达杭州时，祝岐耕派朱鸿钧带领部队到达钱塘江边的月轮山五云山，控制了钱江大桥，保护了钱江大桥未被炸毁。
据说杨天波和他的队伍，把守那座桥头堡，还缴械了不少小股散兵的武装，及时阻止了国民党残部溃逃。
一时间，二十一岁的杨天波，使方圆数十里的乡亲刮目相看。解放军接管后，地下武装扩建为县大队，杨天波是第一中队长，参加了剿匪后，被送到省军区后勤学校学习。杨天波那时到省城报社来看望张恺之，两只眼睛笑眯眯的呈两条细缝。
然而勇敢的杨天波，后来的几十年却历经七灾八难。一言难尽。
解放初审干时，由于张恺之的“问题”株连杨天波，使得杨天波的后半生吃尽苦头——所以，尽管张恺之为那个地下武装捐献了他的金戒指，我爸爸却始终觉得自己愧对杨天波。
一九四九年一月，张恺之的组织关系转到了杭州，开始时，预定担任文化区委成员，旋即转入对敌策反部门。因让他负责德清新市、海宁周王庙的国民党部队一个支队的策反工作，横湖的秘密武装便移交祝岐耕领导。
又一段新的故事将要开始。这本是一则并不复杂的故事，然而搞清楚它们的来龙去脉，差不多费了我几十年的时间。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断断续续中听说的那些人和事，始终被岁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即使在我与爸爸身心共处的当时，对于他如此热衷于武装斗争，我也总是抱着难解的困惑。所以直到今天我写出那些故事的时候，我仍然有一种极不真实的感觉。
在这段故事中，将出现许多新的名字。这些名字在革命胜利后，很快就会在那片血红耀眼的阳光下，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它们却会从荒野的孤坟、阴暗的牢房、积满灰尘的档案簿，从我爸爸几十年的审查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跳出来。像一个个徘徊不去的冤魂，在我的小说中经久不散，直到此书终了的末页。
黄志雄这个人，是张恺之关于海宁策反的序言和引子。
当年张恺之作为《民族日报》的特派记者，去杭嘉湖游击区采访时，认识了这位不知是哪一路的游击大队的大队长黄志雄。黄志雄是个广西人，读过书，也算是个知识分子，为抗日离乡外出从军，后来就滞留在江浙一带。他领着几十个兵，有十几支快慢机，靠着袭击敌伪据点，俘虏汉奸，养活自己的部队。那次黄志雄的部队正好也要过封锁线，有人带了记者张恺之这个广东大同乡来见他，读书人加思乡情，两人谈得很是投缘，黄志雄就冒险带着张恺之过了封锁线，由此也同张恺之结下战地之谊。抗战结束后，他退了伍，住在新市镇上，因对国民党不满，整天牢骚满腹。用爸爸后来的话说，是个失意的上校军官。
偏偏就在一九四八年筹建横湖秘密武装时，张恺之巧遇黄志雄。
发展地下武装正急需军人。黄志雄的出现，使张恺之喜出望外。
我知道爸爸的口才是极富鼓动性的。在得到上级批准后，他居然很快就说服了黄志雄，重新打入国民党部队去。一九四九年二月，黄志雄找到了一个叫做刘光的旧友，介绍自己打入了当时活动于沪杭铁路两侧的海宁县周王庙与德清县境内，国民党“国防部反共青年救国军”浙西第七支队，去担任副支队长。支队长周公穆，是海宁当地人。
几个月后，杭州解放前夕，地下组织利用海宁当地武装力量的钳制，最终和平解放海宁，自然也有黄志雄点滴之功。解放后由爸爸委托林泉，介绍黄志雄去上海教书，在一所学校当总务主任。一九五一年的一天，走在马路上，突然被公安局抓走，下落不明。后来听说起因是他的旧友刘光是个托派。
由于刘光是托派，依此类推，黄志雄当然就同托派有涉；而张恺之策反了黄志雄，必然也同托派脱不了干系——这便是一九五二年镇反时所牵连的人员关系的“几何”图表。这样的“推理”，使得我们这个关于策反的故事，在叙述结束后，反而派生出愈加错综复杂的旁枝末节。
那是一个人造的黑圈。无论是叙述还是阅读，都需要耐心。
现在轮到了曾一进和倪布明。这两位赣南中正大学毕业的高才生，曾在蒋**麾下得到一官半职，抗战结束时都已是校级军官。他们原本都是正直的热血青年，曾立下报效祖国和民族的宏愿。然而面对国共两党之争，却一时尚有疑惑，不知何去何从。
也许他们命中注定，将要在新时代到来之前，如“凤凰涅槃”在战火中得以“新生”。
当年的中校军官曾一进，具有初步民主意识，拥护英国工党。他的堂兄也是国民党官员，当时出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由堂兄的一封介绍信，抗战结束后，他便在杭州市政府当了荐任视察。年轻而高傲的曾一进，是在每天阅读《当代晚报》时，听人说起总编辑某某这个名字的。《朝花夕拾》专栏上那些犀利的短文，居然使曾一进对这位作者发生了兴趣，据说还有几分佩服的意思。他们有幸结识后，常常就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进行辩论，弄得面红耳赤的，各不相让。张恺之出于无奈，斗胆拿了一本《新民主主义论》来给曾一进看。曾一进用了几个晚上仔细地阅读了这本“禁书”，竟然为之倾倒，很快被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吸引，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正在此时，他的同学好友倪布明来到杭州，受到曾一进情绪的感染，立场也发生了动摇。
上校文职军官倪布明，其父是蒋**的老师。一九四九年年初，蒋家王朝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倪布明十分苦闷地来到杭州，打算先回福建老家再作道理。却不料遇见了张恺之这么一个热血沸腾的赤色分子，诚恳而雄辩地一次次向他们作出精辟的宣传鼓动，从当前局势分析直到未来的明智选择，弄得两位军官心悦诚服，最后竟毅然决定背叛国民党，留在大陆，走弃暗投明之路。
我的爸爸以他幼稚的政治激情，“招募”和搜罗着同情革命的“叛逆”分子，迫使他们在新形势下重新选择自己的政治态度。至此，他已经掌握了一小支基本队伍，有了可以发挥作用的“军事”力量。他似乎可以开始行动了。
张恺之在得到地下组织的同意后，首先派出了倪布明上校，去溪口深入虎穴，了解敌情。其后，便带着这两位身着“虎皮”的起义军官，奔赴沪杭线上的海宁重镇盐官。
焉知祸福？
处于莽莽天地的混沌之中，无形无声的我，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待革命胜利之后，也许爸爸根本无法对这些人的命运负责。
我对我未来的爸爸已越来越感到陌生了。
这个被以上的插叙打断了的故事，发生在中共“一大”会址的后一半组成部分——嘉兴南湖湖畔。
一九四九年春天，那个“青年救国军”的副支队长黄志雄，有意无意地在周公穆面前，泄露了张恺之是杭州《当代晚报》的总编辑。待到四月二十一日解放军大军渡江之后，周公穆突然来到杭州谢麻子巷六号《当代晚报》社址找他，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要张恺之帮他找共产党。周公穆说他在海宁有多少多少枪支，多少多少人马，急于得到共产党的承认。张恺之明白准备已久的机会将要来临。但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答应帮他搭桥联络。他走后，张恺之当即向上级领导骆中杰作了详细汇报。
实际上，大军渡江前后，中共杭州地下市委已经研究决定：成立“人民解放军杭嘉湖独立游击支队”，配合渡江大军解放杭州、进军上海。这支游击队的支队长内定为平湖国民党起义县长楼正华、政委陈伯亮（化名华明源）、副支队长骆中杰、参谋长黄志雄；并由张恺之亲自去设法镌刻了印章。骆中杰听了张恺之的汇报，让他立即答复周公穆：数日内，共产党的人将在周王庙与他会面。周公穆非常高兴。于是张恺之又以去上海探望夫人的名义，向报馆请了假，然后带了起义军官曾一进、倪布明两人，在四月二十五日傍晚，到达沪杭线上的许村车站，步行去周王庙。
下车后，曾一进即被派去新市镇，命驻扎的黄志雄速速率部，携带枪支，穿过铁路到周王庙集合。
此时的沪杭线，已是冷冷清清，铁轨像一条疲倦的长蛇，懒散地躺在两侧荒芜的水稻田里。只有小站上蓝色的信号灯，闪闪烁烁，犹如长蛇尚睁着戒备的眼睛。守护铁路的国民党军队大多已仓皇南逃，留下一支八九个人的小分队，横七竖八地躺在路基边上，漫无目的地放着冷枪。零乱的枪声穿过空旷的田野，声声凄凉。
年轻的张恺之，西服革履，意气风发。在周公穆的一再请求下，他以《当代晚报》总编辑的身份，在一座大院子的墙门里，“视察”并“检阅”了这支部队。说是部队，其实只不过二三十人而已。张恺之心里暗暗发笑，又有些失望。经过实地观察，他已明白周公穆的“反共青年救国军”是没有实力的。周公穆曾吹牛自己可以掌握二三百支枪，其实他手下的兵，只是镇上的十来名自卫队员，并无正式建制。海宁地方的反动武装，全部掌握在自卫总队长俞文奎之手。
尽管如此，张恺之还是气宇轩昂地登上了院子中央的台阶，向周公穆手下的兄弟们训话。他讲话的大意是：人民解放军已胜利渡过长江，国民党政府溃不成军，你们能跟周支队长弃暗投明，这是明智之举。据知，杭嘉湖游击支队很快就要到来，你们要谨慎行事，同游击队会合，争取光明的前途。
过了两三天，派去新市的曾一进回来了。黄志雄也随他同来。但黄志雄已是一个“光杆司令”，只身一人，队伍与枪支俱无。张恺之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急急询问，才知黄志雄的部队，在新市被“民主联军”挺进纵队缴了械。幸好黄志雄反应灵敏，得以脱身前来。
张恺之一时面临了尴尬的局面。他手中一无人马、二无凭证；骆中杰迟迟未到，他又无法同上级联系。这个策反行动将何以为继？海宁位于沪杭线咽喉要道，扫清海宁至平湖一线国民党残部，将为渡江解放军铺平道路，不能有片刻延误。
张恺之略略沉思片刻，对周公穆说：你必须带我去见俞文奎！
张恺之在那个瞬间想起了一九四四年秋天，在杭嘉湖地区采访时，他曾与这个自卫总队长俞文奎有过一面之交。目前，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同俞文奎直接谈判。
俞文奎是这个故事中，最后一位悲剧人物。那个悲惨的结局并非发生在海宁和平解放的当时。只有等天安门城楼前升起了五星红旗之后，他才会同那些起义军官和地下党员们一道，走进另一个黑色的故事里去。
俞文奎是个自己拉杆子起来的抗日军人。一向在游击区以自卫队的名义坚持抗战，部队纪律严明，受到当地百姓拥戴。我爸爸在天目山时期曾认识的那个指导员鲍自兴，因国民党要抓他，逃入敌占区，曾以灰色面目隐蔽在“和平军”里。抗战的最后两年，鲍自兴驻扎海宁盐官镇，为四明山根据地运送物资。他与俞文奎虽然政治信念不同，私人交情却很深厚。按俞文奎当时拥有的兵力，要想消灭盐官镇这点汪伪军绰绰有余，但俞文奎因同情鲍自兴受国民党迫害，一直对他眼开眼闭。抗战胜利后，鲍自兴率起义部队随新四军北撤，俞文奎居然也让路放行。张恺之摸清俞文奎的来龙去脉，对于争取他的自卫队，有了几分信心。
周公穆明白眼下已是大势所趋，当即带了张恺之，去十八里路外的郑家木桥，找到了俞文奎的一个中队长，那个叫张关荣的中队长见过张恺之的记者证，便答应带他去斜桥找俞文奎。此时已是四月二十八日的下午。
张恺之让张关荣预先送上了他《当代晚报》总编辑的名片。他走进俞文奎的驻地时，一左一右是身穿国民党军服的曾一进和倪布明二人护佑，倒也很是威风很是气派。落座后，稍事寒暄，他发现俞文奎其实早已忘了当年那个青年记者。于是他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向俞文奎指出，他面前只有一条路：弃暗投明。
俞文奎慢吞吞剔着牙花，只听不答。少顷，略一偏头，示意手下人拿出一份文书，很有些傲慢地说：你看，这是民主联军挺进纵队委派我出任副司令的委任状。不过嘛……不过我还没答应他们……
那份委任状的下方，有一个鲜红的大印，赫然在目。
张恺之说：当断而不断，则错失良机。眼下大局已定，你应该跟共产党走，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什么民主军，这种杂牌部队的番号都是靠不住的。人民解放军的杭嘉湖游击支队即将到达海宁，你究竟何去何从，可要顾全大局，为自己也为你弟兄们的后半生想一想啊！
俞文奎低头不语。又忽然问道：假如我投靠共产党，那你们打算给我一个什么名义呢？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但我现在不能回答你。
那好，此事关系重大，我也要到盐官镇海宁县政府去商量一下。俞文奎脸上游移不定的神情，仍然令人难以捉摸。
好，那就一言为定，我们盐官见！张恺之胸有成竹地回答。
第二天，骆中杰如约赶到。情势紧迫，张恺之随即带着曾一进、倪布明和黄志雄三人去了盐官镇，并责令周公穆不得离开周王庙，继续维持地方治安。五月一日，张恺之在盐官城中旅馆，同上级领导陈伯亮、唐为平会合，四人开会研究商定：他与唐为平两人，负责组织海宁“局部和平”起义，曾一进、倪布明随同工作；至于俞文奎，可以给予“海宁人民自卫团团长”的名义。陈伯亮和骆中杰带黄志雄，则立即前往平湖策动起义。
革命的风暴正席卷残云、所向披靡，一步步逼近最后的顽固堡垒。胜利之前的最后时刻，稍一疏忽都可能前功尽弃。时间已以分分秒秒计算。每一分钟都无限宝贵。五月二日，俞文奎终于明确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指挥。张恺之、唐为平在俞文奎的安排下，住进一所隐蔽的高墙大院，就此，“杭嘉湖独立游击支队”，总算把海宁的地方武装控制在自己手中，海宁县有希望实现和平解放了。
我不得不时时为爸爸捏着一把汗。
我第一次发现，英俊而文弱的爸爸，竟然也怀揣英雄虎胆。那颗年轻的心脏，就在离我不远的胸腔中，强劲有力地跳动着。殷红的鲜血在他体内剧烈奔腾，如河流般声声哗响。那片鲜艳的血雾从我眼前漫天漫地喷洒过去，将为我涂抹出一个红色的新世界。
五月三日凌晨，张恺之和唐为平站在盐官镇寂静的民舍庭院里，细细辨别着从杭州方面传来的依稀炮声。那炮声虽然遥远，虽然模糊，却是何等惊心动魄、何等震天动地。他和唐为平默默相对，将手紧紧握在一起——杭州即将解放了。他们几乎同时说出了这句话。话音未落，他们的眼睛已经湿润。
共和国的历史记载：五月三日是杭州正式解放的纪念日。我在小学时，每年的这一天，都会看到街上贴出庆祝的标语。红五月是属于杭州的。湖边山角、小巷深处，满城攀墙怒放的蔷薇，如一张张洋溢着希望的笑脸，献给浩浩荡荡入城的大军。蔷薇娇艳的花瓣在微风中片片坠落，如雨缤纷……
就在杭州城欢歌四起、鞭炮雷鸣之时，张恺之和唐为平，却正孤零零地站在盐官镇的高墙之下，亢奋昂扬却又忧心如焚。——忽然有人来报，县里的一些乡绅们，正在筹备一个叫做“地方保安委员会”的应变组织，并已决定在五月三日上午，召开伪参议会出面组织的“人保会”。风云又起，他们顾不上为杭州的解放欢呼抒情，他们仍然面临着一场同海宁地方反动势力的生死搏斗。
他们已作出了海宁“局部和平解放”的决定。
他们只能依靠以“人民自卫团”团长俞文奎为首的起义武装力量，来实行“和平解放”。
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张恺之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没忘记扯平已显得肮脏不堪的西装，一行四人，阔步迈入了乡镇长会议的会场。他小小的个子敏捷一跃，登上了会场的主席台。（其实只是平地上的一张小方桌）略略沉思一刻，朗声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嘉湖独立支队的代表。今天全县的乡镇长都在座，我向大家宣布：从现在开始，海宁县已经和平解放了！
张恺之的激情在那一天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思路缜密、条理清晰的口才在很短的几分钟里，便征服了在场所有的大小“土地爷”。他随即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敢于顽抗的敌人，解放全中国。他还讲了共产党的政策，要求全体乡镇长消除顾虑，立功赎罪，保护一切物资、档案，准备人民解放军接管。
他最后宣布：盐官镇当天即举行庆祝解放的大游行。
张恺之慷慨激昂的声音在盐官镇的上空久久回响，然后渐渐淹没在热烈的掌声之中。几乎与此同时，大门外守卫的“人民自卫团”的团员们，纷纷扔下了国民党的帽徽，戴上了“人民自卫团”的红袖章。
这是我爸爸张恺之年轻的生命中最光辉的时刻，也是他短暂的政治生涯中，稍纵即逝的巅峰。
当天下午，由张恺之亲自起草，伪县政府门口，贴出了署名“人民解放军杭嘉湖游击支队海宁人民自卫团”的布告。
傍晚，庆祝解放的游行开始。在欢庆的锣鼓声中，有人来报告，县警察局有人携带一挺机枪，逃往江对岸去了。那个夜晚他们仍是一夜未眠，命令关闭城门，实行戒严。直至第二天清晨，宵禁解除，他们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上午，他和唐为平骑着两辆借来的自行车，沿着公路，飞快地往杭州方向驶去。现在他们只剩下最后一个任务，就是同进驻杭州的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铁路暂时停运，县里竟没有一辆汽车可派，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这辆借来的自行车了。
他们骑得汗流浃背、精疲力竭。长长的公路，似乎望不见尽头。在海宁终于回到人民手中的那个早晨，张恺之拼命地蹬着自行车上的脚踏板，驶过路边金色的油菜花地和碧绿的麦田。江南田野的春色，在他眼中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明亮和妩媚。他想他总算是做成了一件事情——作为一个文弱书生，他终于以良心和正义，制伏了反动的枪杆子。
那个胜利的早晨，在微风拂煦的公路上，真正使他开心和激动的是，从今以后，他总算可以把妻子接到杭州来同住了。车轮扬起的尘埃中，他全然不知前面将会有什么样的厄运正在等待着他。很久以后，时间才会向他证明那个永远的真理：文化人一旦搅和进政治或是兵家的漩涡，往往事与愿违。
待到张恺之被放大了许多倍的相片，配上文字说明，神采奕奕地悬挂在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中的地方党史陈列室里时，已是三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