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序转入一九五二年的初夏，我眼看就快满两周岁了。

在这个都家花园里，除了那些警卫人员和班干部，我是唯一一个自由的人。但我每次在花园里玩耍，却从不靠近那扇黑色的铁门，我知道那是一道绝对不能逾越的界限。我害怕卫兵的枪，有时他们来逗我玩，我极不友好地尖叫着逃开去。我喜欢在食堂里同那么多人一起吃饭，把饭桶和搪瓷碗敲得当当响。我早已习惯了这种又像是共产主义、又像是监狱的生活。我从不央求妈妈带我回家，出生至今，我还从未有家的概念。

那是一个静悄悄的上午。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刚刚下过一场雨，草地上落满了红红白白的花瓣，像扔在水里的糖纸，蔫蔫的皱成一团，一棵桃树下掉了许多青青的小毛桃，空气中浮荡着青草和腐叶的气味。那会儿我正在小洋楼的台阶上玩，突然看见花园外面的大路上，开来了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和一辆大客车，就停在花园洋房的大门口。带枪的卫兵齐刷刷地跑步列队，门里门外排成了两行。我有些怕，就往楼上跑，想去找妈妈。这时哨子响了，有人大声喊着，快点快点，紧急集合了。爸爸从里面跑出来，一把抱住我说，好孩子，别动，就在这里玩儿，我们一会儿就回来。我缩在一根柱子后头，心怦怦直跳。

整栋房子里的人好像都出来了，在台阶下自动排成几行。

那个平日总是板着脸的班主任，手里拿着一份名单，用浓重的山东口音，大声说：大家听好了，我叫到名字的人，站出来！

我看见妈妈的脖子伸得老长。她好像比我爸爸还焦急不安。

她突然像是被雷电猛地击了一下，身子晃了一晃。起初她以为自己听错了。但那个山东口音明明白白又重复了一遍。是的，是她的丈夫张恺之。我还听见爸爸响亮地回答了一声：到！

——叫到名字的人，马上回宿舍去打铺盖，立即上汽车！那个声音命令着。其余的人，统统回房间去，不许说话！

没有理由、没有解释、甚至没有宣读所谓的结论。只有一个命令。一个必须服从的组织决定。

妈妈慌慌张张地朝那个人跑过去。她好像是要问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他要被送到什么地方去？去多久？她作为他的妻子，她有权利知道啊。或者，至少应该给她一点时间。让她问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家里有什么事要安排……

但妈妈被卫兵拦住了。我只看见她的嘴一张一合，看见她的胳膊在挥动。后来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她的黑黑的头发四散开去。队伍中，我的爸爸已经不见了。我终于“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跌跌撞撞地向妈妈奔去。妈妈紧紧抱住我，死死地箍住了我，我们滑倒在草地上，哭成一团。

不知是谁，在我们耳边低声说：别哭，别哭，孩子哭坏了怎么办？他们是送去乔司农场劳改的，顶多三五年，不算长不算长啊……

妈妈的肩膀猛烈抽搐，哭得越发伤心。哭声中，我听见铁门外汽车发动的声音，像大灰狼的嗥叫，在花园上空凄厉地盘旋，又一点点远去……

这一天，在灵隐“革大”校本部所属的四个分部，被处理成劳改的“学员”共五百人，是由省公安厅负责人讲话宣布的。这批人连同监押干警人员，分乘二十辆大客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灵隐路、西山路，然后转上万松岭，向东沿着钱塘江边疾驰而去……

一个星期以后，妈妈接到通知：调离省报，去市教育局报到。

我们终于离开了茅家埠的都家花园。我们走的那天，花园里一朵花也没有了。只有一片阴森森的墨绿，绿得发黑。

我妈妈常常觉得自己的一生，差不多就是一场连贯的噩梦。

自从妈妈目睹我的爸爸被强行押走，妈妈好像突然间变了一个人。她的脸上再也没有笑容，走起路来，步子很沉很重，老远老远，就能听见她踢踏踢踏的脚步声，像一辆脱了链条的自行车。妈妈的手帕几乎每天都是湿的，她再也不掏出自己的手帕来给我擦鼻涕了。我不敢看妈妈的眼睛，那里布满了一根根血丝。眼神直愣愣的发呆，一眨一眨的，眼珠一动不动，像我的洋娃娃。后来我把那个洋娃娃塞到床底下去了，看见她我就想起妈妈绝望又忧郁的眼睛，叫人想哭。

我和妈妈从仁德里报社宿舍，搬到了一个叫西公廨的地方。

妈妈被分配在工农速成中学教书。那个地方离奶奶家不远，我常常被叔叔和姑姑们从家里背到妈妈学校、再从学校背到奶奶家，像一只背来背去的包裹，然后把吃的东西填进我的肚子里。一连几个月，都没有一个人来看望我们，周围的人好像都躲避着妈妈，连同她说句话也是匆匆忙忙的就走开。妈妈的学生都是工农干部，给这些阶级觉悟很高的人上课，可不同于当年在“方小”给穷苦的孩子们教书，妈妈总是提心吊胆地担心出错。她夜夜睡不好觉，才几个星期，妈妈就瘦得一塌糊涂，抱着我，细细的胳膊勒得我好疼。

幸好不久就到了暑假，妈妈决定去一趟上海。

那时妈妈已经设法打听到爸爸的劳改期限：三年。一朝之间，张恺之从党员干部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个结果于他们真可谓是晴天霹雳。更糟的是，他和我妈妈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所谓“罪名”究竟是什么。难眠的长夜中，妈妈思前想后，仍是觉得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清洗，同她一直来接受的革命理论，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回事。

所剩的一点书生气，再加上尚未完全破灭的幻想，妈妈要亲自去上海。去找当时同他一起入党、工作的战友，为他作出证明，至少，能帮助她向上级司法部门提出申诉。

她把我留给了奶奶。那天酷热，我的颈下闷出了一层痱子。

我爸爸是一个十分珍重友情的人，以他一向对待朋友的热忱，妈妈以为爸爸的朋友一定会同情她的处境，为她想想办法。妈妈赶到上海一家大报的干部宿舍，找到了爸爸做地下工作时生死之交的战友，希望他们能帮她向有关方面作些反映，也许能适当纠正“镇反”的扩大化倾向。

她不停地擦着汗，急急忙忙述说着。面对着丈夫当年最亲近最信任的朋友夫妇，这一年多来积蓄于心头的委屈和痛楚，犹如开了闸的江水，倾泻而出。——你们是了解他的。她说。你们应该是最了解他的。可以说，他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革命了，这样处理他是不公正的啊……她的声音哽噎了，她说不下去，泪水堵住了她的喉咙。

那位朋友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喝着茶，一言不发。他用杯盖拂着水面上的茶叶，那手微微地有些颤抖。他眼里掠过一丝惊慌，避开了妈妈的目光。

他的夫人扭头看了看墙上的钟，又低头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站起来说，哎呀小玲，你来得真是不巧，你看我正要去广州开会，马上要去火车站了，我实在不能多陪你了呀。

妈妈眼眶里的泪水，顿时就凝固了。

可是……她喃喃自语。她一时竟不知如何说下去。

那位夫人像是想起了什么，从身上掏出几块钱，递给我妈妈说，喏，这点钱，你就拿着买车票吧。凡事要想开些才好……

妈妈像是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脸涨得通红，她倏地站起来，退了几步，怔怔地望着这位当年曾经一起在大街小巷里张贴反内战的标语，互相掩护着甩掉特务的跟踪，曾一同挽着手参加游行示威的女友——那个瞬间，妈妈忽而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他们。

妈妈轻轻推开了她的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儿。

她没有再去找任何人，当天傍晚就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

火车在黑暗的田野上奔驰。我妈妈疲倦地靠在座位上，伤心地闭上了眼睛。她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然而，浑身软绵绵的，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周围都是陌生的旅人，一双双麻木的眼睛，像一堵无形的墙，隔开了她同这个世界的联系。她不会再去找任何朋友了，在这堵看不见的高墙之下，所有的朋友都已离他们而去。即使还会有人愿意帮助他们。她也决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她从那对夫妇的面孔上，看见了以往她从未体验过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还有深深的恐惧和戒备。犹如她是一种传播病毒和瘟疫的媒介，会把灾祸带给别人。但她不想怪任何人，在直属班的一年多里，她已多次感受了这种恐惧——人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时候，还怎么可能去保护别人呢？

她昏昏欲睡。朦胧中听见一声叫嚷：硖石车站到了！

列车缓缓地停下来。妈妈隐隐记起，大军渡江前夕，我爸爸受地下党的派遣，从杭州到海宁、平湖一带，策动地方武装起义，组建了杭嘉湖游击支队，清扫上海外围，为解放大上海铺平了道路。而如今，这些事实却成为他被宰割被杀戮的理由。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初，她在那个混沌的年月里，一步一步地寻找革命的时候，她心目中神圣的新世界，不是这般严酷这般无情的呵。

车轮沉重的滚动声碾过铁轨碾过抽穗扬花的稻田碾过路基旁白墙黑瓦的农舍碾过她凌乱的鬓发。她的心被碾成一堆辨不清颜色的肉酱，一坨一坨从车窗里飞出去……

她紧紧抱住了自己的肩膀。她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孤立无助。她曾是个弃儿，但她从不孤独。直到今天，她才真正觉得自己确实是被这个社会抛弃了。就连能再救她一次的“养父母”也不会再有了。

妈妈——我在睡梦中喊道。

妈妈听见了。她欠起了身子。昏暗的车窗外，远远地有星星点点微弱的灯光，闪闪烁烁，疾驰而过，像女儿亮晶晶的眼睛。妈妈紧锁的眉缓缓地舒展开来。蓦然间她明白了，现在她只剩下了唯一的一个朋友，那就是她亲爱的女儿。

她的胸口涌上一阵母性的柔情，温泉般的热流在她的血液里震荡，糅合着她心上的沟壑与伤痕。

她知道自己必得咬着牙站起来，从此挑起全家人的生活重担。无论多重、多远，她都得往前走，除此之外她别无选择。

妈妈到家已是夜里九点多钟了。那个晚上我说什么也不肯先睡，我要等妈妈，谁哄我也不听。妈妈回来了，她顾不上洗脸，在奶奶在床边坐下来，对奶奶平静地说：妈妈我不能再瞒您老人家了。恺之他不是在学习，他已经被送去农场劳动了，要两三年才能回来。从他走的那天开始，他的月工资就没有了。他……

奶奶一听，顿时哭了起来。几个叔叔和姑姑也都哭开了。

于是我也一同哭。但这一次，妈妈却没有哭。

妈妈用手帕给我擦着眼泪。一边对奶奶说：您不要难过，也不用担心，我是张家的儿媳妇，从现在开始，我来负担你们的生活。只要我有工作，有一份工资，全家人就都有饭吃。就算是过得苦一点，日子总能过得去的。我们大家，都一定要……一定要好好地过下去，让恺之他在那里面……让他放心……

说到这儿，她蹲下身子抱住我，把脸埋在我的围兜里，猛地抽泣起来。

那是一个很冷很冷的冬天。

宽阔的平原，刚刚冬翻过的水稻田里，长着一丛丛不冷的绿色的小草。妈妈说那叫苜蓿，可以做肥料和牲畜的饲料。一个断了一条胳膊的稻草人，在寒风中簌簌发抖。几只极瘦麻雀在上面钻来钻去蹿上蹿下，一声不吭，人离得很近它们也不飞走。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在前面的天尽头，剩下最后一点血红血红的云彩，又渐渐消失在茫茫的暮色里。旷野悄无声息，一个人影也没有。只听见我和妈妈的脚步声，在盐碱地的小路上走过来又走过去。路面冻得邦邦硬，踩上去，脚指头胀胀地发疼。

这天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从城里出发，坐长途汽车到了这个叫做乔司的地方。那会儿地上屋顶上全是一层银白色的霜，好像下了雪一样。然后我们就不停地走路，走得我的棉鞋上直冒热气，那些霜慢慢就不见了。我不停地问妈妈到了没有，妈妈总是说快到了快到了，但实际上总是没有到。后来我就蹲在地上哼哼起来，我说我再也走不动了，连一步也走不动了。妈妈手里拿着一个大包裹，妈妈没法抱着我走。又过了一会，来了一个农民伯伯，他把我像背一只箩筐一样背在身后，走起路来一暾一暾的，我觉得自己像一只青蛙似的在他背上跳跳着。很快我就睡着了，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坐在一块石板上，他接过妈妈给他的两毛钱，大声说：喏，前面就是一分场了。

中午我和妈妈在一个小铺子里合吃了一碗光面，面汤清光光的连葱花都没有。我把汤都喝下去了，后来就蹲在路边的茅草丛里撒尿，撒完尿，妈妈说我们走吧，我们就要看见你爸爸了。

我们朝一座高高密密的竹篱笆走过去。篱笆前面有一个门，左右两边立着两座尖顶的小木房子。门口有背着枪的解放军站岗。他让我们等着，过了好久，一个腰上扎着皮带的人走出来，他问我妈妈要找什么人，妈妈说了我爸爸的名字。他翻开手里的一本簿子，看了半天，摇摇头对妈妈说，没有，你要探视的那个人，我名单上没有。

妈妈说，怎么会没有呢，是他们让我们来这里的。

那个人挺和气地说，我是这里的队长，我不会不知道嘛。

那……怎么办呢？妈妈愁眉苦脸地叹着气。我还带着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那人说，这里是翁家埠，你会不会弄错了地方呢？大部分犯人都在外乔司，那里有场部，你不妨到那里去问问看。

我觉得好奇，就问：妈妈，什么叫犯人？

别插嘴。妈妈不理我。又对那人说，我们就是从场部过来的呀，他们叫我到翁家埠来的。妈妈搂紧了我。

那人想了想说：离开场部两里路的地方，前些日子开了一个新监房，有四个队，要不然，你再到那里去找找？

我们只好重新又走到小路上去。我紧紧揪着妈妈的衣角，自己一步一步走。我说妈妈我的脚痛，妈妈说，妈妈给你唱个歌吧。妈妈就唱太阳光金亮亮。唱完了我的脚还是痛呐。妈妈说，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妈妈就讲小红帽的故事。讲完了我说我的肚子又饿了，妈妈就从那个包裹里掏出一块饼干给我吃。妈妈说就许吃一块，那些要带给爸爸的。我说那我不吃了，留给爸爸吃吧。妈妈放下包裹，冰凉的脸贴在我额头上。有什么东西痒痒地从我脸颊上淌下来。

又走了好久好久，妈妈见人就问路。天越来越黑了，我说妈妈我们怎么还不到啊？妈妈说我们只要走啊走啊总是会走到的。妈妈在我前面蹲了下来，让我趴在她的背上，她就这么一只手拿着包裹、一只手托住我，摇摇晃晃地朝前走……

后来我们终于走到了一片有灯光的房子前面。妈妈放下我，走上去敲门。里面有人问她找谁，她说找队长。人说队长不在，到监房去了。妈妈问监房在哪里，那人说你问监房干什么，妈妈说我查问一个犯人在不在这里……

我走过去问妈妈：我想知道，什么是犯人呢？到底。

妈妈还是不理我。

那个人还是不开门，妈妈隔着门同他说着什么。我在门外转来转去，就在这时，我忽然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我不由自主地沿着那香味走过去，走了几步，在墙根下发现了一只漂亮的小白猫。它的脖子上有个小铃铛，一动那铃铛就零零地响。它弓着身子看了我一会，转身就往一个大房子跑去，活像一只滚动的皮球。我忍不住跟着它跑过去，它扭头看看我，围着我绕了一个圈，钻进了那个有灯光的房子。我去追它，它一下子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我正想跟着它钻进桌子下面去的时候，有个声音在我头顶说话——嗳，这个穿花衣服的小姑娘真好玩，她是从哪里来的……又有个人说，咦，怎么，她不是谁谁的女儿嘛，怎么到这里来了？

这个人牵住我的手，问我是不是叫什么什么名字。我点点头。他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跟谁来的呀？我说我是跟妈妈来找爸爸的。于是我扯开嗓子就拼命地喊妈妈。妈妈急急忙忙走了过来，一看见那人，妈妈就高声叫起来，说哎呀原来是你呀牛朋，我总算是找对地方啦。

那个叫牛朋的人嘿嘿一笑说，这还多亏你的女儿呢，我是先认出了她的呀。否则，你找到天亮也找不到，那些人，总是把来队里探望的家属，推来推去的……

一九八一年我回杭州探亲时，曾在家里遇到过当年的那位牛朋叔叔。他是从福建东山来杭州，向省公安厅申诉要求平反的。牛朋叔叔本姓马，说自己是牛的朋友。他解放前在浙东金肖支队当指导员，一九五二年在直属班受审后，分配在劳改队当了管教干事，但一九五三年仍被清洗回乡，直至一九八二年才平反恢复党籍。

后来那个牛朋叔叔就带我们到食堂去吃饭。吃完饭以后，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灰衣服的人，兴冲冲朝我们走过来。

妈妈站起身，拉着我的手说，快，快叫爸爸。

我望着他，摇了摇头。

那是你爸爸。妈妈使劲地晃着我。你不是来看爸爸的吗？

我咬住了嘴唇，喉咙干干的发不出声音。他不是我想念的爸爸。他的头发全被剃得光光的，他是一个——光头。

奶奶的餐桌上，开始有了姑姑从湖边挖来的荠菜和马兰头。春天已经悄悄地来了。

这些日子，妈妈下课以后，总是伏在桌上写啊写的，让我自己去玩。

我知道妈妈是在为爸爸写申诉材料。妈妈暑假时去上海找朋友帮助，那种出乎意料的失望和伤心，使她幡然醒悟，她明白现在只有依靠自己来为爸爸申诉。她带着我从乔司看望爸爸回来后，越发坚定了这个决心。她一直记着爸爸被捕前在茅家埠悄悄对她说的话——假如我真的被送去劳改，你一定要想办法为我申诉。

而如今，向上级司法部门申诉，就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和出路。

面对厚厚一叠写好的申诉材料，她却又犹豫了。

如果由她出面提出申诉，有关方面和单位领导，会不会指责她丧失立场，为反革命丈夫鸣冤叫屈呢？她还算是个国家干部，万一再有个闪失，这一家老小的生活来源就真没了着落……

她把我十七岁的大叔叔张其伟叫来，对他说，你大哥的事，是冤枉的，我到死都这样认为。我们一定要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但是我想最好能用你的名义出面，你年纪还小，是个学生，他们不能把你怎么样。材料我都已经写好了，你要是同意，就写上你的名字。

大叔叔点点头，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就到邮局去发了信。

叫是一连好多天过去，那申诉信如石沉大海，就像一粒沙子掉进西湖里，连一个水泡、一丝涟漪都不见。

那份寄给中央最高人民法院的申诉书中，还附有爸爸留下的一大叠文稿。其中有一册题为《摧枯拉朽集》的报章剪辑，里面的文章，全都是解放前一年，爸爸任《当代晚报》总编辑时写的时事杂评。那时他在报上开辟了一个《朝花夕拾》专栏，每天写一篇不署名的短文，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了国民党的腐败丑行，共有数百篇之多。爸爸曾叮咛妈妈，必要时可以把这本剪报集拿出去，足以证明他当时的立场和行为。爸爸终究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以为真会有人来认真研究这些文章，然后为他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看起来，这种愿望实在幼稚可笑。

根本就没人理睬那申诉信，连他那些心血结晶的文稿，也下落不明、不知去向。

每天都在焦虑而又毫无希望的等待中过去。妈妈又急又恼，她终于被司法部门这种对人的政治生命极不负责的冷漠态度激怒了。

她已顾不得瞻前顾后，愤然提起笔，亲自给省人民法院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张恺之从事地下党工作时的表现，党组织应该是了解的。他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司法部门应有确实的证据。我要求你们实事求是地对待一个对革命做过贡献的人，哪怕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希望你们能够重新调查有关的历史疑点，对他作出正确的结论……

她还在“应有确实的证据”几个字下，加上了圈圈点点。

却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没有答复，没有人找她谈话，甚至连法院究竟收没收到过这封信，都无从知道。

妈妈在无望的期待中失去了耐心，她让大叔叔以家属的身份，上访省人民检察院。那天大叔叔回来以后，向妈妈复述了当时同检察院工作人员的对话：

阿伟：我大哥到底犯了什么罪？

工作人员：张恺之解放前被敌人利用，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他交待问题时避重就轻，隐瞒了一些重大问题。

阿伟：我大哥是一个地下党员，他一直在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工作。举个例子，当时他作为《当代晚报》的总编辑，把新华社的广播秘密收抄下来，改头换面，再以“本报收听旧金山广播”的形式发表，可以说为了宣传革命，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你们说他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这怎么可能呢？

工作人员：情况是很复杂的，并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

阿伟：我大哥解放前在上海、杭州、余杭、海宁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冒着生命危险，做了许多工作，这总是事实。

工作人员：这我们当然会区别对待。你们家属应该相信党相信政策。张恺之这个人有才华、有能力，只要他好好接受改造，重新做人，还是会有前途的。

大叔叔对妈妈说完了这些，脸上一片茫然。

妈妈的心揪紧了。她觉得这些冠冕堂皇的话，都是在搪塞应付，没有一点儿实际意义和解决问题的可能。她眼前的最后一点希望，就像越升越高的气球，终于在灰暗的云层下破灭。炸裂的碎片，纷纷四散，随风飘去，踪影全无。

她能做的，只是把大叔叔的上访记录，抄写了一份，寄给了我爸爸。（那时的“犯人”允许与外界通信）我爸爸接到这份上访记录，对于自己竟然有一个“被敌人利用”的罪名，感到十分意外，前思后想，一阵困惑又一阵迷惘，最后不由得啼笑皆非了。

我那个锲而不舍、执迷不悟的爸爸，从此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申诉“运动”。他在乔司的劳改队里，几乎每个月都向省市和中央的有关部门，寄去他一封又一封的申诉信。每个月我妈妈给他送去的衣物杂品中，最多的就是信纸和信封。他已记不清自己写了多少重复的文字，记不清他在昏暗的灯下，把那些原本并不复杂的人事，翻来覆去地纠缠了多少个来回。他在连续申诉两年以后，终于有一天，劳改队的管教干事交给他一张表格，要他如实填写。表格的名称是：“未决叛徒犯登记表”——我爸爸的眼睛亮了亮，他立刻意识到解决问题的时间快到了。他在“地下”时，从未被捕过，而现在竟是“未决叛徒犯”，可见对他的怀疑是入党后又叛党而同国民党勾结。现在既然让他填表，不是说明这种怀疑差不多快要被否定了吗？

我爸爸填了那份表格的半年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也就是他在劳改农场待了两年半以后，终于宣布不作刑事处理，无罪释放。可是释放并不等于平反，他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回到杭州，没有党籍，失去了干部身份，也没有工作。省公安厅劳改局利用他的专长，暂时让他去办一份劳改报纸。他自十六岁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十八岁从上海沦陷区到天目山《民族日报》当副刊编辑，十几年来，写下了百十万字的散文、小说、杂文、新闻通讯等等。当年，也算是沪杭一带的知名报人了。而这位优秀的特派记者，在他二十七岁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之后，从此再也没能写过一个字的新闻报道和杂文评述。他一生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于向司法部门无休无止的申辩和上诉。人说“著作等身”，我想我的父亲可谓是“申诉等身”。至一九五五年他回到杭州后，他的申诉仍然持续不断，一直坚持到“文革”之初，实在没有可能再坚持下去为止。而那些字字血泪凝成的申诉材料，却在岁月的严酷碾磨中，变成一堆无人问津的废纸，随一次次运动的狂飙而去，最后灰飞烟灭。

自从大叔叔去省检察院上访，却答非所问，败兴而归以后，我妈妈便从此放弃了这种自欺欺人的努力。她已对这种自我安慰的申诉感到了厌倦。她面对的是自己五十多元钱的工资，要养活七八口人；面对的是全家人一日三餐、柴米油盐的现实。现实是如此艰难而又迫在眉睫。她这么一个从来都生活在虚无缥缈的浪漫世界中的人，将如何把自己降落在尘埃弥漫的现实生活里，度过今生今世这长长的暗夜呢？

在那个春天绵绵不断的霏霏细雨中，她走在紫藤缤纷的落花之下，心里忽然清朗，似乎有了一种大彻大悟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