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喜欢陈春舟这个名字。外婆过世后的15年中，每次我默念这个名字，就有一幅淡淡的水墨画，从水乡的石桥和渔寮中，慢慢浮现出来。一叶扁舟，从远远的天边驶来。春水碧蓝，木桨咿咿呀呀地摇过湖湾，桑树的倒影下，漾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即将结束她少女时代的外婆笑吟吟地坐在船头，一条灰蓝色的大鱼，从她身后扑哧一声跳起来。鱼尾甩下一粒粒金色的鱼子在清澈的水波里沉沉浮浮地荡开去……
外婆十八岁那年春天，由一条带篷的大木船，载着她一船的嫁妆，从湖州来到洛舍。她娘家与未来的夫家，祖籍同是丹阳。父亲是个秀才，在湖州城里也开面店谋生。家境还算优裕，从小便送她在一所教会小学念书。所以外婆不但识字，还会念几句英语。可惜生不逢时，解放后当了反革命家属，那点文化只留给她自己读书消遣，从此没有派上用场。
知书识礼的外婆很是贤惠。据妈妈说，太婆还活着的时候，全家人每天吃饭，外婆总是站在一旁伺候，等到公婆与丈夫用膳完毕，她才可动筷。有一次，不知外婆犯了什么过失，妈妈亲见太婆抓着外婆的头发，往墙上撞，外婆只是一声不吭听其发落，待太婆气消放手，又默默走开去做事。
年轻时健康壮实的外婆，却是命中无子。生下一男一女，都得了七日脐风死去。太婆做主，从桥头抱来一个弃婴，也就是我的妈妈，外婆得知真情后，却视如己出。后来又领养了我七个月的舅舅，从此再没有生养。我心目中的外婆，是世界上除了妈妈以外，最亲近最疼爱我的人。我长到十几岁，奶奶有一天对我说，你外婆不是嫡亲外婆，我反倒对奶奶心生了几分反感。
外婆在洛舍镇上很有人缘，人都说我外婆生性开通，爽直豁达。但外公好像从来也没有真正喜欢过她。他和她虽然名字里都同有一个“春”字——春谷和春舟，事实上两人却无缘恩爱。妈妈说也许是因为外婆不够漂亮，外婆的身材粗壮，脸上有几粒淡淡的麻点。所以年轻时的外婆，永远都在跟踪和盯梢我寻花问柳的外公，当外公的风流韵事又一次败露时，贤淑的外婆会变得像一头疯狂的狮子，冲到那女人家去大吵大闹。她似乎不能容忍妻妾制，这也是她接受了部分新思想的代价。外公的不忠是外婆心里永远的隐痛，外婆成为一个独立自强的女人，必须等到外公五十三岁时死去以后。
外公活着的时候，外婆丰厚的陪嫁曾是她唯一的辉煌和骄傲。那只木船从娘家运来的全套红木家具，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挥之不去。镶有精致雕花的梳妆台、面汤台（洗脸架）、衣柜、写字台……在后来我妈妈一无所有的年月中一件件运往杭州，残缺不全地支撑了我们的居舍。那整整两箩筐的镶金餐具，每只碗底上都盖有“陈”家的红印，最后也被一只只打得七零八落。想起外婆的时候，我总是听见那些精致的瓷器一件件摔在地上的啪嚓响声，而外婆的面容却在金边的碎片中一点点复原为一个整体。我最喜欢的是一对镀着银边的菱形座钟，钟面上镶着黑色的罗马数字，钟摆的两边各有一只寒暑表，白色的水银柱在钟锤金光烁烁的摆动中，上升又下降，温度便与时间同在。每到夜晚，小镇的街上静寂无声，从外婆空旷的房里传来座钟嗒嗒的响声，像一记记轻捷的脚步从屋顶走过，准确地度量着人生……
我还记得那只紫红色带盖的米粉桶。扁扁圆圆的，桶上有一柄弧形的把手，把手两端刻有云雾状的木雕，龙飞凤舞的。盖子与桶之间几乎看不出缝隙，盖子却能随意抽动。如果把桶翻过来，桶底上还有“陈”家黑色的印章，和一个大大的“义”字。那是一只神奇的木桶，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外婆每次来杭州看望我们，总是用它盛满了各种好吃的东西。我们把它一抢而空，下一次它重新又变得满满……
印象中的外婆永远穿着深蓝或湖蓝色的衣褂，府绸面料，光滑而挺括。斜襟的搭襻用布料精心缠绕而成，一个个依次排列，像即将结茧的卧蚕。她喜欢把头发往后梳拢，抹上头油，一根根纹丝不乱，然后扎成长长的一把，再在后脑上细心挽成一个发髻，扣上丝线发网，乌黑油亮。我至今保存着一张照片，是她和我妈妈在上海外滩的合影，外婆在旗袍外罩着一件开襟的绒衣，迎风而立；侧面的发髻像一件搭配相宜的饰物，慈祥的外婆风度而又风光。
舅舅却说不是。他说你没见过年轻时的外婆。那时她的头上，总披盖着一块蓝色的印花布，有点像帽子；身上围一条竹裙。竹裙是用蓝粗布做的，齐膝，腰上打着无数密密麻麻的褶，像折叠的扇子也像古代一片片用线穿成的竹签，所以叫竹裙。走起路来一摆一摆的，露出下面宽口的裤脚。那时的洛舍女人都是这种装束，干活很方便。
我说，外婆好歹也算是个镇长夫人了，她还要干活么？
舅舅说，当然要干活啦。你外婆一辈子都在干活。不干活她干什么呢？镇长夫人也是要干活的。外婆从湖州刚刚嫁到朱家来时，你外公家还开着“朱万兴”那爿面店。船上运来了面粉，她也去帮忙卸货，两袋一百斤，她扛起就走，轻飘飘的，风一样。她去河边淘麦箩，洗净端上晒干，全是一个人做。人家都唤她大脚婆，大块头，她年轻时，真是什么活计都会做呐！
我对于外婆的疑惑，便由此而生。
从我记事时起，外婆就是一个反革命镇长太太，一个剥削阶级的残渣余孽。她的身份毋庸置疑。外公去世以后，“朱万兴”也在公私合营中被收归国有，但外婆依然拿着一部分镇上房产的定息。从五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末外婆逝世，即使在我们家庭最困难的时期，外婆仍然保留了她以往的种种生活方式——外婆的每一顿饭，是菜是汤是粥是面，都由她自己精心制作，从不对付，决不含糊；妈妈每个月贴补给她的生活费，总是不到月底就已告罄；但即便外婆的身上已不名一文，她的衣衫依旧整洁、头发依旧光亮，每日晚上，她依旧早早地上床，盖上轻柔细软的丝绵被，倚在床头，守着半导体收音机，津津有味地听着越剧戏文，悠悠入睡……
丝绵被也是外婆引以为荣的陪嫁之一。
所以外婆盖的丝绵被是每年都必须重新翻做的。去掉被磨损垫硬了的那一层，再添上一层洁白如玉柔软似云的新丝绵，抖开如一阵风，泡沫般地充满弹性，盖上以后也是若有若无，轻飘飘滑溜溜的，这才是一种起码可以挨着身子的东西。外婆若是没有丝绵被，睡觉便如同苦役般地不可想象。于是每一年秋天，隆重而大张旗鼓地翻新丝绵被，是外婆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仪式。在她后半生拮据的日子里，无论怎样节俭，每年增添新丝绵却是绝对不可节省的一项开支。丝绵被是一种对逝去了的岁月的怀念，是外婆对自己人生价值的认定，也是她生命的象征。在外婆日渐衰老、日渐潦倒的生活中，丝绵被是她最后的一个安慰。
于是，那个大脚大块头的外婆，和另一个慵懒于丝绵被下的外婆；那个勤劳能干、吃苦耐劳，却又固执地保留着奢侈习气的外婆，在我的生活和心灵中，自始至终是以一种极其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面目出现的。在很多年里使我无所适从。
丝绵被是一个引子，一个鱼饵。将为我们引发出以下的故事。但洛舍水乡的蚕在一口口吐着银丝时，却不会想到，它竟然无意中编织了一个仇恨的茧子。
那是一个连桑叶都片片发出红光的年代里，才会有的恩怨。
奶奶二十二岁那年，被嫁到了广东新会一个叫做长桥的村子。
奶奶有一个日月皆为之失色的美丽名字：黄嫦娥。据说她年轻时体态略胖，人称肥娥。
据爸爸说，他的外祖父从十六岁就双目失明，是个瞎子；但家境还算小康，娶了一个丫头出身的女子为妻，也就是我爸爸的外祖母。广东沿海一带民风开化，爸爸的外祖母不缠小脚，于是后来我的奶奶自然也就不缠小脚。奶奶的娘家不种田，却不知为什么把她嫁给了种田的张家。张家有六个子女，我的爷爷张老明是最小的一个。张老明的兄弟们，像广东当时大多数男人们一样，成年后，便离乡背井，去南洋谋生。我爸爸的大伯父和二伯父，婚后孤身一人去了缅甸打天下。二伯母生下我的一位堂兄，生下来就没有奶吃，靠自家养的一头奶牛给他喂奶，故自幼被人唤做牛奶。牛奶哥长大又结婚生子，却没见过他的父亲。直到七十年代末期，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叔公，才两手空空从缅甸回来，贫困潦倒，几年后在故乡终老，落叶归根。我爸爸的三个姑夫，婚后都去了马来亚，但从此杳无音讯。他的大姑妈靠着一根扁担，从杜阮挑到江门，给人担货为生，据说后来去了马来亚，寻找她的丈夫，也是黄鹤一去再未回头，生死难测。
奶奶嫁给了张老明，一过门便分了家。仅分得两间泥墙屋，结婚时又欠下不少婚债，得由两口子自己偿还。幸好黄家有个叔叔在上海做水果行的老板，爸爸的大舅舅便将他的妹夫，也就是我爷爷，带去上海做事。那是一九二四年，我爸爸刚刚出世。
于是我的奶奶独自一人抚养着我的父亲，留在新会乡下。留在那个遍地蒲葵、蔗田、荔枝、香蕉硕果累累，却依然贫瘠穷困的广东老家。她用一根宽宽的粗布背带，将我幼小的爸爸兜在她的后背，在南国的炎炎烈日下，光着脚板踩入滚烫的淤泥，一个人耕种着家里的三亩水田，另种番葛和烟叶，每年还养一头大肥猪。我爸爸说他是在母亲的脊背上长大的，整日里他都浸泡在母亲的汗味之中。那根粗布的背带每天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奶奶的脊背永远呈现着一种紫红紫黑的颜色。背带又长又宽，在身后托住孩子，然后绕到前胸，在胸口上打上一个交错的大叉，又稳又牢，小孩觉得舒服，大人也不累。这是广东一带的劳动妇女，世世代代沿用的一种特制的“摇篮”，专为“育崽”之用。十几年后我奶奶从新会去了上海，也没有放弃这根背带，并最后将它带来杭州。每年夏天，奶奶都要郑重其事地将它拿出来在太阳下晾晒一番。记得爸爸曾经企图利用它，来对我和妹妹进行阶级教育，妈妈发现后很觉新奇，从此每年带学生下乡劳动，她便用这根背带来背行李铺盖，据说效果极佳。
外婆的丝绵被和奶奶的背带，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极端。
勤劳而智慧的广东人，若是不杀向南洋，在贫穷的大陆，广东人谋生的目标便是繁华的大上海。三十年代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曾得力于浙江宁波、江苏苏北等地，大量商务人才和劳动力的涌入，而擅长经商的广东帮，正是这支外来劳动大军的主力之一。我的爷爷在上海虹口区吴淞路（又叫广东街），一家我奶奶的叔叔开的水果行里，经手干鲜果品货物的批发进出和采购，过了十一年，才算积攒了一点钱，终于将我奶奶和念小学的爸爸，接到上海定居。奶奶临走时将老家托付于爸爸的二伯母，也就是牛奶哥的奶奶。一九三五年，我的奶奶多年的等待到了头，似乎是苦尽甜来，总算可做一个靠丈夫奉养的城里人了。
然而好景不长，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上海“八一三”淞沪一战后，海运中断，在上海的广东人，生意难以为继。爷爷只好带着全家，重新回到广东老家种田。到了冬天，地主的田开始招标，确定来年的地租。爷爷投标种烟叶，好在有三舅从上海寄报纸来，张老明每天闲来读报，日子过得还算温饱。到了1939年，日本人打到广州，江门沦陷，公路上望得见日本人的装甲车隆隆开过，随时都会有小股的日军骚扰乡民。爷爷听说上海的生意已经恢复，便又带领全家，重返上海。
我奶奶这一次离开新会老家，是一次悲壮的诀别。那年她三十九岁。直到她九十岁在杭州逝世，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
晚年时的奶奶，经常一个人独坐于窗前廊下，闭目养神，口中念念有词。那声音若有若无，像一群蜜蜂嗡嗡飞来又飞去。没有人能听懂她在说些什么。她居住了将近四十年的杭州，于她依然陌生；那个匆匆而过的上海城，在她的记忆中也许早已不复存在；唯有遥远的广东老家，长乔村口那株四季常绿常青的大榕树，在她脑海里永远苍翠明艳。但她却注定了终生客居异乡。在如此孤独与漫长的日子里，谁能知道她的心中，存有怎样一个难解的情结呵……
到了一九四一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爷爷微薄的工资收入，显然无力让家人住进租界，只好搬入日军占领的虹口武昌路一带。后来连爸爸外祖叔的“恒源行”也被迫关门，爷爷失业，只得设法做些小本经营的买卖糊口。一日经虹口乍浦路桥，遇见守桥的日本兵，只因鞠躬慢了点，被日本人用枪托敲、皮鞋踢，打得遍体鳞伤。一次去苏北贩油，得了伤寒，回家后大病一场。奶奶无奈，为了一家生计，便用那背带背着我两岁的姑姑去走单帮，步行到苏州、昆山、安亭乡下去贩米，过铁丝网时，日本人的一条大狼狗奔来狂吠，吓得她魂飞魄散。然而那三十多斤的米精疲力竭地背到上海，卖给人家，却所赚无几。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我爸爸回到上海，奶奶还在武昌路摆小菜摊。那些年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
年轻时的奶奶，含辛茹苦，任劳任怨，具有传统妇女的全部美德。她既然嫁了张老明，便嫁鸡随鸡、心甘情愿地跟着张老明漂泊异乡、四海为家。爸爸和叔叔们记忆中和叙述中的母亲，显示了广东乡下劳动妇女尽善尽美的本色。但他们展现给我的过去年代那个奶奶的影像，却与我出生后所熟识所共处的奶奶，实在有很大的差别。我真想说，我所见到的奶奶不是这样的啊；我还想说，后来的奶奶肯定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样子，你们有没有搞错啊？
记叙一个真实的故事并不容易。尤其是当着真实不那么美好，甚至令人难堪的时候。
不过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事情本来究竟是什么样子，已经不会让我发生特别的兴趣了。我关心的是为什么，后来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其实原本就是如此？
我只得对奶奶的在天之灵，先说一声对不起了。
我愿意相信，杭州是奶奶的一道门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生沉默寡言的爷爷在上海病逝。年仅五十一岁。失去了依傍的奶奶，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不得不迁居杭州，投靠她的大儿子。新中国建国初期，我父母均为革命干部，又时有稿费补贴家用，抚养奶奶一家人的生活自然不成问题。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奶奶搬到杭州不久，“镇反”运动一开始，爸爸妈妈便相继被隔离审查，紧接着爸爸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送去劳改。全家人的生活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我妈妈的肩上。我妈妈瘦小的身躯，将要负担奶奶一家人、连我在内总共七八口人的生活。
尽管妈妈对奶奶好言劝慰，说有我在就有全家人的活路。奶奶的心里，仍是忽然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她自从嫁到张家，在上海时，实际依靠的还是她娘家的关系；如今丈夫撒手人寰，唯一可依赖的大儿子又翻船落水，不仅儿子要依靠媳妇支撑，就连她和几个孩子，从此也只能靠儿媳救济了。
天性倔强的奶奶无法接受眼前的事实。倔强是张黄两家不谋而合的遗传基因，甚至顽强而固执地遗传到我，也许还将继续遗传下去。
然而窘迫的现实，却使得这种倔强完全没有发挥的可能。她没有任何一点生存的能力，她唯一能做的，是到城隍山上去捡些烧火的树枝。
她不想依靠，而又不得不依靠。这种无奈的依靠又使她终日惶惑、令她满腹委屈与愤懑。她的思路堵塞，终于是没有了发泄的出口。
她不可能公开藐视她的儿媳。这毕竟与情理有悖。
她整天蜗居在家，她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一个外人可以提供她藐视的机会。
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杭州，是奶奶后半生的搁浅之地。陌生的杭州城，小街小巷几乎听不见一声广东乡音。她走出上海广东街的同乡之圈，迈入了杭州这道门槛，犹如走进了一座封闭的牢笼。
于是当我的外婆出现之时，这个操着一口她完全不能听懂的洛舍方言，这个基本无法与她进行语言交流的女人，便莫名其妙而又顺理成章地，成了她对眼前的处境表示极度不满的当然对象。
时隔多年，奶奶和外婆均已作古。没有人记得她们之间这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纷争，导致她们最初失和的起因了。
叔叔说大概是为了你淘气的舅舅；可舅舅说还不是因为那该死的广东话呀；但妈妈说不，妈妈说，是由于丝绵被。
是的，是因为那条丝绵被引起的。
那年冬天奇冷，爸爸已被送去乔司劳改。奶奶一家人蜷缩在西公廨破旧的小楼上，墙壁四面透风，寒气袭人，奶奶和叔叔们，五个人只有两条薄薄的棉被。妈妈看不过去，就把结婚时，外婆给她做的一条丝绵被，拿出来给奶奶用。大红色的缎子被面，里外三新。奶奶推辞了一番，还是盖上了。那个星期天，恰好在技校读书的我的舅舅，到奶奶家来找妈妈，舅舅一眼就看见了床上的那条丝绵被。
七岁的舅舅随口说了一句：咦，这不是我姐姐的那条被子么？
奶奶有些尴尬。她觉得我舅舅这句话的意思，不明明是说，她的家，穷得连一条被子都要靠人施舍么？而眼前屋里的情形，又使她无法否认这一点。既然无法否认，脸面上就很有些挂不住，而挂不住，一时又没有办法解脱自己，心里顿时就有了几分气恼。
奶奶一向是很爱面子也就是自尊心很强的人。她穷在广东穷在上海，毕竟是自己穷自己的，轮不到别人来说三道四。如今却是在杭州这个举目无亲的鬼地方，儿子一去不回，靠着儿媳妇过活，原本就满心的不自在。面前却又蹦出来个半大的小伙，一脸的神气，好像是她占了他家的什么便宜，她心头的火气，便旺旺地蹿了上来。
啥个稀奇呢？你姐姐的被子？她用广东话说。
嫁了我儿，连你姐都是我家的人哩。她又说。
这是我奶奶一贯的语言方式。她必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她虽穷但人穷志不穷。她刚刚敏感到了她和亲家之间的差别，她全部的神经便被紧急调动起来，决心要捍卫自己贫穷的尊严。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用这种口气对周围所有的人说话。她时刻高度警惕着，随时准备还击敢于冒犯她的人。
舅舅愣在那里。他听不懂她刚才说了些什么。他只是从她战栗的眉眼和涨红的脸上断定，她那些奇怪的话语分明不甚友好。
我姐姐到哪里去了？他只好先将话题岔开。
叫你姐姐来也呒用哦。她回答。她误认为他想叫姐姐来核实关于丝绵被的事了。他想让他的姐姐来给他撑腰了。他还要挑拨她们婆媳的关系哩。于是，紧接着她又说了一句：没有这条被子我也冻不死噢！你以为稀奇？
最后这句话，恰恰被舅舅听懂了。在洛舍素有“小钢炮”之称的舅舅，当即火冒三丈。他已容忍了她刚才那一连串令他摸不着头脑的话，而那些话毫无疑问都是在指桑骂槐。他觉得自己的忍耐已到了极限。既然是冻不死、既然是不稀奇，难道还有硬要塞给你的道理？于是舅舅一怒之下，三下五除二，卷起了床上的那条丝绵被，夹在腋下，气冲冲夺门而去，将楼梯踩得咚咚直响。又回头大喊一声：你这个老太婆，不讲道理！
偏巧我外婆几天后来杭州看病，在我妈妈教书的学校宿舍小住了几日。妈妈不想让外婆看见她婆家的窘境，加上语言不通，自然就没有安排亲家之间的互访，却又在无意中对奶奶说起母亲来杭州的事，奶奶便认定了那天舅舅所为，必是受我外婆挑唆。她将丝绵被的风波迁怒于我外婆，而外婆等于舅舅、舅舅等于外婆，他们商量好了合伙来欺负她这孤儿寡母，自然是为了离间她的儿媳，使我的妈妈疏远她厌烦她从而不再孝顺她这个婆婆，以便有借口不再与婆家人同甘共苦……
这实在是一桩心造的冤情。糟在没有审判的法官。
奶奶从来都是一个制造理由的能手。在她长达九十年的漫长生涯中，她始终表现出抽象思维的天才。那条丝绵被给了她充分想象的余地，使她有机会编织起一个合乎自己需要的逻辑之网，将我的妈妈、外婆和舅舅，从此一网打尽。
那条无端生事的丝绵被，后来被妈妈重又送还给奶奶。妈妈责备了弟弟，还得向婆婆婉言解释。奶奶十分勉强地接受了妈妈的道歉，然后骄傲地把那条丝绵被作为褥子垫在床上，执意将那轻柔的丝绵，在她的身下一日日压成一块坚硬的棉饼。
奶奶似乎是赢了。赢得有点恶毒。
外婆默默无言。但外婆不能原谅。
吐丝的蚕，织被的茧，却不防从中飞出了一只惹是生非的蛾子。
似乎就是从丝绵被的风波开始，奶奶和外婆这两个外乡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十分微妙。语言的障碍突然降为次要，另一种富人与穷人的心理落差，循序上升。丝绵被便是她们之间不平等的明证；在外婆一方，因此而有了轻视的权利；在奶奶那一方，因此而有了嫉妒与否定；贫富之怨成为一股回旋的冲击波，空穴来风，构成了我们家庭内部，几十年中一场隐形的“阶级斗争”。
有阶级就会有斗争。千万不要忘记。
外婆和奶奶这两个本不相干的老女人，并非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是因着儿女的一根情丝，就此狭路相逢，走到一起来了。天地很小，小得只有一间陋室，然困兽犹斗，窝里犹斗，其乐无穷。她们并不因对方都是丧偶的寡妇而同病相怜，也不肯为外界的险恶景象、为儿女政治上的不幸遭遇而相濡以沫。她们将自己的种种厄运和日积月累的心理伤痛，暗中归咎于对方；在相互的憎恨中，获得小小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