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

以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径自离家北上，去了北大荒的一个农场。那是“文革”第三年的夏天。

我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写信同外婆告别。我似乎连想也没想过这事。许多个月以后，妈妈来信说，外婆对我的走尤其伤心，难过得头发都白了一半。她说那个地方那么寒冷，应该给我做一件丝绵背心，再把舅舅的羊皮袄也带上。她说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

我走的那一天，奶奶倚在门框上，看着我收拾行李。她看得津津有味，脸上浮现出十分罕见的微笑。末了，她送给我一句临别赠言，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人都住在城里不去种田，以后人都吃什么呢？你去当农民，这是做人的本分。

她把自己排除在外，好像完全忘了自己住在城里这回事了。

外婆和奶奶，便是如此的南辕北辙。

我从此退出了外婆和奶奶多年的纠葛，在几千里之外的北大荒默默耕耘，关于她们的情况，我仅从家里的来信中，断断续续得知一些。后来有了探亲假，我每年回杭州，同她们有过短暂的相处。也是若即若离，一直到她们相继过世。

时隔多年，但她们生命中最后的影像，却依然清晰如初。

外婆晚年最后的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安逸。

外婆在洛舍镇上平安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没有人找过她的麻烦。但由于妈妈长达三年之久的隔离审查，外婆终日担惊受怕；加上我的突然远行，和那个她越来越无法理解的社会，外婆明显地衰老下去。妈妈和舅舅都不放心她独自一个人再在洛舍待下去，一再催她搬来杭州，与舅舅舅妈同住。

这一次，外婆没有再坚持她要老死洛舍的诺言。也许她真已觉得力不从心。她退了租房，卖掉了老家仅剩的几件家具。许多年前曾寄放在别人家的那些东西，早已在年长日久中，无形归属了那些亲友，她连索要的意思都没有。就像当年外婆两手空空离开那所老宅一样，这一次外婆两手空空地离开了洛舍，告别了她曾经生活大半辈子的水乡小镇。

外婆走得很坦然。昔日的财物早就散失殆尽，七十高龄的外婆在离开老家时已一无所有。半个世纪来，她从一个小小的有产者，彻底沦为一个“无产者”，她心底究竟有着怎样的感慨呢？

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清晨，舅妈挽着外婆的胳膊，踏上小镇码头上轻轻晃动的船舷。“春舟”驶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从盛夏般的壮年、金秋似的暮年，最后驶向雪花纷飞的严冬。她选了一个靠近甲板的位置坐下，然后静静地望着窗外，眼前是她几十年来看得太熟稔的河港，春水已漫上堤岸，拍击着浸在水里的一根根拴船木柱，木柱已被水流朽蚀得千疮百孔，却依旧稳稳伫立。她想起五十多年前，一条载着嫁妆的小船从湖州城里摇来的情形，那一天喜庆的鞭炮快要把人的耳朵震聋了。那一天她没有想到，这儿并不是她最终的停泊地。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还将开始一次冬天的旅行。

小火轮呜呜鸣笛离岸，送行的人渐渐远去。轮船拐了一个弯，将碧波粼粼的洛舍漾抛在身后，汇入了水天茫茫的大运河。

那个瞬间外婆心里忽地掠过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她想到了她的名字。春舟抑或是命中不该离水的，而她将要被送上岸去。那个城市有西湖有钱塘江，但那不是她的码头，不是她生生不息的水乡，她看不见水下的暗礁和险滩，也许她的船将被永远搁置在那里。

外婆灰暗的目光在洛舍漾的尽头久久停留。她悄悄叹了口气，她想自己是不会再回来了。

舅舅家住在西湖区灵隐上天竺街边的一所民宅。因舅舅所在的工厂，“文革”中占用了上天竺的大殿，厂里的职工便都搬到这风景区就近而居。那地方四面环山，清幽寂静，有潺潺的小溪从山间流过，秋天桂花开时，落在溪涧里，连溪水都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外婆很喜欢这个地方，她说这儿不像城里那么气闷。到了星期天，妈妈爸爸和妹妹常去看望她，也使她很得安慰。现在她既能在杭州与儿女儿孙们长久团聚，生活上又有舅妈悉心照料，更重要的是，她还终于摆脱了那个广东奶奶的语言轰炸，再不必受广东咒语的折磨。外婆有一种被解脱的轻松之感，那时的外婆心宽体健，勇敢地做了一次胆囊手术，面色越发地红润。还常常一个人走到山边的茶叶地去，采些野荠菜回来，拌上肉馅给全家人包馄饨吃。

谁也不会察觉，外婆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永远离去的准备。

因为上天竺是一座山。山间清清的小溪，终究载不动只能在运河里荡漾的小船。

而在她，一生中辛苦养育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连孙儿孙女都已齐全。她已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了。她已具备了撒手西归的资格。

一个无产无业的人，在这世上自然是无牵无挂的。

我相信自己是第一个察觉了外婆想法的那个人。

每一次从东北回杭州探亲，到家后的第二天一早，我便上山去看望外婆。我能给外婆带去的东西，仅是一些东北的大豆、黄花菜和木耳什么的土产。外婆总是说下次不要带了啊，这么远的路，背着太重了嗬，人回来就好了。她一边开心地呵呵笑着，抚摸那些东西的手，已有些微微颤抖。外婆表示她疼爱的方式，就是让舅妈给我做许多东北吃不到的菜肴。那时外婆已将她所有的烹调绝活，一一传授与我的舅妈。我贪婪地大吃千层包、鱼丸子、酱煨蛋和油爆虾，一直吃到实在连一口也再吃不下了为止。外婆坐在桌旁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嚼，一边问着关于东北的大炕、窝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遥远的北大荒，对于外婆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语。

那张冒着热气的红木折叠圆桌，从我童年少年一直到成年，始终与外婆连在一起。我在桌旁大啖美味，而外婆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我——在我后来关于外婆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镜头，一幅永远的画面。

天黑下来，我该下山回家去了。外婆撑起身子，送我到楼梯口。窗外小溪的流水声，如雨帘潺潺，遮盖了外婆轻轻的咳嗽。空气中飘浮着松针和香樟树的气息。我说外婆你回吧，当心着凉。外婆站住了，黄昏时阴暗的楼道里，传来外婆苍老的声音：

下次你回来，还不知会不会看到外婆了……

我的心里倏然一颤，掌上渗出一层冷汗。我说外婆你不要胡想啊，你身体蛮好，要活一百岁呢。

外婆摇摇头。然后她急切地说你快走吧，骑车路上小心点。

我察觉了死神的阴影已在外婆头顶盘旋，但我不能相信。家境正在一点点好转，我多么希望外婆健康长寿，让她在晚年能过几年舒心的日子呵。

以后我每次回杭州，临别时，外婆对我说的，都是同一句话。这句话重复了好几年，但每一次我都看到外婆依然健在，还能帮舅妈做些简单的家务。除了慢性支气管炎，她很少生病。外表健康的外婆使我们大家都放松了警惕。1976年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外婆把它放在床头，闲时还常常拿起来翻阅。我不记得她曾对这本书发表过什么意见了，但她总是把它放在床头那些连环画本和故事书的最上面。可惜那时还没有恢复稿费制，我的第一本书，没有能与外婆同享哪怕一分钱稿费，是我一个永远的遗憾。小学五年级那年，我曾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一篇习作，得了十元钱，妈妈用其中的五元，为我买了一套前苏联维·比安基的《森林报》，其余的五元，妈妈让我给了外婆。幸亏妈妈曾经教给我这样的孝心，否则我的内心将永无宁日。

那段时间外婆常说，你还是调回南边来吧。到洛舍乡下去，总是离家近些有个照应。我让洛舍的人给你想办法。我摇着头。外婆的眼神几近哀求，但她很快发现哀求并不奏效，以后也就再不提此事。

你下次回来，还不知会不会看到外婆了……

那声音一直在我耳边震荡。远在北国的日子，我常常会突然一惊一乍，毫无来由地满头大汗，又浑身阵阵发冷。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有一天当我回家时，外婆会真的不在了。

1979年初冬，哈尔滨城已是漫天皆白。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从作家协会下了班，同往常一样，走在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拆开了那封厚厚的家信。

一块黑纱从信封里掉出来。

黑纱在白色的雪地里，黑得像茫茫波涛里的一只小舟。

那小船在平静的水面上慢慢沉下去，沉下去，波浪将它一点点淹没，重又合拢。水波弥合了小船的最后一丝踪迹，像是河上从来就没有驶来过这样一叶扁舟……

我的眼泪落在洁白的雪地上，积雪化成一个个深深的雪坑；我的眼泪冻凝在脸上，结成晶莹的冰珠。我的眼泪即使流成小河，也无法打捞起那条沉没的小船了……外婆终于是去了，在一个寒冷的冬日。

妈妈在信上说，外婆去世很突然，那几日她觉得不适，让她去医院，她总是推辞。等送到医院，第三天就已不省人事。偶尔清醒的时候，她只是说她觉得冷，她想盖上家里的那条丝绵被。除此她再未向家人提出过任何要求，也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七十八岁高龄的外婆是在一个深夜里悄悄走的，走得很安静很平和，好像生怕打搅了她至亲至爱的家人。她甚至没有提出土葬，一切后事的安排，对她来说都已淡漠都已释然……

妈妈说，外婆火葬时，她没有忘记给外婆盖上她那条心爱的丝绵被。蚕蛹化蛾，火中涅槃。外婆在另一个世界不会觉得寒冷了……

外婆就是到死，也没有给家里的人添太多的累赘。她去世时的情景如她一生为人的风格，她一辈子都在给予，直到生命的最后。

我站在雪地里，将那条黑纱郑重地箍在棉衣袖子上。风好大，绿色的棉袄上那黑色的纱环，像小舟的残骸，被风浪冲至岸边，迎风肃立，如一座永久的丰碑。

那条黑纱在我的袖子上佩戴了整整一年。冬夏寒暑，天涯海角，亲爱的外婆都将与我同在。

她就是我的唯一的真正的亲外婆——这一点我从小便深信不疑。没有任何别的外婆能够代替她。外婆一生中对我的挚爱，使我一向对唯家族血统之类的观念极其憎恶。

我不知道广东奶奶对于外婆的死，有过什么精辟的论述。评论是一定有的，只是她不便说出来。外婆的逝世，使奶奶一时失去了对手，她的生活顿时变得暗淡无味。

但她不相信死亡的结局，最后也终于会轮到她。她从不这么认为。她决定长久地活下去，她必须活得比那个洛舍女人长久得多。外婆活着的时候，她和她之间，输赢各半，似乎并未决出最后的胜负。那个外婆最终厌烦了这种争斗，于是抢先走了一步。那么，如果她能够长寿于人世，一直活下去，她就是最后的赢家了。

奶奶重新确立了她的奋斗目标。冥冥之中的外婆又一次成了奶奶的假想之敌。战胜死亡就是战胜外婆，不获全胜，她决不收兵。

继续生存下去的欲望使她很快振作起来。她的心情愉快、勇气倍增，每天每时每分每刻都活得有滋有味。如今每一口食物每一次睡眠每一声呼吸每一滴尿液，都越发不能有丝毫懈怠。

外婆去世后的第二年，爸爸多年的冤假错案终于平反改正。爸爸将他恢复党籍的消息告诉奶奶时，奶奶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噢，天开眼啦！

爸爸回到了省报，一家人也搬回了省报宿舍的一套单元房中。逐渐好转的家庭经济状况，为奶奶晚年的健康提供了她所需的条件。既然是天已开眼，她可以毫无顾虑地实施她的长寿计划了。

我每次回杭州家中探亲，亲见奶奶每天的作息时间表，被她编排得极其严格并极其科学：早上九点——起床；漱洗完毕，早餐，牛奶或豆浆加两片饼干；十点至十二点——在阳台上晒太阳，或静思默坐、闭目养神；十二点——午餐，煮烂的面条，加蔬菜和肉类；十三点至十五点或十六点，午睡，雷打不动；十六点至十八点，起来后喝水，过一会，吃一只香蕉以通大便，然后在房间里散步或自我按摩；十八点至十九点，同下班回家的人略作闲聊，晚餐是煮烂的面条或是稀饭、馄饨，加蔬菜和鸡蛋或鱼；十九点半左右，由家里人打水洗脸洗脚或擦身；二十点，准时上床就寝。

在奶奶的床头，放着一只闹钟。她的每一步行动，都听从时针的安排和指挥。日日月月年年，一如既往，精确无误。精确到你只要看看奶奶在干什么，你就能知道现在是几点钟，绝对没错。

这样算起来，奶奶每天在床上的休息时间，总共是十六个小时左右。她从不锻炼，认为静养是最好的保健措施。她对食物的要求较为苛刻，觉得米饭对消化不利，只有煮烂的面条最宜吸收；肉类当然不可缺少，否则会造成大便干燥；假如有一餐恰好无肉，或是饭菜不对口味，她吃一口就把碗和筷子放下，径自回房，绝食以示抗议。奶奶活着的很多年中，她的饮食使我父母颇费心思。每餐每顿都得单独另做，既要符合营养标准还得利于消化。幸而小叔叔常常来为她洗换衣服，打扫卫生，爸爸妈妈才得以减轻些负担。奶奶许多年前就不干任何家务了，除了吃饭，她从不动手做任何事情，她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享享儿女清福，否则她生下这四子一女，不是白白辛苦么？

奶奶晚年时唯一的兴趣是收集纸片。有字的没字的统统喜欢。她把它们一张张摞起来，放在床头和床底下，却从不欣赏它们。

外婆去世后，奶奶的歌谣戛然而止。她好像已对它们感到了厌倦。更多的时候，她坐在椅子上久久沉思默想，整天一言不发。她只喜欢和我妹妹交谈，妹妹对她那些奇奇怪怪的理论，从来都敷衍得很好。

终日无所事事的奶奶，在她自己如此孜孜不倦的保养下，一直到将近八十岁时，仍是耳聪目明、腰板笔直。她脸上的皮肤滋润，颧骨两侧总是飞扬着一层淡淡的红晕。

年轻时曾有“肥娥”之美称的奶奶，到了晚年，却一直保持了苗条的身材，精神矍铄，目光炯炯，是那种标准的长寿老人的体型。

有亲戚朋友来做客，总是夸赞她好福气。羡慕她有这样孝顺的儿子和媳妇。对于这一点，她从来不做回答，不置可否。

渐渐地她开始向爸爸诉说她周身的疼痛，彻夜难眠的苦处。她开始生病，卧床不起，汤汤水水的，都要转移到床上伺候。去医院检查，却又查不出什么明显的病症。那时爸爸和妈妈都已是六十多岁的年纪了，还有自己想干的工作，整日忙着照顾奶奶，弄得心力交瘁，焦头烂额。不得已，爸爸终于设法为奶奶请来了保姆。

那几年我回家，每次都会见到一位新换的保姆。原来那个保姆呢？我问。爸爸总是回答说，因为你奶奶说她不好，她不满意，辞了。

我记不清那几年换过多少次保姆了，却是个个不能让奶奶称心。她说这个手势太重、说那个不讲卫生、还有说话的声音太响吵她休息、还有做的饭菜难以下咽，诸如此类等等等等。奶奶说不定是具有特异功能的——她能够在这个房间里，听见保姆在另一个房间里，用嘴巴对着茶壶嘴喝水，而不是用杯子；她能感觉到保姆躺在床上休息时，把穿着鞋子的脚搁在床单上；她还能发现保姆偷吃了鸡蛋，把蛋壳用抽水马桶冲走；她说保姆偷了她的纸片，好拿回去当手纸……

挑剔保姆控诉保姆，并向每一位来访的客人告状，最后辞退她们，成了奶奶生活中周而复始的内容。

保姆说从没见过这么难伺候的老太太。你请我走，我还巴不得呢。

爸爸不堪其苦。有一次忍不住愤愤说：奶奶这个人，就好像天下的人都欠着她似的。

请了保姆倒比不请还麻烦，最后还是只能让爸爸妈妈和妹妹，亲自来照顾她。我想她也许根本就是不想让一个外人来伺候她，她认为只有儿子和媳妇照料她，才是安全可靠，又合乎孝道的。至于儿女们会怎样劳累和辛苦，那是他们的事情。

那一次奶奶又病了，我恰好要回东北去。我走到她房里去向奶奶道别，那会儿妹妹刚刚为她打过针。她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嗯了一声。我说奶奶你要多保重啊，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她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我，说了一句话：我不会那么快死的，我死不了呐，你放心好了。

我有些尴尬地在她床头站了一会儿，不知说什么才好。一会儿，她就发出均匀的呼吸，很快沉入了梦乡。我望着她依然红润的面孔，脑子里突然跳出了小时候在咯舍镇上，曾见过的那个地主婆躺在竹榻上抽水烟袋的形象。地主婆——我差点就脱口而出。我觉得奶奶简直就像是一个地主婆。真的，她和书上写的那些养尊处优、刁难仆佣的食利者阶级实在没什么两样。那一刻我为自己如此大逆不道的想法吓了一跳。不管怎么样，奶奶曾经可是一个真正的劳动者啊。

一个穷苦的劳动人民，到晚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车轮轰鸣的旅途中我想来想去，总也想不明白。我绝对无意冒犯和诬蔑我的奶奶，这对我毕竟没什么好处。一路上我只是感到一种莫名的痛苦，我不知道教科书和真实的生活谁更正确？很多年中，教科书上所说的那些关于有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本性——恰恰在我们家里，外婆和奶奶所代表的阶级本性，是一个显然错位的范例。

也许贫穷实在不是一种值得骄傲的事情。贫穷会孕育怨愤，苦难更多地滋生仇恨。

也许财富并不是万恶之源，富裕能予人更多的宽容和仁爱。

我对“阶级”一词的深恶痛绝，便是这样地来自我多年的亲身体验。晚年的奶奶更充分更全面更立体地展现了她的“本性”，但那不属于任何“阶级”，只属于她自己。好好坏坏、美善恶丑，均由她的本性和天性使然。

奶奶地下有知，切莫怪罪于我。奶奶使我对人性一词幡然醒悟，我对她亦抱以奇妙的感激之情。

以后的日子，不断收到家里的来信，多次告知奶奶病危。但时隔不久，奶奶总是重又转危为安，全家人如释重负。奶奶似乎从不惧怕死亡的威胁，一次又一次地将死神从她的身边赶走，一次次在生命的边缘极力挣扎，一次次创造了死而复生的奇迹。她不想死，她还没有坚持到最后。她必须履行自己当初的诺言，成为这个家庭永不覆灭的主宰，成为那场竞争中唯一的胜利者。

但死神终于已是等得不耐烦了。它开始催促她上路，驱赶她上路。那些日子，奶奶开始进入了老年人临终前那种“谵妄”的状态。她整夜地说胡话，喃喃梦呓变成了尖声的喊叫，她不停地用手抓东西，抓自己的头发。开着灯她说太亮，关了灯她说太黑；后来开着灯她说太黑，关了灯她又说太亮……爸爸妈妈每天半夜无数次地起床照看她，为她换下大小便失禁的床单。如此折腾了好几个月，她仍然坚持在人间徘徊不去。她大声叫喊说她还没活够，她不想去死啊。

奶奶以她一生固执而顽强的秉性，在最后的岁月里，谱写了一支关于生命的歌谣，可谓惊泣鬼神、震天撼地。我们眼看着她所忍受的折磨和痛苦，却不能不佩服：她虽然并不热爱周围的人们，但对于人世，仍有一种无限的眷恋之情。

我在四十周岁生日那天上午，接到了家里从杭州打来的电话。妹妹说奶奶刚刚去世，十分艰难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我不懂奶奶为什么要在我生日那天死去。也许这并不是她的选择。她选择的是生、是活，是继续存在，而不是永远消失。

奶奶同样也没有留下遗言。她不相信她会死。她不留遗言，是因为她还没有准备好，她不甘心就这么到另一个世界里去。

但奶奶终究是兑现了她的心愿。她享年九十高寿，比我的外婆整整多活了十一年。

外婆和奶奶相继去世了。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就此了结。化作袅袅烟云，消散在城市污浊的空气里。

奶奶被安葬在杭州市郊的半山公墓。一个雨丝绵绵的春日，我们全家人去为奶奶扫墓。

远远望去，半山公墓一座座灰白色的坟茔，从山脚铺到山顶，密密麻麻地占据了这一带连成弧形的几座山坡。墓碑如林，整齐划一，像一座微缩的宿舍小区模型。雨雾中，点燃的香烛冥纸，阴沉的火光闪闪烁烁，缕缕烟尘从坡上低低地升起来，弥漫在一块块大同小异的墓地四周……

找到奶奶的墓，很费了一些时间。尽管爸爸已来过多次，但满山遍野千篇一律的墓型，还是使他多次绕弯。奶奶几乎是从那一大片墓碑中，突然自己跳出来的——她就站在我们面前，两只凹陷的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一如她生前那样，目光犀利而傲然。

面对奶奶墓碑上镶嵌的遗照，那一刻我惊讶、我肃然。

遗照上的奶奶鹤发童颜，神采奕然。她的皮肤充满了鲜活的弹性，额头闪烁着智慧的光泽。她用她敏锐的眼睛，超然蔑视着苦难的人生，飘飘欲飞，大有仙风道骨之气。她的目光依旧锋利，但少了些许憎恨，多了几分温和。她将她生命中最光彩最生动的那一瞬，留在了人间，留给了我们。

爸爸说那是奶奶生病以前，一位记者给她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奶奶的遗像下，刻满了她儿孙们的名字。长长的一排。

如今奶奶就葬在这么一大片陌生的亡灵之中，无可奈何地聆听着来来往往的扫墓人的喧闹，接受各方的祭拜人，悼念先祖阴魂的烟熏火燎。黄嫦娥——那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内心永远寂寞的月里嫦娥，从此要在这里安息。孤独地安息在异乡的土地上，成为一个永远的异乡客。

她的目光越过墓园的秃山，往遥远的南粤，飘忽而去……

九十高龄而卒的奶奶，在这世上差不多度过了一个世纪。这百年间，中国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一次次革命的风暴，人事沧桑，是怎样安排和影响了她的一生的命运？我想奶奶终究仍是不明白的。

奶奶是一个百年混沌。而外面的世界，也许还将千年万年地混沌下去。

在如此拥挤的地宫里，仇恨和纷争还会不会发生呢？我不知道。

我在她的墓前久久肃立，细雨洇湿了我的衣裙。

那几年中，我和妈妈曾几度去洛舍看望外婆。

外婆的墓地在一个叫做砂村的荒山上。从镇上去砂村，要经过一条河边的渡口。

那也是一个雨天。春寒料峭。乡村小路旁茁壮的蚕豆秧，已开出了紫色的豆花，一瓣一瓣地沾在我的裤脚管上。雨渐渐下大溅起串串泥点，淋湿了提篮里的纸钱和香烛。河水突然变得湍急，白浪翻卷，漩涡连着漩涡。下潮圩渡口的石阶上，站满了等着摆渡的乡民。然而唯一的渡船却被激流拦在对岸，根本无法撑过来。我们在渡口等了很久，天暗了，雨仍然不停。即使过了河，离砂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带我们去的阿青舅说，山上路滑，去了怕也是找不到了。

灰暗的河水奔涌直下，然而茫茫上游滔滔下游，上无古人下无来者——没有一条小船。

没有船。再也没有船了。苦海无边，但小舟已沉没。

我和妈妈站在大雨中，只能和外婆隔河相望。我们朝着河对岸砂村山的那个方向，深深鞠躬默拜。那个瞬间我听见了外婆的声音——她说你们不要这样在泥水中爬山来看我，我领了你们的心意。但人死如灯灭，记不记得都不要紧了。

那个雨天，外婆就这样把我和妈妈拦截在河边的渡口。外婆说你们回去好了，我不是常常在梦里去看望你们的么？这地方太荒凉，以后还是不要来了……

许多年中，我漂泊四方，浪迹天涯，但无论在何处，我都会梦见外婆。外婆从不说话，外婆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像一只无声的舢板，从我脑海里轻轻划过，消失在海的深处。我曾无数次地梦见外婆，每次梦见外婆，醒来后我长久地回想着梦的情形，总是怅然。

但是第二年的清明，我们全家人还是又一次去了砂村。爸爸妈妈妹妹，还有我和我的丈夫孩子。

这一次外婆不再阻拦。那一天天气晴朗，砂村村里新盖的房屋，玻璃窗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山下的油菜田遍地金黄。沿着山路寻去，山上却秃得凄凉，一株歪斜的乌桕树下，只有几棵小草匍匐。没有映山红，也没有鸟鸣。路边均是无主的荒坟，四下悄无声息。

于是静寂的山坳里，爸爸突然爆发的哭声便如惊雷炸响，在空中激起了长长的回声。

爸爸扑倒在外婆的坟前，涕泪满面，痛哭不止。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看到爸爸大哭。他哭得伤心欲绝，惊天动地。在他喃喃的哭诉中，我听出他无限的凄楚与悲哀，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

外婆死在爸爸平反之前。

外婆没有活着见到老天开眼。

外婆生前，用她健壮的肩膀，支撑着妈妈的艰辛，几乎分担了妈妈一半的苦难。外婆为这个家付出了最多最多，但外婆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索求，就这样匆匆地淡淡地走了。

那是黎明前最后一段黑暗的日子。外婆若是能再等一等，她会看到这个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没有辜负她一生的期待。那会给予她多大的安慰啊……

施恩不图报。但另有一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然而当我们终于有能力来报答外婆的时候，外婆却已离去。永远永远。

我默默站在一边。我欲哭却无泪。

一片白云轻轻飘过，小草在微风中瑟瑟摇动。我看见外婆手里拿着一张浅绿色的汇款单，笑容满面地从镇上的小街走过。她似乎有意将那张单子拿在手里，任风把它吹得哗哗作响——春谷嫂，做什么去呢？路边的熟人问。——去邮局，我外孙女从东北寄钱来给我了，喏，你看这汇款单……外婆逢人便道，她喜气洋洋地穿过街市，走向镇西头的邮局。那天是外婆的一个节日，在她的一生中，这样的节日并不很多。外孙女的赠与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她从未要求过。

那是一张十五元钱的汇款单。而且，只寄过一次。

外婆坟上的青草，被我一棵棵拔下来，揉成了碎片。我没有什么可对外婆说的，我是一个无桨的乘船人。

外婆就这样静静地躺在砂村的荒野秃山上，将与我慈爱的外公一同度过永远。外婆那年在杭州去世后，她的骨灰被送回洛舍，在砂村的祖坟地与外公合坟。她最终还是没能回归于水，而是被置于山峦之中，化作一抔泥土，滋养生息着运河的浪花。

那个阳光灿烂的春日，我们全家在外婆外公的坟前长跪不起，深深叩拜。临走时，我们在外婆与外公的墓前留影。碑上没有镶嵌外婆外公的相片，照片上只有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和一块孤零零的墓碑。

坟上唯有泥土。没有欢笑，也没有仇恨。

现在轮到了我的爸爸。一个本名张其霭，后改为张恺之，并拥有诸如白怀、丁惕、亦飘萍这样许多笔名的人。

爸爸是这个故事的最后一部分。与妈妈的经历恰恰相反的是，他的命运本该由一条红线从头到尾贯通到底——无论是出身还是对于道路的选择，他都应始终笼罩在一片红彤彤的光芒之中。

然而鲜血只有当流动在血管里的时候，才保持着鲜红的颜色。一旦那些被杀戮被宰割的生灵，血肉横飞之时——鲜血溅于蔚蓝的天空，天变成了红彤彤的天；鲜血流入焦黑的土地，地变成了红彤彤的地——唯有残留的斑斑血迹，在空气的朽蚀中渐渐发乌，然后如墨如黛如黧如玄，在长达三十年的岁月里，将他涂抹成一团漆黑。许多年中，他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失去了色彩的世界上，他像一个黑色的阴影，覆盖了这个家庭中所有的人……

当历史还其本色之时，他一头黑发却已花白。唯有黑色的双眸，依然明澈依然犀利，默默注视着脚下这片黑色的土地。

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对于爸爸一直感到陌生。他总是不断被驱赶到杭州以外的地方，在风雨中来来去去。简陋的家，只是他一个歇脚养伤的客栈，好让他醒来时，有力气舔干伤口的黑血，等待着长夜将尽，明媚温柔的阳光终能照耀他的那个时刻。

许多年中，我甚至没有勇气仔细地打量过我的爸爸。我总是怀着莫名的恐惧，远远地躲避着那团黑影。每当他在家那很少的一点时间里，他总是不停地教导着我。像一个老师，审视着我种种细微的缺点。在他不断地写着申诉书的那些年里，他的脾气暴躁，不苟言笑，既不微笑也从不给人赔笑，好像笑容都已被岁月过滤。他总是昂着头，动作敏捷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走在路上，也是这样一种不屈不挠的姿态，老远就可望见，一派目中无人。爸爸不说话的时候，紧抿的嘴角上显出庄严的沉思态，令人敬而远之。

我终于见到爸爸的笑容，是在1980年以后。那天他伸出手亲切地拽了拽我的小辫子，差点把我吓一大跳。这么多年中，他从未对我有过一点亲热的表示，每次我见到人家父女间嬉闹的情景，就会有一种淡淡的失落和嫉妒。我总是奇怪，妈妈当年怎么会爱上他的呢？

那天他忽然变得和蔼可亲，平日脸上绷紧的线条一根根舒展开来。他说：现在是到了可以给你讲一讲的时候了。现在你应该知道整个历史真相了。

那是一个秋日。干爽的风掠过楼顶，窗外的树叶像下雨一般纷纷飘落。爸爸的故事淹没在枯叶的飒飒响声中，时断时续。久远的往事，如同片片凋敝的黄叶，在树枝上挣扎着，旋转着沉重坠地。又如一堵残墙，完整地崩塌，一块块碎砖砸在我的脚边，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后来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很多年中，我熟读了他的激愤，却很少听见他叹气。

他叹着气说，算了算了不讲了，平淡无奇，只不过是平淡无奇，这样的一辈子，自己想想都没意思，连讲都不要讲了……

我说其实你不讲我也是知道的。我早已和你们共同经历了那一切苦难。我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见证人。

他摇着头。他说那毕竟不是一回事。后来他站了起来，他说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那是我仅存的一件资料了。作为一个短命的新闻记者，我曾经写过几十万字的文章，到现在，劫后余生，最后只留下了这么一点文字。你拿去看看，也许对你有用。你是一个见证，而它，正因为不会说话，应该是一个更加真实的见证。白纸黑字，或许你能从中读出什么对你有些启发的内容来……

黑字？白纸。在秋天昏黄的落叶里，我就此又同黑色相逢。

那是一本用十六开的稿纸装订成的报纸剪辑。每一份剪报都已被翻拍成照片，边缘修剪得十分整齐，贴在每页稿纸的正中。灰白色的照片上竖排以及繁体的铅字，说明那些文章来自很久以前。

封面上，爸爸用秀丽的毛笔字写着：

《摧枯拉朽集》　张恺之

——《当代晚报·朝花夕拾》时事杂评选辑

翻开第一页，是一个“说明”。上面写着：

这是1948年3月至1949年4月底，我在杭州任《当代晚报》总编辑时，为一版专栏《朝花夕拾》所写的时事杂评，不署名，每天发一篇（有时两题），基调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冷嘲热讽，揭露其丑恶面目，激发群众对反动统治的憎恨。题材广泛，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影响。全部合计约三四百篇，至少二十万字以上。这是不久前在杭州日报资料室保存的《当代晚报》合订本上拍摄的极少部分。（原剪贴稿在审查中全部上交，已被遗失）

1981年6月14日

我小心地翻开它，犹如走进了一座封存已久的仓库。灰色的地面上处处落满尘埃，只有蚂蚁般密密麻麻的文字，像一只只燃烧着的煤球，从历史的炉膛里滚落出来。

那个夜晚我在灯下细细地阅读着它们。风已平息，四周沉静。落叶安详地匍匐于树根，城市忽然变得空空荡荡。面对窗外漆黑的夜空，稿纸窸窸掀动的声音，在灯下显出几分寂寞。

我读着。字字句句行行篇篇。遥远陌生，却又似曾相识。

没有流血，却读出了鲜红；没有墓穴，却读出了黑暗……

它们在我眼前游移、徘徊、沉浮升降，又重新组合。终于将那些凄惨的故事，一个个串联起来，从少年到中年直至老年。它们时而像一个提示，时而是一个警句；有时作为一种注释出现，还有的时候，竟然无意地，被后来所发生的故事，不幸而言中了。

那些不幸言中的文字，我想不会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历史本来就是在不断地重复，一如我的名字，否定而又否定。这种重复，在本质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悲哀只是在于，如若一个人恰恰生活在螺旋形上升的线条之间那一段平行的焦点年代，他到达一生跋涉的终点时，却发现这只是当初起跑的出发地，那么，难道他竟然是为了一种历史假象，浪费了整个一生么？

爸爸自己如果悟出当年他那些激扬的文字，隐藏着如此的奥秘，并被他后来的命运所一一印证，他会如何的啼笑皆非呢？

我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来写出那些已被人遗忘的故事。